余冬序錄 · ●卷三外篇
三代而下，祭法弗備。郊祀之禮，惟我朝為有常，而郊禮之制，亦惟我朝為有體。朱子說宋郊天帝，其數有十。漢時，祀太乙即是帝。而今又別祀太乙，郊台階級兩邊足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是神位，更不通者。夫宋一朝，不能三四郊。太宗在位，得五郊，宋人頌德焉。其祀典無稽，壇所創置，又草草乃爾。金帛駢肩，將以誰為。此則我祖宗禮制，真萬世之所當遵也。
郊壇天地之祀，國初定製一如周禮。冬至祀天於圓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以仁祖配。行之既久，風雨不時，天多變異，洪武十年，聖祖因覽群議，獨斷於衷，始定合祀之典。即圜丘之舊壇，覆以屋，名大祀殿，每歲正月擇日而行禮焉。十二年，始合祀大祀殿，仁祖配如前。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岳、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十四壇。二十一年，又增脩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為台，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壝。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為壇二十，亦東西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每歲正之吉，天子躬祀殿內，群臣以命各獻二十四壇。三十二年以後，大祀殿更奉太祖高皇帝配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太祖配如前。洪熙元年，奉太祖及太宗文皇並配。
大學士丘濬云：「《虞書》肆類於上帝。所謂『類』者，紀舜受命初，其祭告於神，皆類合於上帝。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中。猶《中庸》所謂，郊社之禮不及后土，注謂其省文耳。分祀天地之說，始見《周禮·大司樂》，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而各從其類以求之，庶得其神來享，然皇天與后土對。六經言天，必及地。孔子言郊必及社。天地並祭，蓋即父母同牢之義。而昔之議者，乃以為瀆。一年之間，夏在冬前，若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虞、夏祀帝之禮與時，今不經見，惟周祭天用冬之日至，蓋成周以建子月為正歲，歲之首祀天，而午以祀地，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義起亦可也。類於上帝，經有明言。祀典之載於《纐》莫先於《舜典》，舍周從虞，抑何不可？《虞書》之謂『類』者，安知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分祭之說，他經典不載，惟《大司樂》篇有之。《周禮》文有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禮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社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其時其言，冬至、夏至，圜丘、方丘，亦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職掌邦禮，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宗伯吉禮止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作器始言之，豈非所行之禮則一，而用以禮神之器則兩乎？司服掌王服，止有祀昊天服裘冕之文，無有所謂祀后土服，豈非合祭天地，其神則兩，而主祭則一人乎？《周禮》，先儒嘗謂其書非盡出周公，《司樂》之言於樂律，自相背戾，不足信。彼於論樂既如此，禮又可深信耶？《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蘇軾《非郊議》援此為證，朱子不然之。朱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設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祭天曰『郊』，而祭地無其名。《虞書》之『類』，《周禮》之『社祀』，皆未嘗及后土，豈獨此詩哉？」
春按祭法，古人有舉其一而該二者，舉重以見輕。言郊祀天，則地在其中。言社則稷在其中。《周書·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馬融注謂，言社則稷在其中是也。《周禮》封人掌詔王之社壝；州長祭祀州社；《禮記》擇元日，命民社；《白虎通》社者，土地之神，是皆言社則稷在其中也。社、稷而並言者，不可勝數，是郊祀天地類也。天地不可合祀，然則社稷而不同壇壝也，可乎？蘇軾氏曰：「舜之受禪，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武王克商，柴上帝望山川，而獨略地祇。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言天，而不及地祇，以是知祀上帝，則地祇在焉。」其言亦明辯矣。《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朱子云，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帝。又雲，為壇而祭謂之天，祭於屋下謂之帝。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東漢正月上丁祠南郊。郊祀，兩漢、魏晉以來，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並配。垂拱初，又加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常以二帝配。後禮院上議，以為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金世宗始為郊，議配享之禮，石琚奏宜從古禮。世宗曰：「唐、宋以私親，不合古，不足為法，今止當以太祖配。」我聖祖合祀天地於南郊之一壇，而加屋焉，則是泰壇、明堂為一制也。列聖相承，皆以太祖、太宗並配，是郊祀、宗祀為一體也。其亦以義起之者歟。
洪武八年十一日，詔翰林院議郊祀祭壇脫舄之禮。學士樂韶鳳奏曰：「禮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而舉之屏於側。注云，屨賤空則不敢陳於尊者之側。長者在堂，則脫於階下。長者在室，則屨上堂而不著入室。漢魏以後，朝祭則跣襪，惟蕭何劍屨上殿。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太廟中，凡有屨行者，應皆跣襪。唐禮至正旦、冬至，群臣朝賀，上公一人詣西階，脫舄解劍，升御坐前跪賀，降至西階，佩劍納舄。其燕會，群臣應升殿者，禮同宋。《開寶通禮》：太廟晨探饋食，並祫，皇帝至東階下，解劍脫舄。仁宗時，正旦朝賀，中書令、門下侍郎脫劍舄，以次升殿。又按神宗時，宋敏求議朝儀，太尉、中書令、門下侍郎解劍脫舄，以次升賀訖，降階佩劍納舄。今議，於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於壇東南門外，及設執事官脫舄之次於壇門外西側。祭日，大駕臨壇，入幕次脫舄升壇。其升壇執事、導駕、贊禮、讀祝，並分獻陪祭官，皆脫舄於外，以次升壇供事。協律郎、樂舞生，依前跣襪就位。祭畢，降壇納舄。從之。
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岳、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太祖謂非敬神之道，命禮官考古制以聞。禮官奏：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字從步，從戊。木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干至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日時所直之神，若天乙、天罡之類，名不經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宋元因之。其岳、鎮、海、瀆之祀，虞舜以四仲月，巡守祭四岳。東嶽曰泰山，四岳之所宗，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恆山，猶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有五嶽之稱。蓋以嵩山為中嶽也。《周官·小宗伯》：兆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四瀆者，江、河、淮、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醫巫閭。《詩序》曰：巡守而祀四瀆河海，則又有東西南北四海之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岳鎮海瀆在諸侯封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岳瀆領於祠官。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於天子無預。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合，五嶽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時，岳、瀆始有使者持節之禮，而海始入祀。魏晉以來，岳、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隋因之，始為四鎮之祀。又以冀州霍山為中鎮，於是有五鎮焉。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因郊祀、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祠岳、鎮、海、瀆，分東西南北中為五道。
其山川之祀，《虞書》曰：「望于山川，遍於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中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封內，諸侯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秦時通領於祠官，由漢唐以及宋元，又有其餘，紛紛狸沈，不獨岳瀆也。
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燕、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遍天下。或賜額廟，或頒封爵，或遷就傅會，各指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張說《祭荊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人。」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氓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
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及天下山川、都城隍。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唐制以立春後壬日，祭風師於城東。立夏後申日，祭雨雷於城東南。以今觀之，天地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雷，陰陽之機，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祭本意。至於海岳之神，其氣亦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瀆及山川、城隍諸地祗，合為一壇，春秋專祀。上於是遂建山川壇於天地壇之西，正殿祀太歲、風、雲、雷、雨、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並鐘山之神，東西廡分祀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之神。以驚蟄、秋分日，祀太歲諸神；以清明、霜降日，祀岳瀆諸神。元年、二年，皆出上親祀。三年，始遣官祭。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至日清晨，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降香中嚴陛御座，以待祭畢。獻官回奏，解嚴還宮。七年，以孟春郊祀。時諸臣已預祭壇內矣。始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之。十年，令祭山川諸神，上親行中七壇禮，余壇以功臣分祭。今京師山川壇，建於永樂中。位置陳設一準南京舊制，惟正殿鐘山右，添祀天壽山之神，二山初不出禮官議而與焉者，蓋二都主山，且陵園托焉故也。
國初肇祀太歲，禮官雜議，因及陰陽家說，十二月將、十二時所值之神名目，謂非經見，唐宋不載祀典，惟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值於太史院。太祖乃定祭太歲于山川壇之正殿，而以春夏秋冬四月將，分祀兩廡。春按《禮·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太歲實統四時，而月將、四時之候，寒暑行焉。古人有時與寒暑之祭。今祭太歲、月將，則固時與寒暑之神也。載諸祀典，孰謂非經見耶？
今世宗時，議郊祀。或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嶽。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嶽名。太常寺僚取嵩高疏，周都酆鎬，以吳岳為西嶽。卿范拱以為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後遂不改。弘治初，兵部尚書馬文升建言，今京師既定於燕，則恆山不當為北嶽，而醫巫閭之為鎮，亦不在北，宜下禮部議，擬改易。尚書耿裕欲從。會官議，侍郎倪岳不可，遂止。然未嘗考及范拱之所言者，以折之也。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能守法矣。雖然，亦在其上聽否何如爾。不聽，有去而已。
太社、太稷，國初異壇同壝。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每祭，先詣太社，及配位壇前，獻畢，方行太稷及配位前禮。洪武元年，太祖命省臣議，於社稷上創屋，以備風雨。翰林學士陶安奏，禮，天子太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從之。後三年，於壇北建祭殿五間，又北建拜殿五間，以備風雨祭祀。十年，又用禮部議，改建於午門外之右，共為一壇，合祭焉。壇上層上方五丈，二層方五丈三尺，高五尺，四出陛，用五色土隨方築之。先時，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微尖，立社壇上，半埋土中，近南向北。稷不用主。
按社之主，古人樹以木，後世易用石。蓋唐以來始然。然周禮有軍社主車。鄭玄注謂，軍社之主，以石為之，則亦非無所本也。至是，埋石主於社稷壇之正中，微露尖於外，壝垣四面，開靈星門。垣之色，亦就方色飾之。臨祭，奉太社神牌居東，太稷神牌居西，俱北面。奉仁祖神牌配神，西向，罷勾龍后稷配位。自奠帛至終獻，皆同時行禮。三十二年後，更奉太祖配神。永樂中，北京社稷壇成，位置一依南制。洪熙後，奉太祖、太宗同配。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前代從《郊特牲》用甲，而今用戊，從《召誥》戊土之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於義為是。戊又天田星也。《禮·郊特牲》曰，社祭日用甲日之始也。《外傳》曰，尊之也。天有十日，甲為首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於新邑，自此始用戊日。《左傳》蔡墨曰，后土為社，稷田政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漢《郊祀志》載，漢以夏禹配食社，后稷配食稷。《唐六典》載，唐祭大社，以后土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家語》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眾矣，惟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為稷，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與等也。國朝享祀先農，躬藉田之禮，自洪武八年始，蓋於是祀后稷也。
宗廟之制，象人君之居。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漢蔡邕《獨斷》，所言如此。蓋古制也。今太廟，主藏於寢，而歲時於廟，止設衣冠以祀。不知國初儒者之議何據。西漢諸帝，高帝以下，各立廟。元帝時，用匡衡等議，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已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漢猶近古，所謂三昭、三穆之為親廟者，制已不備。東漢光武再受命，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廟非有功德者，不稱祖宗廟，稱宗者，與祖皆百世不毀。後世共為一廟，廟不必有德者，皆稱宗。而曰宗者，亦在親盡而毀之列。此其失，自東漢始。
洪武元年，命中書省及翰林院，祗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按禮，古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宗。祭於各廟，惟春為然。自漢而下，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合四廟為享，亦宜仿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有司請制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制宗廟器御，皆如事生之儀。」
洪武七年，監察御史答祿與權言：「古之有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為始祖，推本后稷以為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而祭未舉，宜令群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為虞、夏、商、周四代，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禮可行。自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論，不過袷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人之袷，非也。宋神宗嘗曰：『者，所以審始祖之所出。』是則莫知始祖之所自出，禮不可行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於祭之禮，似難遽行。上是其議。春按，昔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祭以夏，祫祭以冬。聶從義謂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廟，而行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也。周顯德中，亦嘗用其議矣。然不足為聖朝告也。
太廟，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王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位。下蔡等八王妃，國初蓋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父文正，文正南昌王子也。
皇陵舊儀，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洪武八年，用翰林學士樂鳳韶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夏二至日，用太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五典，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後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諡，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神，竊以為非宜。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洪武元年，學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制之。」上以五冕禮太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不用。
洪武二年九月乙巳，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及壽星五種，為中祀。命翰林院撰祝文。司中曰：惟皇上帝，降里於民，神實司之均其稟性。予統臨天下之初，肇修祀事。重念兵興以來，損傷者眾，神其體天之命，多產淳良，以厚天下之俗。司命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惟神正直，司其善惡云云，同前。神其順天之令，賞善罰惡，使下民知所勸戒。司氏曰：上帝好生育，此下民意兆之數，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布天之德，正直是與。司祿曰：天生五穀，以養下人，惟人之祿，神實司之云云。神其奉天之道，俾餘年谷豐登，生人咸遂。壽星曰：天有賞罰，神實司之，惟神正直，良善者必增以壽，凶暴者必減其算。故上帝任之，歷代之所崇祀。惟神鑑察，以體上天之命。蓋壽星舊曾有祀，餘四司肇祀於此，尋廢。按周禮，太宗伯以ㄡ燎祀司中、司命，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谷數。鄭玄註：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司民，軒轅角。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宋人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則是四星者，前代亦未嘗無祭也。
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天下司府州縣，春秋二仲之所通祀。祀社稷用上戊，其神牌，府稱府社之神、府稷之神，州若縣稱州若縣同。祀風雲雷雨之神，用望日，其牌云云。其左為山川，某府州縣，曰某府若某州縣境內山川之神；其右為城隍，曰某府若某州縣城隍之神；若岳鎮海瀆，國初定擬，應祭去處，所在官司，又於仲月上旬，擇日致祭。洪武二三年，上詔禮臣考定王國應祭封內諸神，而諭之曰：「王國有岳鎮海瀆，即以岳為正，次海，次鎮，次風雲雷雨之神。」於是，禮部為圖以進，遂頒行之。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此又古諸侯各以其方而祀之通義也。
南軒張先生曰：今州縣祭社，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褻瀆甚矣。以是觀之，宋祭社稷，嘗有屋矣。若設壇為主，以祭，以報，以祈，我朝得禮之正，無逾焉。
範文甫嘗問程伊川，到官三日例謁廟。伊川曰：「正如社稷先聖，又如古先賢哲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土地之神，社稷而已。」張南軒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後，見土地祠依城隈，令毀之，曰：「此祠不經，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社稷最正。」陸游云：「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今世尤謹。守令謁見，儀在他神祠上。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儀而得、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我朝洪武元年，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三年，詔定岳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城隍神，亦皆改題本主，曰某處城隍之神。四年，特敕郡邑里社各設無祀鬼神壇，以城隍神主祭，鑑察善惡。未幾，復降儀注，新官赴任，必先謁神與誓，期在陰陽表里，以安下民。蓋凡祝祭之文，儀禮之詳，悉出上意。於是，城隍神之重於天下，蔑以加矣。
五祀之禮，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溜，人之所居；曰灶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上用其議。歲暮享太廟時，五祀並列廟西廡下，東向，太常寺官行禮。自永樂以來，五祀於四孟及季夏始，又各有分祭。戶用孟春。宮內祭灶，孟夏。光祿寺祭中溜，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門外文樓前西向祭門，孟秋。午門前祭井，孟冬。宮內祭，皆內官行禮。
《祭法》：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呂伯恭云：諸儒論祀行，多不同。今兼用庶、士之禮，以灶代行。門，設酒饌於門內左樞之前。灶，設酒饌於灶前。遣子弟一人行禮。國初，禮部尚書崔亮議五祀，謂群臣則四品以上，祀中溜、門、灶三神；五品以下，祀門、灶二神。當時，並著為令。今官宦家，無復有知此故事者。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朱子謂門人，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聖人之言以明之。所謂「如不祭」者，聖人蓋有甚不得已，甚不能安者矣。丘公仲深《衍義補》言：當祭而或有疾病不得已之事，而使他人攝行其事。所攝之人，必須氣類相通，職掌所系，然後可以使之。內祭當用親屬，外祭當用禮官。不然，恐無感格之理。因舉洪武十四年，聖祖更定府州縣祭祀山川等神，通以文職長官行禮，守御武臣不與之事。請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准此制，而以禮官行事，庶合《周官·大宗伯》『王不與，則攝位』之儀，其言有見。今太廟、太社，皆國家大祀，制當親祭，或不免遣官。太廟，遣駙馬都尉可也。近有循次遣及公侯。太社，不遣禮官，而例遣公侯駙馬，是但用其官爵之尊崇者耳。
洪武中，申議武臣不與祭祀。禮部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為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或曰，武官、刑官不與祭，但不專奠獻，而陪祭，固未嘗不在位也。若刑人，乃不可入祭壇者。古者，祭必屏刑人。今制，陪祭官，刑喪等項有禁。大祀地，內臣避之，以其人經刑，形體不全故也。而四孟季五祀之祭，乃用內臣行事。國家每有興作，俱命內官監內臣致祭，不知刀鋸之餘，何以交神明。掌兵刑官，尚嫌不使與祭；而親經刑者主祭焉，豈非又不可之大者乎？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聖宣尼、宣父，不越公稱。至唐玄宗，始諡為文宣王；而至聖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之號，增於元成宗。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議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或謂，宋真宗未加諡前，嘗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無可易者哉？孔子大聖，有位無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賢於堯舜。後世尊崇，惟知其為萬世帝王之師，何與於周，異代陪臣，其何嫌疑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云，公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無筆誅之忿。或乃又謂，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也，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臣下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今然也。聖朝之制，既以王卑於帝，則在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於周之所謂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無所假於位，至尊極徽之號，非在天之靈，所有望於後世，而尊崇之典，則不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矣。然夷德腥膻，聖人弗受。「大成」之雲，采於孟子，非無本。出於元制即當棄。孔子以帝王之道教萬世，獲大行於聖朝；列聖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國朝孔廟享祀，循舊樂，用六佾。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謨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德初年，春嘗以此議言之於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於太學祀之。卜子夏自聖門高第，此不假論。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有傳經之功，非後世可擬。若高堂生而下一十八人，其所述作，不越掇輯篇章、訓詁文義而已，而俱在侑食之席，蓋當時之所取者，在是。故漢有醇儒如董仲舒，而不及焉。子書儒家有公孫尼子者，《漢志》以為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為孔子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注》載沈約雲《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也。公孫尼子，蓋不啻公、比，而親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於聖經者邪？唐宋後來，封爵俱不及者，失之於不詳考耳。公孫尼子見於信史諸書，灼灼如此。《樂記》、《緇衣》之出其手無疑，於此復疑，將以誰信哉。戴聖之徒，其相去也遠矣。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錄訓解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然則，公孫尼子在今日右文之朝，不可以不祀也。或曰，唐宋時已失議，而今驟舉之殆非所宜。春聞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語矣，未聞缺典之不可舉也。董仲舒，至我太祖高皇帝朝，加封從祀。英宗皇帝朝，胡安國、蔡沉、真德秀、吳澄之祀旋舉焉。祖宗於漢、宋儒者，且拳拳如此，則懸公孫尼子之封祀，行於今日，闡幽發潛，以詔天下後世，豈非□聖朝一盛事哉。
楊雄，宋元豐間，從祀孔子廟庭。洪武二十八年，行人司副楊砥言：廟庭諸賢，以有功名教得祀。雄臣事賊莽，宜在弗取，而董仲舒之賢，顧不與焉，殊為乖舛。上納其言，始命去雄，祀仲舒。按《元史》，至順間，已曾以仲舒從祀孔子。
洪武二年，遣官祭昭烈武成王，儀同釋奠。十九年，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加之非號，為不享也。至於建武學，用武舉，是岐文武為二途，自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學者，文武兼備，故措之於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即以太公之膺揚，而授丹書仲山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欲循舊，用武舉，立廟學，甚無謂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及後承平日久，天下軍衛子弟，多習儒業。延至邊徼，亦或設學建官，以教之。其在京師，勛戚之胄襲爵，及被選尚主者，亦學於國子監。至於各衛幼官，與子弟未襲職者，資多可教。於是，正統初，兩京並建武學，因復武成之廟。官設教授、訓導，品秩、俸廩如京府儒學之制。奏定條格，儲養訓習，以備任用。其子弟有志科目者，亦許應試。天順間，乃複試武舉。成化、弘治以來，間一舉行。然但取騎射，及答策大略而已。正德初，始依文舉，三年一次，於辰戌、丑未年，文舉畢日，開科入試。欽命試官，進呈為錄，揭榜於兵部，錫宴於中府。禮儀始隆，法制始備。嗚呼！飾武為文則既盛矣。
節祠，張南軒謂黷而不敬。朱子答南軒書云：今之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既以此為重，至於是日，必具淆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但不當專用此，而廢四時之祭耳。夫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義亦必有處矣。愚意時祭之外，各因鄉俗之舊，以其所尚之時，所用之物，奉以大盤，陳於廟中，而以告朔之禮奠焉。則庶合乎隆殺之節，而盡乎委曲之情，可行於久遠。至於元日履端之祭禮，亦無文。今亦只用此例，時祭用分至，則冬至二祭相仍，亦近煩瀆，改用卜日之制，尤見聽命於神，不敢自專之意。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家廟，止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晦奄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大略其此類歟。南軒張敬夫廢俗節之祭，晦庵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問莫簡於時祭否？曰「是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亦不飲酒始得。」此晦庵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春惟今人家歲除，必宗族咸來宴會，或當房妻子上壽為樂，其鄰里親識，亦預有饋獻之儀，而祖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雲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庵於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酒，不為樂哉？殆以前此已曾有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固不應無除夜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