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七章 天空張起黑幕

死的死，逃的逃，被俘的被俘，偉大的基督教軍隊已為明日黃花。土耳其人通往匈牙利的道路被開啟了，但他們承受的損失太過巨大，所以無法乘勝追擊。就此意義而言，十字軍的戰鬥並非完全徒勞無益。巴雅澤經歷了一次痛風發作，據說這阻止了他繼續前進，這個提法出自吉本：「落在某人頭上的一毫之戾氣也許就會阻止或延緩許多國家的悲慘境遇。」事實上，不是痛風，而是軍事能力的局限才是決定因素。蘇丹轉身回了亞洲，在那之前，先是把發誓會返回的雅克·德赫利派去向法蘭西國王和勃艮第公爵傳達土耳其的勝利消息，並要求贖金。 戰俘中許多人都受了傷，在前往加利波利的350英里的路途上，他們所經歷的痛苦折磨是殘忍難當的。他們的衣服被剝去，只留下襯衫，大多數人都沒有鞋子，雙手被捆綁著，遭受著押解者的鞭打和殘酷對待，跟著拘捕自己的人，亦步亦趨地翻過山脈，下至平原。對於幾乎生下來就騎馬的貴族而言，赤腳長途跋涉帶來的侮辱幾乎與身體的痛苦一樣大。在阿德里安堡，蘇丹停留了兩個星期。下一段征程要穿越廣袤、空曠、沒有樹木、一望無垠地伸向達達尼爾海峽的平原。這裡荒無人煙，連叢灌木都看不到。白天太陽的照射令人酷熱難當，而當它落山時，又變得寒風凜冽，10月的夜晚冰冷如霜。俘虜們掌握在外國人的手中，無人照管，食不果腹，被失敗壓得喘不過氣來，又對蘇丹的意圖心懷憂懼，所以他們身處的環境從未有過的悽慘。 庫西是俘虜中年紀最長的人，以前從未當過俘虜或戰敗者——這在他那個時代實際上是獨一無二的——他能夠倖存下來，只是因為一個奇蹟，它不是隱喻上的奇蹟，而是信仰的奇蹟。他身上只穿著一件「小外套」，雙腿赤裸，沒有帽子，體面盡失，因寒冷和精疲力竭而處於崩潰的邊緣。相信自己死亡在即的他向沙特爾的聖母（Notre Dame of Chartres）祈求幫助。儘管那座大教堂不在他的省份，但沙特爾聖母廣為人知，因為有人曾親眼看到過她，而且她以實施奇蹟而著稱於世。 「突然間，在原本空無一人、伸向遙遠平坦的鄉村盡頭的道路上出現了一個保加利亞人，他不是個對我們有利的人。」那個神秘的陌生人帶了件長袍、一頂帽子和厚實的斗篷，他把它們都給了庫西之主。庫西將它們穿在身上，因上天的垂顧而精神大振，頓時恢復了活力，可以繼續前行。 出於感激之情，庫西在其最後的遺囑上留下了600金弗羅林給沙特爾大教堂，這筆錢在他死後，由傑弗里·莫普瓦夫爾（Geoffrey Maupoivre）定期給付，後者是十字軍的隨隊醫生，同樣遭到俘虜，目睹了那一奇蹟，並且充當了庫西的遺囑執行人。他為沙特爾的聖堂參事會記錄了那一場景，以便讓他們知道這份意外獲得的禮物的緣起。 在加利波利，戰俘中的貴族被拘押在塔樓上層的房間裡，而300名普通囚徒——年幼的席爾特貝格亦在其中——則拘押在下面。粗鄙條件中最糟糕的是被剝奪了喝葡萄酒這一歐洲人終其一生的日常飲料。當西吉斯蒙德從君士坦丁堡乘坐的船隻經過達達尼爾海峽，離岸不到半英里時，無法在海上向其發起挑戰的土耳其人將其囚徒在海岸線上一字排開，嘲諷地向國王喊話，讓他走下船來把自己的同伴運走。西吉斯蒙德事實上曾在君士坦丁堡主動表示要贖回自己的盟友，儘管他們使他打了敗仗，但他的財力被耗光了，而蘇丹知道，從法國將會得到更多的錢。 守在歐洲最遙遠的邊緣處，囚徒們可以看到海峽對岸特洛伊城的致命海岸線。在那裡，曾上演神話或歷史上最著名、最愚蠢、最悲哀的戰爭，它是人類之好戰的原型。在那10年的不幸目錄中，沒有錯失任何一件卑賤、偉大、悲傷、英勇或荒謬之事。阿伽門農為了可讓他揚帆啟程的風而將女兒做了犧牲，卡珊多拉向自己的城市發出警告，卻沒有人相信，海倫在痛苦中為自己的致命私奔而後悔不迭，阿喀琉斯為了發泄因朋友之死所帶來的憤怒，將死去的赫克托拖在自己的戰車輪下，在塵土中跑了7圈。每當作戰雙方向彼此提出和平建議時，天神們就會低聲地說出謊言，玩弄詭計，直到他們再次爭吵和戰鬥。特洛伊淪陷了，火焰吞噬了它，阿伽門農從那座龐大的廢墟出發，邁上回家的旅程，將遭到背叛和謀殺。從那時起，在大約2500年的時間裡，到底有過多少改變？特洛伊的傳奇是中世紀人的最愛：赫克托是刻在庫西城堡城牆上的九傑之一。當他凝視著海峽對岸時，他這位新戰爭中的奧德修斯是否想到過那位古代聖賢以及那空洞的勝利？ 在加利波利停留了兩個月後，囚徒們被送到了布魯薩（Brusa），奧斯曼帝國在亞洲的首都。布魯薩伸入內陸40英里，被一道新月形的山脈所環繞，因而排除了任何救援的念頭，並且使囚徒們離家更遠，無法與家人聯繫。一切取決於贖金。等待消息得以抵達法國並從法國帶回消息的時間十分漫長，而蘇丹在此期間的脾氣捉摸不定。囚徒們害怕他隨時都會下令將他們處死，就如他們曾將拉肖瓦的囚徒處死那樣易如反掌。 令人難以置信的謠言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流傳到了巴黎。不信基督者竟能粉碎法蘭西和勃艮第的精英，這似乎是難以想像的；可是，焦慮與日俱增。在缺乏官方消息的情況下，散布謠言的人被抓入夏特萊堡的監獄中，如果被判以撒謊之罪，就將被處以溺斃之刑。國王、勃艮第公爵、路易·德奧爾良和德巴爾公爵分別單獨派出使者，快馬加鞭地趕往威尼斯和匈牙利打探十字軍的消息，尋找他們的蹤跡，傳遞書信，帶回答覆。12月16日，商船將尼科波利斯的災難以及西吉斯蒙德逃脫的消息帶入了威尼斯，但直到聖誕節，巴黎仍舊沒有官方的消息。 聖誕節那天，雅克·德赫利「全副武裝地」進入聖波爾宮（St. Pol Palace），宮廷中的人都聚集在那裡，等待著那天的隆重儀式。他跪倒在國王面前，確認了失敗的可怕事實。他講述了戰役經過、殊死的戰鬥、「光榮的死亡」以及巴雅澤駭人聽聞的報復。宮廷中的人們聚精會神地傾聽著。國王和公爵們熱切地向赫利發問。他帶來的內韋爾和其他領主的信件首次證明了他們還活著，而那些沒有寫信的人則要麼失蹤，要麼死亡。哭泣不已的親屬們擠在他周圍，打聽著自己兒子、丈夫或朋友的命運。赫利向自己的聽眾保證說，蘇丹會接受贖金，因為他「熱愛黃金和財富」。如果傅華薩的話是可信的（他的話不一定總是可信），那麼在場的領主們都表達了自己的「幸運，因為生活在一個可以發生這樣一場戰鬥的世界上，並有幸聽說一位像阿姆拉茲－比昆（Amurath Bequin）（這位遙遠的君主的眾多版本的名稱中的一個）這樣強大的異教徒國王」，他以及他的所有後裔，「將從這偉大冒險中獲得榮光」。重要的不是這些情感是否真的得以表達，而是它們被傅華薩視為那一場合的適宜情感。在聽證會結束時，夏特萊堡的造謠者得到了釋放。 據聖丹尼斯的僧侶所言，貴族們感到了「辛酸的絕望」，「所有人心中都充滿了痛苦」。黑色衣服出現在各處，德尚描寫了「從清晨到傍晚的葬禮」。教堂里充斥著祈禱聲和哭聲，又因為死者未能得到基督徒的葬禮，而倖存者的生命仍然堪憂，這更加深了人們的悲哀。哀痛和悲悼遍及勃艮第各地，在那裡，有那麼多家庭都失去了親人。1月9日是首都和各省為死者舉行隆重的宗教儀式的日子，「當巴黎所有教堂的鐘聲齊鳴時，真令人不忍卒聽」。在喜悅被窒息之時，與英格蘭人的婚姻和古老戰爭的負擔終於被抬起的喜事幾乎未加慶祝，仿佛上帝不希望人類有歡樂的理由。 法國的女士們為自己的丈夫和愛人而憂傷滿懷，「尤其是，」總是心系其資助人的傅華薩說，「庫西夫人，她日夜哀哀哭泣，無法得到任何安慰。」她的兄弟德洛蘭公爵和費里·德洛蘭前來安慰她並給她提出建議，也許正是在他們的建議下，她於12月31日是寫信給威尼斯總督，請求他幫助安排自己丈夫的贖金事宜。兩位使者——羅伯特·德艾斯奈（Robert d』Esne），一位有5位隨從的康布勒齊騎士，以及雅克·德威萊（Jacques de Willay），屬於庫西財產之一的聖戈班的城堡主——被分別派出，專門去安排庫西和亨利·德巴爾的救援事宜。派出他們並為其支付開銷的是路易·德奧爾良而非庫西夫人。由於交通只能以人的行走速度來度量，所以有可能一連數月音信全無。 安排贖金的問題充滿了焦慮，因為大家不熟悉該如何與一個基督教王國之外的君主打交道，對他也許只能做最壞的打算。雅克·德赫利報告說，蘇丹對打獵裝備分外痴迷，在他的建議下，一支滿載著為了吸引他而經過精心挑選的豪華禮物的船隊被召集起來，陪同公爵的使節們一同前往。12隻品種罕見、價格高昂的白矛隼（據說吉安·加萊亞佐每年給蘇丹送兩隻）分別由其馴鷹者護送前往，一起送出的還有繡以珍珠和寶石的馴鷹者的鐵手套。披著裝飾有勃艮第紋章的馬衣的10匹駿馬和10隻獵犬，在穿著公爵家白紅兩色制服的馬夫的引領下，將前往土耳其，與之一起送出的還有刻有「撒拉遜文字和域外花朵」的做工富麗的馬鞍，以及帶有金色玫瑰形扣環的鞍料和據信在東方聞所未聞的精美的蘭斯紅布。為了向巴雅澤表示微妙的恭維，還送上了描繪亞歷山大大帝（巴雅澤聲稱是其嫡傳後代）之歷史的阿拉斯掛毯。所有這些都與國王的管家（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外交家）和3位貴族大使（他們是勃艮第的官員）一起起程，他們於1397年1月20日出發，前去商討贖金事宜。因為急於兌現他對蘇丹的誓言，雅克·德赫利已帶著給囚徒們的信件，匆忙走在了前面。 因為吉安·加萊亞佐在奧斯曼宮廷眾所周知的影響力，與他的和解突然變得十分重要。大使們受命經由米蘭前往目的地，向其第一任妻子是位法國公主的吉安·加萊亞佐傳達國王遲到的授權，允許在維斯孔蒂的飾有紋章的盾上加入鳶尾花，並竭盡全力得到他的幫助。與此同時，第一批於12月初派出的接力前往的特使已經抵達威尼斯；在那裡，他們聽說了失敗的消息，正全力奔赴囚徒所在地。威尼斯有志於維持其在黎凡特的貿易，這使之與伊斯蘭世界建立了聯繫，且使之算不得全心全意的十字軍鬥士，所以它自始至終充當了消息、旅行安排、現金和信貸的中心。 在勃艮第和佛蘭德斯，公爵的收稅官員再次雲集。他的臣民們幾乎尚未從資助十字軍東征之舉中緩過勁來，現在又被要求援救倖存者。每個城鎮和鄉村都被要求依照傳統出資籌備領主的贖金，教士們也要貢獻一分力量。公爵遭遇到了討價還價和抵抗拒絕，不得不接受比他要求的要少的數目。這筆錢不是現金，而是從延長數月和數年的稅收中支取的付款。有一些在3年後仍在徵收，從而引起了爭端。德尚寫道，「錢！錢！」的叫喊聲在他畢生之中都在迴響。他說，時不時地，被逼發狂的平民會起而殺死收稅官，隨後，震驚於他們的成功，又陷入崩潰，再次被手執長劍的貴族和手執文件的律師所追逐，這些人口出發出威脅的呼喊：「拿錢來！拿錢來！」 在布魯薩，庫西一直不大走運。有些記錄說，他陷入了深深的失望和憂鬱之中，什麼都無法使他感到輕鬆，他堅持認為，自己再也見不到法國了，在那麼多的冒險之後，這將註定是他的最後一次冒險。他的評價足夠現實，更有可能是根源於由傷口或嚴酷條件中的疾病所造成的身體病痛，而非根源於「為反基督戰勝了基督徒而生出的哀痛」，正如研究庫西王朝的首位歷史學家拉盧埃特（L』Alouëte）所認為的那樣。時年56歲的他還不老，雖然在中世紀，人們普遍認為老年會早早到來。事實上，雖然大量人口都會早早死亡，但那些活到五六十歲的人在身體和頭腦方面都並不令人肅然起敬，人們也不認為該如此。壽命圖表可以反映統計數字，但反映不了人們看待自身的方式。用14世紀中葉一位佚名詩人的話來說，人的壽命為72歲，它由12個階段構成，對應於一年有12個月。18歲時，年輕人開始蠢蠢欲動，如同春天臨近時的3月；24歲時，他變得如同鮮花盛開的4月一般多情，莊嚴和美德與愛一道進入他的靈魂；36歲時，他處於夏日的至點，如同6月的驕陽般熱血沸騰；42歲時，他獲得了經驗；48歲時，他應當考慮收穫；54歲時，他處於生命的9月，此時應當貯存貨物；60歲是生命的10月，是老年的肇端；66歲是黑暗的11月，此時，所有的綠意俱已凋零和消失，人應該思考死亡，因為如果他貧窮，他的繼承人在等待著他的離去，如果他有錢，這種等待會更為焦灼；72歲是12月，生命如冬日一樣令人悲哀，除了死亡，別無所期。 庫西一直過著極其積極活躍的生活，在完成一項任務之後，承擔起另一項任務之前，從不休息，從無停頓。當他參加十字軍時，當他在戰役打響之前的那天領導針對土耳其人的傑出襲擊——此次戰役中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法軍行動——時，他沒有顯示出年老或鬆弛的信號。接下來發生的是有違他建議的戰役中的災難，他一直予以指引的艱巨事業的失敗，他的戰友和手下在他眼前被屠戮的可怕景象，不光彩的被俘所帶來的羞恥和艱苦，家園的遙不可及，救援的不確定，以及對一個不受規矩約束的拘捕者的恐懼。作為一個終其一生都一帆風順（儘管一點兒也不風平浪靜）的人，庫西不習慣於這麼多不幸。也許他在尼科波利斯戰役中意識到了騎士制度的深刻失敗，在它的結局中感覺到了死亡的時刻。 1397年2月16日，為死亡做準備的他在布魯薩立下了最後的遺囑，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前一遺囑的冗長附錄。到這時，他也許已從監獄搬遷到了較好的寓所，在米推利尼（Mitylene）（萊斯博斯島）的熱那亞領主——據傅華薩所說，是庫西的「親戚」——富有而高貴的弗朗西斯科·蓋提盧西奧（Francesco Gattilusio）的供給下，獲得了暫時的自由。蓋提盧西奧是被稱為「群島」（Archipelago）的愛琴海群島中的獨立領主之一，是一個在奧斯曼王宮中頗具影響力的人，雖然沒有親屬關係，卻有可能為一個在熱那亞大名鼎鼎的法國大貴族提供擔保。在步步推進的土耳其人的陰影之下，群島的基督教勢力受到了尼科波利斯戰敗的劇烈影響。對基督教威望——更別提其軍事力量——的打擊破壞了他們的地位，著名的基督徒貴族被打入監獄並有可能死於不信基督者之手的前景對於他們而言是種令人不安的前景。他們有意於爭取囚徒的釋放，而有關囚徒們的悲慘境遇的報告也激發了他們的同情。群島的一位商人艾諾斯的尼古拉（Nicholas of Aenos）送來了由魚、麵包、糖和他妻子的亞麻布構成的禮物，外加一筆借款。人們只能希望，藉助於蓋提盧西奧的好意，處於其生命最後數日的庫西不是睡在光禿禿的石頭上。 「思想健康，但身體虛弱，加之考慮到沒有什麼比死亡更加確定，而沒有什麼比死亡的時刻更加不確定。」庫西用拉丁文起草了自己冗長的遺囑附錄，有可能是藉助於傑弗里·莫普瓦爾夫之手，他是位藝術大師和醫藥大師。在這些指令的關注、精確和本質方面，在它們對一個處於彌留之際的人的思想的反映方面，再沒有比這更好的中世紀寫真了。 「首先」，他根據他此前遺囑的條款指示了在法國的葬禮（它特別吩咐將他的身體葬在諾讓修道院，將他的心葬在他在蘇瓦松創建的「聖三一」修道院。在遺囑附錄的最後，仿佛是想起了對屍體防腐並運至法國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他要求其遺囑執行人將自己的骨骼和心臟帶回去，不得有誤。在一個官方信仰堅持認為身體是腐肉而後世的靈魂才至關重要的時代，這裡顯示出的對遺骸的每個處置細節的極端關注始終是引人注目的。 其次重要的是聖三一修道院，他在救贖方面的最重大投資。他為修道院定製了「一個重40巴黎馬克（約23磅）的耀眼的銀十字架，一隻銀香爐，兩隻在做禮拜時用來盛水和葡萄酒的盛器，一隻供牧師洗手之用的銀制大口水罐，一隻在重量和手藝上都與此修道院相匹配的精美而醒目的鍍銀聖餐杯，4對供牧師、執事和副執事使用的教堂用品，其中3對當用於普通用途，第四對供重要的神聖節日的儀式之用」。 為了其靈魂的更進一步安頓，他向不少於21座不同的教堂和禮拜堂捐贈了遺物，其中就包括沙特爾聖母院，「她，正如我們所堅信的那樣，為我們創造了一個看得見的奇蹟」。其他捐贈從給阿維尼翁的皮埃爾·德盧森堡禮拜堂的100弗羅林到給列斯聖母院（庫西曾在查理六世第一次發瘋後護送他去那裡）的1000弗羅林不等，外加給蘇瓦松的5個獨立的小教堂各100弗羅林，令其為自己的靈魂祈禱，又給了自己的遺囑執行人6000弗羅林，讓他們根據自己的考慮做進一步的祈禱之用。一筆1000弗羅林的錢財將分發給巴黎的窮人，同樣的數目將分發給自己領地上的窮人，800弗羅林被捐贈給了巴黎的醫院。 與許多考慮臨終前的賠償的貴族不同，庫西顯然沒有覺得自己做錯過什麼，只有一些需要履行的債務。他手邊唯一的財產——一件長袍和一塊掛毯——將被賣掉以支付其僕人的工資，以及付給「布魯薩的藥劑師和商人」亞伯拉罕做藥錢。發生在航程中的債務將用他存放在威尼斯的珠寶來支付。他要求法蘭西國王掌管自己在法國的土地，以確保賦稅得以徵收並用以他已經做了指示的所有遺產。傑弗里·莫普瓦夫爾和雅克·德阿芒斯（Jacques d』Amance）、洛蘭（他妻子家族的公國）元帥被指名為遺囑執行人，作為補充，德歐伯爵、布西科和居伊·德特雷穆耶將提供幫助和建議。所有這3人再加上紀堯姆·德特雷穆耶、雅克·德拉馬希和6位其他法國騎士見證了這一切，並簽署了文件。 兩天後，1397年2月18日，昂蓋朗七世，庫西之主暨蘇瓦松伯爵，在布魯薩溘然長逝。 作為一個分崩離析的時代的一個完整的人，他是他那個階層和類型中最少受到殘暴、唯利是圖和不計後果的放縱之破壞的人。克利松的傳記作者將他的同伴們入木三分地描繪為「優雅與野蠻、寬厚與殘忍、無賴與勇武交替呈現，在勇氣和熱愛榮譽方面超乎常人，在心懷憎恨、愚昧囂張、口是心非和野蠻殘酷方面則處於人類水準之下」。庫西因顯然未沾染那些囂張的愚行而迥異於大多數人。他踏實地對待自己的角色，接受每份責任，只推卻了騎士統帥之職，保持了富於洞察力的判斷，行事冷靜，能力卓越。在那種踏實、敏銳和能力方面，在博得所有夥伴的尊重和信任方面，他擁有許多與喬治·華盛頓相同的品質，只是缺少他的領導能力，這需要一個喚起它的起因。假如在鄉下村落中存在默不作聲、有失體面的彌爾頓，大概就會有生於危難之時的未被認識的華盛頓。14世紀產生了像兩位范·阿特維德、艾蒂安·馬塞爾、庫勒·迪里恩齊這樣的布爾喬亞領袖，卻少有出自貴族階層的領袖，這部分是因為，領導權預先假定為掌握在國王手裡，直到查理五世時代，國王都會親自率領貴族走上戰場。當讓二世被俘時，法國北方貴族要求納瓦拉的查理（因為他是位國王）帶領他們鎮壓扎克雷農民起義。然而，貴族只有在其作為一個階層而受到威脅時才會團結一致。否則，貴族的利益太過不同，獨立的習慣太過強大，不允許出現一位領袖，甚至在對英格蘭人的戰爭逐漸形成了一個理由時也是如此。 庫西的英格蘭婚姻使他在關鍵的12年間作壁上觀。他於其岳父死後拒絕了英格蘭身份，在那之後，他開始成為諾曼底戰役中的領導人物。如果他願意，他可以勝過迪蓋克蘭當上騎士統帥，但那個位置與國家領導的概念無關，沒有公眾輿論實體或同事團隊需要被領導。隨著查理五世之死，可能出現的運動成為過眼雲煙，在王叔們的自我伺服的統治下，國家目標被浪費掉了。昂蓋朗沒有創造也沒有克服他那個時代；他隨波逐流，較大多數人都更好地服務於它，並且死於它的價值觀。他的離世使這種價值觀衰微了。「這位昂蓋朗七世，」布西科的傳記作者寫道，「被譽為他那個時代最具美德的領主。」 庫西之死直到兩個月後才傳到巴黎。羅伯特·德艾斯奈以及隨後的雅克·德威萊在他們前往東方的路途中，於威尼斯聽說了這件事。3月31日，仍未意識到這一點的路易·德奧爾良在聽說了囚徒們的貧困狀況後，憂心忡忡地派庫西莊園中的一位辦事員帶著衣物去土耳其。4月，威萊帶回了經過防腐處理的心臟和屍體（或骸骨，實際的屍體是否埋葬在法國一直有爭議）。直到那時，庫西夫人才獲知自己的丈夫已死。根據布西科那位通常傾向於誇大其詞的傳記作者所言，她因自己的損失悲痛欲絕，「似乎心與生命都將離她而去，她再也不想嫁人，也不讓哀痛離開自己須臾」。諾揚和拉昂的主教們為他主持了令人難忘的壯觀葬禮，屍體（或其他遺物）被埋在諾讓修道院的一座形制壯麗的墓穴中，心臟被埋在聖三一修道院，以一塊飾板為標記，上面刻著一顆與庫西的紋章疊加在一起的心。德尚寫了一首輓歌，如同這是國家大事，悲嘆「高貴的昂蓋朗的終結和死亡……每位貴族的心都為之哀悼不已」。 哦，聖蘭伯特，庫西，拉費爾， 馬爾萊，瓦茲和聖戈班， 為你們的主人，那優秀的領主而哭泣吧 他為自己的領地鞠躬盡瘁， 在許多地方都曾英勇殺敵…… 他為了信仰而死於土耳其。 讓我們祈禱上帝會寬恕他。 他活著的時候，神采飛揚，瀟灑俊美， 聰明、強壯而又慷慨大方， 一位真正勤勉努力的騎士， 從不知歇息；在他的豪宅之中， 他從早到晚都在迎接 前來加入他隊伍的騎士。 他的武士風度和英勇無畏曾威震倫巴第， 他攻占大名鼎鼎的城市阿雷佐， 讓帕維亞和米蘭為之顫抖不已。 讓我們祈禱上帝會寬恕他。 萬眾一心地為他感到悲傷 沒有人能夠扛起他的武器…… 詩節還在持續，但是，鑒於一種與只有3個韻蜿蜒於55行詩句中的僵硬束縛相結合的飄忽不定的韻律，14世紀的這首以及其他法國詩歌的魅力著實有限，而英格蘭人，無論怎樣，都不會對它公平相待。 其餘囚犯的贖金經過公爵的大使在蘇丹王宮中的持久談判，終於在1397年6月商定。數目定在20萬達克特或金弗羅林，大約與法國法郎的價值相當。據說，勃艮第的奢侈禮物沒有奏效，它使巴雅澤相信，能夠掌握如此稀有珍貴之物的親王其實可以支付非常高的費用。銀行網絡的全部資源都被調動了起來，這主要是在勃艮第的主要糧食供應者和銀行家迪諾·拉龐第（Dino Rapondi）的指揮下進行的，此人是托斯卡納本地人，在巴黎和布魯日都設有總部。他的商業領域是如此廣大，據說只要有商人的地方，就知道他的大名。通過他，國王及其叔叔獲得了珍貴的書籍、絲綢、皮毛、掛毯、細亞麻襯衫、手絹、琥珀和獨角獸的角以及其他奇珍異寶。拉龐第建議從群島的商人那裡募集贖金，應該語氣溫和地給他們寫信，承諾他們可以安排的借款的利潤和信用。 與此同時，為在黎凡特尋找資金而臨時獲釋的布西科和居伊·德特雷穆耶已經抵達羅德島。在那裡，明顯身體虛弱的特雷穆耶病倒了，並且在復活節那天死去。羅德島的騎士們像商人一樣為基督教徒的聲譽感到擔憂，他們典當了自己軍團的名牌，募集到3萬達克特作為分期支付的贖金的頭款。賽普勒斯國王添了1.5萬達克特，群島的各類商人和富裕市民借款累計達3萬達克特。西吉斯蒙德曾慷慨地提出由他來捐獻一半的贖金，但因為他永遠都缺錢，所以他傾其所有也只不過是將威尼斯欠他的7000達克特的稅收指派出去。超過總數一半的數目都是由米推利尼的領主蓋提盧西奧代表勃艮第承擔下來的。 在付了7.5萬達克特的頭款之後，囚徒們於6月24日獲釋，條件是他們承諾會留在威尼斯，直到全款付清。又有一個成員沒有重新獲得自由。出於殘酷的公正，德歐伯爵於6月15日去世，距釋放的時間僅有9天。巴雅澤為其他人的餞行不是那麼莊嚴隆重。在提到讓·德內韋爾時，他說他不屑於要求他發誓將來不會拿起武器反對他。「集汝之全力，勿留餘地，來與吾戰。汝行將獲悉，吾時刻準備於普通一戰之沙場迎接汝等……吾隨時備行武事，更欲深入基督王國而舉之也。」蘇丹隨後要求即將離開的十字軍戰士們觀看他打獵的場景，這次打獵出動了7000名馴鷹人和6000名馴犬人，獵犬俱身披綢毯，豹子則帶著鑽石項圈。 由於身體虛弱，而資源更加匱乏，十字軍戰士們並未匆忙重返法國，甚至是威尼斯。在窮困潦倒中旅行對於一位勃艮第的王子而言是無法想像的。他和他的同伴在米推利尼、羅德島和其他島嶼駐足休息，恢復身體，併到處借錢。米推利尼夫人給他們提供了全新的襯衫、外衣和用精美的錦緞製成的衣服，「每個人的衣服都依照其級別定製」。羅德島的騎士們招待了他們一個月。他們直到10月才到達威尼斯，在那裡，涉及所有與十字軍東征有關的團體的財政事項都錯綜複雜，數目巨大。通過貸款和擔保，他們湊足了贖金，卻沒有湊足可以氣派地回家的金錢。 償還的債務累計達10萬達克特，這是他們自獲釋以來生活和旅行所產生的費用，再加上以得體的壯觀場面回家的旅行費用，所需數目幾乎又與贖金相當。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不希望自己的兒子像個逃亡者一樣穿越歐洲後在法國露面。公爵搜颳了所有的資源，竟致減少勃艮第官員的薪金和年金，為的是給兒子提供豪華的侍衛陣容，並向所有相關人員贈送禮物。迪諾·拉龐第帶著以公爵的金庫為抵押的價值15萬法郎的匯票來到威尼斯，用一個冬天的時間來安排資金轉換事宜，其中給群島的商人們的償付放在了最後。3年後，米推利尼的領主借出去的款子仍舊全數未還，而勃艮第、西吉斯蒙德和威尼斯共和國之間的三角交易持續了27年才算結清。這些困難不會抑制公爵的生活方式。1399年，他從迪諾·拉龐第手中花6500法郎買了兩部精印插圖書籍，第二年，又分別花了9000法郎和7500法郎買了兩本。 十字軍尚在威尼斯時，威尼斯爆發了一場瘟疫，這使他們搬到了位於大陸的特雷維索（Treviso），但瘟疫又帶走了另一個人的生命——亨利·德巴爾。如果這場流行病是黑死病的話，那麼它便在庫西家族中完成了一個完整的輪迴：先是帶走了他的母親，這下又帶走了他的女婿。在離家這麼近時死去真令人悲哀，它使得主要繼承人瑪麗既失去了父親，又成了寡婦，這將對王室覬覦已久的庫西領地產生令人悲痛的影響。 十字軍的領導人中只剩下了內韋爾、布西科、紀堯姆·德特雷穆耶和雅克·德拉馬希，他們與約七八個其他領主和騎士一道，於1398年2月重新進入法國。他們在第絨的城門邊得到了市政當局的熱烈歡迎，且收到了銀制禮物。回想起自己的被俘經歷，內韋爾「親手」從城市監獄裡釋放了所有他在那裡找到的囚犯。第絨為死去的十字軍戰士舉行了莊嚴隆重的宗教儀式，但在那之後，歡迎場面全然是一派喜氣洋洋的氣氛。 在巴黎，國王給自己的堂兄弟贈送了經過深思熟慮的兩萬里弗作為禮物。勃艮第和佛蘭德斯的城鎮競相以款待他為榮。依照父親的命令，他進行了一次凱旋式的巡遊，向繳納稅錢買回他的民眾展示自己。吟遊詩人先於他穿過城門，迎接他的是招待會和遊行隊伍，人們向他送上了更多的禮物，包括銀器、美酒和魚。考慮到那些失去了兒子的勃艮第家庭，這些招待會也許代表的不是民眾的熱情，而是有組織的歡慶，14世紀在這方面十分擅長。慶典是公爵及其繼承人的聲望所需，而城鎮很樂於配合，期望著通常與此快樂場合相應的恩惠。圖爾內的地方長官們期望內韋爾的入城慶典將帶來全體赦免之恩，但他們大失所望。 在華麗盛況和吟遊技巧中，騎士身份的終極慘敗被埋葬了。在尼科波利斯之後，在很長時間之內，法國步步出錯。騎士精神的主要價值觀沒有改變，但體系本身日益衰落。傅華薩在英格蘭也發現了這一點，在那裡，一位以前的朋友對他說：「那些偉大的事業和勇士、光榮的戰鬥和征服到哪裡去了？可以有如此行為的英格蘭騎士如今何在？……時代變得越來越糟……現在，這裡正滋養著重罪和仇恨。」 為內韋爾舉辦的慶典不能掩蓋失敗，道德家們在其中發現了悲觀主義的強化。梅齊埃立即創作了《哀悼與慰藉書簡》（Epistre Lamentable et Consolatoire），德尚創作了一首歌謠「致在尼科波利斯失敗的法國人」（For the French Fallen at Nicopolis），博內特創作了一則寓言性諷刺作品，其形式是「讓·德·默恩大師的幽靈」（Apparition of Master Jean de Meung），默恩出現在了一場夢中，斥責作者沒有保護好正在毀滅法國和基督王國的惡魔。德尚公然說，尼科波利斯的失敗「源於驕傲和愚蠢」，儘管他將部分指責加在「逃跑的」匈牙利人身上。梅齊埃與之相似，對「分裂者」大加撻伐，那些分裂者「出於對拉丁族的極大仇恨」，寧願臣服於蘇丹而非匈牙利國王。但在根本上，他將戰敗歸於十字軍缺乏對於任何一支軍隊而言都必不可少的4種道德品質：秩序、紀律、服從、公正。由於缺乏這些道德品質，上帝離開了一支軍隊，它隨後變得極易挫敗，而這解釋了自克雷西和普瓦捷以來的所有失敗。梅齊埃呼籲進行一次新的十字軍東征，但沒有引起任何的回應。《哀悼書簡》是他最後一部作品。8年後，他的斥責和激情都最終在死亡中靜默下來。像所有以塞亞一樣，他變得令人厭倦了，但他對社會中的善的渴望道出了所有也渴望它卻沒有留下記錄的沉默大眾的心聲。 博內特雖然也對騎士們柔軟舒適的生活以及他們對閹雞和鴨子的熱愛提出了非難，但他觸及到了某種更基本的東西。他寫道，騎士們將農民留在身後，是因為他們認為農民「一錢不值」，儘管窮人可以忍受艱難困苦和粗劣的食物，如果武裝起來，還將進行英勇的戰鬥，就如在阿爾儒巴羅塔（Aljubarrota）勇敢戰鬥並殺死了許多騎士的葡萄牙農民那樣。（這裡提及的是1385年的一場戰役，它與森帕赫的瑞士戰役發生在同一年，結果也相類似。）雖然博內特和其他人過去常常譴責騎士們的搶劫行為和對農民的殘暴行徑，但現在他們打算要譴責騎士制度的根本假定：軍事能力只存在於騎在馬上的騎士身上。大約作於此時的《瓦盧瓦四相編年史》的作者指出，普通士兵在某些戰鬥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這一點，窮人不應該不加表彰，也不應該遭到鄙薄」。他援引了1367年賽普勒斯國王與撒拉遜人的一次戰役，挽救了這場戰役的是堅持保衛船隻的水手的行動，這是出於基督的意願，他不希望信仰基督的騎士毀滅在不信基督者手中，更「希望為貴族樹立一個榜樣……因為我主耶穌基督不想要高談闊論或浮誇虛榮。他希望勝利是靠普通人而獲得，這樣那些大人物們便不會那麼虛榮自負」。 然而，無論中世紀基督教如何堅持認為虛榮自負是一種罪惡，它卻是人類的原動力，並不比性更易根除。只要戰鬥被當作名譽和榮耀之源泉而為人所渴望，騎士就不希望與平民分享它，哪怕是為了勝利之故。 土耳其的勝利沒有立即對歐洲產生影響，因為巴雅澤不得不返回東方，以對付一個兇悍之敵在亞洲的崛起。用吉本的宏大語言來說，貼木兒（Tamerlane）乘蒙古突厥遊牧部落復興之勢的快速征服，可與「攪動並改變了地球表面的自然的原始災變」相提並論。在侵占了安納托利亞，留下了一連串的毀滅城市和枯骨金字塔之後，貼木兒於1402年在安哥拉（Angora）（安卡拉）與奧斯曼軍隊相遇並打敗了它，活捉了蘇丹。巴雅澤被囚禁在裝著鐵柵的車中，被拖拽著沿著蒙古人的征服之路一路前行，直到他在悲慘和羞辱中死去——仿佛歷史有意安排了一種對稱的報應似的。 被自身的摩擦和分裂所吞噬的歐洲未能抓住機會破解奧斯曼對巴爾幹半島的掌控。除了由布西科率領的一次小規模遠征——十字軍東征的最後一次涓涓細流——之外，君士坦丁堡再也無法得到西方的幫助；西吉斯蒙德被捲入了德國與波希米亞的糾紛；法蘭西和英格蘭各自為內部衝突所分裂。巴雅澤的兒子堅持與貼木兒相對抗，蒙古人的一時噴發平息了下去，巴雅澤的孫子再次挺進歐洲，1453年，他的曾孫穆罕默德二世（Mohammed II）占領了君士坦丁堡。 在庫西，很多雙眼睛都虎視眈眈地盯著那塊龐大的男爵領地以及它壯麗的城堡、它的150座城鎮和村莊、它聞名遐邇的森林、它「眾多精美的池塘、眾多優秀的臣民……極其偉大的貴族和難以估計的稅收」。庫西的長女瑪麗·德巴爾與他的遺孀庫西夫人陷入了有關繼承權問題的長期爭奪之中，瑪麗聲稱有權繼承全部，而庫西夫人聲稱有權繼承一半。她們互不相讓，生活在仇恨之中，分別與自己的指揮官和隨從親戚住在領地中的獨立城堡中，分別提出了訴訟。與此同時，聖三一修道院的塞利斯廷又提起了對那位寡婦的訴訟，聲稱她未執行庫西給他們修道院的最後一筆遺贈。 與此同時，仍然將關注重點放在其娘家的王后伊薩博正努力促成時任帝國駐巴黎大使的她的父親、巴伐利亞的史蒂芬與庫西夫人的婚事。這激起了那一戰略要地落入外國人之手的前景，因為有人擔心，瑪麗也許會在壓力之下，允許巴伐利亞家族通過購買或其他方式奪走擁有權。為了阻止這一計劃，路易·德奧爾良向瑪麗施壓（根據另一資料，通過「威逼利誘」），讓她將男爵領地賣給他，而全然不顧那位寡婦以該男爵領地是可以分割的為由提出的繼承權問題。德奧爾良的主要動機是為了法蘭西的利益，還是為了增加自己與勃艮第公爵對抗的砝碼，這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無論怎樣，他都得到了法國北部最大的產業之一，這使他楔入了兩位叔叔在勃艮第和佛蘭德斯的領地之間。為了證實其愛國動機，瑪麗在別人的說服下，就於1400年11月15日完成的出售行為發表聲明，說她「為了法蘭西王國的利益，將（財產）放到或轉至德奧爾良公爵閣下名下是最為安全的做法」。 購買價格是40萬里弗，其中路易只付了6萬里弗的首款。瑪麗保留了領地的收益權，以及用作其住宅的拉費爾和迪夏特萊（Du Châtelet）的城堡的使用權，但法律爭端在出售之後仍在持續。通過種種手段，她被迫免掉了路易20萬里弗，也就是一半的價錢，而另外一半剩下的14萬里弗始終未予支付。瑪麗於1405年參加完一場婚宴之後暴卒（並非沒有「中毒的嫌疑」），在那之前，她至少對奧爾良提起過11次訴訟，試圖收回領地。她的兒子羅伯特·德巴爾（Robert de Bar）一方面作為奧爾良的原告，一方面作為庫西夫人的被告繼續了訴訟，庫西夫人最終並未嫁給巴伐利亞的史蒂芬，因而仍舊保留了她有關丈夫遺產的司法權。1408年，在路易·德奧爾良死後，議會認可了這位寡婦的繼承權，但幾年後，當她的嫁給了讓·德內韋爾的兄弟的女兒伊莎貝爾在沒有生下繼承人的情況下死去時，這份權利遂宣告失效。同時，路易的兒子查理·德奧爾良（Charles d』Orléans）保留了財產權，而當查理的兒子成為國王路易十二世時，庫西男爵領地便轉入了長期以來對它垂涎三尺的法國王室。 這個飽受痛苦的世紀直到走向尾聲時，仍舊保持了其特性。1398年3月，溫塞斯勞斯皇帝和法蘭西國王在蘭斯會面，再次試圖終結以他們互為對立一方之代表的教廷分裂。有人使查理六世相信，除非教會重新統一，否則他的病痛將永遠不會痊癒。為了讓本尼迪克特退位，巴黎大學提議，法國撤回對他的效忠，但在採取這激進的措施之前，要再做一次努力，使教皇們雙雙退位。這需要皇帝同意向本尼迪克特施壓，而這正是蘭斯會談的目的所在。由於兩位主要君主的無能（一個無能的原因是酗酒，一個是瘋癲），會談結果不盡如人意。當查理到達蘭斯時，瘋狂的再次萌發已經使他的頭腦陷入陰鬱，而在他清醒的短暫時刻，溫塞斯勞斯又喝得爛醉如泥。皇帝因為固定的酒精消耗而處於昏昏沉沉的狀態之中，就這樣進入了談判，含糊地同意所有的提案。當理智完全棄查理而去時，會談解散了。 兩位教皇都承受了軟硬兼施的壓力，也都抗拒了這種壓力。法國求助於撤銷效忠，甚至包圍了教皇本尼迪克特身處其中的教皇宮殿，但這兩項措施都未有效地將他拉下馬來，而前者引起了巨大的困擾，直到不得不廢止。意欲與法國交好的理察二世同意要求本尼迪克特退位，而這只是成功地激起了本已對國王的管理失當心懷不滿的英格蘭人的強烈反對。倫敦市民是格洛斯特的追隨者，他們現在只稱國王為波爾多（他的出生地）的理察（Richard of Bordeaux），情緒激動地反對他，聲稱：「他的心完全是法國人的心，以致他無法隱藏，但終有一天，他要為這一切付出代價。」 隨後在英格蘭發生了那些「偉大而可怕的」事件，傅華薩覺得，它們在他已經記錄的全部歷史中前所未見。因為相信有不利於自己的陰謀，理察將格洛斯特轉移至加來（在那裡，格洛斯特被用一條毛巾勒死），處決了阿倫德爾，放逐了沃里克和珀西，因此引發了自己臣子的恐懼和仇恨，1399年，他的堂兄弟博林布魯克的亨利（Henry of Bolingbroke）得以在沒有一刀一劍起而保護國王的情況下廢黜了他。在被迫公開辭去國王之位後，理察被從倫敦塔轉至一個更加隔離的監獄。在那裡，不到一年的時間，他便死於有意的無視，或更糟。與法國的和平關係的支柱被移除了。博林布魯克（現在的亨利四世）大膽地談起廢除休戰協議，但篡位孕育了叛亂，他太忙於維護自己的王位，所以無力去找外國的麻煩。 由於這些事件，傅華薩變得灰心喪氣。如果說居伊·德布盧瓦財產的出售破壞了他的理想的話，那麼英格蘭國王的罷免則深深地震驚了他，這不是因為他對理察有任何的熱愛，而是因為這一行徑顛覆了支撐著他的世界的全部秩序。60多歲的他——以及庫西——的生命（這在他看來似乎是一場由連綿不斷的趣味和刺激構成的盛會）在陰影中走向了終結。他瞥見了空洞，無法繼續向前；他的歷史在這個世紀結束之時中斷了。 如果這60年對於少數處於高位的人而言似乎充滿了輝煌和冒險的話，那麼它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則是一連串的任性而為的危險，構成它的還有掠奪、瘟疫和賦稅這3個縱橫疾馳的惡魔，還有激烈而富悲劇性的衝突、古怪的命運、無常的財富、魔法、背叛、暴動、謀殺、瘋癲和君主的垮台，還有耕田的勞動力的減少以及耕地復為荒原的過程，還有瘟疫那黑暗陰影的無例外的復發。它承載著內疚和罪惡的信息，以及上帝的敵意。 人類沒有因為那些信息而有所改善。對邪惡的意識使行為變本加厲。暴力失去了束縛。那是個不履行責任的時代。規矩被粉碎，制度失去了其功能。騎士身份不曾發揮保護作用；更為世俗而非神聖的教會沒有引導人們走向上帝；曾經是進步和公益之代理人的城鎮被相互的敵意所吞噬，被階級鬥爭所分化；因黑死病而銳減的人口沒有得到恢復。英格蘭和法蘭西的戰爭以及它孕育的劫掠揭示了騎士精神之軍事驕傲的空洞以及其道德自負的謬誤。教廷分裂動搖了核心體制的根基，傳播著深刻而普遍的擔憂。人們覺得易於受到他們所無法控制的事件的影響，像大海上的漂流物一樣，在一個缺乏理智和意圖的宇宙中隨波逐流。他們一直生活在一段飽受折磨、痛苦掙扎卻看不到進步的時期。他們渴望矯正，渴望信仰的復甦，渴望從未到來的穩定和秩序。 時間不會靜止不動。對秩序擔保人的信心的喪失開啟了要求變革的道路，痛苦激發了衝動的力量。被壓迫者不再默默忍受，而是揭竿而起，儘管像那些試圖推行改革的布爾喬亞一樣，他們還不能夠完全勝任地、有充分準備地、裝備齊整地去完成那一任務。馬塞爾不可能強行推行優秀的政府管理，「善良議會」也無法做到。扎克雷農民起義無法推翻貴族，佛羅倫薩的梳毛工也無力提升他們的地位，英國農民遭到了自己國王的背叛；每一勞工階層的起義都被粉碎了。 可是，變革一如既往地發生著。威克利夫及抗議運動是教會不履行職責的自然結果。君主政體、集權政府、民族國家獲得了力量，無論這是好是壞。被指南針所解放的海上運輸事業正在伸向將突破歐洲界線和發現新世界的發現之旅。從但丁到喬叟的文學以民族的言語表達著自我，正準備向印刷時代奮起一躍。在昂蓋朗·德·庫西去世的那一年，打字機的發明人約翰·谷登堡（Johan Gutenberg）誕生，儘管這事件本身並不標誌著浪潮的轉向。14世紀的疾病和混亂不可能毫無結果。在接下來的50多年時間裡，事態更趨惡化，直到某個感覺不到的時刻，在某種神秘的化學物質的作用下，精神得以恢復，觀念突破了中世紀的模式，進入了新的王國，人類重新找到了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