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尾聲

在接下來的50年間，於14世紀期間開始發動的力量登場亮相，其中的一些形式誇張，如同人類在以往的過失一般。黑死病在這個古老世紀最後一年的重大復發之後消失了，但戰爭和掠奪捲土重來，對死亡的崇拜變得更加極端，終止教廷分裂和改革教會弊端的鬥爭更加孤注一擲。在一個實際上和道德上均已遭到削弱的社會，人口減少達到了其最低點。 在法國，於1404年繼其父親之後成為勃艮第公爵的讓·德內韋爾變成了暗殺者，陷入一系列邪惡行徑之中。1407年，他雇用了一幫惡棍在巴黎大街上去殺害自己的競爭對手路易·德奧爾良。當路易在天黑之後返回自己的官邸時，遭到被雇用的殺手的攻擊，他們砍斷了他執韁繩的左手，把他拖下騾子，用劍、斧和木棒將他砍擊致死，將他的屍體扔在排水溝中，而他的那些騎馬的護衛（他們在這樣的場合似乎從來沒多大用處）則逃之夭夭。 因其公爵身份而免受懲罰的「無畏的約翰」通過一位發言人公開為自己的行為辯護，稱自己為伸張正義的誅殺暴君者，指責路易行惡、腐敗、施巫術，以及犯下長長一系列的公然的或私密的罪行。由於路易在公眾頭腦中與宮廷的鋪張浪費和特權聯繫在一起，與它無休無止的金錢欲求聯繫在一起，所以勃艮第的約翰得以通過反對政府最近的一次徵稅而將自己喬裝為人民的擁護者。在一位瘋狂的國王所留下的空白中，公爵填補了人們對一位王室朋友和保護者的渴望。 勃艮第與奧爾良的支持者之間的道義仇恨和無法調和的衝突在接下來的30年間使法國變得心力交瘁。圍繞著對抗雙方形成了區域性和政治性團體，受雙方僱傭的強盜連隊重出江湖，到處留下了他們劫掠和屠殺後的濃煙滾滾的遺蹟。每一方都樹起反對對方的旗幟，贏得或失去對無能的國王和首都的控制權，使稅收成倍增加。管理結構陷入混亂，財政和司法遭到濫用，官職任意買賣，議會變成了腐敗的集市。一份奧爾良派的宣言宣稱，王國陷入了罪惡和為非作歹之中，上帝在各處都遭到褻瀆，「甚至於教士和兒童」。 中產階級在與艾蒂安·馬塞爾於50多年以前領導的驅逐腐敗官員，確立優良管理措施的相同努力中崛起——也未取得更大的成功。由巴黎的屠夫、剝皮工和製革工構成的騷亂群體因其領導者卡博什（Caboche）之名而被稱為卡博什分子，由於急不可耐地想要看到立竿見影的結果，他們演變為激烈的暴動，複製了當年的鉛錘起義，只是帶有了更加殘忍的行徑。布爾喬亞不可避免地反對他們，向鎮壓暴動、重新啟用貪污官員、取消改革、迫害改革者的奧爾良派敞開了大門。頭腦精明地於暴亂期間置身事外的勃艮第的約翰被宣布為叛亂者，他依著納瓦拉的查理的老模式，開始與英格蘭人結盟。 英格蘭的亨利四世在連續不斷地與威爾斯暴動、貴族敵對者和一個急於得到王位的兒子進行較量之後，於1413年去世，其繼位者就是上述那個兒子，他時年25歲，帶著一個回頭浪子的全部道貌岸然的能量，打算開啟一個由苛嚴的德行和英雄式的征服構成的統治時代。亨利五世依靠法國的無政府狀態和他與勃艮第公爵的部署，希望憑藉軍事成功將英格蘭統一在蘭開斯特家族身後，重新發起了古老的戰爭和對法國王冠的陳腐的繼承權聲明，這種通過一個篡位者傳給他的繼承權根本就沒有任何有效性。以法國的種種背信棄義為藉口，他於1415年，在戰神最喜歡的8月入侵法國，宣布他進入的是「他自己的土地，他自己的國家，他自己的王國」。在包圍並攻占了諾曼底的阿夫勒爾之後，他北上朝著加來挺進，打算於冬季回家。在離他的目標約30英里、距克雷西戰場不遠的阿金庫爾（Agincourt），他與法軍相遇。 阿金庫爾戰役給了許多的書籍、研究和愛好者以靈感，但它既不像導致了攻占加來，將愛德華三世半認真的冒險變成了百年戰爭的克雷西戰役那樣具有決定性意義，也不像決定了對身為騎士的貴族的信心之缺失的普瓦捷會戰那樣具有決定性意義。阿金庫爾戰役只是證實了這兩個結果，尤其是第二個，因為就連尼科波利斯戰役也沒有如此痛苦地證明，作戰的英勇並不等於作戰的能力。這場戰役因法國騎士的無能而失敗，而英格蘭的勝利更多地取決於普通士兵而非騎在馬上的騎士的行動。 儘管勃艮第及其臣下沒有參戰，但集合起來面對侵略者、在人數上三四倍於敵人的法國軍隊一如既往地過於自負。騎士統帥查理·德阿爾布雷（Charles d』Albret）拒絕了巴黎民兵提供的6000名弓弩手。戰術上也沒有任何改變，唯一的技術性發展（除了大炮以外，它在開闊的戰場上起不到任何作用）是更為沉重的鎧甲。它本意是增加對箭的防禦性，可實際上卻增加了疲勞度，降低了機動性和執劍臂的作用。鐵繭中可怕的悶熱較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而鐵繭本身有時是致命的：騎士們有時會心力衰竭地死在它裡面。隨從們不得不在戰場上幫助自己的老爺，以免他們倒下去後無法再站起來。 兩支軍隊在兩片樹木之間的有限空間裡相遇。在他們等待作戰時，大雨下了整整一夜，而法國侍衛和馬夫們則來來回回地遛馬，將地面攪成了鬆軟的泥地，恰好適合讓鋼鐵加身的騎士們滑倒和絆倒。法國人沒有試圖選擇一個可以有效發揮其人數優勢的戰場，其結果是，他們被排成3個作戰隊列，一排跟著一排，沒有給側翼留下行動空間，被迫相跟著進入泥濘的山谷。由於沒有負責的指揮官可以實施戰術計劃，貴族們為了榮譽而競相要求位列前排，直到它像羅塞貝克的佛蘭德斯戰線那樣緊緊地擠在一起。弓箭手和弓弩手被安排在後面，在那裡，他們的發射物無法淡化衝撞的光榮，事實上毫無用處。 儘管疲憊、飢餓且對他們在人數上的劣勢感到沮喪，但英格蘭人擁有兩個優勢：親自上陣指揮的國王和一千名騎士和侍衛對6000名弓箭手和幾千名其他步兵這一失衡的比例。他們的弓箭手被部署在位於重甲騎兵之間的堅固的楔形隊伍中，以及位於側翼的障礙物中。由於未穿鎧甲，所以他們充分靈活機動，而且除了弓箭外，他們還攜帶了各種武器，包括斧子、短柄小斧、錘子，有的還帶著懸在腰帶上的重劍。 在這些狀況下，結果從戰爭一開始就呈現出一邊倒的情況。由於過分擁擠，法國前線的未騎馬的騎士們幾乎無法揮動他們巨大的武器，被泥巴絆住腳的他們陷入了無能為力的失序狀態之中，而當與第二條陣線的前進隊伍混合併因潰退、驚慌和沒有騎手的馬匹而亂成一鍋粥時，這種失序迅狀態速變成了大混亂。抓住戰局的英格蘭弓箭手扔下弓箭，拿著斧頭和其他武器衝進戰場，展開了恣意的大屠殺。許多法國人受到其沉重鎧甲的妨礙，毫無招架之功，累計有數千人被殺和被俘，而相比之下，英格蘭人總共才損失了500人，其中至少包括一個可能是心力衰竭而死的人。此人是約克的愛德華公爵，愛德華三世的孫子之一，時年45歲，身體肥胖，他被人發現死於戰場之上，渾身上下無一處傷口。在法國一方，3位公爵、5位伯爵、90位男爵和其他許多人被殺，其中有兩人來自庫西家族——他的孫子羅伯特·德巴爾，以及他的第三位女婿、內韋爾的菲利普伯爵（Philip Count of Nevers），儘管他的哥哥勃艮第公爵未上戰場，他卻投入了戰鬥。戰俘名單中名列前茅的是查理·德奧爾良，庫西的新領主，他的戰俘身份將會持續25年。騎士英雄布西科元帥也被捕獲。拙劣的阿金庫爾戰役是他的最後一戰：6年後，他死於英格蘭。 中斷了兩年後，亨利五世捲土重來，進行對疆域的系統性占領。在火藥和炮兵的使用上有所改善的技術現在帶來了不同，使有城牆的城市也無法倖免。當仗劍時代結束時，火器時代開啟，而這個時代又不允許人的交戰能力失去效力。在從1417年至1419年的3年時間裡，亨利占領了整個諾曼底的領土，而法國人則在內部的紛爭中糾纏和格鬥。兩位皇太子在一年內相繼死去，使得查理、一個其母親宣布其不合法的倒霉的14歲男孩成了王位繼承人。卡博什分子再次揭竿而起，伴隨著野蠻和謀殺的狂暴行徑。「無畏的約翰」控制了國王和首都，而皇太子逃到了羅亞爾河下游。亨利五世在一個自我分裂的法國縱橫馳騁。在英格蘭人包圍魯昂的過程中，守城者為了節約糧食，將1.2萬名市民逐出城外，而英格蘭人拒絕讓他們通過自己的戰線，於是他們於冬季滯留在兩座軍營之間，靠野菜和根莖為食，或是死於寒冷和飢餓。當魯昂的陷落給巴黎造成了直接威脅時，法國各派系被嚇住了，試圖停止爭吵，共同對敵。 1419年，在勃艮第公爵的一再拖延之後，他與皇太子之間的一次會面被安排在離巴黎東南約35英里的蒙特羅（Montereau）的橋上。兩派人滿腹狐疑地向彼此走去，說出刺耳的話語，仿佛特洛伊的天神們又在竊竊地說著邪惡之語，手則快速伸向寶劍，當皇太子退出那一場合時，他的隨從沖向公爵，將自己的武器插入他的身體，「將他撞倒，使他僵硬地死在地上」。路易·德奧爾良的大仇得報，只是代價更為慘痛。 和解遭到了破壞。這下輪到新任公爵勃艮第的腓力發誓報仇了，他與亨利五世完全勾結在了一起，即使亨利五世意識到自己正在不合時宜地要求得到腓力祖先的皇冠。他們共同起草了英格蘭國王與仍舊是活幽靈的法蘭西國王之間的《特魯瓦條約》（Treaty of Troyes）。根據它於1420年簽署的條款，失智的國王及其出生在國外、從未感覺像個法國人的王后聲明與「所謂的皇太子」脫離關係，接受亨利五世為法蘭西王位繼承人以及他們的女兒凱瑟琳的丈夫。在查理六世在世時，亨利確定擁有諾曼底及其他占領地區，並與勃艮第公爵共同管理法蘭西。 法蘭西的完整性達到了其最低點。如果說一位國王在普瓦捷會戰時成了俘虜的話，那麼在特魯瓦，則交出了王權本身。首屈一指的法蘭西淪為了英格蘭與勃艮第的共管領地。造成此局面的不只是亨利五世5年的快速征戰：它是100年的分裂勢力與勃艮第國的興起以及國王的長期瘋癲這一偶然事件相結合的產物。但在此階段，在民族主義的形成過程中，無論亨利五世的方案是多麼小心謹慎，它都不是一次可能成功的征服。如果說法國民族感在1360年已經強烈到無法接受移交主權的程度的話，那麼兩代人之後，這種感覺已變得更加強烈，《特魯瓦條約》的簽署者對此心知肚明。他們納入了一個條款，禁止任何人反對條約，將這種反對說成是叛國行為。 然而，有一個被占領的法國，還有一個位於盧瓦河下游的自由法國。那位不幸的皇太子憑藉著他所擁有的耐力，拒絕接受條約，並與自己的御前會議退至貝里的布爾日（Bourges），在那裡，他維持著王室的微弱心跳。在舉行了進入巴黎的王室入城禮之後，亨利五世重返家鄉，留下自己的兄弟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充當自己在法國的攝政者。歷史，或是其他任何解圍的人或事，安排了人類事務，縱容人們偶爾品嘗一下嘲弄的味道。在那之後不到兩年，查理六世和亨利五世在一個月內相繼去世，那位女婿先死，所以他從未戴上過法蘭西的皇冠。繼承權傳給了他5個月大的兒子，與之相伴隨的是，通過法蘭西的凱瑟琳，瓦盧瓦家族發出了詛咒。瘋狂將攻克成年後的亨利六世；皇太子，後來的查理七世，因為不合法，所以逃走了。 據說，再一次地，「森林跟著英格蘭人一起捲土重來」，因為戰爭和瘟疫使土地變得一片荒蕪。在皮卡第這一侵略者的永久性路徑，村莊變成了燻黑的廢墟，田地無人耕種，廢棄的道路消失在荊棘和雜草之下，荒無人煙的土地孤零零地躺在那裡，聽不到一聲雞鳴犬吠。在阿布維爾的邊界，人們發現了一名飢餓的農婦，她醃製了自己兩個被她殺死的孩子的屍體。隨著英格蘭竭力地想要成功征服法國的努力，破壞四處傳播。只有勃艮第聯盟和一個精疲力竭的被掠奪和蹂躪的國度才使它們持續了下去。查理·德奧爾良的秘書寫道，沒有一支武裝力量可以在戰爭期間占領庫西城堡，可是，由於「內部的背叛」，它一時間落入了敵手，它美麗的教堂窗戶「被褻瀆之手拆掉了大半」。 農民逃離鄉村，在城鎮尋找庇護所，他們希望在那裡找到安全感，想像那裡的人過著一種更美好的生活。在城區的窮巷陋屋之中，他們發現了並不比自己好多少的不熟練的勞工階層。在過度擁擠和營養不良中，瘟疫發起了一輪更大的攻勢，虛弱的人口變得更易被斑疹傷寒、麻風病和瘟疫擊倒。衰退的貿易和製造業造成了失業，促成了對難民的仇恨。有些人重返土地，試圖重建家園，重新開墾雜草叢生的田地，有些人生活在叢林裡，以打獵和捕魚為生。 聖羅奇和其他與對抗瘟疫和各種形式的突然死亡有關的聖徒的塑像在教堂中成倍增加，對赤身裸體、瘦骨嶙峋的死者雕像的推崇蔚然成風。如今，在15世紀，死亡崇拜發展到了其最病態的時期。畫家以殘忍的細節詳盡描畫肉體的腐爛：蛆蟲在每具屍體上蜿蜒蠕動，發脹的蟾蜍坐在死人的眼球上。嘲弄人的、誘人的、歡天喜地的死神帶著跳著死亡之舞的遊行隊伍圍繞著無數面畫著壁畫的牆壁環遊。一部關於死亡的文學作品以有關Ars Moriendi（死亡藝術）的流行論文的形式表達了自我，裡面的場景描繪了屍床、在場的醫生和公證人、徬徨的家人、屍衣和棺材、用鏟子挖出了之前的死者屍骨的掘墓人，最後是等待上帝的審判的裸屍，與此同時，天使和邪惡的黑魔鬼則在爭奪他的靈魂。 戲劇和神秘劇的演出走向了可怕的極端，仿佛人們需要較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過度的行為去體驗一種令人震顫的厭惡。對處女的強姦以令人目瞪口呆的現實主義形式上演；士兵邪惡地砍剁著基督那逼真的假身；孩子被自己的母親炙烤或吞食。在人們所鍾愛的尼祿－阿格里皮娜（Nero-Agrippina）場景的一個15世紀版本中，母親阿格里皮娜請求兒子的憐憫，但那位皇帝在下令劃開她的肚皮時，還要求看看「女人容納由之懷孕生子的精液處」。 與死亡崇拜相聯繫的是對世界末日的預期。14世紀的悲觀主義在15世紀變成了這樣一種信念：人類正日益墮落，這是逐漸逼近的末日的徵兆。正如在一篇法國故事中所描寫的，這種衰落的一個象徵是人類仁慈之心的凍結，這表明，人類靈魂正在衰老，過去常溫暖人類的愛的火焰正在黯淡下去，不久就將熄滅。瘟疫、暴力和自然災害都是進一步的徵兆。 隨著英格蘭人對首都的占領，勇氣消磨殆盡。法國不乏有人打算接受一個王冠下的統一，將之作為無休止的戰爭和經濟衰敗的唯一解決之道。然而，總體上看，對英格蘭暴君或所謂的「詛咒」的抵抗是不言而喻的，只是這種抵抗缺乏協調，群龍無首。皇太子軟弱無能，無精打采，是肆無忌憚或被動消極的大臣們的傀儡。誰都未曾預料到，勇氣來自社會上最不可能的來源——一個出身平民階層的女子。 聖女貞德現象——那個對她說她必須將英格蘭人逐出法國，使皇太子加冕為國王的來自上帝的聲音，那種主宰那些通常對她不屑一顧的人的氣質，那種解除對奧爾良的包圍並將皇太子帶至蘭斯的力量——難以歸類。也許只能將其解釋為由一個緊迫的歷史需求所喚起的回聲。那一時刻需要她，她便應運而生。她的力量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在她身上，第一次出現了古老信仰與新生的愛國力量的結合。上帝通過聖克里斯蒂娜、聖邁克爾和聖瑪格麗特的聲音對她說話，但他所要求的不是純潔，不是謙卑，也不是精神生活，而是將她的祖國從外國暴君手中解救出來的政治行動。 她這顆流星的飛翔只持續了3年。她於1428年出現，激勵路易·德奧爾良的私生子迪努瓦（Dunois）以及皇太子圈子中的其他人攻打奧爾良，於1429年5月解放了該城，並乘勝利之勢，於兩個月後在蘭斯為查理舉行了神聖的加冕儀式。1430年5月，貞德在貢比涅被勃艮第黨徒抓獲，被出賣給了英格蘭人，又被臣服於英格蘭人的教會當作異端而遭到審判，於1431年5月被燒死在火刑柱上。她的判決對英格蘭人而言是根本性的，因為她聲稱是受到了上帝的促動，如果這一聲明不是遭禁止的，那麼上帝，人類事件的仲裁者，就將呈現為反對英格蘭對法國的統治的立場。審問者的全部嚴酷極端和冷酷無情都競相加在她身上，以證明她的聲音的無效。在審判之前，無論是因她而得到皇冠的查理七世，還是任何一個法國人，都未曾做出絲毫努力去贖回或挽救她，也許這是因為貴族們對於被一個村姑引向勝利這一情況感到尷尬吧。 聖女貞德的生與死都未能立即引起一場全國性的反抗；不過，在那之後，英格蘭人都在為一場失敗的事業而戰鬥，無論他們知道與否。勃艮第人相信這一點。作為神定的法蘭西國王的查理的即位，加上一支重新振作起來的軍隊，改變了局面，而當英格蘭人因在一個嬰兒國王的統治下發生的摩擦而分神時，情況便更是如此。意識到個中含義的勃艮第公爵漸漸疏遠了英格蘭人，與查理七世達成協議，並於1435年通過《阿拉斯和約》（Peace of Arras）而確立聯盟關係。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通過一位精力旺盛的新騎士統帥的活動，國王重返巴黎，這標誌著王國的重新統一即將到來。沒有人可以說，由那位奧爾良少女點燃的星星之火已經燎原，因為她的意義更多地為歷史而非她的同時代人所了解，但重生的希望和活力指日可待。戰爭並未終結，事實上，當被征服者拒絕屈服時，出於征服者的剛愎自用，英格蘭人仍固執於一種勃艮第人對其事業的背叛已使其變得毫無希望的努力，從而使戰爭變得更加殘酷。 在此期間，歐洲知識分子的努力主要在於終結教廷分裂以及在教會內部進行改革的堅持不懈、爭吵不休、劍拔弩張的活動。這兩個目標都取決於一個凌駕於教皇之上的理事會的至高無上地位的確立。只要教皇們堅持拒絕退位，教廷分裂的一致同意的終結便是不可能的，這使得理事會的成立成了唯一的選擇。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教皇還是紅衣主教團都不會無視既得利益，從內部進行改革；因此，只有通過確立一個理事會的權威，才可能獲得一種改革手段。認真的神學家們認真地與這些問題做著鬥爭，真誠地致力於影響變革、尋找限制教皇權力並使之憲法化的方法。問題即使不說是引發了實質性的爭議，至少也引發了極為激烈的哲學和宗教爭議，有關這些爭議的爭論通過一系列持續的會議進行了40年。召集這些會議的不是教會這一核心，而是由大學、君主和國家構成的外圍圈子，會議地點在比薩、康斯坦茨和巴塞爾。 1409年，在比薩，德阿伊利和格爾森為之大唱頌歌的改革問題被遏制住了，當時人們將所有精力都投入了罷黜阿維尼翁和羅馬兩位教皇並選舉一位單一的繼任者之上。這個人很快便死去了，將被一個更像是僱傭兵隊長而非紅衣主教的尚武的義大利人博德塞爾·科薩（Baldassare Cossa）所取代，他獲得了約翰二十三世之號。由於他的兩位前輩仍然固守著自己的主教權限，現在教會呈現了三足鼎立之勢。由於法國深陷於重重困難之中，主動權交到了皇帝西吉斯蒙德手中，他於1414年至1418年之間，在帝國版圖上的康斯坦茨召開了那次令人記憶猶新的會議。 由於教會的歷史性結果，康斯坦茨會議開啟了第三個問題，即對異端的壓迫，這裡的異端指的是因上個世紀的莫名不安所引發的所有持異議的派系。宗教的生命力已經傳給了持異議者、神秘主義者和改革者，從消極意義而言，也傳給了魔法和巫術的實踐，儘管對魔法的強調更多地反映為權威的譴責而非其實際的作為。受到威脅的教會以惡毒的迫害作為回應。譴責、審判和火刑增加，在其對所謂的異端的折磨中，宗教裁判所在殘酷行為的野蠻和獨創性方面較不信基督的土耳其人和中國人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該世紀的後半葉，對巫師的追捕將達到愈演愈烈的地步，其標誌是1487年的著名論文《女巫之槌》（Malleus Maleficaru），這是部探測鬼神學及其愛好者的百科全書。 康斯坦茨會議關注的是威克利夫的意識形態上的繼承人揚·胡斯的更為根本的異端思想。他被召至康斯坦茨會議上解釋自己的教義，並為其進行辯護，之後，他被定罪，並於1415年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拉蒂默主教（Bishop Latimer）預見到，他的聲明也許是對的，即他的死亡所帶來的火焰將點燃無法撲滅的燭火。 會議還經過一系列與約翰二十三世的激烈抗爭，設法指控他犯有剽竊、謀殺、強姦、雞姦和亂倫（對此吉本評論說，「最可恥的」指控被壓下了），從而罷黜了他，選舉羅馬紅衣主教科隆納（Cardinal Colonna of Rome）為馬丁五世（Martin V）。前一位羅馬教皇已經在勸誘之下辭職，仍舊頑固不化的阿維尼翁的本尼迪克特被有效地孤立了起來，教廷分裂宣告結束，儘管它將圍繞改革問題而短暫地死灰復燃。理事會與教皇為最高權力而展開的更激烈的鬥爭持續了下去。在馬丁五世治下，教皇國及其稅收得到恢復，這種若非精神上也是物質上的力量獲取使得馬丁的繼承者尤金尼厄斯四世（Eugenius IV）治下的教廷得以在巴塞爾會議上重啟了理事會之爭。像某種巨人的角斗一樣，此次會議持續了18年。 在教義之爭激烈進行、各團體紛紛退出、尾閭會議召開之後，一位教皇競爭者——他還是在位的薩伏伊伯爵，可以自掏買路錢——被選為費利克斯五世（Felix V）。對教廷的改革和約束一派投票同意，另一派則堅決反對，與此同時，國家和君權再次被權力政治所劃分。最終，改革者被打敗，費利克斯五世退位，巴塞爾會議於1449年解散。再次牢牢掌握在義大利人手中的教廷在書面上承認了理事會的最高地位，實際上卻重新獲得了自己的最高地位。事實證明，它於1450年的周年慶典上得以慶祝的勝利只不過是種幻影。教廷將再也不復是教廷分裂和各次會議之前的那個教廷了。它在這些危機中，先是丟掉了聲望，其次是丟掉了對全國教會的影響力和控制權。憑著「教宗權制限主義者的自由」（Gallican liberties）這一表達，於1438年舉行的一次法國宗教會議獨立地接受了改革，限定教廷對法國教士的收稅。由教會理事會鬥爭所導致的運動和觀念不可避免地朝著新教分離的方向前進。 另一個領域的變化發生在胡斯運動成員的戰爭中，這個運動是由捷克民族主義和為胡斯之死復仇的狂熱所點燃的。它的成員大多為布爾喬亞和農民（加上來自捷克貴族的心緒矛盾的支持），在他們反對騎士階層的鬥爭中，正是布爾喬亞，而非他們的對手，形成了一種新的軍事戰術。他們採用了一種「活動堡壘」，它由用鎖鏈連在一起的行李車組成的方陣或圓陣構成，用以防禦騎在馬上的武士們的衝鋒。以長槍、手執火炮和連枷武裝起來的小分隊守護著車輛之間的縫隙，當成功防禦住進攻者之後，小分隊會從這些縫隙中發起向敵人的衝鋒。1420年，在一次意欲重新建立正統的「十字軍東征」的過程中，他們打敗了一支西吉斯蒙德掛帥的軍隊，並且，在從他們所激起的恐懼中獲得了自信後，向匈牙利、巴伐利亞、普魯士乃至遙遠的巴爾幹發起進攻，造成了一種出現異端領地的勢頭。他們從車輛方陣內發射大炮，是首支使手執火器成為主要武器的隊伍。到10年結束時，1/3的胡斯分子部隊都擁有了這些武器。 作為人，他們經歷了溫和主義者與激進分子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這最終從內部破壞了他們的運動。可是，在巴塞爾會議上，他們的力量足以強大到迫使教會首次與異教徒達成了一項和平協議。像大部分也是由非貴族階層構成軍隊的瑞士人一樣，他們學會了如何有效地戰鬥，因為他們未曾獻身於榮譽，也未與馬匹捆綁在一起。 在15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葡萄牙王子、岡特的約翰之孫「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發起了一年一度的進入大西洋的航程，遠征並聲稱擁有亞速爾群島（Azores）、馬德拉群島（Madeiras）和加納利群島（Canaries），沿非洲西海岸冒險南下，直到於1433年繞過非洲西部巨大的突起部位，抵達黃金象牙海岸，開啟了新的貿易。即使亨利王子的最初動機是為了他作為其將軍的基督軍團的更偉大的榮耀，但他的任務及其影響是現代的。他在中世紀與現代之間架起了橋樑，人文主義者和科學家在此橋樑之上蜂擁雲集。 變革是不均衡的和不穩定的。歐洲人口在1440年左右已經降至其最低點，且在30年的時間裡不會有所增加。黑死病之前擁有1.5萬人口的魯昂在15世紀中葉只有6000名市民。什勒斯維希大教堂（Cathedral of Schleswig）拿其在1457年的稅收與1352年的稅收進行了比較，發現其租金和大麥、裸麥和小麥的數量都下降到了以前的約1/3。在許多地方，小學消失，直到現代才得以恢復。1439年，那位這些年來一直堅持寫日誌的巴黎的布爾喬亞報告說，首都街道上雜草叢生，狼群在人口減半的郊區向人發起了攻擊。就在同一年，波爾多大主教抱怨說，由於「剝皮者」的詛咒，學生們再也無法在大學尋求知識的珍珠，因為「許多人被半路上帶走，投入監獄，書、物品都被奪走，有時，唉！還會被殺掉」。百年戰爭在援助資金和貢金、人頭稅和間接稅以及貨幣貶值方面的代價是難以計算的。不過，雖然財政負擔帶來了悲慘的境遇和階級的對抗，但為了資金的批准而強行召集的如此眾多的等級會議和議會可能也加強了代表機構的功能。 在查理七世統治的頭10年中，幾乎看不到前方有任何進步的信號。這一統治時期的諾曼底編年史學家托馬斯·貝辛（Thomas Basin）寫道，通過持續的國內和國外戰爭，通過國王的官員們的「疏忽和怠惰」、重甲騎士的「貪婪和渙散」以及軍事紀律的缺失，大面積的破壞肆虐，從魯昂到巴黎，從羅亞爾河到塞納河，在布里和香檳的平原之上，再從塞納河到遙遠的拉昂、亞眠和阿布維爾，所有這些地方都難逃厄運。「人們擔心，這種大破壞的標識會長期存在並隨處可見，除非上帝對這個世界上的事更加留意。」 慢慢地，令人難以置信地，統治職責塑造了國王查理七世，而較好的運氣也將較優秀的人帶來為他服務。偉大的布爾喬亞金融家雅克·柯爾（Jacques Coeur）提供了金錢和信用基礎，因騎士等級之外的技藝高超的炮手而變得完美的攻城炮兵以14世紀無法想像的攻效攻破了英格蘭人把持的堡壘和城鎮。一座接一座的城市向國王的軍隊敞開了城門，這種勢頭因為查理七世終於完成了曾打敗其祖父查理五世的軍事改革而變得更加勢不可擋。在1444年至1445年間，他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常備軍，在與當時最大的禍害、無法無天的僱傭軍結合的同時淘汰著它們。根據新的法規，建立了20個指令連隊（compagnies d』ordonnance），它們各由100名配矛騎士構成，每位配矛騎士配有兩名弓箭手、一名侍衛、一名聽差和一名戰場僕從，每個連隊總計達600人。新連隊的軍官由最可靠的僱傭兵長官自行招募，其工資和供給由王室以正常的年度稅收為手段進行支付，它們駐紮在法國各地的戰略要地。通過堅韌的努力，「剝皮者」的殘留部分被解散。在該世紀中葉的變革信號中，沒有什麼比這一常備軍的發明更為重要的了。它標誌著一種秩序原則，而以前的一切——瘟疫、戰爭和教廷分裂——則是混亂的代理人。 英格蘭征服意願的下降也助了法國復興一臂之力。長大成人的亨利六世希望和平。作為一位衰弱、多變的國王，他是貴族與高級教士中的相互爭執不休的派系的棋子。他能幹的叔叔貝德福德公爵已死，使得沒有一個德高望重的人能夠領導或終止戰爭。到1450年，法國已經收復了整個諾曼底；炮兵部隊剛一出現，城鎮便繳械投降。就連英屬阿基坦也縮小到不及波爾多的周邊地區那麼大。 1453年，在卡斯蒂利翁（Castillon）這個位於波爾多外圍的唯一一個殘留的英格蘭據點，最後一場戰鬥打響了。傳統的角色遭到了顛覆，英格蘭人靠的是莽夫之勇，法蘭西人靠的卻是布爾喬亞的能力。在卡斯蒂利翁向法軍投降後，什魯斯伯里伯爵（Earl of Shrewsbury）約翰·塔爾伯特閣下（Lord John Talbot）從波爾多出發前來收復它。據貝辛的記載，塔爾伯特習慣於發起「魯莽的冒險而非審慎的襲擊」，不顧一位經驗豐富的副官的建議，堅持率領自己的騎在馬上的重甲騎兵進行正面進攻。領導法國軍隊的是「某個叫讓·比霍（Jean Bureau）的巴黎公民，他地位卑賤，卻志存高遠，勇敢無畏，特別擅長使用（炮兵），在這方面經驗豐富」，他藉助於一條壕溝、一道用樹幹加固的土牆和「戰爭機器」——長管炮、蛇形炮、勁弩以及各種各樣的投射物發射器——守住了營地。塔爾伯特及其騎士向這樣的防禦工事撲去，結果被石頭、鉛彈和上述的各種發射物所擊退。塔爾伯特戰死，他的軍隊徹底潰敗。不久之後，波爾多本身也遭陷落。除了加來以及對法國王冠的空洞要求外，英格蘭在歐洲大陸上的帝國已一無所有。 最長的戰爭結束了，儘管也許沒有幾個人意識到這一點。在如此眾多的休戰和再次開戰之後，誰又能意識到結局已經到來？在沒有慶典或停火、條約或解決方案的情況下，5代人的冒險和痛苦漸漸消失了。在此過程中，國民身份認同得以形成。百年戰爭，如同發生在同一時期的教會危機一樣，瓦解了中世紀的單一性。騎士精神中的兄弟之情斷裂了，正如大學倡導的國際主義在戰爭和教廷分裂的聯合影響之下無法存在一樣。在英法之間，戰爭留下了一種相互敵視的遺產，它將一直持續到1914年前夜形成必不可少的聯盟之時。 就在卡斯蒂利翁戰役舉行的同一年，瘋狂突然襲擊了亨利六世，使英格蘭陷入了曾如此重創法國的同一種控制皇權的競爭之中。失業的士兵和弓箭手返回英格蘭，為貴族的派系糾紛效力，將自己的暴力和武器加入了如今取代了在法國的戰爭的內戰玫瑰戰爭（Wars of the Roses）中。就在1435年這致命的同一年中，固若金湯的君士坦丁堡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包圍槍炮之下陷落。土耳其帶來的攻城裝備是70門大炮，位於最前面的是一門以鐵加箍的超級射石炮，它由60頭公牛牽引，可以發射重達800磅的炮彈。拜占庭帝國的衰落為中世紀的結束提供了一個常規性的日期，但在同一時間，發生了一件更孕育著變化的事件。 在1453年到1454年間，谷登堡在美因茨用活字印刷出了第一份文件，接著，在1456年，第一次出現了印刷書籍——拉丁文的《聖經》。正如維克多·雨果（Victor Hugo）以堪稱恰當的溢美之詞所指出的，「哥特的太陽落在了美因茨的龐大印刷機之後」。傳播知識和交換思想的新手段以非中世紀的速度流傳開來。在接下來的不到10年的時間裡，印刷機出現在了羅馬、米蘭、佛羅倫薩和那不勒斯，於15世紀70年代出現在了巴黎、里昂、布魯日和巴倫西亞。1473年，印刷了第一份樂譜。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於1476年在威斯敏斯特安裝了自己的印刷機，於1484年出版了迄今仍無法越超的英國散文著作，馬洛禮（Malory）的《亞瑟王之死》（Morte d』Arthur）。 隨著都鐸家族坐上英格蘭王位，英格蘭與法蘭西於1492年（這一年因其他的原因而更具意義）簽署了《埃塔普勒條約》（Treaty of Etaples），英法關係正式確立。曾經在十字軍東征中尋找發泄口的歐洲能量現在將於航海、發現和對新世界的殖民中去尋找其出口。 庫西家族的血統在昂蓋朗七世死後，懸於瑪麗的兒子羅伯特·德巴爾之一線。菲利帕死時沒有子息。庫西第二次婚姻之產物伊莎貝爾死於1411年，她唯一的孩子，一個還是嬰兒的女兒，在她死前或死後的6個月內也死去了。庫西的私生子珀西瓦爾於1437年立下遺囑，將自己的領地留給了羅伯特·德巴爾的女婿，由此也許可以推斷，昂蓋朗七世唯一的兒子死的時候沒有子女。不過，這一脈單傳將通向一位國王。羅伯特·德巴爾的女兒讓娜嫁給了法蘭西騎士統帥路易·德盧森堡，她又生育了一個嫁到了承自聖路易的支脈的波旁家族的女兒。這一婚姻的孫子安東尼·德波旁（Antoine de Bourbon）娶了納瓦拉王后讓娜·德阿爾伯特（Jeanne d』Albret），此次婚姻產下的兒子，帶著他的納瓦拉的白羽毛和他著名的讓步——「巴黎值得一場彌撒」——登上了王位，成為亨利四世。勇敢、敏銳、多情、通情達理的他是所有法蘭西國王中最受歡迎的，並且——也許是由於昂蓋朗七世的幾個基因——是一個理性的人。 偉大的庫西男爵領地在與查理·德奧爾良之子路易十二世治下的王室領地合併後，一直是這個王室家族之奧爾良支系的財產。在未成年的路易十四——他的兄弟菲利普·德奧爾良（Philippe d』Orléans）得到了「庫西之主」的頭銜——統治期間，那座最初是為了威懾國王們而建的固若金湯的城堡變成了貴族們為了反對攝政者馬薩林紅衣主教（Cardinal Mazarin）而結成的聯盟投石黨（Fronde）的焦點。為了摧毀敵人的根基，馬薩林於1652年炸毀了部分城堡，使之無法居住，儘管他的手段不足以使巨大的主塔倒下。1692年的一次地震毀滅了城堡更多的部分，給主塔留下了一道從頭到腳的參差不齊的裂縫，但它依然屹立不倒，守衛著下面空空蕩蕩的大廳。100年後，該男爵領地的最後一位領主是被稱為「平等的菲利普」（Philippe Egalité）的德奧爾良公爵，作為法國國民議會的成員，他投票同意處死路易十六，而他自己在一年後也成了斷頭台上的犧牲品。他的包括庫西在內的財產都轉給了國家。 與此同時，昂蓋朗位於維爾納夫·德蘇瓦松（Villeneuve de Soissons）的塞利斯廷修道院遭到了胡格諾派教徒（Huguenots）的肆意破壞，被修復後，又在投石黨的戰役中遭到毀壞，當塞利斯廷教團於1781年被鎮壓時，被作為私人城堡出售。在法國大革命期間飽受劫掠的它幾經轉手，最後於1861年為奧利維爾·德拉羅什富科伯爵（Count Olivier de la Rochefoucauld）購得。庫西對永恆的把握並不比大多數人成功。 在拿破崙三世統治時期，歷史古蹟委員會（Commission of Historical Monuments）建議修復庫西城堡，若不那麼做的話，則急需阻止遺留部分的朽爛毀壞。修復需在庫西與彼埃爾豐（Pierrefonds）之間進行選擇，後者是路易·德奧爾良於14世紀末修建的一座時間較近、更為奢華的城堡。因為庫西將花費3倍於彼埃爾豐的修復費用，加上尤金妮亞皇后（Empress Eugénie）因彼埃爾豐離巴黎更近而鍾情於它，所以後者被選中。令人悲哀的是，中世紀的修復者、建築師維奧勒-勒-杜克（Viollet-le-Duc）拿這座中世紀的重要軍事構造不當一回事兒。「在這座龐然大物旁邊，最大的塔也不過是些紡錘而已。」他寫道。他所能做的就是用兩道鐵箍把那座龐然大物包起來，修理屋頂和主要裂縫，安置了一個管理人，防止有人再偷走城堡落下的石頭。 這座地標建築於寂靜、荒蕪、貓頭鷹築巢其間的狀況之下仍舊令人敬畏。旅行者們前來瞻仰，考古學家們研究它的結構，藝術家們描繪它的平面圖和石碑。位於它腳下、坐落在順著從山上蜿蜒而下、穿過山谷通向蘇瓦松道路邊的村莊的生活還在繼續。時間、人為的騷亂和自然的混亂都對城堡主塔無能為力，但20世紀的破壞則另當別論。 1917年，再次遭到入侵的皮卡第已經被德國軍隊占領了3年之久。第六十軍的指揮官巴伐利亞的魯普雷希特王子（Prince Rupprecht of Bavaria）督促總參謀長魯登道夫將軍（General Ludendorff）要確保庫西城堡免遭破壞，因為它是個現在已無軍事價值的獨一無二的建築珍寶。他指出，無論哪一方都不會試圖將它用於軍事目的，而它的毀壞「將只意味著相當徒勞地打擊我們自己的聲譽」。魯登道夫不喜歡有關文化的訴求。他不明智地注意到了庫西，決定使它成為至高無上的價值觀的榜樣。他下令向裡面填塞了28噸炸藥，於是那座由昂蓋朗三世在自希臘和羅馬以來最偉大的建築時代修建的龐然大物被炸為了平地。 外牆、基礎、地下房間和隧道、部分內牆和門道隨著數英畝的翻倒的石塊倖存了下來。在一道裂開了縫的門楣之上，未穿鎧甲的騎士仍舊在與一頭獅子搏鬥。700年來，這座城堡見證著人類的努力與失敗、有序與無序、卓越與衰落的循環。它的廢墟遺留在皮卡第的山頂之上，靜觀著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