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六章 尼科波利斯

50年來，歐洲人一直在多多少少有些漫不經心地聽著土耳其在東部滲透的消息以及標誌著他們的無情推進的不幸呼喊。奧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是最後，也註定是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波遊牧騎士。他們在11世紀至13世紀期間，大模大樣地走出了亞洲大草原，以摧枯拉朽之勢征服了小亞細亞，就如在他們之前征服了羅馬的哥特人和匈奴人一樣。最初，奧斯曼人定居在安納托利亞（Anatolia）的黑海岸邊，是先前的塞爾柱突厥人（Seljuk Turks）的封臣，也是塞爾柱邊境的守衛者。當塞爾柱帝國在成吉思汗及其後裔帶領的蒙古大軍的入侵之下土崩瓦解時，邊境首領奧斯曼（Osman，Ottoman之名的由來）率領的訓練有素、英勇善戰的部隊於1300年宣布脫離塞爾柱的統治，在自己祖先的廢墟上拔地而起。在25年的時間裡，憑著一個正在崛起的民族所擁有的全部野性力量，他們征服了安納托利亞的重要城市和大片領地，成了將亞洲與歐洲分開的那條狹窄的藍色海峽的海岸的主人。 渡過海峽，在歐洲那一邊，屹立著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這是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之殘留的首都。在羅馬帝國向早期的野蠻人屈服的800年後，這個古羅馬帝國的東方遺蹟現在終於處於土崩瓦解之中了。被推回到歐洲的它是早先之偉大卓越的縮小乾枯的殘留，它在海軍和商業上的優越地位輸於了熱那亞人和威尼斯人，它的結構被在西方發揮著作用的相同過程——被貨幣經濟不充分地取代了的封建徭役，黑死病，經濟破壞，宗教分歧，勞工起義，好戰的民族——所削弱。形成了自己王國的塞爾維亞人（Serbs）和保加利亞人（Bulgars）在西邊向它發起了攻擊，愛琴海地區的各小政權也不斷騷擾著它。它的省份混亂無序，它的軍事力量要仰仗僱傭軍，它的主權因圍繞王位寶座而展開的激烈糾紛而分崩離析。這些糾紛開啟了令奧斯曼土耳其進入歐洲的大門。 糾紛始於約翰·坎特丘津（John Cantacuzene）的自負，他是位要臣，頭銜是「大當差」（Great Domestic），擔任著年幼的王位繼承人約翰五世·佩利奧格洛（John V Paleologus）的攝政者。1341年，坎特丘津宣布自己為聯合——實際上是競爭者——皇帝，號為約翰六世。在連年的內戰期間，他通過購買吃苦耐勞、紀律嚴整的奧斯曼軍隊的服務，保持了自己的控制權。當烏爾汗蘇丹（Sultan Orchan）在坎特丘津的邀請下於1345年渡過達達尼爾海峽時，吉本鳴響了喪鐘，說這正是古羅馬帝國漫長的衰落過程中的「最後一次致命打擊」。 烏爾汗的繼承人穆拉德一世（Murad I）於1353年奪取了通往達達尼爾海峽的門戶加利波利，從而獲得了一個位於歐洲一邊的立足點。整整100年後，土耳其人將占領君士坦丁堡本身，但坎特丘津像歷史上的其他偉大表演者一樣，沒有看到他的行為的固有結果。為了加強與其新盟友的合作，他寧可在一場穆斯林婚禮上將自己的女兒嫁給烏爾汗，從而在基督教徒與不信基督者之間的深淵上架起了橋樑，沒有絲毫的躊躇——也沒有影響到他的信仰。數年後，在被迫退位時，曾經的「大當差」成了僧侶，隱居在一座修道院中撰寫被他攪得烏煙瘴氣的那段時間的歷史。 君士坦丁堡不可救藥的混亂給了土耳其人可乘之機來使用他們在加利波利的門戶。隨著坎特丘津的退位，他的前被監護人約翰·佩利奧格洛重新登上王位（這解釋了約翰六世為約翰五世所取代的令人驚訝的傳承順序），結果只是陷入了一場惡毒的家族糾紛。在此糾紛中，兒子們和孫子、叔叔和侄子在接下來的35年間一個接一個地被廢黜、入獄、折磨和彼此取代，而他們都與穆拉德一世有著各種合作關係。 在推波助瀾地使佩利奧格洛家族走向自相毀滅時，像一隻從位於加利波利的腕部向外打開的手一樣，土耳其人擴展到了拜占庭和保加利亞人的領地。1365年，穆拉德將自己的首都推進到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即埃迪爾內（Edirne），這裡深入了歐洲120英里。1371年，他在保加利亞的馬里察河（Maritza）上戰勝了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聯軍。約翰五世從此以後只掌握著他的帝國的一部分，而保加利亞特權貴族作為蘇丹的封臣掌握了自己的版圖。1389年，由塞爾維亞人、羅馬尼亞人（Rumanians）及其北方鄰居摩爾達維亞人（Moldavians）組成的新聯盟企圖阻止土耳其人，卻被穆拉德在決定性的科索沃戰役（Battle of Kossovo）中打敗，這場戰役成了塞爾維亞人獨立的墳墓。塞爾維亞沙皇及他的貴族精英們被殺，他的兒子被迫接受對蘇丹的臣屬地位。穆拉德本人在戰鬥結束後，被一個垂死的塞爾維亞人所刺殺，此人假裝要告訴蘇丹一個秘密，當穆拉德俯身去聽他說話時，將刀刺入了他的腹部。可是，蘇丹給自己的繼承人巴雅澤留下了該地區最為強大的力量。自從他們渡過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orus）以來，在35年間，土耳其人已越過東巴爾幹，直抵多瑙河，現在站在了匈牙利邊境線上。 對手的不和是土耳其人入侵的主要因素。自從拉丁語族的十字軍士兵突破東部領地以來，一種傳承已久的強烈不信任就將君士坦丁堡與西方隔離開來。羅馬天主教會與希臘東正教會之間歷史悠久的基督教教派分裂留下了有關次要的儀式問題的難以調和的爭論——事情越是微不足道，怨恨就越是強烈——並且使巴爾幹民族之間相互敵視。保加利亞和瓦拉幾亞（Wallachia，羅馬尼亞當時的名稱）以及塞爾維亞的大部分都屬於希臘教會，與屬於拉丁語族的匈牙利勢不兩立，而後者強推羅馬天主教教士並爭取對其鄰國的政治統治權的努力也招致了怨恨。米爾恰（Mircea），瓦拉幾亞的voyevod，亦即統治者，在科索沃與土耳其人展開戰鬥，但是，因為宿仇，他並不迫切地想與匈牙利合作，對抗其共同的敵人。塞爾維亞人也是如此，一旦他們接受了蘇丹為最高君主，那麼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受阻於與他國的聯合對抗。這一向是穆拉德的政策：讓巴爾幹的統治者們以效忠義務為條件保住王位，從而使他們保持中立。因為巴爾幹各王國缺乏團結性，只是半自治的統治者的鬆散聯盟，所以他們有可能被各個擊破。為了避免土耳其的持續進攻，保加利亞、波士尼亞（Bosnian）、塞爾維亞和瓦拉幾亞的統治者一個個地相繼宣誓效忠。在直接占領的區域，穆拉德將領土作為封邑分封給自己的追隨者，使他們在歐洲紮下根來。在科索沃的一半的土耳其軍隊都已經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遠端擁有了土地。 巴雅澤如他的祖先一樣衝力十足。在科索沃戰場上被選為蘇丹後，他先是用弓弦扼死了自己的兄弟（土耳其人慣有的預防措施），然後立即幫助約翰七世推翻自己的祖父，以此來繼續進行動搖拜占庭王位的事業。當約翰又被自己的叔叔曼紐爾二世（Manuel II）推翻後，巴雅澤包圍並封鎖君士坦丁堡達7年之久。與此同時，他在保加利亞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入侵馬其頓（Macedonia）和阿提卡（Attica），劫掠波士尼亞和克羅埃西亞（Croatia）——據說帶走的俘虜比留下的居民還多。他英勇善戰，有膽有識，總是騎在馬背上，「對敵人的鮮血充滿渴望，同樣，他也毫不吝惜地揮灑其士兵的鮮血」。他的由ghazis（即安拉的戰士）組成的先鋒懷著聖戰的極端狂熱與不信安拉的基督教徒進行戰鬥。根據土耳其的定義，ghazi是「真主的寶劍，它會淨化地球，使其免受多神教的玷污」，此處的多神教指的是基督教的三位一體說。 1393年，在占領了東保加利亞王國的首都特爾諾沃（Tirnovo）之後，巴雅澤攻占了尼科波利斯（Nicopolis）這座保加利亞在多瑙河畔的最強大堡壘。該堡壘坐落在俯瞰位於多瑙河畔的尼科波利斯城的高地之上，控制著當時是多瑙河的一處淺灘的地方，保護這裡的是對岸的一座瓦拉幾亞要塞。兩條支流在該城堡的基部匯入多瑙河，因而這座城堡控制著內陸以及通往多瑙河的交通。歐洲與奧斯曼的衝突即將在此戰略要地展開。 當保加利亞沙皇伊萬·希什曼（Ivan Shishman）通過一位封臣拒絕向土耳其提供繼續進攻所需軍隊的輜重供給時，巴雅澤將他囚禁在了尼科波利斯。對附庸體系變得越來越不耐煩的蘇丹隨後勒死了自己的囚徒，將他的王國降為土耳其的一個sandjak，也就是一個省，並向西保加利亞王國首都維丁（Vidin）進軍。當匈牙利國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派使節去要求蘇丹廢除掉的保加利亞的主權時，巴雅澤一言不發，只是指了指掛在他牆上的武器和戰利品作為回答。在他身後，他建造了一座巨大的高塔，以便加強對加利波利的防禦，還建造了一個供其艦隊使用的永久性港口。他在阿德里安堡興建恢宏壯麗的清真寺，在進軍途中修造大的客棧。當他的武裝騎兵在歐洲推進時，他則在阿德里安堡繼續作戰，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因其「靈魂的火熱能量」以及其進軍速度，他贏得了意為「霹靂火」的伊爾德里姆（Ilderim）這一別號。 在尼科波利斯被占領之後，西吉斯蒙德國王向西方發出的求救呼籲越來越迫切。他的國家現在是東歐最後一個抵抗土耳其的有組織的國家，而它對上世紀曾經橫掃多瑙河平原後撤回的蒙古人的蹂躪所造成的恐怖依舊記憶猶新。儘管匈牙利是「周邊國家的王后」，其對新入侵者所能提供的抵抗卻受到了與北部的波蘭和立陶宛的無休無止的爭端、其南部鄰國的敵意、其統治階層內部以及其普通民眾之間分裂的牽制。這個國家是東拼西湊出來的，其構成者包括一位外國君主、匈牙利貴族、與西方無接觸的以農業為生的本地農民，以及一個由德國移民構成的商人階層，該商人階層像他們在波希米亞和波蘭所做的那樣，修建城鎮，然後聚族而居，不與外界接觸。 在安茹王朝一個世紀的統治期內，匈牙利王室都與法國宮廷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且在始於西吉斯蒙德的盧森堡王朝統治之下依舊如此。西吉斯蒙德因娶了安茹王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大路易（Louis the Great）之女為妻而於1387年成為國王，因為大路易死時沒有男性繼承人。西吉斯蒙德是已故皇帝查理四世的兒子、溫塞斯勞斯的同父異母的弟弟。與自己的父親相比，他不是那麼嚴肅的政治家，卻比其心神不寧的哥哥更有能力，更明智。像溫塞斯勞斯一樣，他也受過良好的教育，精通4門語言。他身材高大，體格強健，英俊非凡，一頭淡褐色的捲曲長發，具有統治者的智慧和善意，卻又酷愛享樂，揮霍無度，放縱不羈，見不得人的戀愛傳聞不斷。在歷史上，他主要以後期的皇帝身份著稱，但在此時，他只是個28歲的毛頭小子，幾乎無法在不穩定的環境中保持自己的平衡。 於19歲時以外來者身份當上了匈牙利國王的他面臨著與一個精力充沛、權勢顯赫的前輩的比較，面臨著反叛貴族的敵意，面臨著一個作威作福的岳母，面臨著一個王位的競爭對手，此人便是都拉佐的查理，是對王位垂涎三尺的安茹家族的繼承人。都拉佐的查理與王太后匈牙利的伊麗莎白（Elizabeth of Hungary）多年來一直在明爭暗鬥，陰謀和暗殺活動層出不窮，都想方設法地要毀掉對方，而圖謀不軌的貴族們多多少少地也牽連其中，儘管如此強烈的情緒曾導致他們中的一人向西吉斯蒙德吼叫著說：「我永遠也不會向你彎腰致敬，你這頭波希米亞豬玀！」在西吉斯蒙德當上統治者的頭8年里，他的精力全被這些形形色色的挑釁所占據，無力對土耳其人發起有效的抵抗，而後者利用了這一局勢，在他的邊境地區大肆劫掠。 雖說不夠老練，急躁易怒，生起氣來殘酷無情，但個性勇敢無畏的西吉斯蒙德還是渡過了難關。當有人拿著一件據說是聖伊麗莎白（St. Elizabeth）骨頭的神聖遺物給他看時，他翻來倒去地擺弄著它，評論說，它也可能只是一個死去的皮匠的骨頭。在出席巴黎的議會以觀察法庭之運作過程時，他聽到一項針對一個名叫塞涅（Seignet）的平民原告的不利裁決，裁決的根據是，塞涅不是騎士，而被告則是騎士。令他的侍衛和濟濟一堂的律師、法官和旁觀者大吃一驚的是，西吉斯蒙德站起身，大聲宣布他命名騎士的權利，將塞涅召喚到身前，吩咐他跪下，當場封他為騎士。他解下一隻金馬刺和掛著一隻短劍的皮帶來代表長劍，讓自己的一個手下將這些徽章放在那位呆若木雞的新騎士身上，「國王就這樣推進了這位塞涅的事業」。 雖然並未忘記土耳其的進軍，但對君士坦丁堡沒有多大依賴的西歐對此危險一直漫不經心，直到土耳其人抵達了匈牙利。近40年來，每位教皇都真切地呼籲對漸漸逼近的不信基督者進行十字軍東征，有的教皇確實充滿了熱忱，但這熱忱更是為了鼓舞信仰，而非出自對危險的現實評估。這樣一個針對土耳其人的艱巨事業眼界狹隘，受到特殊利益的促動。教皇的利益在於將東正教會重新納入拉丁語族的圍欄之中；威尼斯人和熱那亞人的利益在於保護其在黑海和東地中海的貿易點；賽普勒斯的呂西尼昂家族的利益在於保護自己的王國不受土耳其人的衝擊。最近一次聯合嘗試是由教皇克雷芒六世於1344組織的拉丁聯盟（Latin League），這個時間甚至早於土耳其進入歐洲之時。克雷芒曾希望，憑藉教廷、威尼斯、賽普勒斯以及羅德島醫院騎士團（Hospitalers of Rhodes）的聯合部隊，通過針對土耳其人的初始成功，誘使君士坦丁堡加入拉丁聯盟，與羅馬教會重新團結在一起。拉丁艦隊初戰告捷，占領了士麥那（Smyrna），摧毀了100艘土耳其艦船，但十字軍的陸軍部隊，因疾病、糾紛和猶豫不決的領導層而陷於癱瘓狀態，沒有取得絲毫進展，根據經過談判的條件，戰役漸漸減少，直到停止。 另一次努力是在14世紀60年代做出的，其促成者是賽普勒斯的皮埃爾·德呂西里昂（Pierre de Lusignan of Cyprus），他的興趣最為直接。在徒勞地糾纏了歐洲宮廷3年時間，試圖募集起一支十字軍東征部隊之後，他於1365年得以從賽普勒斯發動了一支遠征部隊，它凱歌高奏地占領了埃及的亞歷山大城，以此作為向耶路撒冷進發的第一步。他的手下希望保證自己數量龐大的戰利品的安全，所以堅持滿載著自己的收穫離開了，給呂西里昂留下的部隊不足以拓展其勝利，甚至不足以保住其勝利。他不得不放棄了亞歷山大。 與此同時，薩伏伊的阿馬迪厄斯（他的姑姑，薩伏伊的安妮，是君士坦丁堡的皇太后）領導了一場旨在與呂西里昂會師的著名戰役。他重新奪回了加利波利，但這一勝利也轉瞬即逝。理應同時從西部經由路地向土耳其進兵的杜·蓋蘭克的自由連隊始終不見蹤影。像呂西里昂一樣，阿馬迪厄斯缺乏繼續向前挺進的部隊，所以在幾年之內，穆拉德便收復了加利波利。 1369年，君士坦丁堡本身發出了呼救。出於想要激起西方援助的絕望努力，皇帝約翰五世前往羅馬，宣布放棄希臘與拉丁教會之間的分歧，讓自己成為首位皈依者。他主要是成功地激起了自己的教士和俗眾的憤怒，他們拒絕接受他的計劃。而全神貫注於英法之間重新燃起的戰火的歐洲，對此卻興趣寥寥。 根據記錄，一個堅持不懈地試圖為針對這一挑戰而做出的適當回應注入活力的人是菲利普·德梅齊埃，儘管在他這方面，敵人也是不相干的：十字軍東征本身的利益就是他的偉大目標。對於他而言，這是種道德需求，一種可以治癒社會困苦、改惡向善的「賢者之石」：爭執和敵意將平息，專制陷於失敗，或得到改革，基督教將使土耳其人、韃靼人、猶太人和撒拉遜人皈依基督，為世界帶來和平和團結。儘管他是個狂熱分子，但梅齊埃對黎凡特（Levant）和土耳其了如指掌，其結果是，他明白問題的嚴重性，對待它的態度十分嚴肅。 作為一個為對聖地的熱情所吸引的年輕教士，他參加過拉丁聯盟對士麥那的十字軍東征；後來，作為賽普勒斯的皮埃爾·德呂西里昂的大臣，他長期以來都在與土耳其問題打交道，呂西里昂死後，他回到法國宮廷，將為基督教收復東方作為自己的終身目標。他認識到，這不是意味著不計後果的冒險，而是意味著與一個組織嚴密、紀律嚴明的敵人之間有組織的嚴肅戰鬥。通過士麥那之戰，他了解到這個敵人訓練有素、英勇善戰，並且冷酷無情。他幻想中的必不可少的軍隊是一支國家軍隊，其中包括充當士兵的布爾喬亞和普通民眾，以及擔當領袖的騎士，其動機是美德和熱忱，而非貪婪。像過去的聖殿騎士和醫院騎士一樣，他們獻身於服從、公正和軍事紀律，在進行其偉大事業的過程中，使騎士精神的真正理想得以復興。他為此成立了一個熱愛耶穌基督騎士團（Order of the Passion of Jesus Christ）。正如這個名稱所表明的，他的興趣在於道德，而非軍事。 梅齊埃堅持不懈的宣傳——包括為神聖羅馬皇帝訪問巴黎所表演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那個奇異的舞台場景在內——無疑對查理六世產生了影響，對其他人的影響則更是不容置疑。1389年，一份有關土耳其人的第一手報告由從聖地返回的布西科帶了回來，布西科是在前去贖回德歐伯爵的途中去過聖地，這趟行程導致了《百歌集》的誕生。他在書中詳述了自己在東方的全部見聞，他在匈牙利對西吉斯蒙德的拜訪以及他在加利波利受到的穆拉德蘇丹的款待，這位蘇丹給了他崇高的禮遇，送給他豐富的禮物，還有一張安全通行證。這些回憶加強了年輕國王對進行「光榮冒險」的渴望。14世紀90年代，來自東方的消息變得日益緊迫。在1393年的和平談判未能與英格蘭達成和約時，查理卻敦促蘭開斯特考慮對土耳其進行聯合遠征，「捍衛信仰，援助匈牙利和君士坦丁堡皇帝。」但在與英格蘭遲遲不能實現和平之時，這一切都是紙上談兵，直到勃艮第公爵自己產生了興趣，情況才會有所改觀。 勃艮第依舊是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在通過國王的瘋癲而重新得到國家權力之前，他就一直在尋找一支可以繼續下去的十字軍，其選擇在普魯士——這除了讓武士們保持忙碌外，沒有任何其他目的——和匈牙利之間。1391年，他派居伊·德特雷穆耶前往威尼斯和匈牙利調查局勢，讓人們相信這項迎合其自身需要的事業足夠冠冕堂皇，計劃了一次原本由他本人、路易·德奧爾良和蘭開斯特公爵率領的十字軍東征。到最後，這3人中誰也沒去。對土耳其人的防禦是否符合至關重要的歐洲利益很令人懷疑。勃艮第資助十字軍東征的個人利益在於推崇自我及其家族，而既然他是自吹自擂的親王，那麼其結果便是，富麗的展示變成了首當其衝的主題；計劃、後勤、有關敵人的情報如果有的話，也只占次要地位。 像往常一樣，第一個難題是資金。1394年，勃艮第要求因連年內戰而變得一貧如洗的佛蘭德斯出一筆20萬里弗的援助金。佛蘭德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這一數目降低至13萬里弗，足夠其開始準備無比奢華的服裝（若非武器的話）。1395年1月，公爵再次派出特雷穆耶的兄弟紀堯姆去通知西吉斯蒙德，對法蘭西國王尋求幫助的正式請求將被欣然接受。 8月，4位儀表堂堂的匈牙利騎士和一位主教到達巴黎。他們告訴宮廷，巴雅澤蘇丹正在召集一支4萬人的軍隊，以使匈牙利重蹈保加利亞、瓦拉幾亞和塞爾維亞的覆轍，除非法國人伸出援手，否則匈牙利國王很快便會墮入最悲慘的境遇之中。他們訴說冷酷無情的土耳其人如何將基督徒囚禁在地牢之中，搶走兒童，讓他們變成穆斯林，搶奪處女，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可以免遭他們的褻瀆。他們的國王已經與這個可怕而強大的敵人進行了數次作戰，結果都令人不快。承認這一切無論是多麼令人痛苦，「基督徒的命運都迫使我們要說出一切」。西吉斯蒙德國王「以國王之名和對上帝的熱愛」，懇求法國的幫助。 由於與英格蘭的婚姻已經排定，國王查理得以回答：「作為信仰基督的國王之魁首。」他有責任接過使命，保護基督教免受蘇丹鐵蹄的踐踏，並對他的厚顏無恥予以懲罰。一時間，群情激憤。現在的法蘭西騎士統帥德歐伯爵以及現在的大元帥布西科宣布，每個富於勇氣的人都有責任投身於與那些「惡棍」的戰鬥。「惡棍」一詞通常用來稱呼穆斯林，正如它常被用以稱呼農夫和勞工一樣，含有輕蔑之意。匈牙利使團滿載著禮物和保證返回，一路上將法國十字軍的消息傳遍了德國和奧地利，並為其通過安排糧草供應。 在匈牙利人來訪的兩個月之後，庫西從義大利返回，他發現，整個宮廷都為十字軍東征而激動不已，於是馬不停蹄地加入了十字軍。依照他那種人的習慣，只要他能夠助一臂之力，就決不會留在家中。勃艮第、奧爾良和蘭開斯特全都退出了這項偉大事業，因為與英格蘭的談判需要他們在場——或者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離王位太遠。但勃艮第家族仍舊處於控制地位，因為勃艮第公爵提議，將自己的長子，時年24歲且尚不是騎士的讓·德內韋爾放在名義指揮的位置上。這位會成為其如同亞伯般的堂兄弟路易·德奧爾良命中注定的該隱（用米什萊的話說）的內韋爾伯爵，此時尚未表現出在他父親死後顯示出的那種果決個性的任何跡象。作為公爵，他將以Jean Sans Peur（「無畏的約翰」）之名著稱於世，這也就是說，似乎他不害怕做惡事。他14歲時即在那場著名的雙重婚禮上娶妻，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他身材矮小，腦袋巨大，面容嚴峻，舉止失當，衣著俗氣，除了勃勃野心之外，處處都與他那位相貌堂堂、風度翩翩的堂兄弟路易恰恰相反。米什萊寫道：「大自然似乎故意把他塑造成這個樣子，好讓他去仇恨德奧爾良公爵。」 儘管內韋爾的王室血統和地位賦予了這項事業以光彩，但他的父親也意識到了更具責任感的領導者的必要性，而他在年紀均不到35歲的騎士統帥德歐或布西科那裡都看不到這種特質。他轉向庫西這位較年長的政治家以及王國中經驗最豐富的武士（因為克利松已失寵）。 庫西在15歲時初上戰場與英格蘭人作戰，18歲時參與了對扎克雷農民的追捕。從那時起，庫西的經驗範圍已擴大至作戰、外交、管理、社會和政治關係等方方面面，具有非同尋常的多樣性。作為愛德華三世的女婿，他在戰爭中效忠於兩位國王，這種地位堪稱獨一無二。他作為指揮官或頂級指揮官之一，在11場戰役中目睹了戰爭——在彼埃蒙特、倫巴第、瑞士、諾曼底、朗格多克、托斯卡納、法國北部、佛蘭德斯、格德司、突尼西亞和熱那亞；他指揮過僱傭軍，作為薩伏伊伯爵、格列高利十一世、霍克伍德、維斯孔蒂家族、哈布斯堡家族、瑞士人、納瓦拉人、加斯科涅人、英格蘭人、柏柏爾人、佛羅倫薩共和國、熱那亞貴族的聯盟或對手作過戰。作為外交家，他曾與教皇克雷芒七世、布列塔尼公爵、佛蘭德斯伯爵、阿拉貢王后進行過談判，曾與英格蘭人進行和平會談，與巴黎的反叛者談判。他娶過一位年長他8歲的喜怒無常、揮霍無度的妻子，而第二位妻子又比他小了將近30歲。他曾為安茹和奧爾良這兩位王室公爵擔當過顧問或代理人，是皮卡第，後來又是吉耶納的統帥，是御前會議的成員，是法蘭西的大司酒（Grand Bouteiller of France），還兩次成為騎士統帥的更為理想的人選。他認識從極端邪惡的納瓦拉的查理到極端聖潔的皮埃爾·德盧森堡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並與他們打過交道。 一點兒也不奇怪，勃艮第公爵和公爵夫人派人來找他，並對他說：「閣下，我們清楚地知道，您是法蘭西騎士中的佼佼者，對一切事物都最習以為常，最為精通，因此我們熱切地要求您陪伴在我們的兒子左右，充當他的首席顧問。」 「尊敬的閣下和夫人，」庫西回答道，「我將前去，第一是為了獻身於捍衛對耶穌基督的信仰；第二，是因為你們賦予了我如此的榮耀，讓我負責你們的兒子讓閣下。我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是，他又補充道，他寧願不接受任命，而讓它授予與內韋爾都有血緣關係的德歐伯爵和雅克·德拉馬希伯爵。（作為德安茹家族成員，德歐擁有瓦盧瓦家族的血統，這也是他擔當騎士統帥一職的主要原因，而十字軍中最年幼的、「嘴上無毛的」德拉馬希，則是波旁家族成員。） 「庫西閣下，」公爵回答說，「您比這兩位都要見多識廣，比我們的親戚德歐或德拉馬希更了解在異國他鄉的軍隊部署，因此我們委您以重任，懇請您履行我們的要求。」庫西鞠躬作答：「您的懇請即是我的命令」，並同意接受任命，條件是有居伊和紀堯姆·德特雷穆耶以及維埃訥將軍相助。很顯然，他憑著不幸的知覺，也對那些年輕人沒有多大的信心。 因為指揮問題將是十字軍東征之結果的關鍵，所以勃艮第任命一位「首席顧問」的努力意義十分重大，無論傅華薩的採訪報告是否是逐字照抄的。以直接引語的方式來撰寫歷史是中世紀編年史家賦予自己的許可。修昔底德也是這麼做的。如果我們接受伯利克里（Pericles）對雅典人發表的言論，那麼我們便無須拒絕接受勃艮第對庫西的言辭。人們一直因為這樣一個原因而心懷質疑：庫西的名字沒有顯示為「首席顧問」——或者根本就沒有出現在內韋爾首要顧問的名單中，這份名單由全都是勃艮第宮廷中人的兩位特雷穆耶和奧達特·德切瑟龍（Odard de Chasseron）外加菲利普·德巴爾和德維埃訥將軍構成。庫西、德歐、布西科、德拉馬希和亨利·德巴爾構成了另一份內韋爾「在似乎對自己有益時」可向其諮詢的名單。作為一場軍事戰役的管理安排，這是有缺陷的。它也許反映了內韋爾與其父親間的某種爭論；更為根本的是，它反映了統一指揮這一概念的缺失。 因與英格蘭的和平而變得無所事事的騎士們興高采烈地加入了十字軍，「以逃避空虛無聊，使自己忙於騎士做派」。據說有約2000名騎士和侍衛加入進來，支援他們的是從最可利用的志願者和僱傭軍中征來的6000名弓箭手和步卒。正如他在雙重婚禮上創下的富貴紀錄那樣，勃艮第現在決定，他兒子初上戰場的裝備應該是有史以來最華麗的。內韋爾自己的200人的部隊都穿上了「鮮綠色的」新制服，綠色的綢緞帳篷和大帳篷整整裝了24輛貨車，還有4面繪有十字軍徽章的大旗——徽章圖案是在法蘭西百合花及勃艮第和內韋爾之紋章環繞下的聖母形象。供長矛和帳篷使用的細長三角旗、供喇叭使用的信號旗、天鵝絨鞍褥和供12位號手穿著的紋章戰袍，都用金絲銀線繡著同樣的徽章，許多上面還飾以珠寶和象牙。廚具為軍事活動而專門定製，由40打碗和30打盤子構成的鉛錫銻合金餐具亦是如此。在部隊出發之前，必須預付4個月的薪金。所有這一切的開支都使從佛蘭德斯搜刮來的錢財入不敷出。勃艮第治下的所有區域都被征以新的賦稅，包括提供給長子授爵以及海外航程的傳統貢金。代替參加十字軍的報償甚至從老人、婦女和兒童身上榨取。為了路途上的進一步用度，公爵與市政當局、稅款包收人、倫巴第家族和其他銀行家商討貸款之事。 相互攀比成為準備階段的主調。庫西的開支部分由路易·德奧爾良支付，他以偏低的數額付給庫西在熱那亞戰役中所應得的剩餘的6000里弗，另外給了他女婿亨利·德巴爾2000里弗，並支付了將投身庫西旗下的路易家的17名騎士和侍衛的開銷。 外國盟軍中最重要的是羅德島醫院騎士團成員，他們自從君士坦丁堡和賽普勒斯衰落以來，占據著在黎凡特主要的基督徒地位；其次是威尼斯人，他們提供了一支艦隊；在陸路，是萊茵蘭、巴伐利亞、薩克森以及帝國其他地區的德國親王們，他們是由匈牙利人所招募的，在路上加入了法國軍隊。來自納瓦拉、西班牙、波希米亞和波蘭（法國的傳令者在這些地方宣告了十字軍東征之事）的冒險者以各人身份加入十字軍。義大利城邦太過沉溺於他們慣常的內訌之中，所以未派分遣隊，而據說曾大張旗鼓地表示要出征的英格蘭人只出現在想像之中。沒有關於派一支英格蘭軍隊出國作戰所必需的資金記錄，也沒有關於出國所必需的王室許可的記錄。無論是博林布魯克的亨利還是「蘭開斯特公爵的其他兒子」都不可能領導一支英格蘭分遣隊，因為他們以及大部分英格蘭最主要的貴族都出席了在十字軍出發5個月後舉行的理察的婚禮。對英格蘭參與者的零星提及可由英格蘭「口音」的醫院騎士們的出席來解釋，他們加入了自己的羅德島兄弟的隊伍之中。存留的問題不是英格蘭人是否在場，而是為什麼他們不在場。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國王理察與格洛斯特之間的衝突日益激烈，他們各自都想將自己的黨羽留在身邊；另一個可能的原因是，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敵意深深地刻進了歷史悠久的騎士兄弟情誼之中，使得英格蘭人對由法國人領導的十字軍東征毫無胃口。 並非人人都那麼熱情洋溢。內韋爾的岳父、巴伐利亞公爵和艾諾伯爵阿爾伯特，並不覺得有必要驅逐土耳其人，或是捍衛信仰。當他的兒子奧斯特雷萬特的威廉（William of Ostrevant）和許多跟風的年輕騎士和侍衛一道表達了前去東征的強烈願望時，阿爾伯特公爵簡明扼要地向他指出，他的動機是「虛榮」，並問他，他為什麼非得「將武力強加於從未給我們帶來任何傷害的民族和國家之上」。他說，威廉若是將自己的力量用於恢復被相鄰的弗里西亞（Frisia）領主所非法占有的家族財產，將會更加有用。被允許從事一項武力活動的威廉興高采烈地服從了。歐洲東部邊界是那麼遙遠，而且鑒於當時的交通狀況，對於大多數歐洲人而言，土耳其幾乎只是個名稱而已。 教廷分裂沒有妨礙此次冒險。匈牙利、威尼斯和德國對之表示服從的羅馬教皇卜尼法斯自1394年起便一直在積極倡導十字軍東征。他想獲得那一名聲，正如他已故的競爭對手克雷芒想要贊助一位聖徒的名聲一樣。阿維尼翁的教皇本尼迪克特支持法國人。在勃艮第的請求下，他按慣例赦免了十字軍全體士卒的罪過，特別允許他們與「分裂者」（希臘基督徒）和不信基督者共處一室。 1396年4月30日從第戎出征的場面極其壯觀，不可能不令旁觀者為之心潮澎湃。然而，在夢想實現的那一刻，梅齊埃卻無法感到喜悅。他寫道，朝聖者的謙卑不曾給那聲勢浩大的行進行列增光添彩，「他們走得像國王般趾高氣揚，後面跟著身穿華麗紫裳的吟遊詩人和傳令官，用數量駭人的食物製作盛宴」，在一個月內花光了本該3個月的用度。它將與以前的遠征如出一轍，被奢侈浪費和不守紀律所破壞，而這一切的動機是騎士們「對於世界上最偉大女子之一——虛榮——的熱愛」。 十字軍的路線帶領他們經由斯特拉斯堡穿越巴伐利亞，前往多瑙河上游，再從那裡，利用河流為運輸工具，在布達（Buda，布達佩斯）與匈牙利國王匯合。聯軍將從那裡前去與土耳其人作戰。模糊不清的目標難說低調適度。十字軍計劃在將土耳其人從巴爾幹半島逐出之後，前去援助君士坦丁堡，渡過達達尼爾海峽，在土耳其和伊利亞各地縱橫馳騁，解放巴勒斯坦和聖墓，在大獲全勝之後從海上凱旋。安排好的部署是，威尼斯艦隊和曼紐爾皇帝的單層甲板大帆船在馬爾馬拉海（Sea of Marmora）封鎖土耳其人，威尼斯人於7月從黑海逆多瑙河而上，與瓦拉幾亞的十字軍會師。這項如計劃中的對英格蘭的入侵和向羅馬的進軍一樣恢宏的計劃未受到過去挫折的影響。許多指揮官都參加過的馬赫迪耶圍攻也未改變他們對作為敵人的不信基督者的蔑視。各級騎士仍舊相信，他們的英勇無畏必將勢不可當。 3月28日，一次作戰會議頒布了紀律規章，它規定，製造爭端的貴族將被剝奪馬匹和馬具，在爭執中抽出刀子的無賴將被砍去雙手，任何實施搶劫者將被割去耳朵。法令隻字未提服從指揮這一更重大問題——這是自從讓二世以來的軍事法令就試圖解決卻未能解決的問題。3月28日的會議加入了一條將在尼科波利斯起決定作用的最後條款：「條款：（在戰鬥中）伯爵及其部隊有充當先鋒的權利。」騎士精神的自我感要求在前線證明其英勇無畏。勝利需要的不只是這些。 庫西未與大部隊同行，因為他被派去見米蘭之主。對將熱那亞從他的影響範圍內移走大為惱火的吉安·加萊亞佐正在用計阻止將其主權交付給法蘭西國王。庫西被派去警告他，他的干預將被視為一種敵對行徑。位於爭吵背後的不只是熱那亞一個問題。吉安·加萊亞佐之所以會心懷憎恨地（若非公開地）轉而反對法國，是因為他摯愛的女兒瓦倫蒂娜正在遭受一場指責她蠱惑國王或向國王投毒的誹謗。這番邪惡的謠言是王后伊薩博的傑作，她想將瓦倫蒂娜除掉，這也許是出於對她對國王的影響力的嫉妒，也許是想促進自己與奧爾良的戀愛事件，也許是伊薩博與佛羅倫薩長期的反米蘭陰謀的一部分，也許各種原因都有一點兒。人們在酒館和市場竊竊私語，加之民眾本身就傾向於相信，這個外來的義大利人心懷不軌，因而謠言變得甚囂塵上，竟致有暴徒高喊著威脅的口號，在瓦倫蒂娜的住所前聚集。路易·德奧爾良未做出任何努力去保護自己的妻子，反而依從伊薩博的目的，藉口為了瓦倫蒂娜的安全，將她從巴黎送出去。從那以後，她便在放逐之中，生活在她位於塞納河畔的阿西涅（Asnières）的鄉間住所里，12年後，她死在了那裡。 瓦倫蒂娜的搬離發生在4月，也就是十字軍出征的那個月，對她十分寵愛的父親為此事大動肝火。他威脅說，要派出騎士去捍衛自己女兒的榮譽，但他的同時代人相信，他做的不只那一點。出於對法國的報復，據說他向巴雅澤透露了十字軍的作戰計劃，並將十字軍的進程隨時通報給他。對吉安·加萊亞佐的指控很有可能是法國人的敵意以及在令人震驚的結局之後尋找指責對象的產物，但它也可能是事實。維斯孔蒂家的人從不怯於復仇，特別是一個曾如此冷酷地將自己的叔叔送入監獄並處死的人。 也並非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庫西也許無意間將十字軍的作戰計劃告訴給了他在帕維亞的東道主。吉安·加萊亞佐是個性情奇特、怏怏不樂、敏感多疑的君主，會讓自己身為父親的感情深藏不露。然而，若是涉及熱那亞這件事，庫西的干預是成功的：主權於隨後的11月按時轉交給了法蘭西國王。庫西在亨利·德巴爾及他們的追隨者的陪伴下，於5月離開米蘭前往威尼斯，在那裡，他向威尼斯參議院申請了一艘船，於5月17日送他渡過了亞得里亞海。他於5月30日登陸前往塞尼（Senj，塞尼亞），這是位於克羅埃西亞的一個小港口。在那之後，他的行蹤便沒有了記錄，但選擇塞尼的舉動有可能表明，他和他的一行人馬採用了最直接的途徑前往布達，這是段300英里的路程，要穿越荒蠻、殘破和危險重重的鄉村。 他在不急不忙的內韋爾之前到達了匯合地點。在多瑙河上游沿線，內韋爾及其穿金著綠的華麗軍團不斷駐足，接受德國親王們提供的款待和慶祝，甚至直到6月24日仍尚未到達維也納，比德歐和布西科率領的先鋒部隊晚了一個月。一支由70艘裝載著葡萄酒、麵粉、乾草和其他供給物資的艦船組成的艦隊從維也納出發，順多瑙河而下，而內韋爾正享受著由他的姐夫、奧地利公爵利奧波德四世提供的更加豐盛的慶祝活動。在向他的姐夫借了10萬達克特的巨款（這需要時間來安排）之後，內韋爾終於在7月的某一天到達了布達。 西吉斯蒙德興高采烈地歡迎盟友們，但也不無憂慮。儘管匈牙利貴族已經熱情洋溢地加入了十字軍，但他們對他的忠誠並非百分之百，而且他預見到了與來訪者進行聯合進攻和戰略合作問題中的困難。法國人盛氣凌人，剛愎自用，而於過去50年的戰爭中形成的劫掠強搶的慣常模式已經在他們穿行德國時展現了出來。 戰略的協調合作對象還必須包括熱情似火的十字軍將領、醫院騎士團大團長菲利伯特·德尼亞克（Philibert de Naillac），還有威尼斯艦隊的代表。威尼斯的44艘船運載著來自羅德島的醫院騎士團成員，行過愛琴海，進入馬爾馬拉海，其中的一些繼續進入黑海，上溯至多瑙河，一路上都未遇到什麼敵對行為。由於在海上處於弱勢，所以土耳其人未向他們發出挑釁，他們也沒有反過來在亞洲封鎖土耳其人，這表明，巴雅澤及他的大部隊已經位於歐洲一側。 衝突立即成為布達的作戰會議的標誌。西吉斯蒙德建議等待土耳其人採取主動進攻，然後在他們抵達他可實施控制的邊境時與之作戰，從而避免長途行軍的困難以及在宗教分裂分子令人起疑的地區將遭遇到的不確定性。他一年前曾在瓦拉幾亞領導過一次與土耳其的戰役，其結果是，巴雅澤派傳令官前來宣戰，並宣布他意欲在5月底之前進入匈牙利。那位蘇丹吹噓說，在把西吉斯蒙德逐出匈牙利後，他將繼續向義大利挺進，在那裡，他將把自己的旗幟插在羅馬的山頭上，在聖彼得大教堂的祭壇上給他的馬匹餵燕麥。 現在，到了7月底，巴雅澤還沒有出現。西吉斯蒙德派出的遠至達達尼爾海峽的偵察分隊沒有看到「大土耳其」的絲毫跡象，這使得法國人宣布他為膽小鬼，不敢與他們當面鑼對面鼓地交手。西吉斯蒙德向他們保證，蘇丹肯定會來，最好讓他在長途行軍中拉長自己的戰線，而不要主動出擊。但由於西吉斯蒙德的名聲多少還不那麼舉足輕重，所以他既無揮斥方遒的權威，也無使自己的建議占上風的聲望。法國人堅持說，他們要在任何找得到土耳其人的地方將他們趕出歐洲，並誇下海口：「即使天塌下來，他們也將用自己的矛尖把它撐起來。」 被選為盟軍發言人（這傾向於證實了他的「首席顧問」的地位）的庫西拒絕防禦性戰略。「就算蘇丹的自吹自擂是彌天大謊，」他說，「它也不應該阻止我們採取軍事行動，追擊敵人，因為那就是我們此行的目的。」他說，十字軍士兵決心找出敵人。他的話得到了出席會議的全體法國人和外國盟友的支持，儘管它們在德歐伯爵心中激起了致命的嫉妒，他覺得，作為騎士統帥，他應該是當仁不讓的發言人。 西吉斯蒙德被迫默許了這一切：在這個當口，他幾乎無法猶豫不決。部隊繼續向前推進，沿多瑙河左岸順流而下。部分匈牙利軍隊掉頭向北，去徵集瓦拉幾亞和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的不情願的附屬國軍隊。盟軍的大部隊沿著寬廣、平坦、沉悶的河流而下，在那裡，唯一有生命的東西是水鳥在褐色水面上的一閃而過，偶爾會看到從蘆葦叢生的岸邊駛出的漁船。國王西吉斯蒙德率領的匈牙利軍隊殿後。據報告，法國人的無組織無紀律和沉湎酒色隨著他們的進軍步伐而與日俱增。晚餐要供應最美味的葡萄酒和最豐盛的食物，出行則要乘船。騎士和侍衛們讓自己放縱於與他們一路帶在身邊的妓女們的聲色交易之中，而他們的榜樣鼓勵男人們向他們路過國家的婦女施暴。法國人的傲慢和輕佻激怒了他們的盟友，引發了持續的衝突。當他們進入教派分裂者的土地時，對當地居民的劫掠和虐待變得沒了束縛，使已經對匈牙利心懷不滿的百姓更生離心。在聖母的旗幟之下，在十字軍的目標之下，卻做出如此行徑，這令同行的教士們大為震驚，他們呼籲紀律，以上帝的怒火相威脅，但全都徒勞無益。聖丹尼斯的僧侶寫道：「他們就如同是在對牛彈琴。」 有關法國人「行為失當、搶劫成性、詭計多端、缺乏誠實等等」的故事，在異教徒的講述下，顯得冗長而明確，並隨著歲月的推移而越傳越多。聖丹尼斯的僧侶基於自己根據一位倖存者講述的十字軍東征事跡的記錄，因道德上的不贊同而激動不已。他從頭到尾都對法國的十字軍士兵報以極端的輕蔑和申斥，指責他們不講道德，褻瀆神明，玩作為「欺騙和謊言之父」的擲骰子的賭博遊戲，並不斷警告說，將會出現可怕的結果來懲罰他們的邪惡之舉。後來的歷史學家以此為線索，對永恆的縱酒狂歡主題添油加醋，說年輕騎士們整天與他們的風塵女子廝混，恬不知恥地嬉鬧取樂，說士兵們淹溺在葡萄酒中。我們已無從獲知真相，因為我們要記住，就連當時的記錄也是事後撰寫的，那時，人們的自然反應是將十字軍東征的悲劇歸咎於十字軍士兵的道德失檢。如果他們取得了勝利，他們還會因如此連篇累牘、駭人聽聞的罪行而受到指責嗎？ 在奧索瓦（Orsova），多瑙河變窄，穿過一條名叫「鐵門」（Iron Gates）的峽谷地帶，遠征軍在這裡過河，到了河的右岸。靠浮橋和船隻渡河用去了8天時間，儘管這並非因為軍隊人數如有人所記錄的那樣達到了10萬人。因為以這樣的人數，要渡過河去得花一個月的時間。編年史學家們習慣性地將人數與人們對事件的敬畏程度匹配起來。像黑死病一樣，尼科波利斯戰役將投下如此黑暗的陰影，以致有些關於作戰人數的報告達到了40萬人，因為雙方的編年史學家們都將敵人的人數說成是自己人數的兩倍。最接近第一手數字的報告是由德國人席爾特貝格（Schiltberger）提供的，他是戰鬥的參與者，不是編年史學家。他是一個巴伐利亞貴族的僕人——或者如他自稱的那樣，是個「跑腿的」。當他在尼科波利斯被土耳其人俘虜時，是個16歲的男孩，30年後，當他終於脫離了土耳其人的奴役，走上了回家的道路時。他根據記憶，寫下了，或者更有可能是口授了，他的簡單而樸素的敘述。他將基督教軍隊的總人數記錄為1.6萬人。19世紀的德國歷史學家經過各種錯綜複雜的加工處理，得出的人數是，基督教軍隊約為7500到9000人，土耳其人則在1.2萬人至兩萬人左右。他們順帶注意到了為數千人馬（更不用說上萬人馬）供應糧食的不可能性。（500年後，在1877年，在同一戰場上爆發了俄國與土耳其的戰爭，正如近期一位研究這一問題的學生所指出的，雙方的軍隊人數為，8000名土耳其人對陣大約一萬名俄國人。） 主權掌握在土耳其人手中的西保加利亞首都維丁是十字軍的首個征服地。他的本地君主並無多大動力為一個外國征服者去與一支勢不可擋的侵略軍隊作戰，因而立刻繳械投降，這阻止了法國人的大動干戈。儘管唯一的流血是對衛戍部隊的土耳其軍官的殺戮，但維丁的戰場還是充當了內韋爾及300名同伴的騎士授封典禮。隨著他們的前進步伐，他們感覺到了得到確認的自信：土耳其衛戍部隊足以讓保加利亞人俯首稱臣，卻不足以挑戰偉大的基督教軍隊。 下一個目標是75英里開外的拉肖瓦［Rachowa，奧耶科瓦（Oryekova）］，這是座在一條護城河和一道雙重環形城牆保護之下的強大堡壘。決心在軍事上大顯身手的法國人藉由連夜的急行軍，搶在盟友之前，於黎明時分抵達了這裡，正值土耳其守城者出來破壞護城河上的橋樑。經過激烈的戰鬥，包括庫西、德歐、布西科、德拉馬希和菲利普·德巴爾在內的500名重甲騎兵奪下了橋樑，但在強有力的抵抗之下，無法取得進一步的勝利，除非是西吉斯蒙德派來援軍。布西科不願意讓別人來分享作戰帶來的榮譽，所以本打算拒絕援助，可儘管有他的反對，軍隊還是聯合了起來，於夜幕降臨時到達城牆之下。第二天早上，未等戰鬥重新打響，保加利亞居民已打算向西吉斯蒙德交出城鎮，條件饒過他們的貨物和性命。法國人對投降者背信棄義，對該城鎮大肆劫掠和屠戮，後來則聲稱這個地方是被攻占的，因為他們的重甲騎士已經登上了城牆。1000名包括土耳其人和保加利亞人在內的俘虜被抓走以換取贖金，該城鎮則陷入了熊熊烈火之中。匈牙利人將此次行動視為是對其國王的侮辱，法國人則指責匈牙利人試圖搶奪他們的榮耀；西吉斯蒙德的擔憂得到了證實。 在留下了一支衛戍部隊鎮守拉肖瓦後，這支出現了分裂的部隊繼續向尼科波利斯前進，沿途猛攻並占領了一兩座堡壘和居民點，卻繞過了一座城堡。從那裡，出逃的密使將基督教軍隊的消息帶給了蘇丹。 巴雅澤身在何處？人們一直在無休無止地爭論著這個問題。他還在亞洲，還是已經出征？他將在拉肖瓦被攻占的3周之內帶領一支大軍抵達尼科波利斯，即使他以速度著稱，這個時間也太短，不足以讓他聚集一支軍隊，並將之運送過海峽。也許會阻止他通過的聯盟艦隊未實施海軍作戰行動。可能的情況是，巴雅澤已經位於歐洲一側，正在圍攻君士坦丁堡。在那裡，通過截取西吉斯蒙德與曼紐爾皇帝間的通信，他獲知了十字軍的作戰計劃——如果他不是已經從吉安·加萊亞佐那裡得知了的話。他中斷了對君士坦丁堡的包圍，帶領手中的軍隊前往尼科波利斯，沿途在各要塞又徵集到另外一些部隊。 作為控制多瑙河下游和與內陸的交通的樞紐，尼科波利斯對於十字軍而言至關重要，十字軍相當正確地將它設立為自己的戰略目標。9月12日，他們到達了可以看到那座高高屹立在其石灰岩懸崖之上的堡壘的地方。一條道路在河流邊緣與懸崖底部之間的窄狹空間裡向前延伸。在內陸一側，一道深谷將懸崖劈為兩個高地，它們俯瞰著低處的城鎮，陡然地向平原直降下去。如同庫西城堡一樣，它天然形成了一個戰略要地。所謂的堡壘實際上是兩座有城牆防禦的圍場或城鎮，較大的位於斷崖之上，較小的位於斷崖之下，各自都有軍事、民用和宗教建築，在較大的鎮子中還有一座集市，即購物街。法國人不難認出一個像馬赫迪耶一樣難以克服的目標，即使他們不知道，它裝備有充足的軍隊、供給，而指揮它的是一個不屈不撓的土耳其總督，多甘·貝（Dogan Bey）。總督相信蘇丹一定會前來保衛如此重要的根據地，所以打算爭取時間，在必要時，抵抗到底。 法國人沒有攜帶彈弩或其他攻城武器，就如他們在攻打柏柏爾人時什麼也沒帶一樣。資金都花在了絲綢、天鵝絨和黃金刺繡之上，載貨空間中塞滿了葡萄酒和宴飲器皿。為什麼要拖著沉重的機器在歐洲土地上走上1000英里，只為了與一個不值一提的敵人作戰之用？文化中的某種基本的東西決定了這些選擇。 布西科對缺乏圍攻武器一事不以為意。沒關係，他說，梯子很容易製造，當它們被勇敢的人使用時，比任何彈弩都有價值。布西科是騎士精神的瘋狂熱愛者，12歲時曾在諾曼底戰役中充當德波旁公爵的聽差，16十六歲時在羅塞貝克加封為騎士，24歲時在聖英格爾伯特競技場上堅持了30天，這是他那代人中最為人欽佩的成績。兩年後，在1391年，他被任命為元帥。無法忍受平靜生活的他兩次前去與條頓騎士團的將士作戰，在那之後，又前往東方，在開羅贖回德歐，並參觀了耶路撒冷。在突尼西亞曾有過這樣一個傳說：兩個身穿白衣、手執上有鮮紅色十字架的旗幟的美麗女子從天而降，阻止了撒拉遜人的進攻。為了紀念這件事，布西科創建了一個白衣女士騎士團（Order of the White Lady），其既定的目標是，在任何需要的時候為防禦者提供文雅的性愛。他是騎士精神的縮影，但不是標準，可以表達［儘管這些話是下個世紀的騎士讓·德比尤爾（Jean de Beuil）所說的］在一個個人作戰時代曾激勵了他那種騎士的東西： 戰爭是多麼誘人！當你知道，你的爭吵將變得正當，你的血液為戰鬥做好了準備時，你熱淚盈眶。當你看到自己的朋友為了履行並完成其造物主的命令而征戰沙場時，內心會感受到甜美的忠誠和同情。你將準備與他並肩作戰，同生共死。一種令人愉悅的感覺由此而生，沒有經歷過這種感覺的人永遠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你認為一個有過那種經歷的人會畏懼死亡嗎？決不，因為他是如此身心安泰，如此心花怒放，以致忘卻了自己身在何處，真正是無憂無懼。 無論是魯莽的進攻還是深得足以容下3個直立的人的礦井都無法攻破尼科波利斯。圍攻器械的缺乏和陡立的山坡使憑藉猛攻占領此地變得不可能，這使封鎖包圍變為必行之道。十字軍在各個方向都駐紮下兵力，嚴格把守所有出口，再加上盟軍在河面上的封鎖，他們安頓下來，靜待衛戍部隊和居民的飢餓難耐。兩個星期過去了，這期間，軍隊紀律鬆弛，大擺筵宴，賭博遊戲，縱情聲色，對未現身的敵人口出狂言，以示輕蔑。盟友應邀前來參加在裝飾著圖畫的帳篷中舉行的豪華晚宴；貴族們相互拜訪，每天都會換套長袖新衣，尖頭鞋自然不可或缺。儘管盛情好客，但有關其盟友之勇氣的諷刺和玩笑加深了軍隊里的惡劣情緒。由於酒醉和粗心大意，沒有哨兵站崗。因劫掠而疏離的當地居民不會帶來任何情報。可是，飼料每天都在減少，土耳其人正在迫近的謠言四起。 事實上，帶領著騎兵和步兵的蘇丹此時已經穿過了阿德里安堡，邁著有力的步伐前進，翻越希普卡（Shipka）山口，前往特爾諾沃。由西吉斯蒙德派出的一支500人的匈牙利騎兵偵察隊滲透到了特爾諾沃以南70英里的地方，帶回了「大土耳其」真的到來了的消息。同樣的消息也傳到了被圍困的、絕望的尼科波利斯居民耳中，他們發出慶祝的歡呼聲，喇叭和鑼鼓齊鳴，布西科稱這是一種詭計。他相信土耳其人絕不敢發起進攻，所以威脅說要割下傳播土耳其正在逼近之謠言的人的耳朵，因為這會使軍營中的士氣受挫。 庫西不大傾向於因為驕傲的緣故而坐視不理，而是覺得有必要採取行動，喚醒軍營。「讓我們看看我們的敵人是什麼樣的人，」他說。根據一位退伍軍人50年後對編年史學家吉安·德瓦夫蘭（Jehan de Wavrin）的講述，庫西對當地的盟友總是和藹可親，「非常樂意將熟悉土耳其人的風俗和計謀的瓦拉幾亞人留在身邊作為陪伴。」他一直是個務實的武士，是少數關心敵人的性質和下落的人之一。他在勃艮第的侍衛雷諾·德盧瓦（Renaud de Roye）和讓·德塞姆派（Jean de Saimpy）的陪同下，帶著一支由500名長矛手和500名馬上弓箭手組成的部隊，騎馬向南進發。在聽說一支土耳其大部隊正經由一個關口逼近時，他派出一支200人的馬隊去與敵交戰，然後佯裝撤退，吸引他們追擊，從而使其隱蔽起來的餘部可以從後面包抄他們。這是個在地形允許的情況下的常用戰術，這一次它發揮了作用，大獲成功。當土耳其人匆匆跑過時，十字軍從其樹林中的隱蔽處沖了出來，口中高喊：「我聖母與庫西之主同在！」並從後面包抄他們，而假裝逃跑的法國先頭部隊也掉轉頭來，從前面攻擊敵人。陷入混亂的土耳其人無法重整旗鼓，遭受了慘重的屠戮。庫西的部隊不允許其投降免死，而是盡其所能地大開殺戒，然後離開了戰場，「很高興他們能夠因此逃過一劫，返回駐地」。 庫西的勝利震動了營地，使其不再那麼輕浮，卻帶來了兩個不幸的結果：它增加了法國人的自信，加劇了騎士統帥的嫉妒，「因為看到庫西之主是如何得到了全軍上下以及外國人的讚賞」。他挑起不和，指責庫西因虛張的勇氣而危及軍隊，剝奪了內韋爾的領導地位和榮耀。 西吉斯蒙德召集了一次作戰會議。他提議，瓦拉幾亞的步兵應派往前方，與敵人的先鋒部隊交戰，這支先鋒部隊通常是由粗野的應徵士兵構成的烏合之眾，土耳其派他們在主力部隊之前出戰，是為了劫掠之目的。在戰鬥中，他們會暴露給對手進攻的正面衝擊，以便消耗對手的力量。西吉斯蒙德說，他們不值得令騎士出馬。當交戰的衝擊力被普通士卒吸收之後，形成了十字軍之前線的法國騎士便可以精神抖擻地全力投入戰鬥。匈牙利人和盟軍將緊隨其後，援助他們的進攻，讓sipahis，也就是土耳其騎兵，無法衝撞他們的側翼。西吉斯蒙德本想得出的結論是，戰鬥的名譽和光榮不在於第一擊，而在於最後一擊——在於那些結束戰鬥、決定勝利的攻擊。 德歐激烈反對。他說，迄今為止，法國騎士還從未讓更習慣於逃跑而非作戰的可憐的農民民兵打過頭陣。騎士的習慣不是跟隨，而是領先，以自己的榜樣激勵別人。「殿後是在羞辱我們，將我們暴露在眾人的輕蔑之下。」更有甚者，他以騎士統帥的身份要求打頭陣；任何搶在他前面的人都是在對他進行道德侮辱——這明顯是指庫西。布西科熱烈地支持他；內韋爾堅信，土耳其的軍刀和彎刀不可能抵擋得了法國的長矛和寶劍，因而輕而易舉地便被說服，與那些急性子的年輕人站在了同一條陣線上。西吉斯蒙德離開去制訂自己的作戰計劃。 顯然在數小時之內——記錄有些混亂——他便傳回消息說，巴雅澤現在離尼科波利斯只剩不到6個小時的路程。據說正在晚宴之上尋歡作樂、被葡萄酒灌得迷迷糊糊的十字軍戰士在混亂中站起身，有的對報告大肆嘲笑，有的驚慌失措，有的急忙拿起武器。戰役的所有缺陷和分歧都在一場駭人聽聞的行動中達於危急關頭。大概是因為缺乏多餘的衛兵，拉肖瓦的俘虜被屠殺，也許沒有伴隨多少良心上的責備，因為他們是教會分裂分子和不信基督者。沒有編年史學家提到是誰下的命令，儘管聖丹尼斯的僧侶和其他人都認為它是一場「野蠻人的」行動。 破曉時分，當隊列正在首領的旗幟下形成之時，西吉斯蒙德做了最後一次努力，派自己的大元帥前來報告說，他們只看到了土耳其的先頭部隊，請求不要在不了解蘇丹的主力部隊還有多遠以及人數多少的情況下匆忙發起進攻。偵察兵已被派出，將在兩個小時之內帶著制訂作戰計劃所必需的信息返回。十字軍可以放下心來，那位元帥說，假如他們等一等，就不會有被包圍的危險。「先生們，照我的建議去做，因為這是匈牙利國王及其委員會的命令。」 內韋爾匆忙召集了自己的會議，徵求庫西和維埃訥的意見，他倆都建議遵循匈牙利國王的要求，在他們看來，它們似乎是聰明之舉。「他有權利告訴我們，他希望我們做什麼。」庫西說。德歐勃然大怒：「是，是，匈牙利國王希望得到戰鬥的鮮花和榮光。」那就是他的原因，而非別的。「我們是先鋒。他把它授予了我們，現在又想收回去。那些想這麼做的人也許相信他。我可不信。」他抓起自己的旗幟叫道，「沖啊，以上帝和聖喬治之名，你們將看到，我今日是個英勇無畏的騎士！」 這番由沒有頭腦的騎士統帥（那一職位的第三選擇）發表的議論被庫西宣布為一種「貿然之舉」。他要求維埃訥進行評論，後者作為最年長的騎士，執著十字軍的主戰旗。「當真相和原因無人傾聽時，」將軍回答，「那麼貿然之舉就必定占據上風。」如果騎士統帥希望戰鬥，他說，軍隊就必須跟上，但假如與匈牙利和盟友的部隊團結向前，就將更加強大。德歐固執地拒絕等待。爭論變得具有了火藥味兒，那些頭腦發熱的人控訴說，他們的長者的動機不是謹慎，而是畏懼。令人熟悉的對彼此勇氣的輕蔑被激動地說出。如果庫西和維埃訥做出了讓步，那是因為謹慎不能提出充分的證明來反對那神秘的勇氣。 德歐發出了前進信號，由他本人指揮先鋒部隊。內韋爾和庫西指揮主力部隊。法國騎士們坐在馬背上，背對著堡壘和城鎮，鎧甲是那麼光彩奪目，「人人都像位國王」，他們同騎在馬上的弓箭手們一起沖向從前方的山頭壓下的敵人。這一天是9月25日。醫院騎士團、德國人和其他盟軍都留下來與匈牙利國王待在一起，國王再也控制不住局面了。 法軍進攻的衝力輕而易舉地粉碎了處於土耳其前線的那些未經訓練的應徵士兵。雖然雙方實力相差懸殊，但騎士們還是嘗到了成功的甜頭，他們趁熱打鐵，向前衝去，與訓練有素的步兵交戰。衝鋒途中，他們上有羽箭齊發，下有成排削尖的樹樁，這些樹樁是土耳其人埋在地下的，其尖部恰與馬肚等高。法國人是怎麼突圍的不得而知。由於各執一詞的混亂版本，不會有關於戰場上的調動和運氣的一致記錄，有的只是一隻抖動不已的萬花筒。有人提到馬匹被刺穿，騎手摔下馬來，樹樁被拔了起來，這最後一點大概是由法國人的援軍完成的。騎士們揮舞著長劍和戰斧繼續戰鬥，因為他們鬥志昂揚，馬匹和武器都沉重有力，所以似乎主宰並擊潰了土耳其步兵團，他們兜了個圈子，又回到騎兵的掩護之下。庫西和維埃訥催促在此時暫停片刻，以便養精蓄銳，恢復隊列的秩序，並給匈牙利人時間跟上來，但那些年輕人「熱血沸騰」，相信勝利在望，堅持勇追窮寇。由於對敵人的數量一無所知，所以他們以為，目前已經遇到的就是敵人的全部主力。 文獻記錄提及一場向山頂的攀登，提及兩翼的土耳其騎兵席捲而下，形成夾擊，提及匈牙利和外國分遣隊陷入了平原之上的混戰之中，還有擠成一團的沒有騎手的馬匹——顯然是從樹樁線開始。在那裡，在一片混亂之中，侍衛無法抓住馬匹。在看到那擠作一團的場景時，瓦拉幾亞人和特蘭西瓦尼亞人立即得到結論：失敗已成定局，於是鳴金收兵。西吉斯蒙德和羅德島醫院騎士團大團長以及德國人集合自己的部隊，衝擊土耳其人的包圍，在一支1500人的塞爾維亞騎兵的關鍵援助給了敵人以優勢時，帶著「無以言表的嚴重挫敗」在雙線搏殺。作為蘇丹的屬臣，塞爾維亞暴君史蒂芬·拉扎列維奇（Stephen Lazarevich）本可以像戰爭正在其土地上打響的保加利亞人一樣選擇被動的中立，但他對匈牙利的仇恨更甚於對土耳其人的仇恨，於是主動選擇向其穆斯林大君主效忠。他的介入是決定性的。西吉斯蒙德的軍隊被打敗了。在被朋友拉出戰場後，國王和大團長逃到了多瑙河畔的一個漁民的船上，在其追捕者的箭雨之下，成功地登上了盟軍艦隊的一艘艦船。 法國十字軍有一半以上的人都失去了戰馬，他們穿著沉重的鎧甲掙扎著走向高原，希望在那裡能找到土耳其軍隊的殘兵敗將。但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支新銳的土耳其騎兵團，他們是蘇丹留下來的預備隊伍。「他們中的獅子變成了膽怯的兔子」。聖丹尼斯的僧侶不客氣地寫道。伴隨著由喇叭和銅鼓發出的刺耳聲音以及「安拉偉大！」的戰鬥口號，土耳其人向他們步步逼近。法國人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有些人逃回到了下面的山坡；其餘的懷著破釜沉舟的勇氣作戰，「無論是吐沫橫飛的野豬還是怒不可遏的惡狼都不會比他們更兇殘」。德歐持劍的手臂左揮右砍，像他曾鼓吹的那樣英勇。布西科心中充滿武士的驕傲，又混雜著因自己的錯誤而給戰友帶來如此災禍的羞愧，以大無畏的精神戰鬥著，在自己周圍砍殺出一個由死屍堆成的圓圈。菲利普·德巴爾和奧達特·德切瑟龍被殺。抓在德維埃訥將軍手中的聖母的旗幟搖晃著倒了下去。渾身是傷、流血不止的他將它重新立了起來，一手執旗，一手仗劍，試圖喚回那些膽小的人不讓他們逃跑，就這樣被擊倒殺害。人們看到庫西那醒目的身影「在撒拉遜人擊向其頭顱的沉重的皮製棍棒」和他們撞向其鎧甲的武器之下「巋然不動」。「因為他身材高大魁梧，力大無窮，他對敵人狂砍亂殺，仿佛要將他們全部砍為碎片」。 土耳其人將內韋爾包圍了起來。他的保鏢拜倒在地表示投降，無言地請求饒命。無論是否是聖戰，不信基督者都像任何其他人一樣鍾情於豐厚的贖金，於是他們饒過了伯爵。隨著他的投降，法軍餘部也跟著投降了。尼科波利斯戰役失敗了，瓦解得很徹底。數千人被俘，十字軍的所有裝備、供給、旗幟和黃金布都落入勝利者手中。「自從（全部）12位法國大貴族被殺的龍塞斯瓦列斯戰役[1]以來，基督教國王還沒有遭受過如此慘重的損失。」 儘管傅華薩不可能知道這一點，但他給十字軍撰寫的墓志銘卻具有歷史的公正性。法國人的勇氣是非凡的，他們給敵人所造成的損失足以顯示，假如他們與盟軍團結作戰，其結果——以及歐洲歷史——也許會截然不同。事實上，土耳其的勝利使他們反擊了西方的挑戰，保住了尼科波利斯，從而堅實地立足於歐洲，確保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接下來的500年間，將保加利亞牢牢控制在手中。「我們因這些法國人的驕傲和虛榮而打了敗仗，」西吉斯蒙德對大團長說，「假如他們聽從了我的建議，我們就有足夠的人手來打垮敵人。」 緊接著這次失敗的是一個可怕的後遺症。當巴雅澤巡視戰場、希望找到匈牙利國王的屍體——結果發現了維埃訥的屍體，他至死仍緊握著旗幟——時，他因目睹自己的損失而「悲痛欲絕」，因為他死去的士兵要多於基督教徒。他發誓要以血還血，而在發現了對拉肖瓦囚徒的大屠殺後，更是如同火上澆油。第二天早晨，他下令將所有戰俘都帶到自己面前。雅克·德赫利（Jacques de Helly）是位法國騎士，曾效力於穆拉德一世，土耳其軍官們認出了他，讓他指出可換取贖金的主要貴族。庫西、巴爾、德歐、居伊·德特雷穆耶、雅克·德拉馬希還有除內韋爾伯爵之外的許多其他人都因此得以活命，還有所有那些被判定不滿20歲、被迫參軍與土耳其作戰的人也是如此。 其餘的人，人數是幾千人不能確定，赤身走到蘇丹面前，三四人一組綁在一起，雙手被捆，繩索繞頸。巴雅澤掃了他們一眼，然後示意劊子手動手。劊子手們一組一組地斬首俘虜，有時會割他們的喉嚨，或切斷他們的肢體，直到屍體和劊子手都被鮮血所淹沒。內韋爾、庫西和其餘的人都被迫站在蘇丹身邊，看著自己戰友的頭顱在彎刀下墜落，鮮血從他們失去頭顱的軀幹中噴出。頭昏眼花、有傷在身的布西科在隊伍中被認出。內韋爾在蘇丹面前雙膝跪地，做出雙手緊握、手指交纏的手勢，意思是說，他們情同手足，可以繳納相同的贖金，因此成功地救了布西科一命。殺戮從清晨一直持續到午後，直到巴雅澤本人厭倦了眼前的情景，或者，如有些人所言，他被大臣說服，相信基督教王國過多的憤怒會使人們起而反對他，從而召回了劊子手。對被殺者人數的估計——除去更大的數字之外——從300至3000人不等。 戰死沙場的人更多，逃亡者也並非全都安全逃脫。有些人逃過了土耳其人的屠刀，卻因他們在成群逃離時蜂擁登上的船隻超載沉沒而淹死在多瑙河中。那些已經登上船隻的人會阻止其他試圖上船的人。一位波蘭騎士身著鎧甲游過了河去，但大部分試圖這樣做的人都沉入了河底。擔心在瓦拉幾亞海岸遭到背叛，西吉斯蒙德坐船駛向黑海和君士坦丁堡，最終經由海路回到家園。他那些成功渡過多瑙河，試圖從陸路回家的盟友發現，這個國家遭到了瓦拉幾亞人的掠奪。他們在林間遊蕩，衣衫襤褸，痛苦難當，以乾草和稻草蔽身。許多人遭到搶劫，衣不蔽體，飢餓難耐，倒斃在路上；有幾個人回到了家，其中一位是穿著乞丐衣服的巴伐利亞的魯珀特伯爵（Count Rupert of Bavaria），他於幾天後死於痛苦的折磨。 奢侈與不道德，驕傲與分歧，土耳其人在訓練、紀律和戰術上的優勢，都對這種致命的後果產生了影響。不過，從根本上說，打敗十字軍的是騎士精神對個人本領的固守——它引發了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人要戰鬥？投身戰爭也許是為了讚頌人們對於自身的情感，也許是為了在權力、疆域或政治平衡中的某個特殊目標。中世紀的戰爭並非總是不切實際。查理五世只要能將英格蘭人趕出法國，對讚美之辭毫不在意。在諾曼底、阿雷佐和熱那亞的戰役中，庫西為了達成一個特殊目標，會首先使用各種其他手段——金錢、外交和政治交易——武力僅是最後的選擇。雖然他以其騎士精神著稱於世（諾丁漢的挑戰就是被這種精神所吸引），可他更屬於查理五世一派而非布西科一派，儘管他似乎兩者均有涉足。 在查理五世和迪蓋克蘭於1380年死去後的短短几年裡，他們的實用主義便被遺忘。它一直很成功，卻脫離了常規。騎士理想在尼科波利斯戰役進行過程中重申了自我，決定了所做出的選擇。在一個由騎士崇拜所主宰的社會中，奢侈的炫耀為何比勝利的裝備更加重要？為什麼從近至馬赫迪耶這樣的經驗中連一點兒教訓也未曾學到？最近10年中的所有宏偉計劃——入侵英格蘭、格德司、突尼西亞和「行動之道」——要麼只是空中樓閣，要麼毫無結果。在距克雷西以來的光榮時代還不滿50年後，為什麼法國十字軍的態度會浸透著傲慢自大和過度自信？為什麼他們不能思考這樣的事實：對手不是在為了同一價值觀而戰，他們遵循的是不同的規則？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主導思想變化緩慢，還有，不顧一切的法國人仍舊相信自己在戰爭中戰無不勝。 1396年的十字軍東征始於將土耳其人從歐洲驅逐出去的戰略目標，但十字軍戰士的頭腦里卻想著其他事。布西科一代的年輕人出生在黑死病、普瓦捷會戰以及法國命運的最低潮之後，轉回身去重新追求那些奇怪的蠱惑、榮譽和光榮。他們只想當先鋒，拒絕偵察、戰術計劃和常識，正因為如此，他們的頭顱將滾落在蘇丹腳下浸透了鮮血的沙土中。 [1] 龍塞斯瓦列斯戰役（Battle of Roncesvalles），778年發生在隆塞斯瓦耶隘口的一場戰役，查理曼大帝的殿後軍隊指揮官羅蘭在此次戰役中被巴斯克人擊敗。後來這場戰役被浪漫化為一場基督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