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五章 錯失良機

當和平談判於1393年5月至6月在勒蘭岡如火如荼地進行時，庫西正在阿維尼翁與教皇克雷芒會談，他是在解決了薩伏伊家的後院爭吵後抵達那裡的。他的任務是開始在接下來兩年多時間裡的一次重大衝刺，將克雷芒安置在羅馬，將法國安置在教皇國，使其變為亞得里亞王國。兩種努力都要隨吉安·加萊亞佐的合作而定，後者對此次冒險的關注不在於教廷的命運，而在於米蘭的擴張。儘管自己信教，但他似乎對一個教皇或另一個教皇沒有多麼強烈的情感，對教廷分裂也是如此，除非是利用它來達成自己的利益。他的目標是通過法國與米蘭的結盟，將法國拖入義大利，以破解佛羅倫薩和博洛尼亞的勢力。 內省、睿智、富裕而憂鬱的吉安·加萊亞佐是義大利的權利政治（realpolitik）大師。他的勢力範圍已經伸至北方，吞併了維羅納、帕多瓦、曼圖亞和費拉拉，並向南探入了托斯卡納和教皇國。他也許一直瞄準的是一個倫巴第王國，也許甚至是一個統一的義大利，抑或他有可能是為了權力而玩弄著遊戲。在教廷分裂政治中，他在自己那些忠於羅馬教皇的米蘭臣子與法國的夥伴關係（這意味著選擇克雷芒）之間打著太極。他打算怎樣駛過這些困難不得而知。然而，正是他舊話重提，認為法國應當恢復對亞得里亞王國的追求，因為他的女婿奧爾良的路易將從中受益。這一規劃——它正是庫西此次任務的目標——已經由維斯孔蒂家族70歲的駐巴黎大使、當時最有才幹的外交家之一尼科洛·斯皮內利（Niccolo Spinelli）滿腔熱情而又十分巧妙地進行了論證。斯皮內利認為，教皇諸國為教廷贏得的除了憎恨外，別無一物。在它們被授予教廷以來的數千年間，最激烈的戰爭一直是因它們而起，「可教士們既沒有心平氣和地擁有它們，甚至也沒有能力去擁有它們」。如果它們能夠將現世的領主權力「不僅當作自己的負擔，而且當作全體基督教徒，特別是義大利人的負擔」而徹底放下，事情就會好得多。 法國人不需要勸說，就會挑起擔子，但他們希望在自己發起武力征服之前，將該王國作為教廷封邑正式授予路易。可是，教皇希望的是在將教皇國交付他人之前先把它掌握在自己手中。庫西作為首屈一指的勸說者和最熟悉義大利政治迷宮的法國人，承擔起了說服克雷芒在征服之前做出承諾的任務。陪他一起去完成此任務的是諾揚主教（Bishop of Noyon），他也是御前會議成員，以其演說才能著稱於世，另外還有國王的秘書讓·德塞恩斯（Jean de Sains），他的任務是做記錄。在「富於雄辯的談話」中，庫西和主教告訴教皇，沒有奇蹟，只有法國的干預才可終結教廷分裂，單靠克雷芒將一事無成。通過將亞得里亞王國授予路易，教皇將從那份祖產（它自從教廷搬至阿維尼翁後便從未處於教廷的控制之下）中重新獲得穩定的年收入。使節們說，法蘭西國王將自己的兄弟作為承擔征服任務的最適合人選加以推薦，是因為「他年輕力壯，可以辛勤工作」，並且會得到米蘭領主的幫助。 克雷芒以他不想被人稱為「教廷遺產的清算人」為由拒絕了。10年前，當他將授權令交給德安茹公爵時，這並未給他帶來煩憂，但他對法國的能力不再那麼肯定。3位法國紅衣主教被召來提建議，其中就包括亞眠紅衣主教讓·德拉格蘭奇，他曾因與一個放肆的惡魔過從甚密的傳言而令查理六世心懷畏懼。克雷芒希望得到某種確定的回答：法國將出多少錢和多少人用於作戰，他們在義大利境內要待多長時間。他希望法國人許諾出兵2000人，由重要的指揮官和貴族指揮，一年提供60萬法郎的資助，為期3年。尷尬的使節們無法回應；他們不少於17項「條款」的指令對軍事細節隻字未提。德拉格蘭奇紅衣主教順水推舟地提議，德奧爾良也許可以開始他的戰役，然後將他在推進過程中征服的地方授予他。儘管庫西和主教停留了6個星期之久，但他們所能得到的答覆不過是，克雷芒承諾將自己的使節派往巴黎以做進一步的討論。 在法國，和平協議的無法達成和國王的瘋病復發——它加劇了勃艮第與奧爾良之間的鬥爭——削弱了執行「武力之道」的衝動。法國人不打算挺進義大利，除非他們與英格蘭達成協議。事實上，當英格蘭人風聞法國人的計劃時，他們傳達了一個警告：如果法國起兵對付羅馬教皇，他們就會中止休戰。由於不信任以格洛斯特為首的主戰派，法國人向全國各地派出傳令官，命令各地加強防禦，修復殘垣斷壁。在新一輪的訓練弓箭手的努力中，國家曾發布了一條禁賭令。普通民眾正在從貴族那裡模仿接受的網球運動和場地曲棍球（soules，一種曲棍球形式，因布爾喬亞而變得流行起來，玩起來很少不斷胳膊斷腿的），以及骰子和紙牌，都遭到禁止，以期鼓勵人們練習箭術和石弓。這與查理五世於1368年所做的努力相同，它說明，統治者們深刻地意識到了法國箭術的落後。 法國人並不缺乏技巧，問題是，法國人的戰術未給箭術以重要地位。弓箭手與騎士的聯合行動不被接受；弓弩部隊得到雇用但很少使用。其原因顯然交雜著對平民的輕蔑和對騎士在戰爭中的首要位置的擔憂。到1393年，對叛亂的新增畏懼使得這項法令變得十分短命。在弓箭和弓弩練習流行了一段時期之後，貴族們堅持認為，禁賭令應當被撤銷，因為他們害怕普通民眾將會太過高效地使用一種可反對貴族等級的武器。他們陷入了那種當一種私利與另一種私利相抵時的人類行為的普遍反諷之中。 圍繞著「行動之道」產生了兩種相互對峙的壓力。佛羅倫薩派出一支16人的龐大使團前往巴黎，懇請法國不要與吉安·加萊亞佐結盟。他們在勃艮第公爵那裡找到了盟友，後者因其佛蘭德斯屬地的緣故，從不是克雷芒的堅定支持者，如果克雷芒前往羅馬意味著將路易扶上亞得里亞國王及攝政王的位置的話，他肯定不打算為其助一臂之力。公爵又在王后伊薩博那裡找到了同盟——儘管他鄙視她，她為了傷害吉安·加萊亞佐會與魔鬼打交道。 在公開的場合，反對「行動之道」的最具影響力者是大學這座由有知識的教士所創辦的堡壘。大學的教士們對阿維尼翁的巴比倫從不笑臉相迎。它買賣僧職，腐化墮落，越來越追求物質財富；它聲望日衰；它激起了羅拉德教派和神秘主義者中持異議者的抗議運動；它因法國企圖主宰教廷而激發了民族主義，而這種情緒又因競爭國度站在教廷分裂的對立面而得到加劇，所有這些結果都使教會名聲掃地。從歷史上看，信仰的舊有統一的打破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是進步的，但它們不是由教廷分裂所導致。在歷史的長河中，一向是不破不立，但人們眼前所看到的以及在14世紀行將結束時所看到的是教廷分裂對社會的破壞以及重新統一教會的迫切需要。 神學教員現在公開倡導「退讓之道」，儘管法令禁止討論這一話題。1392年，格爾森在其以「精神裁判」（Spiritual Jurisdiction）為題的神學學位答辯會上，為兩位教皇的相互退讓提供了教義基礎。「若保留權威無益於公眾利益，它就應該被摒棄。」他爭論說，並大膽地斷言，保留這種情況中的權威是犯下了道德罪。進而，任何不積極為終止教廷分裂助力的人都在道德上犯下了延長它的罪行。這種看法將矛頭直指那些願意與兩位教皇共處的教士們，因為這樣的局面會增加有俸僧職的數量。格爾森在巴黎的公開言論是壓力日增的信號，而這種壓力又因德阿伊利校長的在位而得到強化。它也證明了勃艮第的保護，若沒有這種保護，格爾森絕不敢如此直截了當。 在對立陣營中，向義大利進發的動力因一項新近給路易·德奧爾良的提議而突然受到激勵。他被要求接受熱那亞的主權，那裡的內部紛爭已經激烈到了要請外國人來主政的有害程度。這一計劃是否是由想使熱那亞成為米蘭之一部分的吉安·加萊亞佐所策動的不得而知，但他顯然對它舉雙手贊成，因為他相信，在他女婿的主宰之下，熱那亞將處於自己的掌控之中。對於路易而言，這真是飛來橫福，是處於光天化日之下的根據地，比自己堂兄弟安茹那尚未實現的對那不勒斯王位的繼承要更加唾手可得，而且它也是邁向亞得里亞的重大一步。 他的第一行動是再派庫西去阿維尼翁，與庫西同行的除了前次的諾揚主教和國王秘書外，還有他的私人代表讓·德泰里（Jean de Trie）。他們將再次要求亞得里亞的授予權，同時將其向羅馬的進軍和征服推遲三四年。這種推遲旨在給路易時間在熱那亞站穩腳跟。紅衣主教們又一次錙銖必較地討價還價——為了金錢，為了軍隊，為了查理及其兄弟所簽署的承諾，以及其他實際上排除了武力之道的條件。但克雷芒也許終於意識到了，他只是在阻止一件從來都不切實可行之事。在經歷了讓庫西和他的同伴們在阿維尼翁停留了3個月之久的一再拖延和種種藉口之後，他們成功地拿到了授權文件，只有當法蘭西國王及其兄弟批准那些條件時，授權才可以教皇敕令的形式得到確認。使節們於1394年9月3日離開了阿維尼翁。兩個星期後，當他們聽到克雷芒去世的驚人消息時，心知自己的全部努力已付諸東流。 將克雷芒推上教皇寶座的教廷分裂又是其假手巴黎大學的劊子手。自從1月起，當國王查理恢復了他的理智時，大學便一直重重施壓，要求舉行發表其意見的聽證會。迄止目前，克雷芒最熱烈的支持者貝里公爵一直在阻撓任何此類聽證會，以激烈的申斥和「將此事的主謀處死並扔進河中」的威脅來回應大學的要求。誘發這些強硬情緒的是來自克雷芒的「豐厚禮物」，後者在聽說了大學的意圖之後，派德盧那紅衣主教前往巴黎，進行貝里最心知肚明的金融說服工作。勃艮第一定是在某個時候向自己的兄弟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相反證據，因為，貝里突然令人吃驚地態度翻轉，對請願者做出了回應：「如果你們能找到可讓御前會議接受的解藥，我們隨時都可接受它。」 正如格爾森所闡明的那樣，退讓已經成了大學的解藥。為了儘可能地爭取公眾的支持，教員們組織了一次深受歡迎的公民投票活動，投票箱設在聖馬圖藍（St. Mathurin）修道院，公民可在那裡投票，尋找解決方案。各個學院的54位教師清點了一萬張票，從中出現了3種解決方案，不包括武力之道。公民投票不會一致支持一個不需要的結果。現在提出的3種方法為：第一，雙雙退位；第二，如果兩位教皇都繼續執迷不悟，則由一個經過選舉的小組做出公斷；第三，一個教會常務理事會。最後一個方法被視為是最不稱心的，因為人們相信，常務理事會肯定會分解現有的派系，由此，教廷分裂將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 註定將左右下個世紀頭幾十年的對常務理事會的依賴已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兩位教皇自然對之深惡痛絕，因為它會削弱他們的權威。教會理事會至高無上的理論將教會的那種無上權威交到了常務理事會手中，這將剝奪教皇的權力。「某些有悖常理的人，」克雷芒的競爭對手卜尼法斯九世憤怒地說，「相信人力可大過上帝，號召成立一個理事會。呸，被詛咒的、可詛咒的大逆不道！」 不過，當雙雙退位的希望破滅後，雙方陣營的神學家們都開始越來越多地討論起常務理事會，並爭論與之相關的問題。誰將召集它？如果由世俗統治者召集，那它的合法性何在？它對教皇個人擁有權威嗎？如果在目前的僵局中由一位教皇來召集，它的決定會被另一位教皇所接受嗎？怎麼才能說服兩位教皇和兩位教皇的繼承人採取一致的行動？1394年6月30日，法國王室觀眾聽證了這個被無情提出的遭禁止的話題。 聽證會由勃艮第的腓力一手安排，在極其隆重的氣氛中舉行，會上提交了大學從公民投票中的發現。國王端坐在王座之上，王室的公爵們和主要的高級教士、貴族和大臣都列席了會議。支持退讓的論點以23頁致國王信的形式由格爾森和德阿伊利的朋友、大學校長尼古拉·德克拉芒熱宣讀。克拉芒熱是大學中的人文主義者之一，被認為是法國最優秀的拉丁語文體家，因其「西塞羅式的雄辯口才」而成為無人可敵的演說家。 中世紀教士的辯論不是冷冰冰的。在對兩位教皇都惡言相向的長篇攻擊演說中，克拉芒熱滿懷激情並十分誇張地描述了教會所遭受的病痛以及治癒它的迫切需要。他宣布，兩位教皇無論拒絕接受3種方法中的哪一種，都應當將之當成一個「頑固不化的教廷分裂分子，其結果是成為異端」；一個強姦民意者，而非一個牧師；一匹「吃人的惡狼」，而非牧羊人，應該將其從基督教王國的羊欄中趕出去。如果兩位教皇因為過於自信而繼續推託交付到他們手中的良藥，他們便「將為無視改革而追悔莫及……傷害將是不可治癒的……長期以來陷於不幸的世界現在正處於滑向邪惡的危險斜坡上」。 「你們認為，」他以永恆的抗議之聲高喊道，「人民會永遠忍受你們的腐敗管理嗎？在如此眾多的其他弊端之中，你認為誰會忍受你們唯利是圖的任命，你們對有俸聖職的多重兜售，你們將不具備誠實或美德的人提拔到最顯赫位置的做法？」每天都有「對聖潔一無所知，對誠實一無所知」的高級教士得到任命。在他們的敲詐勒索之下，「僧職已淪入悲慘境地，貶為了對自己教義的褻瀆……手段是出售神聖遺物、十字架和聖餐杯，拍賣神秘的聖禮儀式」。一些教堂根本就不舉辦禮拜儀式。如果早期的教堂神父重返人世，「他們將找不到一絲一毫虔誠的遺蹟，找不到一絲一毫奉獻的殘留，找不到一絲一毫他們所熟知的教堂的影子」。 他說，基督教成了不信基督者口中的笑柄，這些不信基督者希望「我們的就這樣自我分裂的教會將自取滅亡。」他指出，異端思想正在興起，它們的毒性「如同壞疽一樣日益加劇」。他預言，當天主信仰的內部紛爭促成了異議和不敬時，將出現更糟糕的局面。他舉出了所有反對常務理事會的論點，然後一一加以駁斥，引用《舊約》——讚美詩、先知書、約伯記——來確立它的權威。他聲如雷霆地叫道：「當此之際，在整個教會的原則、道德、法律、機構、傳統和精神上以及世俗上最古老的實踐都受到了震動之時——當它受到可怕而不可修復的毀滅的威脅之時，還有什麼比一個理事會更緊迫的需要？」 在將話題轉向國王時，他毫不猶豫地提及查理的個人悲劇，說，如果上帝回應了讓國王康復的祈禱的話，那一定是因為，國王也許會意識到他的人民以及神聖教會的利益，去根除「這種可怕的教廷分裂」以及它所經歷的苦難。以大學之名，他忠告查理，如果他不想失去他最虔誠的基督徒國王的頭銜的話，他就得立即帶頭致力於矯正之道。 對演說所使用的拉丁語一無所知的查理和藹莊重地傾聽著，可一個字也沒聽懂。在那之後，一篇譯文依照命令呈交給了御前會議，它的世俗成員們顯然也不懂拉丁文。克拉芒熱激情四射的請求遭到了無視。政府不喜歡面對激烈的矯正；讓政治支配一切要容易些，宮廷目前牽涉其中的政治是讓路易在義大利立足的努力，它受到路易的促進，而遭到勃艮第的抵制。國王——或者是以他的名義——命令大學禁止進一步挑起事端。大學的回應是暫停上課，這等於是教員的罷工，這個方法在1392年反徵稅時得到成功運用，儘管其代價是，許多外國學生都離開了巴黎。 大學還將克拉芒熱的信件傳遍了歐洲，尤其是傳給了阿維尼翁的教廷。在那裡，它在一次全體紅衣主教會議上被呈交給了教皇。在讀了幾行後，克雷芒的眼中充滿了憤怒，他大聲叫道：「這封信在誹謗教廷！它邪惡至極！它惡毒至極！」他譴責它是種誹謗，「當眾和私下裡都不值一讀」，然後怒氣沖沖地離開了房間，再也不跟任何人交流。紅衣主教們從頭到尾地讀完了信件，自己商議了一番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拖延實際上十分危險，教皇將不得不接受大學的計劃。當克雷芒在聽說了他們的會談而將他們召來時，他們建議他，假如他真心實意地為了教會著想，他就必須在3種方法中選擇一種。他對這種「叛徒和懦夫行徑」感到怒不可遏，以致在3天之內，於9月16日，死於心臟病發作或中風，或者，按照他的同時代人的說法，死於「深切的失望」。就這樣，日內瓦的羅伯特的結局是，被教會記錄為反教皇者。 他的死訊在6天後，於9月22日傳至巴黎。在不動用武力或常務理事會的情況下毫無痛苦地重新統一教會的時刻終於到來了，只要可以阻止對克雷芒的繼承人的選舉的話。「再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大學寫信給紅衣主教們說，「就仿佛聖靈站在門口敲門似的。」御前會議立即以國王的名義向阿維尼翁的紅衣主教們傳達了一條信息，力勸他們「為了全體基督教徒的利益」推遲其選舉會議，直到他們接到隨後將會由法蘭西國王寫給他們的一封「特別而鄭重的」信件為止。 在布西科元帥的率領下，皇家信使快馬加鞭地向阿維尼翁進發。根據記錄，他們4天時間裡趕了400英里的路程。當他們到達時，選舉會議已經舉行。紅衣主教們渴望統一，但不能以他們自身為代價。他們已被前教會法典教授、溫和的西班牙人德盧那紅衣主教所說服，相信他們的地位取決於手中的選舉權，這一權利務必不得削減。預見到國王來信內容的他們決定不打開它，直到選舉完成。但為了防止自己受到維持教廷分裂的指責，他們同意簽署一份書面誓約，聲明無論他們中的誰被選為教皇，只要大多數紅衣主教要求他辭職，他就得依此行事。誓約規定他們要為教會的統一勤奮努力，「無論如何都不得弄虛作假或圖謀不軌」，要誠心誠意地進行審察，不得推託或延遲通向那一目標的任何可能方法，「哪怕是在必要時放棄教廷」。21位紅衣主教中有18人簽了誓約，其中就有統一的最熱烈擁護者，阿拉貢的佩德羅·德盧那紅衣主教。 在選舉會議中，當一位紅衣主教的名字被提為候選人時，他誠實地痛苦承認：「我很軟弱，也許不會棄職。別把我暴露在誘惑之下。」 「我則另當別論，」德盧那紅衣主教大聲說，「我將像摘下帽子那樣輕鬆地棄職。」所有目光都轉向了這位同事，如今他60歲，自從那次使教廷陷入分裂的突如其來的羅馬選舉以來，就一直是紅衣主教。他出身名門，博學多才，聰明睿智，精於外交，生活簡樸，是個老練的操縱者，儘管熱情洋溢地倡導統一，卻又強硬地反對常務理事會。他於9月28日被選為克雷芒的繼承者，是為本尼迪克特十三世。 第二批法國大使在前往阿維尼翁的路上聽說了這個消息。等他們到達時，新教皇向他們保證，他意在千方百計地尋求終止教廷分裂，並反覆聲明，如果大家建議他棄職，他將像摘下帽子一樣輕鬆放棄這一職位，他還抬起帽子以為證明。他回應國王的保證像通往天堂的階梯那樣步步提升。他接受選舉只是為了終結「可詛咒的教廷分裂」，更願意在「荒地或修道院」度過餘生，而不願延長它；如果國王派來博識之人提出明確提議，他將毫不猶豫地接受它們，「堅決地執行它們」。他將「願意、決定並決心」為統一而努力，將接受國王及王叔們的忠告，「以便讓他們而非其他的君主獲得因此值得嘉獎的努力而應得的永恆榮耀」。 德盧那也許是真誠的，但一旦他登上了教皇寶座，棄職的本分便迅速為無上地位所培養出的權利感所取代。像戰爭一樣，教廷分裂是個不易跳出的陷阱。 所有這段時間裡，庫西都一直在義大利北部，代表路易·德奧爾良進行著一場爭取熱那亞主權的金融、政治和軍事戰役。該提議出自該市的長期無政府狀態：都遭到了放逐且缺乏凝聚力的格里馬爾迪（Grimaldi）、多里亞（Doria）、斯皮諾拉（Spinola）和其他貴族家庭想要一個君主來使他們復歸原位，將城市從布爾喬亞的統治中交付給他。權力在布爾喬亞的群體間搖擺不定，每個團體都會設置一位總督，直到他被反對者推翻和流放。在1393年，至少有5位總督任職；1394年，讓位於重歸故里的突尼西亞戰役的總督阿多爾諾。總督們、政黨們和被放逐的貴族們都在佛羅倫薩和米蘭之間變動不已的權力平衡間施加著自己的各不相同的分量。 作為德奧爾良公爵「在跨阿爾卑斯山區域」的總代理人，庫西立身於阿斯蒂，這個地方作為瓦倫蒂娜嫁妝的一部分歸屬了路易。他指揮著從法國最優秀的人中招募而來的約400名長矛手和230名弓箭手，並雇用了幾乎數量相當的加斯科涅和義大利僱傭軍。但在沒有絕對人數優勢的情況下，他並不期望單憑軍事占領就能征服熱那亞區域，假如當地統治者起而保衛它們的話。正如多年前在諾曼底那樣，他的戰略是通過談判來占領城堡和市鎮，以軍事力量的顯示為後盾，不到萬不得已時不發起攻擊。 提出最初建議的貴族們前來向他交出了自己的城堡，但是，出於「謹慎和細緻」，加上與倫巴第人和熱那亞人打交道的經驗，庫西並不太相信他們的承諾，並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置身於他們的權力範圍之內，甚至到了在開闊的田地上而非城堡建築內舉行會議的地步。在突尼西亞與熱那亞人的合作一定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 在牽線搭橋、出錢出力的吉安·加萊亞佐的引導下，庫西在義大利迷宮中步步推進，招募僱傭軍並付錢給他們，就交出城堡和版圖的條款和價錢進行談判，與比薩和盧卡打交道，換取它們的不加干涉，派出使節前往義大利的其他區域，爭取它們對未來的亞得里亞國王的支持。案頭工作充實可觀，透過其倖存下來的檔案，一場14世紀的政治暨軍事戰役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招募是零碎進行的：格東·德富瓦薩克（Guedon de Foissac）帶來了兩名騎士、19名侍衛和10名弓箭手，艾梅·德米里貝爾（Aimé de Miribel）帶來了26名重甲騎士，埃內坎·渥特雷（Hennequin Wautre）帶來了16名弓箭手。6支義大利僱傭軍的人數從10名至350名「騎士」不等。博奈雷爾·德格里莫（Bonnerel de Grimaut）（有可能是格里馬爾迪）因「指示道路和路徑」而收到了100金弗羅林，薩沃納（Savona）的冒險因此得以完成。法律博士傑羅姆·德巴拉爾（Jerome de Balart）和侍衛盧金·穆爾（Luquin Mourre）也因就同一計劃提出的建議而收到了100金弗羅林。 一直在反抗總督的薩沃納的領地是進軍的癥結所在，需要微妙的談判。當加斯科涅商人為了報復一座殺死了自己的3匹馬的所屬城鎮而即將把它「付諸一炬並加以血洗」之際，他們被匆匆以96埃居的代價所收買，以此來避免敵意，代價並不太大，因為敵意將使占領的費用變得更高。與周邊領主就允許通過他們所控制的河谷地帶的交易打開了向薩沃納的進軍之門。最後，薩沃納及其市鎮和城堡得到了「秘密條約」和6990金弗羅林的付款的保障。 每座表示效忠的城堡都得揚起奧爾良的旗幟，每位領主都將被付還一個商定數額的每月分期付款，「直到德奧爾良公爵成為熱那亞之主。」斯皮諾拉家族的40個成員因其表示效忠並同意讓庫西的軍隊在其城鎮和堡壘中宿營而每月會集體收到1400弗羅林。以當時清晰而符合建築學要求的筆跡記錄下的每筆交易都表明，在騎士精神盛行時，它的一個主要興趣點是金錢。 起草這些協議的公證員和確認它們的使節都有報酬，來往於巴黎的信使也是如此。重甲騎兵和軍隊指揮官的家臣的薪水被記錄了下來，同樣，炮手安東尼奧·德科夫（Antonio de Cove）為了對一座城堡的圍攻而從某個領主處取來一門巨大的射石炮，由此得到了20弗羅林；被庫西派往帕維亞向吉安·加萊亞佐借400弗羅林的使節得到了18弗羅林；吉安·加萊亞佐的秘書得到了一隻銀高腳杯和大口水罐。 一點兒也不足為奇的是，庫西常常會用完手頭的現金，但當時的銀行和信用網絡使他得以保持運作。它使他能夠從米蘭商人波洛穆斯·德波洛梅斯（Boroumeus de Boroumeis）那裡借到1.2萬弗羅林，它將由奧爾良償還給巴黎商人和雜貨店老闆雅克（Jacques）和弗朗舍坎·茹昂（Franchequin Jouen）兄弟。還有一次，庫西典當了珠寶和餐盤以支付自己的重甲騎兵的薪水，直到奧爾良的管家從巴黎帶來了4萬里弗。 11月，在獲得法蘭西國王及德奧爾良公爵的全權代表權後，庫西與薩沃納達成了一項協議，它包括大量的權力、保證、職責，幾乎像《布雷蒂尼條約》一樣複雜。有此協議在手的他前往帕維亞，安排讓吉安·加萊亞佐共同參與當前的冒險和將來的「行動之道」的最終條款。 自從庫西與吉安·加萊亞佐於蒙蒂基亞里戰役中各為其主地作戰以來，已經過去了21年。他們是否還記得過去的時光，並分別令對方想起了他們各自是如何幾乎性命不保的？或者，他們的關係純粹是儀式性的？他們是否比較過其各自的修道院建築（庫西為蘇瓦松的塞利斯廷修道院，吉安·加萊亞佐為帕維亞的加爾都西修道院）票據，而那位義大利君主是否像他在其他地方那樣，說他意在修建一個「舉世無雙的」修道院？他沒有活到他的自吹自擂在著名的帕維亞的切爾托薩（Certosa of Pavia）修道院那裡得以實現之時。 他無疑曾帶領庫西參觀過其國家文件檔案，也無疑參觀過他的圖書館，該圖書館的收藏始自彼特拉克為他父親開始的收藏。它包括了這位詩人抄寫的維吉爾的詩集以及他自己的詩集，還有薄伽丘的著作以及但丁的《神曲》。吉安·加萊亞佐的圖書購買使其收藏穩步增加，超過了900卷冊，堪與查理五世在盧浮宮的圖書館媲美，並向這位帕維亞君主想要吸引至其宮廷的藏書家和學者開放。它的榮耀是他定製的那些精美抄本。不管正文是普林尼的還是賀拉斯的，它們的插圖反應的都是當代社會狀況，如植物和動物、醫學程序、婚禮儀仗、船隻、城堡、宴會，尤為首屈一指的是維斯孔蒂的《時禱書》，以及吉安·加萊亞佐本人的3幅肖像。在庫西來訪那一年，藝術家喬瓦尼·德格拉西（Giovanni dei Grassi）正在其色料罐和珍貴金葉的包圍中，為《時禱書》而辛苦工作著。 毫無疑問，庫西看到了米蘭大教堂的修建，他的東道主於1386年為該教堂打下了基礎，以虔誠地感謝他能成功地取代了那位不敬的貝爾納博。儘管吉安·加萊亞佐每月提供500弗羅林的補助，這座建築卻是公眾意願的產物，人們懷著熱切的衝動建設著它，以至於它的中殿支柱已經完成。參與者和基金來自各個階層。兵器製造者行會全體出動，開始了用筐子運走碎石的工作。不想被蓋過的布商緊隨其後，然後是公證員學院、政府官員、貴族和其他人，他們構成了穩定的志願勞動大軍。城市各區域攀比著各自的貢獻。當東區提供了一頭價值50里拉的驢子，並幹了一天的挖掘工作時，維爾切利納區就提供一頭價值150里拉的小牛犢。在捐贈記錄中，整個社會都出現在此：連續不斷的3里拉登記名單，4枚多拉多銅幣出自「拉法爾達，妓女」，160里拉出自德奧爾良公爵夫人瓦倫蒂娜·德維斯孔蒂的秘書。 庫西與那位米蘭之主達成了兩項協議，一項提供了占領熱那亞的聯合軍隊，另一項涉及「行動之道」。在第二份協議中，維斯孔蒂承擔了在法蘭西國王親自前來義大利時提供一定數量的長矛的責任，如果頭領是奧爾良或勃艮第公爵（這幾乎不可能）的話，其數量則相應要少一些。 憑藉吉安·加萊亞佐那不可思議的治國才能，這裡提及勃艮第的原因始終秘而不宣。他是個為追求自己的目標而總是腳踏兩隻船的統治者，在必要時，他隨時會為了一邊而拋棄另一邊。當他需要一個反對佛羅倫薩和博洛尼亞的同盟時，他可以看到，法國由於其國王情況不穩，加上叔侄之間為政策控制而展開的爭鬥，因此是種可變因素，而「行動之道」，隨著克雷芒的死亡，也前景漸衰。在與庫西談判時，他已經提到了與他技術上的最高君主溫塞斯勞斯皇帝的關係，後者像他本人一樣，需要外來支持以對抗內部的敵人。為了確認其皇帝頭銜，溫塞斯勞斯將不得不冒險前往羅馬，以獲得教皇的正式加冕。維斯孔蒂的財富使這成為可能。1395年，為了換得10萬弗羅林，溫塞斯勞斯用超過25座城市主權的代價，將米蘭公爵的頭銜賣給了吉安·加萊亞佐。作為義大利境內第一個這樣的頭銜，它標誌著城邦時代的界線已被越過，進入了專制時代。這對溫塞斯勞斯並無幫助，他的對手指責他不合法地轉讓帝國領土，並在其地位變得穩定得足以展開義大利之旅以前便將他拉下了皇帝的寶座。 當庫西推進針對熱那亞的戰役之時，另一場交易正在他的背後進行。佛羅倫薩、勃艮第和伊薩博王后的聯盟誘使阿多爾諾總督將熱那亞的主權交給查理六世，以此來換取他的留任，這有效地挫敗了奧爾良和維斯孔蒂。1395年，處於再次發瘋邊緣的查理是有可能被操縱的。在那一年「令人憂傷的3月」，在得知國王已經用30萬法郎買下了路易在熱那亞的利益後，庫西發現自己在為一個不同的君長效力。在王室的指示下，他現在在與阿多爾諾總督談判休戰協議，後者迅速破壞了這一協議，為了重新得到薩沃納而對它進行了圍攻。在抵抗過程中，庫西於7月因一條「傷腿」而有4天動彈不得，這也許是新傷，也許是10年前的舊傷發作。在文件中，只能間歇性地瞥見他的名字，就如同涌動的雲層之中的一塊天空。 到8月，薩沃納的包圍被解，熱那亞的主權確定落入法蘭西國王之手，庫西的戰役走向了終點。他最後的現身是帶領由120名騎士構成的隨從人員於10月13日離開阿斯蒂，當晚到達都靈，其目的是再次翻越阿爾卑斯山。當他返回法國時，路易以一萬法郎的禮物——或者報酬——相迎，「以幫助他克服在義大利所遭受的全部痛苦。」事實上，庫西為法國王室（若不是為了德奧爾良公爵的話）爭取到了尋求已久的在義大利的立足點。法國對熱那亞的統治於第二年正式確立。這一統治於1409年被一次民眾起義所推翻，使得查理和路易的後代查理八世、路易十二世以及弗朗西斯一世一直到進入16世紀時，還聲稱其對熱那亞有繼承權。 在庫西從事針對熱那亞的活動之時，宮廷和大學則團結一致地致力於將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拉下馬來的努力。儘管法國人對他了如指掌，但選舉一個西班牙人當教皇，還是令他們頗感不快。而且，他儘管是貴族出身，卻與瓦盧瓦、波旁和扶持了克雷芒的薩伏伊伯爵家族沒有親屬關係，在法國人看來，他不是「自己人」。當十字軍東征的警鐘更加緊迫地敲響時，終結教廷分裂的目標便變得更為迫不及待。匈牙利大使正在前往法國的路上；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的主教們已經帶著一個悲哀消息抵達。 正如低聲下氣的巴里大主教一夜間變成了恃強凌弱的烏爾班六世一樣，敏感而圓滑的佩德羅·德盧那也搖身一變，成了正直而頑固的本尼迪克特十三世。大學催人淚下地請求他不要將辭位的意圖拖延「一天、一小時、一瞬間」，但本尼迪克特不為所動，儘管大學由克拉芒熱馬史再次充任了作者的動情言辭使鐵石心腸的人也會感到良心不安。大學寫道，通過辭職，他將獲得「永恆的榮譽、不朽的聲望、寰宇之內異口同聲的讚美和永垂青史的美名」。如果他推遲一天，就會推遲第二天、第三天。他的精神將削弱，阿諛奉承者和追名逐利者將帶著甜言蜜語和珍貴禮物前來；在友情的面具之下，「他們將用對不幸下場的恐懼來毒害您的頭腦，冷卻您對這番高貴而艱巨的事業的熱情」。榮譽和權力的甜蜜芬芳將會占據上風。「如果您今日已經準備完畢，為何要等候明天的到來？如果您尚未做好準備，那麼明天將更加懈怠。」教會的安寧和健康就掌握在他的手中。假如本尼迪克特辭了職，而他的競爭者卻拒絕那麼做，那麼後者將使自己淪為「最乖張的教廷分裂分子」，並向全體天主教徒證明，有必要將他趕下台去。 單方面的辭職對本尼迪克特毫無吸引力，他也不相信其道德影響可以趕走自己的對手。當德阿伊利校長和他熱情洋溢、暢所欲言的同事吉勒斯·德尚（Gilles Deschamps）作為國王的使節前往阿維尼翁施加壓力時，他們發現，以前的德盧那的摘帽子的輕巧然諾已讓位給「犟驢之國」哺育出的西班牙人的頑固不化。 在巴黎，壓力越來越大。1395年2月，一次由109位高級僧侶和博學多才的教士參加的會議以國王之名召開，旨在決定如何終止教廷分裂。與會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長和神學博士們經過兩個星期的審議，以87票對22票的投票結果支持「退讓之道」而放棄「武力之道」。投票不完全與信念有關，它反映了勃艮第公爵的支配力量。高級教士和神學家們的地位取決於這位或那位密切關注事件走勢的王室公爵的資助。與此相應，當勃艮第或奧爾良的權力此消彼長——通常是，當國王發瘋時，勃艮第當權，當國王清醒時，奧爾良當權——時，他們的態度會隨之改變，從而無法生成一種前後一致的政策。 大多數與會者現在都否定了「行動之道」。會議宣稱，「行動之道」太過冒險，有可能將法蘭西國王拉入針對所有那些歸順羅馬的那個「不速之客」的戰爭。高級教士們說，即使打敗了卜尼法斯，英格蘭、義大利、德國和匈牙利等國仍舊不會接受本尼迪克特十三世，「教廷分裂將更甚於今朝」。唯一的希望是讓本尼迪克特將自己的棄職放入法蘭西國王手中，後者隨後號召服從另一位教皇的君主們讓卜尼法斯做出相似的舉動。儘管這一進程中存在明顯的缺陷，但支持退讓的決定顯然正是王室所希望的。如果沒有一位身為其受益人的法國教皇，則「行動之道」便失去了吸引力。 亞得里亞和對教皇國的征服煙消雲散，與之一起消失的還有「行動之道」，以及本尼迪克特借法蘭西之手驅逐其競爭對手的所有前景。為了讓本尼迪克特相信這一點，王室派遣了有史以來行色最為壯觀的使團，由3位王室公爵——勃艮第、貝里和奧爾良——組成，輔佐他們的是10位大學的高級教士。儘管由勃艮第葡萄酒和佛蘭德斯掛毯構成的豐厚禮物軟化了信息內容，但它是對凌駕於教會之上的王室意願的有意識維護。它遇到了一個在敷衍搪塞之技巧上難以超越的對手。 這一問題在一系列聽證會上進行了唇槍舌劍的爭論，每個聽證會都根據一個適當的主題而召開，論辯雙方都一如既往地「言辭華麗」，引經據典。擔任過蒙彼利埃前教授的本尼迪克特將不會被來自巴黎的學者們所打敗。雖然他繼續再三保證自己會為了教會統一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卻又拒絕在沒有雙邊保證的情況下被逼入辭職的死角。由於法國提案中存在醒目的弱點，他也許一直在懷疑，法國人想讓他走，主要是為了將一個法國教皇安放在他的位置上——而他也許是對的。他像獵人追尋獵物那樣曲折向前、躲躲閃閃。當使團要求看一下在教皇選舉會議上由紅衣主教們簽署的誓約內容時，他先是一口回絕，接下來又提出要私下裡說出其內容。然後，在進一步的施壓之下，又提出要大聲地將其讀出來，但不交出來。當那也被拒絕之後，他聲稱自己擁有一種行政特權，理由是，教皇選舉會議的決議不得向任何人公布。 在被迫讓步之後，他又提議召開由兩位教皇及雙方的紅衣主教隊伍共同參加的聯合會議。來訪者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那位「不速之客」冥頑不化，而本尼迪克特的自動退讓則是眾望所歸。他要書面的提議。吉勒斯·德尚回答說，沒那個必要，因為它的構成只是一個雙音節詞彙：「退位。」教皇說需要時間思考。在停頓期間，勃艮第請紅衣主教們給他提出意見，「以個人的身份摸著良心說話，而不是以教廷樞機主教團成員的身份來說話。」他們以19∶1的比例贊成退位，唯一的反對者是另外一個西班牙人潘普洛納紅衣主教（Cardinal of Pampeluna）。當紅衣主教們將自己的意見付諸文字時，本尼迪克特禁止他們在文件上簽字。在一次將大學代表排除在外的聽證會上，他告訴公爵們，如果他們支持他，他就將聽由他們去征服並擁有羅馬教廷。公爵們對此建議充耳不聞。 討論現在已經持續了兩個月，來訪者每天都從他們所居住的維爾納夫渡過河去開會。一天早上，他們發現，有人在夜間焚燒集中停泊的船隻時，把那座著名的橋也一把火燒掉了。他們的第一個念頭是害怕「通敵者」和襲擊，所以抓起了武器，但轉念一想，開始懷疑起了教皇。如果那個西班牙人正在河對岸開懷大笑，那也會是不為人知的。他發誓自己與放火毫無關係，並派工人去修橋，安排讓人將船鏈在一起塔成一座臨時浮橋，它幾乎完全不適合那些驕傲的公爵們體面地騎馬過河。唯一的選擇是乘船渡河，它又慢又不安全，易受激流的衝擊。心懷厭惡的來訪者們在與紅衣主教們討論過後，決定發出最後一次呼籲，仍舊信誓旦旦地說自己致力於教會統一的本尼迪克特拒絕了這一呼籲。法國人在3個月後兩手空空、垂頭喪氣地離開了。教廷分裂的問題仍舊未能解決。 由於無法保證其退位將終結教廷分裂，所以本尼迪克特不可能承擔一切惡名。令人震驚的是，他把尼古拉·德克拉芒熱爭取到了自己的一邊，而後者曾如此心急火燎地預言，即使教皇晚一天退位，也會有厄運降臨。他做出了一個在大學颳起了一場風暴的決定，現在接受了本尼迪克特的秘書這一職位，並在後來寫到本尼迪克特時說：「儘管他飽受指責，卻是個偉大而值得稱讚的人，我相信他一直都是個聖徒，我不認識還有比他更值得稱讚的人。」尼古拉的舉動是出於信服，還是因為他被收買了？由於我們對他的動機不得而知，所以就讓我們相信它們是真誠的吧。 大學被此次努力的結果弄得火冒三丈，更因為本尼迪克特最初的話語滋養了極高的希望，所以大學提出了兩種激進的措施：它建議國王扣留法國的教會稅收，不給本尼迪克特，這一步驟等於是與阿維尼翁決裂；它還建議紅衣主教們，如果本尼迪克特繼續拒絕退位，他就應當被一個常務理事會罷黜。王室尚未準備好要拒絕效忠，儘管它在3年後會走到那一步。在歐洲有可能為了常務理事會的緣故而暫時團結之前，將經歷14年的時間，而即使是到了那時，它也未能成功。 大學繼續著自己的戰役。寫給統治者和其他大學的信件督促他們堅持教皇雙雙退位之請。神學博士們騎著馬在各城鎮和省份四處布道，反對邪惡的教廷分裂。在譴責教會之腐敗的過程中，他們傳播了改革的要求——這個結果也許並非出於他們的本意。法國王室向英格蘭國王和德國親王們派出代表團，敦促雙雙退位之道，而人人都嘴上表示同意，實際上卻按兵不動。本尼迪克特十三世頂住了所有壓力。在即將到來的近30年中，儘管法國人撤回了對他的效忠，包圍了阿維尼翁，他的紅衣主教們也都離他而去，又被兩次理事會所罷免，還有3位其他教皇的競爭，但他都不會退位。1422年，在退隱至一座西班牙堡壘時，他死於94歲的高齡，其時仍自稱為教皇。 出人意料的是，戰爭（如果不是教廷分裂的話）終於有了終結的希望。1395年3月，理察二世提出了他本人與法蘭西國王之女伊莎貝爾締結婚姻的建議。他29歲，她6歲。作為一種通過其他途徑繞過互不相讓的爭執而爭取和平的方式，這是一次大膽之舉，即使和平並非其唯一的動機。 理察二世不需要他稱之為「無可容忍的戰爭」的東西，他也沒有在大多數英格蘭人心中孕育的那種對法國的仇恨。相反，他欣賞法國，渴望與其國王相見，希望獲得和平，以便加強自己的力量來對付國內的對手。自從遭到「上訴人閣下」們的粗魯相待後，他已經循規蹈矩地統治了英格蘭7年時間，但他被那一羞辱所強化的專制天性卻在渴望絕對的君主政體和對敵人的征服。可能腐化或改善的王權似乎在14世紀有種普遍一邊倒的影響：只有查理五世從責任中獲得了智慧。理察喜怒無常、荒淫無度、專制暴戾、感情用事，若稱不上有實際上的好鬥表現，至少有好鬥的氣質。當他的妻子、溫塞斯勞斯之妹、波希米亞的安娜於1394年去世時，他一味沉浸在憂傷之中，下令將王國位於希恩（Sheen）的莊園搗毀，因為她就死在那兒。在她的葬禮上，由於認為自己受到了「上訴人閣下」之一的阿倫德爾伯爵（Earl of Arundel）的侮辱，國王抄起一根棍子，將伯爵打倒在地。 安娜是他自己那個時代的一位生性甜美的女子，不同於她那位怏怏不樂的兄弟，她激發了編年史上最良好的評價。她的死除了讓理察沒有留下直系繼承人外，也許還鬆動了某種束縛性影響。為了確保香火的延續，再婚合情合理，但選擇一個在12歲之前完全不可能結婚生子的6歲兒童為妻，表明繼承人並非理察的主要目標。他想與法國和解，以便讓英格蘭「公豬們」無機可乘，明確地說，是要獲得法國的支持，在必要時與他們對抗。他的使節們得到的指示是，要獲得來自法國國王及其王叔和兄弟的保證，「將竭盡所能地幫助並支持理察對付他的任何一位臣子」。 這幾乎算不得是一位國王對另一位國王的正常要求，尤其是一個不久之前還是其敵人，而且在技術上仍舊是其敵人的國王。理察僅在兩年之後，即會奪取絕對專制，謀殺格洛斯特，處決阿倫德爾，放逐諾福克和蘭開斯特的亨利，挑起一系列難以抑制的爭端，這些爭端在兩年後將使他失去自己的王冠，最終丟掉性命。現代歷史學家一向認為，在他最後的歲月中，他一直受困於精神疾病，但這只是對在14世紀的統治者中間十分常見的機能障礙的現代解說：無力抑制衝動。 理察這位國王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日益劍拔弩張的時代，這種緊張狀態自農民起義以來遭到了壓制，卻並未緩和。由四處劫掠的騎士和弓箭手們構成的無法無天的連隊仍然在四處傳播混亂，沉重的賦稅仍舊惹得人們怨聲載道，羅拉德派在試圖消滅它的努力之下依舊星火燎原。它的一點兒也不亞於其宗教威脅的社會威脅使得王室與教會團結起來打壓它：岡特的約翰與威克利夫結盟的歲月一去不復返，儘管羅拉德派似乎地位很是崇高。在1394年至1395年的議會期間，該運動突然隨著有關12點「英格蘭神聖教會改革之結論和真相」的具有煽動性的公共聲明而浮出水面。 在包括同為樞密院成員的一向都在惹麻煩的理察·斯塔里爵士和另一位騎士在內的幾位眾議院成員的支持下，一份用英語寫成的要求12項改革的請願書作為一條法案被呈給了議會。與此同時，它被釘在了聖保羅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的門上供公眾觀看。「12點結論」是中世紀晚期教會的一面鏡子，持鏡觀看者是那些心懷不滿的人，那些想要崇信並且擁有信仰卻又遭到積重難返的物質主義和偶像崇拜之阻礙的人。它們是威克利夫已經逐一言及的結論，開始的兩點對教會和僧職的威脅最甚：剝奪教會的世俗捐贈和否定聖餐變體之「假定的奇蹟」。其他在12點結論中遭到聲討的儀式包括貞潔誓言，它在教士中會鼓勵惡習，而在「生性脆弱和不完善的」婦女中會導致許多可怕的罪惡；實物的獻祭或驅邪，它僅僅是種類似於通靈術的「戲法」，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對由木頭或石頭構成的又耷又啞之形象的朝聖，它是種偶像崇拜形式。第十點結論是新的——對殺伐權利的實際否定。它斷言，在戰場上的大舉屠刀或因為任何世俗的原因而借著司法庭審殺人都明顯與新約背道而馳。 「12點結論」令主教們心生警覺，他們把理察從當時所在的愛爾蘭召回國，以頒布新的鎮壓措施。國王本人對異端思想大感惱火，威脅說，如果理察·斯塔里爵士敢打破誓言，放棄強加於他的信仰，他就要「用也許是最殘酷的死刑」來處死他。可是，「12點結論」是君主權力所無法消滅的。羅拉德派已經在安娜王后的波希米亞侍衛中找到了回應，並通過他們在威克利夫思想與揚·胡斯之間形成了一種關聯。 理察的在法國公爵們前往阿維尼翁之前就進行過討論的求婚並沒有得到眾口一詞的歡迎。菲利普·德梅齊埃為了十字軍東征之故而對它舉雙手贊成，就如勃艮第公爵為了商業利益而贊成它一樣。可是，半個世紀的仇恨不會輕易煙消雲散。貝里和奧爾良雙雙表示反對，而當該求婚在法蘭西議會上加以論辯時，有好幾位成員表示反對，其理由是，沒有和平的婚姻是不自然的。如果庫西不是因人在義大利而缺席了會議的話，也許會贊成那一態度。同年的一個事變顯示，也許是因為他的特殊關係的緣故，他竭力反對在敵人之間保持正式的關係，即使是在休戰期間也不行。傅華薩在預備探訪英格蘭時曾要求他寫一份給理察及其叔叔們的介紹信，庫西斷然拒絕，「因為他是法國人」，不能寫信給國王，儘管他給了傅華薩一封寫給自己女兒菲利帕的信。如果寫信給英格蘭國王有失禮貌的話，那麼與英格蘭國王聯姻實在會顯得很激進。 在會議上，大臣阿諾·德科爾比（Arnaud de Corbie）贊成接受求婚，其理由是，婚姻紐帶將加強英格蘭國王對抗自己國內的主戰派的力量。和平利益占了上風。7月，1200名法國紳士護送由紋章院院長諾丁漢帶領的正式的英格蘭使團走向位於巴黎的會議桌。達成的協議是，伊莎貝爾的嫁妝為80萬法郎，但沒有土地，雙方休戰28年。休戰時間第一次長得足以顯示出一種真正的發誓放棄作戰的意願——至少在談判者這方面如此。這是困難所在。 如果說戰爭在其領土上展開的法國人整體上都厭倦了戰爭的話，有太多的以格洛斯特公爵為典型的英格蘭人則並非如此。他們被一種被摒棄在《布雷蒂尼條約》中得到確認的利益之外的感覺所激怒。他們渴望獲得滿足，認為聯姻將它永遠地推開了。無拘無束的騎士和自耕農仍舊為戰爭的生活方式及其在歐洲大陸的戰利品所吸引。因遭破壞的商業和沉重的賦稅而飽受折磨的普通民眾也許嚮往和平，但他們不喜歡與法國人的聯姻。他們害怕理察會對法國人做出太多的讓步；人們對有關加來的事情議論紛紛，對於選擇一個幼小王后的決定以及繼承人仍舊無法確定的事實若非心懷猜忌，也是大失所望。 因為格洛斯特在倫敦人中頗具影響，且深受愛戴，所以理察不敢在未得到他及其黨羽合作的情況下簽署盟約。獲得合作的努力進行了一年有餘。法國人派遣隱修者羅伯特去宣講上帝對和平的要求，以此來增加重量，並讓英格蘭人牢記土耳其人的威脅，這是這位隱修者在敘利亞旅行時所獲知的。一位幻想家，即使他是在法蘭西國王資助之下騎著7匹馬旅行，也不是影響格洛斯特的最佳選擇。隱修者在其結論部分的高潮處警告說：「毫無疑問，無論是誰正在或將要反對和平，不管是在生前還是死後，他都將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格洛斯特尖刻地將了他一軍：「你是如何知道這一點的？」羅伯特只能回答，是由「神啟」，而這並未給公爵留下深刻影響。他仍舊「冷酷無情地反對和平」，並用他的言辭「對法國人表示出極大的輕蔑和鄙視」。 理察憂心忡忡地告訴陪伴隱修者的沃爾倫·德聖波爾伯爵（Count Waleran de St. Pol）。格洛斯特正在努力向百姓施加影響，反對和平，甚至有可能「激起民眾來反對我，這是種極大的危險」。聖波爾是聖徒般的皮埃爾·德盧森堡的鐵石心腸的兄弟，他建議國王，用恭維話和豐厚的禮物來贏得自己叔叔的支持，直到婚姻與和平得以實現。隨後他便可以「另做打算」，因為到那時，他將強大到足以「鎮壓所有的反叛，因為法蘭西國王在必要時將助你一臂之力；對此您可以篤定無疑」。政治的圓滑古往今來都如出一轍。理察答應給格洛斯特10萬英鎊，並且將一塊價值每年2000英鎊的伯爵領地給他的兒子（他後來未遵守這一諾言），又通過百般的勸說和蘭開斯特公爵的施壓，終於換來了格洛斯特悶悶不樂的默許。 1396年3月，巴黎舉行盛典，慶祝以諾丁漢充當國王代理人的委託婚姻和休戰協議的批准。諾丁漢現在有機會在招待會上而非戰場上見到他尊敬的對象了，因為在英格蘭使節於巴黎停留的3個星期的時間裡，庫西是負責款待他們的人之一。在簽署了由英格蘭貴族們帶回的婚姻契約後，理察親自於8月前往加來，在那裡與勃艮第公爵舉行了會談，以此來顯示自己是法蘭西的朋友。他同意支持「退讓之道」，致力於令羅馬教皇退位，更為現實的是，他同意交出英格蘭在布列塔尼的據點。他又回去向自己的同胞昭告和平條款，因為他說，「如果沒有英格蘭人民的普遍贊成，他便不能夠堅定不移地實現和平」。 他於10月返回，與法蘭西國王進行高潮性的會面，會面地點在加來邊境，色彩鮮艷的大帳篷鋪天蓋地，場面恰如其分地豪華壯觀。400名法國騎士和400名英格蘭騎士「仗劍在手」，分列而立，在隊列之間，兩位國王各自在對方的王叔的護送下向對方走去。當他們見面並擁抱時，800名騎士全部跪倒在地，許多人流下了激動的眼淚。會議、宴飲和歡樂接踵而至。淹沒在深紅色天鵝絨和綠寶石之中的7歲新娘被遞交出去，於11月在加來，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持下正式嫁給了理察。昂蓋朗·德·庫西沒有出席這些慶典，也沒有見到位於英格蘭一方的他的女兒菲利帕，因為他已經與王國主要的騎士和貴族一起踏上了中世紀最後一次重要的十字軍東征的征程。 國王們握手言和了，但所有的老問題——有爭議的邊界和領土，效忠和賠償，吉耶納和加來——依舊沒有解決，格洛斯特的怨恨也仍未消除。法國人發現，他們為了軟化格洛斯特的敵意而堆放在他面前的所有榮譽、消遣和金銀財寶都毫無效果。他拿走禮物，卻依舊冷若冰霜、態度強硬，語焉不詳。「我們將努力浪費在了這個格洛斯特公爵身上，」勃艮第對自己的委員會說，「因為只要他活著，法蘭西與英格蘭之間便定無和平。他總能找到新藉口和意外事件來釀成兩國之間的敵意和衝突。」這倒不勞在一年之內就將死去的格洛斯特來尋找這些藉口和事端。勃艮第本人，通過由他兒子實施的與奧爾良的自相殘殺，才要為一切負責。那場永無止境的戰爭造成的鴻溝太深，很難被輕易越過。在英格蘭，理察和蘭開斯特是親法政策的唯一真正支持者，而兩人都在與法國聯姻的3年後死去。對法國的敵意持續了下去。在達成和解之後還不到20年時，亨利五世便號召自己的追隨者們「再次衝鋒陷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