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四章 死亡之舞

歷史從未更殘酷地像法國始於1392年的苦難那樣，向一個國家元首本人這樣證明其國家的不堪一擊。 引起危機的環境起於一場權力鬥爭，其核心人物是騎士統帥克利松。作為朝臣一派的主要支柱，他是王叔們的政治仇恨目標，也是勃艮第公爵那不曾磨滅的仇恨的對象。因為，只要他留在把持軍權的位置上，可獲得其巨大的經濟利益，並且與「絨猴」們及國王的兄弟保持夥伴關係，王叔們便覺得自己被摒棄在了權力之外。布列塔尼公爵害怕他在布列塔尼事務上成為競爭對手，並因為自己未能在有機會時殺掉他而更加對他恨之入骨。由於他們都想毀掉克利松，所以布列塔尼與王叔們的利益不謀而合，於是他們始終相互暗中保持著聯絡。 在其間穿針引線的是勃艮第的一個門生，他與勃艮第公爵夫人和布列塔尼公爵都有關係，他就是那個在那不勒斯戰役中盜用德安茹公爵的資金的陰險的皮埃爾·德克朗。從那時起，他一直無視要求其將錢財退還給安茹遺孀的王室命令，曾刺殺了拉昂的一位騎士，卻利用他的影響力而得到了寬恕。這些斑斑劣跡並沒有阻止他在尋歡作樂的王室圈子裡得到青睞。他顯然擁有巫蠱般的魅力。然而，顯然是出於不可抑制的惡作劇的衝動，他向路易·德奧爾良的妻子透露了公爵曾向他吐露的一次婚外情，這觸怒了公爵。路易甚至帶著克朗去探望那位美麗的，抑或太過善良的女士，她曾拒絕了為得到她的垂憐而提供的1000金克朗。在發現了克朗的背叛之後，路易怒火中燒地向國王告狀，國王順從地放逐了這個惹是生非之徒。克朗聲稱，他之所以被踢走，是因為他曾試圖讓路易放棄從事秘密活動，與魔法師們沆瀣一氣。 怒火攻心的他在自己的親戚布列塔尼公爵處找到了庇護所。在克朗身上，公爵找到了毀掉克利松的又一次嘗試的代理人。因為克利松娶的是德安茹伯爵夫人的侄女，所以他便自動分享了那個家族對克朗的致命敵意。在此基礎上，克朗已經有所懷疑，因此布列塔尼公爵輕而易舉地便說服他相信，克利松是他被放逐的幕後黑手——這也許正是事實。據說克利松已發現了克朗與公爵們之間的秘密聯絡。無論如何，克朗現在「只為復仇而活著」。 1392年6月13日夜晚，秘密返回巴黎的克朗埋伏在一個克利松回自己府邸所必經的十字路口，等候著克利松的到來。在黑暗中與克朗同在的是40個全副武裝的追隨者，在非戰爭環境中，這夥人足以確保以壓倒性優勢打倒一個對手。當一個人一心想要一個同為貴族的人的命時，騎士精神之準則便令人驚異地被拋到了九霄雲外。克朗不願向敵人發起公開挑釁，而更願意暗中襲擊。根據他的事跡來判斷，他是個沒有道德感的人，但並非只有他才這樣。蒙福爾在綁架克利松時，也違反了榮譽、忠誠和騎士精神的各種其他準則。克利松本人也非聖人。在這些人的生命中，在瘟疫、盜賊和教廷分裂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下，正常的行為準則已分崩離析。 在八名打著火把但未裝備戰鬥武器的隨從的護衛下，克利松騎馬從國王在聖波爾舉辦的聚會上打道回府。他正在與侍衛討論著次日為庫西、奧爾良和維埃訥舉辦的晚宴，突然間，火把照在了一大群昏暗不明地騎在馬上的人身上，照在了頭盔和護胸甲所發出的微弱光亮之上。刺客們衝上前來，撲滅了克利松的火把，大聲高呼：「殺死他！殺死他！」克朗的手下不知道自己襲擊的是誰，因為受害人的身份被秘而不宣。他們驚駭地聽到自己揮舞著寶劍催促他們上前的首領激動地大叫道：「克利松，你死定了！」 克利松沖他不知名的刺客叫道：「你是誰？」 「我是皮埃爾·德克朗，你的敵人！」那位首領公開地回應道，因為他預料中的結果是一具死屍和一次政權的顛覆。他的手下震驚地發現，自己是在從事謀殺法國騎士統帥的活動，因而躊躇於是否該壓上前去攻擊，「因為背叛永遠算不得勇敢。」只有一把匕首在手的克利松奮力自衛，直到在多方打擊之下被拉下馬來。他落在了一個麵包店的門口，因掉落馬下的重量而撞開了店門，就在這時，聽到喧鬧紛亂的麵包師及時出現，將他拉入屋內。克朗和他的黨羽相信克利松已死，於是急忙揚長而去。克利松倖存的侍衛在商店中找到了遍體鱗傷、血流如注、奄奄一息的他。等國王在聽到這可怕的消息從床上躍起趕到麵包店時，克利松已經恢復了意識。 「你近況如何，總管？」被眼前的景象所震驚的查理苦苦地追問道。 「很虛弱，陛下。」 「誰對你下此毒手？」當克利松說出刺客的名字之時，查理髮下誓言：「無論何種行徑都無法贖此罪行，無論多重的懲罰都不足以解我心頭之恨。」他叫來醫生，後者在檢查了於上百場戰鬥中倖存下來的騎士統帥那變得僵硬的身體後，承諾他會康復。被抬回住處後，克利松因庫西的來訪而「大為高興」，他的這位戰友是繼國王之後第一個得到消息的人。 逮捕克朗的命令未得執行，因為自從起義起到現在依舊沒有柵欄的巴黎城門關不上。在聽說克利松竟令人難以置信地活著時，克朗逃出了城，縱馬奔馳到遙遠的沙特爾，從那裡又奔向布列塔尼。「真是活見鬼了，」他在解釋自己的失敗時這樣對公爵說，「我相信騎士統帥屬於地獄，正是在地獄裡的一切惡魔的庇護之下，他才溜出了我的掌心，因為他中了不下60刀劍，我真的相信他死了。」 國王查理覺得是作為國家主要捍衛者的自己受到了攻擊，怒不可遏地追捕刺客。克朗的兩個侍衛和一個聽差被抓住砍了頭，而他在巴黎住宅的管家也因未報告他返回首都的消息而受到同樣的制裁。沙特爾的一個給他提供庇護的大教堂教士被剝奪了聖職，被判在監獄中過永遠節制的生活，只能以麵包和水為食。克朗的財產和稅收被沒收，上繳給王室的國庫；他的住處和城堡被下令夷為平地。國王頭腦的興奮狀態如同王室的憤怒意願一樣傳染給了他的副手們。據報告，負責清點克朗財產的維埃訥將軍將他的妻子女兒身無分文地趕出家門，只穿著一身衣裳出門——根據一份報告，是在強姦了那個女兒之後——自己則隨意奪取她們住宅中富麗堂皇的家具和財寶。也許他覺得克朗的背叛使這種不當之舉變得合情合理了，儘管他的行為受到了同為貴族者的普遍譴責。奇怪的暴行自刺殺騎士統帥的努力之後大肆橫行，仿佛克朗的行動釋放了魔鬼的傳染病似的。 當被要求交出罪犯的布列塔尼公爵否認自己知道一切並拒不承認自己參與其間時，事情從謀殺轉為了戰爭。因此感到遭蔑視的國王向公爵宣戰。幾乎尚未從其在亞眠的疾病中康復的查理時常心煩意亂，說話也不連貫。他的醫生反對他作戰，但在其兄弟的鼓動下，他堅定不移。依靠布列塔尼公爵作為自己政治鬥爭之同盟的勃艮第和貝里竭盡全力地阻止此事。激烈的家庭紛爭又因勃艮第公爵夫人而為此衝突火上澆油，她是蒙福爾的侄女，因此站在他的一邊，對克利松恨之入骨。勃艮第家族的影響無疑是為克朗提供庇護的幕後因素。至於貝里，據說他早已預先知道了克朗行刺之事。 當有傳聞說，克利松在襲擊之後口授的遺囑留下了170萬法郎的財富，還不包括土地在內時。王叔們嫉恨交加地發現，自己在永無饜足的貪婪回報中處於了下風。這樣一筆巨大的財富——比國王的還多，他們讓它廣為人知——不可能通過正當的渠道得來。公眾完全相信這麼回事，因為里維埃爾和默西埃也已從政府部門積累起了財富，並且因為既傲慢無禮又貪污腐敗而遭到普遍的厭惡。所有這些衝突和怨恨都在叫囂著戰爭的情況不穩的國王背後暗中發酵。 御前會議批准了戰爭；王叔們別無選擇，只能與國王同上前線，他們對大臣們的仇恨與日俱增。「他們一心只想著如何毀掉那些傢伙。」國王在波旁和庫西陪伴下，於7月1日離開巴黎，向西緩慢進發，以便騎士及其隨行人員們前來加入行進隊伍。查理不堪的健康狀況需要長時間的停留，而等待王叔則導致了進一步的拖延。想要阻撓戰爭的王叔們一味地浪費時間，拖延耽擱，使得查理心急如焚。查理幾乎不吃不喝，每天都出現在御前會議上，嘮嘮叨叨地說著通過他的騎士統帥而對他造成的侮辱，任何不同意見都讓他心煩意亂，堅決不打消懲罰布列塔尼公爵的想法。隨著勃艮第和貝里的到來，不和在軍隊中蔓延開來，騎士們爭論著這項事業的是非對錯。在對再次要求他交出克朗的命令做出回應時，蒙福爾又一次否認自己知道有關他的任何事情。雖然醫生們宣布查理「有些發燒，不宜騎乘」，可他再也等不下去了。 在8月中旬的熱浪之中，大軍從位於布列塔尼邊境的勒芒（Le Mans）起程。在炫目的太陽底下，在沙質的道路上，穿著黑天鵝絨外套、戴一頂裝飾著珍珠的緋紅色天鵝絨帽子的國王為了躲避灰塵，與眾人拉開距離騎行著。兩名侍從騎馬跟在他身後，一個扛著他的頭盔，一個扛著他的長矛。在前面的騎行者中，兩位王叔是一組，路易·德奧爾良、庫西和波旁是一組。當這隊人馬穿越勒芒森林時，一個身穿襤褸罩衫的粗野的赤足男子突然從一棵樹後跳出來，抓住了國王的馬籠頭，用厄運般的聲音大叫道：「別再向前了，尊貴的國王！轉回去！你遭到了背叛！」查理被這警告嚇了一跳。衛兵敲打著男人抓著馬籠頭的手，但因為他似乎只是個貧窮的瘋子，便沒有拘捕他，甚至在他尾隨著軍隊走了半個小時，同時衝著國王的耳朵叫喊著背叛時，也沒有拘捕他。 從森林中走出來後，騎行者們於火熱的正午時分來到了一個開闊的平原上。在太陽的照射下，人和馬都苦不堪言。兩名侍從中的一位在馬鞍上打著瞌睡，結果遺落了國王的長矛，使之鏗地一聲打在了他同伴扛著的鋼製頭盔上。隨後，國王顫抖著突然抽出寶劍，策馬向前衝去，同時大叫道：「沖啊，打倒叛國者！他們想把我交給敵人！」旋轉著，衝鋒著，他攻擊著所有在其攻擊範圍中的人。 「天啊，」勃艮第叫道：「王國失去理智了！誰去抓住他！」誰都不敢上前一試。他們避讓著國王的打擊，卻又不能回擊國王本人，在驚恐之中成群地無目的地亂轉，而查理則狂野地一會兒沖向這個人，一會兒沖向那個人，直到他精疲力竭，氣喘吁吁，揮汗如雨。隨後，他極為寵愛的管家紀堯姆·德馬特爾（Guillaume de Martel）從後面抱住了他，其他人則拿走了他的劍，將他從馬上抬下來，輕輕把他放在地上。他一動不動、一言不發地躺在那裡，大睜著雙眼盯著眾人，可誰也認不出來。他在其狂亂中殺死的一個或數個騎士（這個數字因版本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躺在他附近的塵埃中。 一如既往地大膽無禮的勃艮第的腓力奪取了權威。「我們必須返回勒芒，」他決定，「這終結了向布列塔尼的進軍。」躺在一輛路過的牛車之上，法蘭西國王被運了回去，而心驚膽戰的軍隊（有的人已經在翻江倒海地思考著未來）在一旁騎行著。查理幾乎沒有了生命跡象，只是心還在跳，就這樣一連昏迷了4天。在此期間，人們認為他是躺在屍床之上。他的醫生愛莫能助，其他被招來的醫生——勃艮第的，奧爾良的，波旁的——在會診之後一致認為，他們的醫術無能為力。 隨著國王發瘋的可怕報告的四處傳播，有關魔法和投毒的謠言四起，公眾的情緒是如此不安，以致病房不得不向公眾開放。與一位王室成員的死亡相伴隨的全部眼淚和憂傷充斥著房間，「所有如同是在為一個獨生子，為法蘭西的健康而流淚的善良的法國人都與法蘭西國王休戚與共」。痛哭失聲的教士帶領大家祈禱，主教們跣足而行，帶領扛著真人大小的國王蠟像的遊行隊伍前往教堂，人們在據說有治病功效的神聖遺物上堆放起供品，倒伏在基督和聖徒前懇求他們治癒國王。 很少有人相信這痛苦有其自然的原因。有些人將它視為神聖的怒火，因為國王未能帶領軍隊終止教會分裂；有些人將之視為上帝對其意圖的警告；還有些人則將之視為對沉重賦稅的神聖懲罰。大多數人都相信，起因是巫術，尤其是因為那年夏天的一場大旱乾涸了江河池塘，致使家畜死於乾渴，水上運輸中斷，商人們聲稱遭受了20年來最慘重的損失。 在一個陰鬱的時刻，對陰謀的堅信浮到了表面。人們交頭接耳，傳播著不利於公爵們的消息。為什麼「森林裡的幽靈」一直沒有被抓到和審問？他是受布列塔尼公爵還是王叔們的指使，為的使國王打道回府？難道是國王因公爵們的拖延而造成的過度惱怒導致了他的瘋狂？為了緩和公眾的懷疑，勃艮第主持了一次正式的調查，在調查中，國王的醫生為查理此前的疾病提供了證明。 庫西也招來了自己的私人醫生，他是法國最受人尊敬和最博學多才的人。他就是紀堯姆·德阿斯尼（Guillaume de Harsigny），一位拉昂的本地人，時年92歲，與世紀同齡。他在於巴黎大學獲得學位之後，又四處旅行，擴大自己的知識面，師從開羅的阿拉伯教授和薩勒諾（Salerno）的義大利教授門下，最後載譽而歸，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皮卡第。他對人類的疾病無所不知。在他的照料下——或者是因為與之巧合的自然過程——國王的高燒退了下去，那位尚不滿25歲的年輕人斷斷續續地恢復了理智，驚恐地意識到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不到一個月，查理的身體康復程度便大為改觀，足以讓阿斯尼帶著他前往高高凌駕於瓦茲河上的克德耶（Creil）城堡，享受那裡的「巴黎地區最清新的空氣」。宮廷上下洋溢著歡樂的氣氛，對庫西醫生的高超技藝讚不絕口。 在頭4天，當人們預期查理必死無疑時，王叔們有了對付「絨猴」們的機會。「現在到了，」貝里說：「我以牙還牙的時候了。」就在國王攻擊人的同一天，某個對命運之輪有迅速感知的人警告「絨猴」們離開。第二天，儘管仍然身在勒芒，貝里和勃艮第便聲明自己具有作為國王最年長親屬的權威，雖說事實上路易與王冠更為接近。他們解散了整個御前會議，遣散了軍隊，攫取了政治統治權。在兩周之內返回巴黎後，他們召集了一次附庸性會議，以路易·德奧爾良太過年輕為由正式將政府交到了大膽腓力的手上，並藉助司法程序罷免了「絨猴」們。沒有做好及時放棄權利之準備的里維埃爾和默西埃被逮捕入獄，他們的土地、房屋、家具和財富都被沒收。他們的一位頗為先知先覺的同事，據說是查理五世的親生兒子的讓·德孟塔古（Jean de Montagu），在聽說國王襲人事件之後，立即攜帶家產去了阿維尼翁。 政權顛覆之易幾乎令人費解。只是國王的失智和克利松的受傷便使之成了可能。沒有一定權威支持的里維埃爾和默西埃沒有獨立的地位；還沒有為6個月大的皇太子指定攝政者；路易缺乏自信和果決，儘管如果庫西、波旁以及其他御前會議成員打算做出反對公爵們的表態，他便有可能掌握控制權。很明顯，他們無此打算。他們不敢肯定會得到軍隊的支持，因為領頭的貴族們缺乏凝聚力。在國王狀況不穩定的情況下，誰都不知道將鹿死誰手。最重的是，騎士統帥hors de combat[1]。 直覺準確的庫西似乎迅速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因為他於8月25日接受了一項任務，與勃艮第的管家居伊·德特雷穆耶一道，前去通知布列塔尼公爵，針對他的戰爭已被撤銷。在里維埃爾和默西埃的命運中，他扮演了一個較陰暗的角色。儘管在過去15年中，庫西與里維埃爾曾密切合作，並肩完成過多項任務，他卻是被派去在自己老搭檔的城堡中抓捕他的成員之一，里維埃爾在對他的拘捕令發布之前逃到了那裡。據說里維埃爾向自己的緝拿者們敞開了大門。10年後，里維埃爾的遺孀在自己的丈夫和庫西雙雙死去之後，聲稱庫西從城堡中拿走了包括金銀餐盤和掛毯在內的資產，儘管在這些大人物活著的時候，沒有出現過任何此類指控。 然而，在默西埃的案子上，庫西公開受益。為了讓庫西聽命於自己，公爵們將默西埃位於拉昂主教教區的最重要的努維永-勒-孔特（Nouvion-le-Comte）城堡連同其租金和稅收都給了庫西。統治者將一個貴族的被沒收的財產授予另一個貴族的做法是獲取支持的常規手段。無論庫西是否會對接受這種贈予心懷悔意，但拒絕接受則標誌著他將與公爵們公然為敵。 在監獄中，里維埃爾和默西埃天天等候著折磨和處決，這是那些失去權力者的正常命運。里維埃爾始終堅忍克制，但默西埃據說整日以淚洗面，幾乎哭瞎了眼睛。人們每天都前往格雷夫廣場，期望看到兩位囚犯被處死。「小心謹慎、頭腦冷靜、具有遠見卓識」的勃艮第並未強制執行最後的處罰。在國王仍有機會恢復君主權力之時，他寧肯小心行事。查理在身體好轉之時，迫不及待地要求釋放自己的前御前會議成員，而公眾輿論出於對國王的愛戴和同情，轉而舉手贊成。現在，人們想起來，里維埃爾「對窮人總是那麼溫文爾雅、彬彬有禮、和藹可親、耐心寬容」。在被拘禁了18個月之後，兩人都最終獲釋，被逐出宮廷，儘管他們的財產得以歸還，大概也包括被庫西暫時據為己有的部分。 克利松的解職將成為勃艮第的勝利。出於無奈，克利松以騎士統帥的身份前來見勃艮第，詢問有關王國統治措施事宜。腓力惡狠狠地看著他。「克利松，克利松，」他咬牙切齒地說道，「你用不著忙乎這事；王國離了你照樣運轉。」隨後，因為無法掩飾其憤怒的真實原因，他質問「魔鬼」克利松「從哪裡」積累起如此巨額的財富，甚至比他和貝里加起來的還多。「別讓我再看見你，」他咆哮著說，「若不是為了自己的榮譽，我會把你另一隻眼睛也剜出來。」克利松滿懷心事地打馬回家。那天夜裡，在黑暗的掩護之下，他帶著兩個隨從從後門離開了自己的府邸，縱馬前往自己位於巴黎南面的蒙特雷（Montlhéry）城堡。在那裡，他才有可能捍衛自己。 克利松的逃跑令勃艮第怒不可遏，他再次選擇庫西作為與其老戰友作對的代理人。庫西與居伊·德特雷穆耶一起被任命為一支由300名長矛手組成的軍隊的指揮官，這些長矛手中有不少都是前任騎士統帥的戰友，他們接到的命令是，兵分五路前去攻打克利松，無論死活，都得將克利松帶回，否則就不要回來。這似乎不是勃艮第的一次明智之舉。克利松自然會得到在這夥人中的朋友的警告，他逃向了自己位於布列塔尼的若瑟蘭（Josselin）森林，在那裡，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他便可以擊退來犯之敵。但他的逃跑使勃艮第讓他當了替罪羊。他遭到了缺席審判，被定以「虛偽而邪惡的叛國者」之罪名，被撤銷了騎士統帥之職，遭到放逐，並處以10萬馬克的罰款。路易·德奧爾良拒絕批准這項訴訟，但在整個政權顛覆過程中，他自始至終都不敢公開挑戰自己的叔叔們。 騎士統帥的寶劍再次提供給了庫西，勃艮第顯然急於把他拉入自己的陣營。如果說這一職位在查理五世臨死前幾日對庫西便沒有吸引力的話，現在他對它更是興味索然，而且他也不希望因自己朋友的倒台而受益。他「斷然地拒絕」接受這一職位，「即使這意味著他有可能被迫離開法國。」這暗示中的危險並未成真。在發現庫西的意志難以動搖之後，王叔們將這一職位給了年輕的德歐伯爵，據說這樣他就有可能變得足夠富裕，可以娶貝里的女兒為妻。 在庫西的醫生的照料之下，國王似乎在9月底重新變得心智健全。在庫西的護送之下，他進行了一次朝聖之旅，前去向列斯聖母院（Notre Dame de Liesse）致謝，這是位於拉昂附近的一座小教堂，為的是紀念3個來自皮卡第的十字軍士兵的奇蹟，他們在被撒克遜人俘虜期間，使蘇丹的女兒皈依了基督教，並給了她一個聖母像，在聖母的幫助下，他們連同公主一道騰空而起，被送回了自己的故鄉。查理經由庫西城堡返回，在勃艮第公爵的陪同下，於10月4日在那裡用餐，然後，還是在庫西的護送下，於返回巴黎的途中在聖丹尼斯做了禮拜。在新政權之下，庫西仍然是御前會議的主要成員，他將自己的時間分成兩塊，一塊用以出席御前會議之會議，一塊用以履行自己作為奧弗涅統帥之職責。 令宮廷大失所望的是，睿智而年高的阿斯尼拒絕了讓他留下來的所有哀求和財富許諾，堅持要回到自己位於拉昂的家鄉去過安靜的生活。他得到了2000金克朗的獎賞，以及在任何想再次造訪宮廷時可免費使用王室馬廄中的4匹馬的特權。他從未使用過此特權。幾個月後，他與世長辭，留下了一座有歷史意義的雕像。 死亡崇拜是14世紀的遺風，在這樣的風氣之中，阿斯尼的墳墓是首座它那種的墳墓。他的大理石雕像並未依照慣例、懷著死而復生的希望表現他在33歲時的榮耀生活，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是期望在與耶穌基督年齡相當時復活。相反，遵照他的特殊要求，雕像是棺材內的屍體的可視形象。平躺著的身體精確地顯示了它死亡時的狀態，全身赤裸，有著極為年老者的那種極端的消瘦，皺巴巴的皮膚覆於骨骼之上，雙手交叉地置於生殖器之上，沒有任何布料或其他遮蓋物，逼真地體現了凡俗生活的空洞虛無。 在離開自己的王族病人之前，阿斯尼曾提出建議，反對將沉重的國家責任加在國王身上。「我把他好端端地交還給你們，」他說，「但要小心，別讓他感到憂慮或煩惱。他的心智還不強健，它會一點一點地改善。儘可能少讓他承擔工作，沒有什麼比快樂和遺忘對他更好的了。」這個建議正中公爵們的下懷。只頂著個君主的虛名的查理返回巴黎，在聖波爾的花園中與女士們嬉鬧，享受著他妻子和兄弟每晚組織的娛樂和慶祝活動。在擺脫瘋癲的過程中，輕佻之舉遍地開花，王叔們對此從不干涉，「因為只要王后和德奧爾良公爵在跳舞，他們便可高枕無憂，甚至全無煩惱」。 宮廷的糧食供應者和金錢借貸者春風得意，神秘劇和魔術每時每刻都在上演，魔法師和騙子找到了無限輕信的土壤，時尚尤其在髮式上走向了極端。年輕男子將自己的頭髮一縷縷地捲成捲兒，把自己的鬍子修得兩頭尖尖的，而女士們戴的蓋住耳朵的鑲綴著飾帶的精美帽飾變得如此奇異而巨大，以至於她們在通過房門時不得不側起身子走路。王后伊薩博和她的妯娌瓦倫蒂娜在新奇和富貴方面競相攀比：衣服上綴滿了珠寶、流蘇和奇妙的徽章。在酒館客棧，人們對這種奢華和放縱議論紛紛。他們熱愛那位戴著王冠的年輕人，他因其和藹可親、慷慨大方和與各等級人都可暢談無礙而被稱為「深受愛戴的查理」（Charles le Bien-aimé），但他們譴責那兩個來自巴伐利亞和義大利的「外國人」，並指責王叔們縱容那與法蘭西國王不相稱的揮霍。 在年不及弱冠之時便被推為宮廷之首的查理和路易誰都沒有得到父親的關照，培養其王室成員的尊嚴；他們既無紀律原則，也無禮貌合宜之感。在喪失了大部分的責任之後，他們在玩樂中尋找彌補，而成人的玩樂需要持續的新超越才會令人興味盎然。 在這一切於恐怖之中達到高潮的那個夜晚，庫西不在場，因為他在薩伏伊，正利用自己的談判才能去解決一次重大的家庭糾紛，這件糾紛分裂了統治家族和所有相關的貴族家庭，帶來了一場充滿敵意的危機，有阻礙進軍羅馬之道路的危險。這個涉及公爵家族、亡夫遺產權和財產角逐的問題源於這樣一個事實：紅伯爵阿馬迪厄斯七世近期以31歲之齡去世，將兒子的監護權留給了母親（她是波旁公爵的姊妹），而不是將它留給了自己的妻子（她是貝里公爵的女兒）。庫西和居伊·德特穆耶里用了3個月的時間才成功地商討出一份條約，結束了這個過分喧鬧的事件，使相互敵對的伯爵夫人們「彼此握手言和」。 在聖燭節（1393年1月28日）之前的那個星期四，也就是庫西離開巴黎的4天之後，王后為了慶祝一位寵愛的宮女的婚禮而舉辦了一場化裝舞會。這位宮女兩次成為寡婦，現在是她第三次結婚。按照某種傳統，婦女的再婚被當作一次捉弄人的場合，其慶祝方式常常是針對新婚夫婦的大胡鬧，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放縱、偽裝、混亂，還有洞房外嘈雜無序的音樂聲和銅鈸的鏗鏘聲。儘管這是種「與一切體面背道而馳的」慣常做法，苛刻的聖丹尼斯的僧侶說，國王查理還是在放縱無度的朋友們的勸說下，讓自己加入了這樣一場假面舞會。 包括國王和富瓦伯爵的私生子伊萬在內的6個年輕男子將自己化妝為「叢林野人」，穿著縫在他們身上的亞麻布衣服，衣服上浸滿了樹脂蠟，也就是松脂，以便粘住用腐爛的大麻製成的覆蓋物，「這樣他們便從頭到腳都顯得蓬亂而多毛」。面具完全隱去了他們的身份。他們意識到了進入到處是火把的大廳的危險，所以禁止任何人在舞會期間打著火把進入。很明顯，俄羅斯輪盤賭的一種元素被捲入其中，那就是令這位出身高貴卻頹廢虛弱的年輕人反反覆覆地亢奮不已的死亡的誘惑。還很明顯的是，這裡面有種冷酷的元素，因為表演者之一是個才勉強脫離瘋狂的人。 這件事的始作俑者，「最冷酷和最傲慢之人」，是休格特·德居賽（Huguet de Guisay），他因自己那些令人髮指的設計而深受王室圈子的寵愛。他是個過著「邪惡生活」的人，「敗壞和教唆年輕人沉湎於酒色」，對普通百姓和窮人深惡痛絕，充滿蔑視。他稱他們為狗，用劍刺他們，用鞭子抽打他們，強迫他們模仿狗叫，從中取樂。如果有僕人得罪了他，他便會強迫他躺在地上，然後站在他的脊背上，用馬刺踢他，口中叫道：「叫啊，狗！」以此作為對那人的痛苦叫喊的回應。 在其野人之舞中，戴著假面的人在飲酒狂歡者面前雀躍不已，模仿狼的長嚎，當客人們試圖發現其身份時，做出下流猥褻的手勢。正當查理在15歲的德貝里公爵夫人面前又是逗樂又是打手勢時，路易·德奧爾良和菲利普·德巴爾從其他地方的狂歡中抵達，不顧禁令，在火把的照耀下進入大廳。無論是為了弄清跳舞的人是誰，還是有意招來危險——有關這一情節的記錄各不相同——路易將一隻火把舉到了那些跳躍的怪物的上方。一顆火星掉落下來，一條腿上竄出了火焰，先是一個人著起火來，然後是另外一個。只有王后知道查理在那群人中，她尖叫著暈了過去。已經認出國王的德貝里公爵夫人用自己的裙子遮住了他，使他沒有沾到那些火星，從而救了他一命。屋子裡充滿了賓客們的哭泣聲和恐懼的叫喊聲，還有渾身著火的人的痛苦尖叫聲。試圖滅火併將服裝從痛苦掙扎的受害人身上扯下來的賓客被嚴重燒傷。除了國王，只有德南圖耶大人（Sire de Nantouillet）因跳入了一隻裝滿水的大冷酒器中而逃過一劫。德茹瓦尼伯爵（Count de Joigny）當場被燒死，伊萬·德富瓦和艾默里·普瓦捷（Aimery Poitiers）在兩天後，於痛苦的折磨中死去。休格特·德居賽在極度痛苦中活了3天，他詛咒並侮辱與他共舞的人，無論他們是死是活，直到咽下最後一口氣。當他的棺材被抬過街道時，老百姓們用「叫啊，狗！」的喊叫來向它致意。 這個繼國王發瘋之後不久發生的可怕事件如同是折磨著那個世紀的一連串惡性事件的驚嘆號。查理僥倖逃過一劫，這將巴黎投入了「巨大的騷動」之中，市民們對如此隨便地置國王的生命和榮譽於危險之中的駭人聽聞的輕佻之舉感到怒不可遏。假如他死了，他們說，人民將血洗王叔和整個宮廷；「他們中誰也逃不了一死，所有在巴黎找得到的騎士也休想活命」。這些危險的情緒與幾乎不到10年前的鉛錘起義遙相呼應，受此警告的王叔們說服國王騎馬走在前往聖母院的莊嚴肅穆的遊行隊伍中，以安撫民眾。在騎在馬背上的查理身後，他的叔叔和兄弟以悔罪者的身份赤腳相隨。作為此次悲劇的非自願的當事人，路易因其放蕩的習慣而備受指責。為了贖罪，他為塞利斯廷修建了一座帶有奇異的彩色玻璃和富麗堂皇的祭壇的教堂，還捐了一筆錢，用於永久的祈禱。他用國王從克朗被沒收的財產中給予他的稅收來支付這一費用，留下了一個疑問：到底是誰的靈魂得到了赦免。 這次致命的假面舞會逐漸被稱為Bal des Ardents——燃燒者的舞蹈——但它可能也被稱為Danse Macabre死亡之舞。它得名於一種新類型的遊行戲劇，其主題是後來逐漸風靡一時的死亡。Macabre之名的起源和意義都不太確定，它最早出現在安茹的編年史作者讓·勒費夫爾於1376年所寫的一首詩中，詩中有這樣的句子：「Je fis de Macabré le danse（我跳起死亡之舞）」。它也許源於一首更加古老的Danse Machabreus，意為「馬卡比書的舞蹈」，或是源於與掘墓人同義的希伯來詞彙以及猶太人在中世紀的法國充當掘墓人的事實。舞蹈本身也許是在捲土重來的瘟疫的影響下形成的，它是種街頭表演，以作為有關眾生皆要向死神這位平均主義者屈服的布道的說明。在巴黎純真教堂（Church of the Innocents）描繪此種舞蹈的牆壁上，15對僧俗人物，上至教皇和皇帝，下至僧侶和農民、行乞修道士和兒童，構成了遊行隊列。 「前進，在我們之中看到你自己，」他們附和著詩句說，「死亡，赤裸，腐爛，發出惡臭。你將如此……不思量這種危險詛咒地活著……權力、榮耀和財富皆為虛無；在臨死之時，只有優秀的勞作值得一提……人人每天應該思考至少一次自己令人作嘔的結局。」這樣做是為了提醒人多行善舉，多做彌撒，前提是他希望得到救贖，逃離「那無法言傳的無盡而可怕的地獄之苦」。 每個人物都在自己的片段說話：騎士統帥知道，死神會帶走最勇敢的人，哪怕他是查理曼大帝；曾被女士們深愛著的騎士知道，他再也不會令她們翩翩起舞；肥頭大耳的修道院院長知道，「最肥的最先腐爛」；占星師知道，他的知識不可能救他不死；整天面朝黃土背朝天地辛苦勞作、常常希望自己死去的農民，現在，在那一時刻到來時，是多麼情願在葡萄園中挖土，「哪怕是在風雨之中。」它一遍遍地指出的重點是，這就是你，你及你的一切。走在遊行隊伍前列的枯槁形象不是死神，而是死人。「彼即汝，」奧弗涅的拉謝斯迪約修道院（La Chaise-Dieu）的死亡之舞的壁畫下方銘刻著這樣一句話。 死亡崇拜將在15世紀達於頂點，但它起源於14世紀。既然每天在每個角落都將與死神遭遇，它也許本該變得稀鬆平常；可正相反，它發揮了一個食屍鬼般的迷惑力。它強調蛆蟲和腐爛，還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身體細節。雖然此前有關死亡的主宰性觀念是，它是靈魂的精神之旅，可現在，屍體的腐爛似乎更加重要。前幾個世紀的死者雕像都顯得很寧靜，雙手合十，呈祝禱狀，雙目睜開，期待著永生。現在，以阿斯尼為榜樣，偉大的高級教士們常常讓自己呈現為死屍狀，細節十分寫實。為了實現這一目的，死亡面具和身體部位的模具都用蠟製成，這附帶地促進了肖像畫法和對人體特徵的新認識。死者雕像傳達的信息就是死亡之舞的信息。在將於1402年死於阿維尼翁的紅衣主教讓·德拉格蘭奇那骨瘦如柴、沒有遮蓋的屍體上方，銘文詢問觀看者：「那麼，可憐的人，讓你驕傲的原因何在？」 在即將來臨的數十年中，哀榮崇拜使得在其牆壁上畫著死亡之舞的巴黎純真教堂的公墓成了巴黎最讓人渴望的葬身之地，也是巴黎最受歡迎的聚會場所。被建在占地48英畝的修道院的藏骸所由富裕的布爾喬亞和貴族捐贈——其中包括布西科和貝里——以便放置他們的遺骸。因為有20個教區的人有權埋在純真教堂公墓，所以時間久的死者必須不斷地被挖出，他們的墓碑被出售，以便為新來者騰出空間。在修道院拱門下堆積著的頭骨和屍骨對好奇者頗具吸引力，也是最終平等的蕭瑟證明。各種各樣的商店都在修道院裡面或周圍紛紛設點；妓女在那裡拉客，鍊金術士在那裡找到了市場，豪俠將它當作碰頭地點，野狗在那裡進進出出。巴黎人前來參觀藏骸所，觀看葬禮和挖墳，專注地欣賞壁畫，閱讀詩句。他們傾聽長達一天的布道，在吹響自己號角的死神從聖丹尼斯路領著他那由可怕的舞者組成的遊行隊伍進入時，感到不寒而慄。 藝術與悲哀亦步亦趨。荊棘製成的王冠以前很少被描畫，現在變成了描繪痛苦的寫實工具，用以繪製這個世紀後半葉繪畫中的鮮血。聖母獲得了7種悲哀，其範圍從逃入埃及，到聖母憐子圖——她兒子柔軟無力的屍體橫躺在她的雙膝之上。克勞斯·斯呂特是給勃艮第公爵塑像的人，他於1390年為第絨的尚莫爾（Champmol）女修道院繪製了第一幅著名的聖母憐子圖。與此同時，身披雅致衣衫、與快樂的嬰孩在一起的所謂的美麗聖母的頑皮笑容出現在了憂鬱氣氛之中。世俗的繪畫顯得歡天喜地，精緻細膩；死亡從不會打擾那些位於被施了魔法的高塔之下的充滿了詩情畫意的野餐。 黑死病於1388年至1390年之間第四次捲土重來。較早的復發主要影響的是那些沒有獲得免疫力的兒童，但在第四輪復發中，新一代的成人迅速受到感染。到這時，歐洲人口已經相較於世紀之初減少了40%至50%，而到15世紀中葉，它還將進一步下降。當時的人們很少提及他們世界中的這種令人震驚的縮減，儘管他們對此肯定有目共睹，它見諸減少的商業貿易中，見諸縮減的耕地面積中，見諸因缺少收入而被拋棄或無力維持禮拜儀式的修道院和教堂中，見諸在戰爭中遭到破壞、在之後的60年中都未加修繕的城市行政區域中。 另一方面，很有可能，當人口減少時，他們會吃得較好，而且相應地會有更多的貨幣流通。相互矛盾的狀況總會出現。商業增長的證據與貿易減少的證據同時存在。一位死於1410年的義大利商人留下了10萬份與位於義大利、法國、西班牙、英格蘭和突尼西亞的代理商的通信文獻。商人階層手中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金錢，而它的消費促進了藝術、生活舒適用品和技術進步。14世紀不是枯燥乏味的。阿拉斯、布魯塞爾的掛毯作坊和巴黎著名的尼古拉·巴塔伊（Nicolas Bataille）產生的奇蹟奪走了彩色玻璃在裝飾藝術方面的頭把交椅。航海地圖變得更為有效，海怪從它下面的角落中消失了，而代之以更準確的海岸線和航行輔助。布爾喬亞的金錢通過圖書購買為作家和詩人帶來了新的觀眾，促進了文學的發展。數千名抄寫員被雇來抄寫複本，以供應巴黎的25個書商和書店的需求。精彩絕倫的建築，因其豐富多樣、數不勝數的逐漸收細的尖塔、帶有天篷的壁龕、裝飾著花邊的橋墩等，表達的不僅是技術的繁榮昌盛，而且也是對衰落的否定甚至挑釁。如何才能與米蘭大教堂這一令人嘆為觀止的石制精美工藝品於該世紀最後25年中開啟的悲觀主義相調和？ 心理影響比身體影響更為清晰。從未有過這麼多有關人類生活之苦難的描寫，日趨減少的人口所帶來的感覺即使未被提及，卻促成了有關人類命運的悲觀主義。「此後將有何事降臨，全憑上帝的意願，」約翰·高爾於1393年在英格蘭寫道， ——目前當此潮頭， 人們從四面八方觀看世界， 方式五花八門，數不勝數， 立場堅定，卻截然相反。 對於不只是詩人的實業家而言，當時的不安全感使他們對未來不抱一點信心。普拉托商人弗朗西斯科·達蒂尼的信件顯示，他每天都生活在對戰爭、瘟疫、饑荒和叛亂的恐懼中，既不相信政府的穩定，也不相信同事的誠實。「大地上和海洋中充斥著強盜，」他給自己的一位同伴寫信說，「人類的偉大之處被邪惡地清除掉了。」 格爾森相信，他生活在世界的衰老期，這時，社會，就像某個神志昏迷的老者一樣，飽受幻想和錯覺的折磨。他像其他人一樣，覺得反基督和世界末日到來的時間指日可待——在那之後，會有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來臨。人們普遍期望，世界末日將帶來一位偉大皇帝——第二位查理曼大帝，第三位弗里德里克，一位帝國的救世主——的回歸，他將與一位天使般的教皇一道改革教會，復興社會，挽救基督王國。教士和衛道士們懷著世界末日的情緒，比任何時候都更加強調世俗事務的虛無——儘管這並沒有明顯減少任何人對財產的渴望，以及對擁有財產的驕傲。 對人類命運的悲觀看法是教士之職責所在，為的是證明救贖的需要。它絕非14世紀的創新。如果德阿伊利紅衣主教認為反基督的時刻即將到來，那麼托馬斯·阿奎納早在100年前便已這樣想過。如果教會的腐敗使虔誠的教徒感到驚慌，那麼人們在不遲於1040年時就已如此，當時，克盧尼（Cluny）的一位僧侶寫道：「不論何時，宗教在羅馬教宗之中都已失利……整個人類種族，從根源到分支，都再次心甘情願地滑向遠古的紛亂深淵之中，除此之外，我們還能夠想到什麼？」如果在一個日趨衰落的時代，梅齊埃最喜歡的格言是「這個飛逝的世界的諸事只會從壞走向更壞」的話，那麼便有羅傑·培根（Roger Bacon）與他並駕齊驅，後者在1271年那活力充沛的時期的最高潮時聲稱：「在當今時代橫行霸道的罪惡遠多於此前的任何時代……正義枯萎了，一切和平都被打破了。」 這種情緒不是新生的，但在14世紀，它們更普遍深入，更蔑視人類。「往昔歲月具有美德和正義，但當今朝代只有罪惡。」德尚哀嘆道。通行證如何可信？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在討論騎士精神之失敗時問：「眼見著如今跑遍世界也找不到真理和忠誠？」她在別處寫道：「所有美好的風俗都消失了，美德大打折扣。學習曾經支配世界的東西現在不值一提。」她的抱怨有某些合理性，因為就連大學都已開始向不願意從事其漫長而艱辛的學習或害怕考試失利的申請人出售其神學學位。授予學位的許可擴展到了其他大學，甚至擴展到了沒有大學的城鎮，因此有了一種譏諷的說法：「豬圈為何不能出（學位）？」抨擊那個時代的衰敗是種時尚，但這種衰敗感覺像是真實的，過往美好時光之後的道德衰敗感揮之不去。詩人們為他們抨擊的那個圈子寫作，而他們一定觸到了某些共鳴。德尚——他從不乏諷刺精神——於1382年被任命為路易·德奧爾良的管家。 生活的各個層級都遭到譴責。深受農民起義震動的高爾寫了一部有關腐敗年代的哀史，名為Vox Clamantis（《吶喊》）。在書中，他展現了窮人及富人中的「形形色色的罪惡瘟疫」。另一場控訴的佚名作者將之命名為「不同社會團體之罪惡」（Vices of the Different Orders of Society），他發現所有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教會陷於分裂和僧職買賣，教士和僧侶們身處黑暗之中，國王、貴族和騎士沉湎於聲色和劫掠，商人只知放高利貸和欺騙；法律是賄賂的創造物；普通民眾無人關注，被強盜和殺人犯所欺壓。 人類處於一個歷史衰退期。在中世紀，黑死病已引起了上帝對人類的憎恨之問題，而從那時起發生的事件並未讓人放下心來。對於當時的人而言，那個時代的悲慘境遇反映了罪惡，事實上是以遍及各處的貪婪和無人性的形式出現的罪惡。在中世紀的下坡路上，人類失去了自己建設一個美好社會之能力的自信。 到處都可聽到對和平及終止教廷分裂的呼聲。這時，卡奧爾（Cahors）的一位公證人說，在他生命的全部36年時間裡，他從不知曉一個沒有戰爭的教區。深思熟慮的觀察者們意識到了社會的破壞，呼籲和平，將之作為改革、教會的重新統一、抵抗已經抵達多瑙河的土耳其人的唯一希望。梅齊埃在其作於1389年、旨在勸說查理六世和理察二世握手言和的《老朝聖者之夢》（Dream of the Old Pilgrim）中，描繪了一幅哀婉動人而又富於戲劇性的畫面：一位白髮凌亂、衣衫襤褸的老婦斜靠在一根手杖上，拿著一本被老鼠啃過的小書。她過去被稱為「奉獻」（Devotion），但現在被叫作「失望」（Despair），因為她的王國的居民成了穆罕默德的奴隸，基督教事業危在旦夕，基督教王國的東部壁壘受到了「信仰」（Faith）的敵人的威脅。 「Veniat Pax！」[2]，格爾森15年後的著名布道已經在人們的頭腦中迴響了。無人能夠說出戰爭是為了什麼。在英格蘭，高爾不再將它看作正義的戰爭，而是一場被想從中獲利的「貪得無厭的領主們」拖長了的戰爭。讓它結束吧，他喊道，「好讓世界有可能平靜地屹立在那裡」。法國農民的呼聲也許被聽到了，如果德尚是位良史的話，他們在收穫時談論著戰爭。「它進行的時間已經夠長了，」羅賓（Robin）說，「我不認識不害怕它的人。毫無疑問，整件事連棵小洋蔥都不值。」 「不過，」駝背的亨利聰明得令人悲哀地回應道， 「人人都必須拿起盾牌， 因為除非他們歸還加來，否則我們將沒有和平。」 那是每個詩句的副歌部分，是關鍵所在。法國統治者們對他們也許得被迫終止戰爭狀態感到焦慮，他們尚未準備簽署一份永久的和平條約，這將加來洞開的大門留在了英格蘭人手上。 對於勃艮第公爵而言，若要恢復佛蘭德斯與英格蘭之間的商業貿易，和平是種急不可待的需求。只有可能是在他的批准下，一位名為隱修者羅伯特（Robert the Hermit）的教士才有可能出現在宮廷中，在國王的管家紀堯姆·馬特爾的資助下，說出和平是天堂的要求的話來。隱修者說，在從巴勒斯坦返回時，在大海上，一個聲音透過可怕的風暴對他說，他將逃過此劫，在抵達陸地之後，他必須去面見國王，讓國王與英格蘭締結和平，並警告說，反對和平的人將付出慘重的代價。既有人反對和平，也有人倡導和平。 最重要的和平倡導者——也是對改變局面意義最為重大的人——是英格蘭國王。理察二世像他父親一樣是個獨裁者，但不是戰士，他想終結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減少貴族們的權力，促成一個更加純粹的君主政體。他的願望正巧與蘭開斯特公爵的願望不謀而合，已經將自己女兒確立為卡斯提爾和葡萄牙王后的他希望與法國締結和平以保護他們的利益。「讓我兄弟格洛斯特去與巴雅澤作戰，此人在匈牙利邊界對基督教王國形成了威脅。」他說，那將正中那些渴望作戰的人的下懷。 通過蘭開斯特和勃艮第的共同努力，雙方於1393年5月在勒蘭岡（Leulinghen）重新坐到了談判桌邊，這個地方位於阿布維爾附近的索姆河畔，是個飽受戰爭蹂躪的村落。由於沒有住房，代表們——代表法國的勃艮第和貝里，代表英格蘭的蘭開斯特、格洛斯特和約克大主教——以及他們的隨員都住在帳篷里，其中勃艮第的腓力的帳篷自然是眾所矚目的焦點。它用彩繪的帆布製成，形制如同城堡，有角樓和雉牒牆，還有一座格子吊閘把守著位於兩座木塔間的入口。內部的大廳面對著許多由小街道劃分開來的獨立套房。 國王查理若不能說是積極出席，也算是在理論上參與其中，他住進了附近的一座聖本篤修會修道院，該修道院有座位於美麗河岸上的不對外開放的精緻花園。法蘭西國王一心撲在十字軍東征的冒險活動上，所以像英格蘭國王一樣，打算結束一場在他倆出生之前便開始的爭鬥。談判會議在一個小禮拜堂中舉行，它有個茅草屋頂，牆壁上掛滿了描繪古代戰爭的掛毯，以此來遮蔽掛毯後那千瘡百孔的壁畫。蘭開斯特評論說，代表們不應該在討論和平條約時面對戰爭場景，於是，掛毯被迅速移除，代之以基督最後數日的場景。作為老資格的王叔，貝里和蘭開斯特坐在被抬高的椅子上，勃艮第和格洛斯特緊挨著他們，伯爵、高級教士、騎士、博學的律師以及辦事員沿牆壁依次而坐。代表中有一位王室來賓，他是利昂五世·德呂西尼昂（Leon V de Lusignan），號稱是亞美尼亞國王（King of Armenia），儘管實際上，他的王國僅剩的土地只有賽普勒斯。在連賽普勒斯也落入了土耳其人之手後，他成了一個熱心的鼓動者，不斷懇請法國公爵們和英格蘭人進行一次十字軍東征。 當教皇克雷芒派高貴的西班牙紅衣主教佩德羅·德盧那滿載著金子和奇珍異寶前去促成阿維尼翁教廷在英格蘭人中的合法性時，教廷分裂成了一個問題。蘭開斯特義憤填膺地對他說：「正是你們，阿維尼翁的紅衣主教們，導致了（教廷分裂）的出現，正是你們使它持續不衰，正是你們使它日益加重。你們禍哉禍哉！」勃艮第對此問題未做爭辯。他提議忽略教廷分裂，以便使會談朝著和平條約的方向前進，將教廷分裂問題留給大學去處理，讓它去尋找重新統一教會的方法。 當涉及法國要將加來夷為平地、英格蘭人要求履行《布雷蒂尼條約》全部條款的問題時，雙方的意見一如既往地大相庭徑。英格蘭人說，加來是「我們最不可能放棄的城鎮」，而法國人則堅持說，已堅決拒絕向英格蘭效忠的領地是不可能強行轉讓的。在這種僵局之下，雙方謹慎地放下了對自己主要要求的追求，轉而一個個地繼續商談一些較小的問題。 面色嚴峻、心存懷疑的格洛斯特拒絕了所有提議。他抱怨說，法國人使用模稜兩可的語言，裡面充滿了「可造成雙重理解的微妙而遮遮掩掩的詞彙」，他們會將它們向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扭轉——英格蘭人不使用這樣的詞彙，「因為他們的言語和意圖都一目了然。」詭計多端的法國人和虛張聲勢的英格蘭人的刻板印象已經在發揮作用了。在格洛斯特的堅持下，英格蘭人要求所有提議都要付諸文字，以便他們可以仔細查看所有他們覺得語義模糊或有雙重含義的字句。然後他們會派自己的書記員去了解法國人是怎麼理解它的，然後再要求要麼修改它，要麼去除它，這樣一來，整個過程便變得極為冗長。 這正是締結和平困難重重的真正原因。儘管英格蘭貴族都說法語，但這種語言是後天習得的，不是母語，所以他們在其中找不到確定感。高貴如著有《聖醫書》的第一位蘭開斯特公爵也在談及自己的著作時說：「假如法語不佳，我應得到原宥，因為我是英格蘭人，不那麼精通法語。」格洛斯特將語言問題當作一個藉口，拒不合作，拖延協議的達成，但對法語的懷疑的確屬實。甚至從查理五世對《布雷蒂尼條約》的條款進行操縱時起，英格蘭人就因為害怕受騙而已經在探討解決方案——然後又躊躇不決。 為了利用其神聖的使命和雄辯的口才來影響格洛斯特，勃艮第招來了隱修者羅伯特。這位聖人用充滿激情的言辭請求公爵：「為了上帝之愛，不要再反對和平。」當英法戰爭使基督教四分五裂之時，巴雅澤和他的土耳其手下已大軍壓境。他懇切地說，基督徒的責任，是團結起來對付不信基督者。 「哈，羅伯特，」格洛斯特回應道，「我不希望阻礙和平，但你們法國人用了那麼多讓人眼花繚亂的辭藻，它們超出了我們的理解範圍，所以只要你們願意，你們就會隨心所欲地使它們代表戰爭或和平……總是遮遮掩掩，直到你們達到目的。」不過，格洛斯特不得不使自己的寸步不讓屈從於他不屑一顧的國王侄子的意願。由於無法在加來問題上達成協議，永久的和平仍舊無從談起，但談判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休戰時間被擴展為4年，在此期間，各個有爭議的版圖都將各自回歸兩國，從而為最終的解決方案掃清了道路。 6月，正當雙方就最後的條款爭執不下時，瘋狂再次吞噬了法蘭西國王。正如亞眠的疾病預示著他首次發作一樣，第二次發作恰與一次和平會談同時發生。也許對冗長拖延的過程的不耐煩是一個令人不安的因素。這一次，瘋狂比前次更為嚴重，持續時間長達8個月。查理一直到1422年，在他第一次瘋狂發作的30年後才離世。在他的餘生之中，他會間歇性地陷入瘋狂，而其瘋病的減輕次數也很頻繁，足以阻止任何穩定政府的形成，且足以加劇圍繞一個半空置的王位所展開的權力鬥爭。在這30年中，奧爾良和勃艮第以及他們各自的繼承者之間的惡性的派系糾紛將使英格蘭人捲土重來，使法蘭西再次淪落為像普瓦捷戰役之後那種四分五裂和絕望無助的國度。 在1393年的發作中，國王的精神「為沉重的陰影所遮蔽」，竟致他想不起來自己是誰或自己是什麼。他不知道自己是國王，不知道自己已經結過婚，不知道自己有孩子，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查理。他表現出兩種顯著的憎恨：一種是對王室盾徽上與自己名字或首字母纏繞在一起的鳶尾花的憎恨，無論在哪裡看到它，他都會憤怒地試圖損毀它；另一種是對自己妻子的憎恨，他總是驚恐地從她身邊逃離。如果她靠近他，他就會大叫：「那個我一見到她就感到痛苦的女人是誰？如果你們辦得到，就找出她想要的東西，把我從她的要求中解放出來，那樣她也許就不會再跟蹤我了。」當他看到巴伐利亞的紋章時，會在它們面前手舞足蹈，做出粗魯的手勢。他認不出自己的孩子，儘管他認識自己的兄弟、叔叔、顧問和僕人，還記得那些很久以前就已死去的人的名字。只有他兄弟的被忽視的妻子，悲傷的瓦倫蒂娜，才能使他平靜下來，他不斷會問起她，稱她為自己「親愛的姊妹」。這種表現自然會惹得謠言四起，說瓦倫蒂娜用精細的毒藥蠱惑了他，而勃艮第家的內訌更助長了這一謠言。鑒於維斯孔蒂的罪行記錄和義大利人擅長投毒的名聲，人們風言風語地說，瓦倫蒂娜對更高的地位懷有野心，早就受教於她那臭名昭著的父親，要讓自己成為法蘭西王后。 瘋狂的所有變種在中世紀都為人們所熟知。英格蘭菲利帕王后的侄子艾諾－巴伐利亞的威廉（William of Hainault-Bavaria）「高大，年輕，健壯，皮膚黝黑，活潑開朗，」曾是個胡言亂語的瘋子，被關在一座城堡中達30年，大多數時間手腳都是被綁起來的。瘋勁兒稍輕一點的人一般不會被關起來，但會與殘疾人、痙攣性麻痹患者、淋巴結核患者和其他不適應社會的人比鄰而居，並加入前往霍卡曼都（Rocamadour）的朝聖之旅，以尋求治癒之道。瘋狂多半被看成可治癒的，被理解為一種由精神或情感壓力造成的自然現象。對它的處方是休息和睡眠，以及放血、洗浴、藥膏、用金屬製成的藥劑，以及快樂。同樣，它還被看作來自上帝或魔鬼的折磨，其治療方法是驅邪，或在受害者的頭髮中剃個十字架，或者把人綁在教堂內的聖壇隔板處，這樣一來，他的症狀也許就會因為聽彌撒而有所改善。 在查理六世近期的發作中，醫生和治療對他無能為力。一個名叫阿爾諾·吉揚（Arnaut Guilhem）的蓬頭垢面、目光邪惡的騙子和冒牌術士被允許來治療查理，因為他聲稱自己擁有一本上帝傳給亞當的秘籍，人類可以憑藉它克服所有因原罪引起的痛苦。他可謂得到了王后和朝臣的信任的拉斯普廷（Rasputin）的原型，他堅持說，國王的疾病是由魔法所引起，但由於他自己無法傳喚超自然的力量，所以最終遭到了驅逐。其他騙子和各種各樣的藥品也都被試了個遍，但都毫無效果。就連大學裡的醫生都號召找出並懲罰「魔法師們」。有一次，兩個信奉聖奧古斯丁教義的行乞修道士在施過魔咒、用過一種用珍珠粉製成的液體但全無效果之後，提議要切除國王頭腦中的魔法。在未得到允許後，兩位行乞修道士控告國王的理髮師和德奧爾良公爵的門房是騙子，在他們被宣布無罪時，又輕率地將譴責的矛頭轉向了奧爾良本人。結果，行乞修道士們被審判和折磨，承認自己是與魔鬼結盟的騙子、巫師和偶像崇拜者，在被剝奪了教士地位之後，移交到了俗眾手中處決。 查理案例中對魔法的沉迷反映了神秘學和惡魔信仰的興起。焦慮不安的年代滋養了對魔鬼陰謀的信奉，這在14世紀被看成是可獲得惡魔幫助的個人或團體的工作。於是女巫的幽靈出現了。到14世紀90年代，巫術已被宗教裁判所正式批准為與異端相當的罪惡。教會採取防守姿態，被教廷分裂所瓦解，其權威和教義都受到了持異議者的進攻活動的挑戰，被改革的呼聲所包圍。像普通人一樣，它感覺被惡毒的力量所困擾，其中男女巫師被視為執行魔鬼意願的當事人。值此之時，在1398年，巴黎大學的神學家們舉行了隆重的秘密會議，宣布妖術將懷著復興的活力感染社會。 可憐的瘋國王成了這種信仰的犧牲品。「以耶穌基督之名，」他叫道，一面苦惱地落下淚來，「假如你們中有人正是我所遭受的這種不幸的同謀的話，我求他不要再折磨我，就讓我去死好了！」在這次悽慘的發作之後，期望平息天堂之憤怒的政府通過了一項法令，提出要嚴懲褻瀆者，允許懺悔牧師去照料被處以死刑的囚犯。進而，「地獄之門」（Porte de l』Enfer）被重新命名為「聖米歇爾之門」（Porte St. Michel）。 在後來的歲月中，國王的發作都來無征，去無兆。有一年，即1399年，他遭受了6次發作，並且一次比一次嚴重，直到他退縮進一個角落，相信自己是用玻璃做的，或是在迴廊上遊蕩，發出像狼一樣的嚎叫。在瘋狂的間隙，查理希望恢復國王的功能，儘管它不得不主要表現為儀式性能力。在這些時候，據說他恢復了與伊薩博的婚姻關係，後者於1395年至1401年之間給他生育了4個孩子，但其本身並無父子關係的證明。 輕佻肉感的伊薩博因其濃重的德國口音而依舊是個外來者，又被丈夫的瘋狂嫌惡所羞辱，所以她將查理扔給了他的男僕和一個她用來填補自己位置的姑娘，她是個馬販子的女兒，名叫奧德特·德尚迪韋爾（Odette de Champdivers），與伊薩博很像，被公眾稱為「小王后」。王后本人轉而去追逐狂亂的樂趣，以及與政治陰謀和對金錢的熱烈追求相伴隨的通姦。由於在法國沒有安全感，她熱衷於積累個人財富，增加其娘家人的富裕程度和利益。她明里暗裡地要求查理以她和她孩子的名義獲得土地、稅收、住宅和獨立的家庭賬目。她得到了由財產和珠寶構成的資產，將它們存放在不同的地窖中。她在宮廷中的影響變得更加過分和狂熱，女士們的裙子領口開得更低了，姦情變得更可恥，宴飲變得更極端。王后成立了一個愛情法庭，其中，由兩性充當辯護人和法官，據一位充滿蔑視的時人所言，「在這個荒謬的法庭上討論最荒謬的問題」。 宮廷生活甚至會令一位王后感到厭倦和噁心。出於對田園生活的懷舊，伊薩博比瑪麗·安圖瓦內（Marie Antoinette）早了400年在其位於聖歐文（St.Ouen）的地產上修建了一座Hôtel des Bergères（牧羊人之家），擁有花園和田地、穀倉、馬廄、羊圈和鴿舍，她在那裡以種田為樂，照看雞和牲畜。隨著時間的推移，有謠言說國王遭到了無視，甚至到了赤貧的程度，生活在不潔甚至飢餓中，其寓所的紙制窗戶破舊撕裂，鴿子會飛進來拉下糞便。在一次恢復理智期間，他拘捕了王后的管家和當時的情夫，將其投入獄中，鐐銬加身，刑訊逼供，在那之後，更將其秘密地沉入了塞納河。 在政治鬥爭中，伊薩博讓自己接觸到了權力地位。當路易·德奧爾良被任命為攝政王時，她加入了他的陣營，與勃艮第為敵，並被普遍推測為奧爾良的情婦。當奧爾良被勃艮第之子暨繼承人「無畏的約翰」（John the Fearless）所暗殺時，她改變了立場，搬進了路易的謀殺者的營地和床榻。在由一個活著卻無能的國王所製造的真空之中，法國莫知所之，而缺乏任何應對能力的王后變成了移入真空中的冷酷勢力——勃艮第和英格蘭——的工具。由於在巴黎捉襟見肘，地理上和政治上與皇太子相分離，無法調動支持力量，她最終同意了那個聲名狼藉的條約，將英格蘭國王的後嗣指定為法國王位繼承人，讓他取代了自己的兒子。最後，肥胖而墮落的她比丈夫多活了15年，最終將在德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那裡找到一個太富想像力的傳記作家。 在從一個大約200年後的視角回顧過去時，亨利四世的總理大臣德薩利公爵（Duc de Sully）說查理六世統治時期的特徵是，「孕育著不祥事件……是法國良好法律和良好道德的墳墓」。 [1] 上文為法語，意為「喪失了戰鬥力」。——譯者注 [2] 上文為拉丁語，意為「願和平來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