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三章 在一座黑暗的叢林中

在巴巴里所取得的模稜兩可的後果並未使法國國王和御前會議產生挫敗感，他們片刻不停地轉向了一個更加棘手的冒險活動：通過武力終結教廷分裂。向羅馬進軍、驅逐教皇卜尼法斯並使克雷芒就位的計劃被稱為Voie de Fait，即「行動之道」（Way of the Deed）——也就是武力之道——與「退讓之道」（Way of Cession）正相反，後者是由大學所倡導的兩位教皇自願的共同退位之舉。進軍義大利全境並武力占領羅馬是場不亞於入侵英格蘭的行動——就在不久前，事實證明，這一入侵超出了法國的能力——但政策制定者們卻顯得毫不猶豫。在庫西和波旁從突尼西亞返回的數日之內，御前會議便於11月底做出了決定。 該計劃被當作十字軍東征的前奏呈報給國王。國王的大臣們告訴他，除非教會恢復統一，否則他就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帶領十字軍進攻土耳其。「我們想像不出比您帶領軍隊前往羅馬摧毀這個反教皇的卜尼法斯更好、更合理的事了……這是您的當務之急。我們會心懷希冀，當這位反教皇者及其紅衣主教們在意識到您將率領大軍前來征討他們時，他們會俯首稱臣，請求您的饒恕。」在完成那一偉業之後，甚至繼續向耶路撒冷挺進的光輝前景也將指日可待。 他何時可以開始？國王立即大為激動地詢問。他是在梅齊埃的強烈影響下長大成人的，而後者整天在宮廷里宣揚十字軍東征是法蘭西的命運，宣揚要拯救社會於水火之中。查理的顧問們告訴他，戰役可立即打響，各種計劃隨即被付諸行動。所有王室家族都被囊括在內，就連布列塔尼公爵也在邀請之列，因為「他們認為，將他留在身後不是個審慎之舉。」他令人不快地預言，這項事業將是「紙上談兵」。 一支1.2萬名長矛手的強大軍隊起而應命，出發日期定在4個月以後，即1391年3月，集合地點在里昂。國王及其兄弟將帶領4000名長矛手；勃艮第、貝里和騎士統帥各帶2000名長矛手；波旁和庫西各帶1000名長矛手；所有人都預支了3個月的酬金。為了徵集這樣一支軍隊並維持其戰場所需而需要徵收的課稅似乎被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資助這樣的冒險就像「武力之道」一樣不現實。當御前會議召開會議以批准此項費用時，以可怕的風暴形式出現的常見預兆使他們變得猶豫不決起來。難道這是上帝的信號，反對在已經不堪重負的百姓頭上再強加新的負擔？ 大學反對「行動之道」的呼聲比電閃雷鳴來得更加明確。1391年1月6日，在當著國王和宮廷成員的面宣講的一次為時12小時場面宏大的布道中，當時作為布道者已聲名鵲起的年輕學者讓·格爾森表達了反對意見。格爾森時年27歲，距他獲得神學博士學位還有兩年時間，是皮埃爾·德阿伊利校長的得意門生。不久之後，格爾森便在31歲時繼任了校長之職。當圍繞教廷分裂而展開的鬥爭日趨激烈時，格爾森將變為倡導成立一個地位在教皇之上的教會理事會（Church Council）的第一人，也將是他那個時代最值得紀念的法國神學家。 格爾森是個很難歸類或概括的人。在信仰上他是個神秘主義者，但在實踐上卻充滿理性。作為中庸之道的崇信者，他懷疑其他神秘主義和虛無幻想的虔誠過度。作為一名教會成員，他既因循守舊，又標新立異。他推崇人道主義的理念，卻又粗暴地反對圍繞《玫瑰傳奇》而展開的激烈爭論中的早期法國人文主義者。儘管他討厭幻覺，尤其是女性的幻覺，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中，卻是願意擔保聖女貞德的聲音的真實性的僅有的兩位神學家之一。這不是因為他是現代人所稱的自由主義者，而是因為他明了她的宗教信仰的強度。他是他那個時代的思想和知識分子影響力的縮影和反映。 若在早期，他將只是個僧侶，但在最近數百年間，大學已經從修道院手中接過了傳播過往的知識、追尋當前的知識的主要任務。14歲進入巴黎大學的格爾森發現神學和哲學已在經院哲學家那枯燥乏味的演繹推理之中石化了。在偉大的阿奎納時代，經院主義一直承擔著用理性和邏輯來解答所有信仰問題的任務，但事實證明，理性和邏輯無法解釋有關上帝和宇宙的問題，於是其努力逐漸消退，只留下邏輯論證的堅硬空殼，就如彼特拉克憎惡地所說的那樣，由「皓首之童」來加以踐行。當他們開始「滔滔不絕地說起三段論」時，彼特拉克建議大家趕快溜之大吉。像那個亂世之中的其他人一樣，格爾森渴望某種對靈魂更有意義的東西，他在神秘主義的信仰和與上帝的直接交流中找到了替代品。 他相信，社會只有通過一種經過更新和深化的信仰才可再造，「徒勞的好奇心」在此信仰中將無立足之地。他寫道，有關上帝的知識「最好是通過悔過感獲得，而非通過智慧的調查研究來獲得」。他對超自然持有相同的觀點，肯定魔鬼的存在，指責那些因缺乏信仰和「感染了理性」而嘲弄一切的人。可是，格爾森阻止不了理性的強行進入。他奚落魔法和占星家的迷信，建議在相信幻覺之前要仔細地檢查一下它們。 他不贊成使用本地話的《聖經》，可是，作為一位詩人、教師和演說家，他又用法語寫了許多布道文和論文，以便將自己的思想傳輸給頭腦簡單和少不更事者。中世紀的教育家通常會花大量時間為兒童編制訓誡文字。格爾森尤其關注兒童的發展，非同常人地將他們看作與成人有所區別的人。在一個為教會學校開設的課程上，他極力主張有必要在最年幼孩子的寢室點一盞守夜燈，將之作為信仰的象徵，同時為他們在夜晚因「自然的需要」而起身時提供照明。他警告說，教會的改革必須始於對兒童的正確教導，而大學的改革則始於小學的改革。 他建議懺悔牧師喚起兒童有關其性習慣的負罪感，以便使他們意識到悔過的必要性。即使是沒有射精的手淫也是一種罪惡，「相較於在相同的年齡與女人交媾，它更會奪走兒童的貞潔」。兒童對於手淫無負罪感是種必須改變的狀況。必須讓他們聽不到粗俗的談話，或不允許他們相互親吻和撫弄，也不允許他們與異性睡在同一張床上，而如果對方是成人，那麼就連同性也不行。格爾森有6個姐妹，她們全都終身未嫁，保持了神聖的貞潔之身。此處必定有強大的家庭影響在發揮作用，由此誕生了這種鮮明的個性。 性是讓格爾森對讓·德默恩的《玫瑰傳奇》加以堅決抵制的因素之一。默恩歌頌肉體之愛，諷刺貞潔，推崇理性，思想自由，對一切持懷疑態度，有反教士的傾向，這都令格爾森厭惡之極。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1399年在其《致愛神書》中對讓·德默恩大加聲討時，格爾森懷著焚書者的全部熱情在一篇布道文中對她表示支持。他指責《玫瑰傳奇》貽害無窮，缺乏道德：它使婦女墮落，美化惡習。他說，假如他手中握有它唯一的抄本，且價值1000里弗，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將它付之一炬。「投入火中，善良人，投入火中。」 默恩的崇拜者在給克里斯蒂娜和格爾森的公開信中冷不防地衝破了他的防禦工事。默恩的辯護者讓·德蒙特勒伊（Jean de Montreuil）、貢蒂埃（Gontier）和皮埃爾·考爾（Pierre Col）都是在王室充當秘書的教士和學者。他們與志趣相投的學術界人士一道，在對經院哲學的迂腐的回答做出回應時，採取了與格爾森完全不同的方式。他們信仰人的理性，認可自然的本能，所以他們承認世俗的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人文主義者，儘管他們並不關心佛羅倫薩的人文主義運動的經典研究。他們欣賞默恩的無拘無束的思想和他對標準程式的大膽攻擊。作為毫無疑問的博學多才、開明進步者之一，讓·德蒙特勒伊聲稱，《玫瑰傳奇》令人欣賞之至，所以他們寧肯沒有襯衣，也不可沒有這本書。「我越是對這本深刻而著名的著作的奧妙之引力和引力之奧妙加以研究，便越是驚訝於你對它的撻伐。」 雖然熱情似火，但這並不那麼獨特。皮埃爾·考爾更富勇氣，為令格爾森大感冒犯的縱慾行為加以辯護。他聲稱，「所羅門之歌」讚美了暴君之女的愛情，而非讚美教會；根據聖盧加的《福音書》，玫瑰所代表的女性陰戶應當得到神聖的對待；格爾森本人終有一天會陷入愛情，就如其他神學家一樣。 爭論不斷擴大。克里斯蒂娜以《玫瑰的故事》、格爾森以一篇權威文章《玫瑰傳奇之批判》（Tractatus Contra Romantium de Rosa）加以回應。在文中，寓言式人物在「基督教的神聖法庭」前向讓·德默恩提出指控，而後者則得到了罪有應得的判決。儘管格爾森在爭論中擁有最後的決定權，但他還是無法摧毀這本書的吸引力。一直到16世紀，它都被人們所廣泛閱讀，甚至在一次使其人物形象「道德化」的虔誠努力之後，仍倖存了下來。在那次努力中，玫瑰變成了耶穌的象徵。 儘管格爾森仍舊留在了制度之內，但對信仰的追尋卻在運動中將其他人拉到了外面，遠離了制度化宗教。人們在世俗交流中尋找變得老套而敗壞的儀式的替代品。當道路似乎迷失在一座由驚慌和困擾構成的黑暗叢林中時，人們便愈加需要信仰。 教廷分裂所造成的傷害變得更加深刻。兩位教皇都身不由己地捲入了為了樹立威望而進行的奢華炫耀中，並且為了支撐這種奢華而搜刮越來越多的錢財。身在羅馬的教皇卜尼法斯直取捷徑，放高利貸，兜售有奉聖職到了醜聞百出的地步，有時會將同一個職位再次出售給出價更高的人，將委任日期張冠李戴。他一次會出售10至20個有俸聖職的擁有權。克雷芒七世榨取「自願的」貸款和貢金，不斷抬高教會的稅金，直到他的主教們在1392年拒絕繳稅，並將自己的抗議書釘在阿維尼翁的教皇宮殿的大門之上。作為投靠法國的人，克雷芒將向法國教士徵收什一稅的權利轉讓給了王室，在由此引發的多次爭端中，使王室與教士變得勢不兩立。他慾壑難填，不得不向放高利貸者借錢，典當神聖的寶物。據說，在他臨死時，就連教皇的寶冠都被當掉了。 在神聖羅馬帝國內部，教廷分裂的影響並無多大差別，因為情況已經混亂不堪，糟糕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查理四世採取了防範措施，在他臨死之前，加冕自己的長子溫塞斯勞斯為波希米亞國王，並預先指名他為皇帝，但這一切都名不副實。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查理已經將帝國疆域的統治權指派給了溫塞斯勞斯的兩個兄弟、一位叔叔和一位堂兄弟。他們之間經常出現利益衝突，維特爾斯巴赫家族與哈布斯堡家族針鋒相對，相互敵視，20多個公國各自為政，為維護其特權而鬥爭的城鎮結成了反對貴族的聯盟。用於中央政府運作的稅收因無政府狀態而無法徵收，皇帝的權威太過表面化，無法控制住局面。 1378年，在陪同父親對巴黎進行了令人難忘的訪問之後不久，18歲的溫塞斯勞斯四世登上了皇位。儘管他接受了父親的管理訓練，受到了良好教育，通曉拉丁語、法語、德語和捷克語，但他缺乏掌控局勢的個性。儘管他起初曾做出努力，試圖尋找力量的平衡點，但黨派與階級、城鎮對君主、小貴族對大貴族、德國對捷克、同盟對同盟的無休無止的衝突造成了一個相互傾軋的網絡，它藐視君權——並毀掉了君主。 溫塞斯勞斯是個悲劇性的、破壞性的人物，在編年史上，他是個野蠻而殘忍之人，半滑稽，半惡毒，是個半真實、半虛構的複合體，反映了他的各方敵人對他的憎恨。由於他的統治是胡斯信徒（Hussite）反抗教會的根源，也是憎恨德國的捷克民族主義興起之源，所以溫塞斯勞斯在死後成了教士和德國編年史作者口誅筆伐的對象。書面文字的不公平的優勢最終贏得了勝利。但即使有些言過其實，有關溫塞斯勞斯的故事卻太過雷同，不能不說呈現了某些事實真相。 雖然據他的黨羽所說，他相貌英俊，風度翩翩，但他更常以一個「野蠻的公豬」的形象出現，於夜間在壞同夥的陪伴下橫衝直撞，闖入市民的家，強姦他們的妻子，將自己的妻子關在妓院，把一個給他上了道燒焦了的菜餚的廚子放到火上去烤。根據這些版本，他的父親是個皮匠，他天生醜陋和殘疾（造成了他母親生育他時的死亡），在洗禮儀式上弄髒了洗禮用的水，兩歲時，在他的加冕典禮上，因大汗淋漓而玷污了祭壇——這一切儘管很有可能都是事後捏造的，卻成了一個邪惡君主的預兆。他只有在打獵時才會興高采烈，常常在樹林裡和打獵宿營地一次待上數月，不理朝政，寧願跟馬夫和打獵夥伴朝夕相處，給他們加官晉爵，而不願理會貴族們的憤怒。他試圖維持正義、實現秩序的早期努力令他心灰意冷，他青睞一個派系而非另一個派系的做法只令他樹敵無數，他的判斷失誤加重了無能為力之感，他變得在執行政策上朝秦暮楚，逃避問題，靠打獵和酗酒來掩飾自己的無能。 雖然在德國，任何社會階層的男人讓自己醉倒在桌子下面都是件司空見慣之事，但溫塞斯勞斯則變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酒鬼。作為一位君主，他變得越來越易怒、暴躁和怠惰，盤桓在布拉格，對帝國的其餘地方視而不見，動輒大發雷霆，有時讓人覺得他已經「失去了理性的控制」。他的一隻與他形影不離的獵狗就如同是其主人的翻版，據說它襲擊並咬死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巴伐利亞的喬安娜（Joanna of Bavaria）——儘管根據其他資料，她死於瘟疫，留下了一個悲痛欲絕的丈夫，他因為太過痛苦——或者，有可能是醉過了頭——以致無法出席她的葬禮。他顯然不像後來人們所描述的那樣惹人討厭，他娶了第二位巴伐利亞公主為妻，據說她十分美麗，令他陷入深深的愛戀之中。教會就沒這麼幸運了，他給它的教士連同他們的情婦一起套上枷鎖示眾。在他統治時期內，發生了1389年臭名昭著的大屠殺，當時，一個牧師於復活節領著一隊人從布拉格的猶太人居住區穿過，一個猶太小孩朝他扔了塊石頭，致使市民傾巢出動，屠殺了猶太人社區的3000人。當倖存者向國王討要公正時，溫塞斯勞斯宣布，猶太人是咎由自取，反而對倖存者而非犯罪者處以罰金。 他最著名的衝突來自與教會的衝突，結局是令他的受害者成了聖徒。它的起因是世俗權威對教會權威的常規性鬥爭。仇恨於1393年達於頂點。當時，布拉格大主教（Archbishop of Prague）命令他的代理主教波穆克的約翰（John of Pomuk）批准了一個由僧侶們選出的修道院院長人選，而不是國王想要的候選人。怒不可遏的溫塞斯勞斯將大主教、代理主教和另外兩個高級教士投進了監獄；接下來，在釋放了大主教之後，對其他人刑訊逼供，目的是迫使他們承認對統治集團懷恨在心。他們沉默以對，這讓國王氣得發瘋，據說他親自抓起一隻火把去燒受害人的腳。被自己的所作所為嚇住了的他隨後提出，只要他們發誓不說出自己受到的折磨，就饒過他們的性命。當事實證明，波穆克的約翰因傷勢過重而無法簽署誓約時，溫塞斯勞斯為了銷毀證據，命人綁住他的手腳，將他從一座橋上扔進了伏爾塔瓦河（Moldau），致使其淹死。波穆克的約翰後來被封為殉教者，成為所有橋樑的守護神。 國王的問題在整個14世紀90年代不斷增多。他絕大部分時間都爛醉如泥，卻又沒有不省人事到不去盤剝大貴族以增加其波希米亞財產的地步。結果，他成功地使他們因對他的仇恨而團結起來，時間長得足以使他們在1400年罷黜了他的皇帝之位，儘管他仍舊是波希米亞國王。 溫塞斯勞斯的問題不僅是個人問題或性格問題。它們是他的那個世紀的縮影。他也迷失在了他那個時代的黑暗叢林中。如同法國的讓二世一樣，在一個事事乖背的時代，他生來便不堪管理責任之重負。像政府一樣，他的國家中的教會也未能履行自己的職責，從而引發了歐洲最激烈的改革運動。胡斯信徒們接過了羅拉德派的教義，打著於1417年被當作異端而燒死的揚·胡斯的名號，在100年後開啟了改革之路。它也導致了溫塞斯勞斯的終結，因為它誘發了他的中風發作，致其於1419年去世。 在法國，1389年出現了一種狂熱的氛圍，當時，一場圍繞聖母的無垢受孕說（immaculate conception）而展開的激烈辯論導致多明我會僧侶像瘟疫中的猶太人一樣遭到指責，說他們在河裡（而不是井裡）投毒。正巧一位多明我會僧侶讓·德門特松（Jean de Montson）宣傳聖母因原罪而受孕。他受到了巴黎大學的譴責，後者持相反的立場，即聖方濟各會的立場，認為她是無垢受孕。當門特松向教皇克雷芒申訴時，德阿伊利和格爾森前往阿維尼翁，要求對他們的看法的官方支持。克雷芒進退兩難。門特松的觀點是此前得到過托馬斯·阿奎納稱許的正統說法。假如克雷芒抨擊它，他自己的正統性就會遭到其在羅馬的競爭對手的挑戰。假如他支持它，他就會與大學發生矛盾，在法國引起眾怒。在局勢最危急的關頭，憤怒的威脅追著多明我會修士們不放。因為害怕性命不保，門特松跑到了羅馬，使得克雷芒毫無壓力地宣布支持無垢受孕說。 儘管對聖母的熱愛可能仍舊會激起此類感情，但懷疑和不尊敬在該世紀末期也相當普遍，假如教士和宣教者的抱怨反映了真實情況的話。申斥俗人是教士的正常職責，但現在，其卷帙越來越浩繁。許多老百姓「對空無的信仰高過了他們的屋頂」，未來的聖徒錫耶納的貝納迪諾哀嘆著說。同為僧侶的沃爾辛厄姆報告說，某些英格蘭貴族相信，「沒有上帝，否認聖壇聖禮和死而復生，認為正如馱畜之死一樣，人的結局亦復如此」。與信仰衰落的證據相併行的，也許是永不衰落的向聖殿、禮拜堂、女修道院、隱士的遺產捐贈以及用於祈禱和代理朝聖的財產數額。沒有幾個生前聲稱無信仰的人會在彌留之際冒險一試。 格爾森和其他改革者悲嘆說，因未領聖餐或遵守宗教節日而被開除教籍的懲罰的頻繁使用是宗教儀式之衰落的衡量尺度。教堂空無一人，彌撒乏人問津，尼古拉·德克拉芒熱在其偉大的短論De Ruina et Reparatione Ecclesiae（《教會的毀滅和改革》）中寫道。據他所說，除了節日，年輕人很少去教堂，而即使是在節日去了，也只是為了去看女士們描眉畫唇的面容和低頸露肩的禮服以及她們洋洋大觀的頭飾，「用懸著珍珠的角製品堆出的高聳的雲髻」。在教堂守夜的人不是伴以祈禱，而是伴以淫亂的歌舞，而牧師則一邊觀看，一邊擲著骰子。格爾森對同樣的鬆弛表示悲悼：人們為了喝上一杯而在宗教儀式的中途離開教堂，「當他們聽到宣布獻祭的鐘聲響起時，便像公牛一樣衝進教堂。」他寫道，玩撲克、詛咒發誓以及污辱褻瀆會在最神聖的節日期間發生，猥褻的畫作在教堂中傳播，毀掉了年輕人。朝聖成了放蕩、通姦和世俗之樂的由頭。 許多事例中的不敬之舉都是這樣一種宗教的副產品：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以至於人們對它熟視無睹，但世紀末異口同聲的指責表明了一種日益令人憎惡的元素。「人們漠然入睡，對醜聞視而不見，」聖丹尼斯的僧侶悲嘆道，「談論教會改革的途徑是在浪費時間。」 然而，冷漠就如自然中的真空一樣，不是人類事務的自然狀態。一場新的奉獻運動在荷蘭北部的小貿易城鎮興起，這些城鎮位於靠近萊茵河河口的荒涼的沼澤地與荒野之間——因為只有在因衝突而分裂的歐洲的遙遠角落，新生的虔誠才能找到萌發之地。因為其成員共同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們的鄰居漸漸稱他們為「共同生活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而他們自己則只是簡單地將自己稱為「虔敬者」。他們的目的是尋找與上帝的直接交流，通過布道和出色的工作來創造一個虔誠的世俗社會。他們不像早期的自由靈兄弟會（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那樣是極端主義者，而是如他們所言，只不過是「試圖在世上生存的虔誠的人」——他們指的是與隱修世界判然有別的世俗世界。 這場運動的發起者赫拉德·赫羅特（Gerard Groote）是荷蘭德文特（Deventer）的一位生意興隆的布商之子。他與庫西同年，在巴黎大學學習法律和神學時，度過了放蕩不羈的青年時代。在巴黎，他涉獵魔術和醫藥，「在每座綠色的樹林，在每個山頭」與女人做愛。在發現學者們的爭論「於事無補且充滿不和」時，他離開了大學，加入了在俗教士之列，在烏得勒支（Utrecht）和科隆當了一段時間的世俗牧師之後，他經歷了一次信仰的轉變。他在德文特將自己的財產捐給了慈善團體，進而去宣講福音，提倡從「忠誠的內心深處」奉獻上帝，而不是通過洗禮和聖餐來奉獻上帝。 他的熱誠、他的語言天賦以及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個性吸引了成群結隊的聽眾，常常令教堂人滿為患。人們從數英里之外趕來聽他布道。他身穿一件破舊的灰斗篷和補丁摞補丁的外套，總是推著一隻裝滿書的大桶。在布道之後，他會從中取出書來加以駁斥批評。他極力主張像愛上帝一樣愛鄰居，消滅惡習，順從基督的戒律。他為教會的腐敗悲嘆不已，預言教會行將崩潰。在此過程中，他以拉丁語向教士布道，以本地話向俗眾布道。一位弟子記下他的語錄，而另一個則會前往下一個城鎮，將即將到來的宣講聲明貼在教堂大門上。仰慕者們成群結隊地前來與他見面，接受他的原則，並逐漸合起伙來實踐它們，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但不同性別會相互隔開。 協會是自願形式的，沒有在常規教團中將成員投入與世隔絕的生活的必不可少的約束誓言。在赫羅特的Devotia Moderna[1]的規則之下，成員們將生活於貧困和慈善之中，但他們不像行乞修道士那樣乞討，而是通過教習兒童以及抄寫手稿和烹飪這兩種不受行會控制的職業謀生。赫羅特相信，工作「是人類極好的必需品，可使思想復歸純潔」，儘管它不是那麼商業化：「勞動是神聖的，但生意是危險的。」到他於1384年死於疾病時，他在荷蘭和萊茵蘭的追隨者的住宅正好過百，其中供婦女居住的較供男人居住的要多出3倍。 該共同體強調個人的奉獻，強調他們的存在不依靠誓約或正式的規則，這種強調本身就是對經過認可的教團的批判。對於教會而言，自願、自主的宗教比任何不信基督者還要來得危險。赫羅特在臨死之前，被烏得勒支主教禁止布道。當其他教會成員在那之後試圖壓制這個運動時，他的追隨者們為自己的信條進行了強有力的辯護，並且大獲成功。在1415年的康斯坦茨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上，儘管討厭其教義，但格爾森還是為他們辯護，反對指責他們為異端。他們的團體之所以能夠倖存下來，是因為存在一種支持他們的同情氛圍，這種同情不僅只存在於俗眾之中。在赫羅特死去兩年後，該兄弟會與奧古斯丁教團（Augustinian Order）聯合建立了他們的第一座正式的修道院，儘管仍然沒有誓約。儘管該運動始終規模很小，十分有限，但它很快便導致了托馬斯·阿肯披斯（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The Imitation of Christ）一書，這是在天主教義中繼《聖經》之後被閱讀最廣泛的書籍。 1380年，在德文特以南的小鎮肯彭（Kempen），一個農夫的兒子呱呱落地，他的母親是位顯然讀書識字的女性，替一位貴婦管理著為鎮上的年幼孩童開設的學校。12歲時，肯彭的托馬斯——他後來被叫作阿肯披斯——進入了位於德文特的共同生活兄弟會舉辦的一所學校，與兄弟會的門徒們共同生活和學習，隨後加入了一所與奧古斯丁教團合辦的修道院。在那裡，他度過了其91年生命的剩餘時光。熱愛書籍和安靜角落的他將赫羅特及其門徒的語錄和訓誡編纂為一部長篇的狂言，其主題是，世界是種幻覺，上帝的王國存於內心；內在的精神生活是在為永生做準備。他通過無窮的變體和警告反覆論說的是，感官生活是毫無價值的，財富、快樂和世俗權力——大多數人都想得到卻很少得到的東西——無論如何都對他們沒有好處，而只是位於通往永生道路上的絆腳石；救贖之道存在於對世俗欲望的放棄中，存在於為了對上帝的愛騰出空間而與罪惡的持續鬥爭中；人類天生「具有一種向惡的傾向」，他必須加以克服，才可得到救贖；善在於行而非存於知——「我寧肯感到悔恨，也不願知道如何去定義它」；只有精神謙恭的人才會心平氣和——「相較於大權在握，身處卑微要更加安全」；人類只是生活中的朝聖者，世界是流亡地，家園與上帝同在。 這一切沒有什麼新奇或非凡之處。《效法基督》名副其實，是對基督要旨的效法，是對屬於人類大多數的卑微者的安慰，是對他們的報償將在來世兌現的再三保證。在托馬斯的書籍出現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人們對它的作者知之甚少，以致有人推測，讓·格爾森是位於這位默默無聞的北方莎士比亞背後的培根。[2] 1391年，在宮廷中，從晨禱到晚禱，格爾森反武力之道的呼籲都引起了關注。回想一下他的前輩所遭受的牢獄之災，他的這番論爭還是頗有點兒風險，但作為勃艮第人，他得到了公爵的庇護，也許這使得他的布道成為可能。他敦促王室放棄「行動之道」，以及它「難以預測的戰爭和流血事件」，更加推薦一種增加祈禱和懺悔遊行的手段。在一次謹慎的譴責中，他悲嘆大學在教會理事會這一主題上所受到的窒息，「因為我毫不懷疑，如果你們更清晰地聽說了你們謙卑而虔誠的女兒——巴黎大學——就這一問題想要說的話，那麼你們便會非常願意傾聽它，從而帶來極大的好處」。 他大膽地建議，教廷的福祉要從屬於作為一個整體的基督教共同體的福祉，假如教廷這個為教會的良善而創立的機構變成其嚴重破壞的工具，那將是「難以容忍的」。他回顧了聖路易、查理曼大帝、羅蘭和奧利弗以及《馬卡比書》（Maccabees）[3]以鼓勵查理六世去除教廷分裂之污點，毫不猶豫地宣稱，這項任務比針對伊斯蘭教的十字軍東征來得更加重要。「還有什麼比基督教王國的統一更重要的？誰能比最信仰基督的國王更適宜於實現那一統一？」 目前，干擾比格爾森對「行動之道」的抨擊更關鍵。若無盟友，或者，至少是沒有佛羅倫薩和米蘭的仁慈的中立（此願景顯然受到了它們正在彼此征戰這一的事實的妨礙），法國便不可能發動在義大利的戰爭。佛羅倫薩和米蘭在法國都有各自的相匹敵的辯護者。米蘭的代表是路易·德奧爾良的妻子瓦倫蒂娜·維斯孔蒂。路易夢想得到承諾中的亞得里亞王國，這個王國仍有待於教皇國為回報法國的支持而創建。這個夢想取決於可否獲得米蘭的財富，也取決於路易的岳父在「行動之道」中的合作。吉安·加萊亞佐的興趣有些首鼠兩端。他贊成將亞得里亞王國放在友好的——即法國人的——手中，但與此同時，他又擔心讓法國成為義大利境內的一股力量。他希望有個法國同盟來對付佛羅倫薩，可他又不想公開選擇支持克雷芒，或自己投身於「行動之道」。在駛過這些淺灘時，他必須挫敗反對他的佛羅倫薩聯盟，攪亂一心想置他於死地的貝爾納博諸子及親屬的計劃。 在那不勒斯傳播著這樣一則消息：法蘭西國王和反教皇的克雷芒正帶領大軍前來羅馬，以重新統一教會。克雷芒本人對此計劃十分篤定，所以他已經定製了可攜帶的祭壇、供騎行和載物用的鞍轡、毯子以及一次重大行動所需要的一切。驚慌失措的教皇卜尼法斯懇求英格蘭人轉移法國的注意力。這一結果的達成靠的不是戰爭威脅，而是和平提議。英格蘭使節於1391年2月來到法國，帶來了一個商談最後條約的提議。庫西和里維埃爾被派去與英格蘭人商議，宴請他們，「陪伴他們」。為了表示其目的的嚴肅性，英格蘭使節聲稱，理察國王的叔叔們，蘭開斯特和好鬥的格洛斯特，將代表英格蘭進行談判。法國無法拒絕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即使這意味著要推遲「行動之道」——而這當然正是英格蘭人的目的。談判安排在6月底，向羅馬的進軍被暫時擱置。 到了6月底，已經達成其最初目標的英格蘭人在和平的邊緣畏縮不前。應他們的要求，談判又被推遲了9個月，直到第二年的3月進行。真相是，英格蘭的議事者們產生了尖銳的對立。理察國王和他的兩位叔叔，蘭開斯特和約克，贊成和平，可冷酷無情的格洛斯特的托馬斯則堅定不移地反對和平。自從他的父親心猿意馬地與法國作戰以來，已經過去了一代人的時間，在此期間，支撐騎士之友誼的意義已經萎縮殆盡。老么格洛斯特固執地堅信，法國人背信棄義，詭計多端，藉助於靠不住的合法性和模稜兩可的語言欺騙了英格蘭人，獲得了在《布雷蒂尼條約》中得到確認的好處。他拒絕講和，除非他們歸還他們錯誤地奪取的「所有這些城市、城鎮、土地和主權」，更別提他們還欠著140萬法郎的國王讓的贖金。 他的態度其實有更深層的原因。從根本上說，格洛斯特及他那一派的貴族之所以反對和平，是因為他們認為戰爭就是他們的職業。在他們身後的是英格蘭較貧窮的騎士和侍衛以及弓箭手，他們不關心是非對錯，而「傾向於他們一直以來引以為生計的戰爭」。 就在此時，一如既往地熱衷於糾紛的英格蘭的老盟友布列塔尼公爵突然重新挑起了與法國的爭端。他放棄了一位屬臣的忠誠，變得越來越爭強好勝、自以為是，鑄造帶有他自己形象的錢幣，實施獨立主權國的其他權利。法國人迫不及待地想要在與英格蘭人的談判之日到來之前讓他俯首聽命，因為他們知道，若不是這樣的話，他們無遮無攔的翼側將置他們於不利之地。庫西是那位暴躁的公爵可以接受的寥寥無幾的人之一，他安排公爵與國王及御前會議在圖爾會面。蒙福爾在由1500名騎士和侍衛構成的隨從人員的陪同下，在5艘裝備有大炮的船隻的護送下，前往羅亞爾河。在從10月至12月的3個月中，努力延宕無果。半因狡猾半因強硬，蒙福爾就是不肯就範。作為最後的手段，有人提出將國王還不到一歲的女兒讓娜嫁給蒙福爾的兒子，將此作為拉攏布列塔尼的唯一手段。不久之前，想要拉攏納瓦拉的查理的相同解決辦法遭到了引人注目的失敗。在達成此項安排之後，蒙福爾「懷著滿腔的憎恨」極其勉強地重返家園。 在圖爾的時候，庫西捲入了一個將給他本人帶來痛苦以及死後的反諷的事件。當時，居伊·德布盧瓦伯爵唯一的兒子暨繼承人死去了，使得一座巨大的莊園失去了王朝的繼承人。貪得無厭的路易·德奧爾良立即盯上了這份位於他自己的都蘭和奧爾良領地之間的財產。他連同國王和庫西一起從附近的圖爾出發，前去拜訪那位痛失愛子並且業已破產的父親。居伊伯爵曾與庫西一道在英格蘭當過人質，為了贖回自由，他通過愛德華國王將自己位於蘇瓦松的產業轉給了庫西。自那時起的巨大開銷消耗了他大量的財富；暴飲暴食使他及妻子「肥胖過度」，以致伯爵不再能騎馬，不得不坐著一乘轎子打獵。一次，動輒大發雷霆的他用自己的匕首殺死了一名騎士，這似乎成了14世紀的一種習慣。現在，老病交加、無子無息的他陷入了誰將是繼承人的紛攘爭論的包圍中。 除了握有因蘇瓦松交易所欠債務而持有的財產扣押權外，庫西對居伊伯爵還有很大的影響力。作為「un grand traitteur」（一個駕輕就熟的談判代表），他由雙方選擇出來，對莊園進行估價，安排將它出售給路易·德奧爾良的事宜。為了現金而出售王朝財產被認為是某種有失體面的事。如果說庫西是不情願地捲入了此事——沒有證據證明他如此——他仍因其貢獻而得到了路易慷慨的，幾乎是過於慷慨的報償。當他成功地將布盧瓦為其在艾諾的土地的20萬法郎的要價減少了5萬法郎，也就是25%時，路易將此差價回贈給了庫西。與此同時，「鑒於我們這位親戚為我們提供的如此眾多而又偉大的奉獻」，路易還免除了庫西因突尼西亞戰役而向他借貸的一萬弗羅林的債務。路易從妻子的嫁妝中出了40萬法郎買下了整個布盧瓦莊園，從而一躍成為與他的叔叔們旗鼓相當的領地所有者。 傅華薩在居伊·德布盧瓦窮困潦倒之前，一直在為其服務，他發表了自己對此事的嚴厲而且相當令人驚訝的判斷：「庫西之主在這件事情上應受到極大的譴責。」也許他的意思是，庫西不應該從一筆傅華薩認為不光彩的交易中撈取錢財。等級制度的崇拜者常常比其成員對其持有更高的理想。最終，具有諷刺性的是，庫西自己的領地在他死後也繼布盧瓦之後落入了奧爾良家族之手。 庫西即使有在家的時候，這樣的時候也極少，1392年1月，他再度擔任了奧弗涅和吉耶納的統帥之職，並於3月再次北上，陪同國王出席在亞眠舉行的重大談判。就在談判之前，出現了吉兆，查理和伊薩博生下了一個兒子，這是他們的第五個孩子，而5個孩子中最大的兩個已經夭折。巴黎人為此進行了興高采烈的慶祝活動，鐘聲齊鳴，公共廣場上燃起了巨大的篝火。他們湧進教堂，為皇太子的降生而感謝上帝，在那之後，又於街頭載歌載舞，而在擺放於街頭的桌子上，放置著貴婦和有錢的布爾喬亞為他們準備的美酒和食物。他們為之歡呼雀躍的對象在9歲時夭折，與國王的另外4個兒子命運相當。在那之後，有一個弱不禁風的子嗣總算存活了下來，成了軟弱無能的皇太子，並最終由聖女貞德加冕為查理七世。 為了確保法國和英國隨從之間不會發生破壞談判的爭端，法國人採取了非同尋常的措施。御前會議下令，法國人不得有任何冒犯之舉，不得發表煽動性評論，不得挑起甚至談論戰爭，違則處死。在夜間，人們不打火把不得外出，所有在酒館挑起爭執的聽差或無賴都將被判死刑。4支各1000名衛兵的部隊夜以繼日地瞭望放哨，阻止有可能招來麻煩的集會。如果火警的鐘聲響起，衛兵不得離開自己的崗位，而將它留給常規的滅火公司去應對警報。英格蘭人將獲得「最大的榮耀」，受到「最高的禮遇」，得到免費的款待。酒館老闆不會向他們要錢，而是將他們的賬目交給掌管王室財政的人，讓他們來付錢。 這些防範措施所傳達的，與其說是法國人對和平本身的渴望，莫若說是對將為「行動之道」和十字軍東征開闢道路的解決方案的渴望。在英格蘭一邊，蘭開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顯示出了類似的情緒，但格洛斯特的缺席留下了一個不祥的空洞。因為深知庫西的影響力，所以英格蘭公爵們帶著他的女兒菲利帕一起前來，無疑是希望藉此贏得他對他們的條件的支持。菲利帕表達了強烈的願望，想要看看她幾乎不認識的父親，而庫西從此次會面中得到了很大的樂趣。他的女兒「旅行狀態良好，但就像一個婚姻不幸的寡婦一樣」。 在坐於王座之上的查理在場的情況下，談判於復活節啟動，其慶典儀式極隆重盛大之能事，仿佛是為了支撐其結果帶來的沉重負擔。蘭開斯特在表示敬意的儀式期間，在靠近王座時，曾3次跪倒在地，國王以感人肺腑的話語對他表示歡迎，而勃艮第和貝里則以和平之吻相迎。勃艮第公爵的華麗裝扮史無前例地令人拍手叫絕。他身穿黑色天鵝絨長袍，左袖上繡有由22朵玫瑰組成的花束，它們都是由環以珍珠的紅藍寶石構成。另外一天，他穿著一襲深紅色天鵝絨長袍，兩側各繡有一頭銀色的熊，熊的頸項、口鼻和皮帶都閃著寶石的光芒。包括庫西在內的法國大貴族分別一連數夜宴請英格蘭人，在宴會上，人們相互致以騎士之禮，老友重續舊情。 所有這些防範、免費的飲食和奢華的環境並不足以換來和平。談判持續了兩個星期，但雙方都知道它毫無意義。英格蘭人提出100多萬法郎的讓的贖金欠款，而法國人則針鋒相對地為英格蘭人在自己土地上所造成的戰爭破壞提出300萬法郎的損失賠償。他們甚至將歸還加來的要求縮小至要求將這座城市夷為平地，從而使這個地方無法使用。英格蘭人嚴詞拒絕，因為他們認為，只要他們掌握著加來，「他們便把通往法國的鑰匙系在了自己的腰帶上」。阿基坦的主權一如既往地爭執不下。即使當法國人最終提議，只要將加來夷為平地，他們便支付讓的贖金欠款、承諾和平占有阿基坦（若非擁有其主權）時，英格蘭人還是退縮了。他們並不確定自己想要和平。當查理極力主張十字軍東征的事業時，他們一如既往地說，他們沒有權力達成最終條款，而是得回去向國王匯報。無數次和平談判中的又一次無果而終。休戰又延長了一年。要終止戰爭真是舉步維艱。 不管是因為失望還是出於自然的原因，國王查理在談判進行到一半時病倒了，高燒不退，神志昏迷。人們將他送出亞眠，在位於博韋的主教宮殿那安靜的環境中休養。在那裡，他得到了精心的看護，很快便痊癒了，到6月，他恢復了打獵和其他娛樂活動。人們沒有將這突如其來的奇怪疾病與不祥之兆聯繫起來，儘管它們也許確乎不祥。 [1] 上文為拉丁語，通常寫作Devotio Moderna，意為「現代奉獻」。——譯者注 [2] 自18世紀起，一些西方學者認為，莎士比亞戲劇的真正作者是弗朗西斯·培根，由此引發了長達數百年的爭論。——譯者注 [3] 《馬卡比書》（Maccabees）：《聖經》中的「末世警言」，講述了猶太人反對塞琉古統治的故事。——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