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二章 巴巴里圍攻

1390年，庫西年屆50歲。現在，在王室的隨行者中，除了國王的兄弟和舅父外，他成了首屈一指的貴族，王室在政治使命和軍事指揮方面都同樣要仰賴於他。他擔任著奧弗涅和吉耶納的統帥之職，還是御前會議成員，但他在其第50歲時的冒險將他帶至了遠遠超越了這些職務之地。 1389年9月，查理六世與自己的弟弟路易及其叔叔波旁一起前往阿維尼翁，以便與教皇進行商討，並在朗格多克展示其國王地位。這時，庫西負責為王室保駕護航。此次旅行的目的，一是要與教皇克雷芒商討重新獲得對教廷的唯一控制權的方法，二是要修復王室在因貝里公爵的壓迫而疏離的朗格多克的藩籬。南方來的代表們已經雙膝跪地、涕淚交流地向國王控訴了貝里手下官員的「毀滅一切的殘暴」和「無法容忍的勒索」。他們說，除非國王採取行動，否則已經逃往阿拉貢的4萬朗格多克人將會有大批的後繼者。 既然與英格蘭有休戰協議，於是里維埃爾和默西埃勸說查理進行這次旅行，以便了解他的臣民的被統治狀況，並為了「他迫切需要的」資金之故，使他本人更加深受他們的愛戴。查理六世時年22歲，他父親在這個年紀時，已經是位成熟的統治者，但查理則是個淺薄的年輕人，慷慨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財政大臣為了阻止這一趨勢，在接收饋贈者的名字邊寫下「他已得到太多」或「他應該償還」的字樣，可這種努力是白費功夫。 國王通知勃艮第和貝里，他們將不會陪他出行，而是必須留在自己的莊園中，這令他們大為惱火。他們得知這一命令的始作俑者是里維埃爾和默西埃，而且國王將會「持續調查」那些曾統治過朗格多克的人，於是兩人一起商量對策，一致認為，他們必須「假裝不知道這種侮辱」，可一旦時機成熟，「那些出此餿主意的人將為之追悔莫及」。他們告訴彼此，只要他們保持團結，別人「便傷不了我們一根汗毛，因為我們是法蘭西最偉大的顯要人物」。「這些，」傅華薩毫不臉紅地添油加醋地寫道，「就是這兩位公爵所說的話。」 國王及其隨行人員從里昂搭乘船隻（一種比騎馬更舒適的旅行方式），順羅訥河而下，繼續前往阿維尼翁的旅程。在這樣的旅行中，王室隨員將裝滿好幾隻船，其中一隻供國王使用的船上有個帶有兩個壁爐的房間，其他船上則有廚房、辦公室和一批盤碟和珠寶，以供旅途需要時的典當之用。查理順著水流湍急的羅訥河而下的通路必定包括了多個停留地，以便使沿途的城鎮居民認識他，因為這段旅程用了9天的時間。當時的有組織的歡迎形式與現在並無多少不同。多達上千名的兒童穿著屬於王室色彩的服裝，站在木頭平台上，手裡搖著小旗子，「在國王經過時，大聲地發出可以讓他聽到的向他表示敬意的歡呼聲」。 10月30日，身著貂皮緋衣的查理走進了教皇的宮殿，在那裡受到克雷芒和26位紅衣主教的歡迎，並率其所有隨從人員出席了一次豪華盛宴。他贈送給教皇一襲藍色天鵝絨長袍，上面用珍珠繡出天使、鳶尾花和星辰的圖案。不管錢包里有沒有錢，「他都希望聽到別人對他展現出的富麗豪華嘖嘖稱道，哪怕是在國外」。 因為除了法國的支持外，克雷芒的教廷別無基礎，所以如果法國人願意的話，克雷芒的教廷就會煙消雲散，而毀滅性的教廷分裂也會走向終結。可法國人並沒有那麼做。個人之間即很少承認錯誤，減少損失，國家之間這種做法就更是聞所未聞。國家只有在被大權在握者視為權力和個人野心時才會發揮作用，而權力和個人野心兩者都是盲目的。憑藉權力政治或武裝力量使義大利接受克雷芒從來都不是切實可行之舉。倒是羅馬的烏爾班（無論瘋狂與否）以及他的繼任者擁有真正的教皇應有的民眾支持。法國人無視那顯而易見的事實，以及目標與手段間的懸殊差異，一味憑藉近乎輕浮的盲目堅持來追逐目標。 在與克雷芒會談時，查理六世及其顧問們提出，通過使奧爾良的路易在北方復興模糊不清的亞得里亞王國，使安茹的路易二世在南方復興同樣未到手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來打開教皇通向羅馬並重新掌握義大利的通道。為此目的，被他那不知疲倦的母親帶至阿維尼翁的路易二世得到了一次盛大的加冕禮，被加冕為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包括耶路撒冷在內）國王。庫西再次因適合於這種場合的優雅和神采而被選中，與教皇克雷芒的兄弟日內瓦伯爵一起，完成為那位年幼的國王騎馬上菜的儀式。 就在這些安排幾乎還未完成之時，有消息傳來，說羅馬教皇，可怕的烏爾班，已經死了3周，他的位子被選舉出的那不勒斯紅衣主教皮耶羅·托馬切利（Piero Tomacelli）匆忙地秘密占據，後者成了卜尼法斯九世。羅馬像阿維尼翁一樣，並不打算為了一種經過談判的解決方案而放棄自己的教皇繼承人資格。鑒於沒機會利用烏爾班之死，法國人與克雷芒現在一致同意，解決廢除卜尼法斯的問題。查理六世承諾，在他回到法國後，他將「心無旁騖地致力於恢復教會的統一」。 當這些事情正在一一解決之時，輕浮之舉吸引了國王。他和弟弟路易以及綠伯爵之子、年輕的薩伏伊的阿馬迪厄斯（Amadeus of Savoy），「因為年輕和輕浮」，與阿維尼翁的女士們夜夜笙歌，這些女士們為著國王一擲千金地揮霍在她們身上的許多精緻禮物而熱情地對他大加讚美。教皇的兄弟充當了狂歡的主人。最令人難忘的消遣是一次有關高尚愛情問題的文學比賽：是忠貞不渝還是反覆無常會帶來更大的滿足感。這個專題研討化身為一組名為「百歌集」（Cent Ballades）的詩歌，它由4個在最近的一次聖地冒險中湊到了一起的熱情洋溢的年輕騎士發起，這其中包括布西科和國王的親戚德歐伯爵。在暫時囚禁在大馬士革時，這4個人靠用詩歌進行辯論的方式來消磨時光，在途經威尼斯回國時，適逢其時地加入了阿維尼翁的集會，便請貴族朋友和王子們做出回應。 路易·德奧爾良貢獻了一首歌謠，居伊·德特雷穆耶、庫西的一個追隨者讓·德布西（Jean De Bucy）以及名為奧伯特（Aubert）的另一個庫西的私生子都同樣有所貢獻。奧伯特是昂蓋朗的前侍衛和堂兄弟，是他叔叔的兒子，後來，在昂蓋朗死後，查理六世承認了他的合法性。人們對於他的情況知之甚少，只知道德尚將他描寫為自己的一群沉溺酒色的「迫害者」之一。儘管昂蓋朗的朋友和追隨者參加了這次比賽，但他本人卻沒有，這也許是一個了解其個性的次要線索。 在印刷機出現之前，文學像室內音樂一樣以群組的方式被人欣賞。《百歌集》的聽眾傾聽著有關忠誠的事例，它以一位名叫休丁·德維梅勒斯（Hutin de Vermeilles）的年老騎士之名而作，他實有其人，以忠於愛情和尊重婦女而著稱。休丁的論點十分傳統：忠誠的愛情要勝過單純的「肉體的歡愉」，因為它會讓愛人得到提升，因對一人之愛而產生對所有婦女的禮貌謙恭，並增加了騎士的英勇，因為他渴望取悅自己愛人的芳心。愛情使他在包圍、襲擊、埋伏、衝鋒或防禦、去耶路撒冷朝聖或進行針對土耳其人的十字軍東征時變得更加英勇。有關不忠的事例，則以一個名叫拉·吉尼亞爾德（La Guignarde）的女子之名而作，她強調放蕩的歡愉和一起嚴肅的通姦的危險。於是「所有戀愛中人」都被召集來，對這一爭論做出評判。 儘管大多數貴族詩人都宣布支持休丁和忠誠，但有些人的態度則莫梭兩可。剛剛娶了自己12歲的新娘的德貝里公爵慶祝自己「逃離了愛情」，建議口說忠誠而踐行欺騙。庫西的私生子也持同樣的腔調，他在每個詩節中都在傾吐激情四射的忠誠和永恆的愛情，而每首詩都以這樣的疊句結束： Aussi dist on, mais il n』en sera riens. （人們嘴裡這樣說，可到頭來卻一切皆是空。） 他的詩是歌集中最為憤世嫉俗的。其他人的詩，或坦白，或諷刺，或糾結，還有幾首很嚴肅，但沒有人表達出絲毫深切的情感，如果他們以騎士精神為主題，情況也會如出一轍。高尚的愛情是種習以為常的遊戲，而不是一種激發人心的理想，這種理想會令男人不顧一切地加以堅守，為了它，他們就如那些堅守聖英格爾伯特競技場的騎士一樣，會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在繼續前往朗格多克時，查理六世及其宮廷成員經由尼姆、蒙彼利埃、納博訥至土魯斯，一路行進，一路慶典，得到了盛情款待，穿過被裝飾一新的街道，其景象「堪稱奇觀」。所有團體和階層都身著合乎身份的禮服參加儀仗遊行，對他表示歡迎，桌子被支在外面，以供人們吃喝之用。國王的食品室被他的臣民們所填滿：在一座城鎮，他得到的饋贈是一群羊、12頭肥牛以及12匹戴著銀鈴鐺的打獵用馬。與此同時，他的大臣們則在調查情況，下令改革，取消最沉重的賦稅。 王室的干預在貝濟耶擺出的姿態最為顯著，這表現在對貝里的主要官員、人人仇視的貝提扎克（Bétizac）的嚴懲上。國王大臣的秘密調查揭露了此人的許多「殘暴行徑和巧取豪奪，使得舉國上下都對他口誅筆伐」。在被捕受審時，貝提扎克一口咬定，數目達300萬法郎的所有錢財都已按時轉付給德貝里公爵，並有賬可查。他被捕時的票據似乎可以證實他的說法。他的行為似乎並不足以使他得到死亡判決，因為，正如某些調查者所言：「如果這些錢被奢侈無度地揮霍掉了，他能有什麼辦法呢……因為這個德貝里公爵是世上最貪得無厭的人。」有人表示反對，說貝提扎克對百姓的盤剝是如此之重，「這些窮鬼打心眼裡仇恨他」。他應當對公爵加以規諫，或者，如果未能阻止住他，就應當通知國王和御前會議。 貝提扎克被捕的消息引來民眾的滔天控訴，顯示了人們對他是多麼恨之入骨，而與此同時，貝里傲慢的信件則宣稱，貝提扎克的一切所作所為都是在依他的命令行事。儘管國王希望判這位總督死刑，但御前會議則尷尬地找不出這麼做的司法根據，因為他的上級，貝里，一直由王室所任命。 問題憑藉計謀得到解決。有人私下裡告訴貝提扎克，他肯定會被判死刑，唯一的希望是宣稱自己是異教徒。如果他這麼做了，就會被交給教會，送到阿維尼翁接受審判，而在那裡，誰都不敢譴責他，因為教皇得依靠貝里，貝里是教皇所有的支持者中最有權、最熱心的人。貝提扎克對這番話深信不疑，「因為那些生命危在旦夕的人頭腦往往含混不清」，所以他依計而行。他在貝濟耶主教面前承認了自己錯信他教的罪行，而這位主教根據教會處理供認自己是異教徒者的方式，迅速將他交還給民事法庭進行處決。貝提扎克被拖至設在公共廣場上的火刑柱，用項圈和鐵鏈捆在上面，腳下堆滿柴火，被執行火刑，他的遺骨懸掛在那兒，以悅民心。貝里被剝奪了朗格多克的職務，為一隊王室改革者所取代。該省百姓為年輕國王的公正大聲喝彩，投票同意向他提供30萬法郎的資助。 來自熱那亞的使節在土魯斯拜見了國王，帶來了一項提議，主張從事一場針對突尼西亞的柏柏爾王國（Berber Kingdom of Tunis）的「偉大而高尚的事業」。他們希望法國騎士領導一場壓制巴巴裏海盜（Barbary pirate）的戰役，這些海盜在其蘇丹的非官方支持下，侵擾熱那亞商業貿易，攻擊並劫掠西西里島和地中海島嶼，在其奴隸市場出售俘獲的基督教徒。熱那亞人假定，既然法蘭西已與英格蘭休戰，那麼便沒有了後顧之憂，所以他們覺得，她的騎士們「無所事事，將會很樂意參加戰鬥」。提出的攻擊目標是馬赫迪耶（Mahdia）[1]，這是海盜們的主要基地，也是突尼西亞海岸最好的港口。使節告訴國王查理，若是將這個絕佳的根據地掌握在基督教徒的手中，柏柏爾國王的權力就將被瓦解，然後他們就有可能被摧毀或皈依。熱那亞提出由它提供必不可少的艦隊、給養、弓箭和步兵，以回報法國作戰部隊——僅指騎士和侍衛，而非僕人——它由王室家族的一位親王率領，以確保是一次真正的承諾。 這個提議假定不信基督者就是敵人，所以套上了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所有光環，並充斥著阿諛奉承。使節說，出於其歷史上與不信基督者交戰的豐功偉績，法蘭西的名字使遠至印度的國度都聞風喪膽，所以其本身即足以阻止土耳其人和撒拉遜人。[2]他們警告說，不信基督者統治著亞洲和非洲；他們已經進入了歐洲，威脅到了君士坦丁堡，嚇壞了匈牙利人，占領了格拉納達。但在熱那亞的支持下，一場法國戰役將速戰速決，永垂青史。「這對您的國家而言是個善舉，」他們對查理說，「因為您是基督教徒中最偉大的國王，並且名震天下。」 這項計劃是那個「非常狡猾的人」——熱那亞總督安東尼奧托·阿多爾諾（Antoniotto Adorno）的詭計，他的壓迫已導致了在其臣子們之中產生了反對派別。他希望通過援助共和國的商業事業來挫敗該反對派的威脅，並同時得到一支強大的同盟以防萬一。雖然法國貴族們被這一前景弄得眉飛色舞，但大臣們則小心翼翼。因為與英格蘭之間沒有永久的和平協議，所以他們反對將法國軍事力量派出國；而且領導權的問題必定會招徠嫉妒。進一步的商議尚在進行之中，所以熱那亞人不得不在沒有得到肯定答覆的情況下回國。 在土魯斯時，庫西與保皇黨一起進行了一次狩獵，這幾乎導致了將其面容留給歷史的令人求之不得的肖像。獵手們在傍晚的森林中迷了路。他們騎著馬走進越來越黑暗的迷宮中，完全找不到出路，直到國王發誓，如果他能夠逃過此劫，就將與他的坐騎同價的金錢捐贈給位於土魯斯的卡姆（Carmes）修道院的德波奈·埃斯佩蘭斯聖母院（Notre Dame de Bonne Espérance）的禮拜堂。作為回應，閃電劃破了天空，一條小徑呈現在眼前，於是，國王在第二天便及時地兌現了自己的誓言，後來修道院中的一幅壁畫對此事進行了紀念，上面包含有昂蓋朗·德·庫西唯一為人所知的當時的形象。不幸的是，它沒有畫臉。在修道院於1808年拆除時倖存下來的複本中，他位列在國王身後一字排開的七位貴族之中，每人都可憑其紋章辨別身份。他們是路易·德奧爾良，德波旁公爵，亨利·德納瓦拉（Henri de Navarre），奧利維爾·德克利松，菲利普·德歐，亨利·德巴爾，最後是庫西，他是唯一將臉轉向一邊使觀者無法看見的人，仿佛是在故意嘲弄後代一般。 在那之後不久，他也許便前往了西班牙，與阿拉貢國王和王后一道安排他們8歲的女兒約蘭德（Yolande）與安茹的路易二世的婚事。傅華薩對此項旨在為安茹家族在追尋那不勒斯王冠過程中贏得同盟的任務的記錄混亂得令人絕望，無法得知可能發生了什麼，以及不可能發生什麼。他說，庫西護送安茹前去完成一次實實在在的婚姻，可這樁婚姻事實上直到1400年才締結，而且他將此場景放置在了許多其他存在異議的時間和地點之中。不過，一份婚姻契約確實是在1390年達成的，而庫西有可能是為之談判的自然人選。德安茹公爵夫人自從丈夫死後，便在其事業中尋求庫西的影響；再者，庫西因婚姻而與阿拉貢王后有了親屬關係，而且為阿拉貢王后所熟知，因為阿拉貢王后就是以前的約蘭德·德巴爾，他女婿的姊妹。他也曾在小路易之前與貝爾納博·維斯孔蒂的女兒之間的婚姻中充當過代理人，當貝爾納博倒台時，這樁婚姻便利索地取消了。 在傅華薩的版本中，德安茹公爵夫人請求庫西護送自己的兒子前往西班牙，而他「愉快地同意」進行這一旅行。12歲的路易哭哭啼啼地向教皇和母親辭行，因為「他們的心在為這次別離而絞痛，不知道何時才能再相見」。庫西及其要護送的人由陸地騎馬前往巴塞羅那（距阿拉貢250英里或更遠，距土魯斯200英里），當他們抵達時，阿拉貢王后「為見到庫西之主而喜不自勝」，並感謝年幼的安茹的路易把他帶來，說「一切都會因此變得更美好」。儘管此情此景未必發生過，但也足夠自然，逝去的時間構成的迷霧遮蔽了事實。 如果庫西確實去了西班牙，他便會看到一個瀕臨混亂的國度。這個位於庇里牛斯山脈下方的半島現在正經歷10年前曾橫掃歐洲的反叛風暴的遺響。「殘酷的佩德羅」與其同父異母的兄弟恩里克之間的長期內戰尾隨在無法逃避的瘟疫、壓迫和課稅之後。社會苦悶在反猶太人那裡找到了發泄口，而猶太人在歷史上總是會定期成為世界大弊病的微觀寫照。在西班牙，他們的作用一向比在其他地方來得顯著和成功。「殘酷的佩德羅」曾大量雇用他們充當顧問和代理人，除此之外還養了個猶太情婦，而他的傾向性成了恩里克控告的主題，直到恩里克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隨後，他也會利用猶太人的金融服務。 民眾的敵意是由對猶太人越來越大的影響感到畏懼並要求取消所欠殺害基督者的債務的煽動者點燃的。在宗教動機的刺激下，經濟恐懼便會上升為暴怒。一位狂熱的大助祭費倫·馬丁內斯（Ferran Martínez）發表了類似希特勒的最後解決方案的演說。1391年，對猶太人的謀殺、奪取財產和強制皈依行動開始，而這種暴力的初嘗很快便變成了針對神職人員和有產階級的普遍反抗，它在巴塞羅那令人恐怖的四天中達於頂點。平民百姓宣布，保護猶太人是對基督教王國的背叛。漸漸地，統治者重新占據了上風，但對猶太人的侵犯一直太過公開，且進行了人身傷害，所以很難糾正。對於100年後的最終驅逐，猶太人表現得脆弱不堪，而西班牙人則跟風響應。 根據記錄，庫西於1390年1月5日又出現在土魯斯，1月28日出現在阿維尼翁，為一位法國聖徒被追封為聖者之事在聽證會上作證。這位聖徒候選人是貴族出身的皮埃爾·德盧森堡，一個極為虔誠聖潔的年輕人，家世高貴，不久前，以17歲的年紀告別人世，對他的提名意在提高法國教皇的地位。如果上帝在他的管轄範圍內提供了一位聖徒的話，那麼克雷芒的合法地位就幾乎是不可置疑的。提名皮埃爾的都是最高級別的贊助人：先是由德安茹公爵夫人於1388年提出，然後由巴黎大學的新任校長皮埃爾·德阿伊利以國王的名義提出。 作為聖潔而虔誠的居伊·德聖波爾伯爵（他在英格蘭當人質時，死於那場瘟疫）和與已故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出自同一家族的讓娜·德盧森堡（Jeanne de Luxemburg）之子，皮埃爾在3歲時便父母雙亡，6歲時便早熟地在一次永世忠貞的誓言中宣布放棄肉體的歡愉。據說他還將同樣的誓言強加在12歲的姐姐身上，因兄弟的歡笑而指責他，因為根據福音書的記載，耶穌流過淚，卻不曾笑過。8歲時，他已經是個少年老成、凹胸駝背的苦行者，被送往巴黎學習，在那裡，他實習齋戒和自鞭，要求加入當下時興的紀律嚴格的塞利斯廷教團（Célestin Order）。由於他的監護者們不答應讓他實現願望，他便定期去訪問教團，吃那裡的麵包，喝那裡的水，和衣睡在光光的地上，腰帶不解，鞋子不脫，為的是隨時可以在午夜時分祈禱，而不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 他異乎尋常的虔誠與高貴的出身為他在9歲時便贏得了大教堂教士之職，幾年後當上了大助祭，15歲時當上了梅斯主教（Bishop of Metz），16歲時當上了紅衣主教。紅色教袍未曾阻止他的苦行節儉或孤獨祈禱。他的生活中「除了謙卑別無所有」，「總是在逃避世事的浮華和奢侈」。他不分晝夜地獨自祈禱，或是借著燭光將自己的罪過記在筆記本上，每天兩次向自己的本堂神父懺悔它們。他的迫不及待就如同錫耶納的凱瑟琳的滔滔雄辯一樣，偶爾會令本堂神父有些招架不住，所以當聽到皮埃爾於深更半夜來敲門時，神父會假裝睡著了。 年幼的紅衣主教形成了可奇蹟般地令病人痊癒的才能：據說他曾解除了德波旁公爵夫人持續兩周的產後疼痛，在一次比武大會上治癒了令居伊·德特雷穆耶疼痛難當的傷口，使德波旁公爵的一位被雷電劈倒的管家復活，除了這個人數相當有限的圈子外，他還令一位曾受強盜折磨的窮工匠恢復了健康。當他於1387年死於結核病和自我強加的克恭克儉時，人們按照他的遺願，將他埋葬在阿維尼翁的貧民墓地，在阿維尼翁，他的墓地成了窮人和病人的朝聖目標，使得每天在那裡的探視成為「偉大的奇觀」。國王和包括庫西之主在內的貴族們會奉上豐富的禮物和銀燈，而從不錯過有新聞價值的東西的傅華薩也前去墓地觀察眾人。 為了保證追封聖者的儀式不出差錯，有關皮埃爾的品行的聽證會持續了6個月，根據285條不同的條款，從72個證人那裡提取了證據。作為第一周的第八位證人，庫西根據個人的了解做出證言，提到當皮埃爾前去擔任梅斯主教時，他如何要求自己的弟弟沃爾倫·德波爾伯爵的士兵驅逐持有主教管轄地之財產的烏爾班派教士。當沃爾倫要求從教區稅收中報銷費用時，皮埃爾說，他寧肯死，也不願使教會的領地陷入困境，於是兄弟之間出現了齟齬，庫西本人掌管了教會財產的監護權，直到達成解決方案。他還補充說，他從皮埃爾小時候起就認識他，並驚異於他的虔誠，在阿維尼翁，他從未見過一個具有如此美德的年輕人。 所有這些證人證言還不夠充分。無論是因為克雷芒自己的不夠神聖令他在一個聖徒問題上望而卻步，還是因為其他的原因令他猶豫不決，他讓這個過程失效了，而他自己反教皇的名聲使此事長期擱置，直到140年後才舊事重提。皮埃爾·德盧森堡於1527年終於得行宣福禮，但未被封為聖徒。 庫西與國王和宮廷成員一道經由第絨返回巴黎，在第絨，勃艮第公爵準備「故作不知」——就像他所有的舉動一樣——其方式是採用大手筆宴客，以期恢復榮寵。有人寫了整整一本書來記述這個場合的歡慶活動、僕從制服、宴會、比武大會、禮物和花費，但在問題越積越多的14世紀，這些揮霍無度頻頻地反覆上演，已不足以令人驚訝。 在展現政治地位的同時，這樣的歡慶活動必定提供了經濟刺激。為了國王對勃艮第的到訪，裁縫、刺繡工、金匠、武器製造者以及各行各業的人都收到了提供商品和服務的訂單。單是公爵便預定了320柄新長矛，以供比賽者使用。國王在路途中將要到訪的勃艮第的所有城鎮都得到了資金，以打掃、裝飾甚至重新鋪設道街和廣場。第絨的尖頂、鐘塔和配有防止鸛鳥築巢用的鐵格子的煙囪林立，街道狹窄彎曲，客棧名聲欠佳，其本身必須從清理動物糞便開始。狗、貓、豬和羊在它陰暗的木製拱廊道街上自由徜徉，尤其是豬，更是污穢和臭氣的貢獻者。它們是貪得無厭的食客，整天吵鬧個不停，十分「不合群」，是人們的抱怨對象，因為它們會咬孩子，在一樁案子中，還吃掉了一個小孩子，那頭犯罪的豬也因此被處以了絞刑。禁止在城中養豬以及將其糞便丟入河中的規定都收效甚微。 因為沒有足夠大的大廳來接待所有客人，於是宮廷訂製了一頂巨大的帳篷，它使用了30100厄爾的布料，可將宮廷的庭院遮蔽起來。事件結束後，其面料被節儉地剪切開來，分開出售。懸掛在所有公爵房間中的藍緞掛毯、300襲給出席儀式的女士們準備的絲綢和錦緞禮服、同樣數量的用五顏六色的天鵝絨和錦緞製成的騎士緊身上衣所消耗的紡織品數量一定掏空了佛蘭德斯。有多少縫紉女工被雇來刺繡以棲息在橘子樹和檸檬樹上的蔚藍色鴿子為底、上面繡著與其夫人名字的首字母纏繞在一起的公爵的「我不等候」紋章的掛毯？有多少木匠和勞工在2月的天氣里找到了拆牆、砍樹、抹地平以及為為期3天的比武大會建有遮擋的看台的工作？為了這一事件，光是東道主一人手上便需要30匹戰馬，那麼所有人加起來就需要大批的馬夫和打理馬廄的人。吟遊詩人、魔幻劇演員、雜技演員和馴獸員都向這座城鎮集結，在貴族們進行馬上長槍比武時娛樂普通民眾。 庫西雖然已經年屆五旬，卻是一位——或者有可能是唯一的——比武大會的勝出者，從公爵夫人手中得到了珍珠與藍寶石別針的獎勵。在告別時的禮物交換儀式上（每個禮物的價格都根據其價格標籤仔細地記錄下來），勃艮第給國王的禮物比國王給公爵夫人的禮物更昂貴，從而搶了國王的風頭。儀式以女士和少女們的歌唱和舞蹈作為結束，「以示對國王、德都蘭（奧爾良）公爵、德波旁公爵和庫西之主的熱愛」。 在查理返回巴黎後不久，他做出的心無旁騖地考慮將教會重新團結在一起的許諾便因熱那亞提出的攻打巴巴里王國的誘人事業而被擱置在一邊。這是次現成的冒險，無須教廷事業所需的那種嚴肅的政治策略。十字軍東征，即使與十字架沒有任何關聯，也會給參與者以聲望，更別提由此帶來的特權使他們可以延遲償還債務，並可免於訴訟。雖然「英勇的火焰在人人心中燃燒」，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小心翼翼的做法：御前會議將可以離開國土的騎士的人數限制為1500人，而且若無國王准許，誰都不得離開。所有參戰者都要自掏腰包裝備自己，不得從自己領地以外的地方招募追隨者。 路易·德奧爾良決心取代叔叔勃艮第成為王國的領軍人物，所以他想要指揮權，為了得到這一權力，他向有影響力的貴族們大肆饋贈禮物。他的叔叔發揮了足夠的影響力，使他得不到這一權力，其理由是路易年紀較輕，缺乏經驗，這樣會使對手獲得更多的優勢。勃艮第在國內的諸多利益都處於搖搖欲墜之勢，所以不想離開國土；貝里已經失寵，而且不是武士。德波旁公爵渴望沿著在最後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死於突尼西亞海岸的聖路易的足跡追尋榮耀，因此順理成章地被選為指揮官，庫西則擔任副手。 庫西擺出偉大親王的架勢，在出征前修建了一所教堂和修道院。因為人們認為宗教生活要高於世俗生活，宗教機構的創立便成為分享教會之特殊美德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正如勃艮第公爵1385年於占波（Champol）創立天主教加爾都西會修道院時所說，「對於靈魂的救贖而言，沒有什麼比虔誠的僧侶的祈禱更有效的了」。 庫西選擇了塞利斯廷教團，其極端的自製使它如此似是而非地成了涉足於世俗的貴族的所愛。是這種偏愛確實就是似是而非的，還是它的精神上的不安適和對生活中懺悔的需要已遠遠偏離了它所聲稱的原則？基督教信仰下的生活的兩重性在路易·德奧爾良從富庶、愉悅和政治陰謀一變而為在塞利斯廷修道院中的冷清祈禱之舉中可見一斑。分擔僧侶的克勤克儉減輕了自我厭惡的刺痛。就連富瓦伯爵這個常犯暴怒、虛榮和其他罪惡的鐵石心腸的物質主義者，也創作了自己的「祈禱書」，他在書中承認，由於漸漸相信，「上帝不復存在，好運和厄運均源於自然之事，而沒有上帝的指引。在那之後是死亡，是肉體和靈魂的死亡」，這使他承受了巨大的痛苦。 無論基督教信仰能夠賦予人何種安慰，這都會被它所導致的焦慮所抵消。在這種焦慮中，喬叟在生命行將結束時，在創作「牧師的故事」（the Parson’s Tale）時，開始「撤回」他畢生的著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公爵夫人之書》，以及所有不夠虔誠的詩歌——懇請基督原諒他寫下了這些「世俗的浮華……以便我可以成為那些在世界末日應得救贖的人之一」。如果救贖的需求能夠使一個人撤回自己的創作的話，那麼基督教便確實擁有一種悲劇性的力量。 塞利斯廷教團的13世紀的創建者自幼便選擇在一個洞穴中過隱居的生活，為的是將自己奉獻給上帝，同時實現徹底的自製，以及自然與生活的相容相諧。他每天花16個小時祈禱，穿剛毛襯衣，每年要過6次、每次為期40天的「大齋節」，齋戒時只喝水，吃甘藍葉。為了吸引弟子、獲取名望，他屈尊就任教皇之職，名為塞利斯廷五世；隨後，在痛苦的追悔之中，他採取了對於教廷而言的獨一無二之舉，辭了職，重新過起自我折磨的生活，探尋上帝的存在。該教團便以他命名，並漸漸獲得教皇和國王們的喜愛，被免去了什一稅，得到授權，可以讓在神聖節日參觀其修道院的真正有潛質的人得到兩百年的特赦。 沒有任何證據顯示，庫西有拜訪該教團的習慣，也根本沒有證據表明，他是個有精神困擾的人。很可能，他的選擇並不是對其嚴重焦慮的反映，而只是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由塞利斯廷僧侶所實行的更為嚴苛的克己行為會使其資助人得到更大的救贖保障。 他的日期為1390年4月26日的契據以庫西那典型的自我確信為開頭：「鑒於朝聖和此短暫生命的暫時和現世之優長都在那些可以而且知道如何最好地使用和陶冶它們的人中得到安排，為了為賦予了我們這些優長的上帝的緣故貯存財富，」也為了替他本人、他現在的妻子、他的祖先和後代以及他的王冠軍團的所有騎士和女士們永世祈禱之故，他下令在他的位於蘇瓦松外恩河兩畔的維爾納夫的領地上修建一座修道院，供12位塞利斯廷教團之僧侶使用。 他向該修道院提供每年400里弗的收入，以確保該教團得到各種合法的維護。倘若在任何時候，其收入少於400里弗，他會詳細說明將如何彌補該數額，以便僧侶們「平靜地持有該收入，而不用受到我們或我們子孫之抵押的約束」。在任何未來的爭執中，僧侶們應當擁有「我們以及我們的司法官員、我們的顧問以及我們的僕人的忠告、安慰和幫助，就如同那是我們自己的爭端一般」。塞利斯廷教團顯然擁有一位處理這種情況的厲害律師，否則就是庫西本人在煞費苦心地想要作永久性的捐贈努力，以便無未來之虞。 在未來的數年裡，這座修道院的修建一直都縈繞在他的腦海之中。當建築物於一定的時限後仍未完成時，他追加了200里弗的年收入，以便使它們得以完工。後來，他還將位於蘇瓦松的屬於弓箭手行會的精美大宅轉贈給塞利斯廷僧侶，以使僧侶們在戰爭期間有棲身之所，並繼續其修道士的生活，從另一份贈品來判斷，這種生活的舒適度已大為改觀。在得知僧侶們沒有足夠的葡萄酒——他們的前任根本沒有這東西——後，昂蓋朗設法替他們購買了一個葡萄園，它大得足以使他們在一年中得到充足的供應。由於未能在他臨死前簽署有關這份禮物的契約，這個葡萄園將成為修道院與其後嗣的一項激烈訴訟中的幾個索賠對象之一。 法蘭西國王的最尊貴的騎士們為了攻打巴巴里的事業而集結起來，此外還有來自艾諾和佛蘭德斯的騎士，以及由蘭開斯特公爵的私生子、薩默塞特伯爵（Earl of Somerset）、都鐸家族的祖先約翰·博福特（John Beaufort）為首的來自加來的英格蘭部隊。騎士統帥克利松留下來守衛國家，使他的對手勃艮第空不出手來。否則，這群人中除了波旁和庫西，還包括了所有最偉大的名字：德維埃訥海軍上將；以其家族地位而彰顯於世的德歐伯爵；讓·德阿爾右七世；庫西女婿的兄弟菲利普·德巴爾（Philippe de Bar）；更加著名的讓的兄弟傑弗里·布西科（Geoffrey Boucicaut）；富瓦伯爵的私生子伊萬；一個名為索迪克·德拉闕爾（Soudic de la Trau）的著名加斯科涅人，「世界上英勇無畏的騎士之一」。 國王資助了波旁高達1.2萬法郎，並將另外兩萬法郎分給了其他領主。波旁又以自己莊園的稅收為抵押，從路易·德奧爾良那裡借了兩萬法郎。庫西剛剛得到王室為其在阿維尼翁和朗格多克的開銷而支付給他的6000法郎，又向路易·德奧爾良借了一萬法郎，是除波旁之外的「實力最雄厚的人」。他和德歐伯爵帶來了（顯然是兩人合起來）200名騎士。教皇克雷芒提供了充分的特權，鑒於這偏離了他自己的目標，這一舉措顯得十分慷慨，也許過於慷慨了，因為它本該僅用於一次收復耶路撒冷的十字軍東征。其實，依照誠實的博內特的說法，除了耶路撒冷外，「不應當發起針對不信基督者的」戰爭，因為上帝是為眾人締造了這個世界，「我們不能也不應該約束或強迫不信基督者接受神聖的洗禮或神聖的信仰」。 法軍在馬賽迎接來他們的熱那亞運輸隊，從馬賽出發，他們向熱那亞航行，以裝載糧草、弓箭手、步兵以及外國騎士。騎士和侍衛的人數在1400至1500人之間，部隊總人數約為5000人，這還不算操縱約40艘單層甲板大帆船和20艘貨船的約1000名水手。波旁、庫西、德歐伯爵和英勇的索迪克前往海灘，接受熱那亞總督的款待，後者向他們提供了由香料、糖漿、大馬士革洋李脯以及「其他對病人有益的利口酒」構成的禮物。這些並不能彌補供給的短缺。波旁不得不另外補充了200桶葡萄酒、200條鹹肉和2000隻雞供病人和傷員食用。空間的短缺使得許多馬匹被留下來，而為了節省它們的供給，它們不得不以不到其價值一半的價錢被出售。在最後一刻，又出現了尷尬之事，因為教士應當向艦隊表示祝福，可熱那亞人和法國人承認的是不同的教廷。為了戰爭之宜，同盟也許會在分裂的教派之間搭建橋樑。最終，兩位牧師代表兩位教皇主持了儀式。 這些困難一一得到克服，準備於1390年7月1日出發的蔚為壯觀的艦隊是道令人震撼的風景，在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插畫作者所鍾愛的主題，更別提那位語言描述者的記錄：「這真是種美妙的享受，你眼中看到的是艦隊，它的飾以不同領主之紋章的旗幟在太陽下熠熠生輝，迎風招展，而當樂手們吹響號角和喇叭時，你耳中聽到的是那些在海面傳播和迴響的聲音。」 艦隊幾乎立即便遭受了厄運，因為一場距厄爾巴島（Elba）海岸不遠處颳起的強風暴吹散了艦隊，導致出發時間又推遲了九天，這才將所有船隻在馬耳他的集合地點重新集結起來。在7月的最後一周，艦隊駛向馬赫迪耶，這裡位於突尼西亞東南部100英里處的北非海岸的南下彎曲處。有圍牆的城鎮屹立在一條狹窄的一英里長的半島的中部和最高點上，捍衛其固若金湯的港口的是一道鎖鏈和裝備有投石機的塔樓。 入侵者決定由庫西率領一部分人作為先頭部隊登陸海灘，分散敵人的注意力，而大部分則於第二天登岸。在年輕氣盛的德歐伯爵的輔佐下，庫西帶領的600至800名重甲騎兵在熱那亞弓箭手的掩護下上了以划槳為動力的登陸船。當槳手們推動著自己的船隻掠過平靜的海面時，也許是出於久已有之的令人感傷的謬論，海水「似乎很樂於承載這些基督徒前往不信基督者的海岸」。登陸船通常裝載多達20匹馬，其騎手在船上時要坐於馬上，拉下頭盔，手握長矛，通過船尾寬敞的門登陸，向敵人發起衝鋒，在被敵人追趕的情況下，則騎回自己的船隻，船隻隨後會再次劃至海面。 庫西最先登陸，隨後將其隊伍集合為戰鬥隊形，準備迎擊敵人。沒有人前來。柏柏爾蘇丹阿布爾-阿巴斯（Abou-『l-Abbas）在得到警告，知道有入侵者來犯時，認為自己的軍隊在裝備上不如那些基督徒，所以決定不冒險一戰，而聽任他們登陸。在那之後，為了避免常規作戰，他將讓侵略者在8月太陽的暴曬下，在石頭城牆外自我消耗，同時不斷發起側面進攻以騷擾他們，直到精疲力竭、炎熱難耐、供給不至和無力增援將他們的鬥志拖垮。這正是查理五世針對英格蘭人所發明的同一種策略，從那時起，它在防禦戰中屢試不爽。 十字軍戰士們自信對令人不屑的不信基督者的作戰一定會大獲全勝，所以將其色彩鮮艷的帳篷搭建在城牆前，波旁的飄揚著鳶尾花的大帳篷位於正中，熱那亞的弓弩手們位於兩翼。他們可以在半島中部攔腰斬斷馬赫迪耶的海路和陸路交通，但這座城市已經貯備了一些給養，並可通過地下運河得到淡水。它像個三角形，可使大量人口和可能秘密活動在居住區域的6000人的衛戍部隊藏身其間。蘇丹知道，如果馬赫迪耶陷落，基督徒便有可能長驅直入，征服整個突尼西亞，所以他加強了馬赫迪耶各個點的防禦，並呼籲鄰國國王提供幫助，在內陸地帶集結起來了一支野戰軍。 侵略者在準備包圍行動時，有3天時間毫無動靜，直到第三天晚上，柏柏爾人突然從要塞中發出了激烈的吶喊聲。幸虧基督徒營地周圍的警戒體系發揮了作用，敵人被打了回去，留下了300具屍體。城市恢復了寂靜，而基督徒們為了阻止敵人的騎兵再次闖入，豎起了4英尺高的壁壘，它由用繩索捆綁的木樁構成，而交叉的船槳和長矛則充當了弓箭手的掩護，每120英尺便設立一名哨兵。 遠處傳來的鼓聲和號角聲表明，撒拉遜人的救援部隊正在逼近，據說人數達到了4萬。他們在城後駐紮下來，不冒險發起大規模進攻，而是不斷發起一系列惱人的突襲，在太陽最熱時突然騎馬光臨基督徒的陣地，迫使他們穿著沉重的鎧甲迎戰。歐洲人在自己的鐵衣中「幾乎像著了火一般」，而柏柏爾人則穿著用中間絮有棉花的布料或皮革製成的胸甲。若是受到追擊，他們可以迅速分散，然後出其不意地再次集結起來追擊敵人，令受其鎧甲之困的敵人丟掉了許多腦袋。在接下來的六七周時間裡，這種小衝突幾乎每天都會發生，有時候也會出現在晚上。 熱那亞的船隻從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亞（Calabria）等地出發，從海上為基督教徒的營地提供給養，但運送是不定時的，留下了供給的間隙。由熱那亞進口的濃酒令人昏昏欲睡。火熱和乾渴、傷痛和發燒，以及由劣質的飲用水引發的疾病——除了瘟疫外，都與聖路易的十字軍所遭受的狀況如出一轍——困擾著包圍者。成群結隊的昆蟲和久攻不破的城池都令他們的士氣受挫。他們試圖實行定量配給糧草，並彼此打氣。「尤其是庫西之主，」傅華薩記錄說，「照看著較貧困騎士和侍衛的安康，而波旁公爵則截然不同，他蹺著二郎腿坐在自己的大帳前，要求每個人都得通過第三人畢恭畢敬地同他說話，而不管較低級的騎士們是否會覺得難堪。與之相反，庫西之主讓他們輕鬆自在。他對人人都和顏悅色，比起波旁公爵來，舉止要和藹可親得多，而波旁公爵從未曾以庫西之主那樣適宜的方式與外國騎士和侍衛交談。」 由於無法發起重擊攻破城牆，包圍者們開始修建一座裝有輪子的巨大的攻擊塔。它有3層樓高，頂部高過了馬赫迪耶的城牆，封閉的四側則有40英尺見方。與此同時，受封鎖之苦的守城者派出了使節進行談判。談判當著仔細聆聽著熱那亞人的翻譯的波旁和庫西的面進。使節問，法國和英國騎士為何要向那些對他們沒有造成過任何傷害的人發起戰爭。他們說，他們只是與熱那亞人有紛爭，這在鄰居間是常有之事，因為人們總是習慣性地「相互搶奪我們可以從彼此身上搶奪的東西」。 回答需要小心謹慎，以確保一場正義之戰的順理成章。波旁和庫西與12位主要領主進行了商議，顯然是基於不信基督者愚昧無知的假設，所以回應說，他們前來發動對撒拉遜人的戰爭是因為他們不信基督，「沒有自己的宗教信念」，這使他們成了敵人，而且還要報復他們的祖先，「因為他們曾將名為耶穌基督的上帝之子釘上了十字架，致其死亡」。 「對於這個回答，撒拉遜人只報以放聲大笑，說將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是猶太人，而不是他們。」談判顯然到此為止了。 接下來，一位柏柏爾人和一位基督徒在城外相遇，圍繞著其宗教的相關美德展開了爭論——也許這並非出於自發，因為柏柏爾人正在尋找抓俘虜的途徑。柏柏爾人發出挑戰，通過每方各出10人進行交戰，以此來決定這一問題的是非。十字軍一方立即做出了回應，包括居伊和紀堯姆德特里穆耶、傑弗里·布西科和兩位英格蘭騎士在內的10位十字軍戰士自告奮勇地站了出來。與此同時，營地里則因對這一事件的預期而激動地吵嚷成了一片。只有庫西表示不贊同。 「住嘴吧，你們這些從來都不計後果的人，」他說，「我看不出這場較量有什麼好處。」假如撒拉遜人不派出騎士，只派出無賴，那麼打敗他們將贏得什麼榮譽或優勢？假如挑戰是個詭計，想要抓捕他們到目前為止尚未抓到一個的基督徒騎士，那該怎麼辦？無論結果如何，這樣的戰鬥都不可能攻下馬赫迪耶。再者，一次武力裁決，特別是與不熟悉的敵人的武力裁決，在缺乏慎重考慮的情況下，或是在沒有得到長老委員會的批准或充分了解挑戰者姓甚名誰、級別和武器的情況下，都絕對不應該被接受。庫西指責擁護者們無組織無紀律，不服從上級指揮官的命令，而服從命令應當是一支軍隊的獲勝關鍵。就這一概念而言，他走在了其同胞的前面。 儘管他的建議贏得了許多擁護者，但還是有些人支持德歐伯爵和菲利普·德巴爾，他們堅持認為，已經接受的挑戰不能被否決，戰鬥必須進行。傑弗里·布西科「驕傲得過了頭」，提出要以20人對陣40人。在他的率領下，勇士們身著鎧甲按時騎馬前往指定地點。他們的大群夥伴陪同他們前往，一時間人數激增，直到實際上所有身強體壯的人都出現在那裡，營地里只留下老弱病殘聽命於庫西的指揮。看到如此眾多的人數，柏柏爾勇士情願不出戰。 無疑是在庫西的建議下，意欲阻止那一衝突的德波旁公爵匆匆騎上騾子趕上前去，發現自己被數千名情緒激動的武士所環繞。因為擔心如果自己下令撤退，沒有人會聽從命令，所以他決定任由事態發展。戰鬥以向敵營的一次進攻開始，之後參加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激烈。基督徒們對敵人造成了傷害，卻無法摧毀占有極大優勢的撒拉遜軍隊，又因為被自己的鎧甲所窒息，他們自身也損失慘重。他們揮汗如雨，張大了嘴和鼻孔拚命呼吸，口渴難耐。傷者在自己同伴的懷中咽下了最後一氣；精疲力竭的人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裡。到黃昏時分，就連德歐也建議撤退，其理由是，假如撒拉遜人向營地發起衝鋒，「而只有庫西之主和幾個老弱病殘守在那裡，那麼他們可能一敗塗地」，營地也會遭到蹂躪。 有關傷亡人數的記錄大相徑庭：根據波旁的傳記作者，傷亡人員是兩位騎士和4名侍衛；而根據傅華薩的記錄，則傷亡人數不少於60人，而且許多人他都點出了姓名。無論人數多少，他們都死於一場毫無意義的戰鬥。 灰心喪氣與已經持續了兩個月卻毫無結果的包圍所造成的身體困苦交織在了一起。有人開始說起要提高包圍強度。有人發牢騷說，小打小鬧永遠也攻不下那座城市。因為每殺死一個敵人，可能就有10人取代他的位置，因為撒拉遜人是在自己的國度作戰。冬季正在來臨，夜晚越來越長，越來越冷，有人開始懷疑，作為「粗魯無禮的叛國者」，熱那亞人也許會擅離職守，乘著夜色坐船離開。對漫長的貿易中斷很不耐煩的熱那亞人確實變得越來越心神不安。他們說，他們原指望法國人在兩周之內便拿下馬赫迪耶，可是，隨著事態的發展，他們在當年或下一年絕對占領不了那座城市，更別說突尼西亞了。在這些懷疑與不滿中，十字軍召開了一次作戰會議，會議同意，最後再向馬赫迪耶發起一場大規模進攻。 那是大屠殺之日。在蘇丹的兒子們率領下的撒拉遜野戰軍的抵抗十分頑強。馬赫迪耶的衛戍部隊「因為確信會在來世獲得光榮的回報」而奮勇作戰，從城牆上傾瀉下大量的弓箭、石塊和燃燒的油，這成功地破壞了十字軍戰士們巨大的攻擊塔。從梯子上爬至城牆邊緣的士兵被掀倒在地。儘管這是幾乎攻破了城市的3個城門之一的最激烈的攻擊，但馬赫迪耶就是無法被攻克。柏柏爾野戰軍被擊退了，但是，正如在法國經常發生的那樣，這座有圍牆的城市在敵人面前就是屹立不倒。 在那之後，雙方都打算結束敵對狀態。被圍困的柏柏爾人受制於侵略和封鎖，沒有絲毫的優勢要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延長戰爭。由於其武器和戰術都略遜一籌，所以他們無望在陣地戰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作為這一事業的煽動者的熱那亞人則巴不得立即撤退。當他們與柏柏爾人就談判條款討價還價之時，侵略者們則拔營而去。鮮艷的旗幟放倒在地，帳篷被卷了起來，向船上的撤離在登陸的九周後完成。「既然你是第一個登陸的人，好兄弟，」波旁對庫西說，「我希望自己是最後一個上船的人」——一個不大急需的選擇。 最終達成的條約是，熱那亞人要保證令法國人能夠發表體面聲明的條款，這使他們在離開時不至於顏面掃地，雖然不是凱旋。實際上，在為討論條約條款舉行的最後一次軍事會議上，他們自信自己表現良好。索迪克·德拉闕爾說，將3個撒拉遜國王和一個強大的城市堅持包圍了兩個月，這件事「就如我打了3仗一樣光榮」。其他的發言者都高興地接受了他的暗示，包括庫西在內的所有人，都同意接受那些條款。 自蘇格蘭慘敗之後的第四次艱巨事業無疾而終，它不是因為缺乏意志或勇氣，也不是因為缺乏作戰能力，而是因為輕率地執行了一場不具備軍事可行性的任務。城牆對人的優勢，包圍帶給包圍者的問題，海外供給的風險性，騎士們都心知肚明。他們理應從聖路易的兩次十字軍東征的潰敗中對北非的狀況有所了解，而不去考慮時間的流逝：就希望中的變化而言，120年前就如同昨天一般。然而，軍事上的粗心大意可找個一些藉口。在一個交通不便的時期，通常缺乏先進的情報。馬赫迪耶的固若金湯可能確實出乎意料。對敵人的無知是時代造就的狀況；對敵人的輕視，則是其心理造就的狀況。 傅華薩聲稱，騎士們後來對他說，「如果指揮官是庫西之主的話，結果將大相徑庭。」這是不可能的。儘管缺乏指揮結構是導致其後果的原因之一，但巴巴里包圍不成功的首要原因是缺乏利害相關的利益。當利益攸關時，當事關得失時，就如在查理五世的帶領下收復法國領土那樣，不計後果和目光短淺都是不被允許的。對於法國人而言，突尼西亞戰役僅僅是次披著宗教外衣的騎士冒險。促使騎士們走向戰場的是對做出英勇之舉的渴望，它因信仰狂熱而有所增強，而不是為了藉助軍事力量而獲得政治結果。他們關注的是行為，而非目標——這就是既定目標很少達成的原因。 在法國，人們未得到有關遠征軍的命運的隻言片語的消息，他們舉行遊行和祈禱，懇求上帝垂憐於以他的名義作戰的十字軍戰士們。查理六世於9月探訪了庫西城堡，也許是為了安慰焦慮不安的年輕的庫西夫人，也許是為了再次檢閱一塊為王室所覬覦，也許很快便會失去其領主的領地。當十字軍於10月中旬返回了熱那亞的消息傳來時，人們歡呼雀躍，額手稱慶。更多的病人死在了那裡，其他人則從其苦難中慢慢恢復了過來。在於冬季翻越了阿爾卑斯山脈之後，還要再等上6周，波旁和庫西才抵達巴黎，他們的夥伴們也三三兩兩地陸續到達。 時間間隔和距離掩蓋了事實。儘管返回時沒有帶回戰利品、贖金或俘虜，可他們受到了凱旋般的歡迎（如他們在穆斯林大廳中的對手一樣）。既然法國人了解的情況與事實相反，那麼取得了對不信基督者的勝利的印象便會流傳來開。沒有突尼西亞的外國記者報道戰役的挫敗，也沒有法國的報紙發表戰役的挫敗。死亡或失蹤的騎士和侍衛達到了274人，也就是正好不到20%，這沒有留下什麼負面的印象：它們司空見慣。最終，法國因其行動而得到誇獎，這不只限於熱那亞人，因為法國作為其作戰盟友的出現足以警告了柏柏爾人，使他們暫時減少了自己的海盜行為。 迫切地想要了解事情的一切經過的國王查理詢問了波旁和庫西，以及其餘的人。他們的敘述一點兒也沒有令他灰心喪氣。他宣布，一旦能夠與英格蘭達成和平，一旦教會內部變得風平浪靜，他將很高興帶領一支王室軍隊前往那些地方，「弘揚基督信仰，挫敗不信基督者」。在參與者中，痛苦和無益的回憶漸漸消失，當一支新的十字軍在不到幾年的時間裡再次被鼓動起來，準備向土耳其人發起進攻時，他們對敵人的態度仍舊未變，他們的熱情仍舊洋溢。 [1] 被當時的歐洲人稱為「非洲」（Africa）或「Auffrique」，有時將其與古代突尼西亞迦太基（Garthage）混為一談。 [2] 撒拉遜人是對包括柏柏爾人、阿拉伯人、摩爾人和土耳其人在內的所有穆斯林人不加區別的統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