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十一章 虛構之瓦解

法國對英格蘭的入侵兩次都以失敗告終，而在英格蘭一方，白金漢和諾威奇的襲擊也連遭慘敗，這揭示出了自命不凡的騎士精神的空洞無用。更令這種不光彩雪上加霜的是，奧地利騎士於1385年在森帕赫的一場戰鬥中遭到瑞士平民的屠殺，這逆轉了羅塞貝克戰役的定論。 期望複製法國人對非騎士階層中的「罪大惡極者」的屠戮的奧地利人，也曾像法國人在佛蘭德斯所做的那樣下馬徒步作戰。但瑞士人在靈活性和快速移動方面久經訓練，恰恰與導致佛蘭德斯人戰敗的那種密集隊形相反。當勢頭轉而對奧地利人不利時，他們騎在馬上的後備部隊掉頭就跑，根本不曾加入戰鬥，就像奧爾良的部隊在普瓦捷會戰時逃之夭夭一樣。在奧地利900人的先鋒隊中，幾乎有700人都橫屍沙場，其中也包括利奧波德公爵，他最終也倒在了戰場之上。 在逐漸衰敗的14世紀，騎士們所缺乏的是革新創造。墨守成規的他們很少思考戰術，或對其進行專業性研究。當貴族莊園中的所有人都是按功能劃分的戰士時，職業化不是增強了，而是削弱了。 騎士制度並未意識到它的衰落，即使意識到了，卻會懷著更大的熱情緊緊抓住外在形式和輝煌儀式不放，從而讓自己相信，那種虛構仍為現實。然而，當虛構變得越來越不合情理時，外部的觀察者的批判也就日益激烈。現在，距與英格蘭的開戰已有50年，而50年的破壞性戰爭不可能不使一個既不能獲勝也不能求和，只會給百姓帶來更多傷害和不幸的武士階層名譽掃地。 德尚在一首帶有疊句的長篇歌謠中公開嘲笑那次在蘇格蘭的冒險：「你現在不是在巴黎的大橋之上（You are not now on the Grand Pont in Paris）」。 你如新郎般喬裝打扮， 你在法國時的談吐如此動聽， 說起你將要立下的豐功偉績， 你去征服你一度失去的土地： 那是什麼呀？久負的盛名 令你的祖國備受尊敬。 如果你要在戰場上挽回聲名， 就別光展示你精緻的服裝，而是亮出你的真心…… 你現在不是在巴黎的大橋之上。 梅齊埃在於1388年撰寫《老朝聖者之夢》（Songe du Vieil Pélérin）一書時，也不遺餘力地大加嘲諷，就如奧諾雷·博內特不遺餘力地放聲指責一般。因為騎士們「憑藉上帝之手在羅塞貝克與一群漂洗工和紡織工作戰時」贏得了勝利，「他們便驕傲自大起來，以為自己可與祖先亞瑟王、查理曼大帝和布永的哥弗雷並駕齊驅。在亞述人、猶太人、羅馬人、希臘人和所有基督徒所撰寫的全部戰爭規則中，這個法國騎士團能遵守的還不到1/10，卻認為世界上沒有什麼騎士之勇可與他們的相當」。 貴族的時髦衣飾和奢侈習性，他們將自己關在裡面不到日上三竿不露頭的臥室，他們柔軟的床鋪和芳香的浴室，以及出征時的舒適設備，都被用來證明，騎士精神已經軟化。正如大學校長讓·格爾森數年後譏諷地評論的那樣，古羅馬人「不會在身後拖著三四匹馱馬和貨車，上面裝載著禮服、珠寶、地毯、靴子、長筒襪和雙層帳篷。他們不會隨身攜帶製作小餡餅的鐵爐或銅爐」。 相較於柔軟的床鋪和紈絝習氣，騎士精神之道德衰微更使人錯愕。過去，民謠歌手在傳奇詩史中讚美理想的騎士和理想的愛情，現在，取而代之的是，道德家們在諷刺文、寓言和說教文章中悲嘆騎士業已變成了什麼東西——掠奪者和侵略者，而不復正義的守護者。在本世紀的後半葉，「武功歌」已不復創作，儘管，由於貪歡作樂的寓言故事也同時消失了，所以我們並不能說，其原因是理想的失敗，甚至於文學精神的有些神秘的失敗。當時的惡習、荒唐事和奇怪的混亂都需要道德說教，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反而是傅華薩對想像中的騎士精神的歌功頌德經久不衰。 在義大利，抱怨有不同的淵源：騎士精神與高貴相分離。「幾年前，」佛朗哥·薩凱蒂在世紀末哀嘆道，「麵包師、梳毛工、高利貸者、外幣兌換商、流氓無賴都變成了騎士。為什麼當一個官員前去主持某個外省城鎮時，會需要騎士精神？……你是怎麼磨滅的，怏怏不樂的高貴尊嚴？在長長的一系列騎士職責中，我們的這些騎士們承擔起了哪一樣？我希望說出這些話來，以便讀者也許會看清楚，騎士精神已經死去。」 如果說薩凱蒂的語氣有些傷感的話，那麼它是一種普遍共有的感覺。由於法國和英格蘭宮廷都由未成年人所統治，並且成了派系鬥爭的犧牲品，由於新即位的溫塞斯勞斯皇帝原來只是個酒鬼和禽獸，由於教會在兩位教皇之間分化，各自都竭盡所能地使教會遠離神聖，所以統治階級的光輝無法掩蓋其污跡。庫西對於聲望衰落的感知是正確的，即使他所提出的矯正措施只會使事情變得更糟。 1388年9月至10月的格德司戰役證明，snafu（混亂）在這個詞被創造出來很久以前便是種軍事狀態。相較於小小不言的問題或可能的收穫而言，動員起的遠征軍的規模大得不相稱。因為庫西在位於征途中的巴爾和洛林的關係，以及他對地形的了解，所以計劃由他來招募那一地區的領主，並策劃戰役。較可取的路線要穿過布拉班特，但那個公國的城鎮和貴族警告說，他們決不允許法國軍隊通過，因為它對其領土所造成的破壞將大於「敵人出現在國土上時的破壞」。 不得已做出的決定是，徑直穿越阿登（Ardennes）黑暗、可怕的森林，傅華薩對此地做出了錯誤得可怕的評論：「以前從未有旅行者從其間穿過。」這就必須先派出勘測者尋找通道，然後再派出一支2500人的部隊披荊斬棘地修出一條路來，其工程任務幾乎不比可搬運式城鎮更少挑戰性。其開支源於對鹽和商品銷售的3倍課稅，而其目的很難說是為了捍衛國家。也許是由於那一原因，庫西被要求以自己的名義招募人員，仿佛是為了對哈布斯堡進行另一次遠征，而不是以國王的名義進行招募。 在庫西的率領下，一支由1000名長矛手構成的先鋒部隊開始進發，身後是國王和由「1.2萬」輛行李車（不算馱畜）組成的大部隊。途中，庫西突然被調去出使阿維尼翁，其目的未有記錄，但有可能與繼續令法國人牽絆於為克雷芒征服羅馬的計劃有關。他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返回——「令全軍上下喜不自勝」，鑒於那是段單程幾乎達500英里的旅程，所以他的這次出使堪稱精力旺盛之旅。 在格德司，既未發生小的戰役，也沒有獲得榮耀。戰役在交涉中陷入了困境。經過一個夏天的大雨浸潤，帳篷潮濕不堪，糧草在濕氣中腐爛，雖然是在一個富裕的國度，食物卻十分匱乏。經過談判，格德司公爵表示了道歉，令法國人挽回了顏面，可在那之後的返程之旅則在更大的雨中陷於不幸。道路泥濘，馬匹被濕滑的圓木和岩石絆倒，士兵在涉水渡過洪水泛濫的河流時被淹死，裝載戰利品的車輛被沖走。騎士、侍衛和大領主們兩手空空地回到家鄉，既未收穫榮譽，也未得到利益，許多人疾病纏身，或精疲力竭，對勃艮第公爵怨聲載道，他們正是為了他在布拉班特的野心而擔負起責任的。庫西似乎沒有招致指責，正如他在巴黎起義中未招致怨恨一樣。自從這個王朝之始，王叔們的統治政府便為了一系列最終一無所獲的宏大目標而將國家拖進了毀滅性的消耗之中。在格德司，他們的信用被耗光了。 壞政府的警示通過插在由如聖丹尼斯的僧侶那樣苛刻的編年史作者的記錄中的預兆和事變而發聲。聖丹尼斯的僧侶報告說，在為格德司戰役募集軍隊之時，一位隱士從普羅旺斯一路行來，告訴國王和他的叔叔們，他受一位天使的教導，前來警告他們，要更加溫和地善待自己的臣子，減輕課稅和貢金。宮廷貴族們對隱士的貧窮大加嘲諷，對他的忠告充耳不聞，儘管年輕的國王對他友善相待，且有傾聽他的勸說的意思，但王叔們將他打發走了，並徵收了3倍的課稅。 德尚的諷刺在格德司戰役後變得更加刻薄，他親身參與了此次戰役，像其他人一樣患上了一種「腸子發脹」的疾病。軍隊在一場戰爭中能找到的最好朋友就是痢疾之苦。在許多歌謠中，德尚的主題都是與往昔騎士的不利對比。過去的騎士會通過長期的修煉和訓練變得結實耐勞，他們長途騎行，練習摔跤、投擲石塊和攀爬堡壘，用盾和劍作戰。現在，年輕人對訓練嗤之以鼻，稱那些想要指導他們的人為膽小鬼。他們把青春時光用於吃喝玩樂、借錢花錢之上，「將自己收拾得如象牙般潔白……人人都是查理大帝的12騎士之一」。他們在白床單間遲遲不睡，剛一睡醒就讓人端過酒來，吃鷓鴣和肥大的醃雞，把頭髮梳得溜光水滑，對莊園管理一無所知，除了撈錢以外什麼都不關心。他們傲慢無禮，無宗教信仰，因暴飲暴食和沉湎酒色而虛弱不堪，完全不合適從軍這一「世界上最繁重的」的職業。 德尚一方面因其軟弱和怠惰而對他們大加斥責，另一方面則公然抨擊他們的不計後果、目光短淺和糟糕的判斷力。在他的《英勇善戰》（Lay de Vaillance）一詩中，他們不講秩序，不值夜，不偵察，不派先鋒，不保護草料，聽任馬車和輜重被敵人奪去。「當麵包缺上一天，或早晨開始下雨時，他們就會大呼小叫：『軍隊要餓死了！』」而「當他們聽任糧草在地上腐壞時，他們便想掉頭返回」。他們在冬季出發，不計後果地發起攻擊，出師無名，不到大禍臨頭之時，從不向老人徵詢意見，一遇到麻煩就大聲抱怨，而且一擊即潰。「因為瘋狂地草率行事，這樣的軍隊將遭人鄙視。」 德尚喜歡申斥，但不曾倡導根本性變革，或是提倡將新鮮血液融入貴族之中。他同情布爾喬亞，譴責對農民的不公正，撰寫歌謠頌揚熱愛法蘭西的羅賓和馬戈，可他又斥責試圖變成侍衛、離開土地上的勞作的農民。「這樣的惡棍應當被帶去受審，讓他們老老實實地待在自己的階級之中。」 在梅齊埃的《老朝聖者之夢》中，所有社會都腐化墮落。像朗蘭的《農夫皮爾斯之幻想》一樣，《老朝聖者之夢》是部寓言性的旅行指南，讓人認清那個時代的困境。除此之外，還呼籲「全世界、全基督教王國，尤其是法蘭西王國的改革」。朝聖者「強烈渴望」（Ardent Desire）和他的姊妹「美好希望」（Good Hope）在世界各地旅行，考驗適合的人類，為久不在人間的「真理女王」（Queen of Truth）及其侍者「和平」（Peace）、「憐憫」（Mercy）和「正義」（Justice）的回歸做準備。梅齊埃傳達的信息緊張急迫，他對錯誤行徑的感知入木三分，他對未來的預測昏暗憂鬱。 像是在對此做出回應似的，查理六世在20歲時，於1388年從格德司返回伊始，便打發掉了自己的叔叔們，隨即親自掌握了一切君權。位列高級教士的拉昂紅衣主教（Cardinal of Laon）在御前會議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這一動議。幾天後，他患病而死，「擺脫了王叔們的暴怒和仇恨」。人們普遍相信，他是被他們毒死的。 克利松後來向一位英格蘭使節吹噓說，是他讓查理六世成了「其自己王國的國王和領主，將政府從他叔叔們的手中奪了過來」。除了克利松個人的仇恨，庫西和當時的御前會議中的其他人都急於使王室及其自身擺脫公爵的大失人心所造成的負擔。然而，最密切關注的人是國王那位較年輕、更聰慧、更精力充沛的弟弟，他暫時是都蘭公爵（Duc de Touraine）路易的得到確定的繼承人，不久便因他更為人所熟知的名號——德奧爾良公爵而著稱。 從1389年起，奧爾良的路易取代了勃艮第公爵在御前會議中的地位，在他短暫、多事的一生（他已將近走完了半程）中，他將在法國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並與庫西建立特殊的關聯。他是個相貌英俊的尋歡作樂者，是「維納斯的虔誠僕人」，享受著「舞者、阿諛奉承者和生活散漫者」的陪伴，可他又是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時不時地去塞利斯廷修道院一次靜修兩三天，他在巴黎的寓所（位於現在的塞利斯廷碼頭）是由其父親在1363年修建的。懺悔令也得到了一直擔任王子們的導師的菲利普·德梅齊埃的贊成，塞利斯廷的修士們遵守極端的節製法則，旨在促進對來世和身體的消失的關注。路易深受梅齊埃的影響，指定他為自己的遺囑執行人。他顯然比自己的哥哥從梅齊埃那裡學到了更多的東西，因為據說他是王室家族成員中唯一可以明白古拉丁語的人。頗有點兒學者地位的他又是個痴迷於象棋、網球以及擲骰子和打撲克的賭徒。他與自己的男管家、持杯人、雕刻工玩這些遊戲，在網球場上則與同輩的貴族相搏，損失了高達2000金法郎的金錢。 路易像他的叔叔們一樣對權力具有貪婪的野心，他將叔叔們趕下台去，就是為了為自己的野心開闢道路。他因此結下的宿仇將在19年後終結，那時，他將被自己的堂兄弟、勃艮第公爵之子和繼承人讓（Jean）所謀殺，使法蘭西與勃艮第分裂開來，為英格蘭重新敞開了大門。在他生命將盡之時，他接受了一種具有奇怪意義的裝置，camal，一種教士的兜帽，或騎士的斗篷，據說當時代表的是Ca-mal，即Combien de mal，意思是，這些日子中做了多少壞事。作為這個世紀出生的最後一代人，路易雖然極盡享樂之能事，對自己世界的看法卻陰沉憂鬱。當時的一首詩篇把他描寫為： 憂心忡忡，甚至悲傷哀怨，卻又美麗俊俏； 對於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來說， 他似乎太過憂鬱了。 庫西雖然顯然與公爵們的被逐有關，卻在那之後隨即款待了「大膽腓力」和他的兒子內韋爾伯爵。公爵的賬目顯示，他和兒子於12月8日在城堡用膳並下榻，「費用由庫西閣下負擔」。在那次訪問期間，他贈送給庫西夫人一枚鑽戒，並給她襁褓中的女兒一枚用藍寶石和珍珠製成的胸針。庫西總是值得深交之人。 經過重新組織的御前會議做出了認真的努力，以終止公爵們的個人獨裁政治，恢複查理五世時的管理體系。「絨猴」們——里維埃爾、默西埃和其他人——重新掌握了權威，官僚機構中肅清了王叔們的手下，任命了5位改革專員以找出最惡劣的弊端，撤除貪官污吏，用「好人」代替他們。作為與巴黎的布爾喬亞達成和解的一個步驟，巴黎市長之職和一些（儘管不是全部）前市政職位以及特權都得到恢復。改善污物收集和限制職業乞丐的措施得到採用，或至少是提出了措施，在以發生在那裡的轉變之德而著稱的行政區，如聖跡區（Cour des Miracles），職業乞丐的拐杖、眼罩和可怕的瘡口及殘肢每晚都會被剝去。 資助政府的核心問題在一系列有關金融和司法改革的法令中得到認知。大學的免稅政策的撤銷是里維埃爾和默西埃試圖採取的一項措施，但結果不盡如人意，因為在公爵們對他們的仇視之外，它又招致了大學對他們的強烈仇視。 與此同時，在英格蘭，發生了更加致命的國王反對王叔及其他對立面的戲劇性事件。其中的核心人物是菲利帕·德·庫西的丈夫羅伯特·德維爾，他是第九世牛津伯爵，是國王理察最親密的顧問和朋友。由於與菲利帕訂婚的緣故，牛津自小便被帶入宮廷，獲得了對比他小5歲、失去了父親的理察的占據優勢的影響力。他「隨意擺布國王」，「如果他把黑的說成白的，理察也不會反駁他……有他在，事事可成，沒他在，事事皆空」。 21歲的國王身材修長，頭髮金黃，面色蒼白，皮膚動不動就會發紅，「說起話來粗魯生硬，結結巴巴」，穿著過於華麗，厭惡戰爭，對自己的家人動輒發火，傲慢自大，反覆無常。他那金雀花王族的驕傲，加上牛津的影響，造就了一個古怪而任性的君主，他徵收賦稅以維持自己的奢侈生活。在他倒台之前（這終結了金雀花王朝），他發明了手帕，在他的家庭案卷中記錄為「小塊（的布），供國王陛下拿在手上，以便他揩拭和清理鼻子」。 由寵臣進行的管理傾向於權力的專斷運用，這無論如何都是理察天生的趨向。他任命牛津為嘉德騎士，在21歲時，又使他成為樞密院成員，源源不斷地給他許多饋贈——土地、城堡、戰船、領主頭銜、稅收——以及屬於白金漢妻子的娘家的世襲管區。這不是明智之舉，但假如獨裁者總是聰明行事，他們就不會供給歷史以道德教訓。冷酷無情的白金漢，現在的格洛斯特公爵，不需要額外的刺激來仇恨自己的侄子，他看不起侄子，因為他不願意從事戰爭。在牛津的敵人的招引下，格洛斯特變成了決心抑制國王心腹之權力的反對派的焦點人物。 在愛爾蘭發生叛亂之際，理察為牛津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頭銜：都柏林侯爵（Marquis of Dublin）以及接下來的愛爾蘭公爵（Duke of Ireland），居於所有伯爵之先。這時，鬥爭達到了白熱化。牛津被賦予了鎮壓反叛的帝王般的權力，但他並沒有前往愛爾蘭（這至少會滿足貴族們眼不見為淨的心愿），而是突然對理察王后的一位波希米亞侍女著了迷。他滿腔激情，以致決心與菲利帕離婚，娶那位波希米亞女士為妻，從而激怒了菲利帕的王叔蘭開斯特公爵、格洛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儘管這是對王室家族的侮辱，但理察被牛津灌了迷魂藥，他寧肯「行為失當、罪惡深重地同意」對自己表姊妹的遺棄，甚至暗中施助。牛津基於「偽證」向羅馬提交了離婚申請，理察懇求教皇烏爾班做出有利的考量，而教皇未感到任何良心責備地順從了王命，因為菲利帕有著克雷芒一派的血統。 據傅華薩所言，牛津對自己妻子的錯待將是「令他名譽掃地的重大事件」。就連他的母親也與眾人一道對他進行譴責，通過讓菲利帕與自己一起生活的方式昭示了這一點。很有可能，是菲利帕的王室血統以及牛津個人的不得人心而非道德義憤激發了全面的非難。儘管婚姻神聖，但離婚仍頻繁發生，而且，只要手段得法，便易於獲得。在《農夫皮爾斯》中，所有律師都被說成會「為了金錢促成或毀壞婚姻」，而宣教者抱怨說，一個男人只要給法官一襲毛皮斗篷，就可以擺脫自己的太太。理論上，離婚是不存在的，可是婚姻訴訟卻充滿了中世紀的法庭。無論理論如何，離婚都是一種生活事實，是中世紀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極其不和諧中的永恆元素。 對牛津及其他4位屬於國王黨羽的委員會成員的正式控訴於1387年11月由一群領主提出，他們因其作為「上訴人閣下」（Lords Appellant）的行為著稱於世。當他們任命了一個由具有攝政王權力的格洛斯特牽頭的政府委員會時，理察和牛津集結起一支軍隊，打算用武力來維護國王的君主權力。衝突在所謂的拉德克特橋戰役（Battle of Radcot Bridge）中達到巔峰：面對勝出一籌的軍隊，牛津騎馬跳進河流，從而得以逃脫，在丟棄了部分鎧甲之後，快馬加鞭地消失在黃昏之中。他乘船前往佛蘭德斯，他曾在那裡採取了防範措施，在布魯日的倫巴第銀行家那裡存了大筆金錢。 一個月後，1388年2月，在一次被稱為「無情議會」（Merciless Parliament）的會議中的領主們對牛津以及同樣逃之夭夭的總理大臣、薩福克伯爵（Earl of Suffolk）邁克爾·德拉波爾（Michael de la Pole）提出叛國起訴。他們被指控陰謀控制國王，排除異己，謀害格洛斯特公爵，通過給自己及親屬授權使王室致貧，僭越議會，返回加來去找法國國王以換取援助，反對自己的祖國。議會缺席判決牛津和薩福克為叛國者，將處以絞刑。其他3個沒有逃跑的人——首席法官、倫敦市長和理察的前導師西蒙·伯雷爵士（Sir Simon Burley）——被處決。理察留了下來，顏面盡失，失去了將終身不復相見的朋友。貶抑一位國王，又讓他留在王位上，自有其危險之處。理察將實施報復。 法國王室不顧庫西的激烈反對，於1388年邀請牛津前往法蘭西，其理由是，從他那裡獲取有關發生在英格蘭的爭吵的信息將大有裨益。還有可能，牛津其實已提出了有關加來的提案。儘管庫西「打心眼裡討厭他」，他還是被迫順從了。牛津到來，受到宮廷的歡迎和盛情款待，但庫西並未作罷，直到在克利松、里維埃爾和默西埃的支持下，說服了國王，將這個使自己女兒受辱的人驅逐出法國。牛津在布拉班特找到了一所住宅，1392年，在他30歲時，在一次野豬狩獵中死在了那裡。國王理察派人將他的遺體帶回了英格蘭，在那裡重新安葬，並在一個豪華但清冷的儀式上，悲哀地凝視著那張塗了防腐藥物的臉，將一枚戒指套在那個到處惹是生非的死者的手指上。與此同時，離婚已被取消，菲利帕仍舊是合法的牛津伯爵夫人。 此時王室給庫西的一項授權證實了過去幾十年的瘟疫和戰爭所遺留的創傷。1388年11月，他被任命為法蘭西大僕役長（Grand Bouteiller of France），相當於王室總管或家庭管事。與此同時，他獲准擁有特權，每年可舉辦兩次每次為期3天的集市，集市上出售的所有商品都可免稅。授權書上說，庫西的城鎮曾3次遭受「火災，其起因是該城鎮缺乏勞動力，他們多在人口大量死亡期間死去。也因為此前的戰爭，該城鎮的居民和社區、庫西的城堡和土地都貧困交加，人口、房屋、莊園、租金、稅收和所有其他商品及牲畜都大幅減少，以致該城鎮有變為荒無人煙的不毛之地的危險，葡萄園、土地和其他農事都將荒蕪」。 這份授權是在前一年國王探訪庫西之時對男爵領地進行的一次考察之後出台的，其意圖十分明顯，即為了王室以及庫西雙方的利益，要恢復一個重要區域的健康常態。授權將該男爵領地形容為王國的「鑰匙和前沿陣地」，其邊界與佛蘭德斯和神聖羅馬帝國接壤，還將它的城堡說成是「王國中最高貴優美的城堡之一」。「倘若發生了上述城鎮和城堡變得荒無人煙之事，那麼便有可能出現巨大的危險、破壞和不可彌補的不便。」授權緊接著權力向由「絨猴」、克利松和庫西本人為首的集團轉移之後發出，這一事實肯定不是種巧合。 從這時起，庫西充任了審計部（Chambre des Comptes）的第一任主席，這個職位與僕役長之職有關，最初負責王室的稅收和賬目。雖然他似乎不從這一職位上拿工資，但他仍繼續從王室那裡收取一筆年金。他的領地因其許多獲得物而得到了極大的擴張，現在由150座城鎮和村莊構成，顯然大得足以克服較小地主的那種財富衰減。 他的本土區域皮卡第作為入侵的常經之地，「飽受蹂躪，慘遭破壞」，自己就是皮卡第人的梅齊埃寫道，「如今已不復繁華」。根據1388年的一份指控，最後的農民從滿目瘡痍之地逃往其他地區，以至於「目前，找不到勞動力來工作或耕種土地」。一個苦難世紀的標誌——減少的人口，縮減的商業，荒蕪的村莊，成為廢墟的修道院——在法國各地隨處可見，足以營造出悲觀的氣氛。諾曼底的某些公社減少至只有兩三戶人家；在巴約（Bayeux）的主教教區，自1370年以來，已有好幾座城鎮被廢棄，與布列塔尼的幾個教區如出一轍。馬恩河畔的查隆斯從一年產3萬匹布減少到一年只產800匹布。在巴黎地區，根據1388年的一項法令，「許多著名而古老的道衢大道、橋樑、街巷和馬路」都無人照管，任其朽壞——被溪流沖得溝壑縱橫，樹籬、荊棘和樹木瘋長，已變得無法通行，完全遭到棄用。在南方，同樣的例子可能要多出數倍。 教廷分裂不但帶來了精神損害，也造成了實際上的破壞，例如，一座已經被連隊焚燒過兩次的聖本篤修會修道院失去了其位於佛蘭德斯的莊園的稅收，花費重金聘請律師進行各種訴訟，使得教皇被迫將其課稅從200里弗減少為40里弗，為期25年。其他遭受連隊搶劫或因瘟疫人口銳減的修道院陷入無人管理的混亂狀態，有些變得廢棄無用，它們的土地重新變成了荒地。降低的稅收和攀升的成本使許多地主變得貧困難耐，於是千方百計地向他們的承租人榨取新的稅金，發明新的稅種。當這種情況加速了人們從土地上的逃離時，貴族們試圖通過沒收商品及其他處罰來加以阻止，這更增加了農民的怨恨。 所有這些衰敗的事實加起來，傳達了一種過於可靠的印象。在現實生活中，每個年代都是個黑白縱橫的棋盤。在世紀之交，著名的西班牙騎士唐佩羅·尼諾在前往法國遊覽時，留下了一幅表現現實中的貴族生活的繪畫，將其描畫得充滿田園風情，就如經常在掛毯上和時禱書中看到的那樣迷人。他參觀過的塞里方丹（Serifontaine）城堡坐落在諾曼底的一個河畔，富庶繁華，「如同巴黎一般」。它四周環繞著果園和優美的花園，一個砌有圍牆的池塘每天只要打開水管，即能抓獲足夠300人食用的漁獲。年老多病但彬彬有禮的主人雷諾·德泰里（Reynaud de Trie），法國海軍上將維埃訥的繼承人，擁有45隻獵狗，20匹供其個人使用的各個品種的馬匹，充斥著大小獵物的森林，供在河畔打獵之用的獵鷹。至於他的妻子，她是「當時法國最美麗的女士」。她顯然一直擁有非凡的特權。 這位女士，「除了擁有海軍上將的住宅之外，還有她自己的高貴寓所」，儘管有一座吊橋與之相連，10位高貴而富有的未婚少女照管著它，她們別無他責，只需自娛自樂，以及取悅她們的女主人，因為她也有許多侍女。清晨，她和她的少女們會前往小樹林，每人都帶著自己的時禱書和念珠，各據一席，祈禱祝念，直到祈禱完畢之後才會相互交談。在回城堡的一路上，她們採摘紫羅蘭和其他花卉，耳中聆聽著小禮拜堂中低沉的彌撒聲。在那之後，她們會就著一隻銀盤吃烤雲雀和雞，葡萄酒是其佐飲。隨後，她們騎上備有精緻鞍具的馬匹，與騎士和侍衛們一道在鄉間馳騁，她們會在那裡編制花環，吟唱「民歌、一節二韻的詩歌、一唱三嘆的小調、哀歌、謠曲以及法國人創作的各種歌謠」，用「多變而合拍的」聲音發出和聲。 在城堡大廳享用當天的精緻主餐時，每位紳士旁邊都坐著一位女士，「隨便一個具有適宜分寸和禮貌的男子都可能談論武器，而愛情是必然之事……有人會依其所願地傾聽他的訴說並加以回應」。吟遊詩人會在席間進行表演，之後則會為騎士與女士們的舞會伴奏，舞蹈將持續一個小時，而以一吻告終。午睡之後，會奉上香料和葡萄酒，在那之後，一行人會起身去河邊用獵鷹獵取蒼鷺。在那裡，「你將看到偉大的運動、游泳的狗、嘭嘭作響的鼓、搖動的魚餌，以及享受著難以形容的樂趣的淑女和紳士們」。他們在一塊草地上翻身下馬，有人會奉上冷鷓鴣和水果，他們一邊吃喝，一邊編制著青枝的花環，然後唱著歌兒返回城堡。 黑夜降臨時，他們享用晚餐，玩木滾球，或是借著火把的光亮跳舞，「直至深夜」。有時，也許對這樣的取樂圈子感到厭倦了的夫人會「在鄉間尋找徒步的消遣」。在吃過更多的水果，喝下更多的葡萄酒之後，一行人上床睡覺。在羅馬衰敗之時，也一定有許多的財富和賞心樂事，有永遠無憂無慮的平靜日子。 巴黎則另當別論。德尚描寫了一次喧鬧的夜間娛樂，它發生一個未指定的日子，始於貝里的德內勒大宅中的晚宴，然後轉去一家酒店玩擲骰子遊戲。客人是庫西及3位公爵——貝里、勃艮第和波旁——以及「幾個優秀的倫巴第人」，還有騎士及侍衛，他們在下層人的環境中喝酒賭博，引得這位詩人寫下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反賭博宏論。 不幸的是，庫西的形象也出現在一首以禿頂為主題的更為生動活潑的哀歌之中。在歌中，德尚為假髮在宮廷的回歸辯護，以緩釋禿頂者們的情緒，在這些人中，他提及了自己和包括庫西之主在內的12位大貴族。禿頂應當是庫西延及後代的外表上的唯一特定細節，這是歷史的一個令人悲哀的惡作劇，即使他有一大幫人相陪。德聖波爾伯爵、德昂熱大人（Sire de Hangest）、紀堯姆·德博茲（Guillaume de Bordes）、布爾堡的焰形旗幟的持旗者，以及其他的偉大騎士和已故國王的出類拔萃的僕從們都在「光頭黨」之列。更不幸的是那些cheveux reboursés——也就是說，那些還有一點兒頭髮的人，他們會隨身攜帶梳子和鏡子，好讓自己的那幾根毛髮經過梳攏，覆蓋在禿掉的部分。令人迷惑不解的地方在於，沒有遮蓋的頭顱，一種羞恥的標誌，可能隨時會變為一種時尚——除非它們被當時的紈絝子弟們在渴望中認為是種反時髦，宣教者約翰·布羅姆亞德抱怨說，「從而發明某種新的愚行，使男人們重新如痴如醉地凝視著它們」。 德尚擔心的是人們的現在，而不是他們的未來。皮條客、魔術師、僧侶、潑婦、律師、收稅人、妓女、高級教士、無賴、老鴇，以及各種各樣令人生厭的老巫婆充斥著他的詩篇。隨著他年紀漸長，他的目光變得更加犀利，也許這得歸因於他的多種病症，包括牙痛這種「最殘酷的折磨」。對於保持健康的養生之道，他的建議是，喝加入活水的淡紅葡萄酒，放棄加香料的飲品、甘藍、難消化的食物、水果、栗子、黃油和奶油，以及用洋蔥和大蒜製成的調味汁，冬天穿暖，夏天穿單，做運動，千萬別趴著睡覺。 雖然德尚從未喪失其對社會不公的憤慨，但他會帶著譏諷的目光注視人類，人類雖然被賦予了理性，卻寧可愚蠢行事。他責之最切的時代罪惡是導致了對上帝的違背的大不敬，產生了所有其他惡習的驕傲，雞姦這種「非自然的」罪惡、魔法和對金錢的熱愛。在新王朝中，儘管他占據著路易·德奧爾良的家宅領班一職，可他覺得自己在宮廷中被輕佻而打扮過度的年輕人所取代了，這些年輕人有令人疑懼的勇氣、模稜兩可的習性和不確定的信仰。他對宮廷生活的抱怨與對任何年代高高在上的政府的抱怨如出一轍：它由偽善、奉承、謊言、報酬和背叛構成；誹謗和貪婪占據著主位，缺乏常識，真相不敢浮出水面，為了生存，你必須是聾子、瞎子和啞巴。 50年後，戰爭目的已經模糊不清，其起因可能也幾乎被人遺忘。儘管格洛斯特公爵及英格蘭「公豬們」一如既往地好戰，但他們無法募集到資金再進行一次遠征。在法國，入侵英格蘭計劃的流產也耗幹了侵略的渴望。反戰情緒日益高漲，即使，就梅齊埃的例子而言，其興趣在於將敵意轉向無宗教信仰者。「因為你們獲取一點地盤的野心，整個基督教世界被擾亂了50年。長期以來，是非曲直模糊不清，所有基督徒現在都必須承擔起令基督徒血流成河的責任。」像梅齊埃這樣的人不會將召集基督徒進行十字軍東征看作戰爭，而是會將其當作為了上帝的榮耀而亮劍。 經過6個月的商談，一份為期3年的休戰協議（但仍不是最後的解決方案）於1389年6月簽署，附帶著有關每次領土或主權交接的複雜條款，目的是為了防止爭端。隨著交流的恢復，庫西現在能夠派信使給身在英格蘭的菲利帕，「迫切想要確定地了解她的幸福安康」。他被任命為吉耶納的長官，以監督南方的休戰情況，警戒並捍衛從多爾多涅河（Dordogne）到包括奧弗涅和利穆贊（Limousin）在內的沿海領土。 普通民眾，至少在一個事例中，帶著懷疑之情接受了和平的消息，曾歸結於庫西的有關國王及其鏟子的預言也奇怪地再次出現。利穆贊的博伊斯－格里包特（Bois-Gribaut）的市民熱烈地討論起由他們村的一個剛從巴黎回來的布爾喬亞帶回的休戰消息。一些人態度平淡，說他們很快就會被重新召集起來攻打英格蘭。一位名叫馬西亞爾·勒維泰（Marcial le Vérit）的貧窮無知的牧羊人據說一直被英格蘭人囚禁在監獄中，遭受了極大的折磨，他表達了一種更具顛覆性的意見，後來並因此被捕：「你們千萬別信。你們永遠也見不到和平。至於我，我不相信，因為國王已經向對巴黎的所作所為一樣，破壞並掠奪了佛蘭德斯。更有甚者，庫西之主帶給他一把鏟子並告訴他，當他毀掉了自己的國家時，他就會用到它。」這種說法顯然一呼百應。 在休戰協議簽訂之前，庫西作為另一種象徵出現在由托馬斯·莫布雷（Thomas Mowbray）向他發起的挑戰中。莫布雷是諾丁漢伯爵和未來的諾福克公爵（Duke of Norfolk），是理察進行拉攏的「上訴人閣下」之一，被任命為任職終身的英格蘭紋章院院長（Earl Marshal）。對於這個23歲的年輕人而言，庫西代表了騎士精神的縮影；在戰場上與之交鋒將學會本領，獲得榮譽。當虔誠和美德這假定的騎士行為之源泉因其缺乏而顯得分外引人注目時，榮譽和英勇的偽裝便會愈加被迫不及待地追逐。任何時代的人類都需要證明自己；當他們做不到這一點時，歷史上的黑暗時刻便會到來。 作為「一個在許多光榮之地眾所周知的、具有得到認可的榮譽、勇氣、騎士精神及偉大聲望的人」，庫西受到了諾丁漢的挑戰，讓他指定時間和地點進行一場比武，比武中要進行3次矛擊、3次劍擊、3次匕首，以及3次徒步的斧擊。庫西將送上由國王出具的、加蓋了其封印的「有用且忠誠的通行證」，而如果加來被選為比武地點，諾丁漢也將提供由他的國王出具的通行證。他建議，戰鬥要當著「你我可提供通行證和住宿地的儘可能多的人」的面進行。沒有庫西回應的記錄，也沒有發生此類比武的記錄。庫西要麼是對此毫無興趣，要麼是不願意在休戰協議懸而未決之時參與其中。 在榮譽的挫敗之餘，諾丁漢在下一年度接受了聖英格爾伯特（St. Ingelbert）的著名挑戰，當時，那位生氣勃勃的布西科和兩個同伴因不滿英格蘭人在休戰後的自吹自擂，提出要坐鎮競技場，在30天之內，迎接所有來客的任何作戰形式的挑戰。謹慎的律師提出建議，反對因為「狂暴的年輕騎士」的奇想而在休戰後這麼快便重新開啟爭端，朋友們則向3人諫言：它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布西科不是個會被謹慎言論所動搖的人。16歲時，他便在羅塞貝克打了其平生的第一仗。在那裡，一個高大魁梧的佛蘭德人嘲笑他的年幼矮小，讓他回到娘懷裡去。布西科拔出劍來，將它刺進那人的身體一側，同時說道：「你們國家的兒童會玩這些遊戲嗎？」他及他的同伴懷著極大的勇氣維護著聖英格爾伯特的競技場，他將進而成為法蘭西統帥，在庫西最後的冒險中與之並肩作戰。 諾丁漢對戰鬥的渴望將有一個較陰暗的結局。10年後，這種渴望使他作為諾福克公爵與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進行了歷史性的決鬥，這次決鬥將使理查二世走向末路。在決鬥到來時，諾丁漢及其對手一起遭到了放逐，在不到一年時間，便死在了流放地。 讓·傅華薩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一路走門串戶，調查訪問，提出問題，於休戰協議簽署的那個月到達了巴黎，來拜訪「有教養的庫西之主……我的領主和資助人之一」。在自從其第一位資助人、英格蘭的菲利帕王后去世之後的20年中，傅華薩享有過來自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溫塞斯勞斯的某些幫助，也在布盧瓦伯爵居伊·德沙蒂永的贊助下謀得了一份辦事員的生計，他別無職責，只需繼續他的歷史寫作。當居伊·德布盧瓦破產時，庫西推薦傅華薩充任迄今為止尚未具體化的里爾牧師會會員。與此同時， 好心的領主庫西 常常往我手中塞入 （一袋）封著紅色封印的弗羅林。[1] 雖然接受恩惠者很有可能轉過頭來奉上慷慨的溢美之詞，但傅華薩對庫西的讚美似乎不僅僅是約定俗成的：它們成就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個人。「Gentil」是個老套地用於任何重要而考慮周全的貴族身上的詞，意思只不過是說，他或她出身高貴；除此之外，庫西還「敏銳」「謹慎」，尤其「imaginatif」或「fort-imaginatif」，意思是足智多謀、深思熟慮或富於遠見，而且是個無所不知的「sage」或「très-sage」，它可能意為聰明、敏感、機警、理智、謹慎、明智、冷靜、沉著、舉止得當、堅定不移、品德高尚，或有可能是其中任何一種意思，也有可能包含全部的意思。他還被形容為「cointe」，意為舉止和著裝優雅，和藹可親，彬彬有禮，英勇過人——騎士精神之屬性的高度概括。 傅華薩《編年史》的第一冊（在書中，騎士精神立即便認出了一位讚美者）出現於1370年，立刻便變得供不應求。第一冊最古老的現存手抄本現藏於比利時皇家圖書館（Royal Library of Belgium），上面加蓋著庫西的紋章。 抄本的多次謄抄不再是居於單身陋室之中的孤獨僧侶的專利，而成了擁有自己行會的專業抄寫員的職業。抄寫員在巴黎由大學頒發執照，這大概是為了保證文本的準確性，他們是尚在人世的作者的痛苦之源，這些作者們苦不堪言地抱怨抄寫人的延誤和錯誤。彼特拉克哀嘆道，一位作者所遭受的「麻煩和挫折」是難以形容的。「這些傢伙是那麼愚昧、懶惰和傲慢」，當一位作者把自己的著作交給他們時，他從來也不知道，再把書拿回來時，裡面會變成什麼樣子。 14世紀布爾喬亞聽眾的興起和造紙的增加創造了一群閱讀的民眾，他們的範圍要比通過在其城堡大廳中的大聲朗讀來了解文學作品的貴族要寬泛得多。商人階層因其職業的緣故而熟知讀寫，他們樂意閱讀各種書籍：詩篇，歷史，傳奇，遊記，下流故事，寓言，宗教著作。擁有藏書已成為有教養的人的標誌。由於權貴和新近富裕起來的人會模仿貴族的風度、理念和著裝，有關騎士精神的編年史風靡一時。 昂蓋朗七世可能擁有的圖書除了傅華薩的《編年史》之外，其他大多不得而知，唯有那些列在王室檔案中的國王作為禮物送給他的圖書是個例外。除了他因在剷除勃艮第公爵期間的效力而獲贈的從《創世記》到《讚美詩》的法語《聖經》外，他還於1390年收到了浪漫小說《國王派平和他的妻子大腳伯薩》（King Peppin and His Wife Bertha Bigfoot）及押韻詩《查理曼大帝之雄姿》（Gests de Charlemagne），它「精雕細刻在一部大部頭卷冊的3欄書頁上」，本屬於王后所有，「國王從她那裡拿過來，送給了庫西閣下」。 傅華薩是從南方到達巴黎的，在南方，他還拜訪了另一位資助人富瓦伯爵，並在阿維尼翁受到了教皇的接見。他還出席了德貝里公爵與一位12歲新娘的婚禮，那是個充斥著下流評論的場合。迫切地想要得到有關這些事件的第一手報告的庫西邀請傅華薩同他一道前往自己位於莫爾塔涅河的封邑。他們在一起騎行時，交換著各種消息。庫西告訴這位編年史作者自己對休戰談判的了解，而傅華薩則滿腹有關他在富瓦的光彩奪目的東道主的故事。很顯然，對貝里的新娘有監護權的富瓦伯爵冷酷地利用了公爵的熱情；他故意延長婚姻協商，直到貝里失去了耐心，同意支付3萬法郎來彌補那位少女在受富瓦監護期間的開銷。 在連連發問的過程中，傅華薩從富瓦伯爵的角度勾勒出一幅14世紀的當代觀察，那是一個從特權地位出發的視角。「太陽神加斯頓」說，他自己的生命歷程較其他任何人都吃香，因為「在這50年中，世界上出現的武功和奇蹟比此前300年中的還要多」。對他而言，時代的動盪不安是令人興奮的，他毫不擔憂。當局者迷。 對騎士身份的無憂無慮在對那種尊嚴的瘋狂慶祝中發揮了作用，那是在12歲的安茹的路易二世及其10歲的弟弟的受爵儀式上。慶典為時4天，每天都充斥著在王室的聖丹尼斯修道院上演的過於世俗的慶祝活動。在這4天中，14世紀的法國重演了羅馬的衰落，實際上，小男孩們的受爵與那位讓自己的一匹馬當領事的皇帝並無多大程度的不同。儀式的華美壯觀以及選擇聖丹尼斯為慶祝地點都意在促進對安茹家族收復那不勒斯王國的熱情。在修道院的管轄區域中，為了承辦比武大會、舞會和宴會，進行了根本性的變動。宗教儀式讓位於木匠釘錘的敲打和勞工及其材料的來來往往。在慶典上，在儀式性的沐浴和祈禱之後，兩位年幼的王子身著用雙重紅色絲綢製成的垂至地板的毛皮斗篷，在倒持出鞘之劍、讓金馬刺從劍柄上垂下來的侍衛的護衛下走向祭壇。查理六世出於對騎士精神外在形式的熱情，復興了在他父親時代被棄置不用的古代儀式，這一儀式已經衰落至極，以至於觀眾「覺得它奇怪而特別」，四處打聽儀式象徵著什麼。 在第二天的比武大會上，上演了同樣的懷舊之情，當時，身著光亮如新的鎧甲的騎士們由貴族婦女引導著走向競技場，「以仿效古代名人的英勇之舉」。每位女士都要輪流從自己的胸部掏出一條彩色絲緞，將它親切地贈予她的騎士。在每天的馬上長槍比武和其他比賽結束後，慶典的參與者們都會用舞蹈、化裝舞會、宴會、酩酊大醉以及那位憤憤不平的聖丹尼斯的僧侶所說的「放蕩和通姦」，「將黑夜變為白晝」。由兩個幾被遺忘的小王子所代表的騎士身份，並未得到顯著的提升。 政府開支在1389年整個一年中持續攀升，較王叔們的花費有過之而無不及，儘管其用途在民事而非軍事。其巔峰是巴伐利亞的伊薩博在其王后加冕禮上進入巴黎的慶祝儀式，這一事件蔚為壯觀，盛況空前，令公眾大飽眼福。儘管其開銷與新政府的好意相衝突，但其自身的表現則是一種政府形式，其意義如同羅馬的馬戲團。只不過是一種令許多人接受少數權威之擺布的政府是什麼？馬戲和慶典本意是想促進接受度；它們要麼大獲成功，要麼則因花費過高而適得其反。 王后的風頭被路易·德奧爾良的新婚妻子瓦倫蒂娜·維斯孔蒂（Valentina Visconti）搶去了一些，她到來時剛巧趕上這一盛典。自從她通過代理形式於1387年與路易結婚起，她的父親吉安·加萊亞佐要求中間有兩年的間隔，以便積聚她前所未有的嫁妝，使之達到50萬金法郎，外加阿斯蒂和皮埃蒙特的其他區域。瓦倫蒂娜是加萊亞佐唯一活下來的孩子，他對她是如此鍾愛，以至於當她出閣時，他離開了帕維亞，而不是留在現場，「這是因為他無法在她離開時不流下眼淚」。作為他已故妻子法蘭西的伊莎貝拉的女兒——因而成了奧爾良的路易的姻親——瓦倫蒂娜在被她父親營造成「名人的港灣」的家中長大，「男人們都博聞強記，精通藝術，他對他們都讚賞有加」。她的拉丁語、法語和德語說得都很流利，還帶著自己的書籍和豎琴前往法國。1300名騎士護送她翻越阿爾卑斯山，她的嫁妝也許由一件禮服即可推知，它上面繡了2500顆珍珠，還有閃閃發亮的鑽石；她與路易的未來住處所用的地毯用的是阿拉貢皮毛，牆壁上懸垂著繡有玫瑰和弩的朱紅色天鵝絨。家庭賬目上記載有作為新年禮物的絲綢床單，價值達400法郎，但這一切的奢華都阻擋不了滲透在這樁婚姻中的憂鬱悲涼。 在王后進城的盛大之日，大隊人馬沿聖丹尼斯大街（Rue St. Denis）行進，這是通往夏特萊城堡和塞納河大橋的主幹道。它是屬於女士們的一天，公爵夫人和貴婦們乘著裝飾富麗的轎輿，兩側各有一位貴族領主護駕。庫西護送的是女兒瑪麗和岳母巴爾公爵夫人，而他的妻子則乘坐的是另一乘轎子。女士們的禮物和珠寶是刺繡工和金匠們的藝術傑作，因為國王希望蓋過以往所有慶典的風光。他調來聖丹尼斯修道院的檔案，諮詢古代王后加冕禮的細節。總是衣著出眾的勃艮第公爵無須幫助：他的緊身上衣上繡有40隻羊和40隻天鵝，每隻羊和天鵝的脖子上都掛著一個珍珠鈴鐺。 在市長的帶領下，1200名布爾喬亞沿街而立，站在街道一邊的穿著綠色禮服，站在街道另一邊的則穿著深紅色禮服。擠在街頭看熱鬧的民眾數不勝數，「仿佛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此」。沿聖丹尼斯大街的房屋和窗戶都懸掛著絲綢和掛毯，街道本身則覆蓋著精美的紡織品，「其數量是如此之多，仿佛它們一錢不值似的」。 在通過聖丹尼斯門進入巴黎時，行進隊伍從一直延伸至大門的用布匹製成的天國似的天空下走過，天空上綴滿了星辰，打扮得像天使的孩子們在下面唱著甜美的歌謠。接下來經過的是噴射著紅白葡萄酒的噴泉，唱出悅耳歌聲的少女用金杯奉上美酒；然後是搭建在聖三一教堂（Church of Ste. Trinité）前的舞台，舞台上表演的是Pas Saladin，有關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戲劇；接下來又是一個綴滿星辰的蒼穹，「上帝的身影威坐其中」；然後是「天堂之門」，從上面降下兩位天使，他們一邊唱著應景的歌曲，一面將自己的黃金和珠寶王冠摘下來戴在王后的頭上；接下來，在聖雅克的前面是一個被簾幕環繞之處，男人們在其間演奏著管風琴音樂。在夏特萊堡，一座奇蹟般的仿製城堡和長滿樹木的田野已被樹起，作為一出將「國王的御座」戲劇化的演出的道具。戲劇的主題是為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信仰：國王投身於皇家，為的是維護正義，令弱小者可與大人物對峙。在成群結隊的鳥獸之中，12名少女手執出鞘之劍，保護著白鹿免受獅子和鷹的攻擊。 一路上可觀賞遊覽的奇景令人目不暇接，流連忘返，所以一直要到傍晚，行進隊伍才走過通向聖母院和展示高潮的橋樑。在從聖母院塔樓斜拉至位於聖米歇爾橋（Pont St. Michel）上最高建築的屋頂的高高繩索上，一位雜技演員手執兩根點亮的蠟燭保持著平衡。「他一面唱著歌，一面走在貫穿整條大街的繩索上，看到他的人都嘖嘖稱奇，覺得不可思議。」由於他手中的蠟燭仍在燃燒，所以整個巴黎以及兩英里外的人都能夠看到他。在500隻火把的照耀下，行進隊伍於夜間從大教堂返回。 加冕禮和其他節日都充斥著黃金布、貂皮、天鵝絨、絲綢、冠冕、珠寶和五花八門的發出美妙光芒的物件，它們也許會讓旁觀者覺得眼花繚亂，頭暈目眩。一場盛大的宴會在查理五世招待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那個大廳中舉行，之後是一個類似的露天表演（用的也許是相同的道具），表演的是「特洛伊的陷落」（Fall of Troy），城堡和船隻都置於車輪之上來回移動。在國王和王后所坐的高桌邊，只有高級教士和8位女士作陪，其中就包括庫西夫人和巴爾公爵夫人。國王戴著黃金王冠，穿著綴以貂皮的深紅色外套，鑒於當時正值8月，這給了德尚夏季穿單衣的建議以論據。大廳里擁擠不堪，悶熱難耐，已有7個月身孕的王后在經歷這在8月舉行的一連5天的持續慶典時，幾乎暈倒，而庫西夫人確實暈倒了，還有一張女士們圍坐的桌子被人群推翻在地。窗戶被打破，好讓空氣進來，但王后和許多女士都退入了自己的房間。 炎熱的天氣對比武大會也有影響：馬蹄揚起的漫天塵土令騎士們抱怨不已，但庫西之主一如既往地「光彩奪目」。國王下令用兩百桶水來平抑灰塵，「可第二天，一切都有過之而無不及」。 巴黎的40位首要的布爾喬亞向國王和王后獻上珠寶和金器作為禮物，希望國王能支付稅款。兩個打扮成古代聖哲的人將禮物封在一頂用精美的絲製薄紗覆蓋的轎子中帶來，你可以透過薄紗看到珠寶和黃金的熠熠光芒。這富於想像力的呈現並不比它的價值更具說服力。兩個月後，當國王離開巴黎前往南方以向百姓展示其新確立的君主權力並試圖減輕其壓迫時，他前腳一走，巴黎的課稅便應聲攀升，以便支付王后入城儀式和此次新旅程的開銷，這次旅程反過來證明是如此奢華，以至於它沒有降低而是增加了課稅。在一次操縱貨幣以資助開銷的過程中，普通民眾常用的4便士和12便士的小銀幣的流通在巴黎遭到禁止，使窮人失去在集市上購物的途徑達兩周之久。誰能夠說出，兩周的忍飢挨餓和義憤填膺與站在繩索上的雜技演員帶來的奇觀以及流淌著葡萄酒的噴泉相比，孰輕孰重？ [1] 原文——「M』a souvent le poing fouci/De beaux florins a rouge escaille」——語義晦澀，但也許提及了這樣一個事實：有價值的錢幣（而非用舊的或經過修剪的硬幣），通常放在一個頂部紮起來的袋子中，並用彩蠟加蓋封印，在這個例子中，是一種「紅色封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