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十八章 蟲豸斗雄獅

「讓他見鬼去吧！他活得夠長了，」一名勞工在聽到國王的死訊時喊道，「假如他10年前就死掉，也許我們會更好過些！」在國王死後不到數月的時間內，法國經歷了已經橫掃佛羅倫薩和佛蘭德斯的工人階級暴動的爆發。除了壓迫性的賦稅之外，窮人對富人的日益敵視以及最低階層對體系中更大權利的有意識要求也都提供了推動力。財富的集中在14世紀向上層移動，擴大了窮人的比例，而該世紀的災難又使大量人群變得境遇悲慘，缺衣少食。只要慈善團體可以維持窮人最低的物質要求，他們就是易於控制的，但當城市人口因戰爭和瘟疫導致的無業游民而膨脹並受到捲土重來的瘟疫的新一輪入侵時，這種局面發生了改變。 隨著僱主變得越來越有錢，工人則淪落為計日工的地步，沒有絲毫進身的希望。行會成員資格已經向普通熟練工關閉，因複雜的要求和費用而留給了僱主階層的後代和親戚。在許多行業，工作外包給居家的工人，常常會以更低的薪水外包給他們的妻子兒女（行會禁止雇用他們）。每年達120天至150天的強制性宗教節日使收入維持在低位。儘管禁止罷工，某些城鎮還禁止集會，但工人們還是形成了自己的協會，迫切要求提高工資。這些協會有自己的職責和財產，有跨領域的關聯。通過它們，成員的工作和住宿可以得到保證，所以它無疑充當了騷動的渠道。 作為一個階層——「人民」——的自我意識正在形成。基督時常被描畫為一個普通人出現在壁畫和雕刻之上，身邊環繞的是工匠或農民的工具——錘子、刀子、斧頭、梳毛工的梳子——而非用耶穌受難像的器具。在佛羅倫薩，工人們自稱為il popolo di Dio[1]。「Viva il popolo!」[2]是1378年梳毛工起義的口號。作為當時最大的工業中心，佛羅倫薩自然成了起義的發源地。 梳毛工是工人階級中的最底層，與任何行會都毫無關聯，但當以他們命名的起義爆發之時，位於主要手工行會管理之下的所有層面和級別的工匠都被捲入了起義。他們領取通常低於貧困生存線的固定工資，每天工作16至18個小時，而且他們的工資還有可能被扣留以彌補原材料的浪費或損壞。教會與大人物的結盟足夠直白，以至於在一位主教致教區內信徒的信中宣稱，如果紡紗工浪費羊毛，可以被開除教籍。工人若頂撞僱主，便有可能被鞭撻或入獄，或從可雇用者的名單上被刪除，或被剁掉一隻手。爭取組織權利的煽動者可能被吊死，1345年，有10位梳毛工就因這一指控而被判死刑。 在1378年的這次起義中，在一場席捲了整個城市的暴力風暴後，工人們衝上市政廣場的台階，提出他們的要求。他們要求打開通往行會的路徑，要求擁有組織其自己工會的權利，改革懲罰體系。其中意義最為重大的是，他們要求「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利。在一個沒有槍炮和催淚彈的時代，烏合之眾會激起即刻的恐怖。儘管市政廳的防禦手段十分充足，但市長被嚇壞了，有條件地繳械投降。工人們在行會中勞工代表的基礎上任命了新的政府。它維持了41天，直到開始在內部壓力和巨頭的反攻下分崩離析。在起義中獲得的改革慢慢地遭到腐蝕，到1382年，主要行會重申了它們的控制權（若不是他們的信心的話）。此後，對另一次無產階級暴動的擔憂導致了對共和政府的抵制，以及美第奇（Medici）家族作為重要的統治家族的興起。 根特的紡織工人具有更強大的耐久力。在伊普爾（Ypres）和布魯日，最初的起義已被佛蘭德斯伯爵用由火刑和絞刑構成的可怕報復所鎮壓。但岡圖瓦（Gantois）人則經歷了圍攻、休戰、背叛和雙方的野蠻報復，雖然重重封鎖，幾近餓死，卻依然堅持鬥爭。雖然根特人的鬥爭讓人覺得是種階級之戰，但事實上非並如此。它其實是針對伯爵的堅決捍衛城鎮自治的鬥爭，與社會衝突和宗教內訌交叉在了一起。它是城鎮間、行業間、同一行業的不同層面間的複雜對抗。紡織工人會懷著對伯爵一樣多的敵意去壓迫更下層的漂洗工。 在法國，國王彌留之際發出的取消賦稅的許諾使得人們迫不及待地想要它的兌現。賦稅依舊在以與英格蘭作戰的名義予以徵收，由此激起的義憤之情在白金漢未遇任何阻撓地襲擊鄉村、百姓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金錢似乎在白白消失時，達到了不可遏制的程度。事實上，查理五世將資金花在改善防禦方面的結果是，相較於普瓦捷會戰之後的那些悲慘年代，城鎮和城堡已更有能力抵擋敵人。但這既沒有減輕最底層應徵稅階層的負擔，也沒有減少獨立城鎮對必須為被視為國王事務的事情支付費用的憤恨。正是出於這種情緒，拉昂拒絕向身為皮卡第統帥的庫西打開城門，也拒絕向他送出他所要求的由30名弓箭手組成的連隊。皮卡第各城鎮不願再行納稅。在聖昆廷和貢比涅，群眾揭竿而起，燒死收稅官員，攻擊收稅人，將他們趕出城去。 在巴黎，政府因圍繞著王位的權力之爭而處於半癱瘓的狀態。作為最年長的王叔，安茹擁有攝政王的頭銜，並利用它來儘可能多地霸占財富，以便角逐那個在義大利向他發出召喚的王國。因為意識到了自己兄弟的掠奪習性，已故國王已做出安排，在兒子年滿14歲時結束攝政，但他早死了兩年。他已授命自己的兄弟勃艮第及妻兄波旁作為兒子的監護人。在安茹當攝政王時，他們將管理一個12人委員會。沒有野心且遠離陰謀的波旁有「善良公爵」（the Good Duke）之名，與那些王叔們截然不同，但因為他不是王室血親，所以影響力沒有他們的大。 王叔們因各自的利益而各行其道——勃艮第在佛蘭德斯，安茹在義大利，貝里熱衷於收藏——對王國的完整性沒有一致的興趣。他們唯一的共同點是，都渴望移除已故國王的大臣們的控制權。與此同時，在不和之中，他們還找出時間來瓜分他那有1000冊圖書的豪華圖書館。安茹拿走了32冊經過精心選擇的書籍，它們都用絲綢、琺瑯以及金鉤裝訂，是收藏中最為精美的，其中包括一本名為「君主統治」（The Government of Princes）的書。 克利松被指定為騎士統帥，加冕禮加緊進行，以加強政權的權威性。一個不體面的場景擾亂了君主於11月4日舉行的神聖典禮。在宴會桌上，相互憎恨的安茹和勃艮第為了挨著新國王的榮譽之座進行了肢體上的爭鬥。在黨羽的吵鬧和高級教士的沮喪之中，一個委員會被匆匆召集起來，它決定勃艮第為法蘭西的第一貴族，可不管怎樣，安茹都占據了那個座位，只是由於坐在了其位置上的「大膽腓力」才把他擠開。在這種丟臉的表現中，新政權開始了。 它的君主是12歲的查理六世，他是個相貌英俊、體態勻稱的男孩，像他的祖父那樣高挑秀美，長著張木無表情的面孔，它映射出了一個膚淺的靈魂。「閃閃發亮的武器要比全世界的珠寶都更加令他喜悅」，他崇尚騎士團的種種儀式，它們最恰當的展現莫過於在加冕禮的宴會上，庫西、克利松和德維埃訥將軍威風凜凜地騎在披著一直垂至地面的金色馬衣的高頭大馬上，從馬背上為國王奉上佳肴。為了讓國王進入巴黎的時刻獲得最大可能的喝彩，人們在高懸著掛毯的數個廣場之上舉行了為期3天壯麗輝煌的慶祝活動，活動還伴隨著吟遊詩人演奏的音樂。以流淌著牛奶、葡萄酒和清泉的人工噴泉形式出現的「新奇觀」被打造出來以取悅民眾。 這並不能讓民眾感到滿足。一次為了提供灶台稅的替代品的三級會議於11月14日被召集起來，這加劇了公眾對新納稅前景的焦慮。情緒激動的工匠們聚集在街道上，討論著他們的苦況，秘密會議在晚上召開，旨在聲討政府的集會也紛紛舉行，「一種想要享受自由，將自己從援助資金的枷鎖中解放出來的強烈渴望激怒並煽動了」民眾。 當總理大臣、博韋大主教邁爾斯·德多爾芒（Miles de Dormans）通知三級會議，說國王需要來自民眾的援助時，預料中的爆發接踵而至。一群平民攻擊了一次商人會議，這些商人雖說反對援助，卻也不準備強行表態。 「市民們，看看你們遭到了何種蔑視！」一個皮匠在充滿激情的演說中向自己的追隨者喊道。小人物對抗大人物的全部辛酸都在他對「君主們永無饜足的貪婪」的譴責中得到了表達，這些君主「如果可能，甚至會拿走你應得的那縷陽光」。他們用自己的勒索來壓榨百姓，一年重似一年。「他們不希望我們呼吸、說話，或長著張人臉，與他們在公共場合混雜在一起……我們向這些人表示了被強迫的尊敬，用我們的財產養活了他們，可他們只關心閃亮的金子和珠寶，建造華麗的宮殿，發明新的賦稅來壓榨城市。」他劈頭蓋臉地大肆嘲諷商人的懦弱，將他們與根特的堅定市民加以比較。就在那個時刻，根特人正在因賦稅而與其伯爵進行著殊死鬥爭。 如果說這位皮匠的滔滔宏論部分要感謝記錄了這一演說的聖丹尼斯僧侶的潤色的話，那它也只是表明了許多禁欲主義的編年史學家對百姓困境的同情。行乞修道士讓·德羅克塔亞德（Jean de Roquetaillade）在其著名的預言中已看到了「蟲豸以最冷酷的方式吞吃獅子、豹子和群狼……渺小而普通的民眾將摧毀所有暴君和賣國賊」的時日的到來。 對於皮匠及其300名同胞而言，那一天近在咫尺。他們吶喊著，揮舞著刀子，強迫商會會長將他們取消賦稅的要求傳達給安茹和總理大臣。在王宮院子中的大理石桌子邊，商會會長懇求去除那「難以承受的負擔」。民眾用「令人恐怖的」叫喊聲證實了他的言辭，發誓說，他們寧肯死1000次，也不會交一分錢，從而忍受「這樣的凌辱和羞恥」。這些意想不到的話語頻頻出現在抗議聲中，仿佛是為了增加騎士原則的尊貴似的。窮人像大人物一樣需要覺得自己表現得十分高貴。 安茹用對窮人深表同情的平靜而安慰的言辭承諾，將於第二天去獲取國王對撤銷賦稅的首肯。夜裡，人們聽到了有關挑戰貴族和教會成員之主權的危險忠告。據聖丹尼斯的編年史作者所說，他們相信，「政府若是由他們而非他們天生的領主來指導，將會變得更好」。無論這種革命性的思想感情是真的存在於民眾心中，還是只不過是編年史作者心中的恐懼，但它確實瀰漫在空中。 當受到驚嚇的政府於次日確認了的賦稅撤銷時，寬慰之情太快地充溢而出。在勝利的狂亂和沒有發泄完的憤怒的作用下，民眾衝去搶劫和攻擊猶太人，窮人只有對社會的這一部分才能安全地發起攻擊。據說，這種攻擊是由人群中的某些將之視為一種抹去自身債務之途徑的貴族所教唆的。雖然也有一些民眾在全城奔跑，奪取稅收保險箱，銷毀登記簿，但有貴族參與的主體部分則大鬧猶太人居住區，嘴裡呼喊著「Noël! Noël!」（指基督的生日）。他們破門而入，搶奪商品和文件，拿走有價值的東西，滿大街地追著猶太人跑，將能夠抓到的猶太人扔進河中，並抓了許多兒童，強迫他們接受洗禮。大多數猶太人都逃向夏特萊堡的地牢以尋求庇護，但在殘殺之後，發現了10具屍體，其中包括一位猶太法學博士的屍體。大屠殺傳播到了沙特爾、桑利斯和其他城市。作為一個紛亂社會的症狀，這種迫害在接下來的10年中一直持續，直到王室於1394年被迫再次頒布驅逐猶太人的法令。 此刻，王室的金錢需求決定了它要通過巴黎市長烏格斯·奧布里奧（Hugues Aubriot）來將猶太人置於王室的保護之下。奧布里奧是個喜好辯論的人物，也是個聲名狼藉的浪蕩子，他派出使節，命令歸還從猶太人那裡盜取來的一切，包括被施洗的兒童。「沒有什麼人尊奉命令」，而市長從基督教洗禮中搶奪靈魂之舉也將成為在其即將到來的敗落中的一項罪名。 通過11月16日的號令，政府按照承諾的那樣，「自此以後永久性地廢除了所有令我們的臣民深受傷害的賦稅、什一稅、鹽稅，停止和免除自我們的先祖國王腓力起直至今日的因上述戰爭而收取的所有援助資金和補助金」。這種突然的財政自殺式舉動反映了一時的驚慌失措而非認真嚴肅的意向。在14世紀，除了查理五世，大多數統治者都是憑衝動來實施統治。 為了尋找其他金錢，政府立即向地方三級會議發出請求，爭取志願的幫助，其結果普遍不盡如人意。在諾曼底的三級會議上，當一位成員提議為一項撥款投票時，與會者異口同聲地叫道：「分文不給！分文不給！」在魯昂和亞眠，民眾「齊心協力地」表示反對。「以上帝的名義，它永遠也通不過！」一名布爾喬亞演說者在桑斯豬市的一次抗議集會上叫道。人們普遍的意見是，國王的財產足夠其用度，更多的金錢只會讓貴族更為揮霍無度。雖然有些區域投票同意資助，但召集地方三級會議的大部分結果都是擴大了討論，刺激了反感。 第三等級中的利益劃分使這種鬥爭變得更為錯綜複雜。小布爾喬亞正致力於從占統治地位的由商人和行會頭目構成的寡頭集團手中爭取控制權，而兩個派別都在利用工人階級越來越強烈的憤怒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他們掌握著由被戰爭趕入城市的不熟練的、無依無靠的農民構成的生活困苦階層的導火索，這些農民構成了憤怒和不幸之源。 已故國王的內閣構成，如財政組織，很快便因王叔們去除其顧命大臣的努力而變得千瘡百孔。查理五世曾經寵愛有加並希望將他埋在自己腳邊的比羅·德拉里維埃爾遭到公爵的一位發言人的叛國指控，克利松將自己的手套摔在整個法庭面前，而無人敢接受這一可怕的挑戰，這才救了他一命。因為害怕報復，里維埃爾隨後離了職，德奧格蒙特和默西埃最終也被推了出去，而另一位前顧命大臣、亞眠紅衣主教讓·德拉格蘭奇（Jean de La Grange）也找了個不錯的藉口離開了。 年幼的國王不喜歡拉格蘭奇，在主教的敵對者的引導下，國王相信，他畜養了一個放肆的惡魔。有一次，在查理十歲時，他曾在主教靠近時，一面劃著十字，一面叫道：「逃離惡魔！把惡魔扔出去！」這令那位加入教會的王子大為惱怒。當聽說年幼的國王在即位時對一個朋友說「到了我們向這位牧師復仇的時刻了」後，拉格蘭奇主教將自己的財寶置於了安全的地方，然後逃至阿維尼翁，再也沒有回來。 巴黎市長聳人聽聞的敗落增加了權威的破碎感。烏格斯·奧布里奧是個60多歲的人，憑藉奢華的宴會和禮物贏得了勃艮第的腓力的寵信，又憑藉修築最早的下水道、充滿活力地整修城牆和橋樑而獲得了布爾喬亞的青睞。但讓他名聲大噪的是教士和大學對他的摧毀，他曾公開侮辱過教士，也曾將大學嘲笑為「牧師的保育室」，對大學的特權大加反對。只要有藉口，他就會抓捕其成員，據說他在夏特萊堡中專門為學者和神職人員保留了兩間地牢。在查理五世的葬禮上，當奧布里奧拒絕允許大學在送葬隊伍中占據優先位置時，在市長的警衛與學者們之間發生了激烈的衝突，結果大學的許多人受傷，36人被投入監獄。「哈，那群暴民！」奧布里奧大叫道，「很遺憾他們沒有更慘。」 奧布里奧對猶太人事件的干預給了大學復仇的把柄。他受到異端、雞姦、假基督教徒的指控，尤其因為歸還了猶太兒童而受到「褻瀆洗禮的神聖性」的指控，於1381年5月，被帶到巴黎主教面前接受了審訊。除了對聖餐冷嘲熱諷，在復活節時未領聖餐，當眾羞辱教士等指控外，他的罪名還有怠慢善良的妻子，購買處女，「任性地訴諸巫術」，將丈夫打入監獄以便與他們的妻子自由來往，有違自然地與婦人下流同居，與猶太人發生肉體關係。 他被判有罪，但由於勃艮第的影響而免於死刑，被置於大教堂前的木製平台上公開示眾。在平台上，他雙膝跪地，未戴帽子，被迫乞求赦免，發誓要為那些他交還給其父母的受洗猶太兒童奉獻蠟燭。在被主教和大學校長赦免之後，他被判入獄，以麵包和水維生，進行永久性的悔罪。對他的剷除導致了政府的削弱，使巴黎民眾更加做好了起義的準備。 在這些令人不安的事件發生之時，庫西始終在御前會議中與公爵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他們中的每個人都渴望得到他的支持。安茹作為攝政王的最初行動之一是，於9月27日確認庫西終身擁有已故國王贈予他的海峽沿岸的莫爾泰涅。除了龐大的莊園外，庫西顯然還擁有個人的吸引力和不與人為敵的才能。在「誰進，誰出」的大賭局中，他總能與掌權者為伍，這也許要歸功於他從自身的婚姻背景中獲得的政治上的世故老練。在於1381年1月與布列塔尼公爵達成和平協議後，他再次作為使節被派往英格蘭，在蒙特勒伊就休戰條款進行談判。有文獻顯示，在這一年的後期階段，他曾出錢雇用間諜以獲取有關加來、吉尼斯和其他英格蘭要塞的信息。在他負責前線防禦之時，又於5月被召回巴黎，為安茹在義大利的目標出謀劃策。 為了搶奪一個王國，安茹需要金錢。在得知查理五世在梅倫（Melun）積攢的供兒子使用的財富後，安茹用威脅要將資金監護人處死的直接手段占有了它。然而，聖丹尼斯的僧侶並不為此故事做擔保，因為「你永遠也不知道暗中發生的這些事情的真相」。無論安茹得到了什麼，它顯然都不能讓他滿足。他在整個1381年都在不斷地迫切要求資助，在這裡或那裡獲得了一些撥款，但總的來說都遇到了陰沉的拒絕。 當法國革命尚在醞釀之時，真正的反叛於1381年6月在英格蘭爆發，它不是市民階層的反叛，而是農民的反叛。在一個其經濟主要依靠農村的國度，農民才是重要的工人階級。4年中第三次囊括了年齡在15歲以上的所有人的人頭稅成了沉澱劑。1380年11月由一個輔助性議會對資助蘭開斯特在西班牙的野心一事進行了投票，收上來的錢數只有期望數額的2/3，這不只是因為稅務專員易於接受賄賂，從而忽略行賄家庭，或偽造其家庭成員。第二輪收稅在所難免，如果領主和高級教士以及理察政府的王叔們注意到鄉村發出的持續不斷的抗命之聲，也許就會將此預見為一種引發動亂之舉。但他們沒有注意到，因而將自己帶到了本世紀最可怕的挑戰面前。 5月底，就位於倫敦北部的東海岸的埃塞克斯郡的村民拒絕繳稅；抵制蔓延開來（有證據表明這是有計劃的），在泰晤士河南岸毗鄰的肯特郡爆發了暴力衝突。與從法國戰爭中回來的自耕農混雜在一起的農民用生了銹的刀劍、長柄大鐮刀、斧頭和年久發黑的長弓武裝自己，成功地攻克了一座逃跑的農奴在那裡被投入監獄的城堡。他們選舉一位雄辯的煽動者和久經沙場的老兵瓦特·泰勒（Wat Tyler）為自己的總指揮，攻占了坎特伯雷，強迫市長發誓要效忠「國王理察和國會下院」，從紅衣主教的監獄中釋放運動理論家約翰·包爾（John Ball）。約翰·包爾是個四處漂泊的牧師、學者和狂熱分子，已經在全國各地流浪了20年，頻頻被政府當局拘捕，因為他發出不利於教會和國家的預言，散布激進的平等學說。 儘管人頭稅是導火索，但其基本的不平之處還在於農奴制的束縛和缺乏法律和政治權利。農奴們不能在法庭與自己的領主打官司，沒有人在議會替他們說話，他們受到苦役職責的約束，除非強行改變規則，否則這種苦役根本無從打破。改變規則正是此次起義的目標，也是從坎特伯雷開始的向首都進軍的目標。 當肯特郡人以掃蕩之勢向倫敦進發，在兩天時間裡橫掃了70英里之時，埃塞克斯的起義者則向南進軍，以便與他們匯合。沿途的修道院和寺院是特殊的憎恨對象，因為它們是最不同意減免農奴勞作的群體。在城鎮中，同樣進行著小人物與大人物之爭的工匠和小商人為農民提供資助和飲食。當起義的聲音傳至其他郡縣時，暴動和騷亂擴大了。 「瘋狂的民眾」在其從肯特和埃塞克斯出發的前進途中打開監獄，搶劫莊園，燒毀記錄。某些本人遭到憎恨的領主和官員被殺死，他們的頭顱被置於竿頭，遊街示眾。另一些怕死的領主逃到了被放逐的農民為了躲避他們而時常藏身其中的樹林之中以避風頭。某些領主「無論願意與否」，都在反叛者的強迫下與他們共進退，提供發號施令的必要元素，或是提供貴族參與的表象。 與此同時，農民發言人發誓要殺死「能夠找到的所有國王的律師和僕人」。除國王這個他們想像中的罪魁禍首外，所有的公務人員都是他們的敵人——郡長、林務員、收稅官、法官、修道院院長、領主、主教和公爵——但最主要的是從事法律事務的人，因為法律是農奴的牢獄。英格蘭首席法官約翰·卡溫迪什爵士（Sir John Cavendish）和許多教士及陪審員一同成為最初的受害人，這並非巧合。據報告，位於遊行示威途中的每一位律師的住宅都遭到了破壞。 如果說23年前的扎克雷農民起義是一次無規劃的爆發的話，那麼此次農民起義則出於正在形成的自由思想。雖然在理論上是自由的，但農奴們希望廢除舊有的束縛，獲得用勞作來交換租金的權利，擺脫在過去30年中致力於將勞工鎖在固定地點的「勞工法令」所積累起來的全部限制。他們傾聽過羅拉德派牧師的布道，聽過為當時的惡魔所促動的世俗講道者的演講，也聽過約翰·包爾的均化理論。約翰·包爾的主要論點是：「在英格蘭，事情若要向好的方向發展，就必須是在一切都為人們所共有時，在既沒有封臣也沒有領主時，在領主不再是我們的領主，我們成為自己的領主時……難道我們不都是同一對父母——亞當和夏娃——的後代？」 敢於否定當時最普遍深入的權威的威克利夫精神傳到了國外。作為瘟疫、戰爭、壓迫和無能的結果，在最近30年所發生的，是對體制接受度的削弱，是對政府和世俗的或教會管理者的不信任，是可以挑戰權威的覺醒感——挑戰事實上是可能的。道德權威的力量可能僅在於其認知性。當官員貪贓枉法時——甚至在窮人可以看到他們在向稅務專員行賄時——當騎士是種災禍，教會是壓迫者時，改變的推力便會獲得力量。 它受到了宣教者們對當權者苛評的鼓動。他們說：「富人的比武大會是窮人的磨難場。」他們定期地揭發「惡魔般的王公」，「增加了鰥寡孤獨者的悲哀的偽執行人」，「為百姓樹立了最壞的榜樣的邪惡教士」。最主要的是貴族，他們通過自己的奢侈揮霍掏空了窮人的口袋，還看不起窮人「卑賤的出身和粗鄙的身體」，看不起他們畸形的身材或肢體，看不起他們平庸的智慧和平凡的技藝，不屑於同他們說話，一味地驕傲自大——為其祖先、財富、高貴的出身、擁有的財產、權力、美麗、力量、孩子、寶物感到驕傲——「自恃長相，自恃言談……行立坐臥，無不自恃。」在末日審判之時，魔鬼會把他們全部拖入地獄。 多明我會教徒約翰·布羅姆亞德（John Bromyard）用直接對農民說話的方式說，在那一狂怒之日，富人的脖子上會弔著他們不付錢就強行占有的牛、羊和田間牲畜。「正直的窮人」，一位方濟各會行乞修道士許諾說，「將在末日審判時站起來與冷酷的有錢人對峙，將控告他們在大地上的所作所為和苛刻行徑。『哈哈！』被嚇得魂飛魄散的其他人會說，『這些就是以前遭到鄙視的人。看看他們是多麼榮耀——他們是上帝之子！對於現在遭到貶抑的我們而言，富有和壯觀都算得了什麼？』」 假如卑賤者其實是上帝之子的話（即使他們也因貪婪、欺詐和不敬而受到宣教者的申斥），那麼為什麼他們要等到末日審判時才會擁有自己的權利？假如所有人都擁有亞當和夏娃這對祖先的話，那麼為何有些人世世代代都遭受奴役？假如正如中世紀思想所不斷強調的那樣，所有人都生而平等，那麼難道地球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違背上帝的意願？ 農民起義在倫敦郊外達於鼎盛，達到了推翻政府的邊緣。政府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反擊即將來臨的行進大軍，這部分是出於對所有那些鄙夫、粗人、雜役和黑指甲的笨伯的輕蔑，部分是因為領導者的平庸和現成資源的匱乏。蘭開斯特遠在蘇格蘭邊境，白金漢在威爾斯，唯一有組織的武裝部隊已在三弟劍橋的埃德蒙（Edmund of Cambridge）的率領下在普利茅斯乘船前往西班牙。除了國王的五六百人的武裝侍衛外，王室手上沒有警察或民兵；倫敦市民是不可靠的，因為許多人都同情農民起義，有些人則正在縱容叛亂者。 兩萬農民在城外駐紮下來，要求與國王談判。儘管他們承諾會保障國王的安全，卻大叫著說要薩德伯里大主教（Archbishop Sudbury）和總理大臣及財政大臣羅伯特·黑爾斯爵士（Sir Robert Hailes）的腦袋，他們認為後者要為人頭稅負責，他們還想要主要的「叛國者」岡特的約翰的腦袋，他是不當管理和失敗戰爭的象徵。約翰·包爾大聲疾呼地強烈要求他們拋下如此長久地加在他們身上的枷鎖，消滅所有大領主、法官、律師，為全人類贏得平等的自由、等級和權力。 在焦慮不安的會議上，政府別無他路，只有談判。弱不禁風的14歲美少年理查二世在其騎士的陪伴下，騎馬出城，接見起義者，聽取他們的要求：廢除人頭稅和農奴地位的一切約束，以每英畝4便士的比率進行代償，免費使用森林，廢除打獵法——所有這些都在由國王加蓋了封印的契據中得到證實。起義者的所有要求都得到認可，為的是讓他們解散回家。 與此同時，農民起義的熱烈支持者已經向一隊由瓦特·泰勒率領的人馬打開了城門，開放了橋樑，這隊人馬占領了倫敦塔，殺死了薩德伯里大主教和羅伯特·黑爾斯爵士。受到根特阻擊的他們沖向他在薩伏伊的宮殿，大肆焚燒打砸，使其分崩離析。瓦特·泰勒發布的命令是，不掠奪，只摧毀。在倉庫發現的火藥桶被匆匆點燃，掛毯被撕得七零八落，珍貴的珠寶被斧頭捶為齏粉。神殿這個藏有所有契據和記錄的法律中心同樣也被破壞。殺戮接踵而至；倫巴第家族和佛萊明家族（僅僅因為是外來者而遭到嫉恨）、權貴、官員和指定的「叛國者」（如富商理察·里昂，他曾遭到善良議會的彈劾，為蘭開斯特所復位）都遭到追捕和殺害。 在接下來的一系列緊張事件中，只有理察憑著國王本人才有的威望構成的神奇光環有所行動。一個迷人的少年騎在立於農民面前的高大戰馬之上，穿著繡有皇家雄豹的紫色禮服，頭戴皇冠，手執金杖，和藹可親，笑容可掬，因他對那群烏合之眾的統治權而自信滿滿。他向農民保證會發布大赦令，由30名書記員當場記錄下來並發布出去。基於此，許多農民群體離開了，滿心以為國王是他們的保護者。 而在倫敦，戰爭大師羅伯特·諾利斯爵士正在緊急召集一支武裝部隊。被血腥和征服所激怒的瓦特·泰勒力勸自己的追隨者對統治階級展開大屠殺，接管倫敦。他不再滿足於大赦令的許諾，他懷疑那只是一紙空文，而且他知道，自己永遠也不會在任何寬恕之列。他只能勇往直前，攫取權力。根據沃爾辛厄姆的記載，他誇口說，「在4天時間裡，英格蘭的所有法律都將從他的口中發出」。 他重返位於史密斯菲爾德（Smithfield）的營地，與國王再行會談。在會談中，他提出了一系列極端的新要求，讓人覺得它們的目的就是要激起國王的拒絕，從而提供一個逮捕理察的託詞：廢除一切階層和地位的不平等，國王之下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沒收教會的財產，將其分給民眾，英格蘭只有一位主教，消滅其餘的等級制度。國王承諾了所有與「其國王之位」相應的條件。有關接下來的時刻的記錄為當時的激情進行了各不相同的渲染，以致其場面始終模糊不清。顯而易見的是，泰勒挑起了與國王隨行人員中的一個侍衛的爭吵，撥出短劍，可他本人卻在猝不及防中被倫敦市長威廉·沃爾沃思（William Walworth）的短劍所擊倒。 一切都混亂不清，群情激憤。農民們抽出弓箭，有零星的箭鏃飛出。理察以非同尋常的勇氣，命令誰也不得跟隨他，而是隻身拍馬向前，對反叛者說：「先生們，你們的要求是什麼？我是你們的指揮官。我是你們的國王。保持安靜。」就在他與他們談判時，諾利斯緊急召集起的軍隊一擁而上，包圍了營地，甲冑密不透風，武器寒光凜凜。群龍無首的農民們驚慌失措，變得膽怯起來；瓦特·泰勒的首級被掛在長槍上示眾，這導致了他們最終的土崩瓦解，與扎克雷農民起義在紀堯姆·凱爾死去時如出一轍。 國王下令他們放下武器，並保證寬恕他們以激勵其解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三三兩兩地走上了歸鄉之路。包括約翰·包爾在內的領導者都遭到絞殺，英格蘭其他地方的起義也被鎮壓——其即便還達不到扎克雷農民起義後在法國發生的野蠻大屠殺的程度，卻也足夠慘絕人寰。除了零星的報復行為之外，英格蘭起義也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即被鎮壓，打敗它的，與其說是軍隊，莫若說是欺詐。以國王的名義發布的赦免令被毫無追悔地撤回，一個領主議會以大赦令是在脅迫之下發布的藉口取消了大赦令。埃克塞斯派出了一個代表團前去提醒國王他要終結農奴制的承諾，理察對此的回答是：「汝等一日為奴，則將終身為奴。」 獨裁者的臆想總是落後於時代。經濟力量已經導致了農奴制的衰落，雖然起義遭到鎮壓，但代償制仍得以繼續，直到無人身自由的農民漸次消失。我們不清楚起義是加速還是延緩了這一進程，但其直接結果助長了以國王為首的統治階級的驕傲自滿。也許是為成功所陶醉，理察養成了專制的本能，一心指望以強硬手段來壓制反對者，而他最終也將成為其受害者之一。軍隊似乎無須改進，教會堅決反對改革。對羅拉德派的平等教義產生了警覺的特權階級轉而抵制這些教義。在高爾的「時代的墮落」（Corruptions of the Age）一詩中，詩人公然抨擊它們是被撒旦派來的分裂教會與國家的肇事者。羅拉德派轉入了地下，大大推遲了新教分離的時間。 在這些「怒火中燒、怒不可遏的日子裡，在這些災難連連、悲慘困苦的日子裡」，許多人眼中的勞工起義似乎只不過是又一次的磨難，像黑死病一樣，標誌著上帝的憤怒。一位佚名詩人將農民起義與一次發生在1382年的地震以及幾次「瘟疫」聯繫起來，得出的結論是，這一切 是因罪惡而降臨的 大報復和大覺醒的雙重標誌。 就連法國人對英格蘭海岸的進攻也像僧侶沃爾辛厄姆所建議的那樣，有可能被視為「上帝在通過這些恐怖手段來呼喚人們的懺悔」。從這些角度來看，起義傳達的不是政治意義。一位佛羅倫薩的日記作者在當時寫道：「人不會按照上帝希望的那樣，為了我們的罪惡而做出改變。」 很難說英格蘭的這次暴動對外國的革命情操產生了多大影響。無論有沒有它，戰爭及與之相伴隨的惡魔——賦稅——都將為不滿提供充足的燃料。不過，戰爭有可能幾乎沒有影響到工作機會的提供和金錢的流散——對象是兵器製造者、運貨馬車夫、糧食商販、麵包師、馬夫，以及除弓箭手、步卒和軍中僕從之外的上百種其他行業。當時的人們對戰爭是種經濟刺激的主題避而不談，對它加在窮人身上的不公正負擔則口誅筆伐。維拉尼寫道：「應當制定一種既有的原則，即戰爭不得讓窮人掏腰包，而是應當由那些有權有勢者為它買單。」 這可不是為德安茹公爵所認可的原則，他對金錢的追逐激發了法國始於1382年2月的新一波的暴動。讓娜女王剛剛被一個競爭對手所推翻，這使他規劃中的對那不勒斯王國的繼承危在旦夕。他不聽再次被從皮卡第招來當顧問的庫西的勸告，決心率領一支部隊前往義大利。在1382年1月與商會會長和主要的布爾喬亞會面時，他似乎迫使他們同意了就葡萄酒、鹽和其他商品徵收新的賦稅。因為害怕激起眾怒，這份法令被秘密發布，對有利可圖的收稅官職位的許諾也是在夏特萊堡緊閉的大門後做出的。許多人有充足的意願前來投標，卻猶豫著不敢對公眾宣布。同樣可以理解的是，法庭始終都在城外的溫森斯。 當商人和旅行者將新稅的消息傳播開來時，拉昂、亞眠、蘭斯、奧爾良、魯昂以及巴黎紛紛發生騷亂，人們發出了憤怒抵制的叫喊聲。作為首都布爾喬亞的發言人的讓·德馬雷斯（Jean de Marès）是位德高望重且頗具口才的人，曾在自腓力六世起的每一位國王手下任職，他徒勞地想要說服安茹收回成命。商店老闆將前來為其商品估價的收稅官關了起來；市民們拿起了武器，敲響了警鐘，衝擊稅務辦公處。人們普遍相信，「英格蘭人的表率」乃至「佛蘭德人的來信和信息」都為這場騷亂火上澆油。可是，齊心協力的行動與其說是種事實，莫若說是統治階級心中的恐懼。 騷亂於2月底在諾曼底的首府魯昂變成了暴動。在這裡，對葡萄酒的徵稅傷及了重要的酒商，他們希望在自己不出面的情況下激起民眾的抵抗。他們慷慨激昂地勸說工匠和貧窮的織布業工人，使他們相信繳納賦稅是可恥的，同時在他們之中分發免費的葡萄酒。一夥由200名群情激憤的布匹商人構成的連隊喊著「打倒」（Haro!）政府「打倒」收稅官的口號（一種意味著反抗的隱約呼喊）沖向市政廳，敲響警鐘。著名的哈雷勒起義（Harelle）就此爆發。 在追隨者越聚越多的情況下，布商們搶劫富人的住宅，打開保險箱，將家具扔到街上，打碎窗戶和酒桶，在喝下儘可能多的酒之後，任由桶中的酒肆意橫流。牧師、典當商、猶太人和所有前市長的住宅都遭到了攻擊，同時警鐘徹夜長鳴。富人們逃至修道院尋求庇護，有幾位王室官員和收稅官被殺。布商行會負責人是個肥頭大耳、腦子只有一根弦的人，因其體型巨大而被人稱作「胖子讓」（Jean le Gras），他在無奈之下成了這群暴民的領袖，坐在王位上巡街示威，如此便連累了致力於保持幕後的上層布爾喬亞。 在襲擊的高潮，吸引了許多更高階層人士的暴民們攻擊了聖歐文修道院，因為人們憎恨它持有大量的土地和不利於城鎮的特權。人們用斧頭劈開大門，燒毀租約和契據，修道院院長被迫簽發全部為城鎮所有的到期匯款。這些文件都用適當的法律語言進行了說明闡述，這一事實證明了上層布爾喬亞在此事中的角色。在那之後，在一次若非嚴肅卻也隆重的市場集會上，民眾向他們的胖「國王」請願，要求他宣布他們「免去了稅務的枷鎖」，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人對此表現「笑著直搖頭」。 由於害怕受到王室的懲罰，上層布爾喬亞派代表前往溫森斯請求寬恕。擔心叛亂傳播至其他城鎮的御前會議建議年幼的國王打消怒火，「安撫相當躁動的百姓們」。帶著恰如其分的君王神聖光環的查理六世被送至魯昂，在那裡，該城領導人顯然對他們所釋放出的騷動感到不安，所以應承了一筆固定數目的費用，用以作為對於國王的寬宏大量的回報。在事件暫時平息的掩蓋下，鬥爭仍未得到解決，雙方的怒火都在等待另一次爆發的機會。 在魯昂屈服的同時，巴黎則站了起來。一直沒有一個人敢於冒險當眾宣布新賦稅，直到一位拿了紅包的使者騎馬進入市場，通過宣布歸還從宮中偷走的金盤子的獎賞吸引了觀眾的注意力，然後大聲說出了新稅，並同時用馬刺使勁刺馬，奔馳而去。當新消息傳遍了大街小巷之時，人們憤怒地集結成群，發「毒誓」決不繳稅，並策劃反抗。對煽動者的拘捕發生在搬運工、修補匠、蠟燭製造工、糕點製作工、磨刀工、頭巾製造工中——他們都是巴黎的小生意人、手藝人和僕人。第二天早上，也就是3月1日，當集市上的人看到一個收稅官在中央市場要求一個賣豆瓣菜的女商販繳稅時，他們便撲向他並殺死了他。 巴黎立即沸騰起來。人們走街串巷，呼籲自己的鄰居們拿起武器，「為國家的自由而戰」，並且用狂熱的叫喊和威脅喚醒他們。「如果你不像我們一樣拿起武器，」有個人叫道，「我們就立即把你殺死在自己家中！」隨後，在「可怕的騷亂中」，人群闖入位於格雷夫廣場的巴黎市政廳，在那裡，他們操起通常為警察所使用的3000把長柄槌。這些長柄槌安裝有鉛制的圓柱形槌頭，需用雙手揮舞，是烏格斯·奧布里奧為預防英格蘭人的入侵而存貯的武器，現在，它們賦予了這次起義者以「鉛錘」（Maillotins）之名。 有了這種武器之後，他們激發了額外的恐怖。當他們專注於在右岸各處的狂暴行為時，貴族、高級教士和官員們則匆匆收拾細軟，紛紛向溫森斯逃竄。「鉛錘」們亡羊補牢地關閉了城門，加固了街頭的鏈條，設立哨所以阻止富人們的大批逃離，甚至還帶回了一些被他們抓到的人。他們追捕書記官、法律人士以及與稅務有關的所有人，侵入教堂，將收稅官從庇護所中拖出，在聖雅克的祭壇旁拘捕了一個正驚慌地抱著聖母雕像的人並割開了他的喉嚨。各處的賬簿都被焚毀，猶太人居住區一如既往地遭到洗劫。「皈依基督，否則我們就殺了你！」一個猶太婦女收到了這樣的命令。「她說她寧願去死，」一個旁觀者證明說，「於是他們殺死並洗劫了她。」猶太人再次在夏特萊堡中尋求庇護，但被懼怕鉛錘的官員們打發走了。在第一天被殺死的約30人中，有一半是猶太人。 上層布爾喬亞既急於遏制起義，又急於利用它來強迫王室做出讓步。他們迅速動員起一支民兵來抵禦起義者和國王的武裝干預。小分隊駐紮在十字街頭，偵察兵被派往教堂塔樓，以瞭望重甲騎兵的逼近。「他們很快便顯示出自己的強硬來」，住在巴黎的佛羅倫薩銀行家博納科爾索·皮蒂（Buonaccorso Pitti）寫道，以至於當時的「鉛錘」們對他們俯首聽命，其結果是，布爾喬亞能夠在自己與王室的鬥爭中利用武裝起義者。 巴黎的起義與發生在魯昂的事件在時間上的銜接是如此緊密，這加劇了王室對反叛密謀的恐懼。宮廷決定談判。以機智和說服力著稱的庫西與勃艮第公爵和總理大臣一起被派往聖安托萬港（Porte St. Antoine），去聆聽起義者們的要求。讓·德馬雷斯充當了中間人。巴黎人堅持要求廢除加冕典禮以來的所有課稅，外加赦免起義者的所有行為，釋放此前因反對安茹課稅而被捕的4位布爾喬亞人士。王室談判者們在能夠帶回回音之前，批准釋放4名囚犯，以示和解——結果卻適得其反。未等更多的消息傳來，民眾便蜂擁前往夏特萊堡和其他監獄，打開所有牢房和地牢，釋放裡面的囚徒，這些囚徒個個身體虛弱、憔悴不堪，以致不得不送往醫院的病室。所有審判和定罪記錄都在熊熊烈火中被燒毀。 巴黎最著名的囚徒烏格斯·奧布里奧也在被解放者之列。鉛錘們護送騎著一匹「小馬」的前市長回家，並請求他充當自己的領袖。在每次起義中，人們都感到了相同的需求，並做出了同樣的努力，勸說或強迫統治階層的某人來擔負責任或發布命令。奧布里奧一點兒也不想參與其中。在夜間，當起義者們「在吃喝放縱中」狂歡作樂時，他設法離開了巴黎。第二天早上，當他們發現奧布里奧已經杳然不知所蹤時，他們發出大聲的呼喊，說城市遭到了背叛。 布爾喬亞迫切想要得到一種解決辦法，焦灼地認為「最底層百姓的狂熱輕率之舉不應當變成有害於財主的行為」。打算使用一切手段制服巴黎的王室同意了所有條件，只有一條除外：寬恕那些沖入夏特萊堡者的罪行——但它的意圖並不比理查二世的意圖更為誠實。在接到表示同意的王室信件後，布爾喬亞領導人機警地注意到，信件的用語具有歧義性，而且文件不是用蓋在絲綢上的綠蠟所封，而是用蓋在羊皮紙上的紅蠟所封，這否定了其永久性。 儘管這種欺騙引發了眾怒，但宮廷強硬地不做變更。其他爆發抗議的城鎮並非統一行動，而是各行其是，因此易於為當地所鎮壓。武裝部隊在溫森斯集結，對受懲罰的恐懼遍布巴黎。宮廷得以強迫城市領袖交出40名暴動煽動者，其中有14人被當眾處決，引起了平民的公憤。據聖丹尼斯的僧侶所言，其他人則根據王室法令，被秘密淹死在河中。在得到了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公爵們於3月29日將國王送回魯昂，以實施暫被擱置的報復。在對王室到來表示喜悅的令人難受的表演儀式上，人們身穿藍綠兩色的節日盛裝，有組織地排在隊列中，懇求王室的寬宏大量，口中喊著：「Noël, Noël, Vive le Roi!」[3]這可不合勃艮第公爵的身份。為了引起人們對重罰的適宜情緒，勃艮第公爵命令自己的重甲騎兵長劍出鞘，在人群中騎行，讓人們「懇求饒命，lahart au col（脖子上繞條繩子）」，以示國王可隨意絞殺或饒恕他們的權利。 為了募集向國王和公爵奉送的禮錢，各行會的所有金銀器以及燭台和香盒都被賣掉了。王室仍未變得心平氣和。儘管最初表示了寬恕，但還是有12名起義者被處決，警鐘被拆下，封鎖街道的鎖鏈被移除，懲罰被施加，魯昂的解放憲章被撤回，城市管理權從獨立自主的行會手中轉給了一位王室總管。被此事例嚇破了膽的諾曼底三級會議投票同意徵收銷售稅、鹽稅和所得稅。通過鎮壓起義，王室找到了一種充塞自己財富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種撤銷城鎮憲章，擴大王室權力的機會。 巴黎的憤怒遠未被壓制，根特的危險事件加強了這樣一種恐懼：一場總暴動即使尚未協同起來，但也近在眼前。從佛蘭德斯邊界到盧瓦河畔，「根特萬歲！巴黎萬歲！」這種團結的呼聲傳遍了大街小巷。 在根特，雅各布·范阿特維德時代的白巾會（White Hoods）重新出現。一支平民自衛隊組織了起來，指揮官是阿特維德的兒子菲利普，一個身材矮小、目光犀利、積極好鬥、精力充沛、「具有逢迎眾意之口才」的人。他之所以當選，主要是因為他名字周圍的光環。若非情願，則是迫於環境的壓力，他不得不依靠普通民眾，下令所有階級都可進行法律申訴，「貧富都一樣」，所有人都要得到同等的待遇。當3萬人兩周時間沒有麵包可吃時，他強迫修道院分發存糧，要求商人以固定的價格出售商品。在傳統上，佛蘭德斯的騷動都會將伯爵、貴族、城市權貴與行會分成相互敵對的聯盟，但這一次，他們在根特持續不休的反抗中看到了革命的赤色光景，於是各個階層都緊密團結在伯爵的領導下來鎮壓它。 1382年4月，城市迫於飢餓而同意談判。確信大權在握的伯爵要求所有年齡在15至60歲的根特人都要身穿襯衫、不戴帽子、絞索繞脖地前往通向布魯日的半途中，在那裡，他將決定寬恕多少人，處死多少人。在一次公共市場的集會上，市民代表向飢餓的市民宣布了這些條件，並指出了3個行動方向——投降、餓死或戰鬥。人們選擇了第三種：一支最適於戰鬥的5000人的軍隊被動員起來，向伯爵一派的大本營布魯日進發。這帶來了該世紀令人震驚的改天換地的結果之一。 在與老對手的作戰中並不比伯爵少些自信的布魯日民兵通宵達旦地縱酒狂歡，翌日，即5月5日，他們蹣跚向前，在醉醺醺的混亂狀態下大喊大叫，哼唱不休。伯爵及其騎士們徒勞地想把他們拉回來，進行有組織的進攻。一陣石、鐵炮彈的轟炸之後，根特人發起了攻擊，這讓布魯日民兵死傷慘重。驚慌失措和潰不成軍變得一發而不可收，它們似乎輕而易舉地使佛蘭德騎士們節節敗退。路易·德邁爾伯爵被迫下馬，儘管努力想在天黑之後藉助燈籠的亮光聚合軍隊，卻差點兒被俘，只是因為與僕人換裝，這才逃過一劫，徒步逃跑，在一個窮婦人的茅屋中找到避身之所。「你認識我嗎？」他問。「哦，是的，閣下，我經常在你家大門邊要飯。」在被他的一位騎士找到後，他要求給他找一匹馬來，結果只有農民的一頭母驢可供他騎，他就那樣威風掃地地騎著沒有鞍韉的母驢進入了里爾，與多年前他為了逃離與伊莎貝拉的婚姻而縱馬奔馳時相比，此次旅程就沒那麼快樂了。 根特的勝利還在於其他城市在「Tout un（團結一致）！」口號下的支持和加入。在占領了布魯日並將其500名最著名的布爾喬亞作為人質之後，菲利普·范阿特維德（Philip van Artevelde）宣布自己為佛蘭德斯攝政王。所有城鎮都服從於他的統治，「他在那裡任命了新市長和總督，制定了新法律」。他採取了貴族的指揮派頭：號手通知他的到來，走在街上時，前面要打出上有3頂銀色帽子的三角旗，吟遊詩人在他的門前進行著表演。他穿著猩紅色衣服和白鼬毛皮，用當作戰利品繳獲來的伯爵的銀盤用餐。 正如他父親的時代一樣，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利益再次危在旦夕。路易·德邁爾懇求法國人幫助自己的女婿和繼承人勃艮第公爵。阿特維德向英格蘭提出結盟。英格蘭民眾因羊毛貿易的緣故而對此表示贊成，另外一個原因是，佛蘭德人像他們自己一樣，在教廷分裂中屬烏爾班的支持者。教皇烏爾班宣布，支援佛蘭德斯的遠征軍是十字軍，這意味著，教會的什一稅可被用於此次開銷。儘管有些好處，英格蘭貴族仍對與叛亂者結盟感到猶豫不決，而就在他們猶豫不決之時，機會溜走了。 4月，安茹公爵已出發前往義大利，他通過各種手段，積聚到了足夠的金錢，招募了9000名士兵，並用「任何領主都不曾徵用過的最華麗的」帳篷和陳設來裝備自己。王室在再次要求巴黎提供援助金方面仍舊不那麼成功。國王此時在馬恩河畔的莫。御前會議希望，如果國王的出現可安撫巴黎人的話，也許便有望達成一種解決方式，所以它決定派庫西去與巴黎人談判，「因為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該如何對付他們」。 沒有其他領主陪同，僅在自己家庭成員陪伴下的庫西進入了那座充滿敵意的城市。在那裡，他似乎得到了善待和禮遇。他前往自己新近獲得的住宅，一座離格雷夫廣場不遠的名為聖讓修道院迴廊（Cloître St. Jean）的府第。[4]他傳喚一些領導者來開會，「聰明而謹慎地」責備他們殺死國王的官員，破壞他的監獄的罪行。因為這一點，國王若是想的話，便可以讓他們付出慘重的代價，但他並不渴望那麼做，因為他熱愛自己的出生地巴黎，還因為，它是王國的首都，「他不願意毀滅它心地善良的居民」。庫西說，他前來是要平息市民及其領主間的爭執，並將懇求國王和他的叔叔們「仁慈地饒恕他們所犯下的惡行」。 市民們回答說，他們並不希望與國王開戰，但課稅必須撤銷，至少巴黎的課稅得如此。一旦免除了課稅，他們隨時準備「以任何其他方式」來幫助國王。庫西立即抓住這一點問：「以什麼方式？」他們說，他們每周會向一個被選定的接收者支付一定數額的錢財，以供士兵之用。當庫西問他們會付多少時，他們回答說：「我們將同意支付的數額。」 庫西「循循善誘地」平穩應對，得到了1.2萬法郎的初步供給作為寬恕條件。國王接受了這個數目，但他重新進入巴黎的條件說明了宮廷的緊張不安：民眾必須放下武器，打開城門，只要國王在城中，晚間街道的鎖鏈就必須放下，並派六七個貴族前往莫作為人質。條件提交給了巴黎的一個議會，遭到了「鉛錘」的憤怒拒絕，他們帶著威脅和詛咒的口吻要求商人也同意他們的意見。6名布爾喬亞懷著極大的不情願將此拒絕帶往莫，正如他們告訴王廷的那樣，他們是迫於群情激憤的百姓的壓力才那麼做的。政府決定動用武力。重甲騎兵被派去占領上游的橋樑，以切斷城市的糧食供應，而其他人則肆意掠奪近郊地區，所犯暴行「就如敵人對敵人之舉」。在準備進入巴黎的過程中，貴族們收集來空貨車「用以在有機會時將戰利品從該城運走」。巴黎人加固了街道鎖鏈，分發武器，在城牆上設置了瞭望所。 王室這邊以庫西為首、城市那邊以讓·德馬雷斯為首的雙方的溫和派仍在致力於達成一種解決之道。他們共同的遊說和影響力獲得了百姓的回應，他們同意繳納一筆8萬法郎的稅款，這筆錢將由他們自己的接收者收取，並直接配送給現役軍隊，國王的叔叔們或財政官都不得碰觸這筆錢。作為交換，巴黎將得到總的寬恕以及國王的手寫承諾，保證此援助不會被用作新課稅的先例，將來他也不會對巴黎人心懷惡意。如果說對王室的寬恕的信任仍然存在的話，那是因為一位神授的國王仍具有一定的神聖性，並且人們迫切需要將他——作為領主們的對立面——視為人民的保護者。 就在此刻，根特對佛蘭德斯伯爵的令人吃驚的勝利插入進來，嚇壞了有產階級，給了宮廷以迫切的理由與巴黎達成和解。在安茹前往義大利，貝里出發去當朗格多克總督的情況下，勃艮第公爵大權在握，而他現在的主要目標是利用法國軍隊來奪回他在佛蘭德斯的繼承權。與巴黎的條約迅速達成。 國王重新入城，只在城中待了一天，這引起了市民的極大不滿。魯昂在收稅官於紡織會館支起桌子時再次爆發了起義，但起義很快便被得到了河中一艘全副武裝的單層甲板大帆船之援助的皇家總督鎮壓了下去。法國南部也處於騷亂之中，到處都是由失去了財產的農民和流離失所的窮人組成的起義隊伍。聖丹尼斯的僧侶稱他們為désepérés和crève-de-faim（絕望者和飢餓者），但當地人卻稱他們為「圖欽」（Tuchins）。有人說，此名源於tuechien（殺狗），意指百姓的境況如此悲慘，饑荒的時候竟以狗為食；還有人說它源於touche，在當地的方言中，意為灌木地帶或灌木，流離失所的人便安身於此。 在奧弗涅高地以及在南方各處，圖欽們以20、60或100人小分隊的形式組織了一場反抗現行社會的游擊戰爭。他們襲擊神職人員——出於對他們不用交稅的怨恨——伏擊旅行者，抓捕領主以換取贖金，據說還攻擊所有不曾有長著老繭的雙手的人。像西西里的黑手黨一樣，他們最初是因為境遇悲慘而劫富濟貧，但在變得越來越有組織性時，則為富豪所利用，參與到當地的宿仇和搶劫之中。城鎮和領主們雇用他們來與被稱為「食者」（eaters）的王室官員作戰。朗格多克的動亂在下一年中達到了暴動的強度。 在所有這些不幸中，上層階級感覺到了正在興起的顛覆浪潮。有報告說，朗格多克的貝濟耶暴徒陰謀殺死所有擁有100里弗以上財產的人，而40個密謀者計劃殺害自己的妻子，以迎娶其受害人中最有錢、最漂亮的寡婦。在一個編年史作者的眼中，英格蘭農民「如同瘋狗一般……如同在全國各地狂舞不止的酗酒女人一般」。梳毛工是「惡棍、怙惡不悛者、盜賊……一無是處的下賤者……骯髒而可鄙」，而「鉛錘」則被視為他們的兄弟。根特的紡織工則被認為想要滅絕所有小至6歲的善良百姓。 所有顛覆之源，也即危險的焦點，都可見於根特。 在意識到所有那些接踵而至的結果後，法國人準備在佛蘭德斯發起一場強力進攻。下層階級對上層階級的反抗，英格蘭與阿特維德結盟的危險，佛蘭德人對教廷分裂中的烏爾班事業的有敵意的忠誠都牽涉其中。庫西是最早受指派參軍的人之一，他帶著由3位其他方旗武士、10位男爵騎士、37名侍衛、10名弓箭手（後來擴大為63名侍衛和30名弓箭手）構成的隨行人員加入了軍隊。他的堂兄弟、「庫西的私生子」、其叔叔奧伯特（Aubert）的兒子拉烏爾雖名列侍衛，卻是他的副手。在沉悶的氣氛中，一支人數充足、裝備精良的部隊經過6個月的時間才得以集結完畢，直到11月才開始進發。許多人反對在入冬之際開戰，但想搶在英格蘭人之前的想法使該事業得以在淒風苦雨、寒冷凜冽的日子裡向前推進。 對這支軍隊的力量的報道可謂大相徑庭、眾說紛紜，有人說人數多達5萬人，但大概是在1.2萬人左右——大得足以需要步兵像通常所必需的那樣砍倒籬笆樹木來拓寬前進道路。 如今14歲的國王與軍隊同行，陪伴他的是他的叔叔勃艮第、波旁和貝里以及法國最主要的領主——克利松、桑謝、庫西、德維耶納將軍、德拉馬希伯爵、德歐伯爵、布盧瓦、德阿爾古以及許多著名的領主和侍衛。為緊急情況或針對不信基督者的戰爭而保留的猩紅色焰形軍旗自普瓦捷會戰後第一次扛了出來，以強調戰爭的神聖性質——這因這樣一個事實而多少有些尷尬：如果敵人是烏爾班教派，那麼國王的同盟佛蘭德斯的路易也是。路易因與英格蘭人結盟而無論如何都不受歡迎，在整個戰役期間，他都遭受了冷遇。 軍隊背後則暗藏敵意。對根特抱有同情的法國城鎮和民眾拒絕給予或妨礙糧草供應，並繼續拒絕繳納援助資金。勃艮第公爵（若非國王的話）遭到公然的大聲抨擊。在巴黎，鉛錘們憑著自己的槌子發誓，要集體抵抗收稅官。他們開始在夜間鍛造頭盔和武器，計劃占領盧浮宮和巴黎的大宅第，以便這些地方不會被用作反對他們的堡壘。可是，曾與艾蒂安·馬塞爾結盟於1358年殺了兩位元帥的布商尼古拉·德弗拉芒（Nicolas de Flament）卻從中作梗，未採取行動。他建議等著看根特人是否會獲勝，此後才是良機。 與此同時，民眾在奧爾良、布盧瓦、查隆斯（Châlons）、蘭斯、魯昂都發起了反抗，其情緒表達是如此激昂，仿佛「魔鬼進入了他們的頭腦，讓他們殺死所有的貴族」。 在利斯河抵達佛蘭德斯邊境處，王室軍隊發現通往科明（Comines）的橋樑被敵軍所摧毀，所有船隻都被轉移。河的兩岸都是沼澤，泥濘不堪；900名佛蘭德人在阿特維德的副手彼得·范德恩·布舍（Peter van den Bossche）的帶領下，手執戰斧站在河的另一邊等候。庫西曾建議在圖爾內較東邊的地方渡河，以便與來自艾諾的糧草供應相銜接，但克利松堅持走更為直接的路線，現在則氣惱不堪，心知他應當採納庫西的建議。 當強征者被派去尋找木材和柵欄以修復橋樑時，一隊騎士則被引到了3隻沉船處，這些船在一個不為佛蘭德人所知的地點，藉助架在兩岸的繩索被拖了上來，並安裝了帆具。通過這種辦法，一支由騎士和侍衛組成的冒險部隊一次9人地被擺渡過河，而主力部隊則通過弩和「射石炮」（即小型便攜式大炮）的火力來分散佛蘭德人的注意力。海軍上將桑謝也位列冒險者中，他們雖然害怕被發現，但決心「獲得英勇士兵的名聲」，所以繼續渡河，直到400人抵達了彼岸。他們誰都不得帶扈從。 他們決定一舉攻占科明，於是扣緊鎧甲，高舉旗幟，以戰鬥編隊挺進開闊地帶，令觀戰的騎士統帥極度憂心，他的「血液因替他們感到害怕而開始顫抖」。「啊，憑聖艾夫斯（St. Ives）之名，憑聖喬治之名，憑聖母之名，我在那裡看到了什麼？哈，羅恩（Rohan）！哈，博馬努瓦！哈，羅什福爾、邁爾斯特羅伊特（Malestroit）、拉瓦列（Lavalle），」克利松叫喊著說出他能認出的每面旗幟，「我看到了什麼？我看到我們的軍隊之花在人數上少於對手！我寧肯死也不願看到這一切……為什麼我是法蘭西的騎士統帥，若是沒有我的忠告，你們會讓自己如此冒險嗎？如果你們失敗了，錯誤將會落在我的頭上，人們會說，是我把你們送到了對岸。」他宣布，所有願意的人現在都可以前往對岸，並接二連三地發布命令，要求加快修橋的速度。隨著黑暗的降臨，佛蘭德人接到上級的命令，停止了進攻，而法國人也出於同樣的理由停了下來。無遮無攔地暴露在寒冷冬夜中的他們雙腳陷在泥中，雨水順著他們的鎧甲流下，但他們終夜全副武裝，強打精神，以防敵人發起進攻。 破曉時分，雙方都發起攻擊，法國人呼喊著許多缺席領主的作戰口號，使他們的人數看似更多。克利松再次受到無限焦慮的折磨，為他不能帶領全部人馬渡河而悲嘆不已。結果，當兩軍相遇時，槍尖淬有波爾多鋼鐵的法國長矛勝過了佛蘭德人的武器，刺穿了他們單薄的鎧甲，占據了上風。彼得·范德恩·布舍被擊倒，傷到了頭部和肩膀，但被安全地抬走了。當佛蘭德人奮力作戰並敲響村莊的鐘聲以呼喚援助時，法國人已修好了橋樑。克利松的軍隊怒吼著衝過橋去，擊潰了守衛者，最終占領了科明。在街道上和田野中，在藏身的磨坊里和修道院中，在鄰近的城鎮，佛蘭德人都遭到追捕和殺害。在一段時間中，掠奪者進行了全境大搜捕，找到了豐富的戰利品，因為信任利斯河的佛蘭德人沒有將自己的物品或家畜轉移至有城牆的城鎮中。 由於國王進駐科明，伊普爾的上層布爾喬亞和相鄰城鎮推翻了阿特維德的統治，派代表帶著投降條件來見法國人。伊普爾的12名有錢的貴族跪在查理六世面前，提出將自己的城鎮永久性地轉由他管轄，以換取和平占領。國王以4萬法郎的價格欣喜地接受了此條件，這些錢立即便做了抵押。馬林斯（Malines）、卡塞爾、敦克爾刻以及其他9個城鎮緊隨其後，又支付了6萬法郎。儘管投降條件理應使城鎮免於掠奪，但布列塔尼人不可能受到約束。他們不願受到皮毛、纖維織物和器皿的牽絆，而是將自己的戰利品廉價賣給了里爾和圖爾內的人，「只看重金銀」。生意像頭豺狼一樣，緊隨戰爭的腳步急馳而至。 在北邊約50英里處的根特，菲利普·范阿特維德從鄰近地區召集起所有能夠拿得了武器的男人，向他們保證說，他們會打敗法國國王，為佛蘭德人贏得獨立主權。數月來，他的使節一直在向英格蘭人施壓，但儘管曾有位信使帶著一份條約的條款前來，卻沒有滿載士兵的船隻跟進。即使這樣，他還有另一個同盟：冬天正步步逼近。如果他加固陣地，保持防禦姿態，他就能夠聽任冬天和物資匱乏去擊敗入侵者。但因也許會將布魯日交給法國軍隊的伯爵黨羽激起的內部威脅迫使阿特維德採取了行動，即使他仍然擁有重要的布魯日市民作為人質。也許促使他行動的不是恐懼，而是過度的自信；也許他只是打錯了算盤。 一支由「4萬」或「5萬」佛蘭德人組成的令人畏懼的軍隊被召集起來，他們以大頭棒和鐵頭棍為武器，皮帶上插著大刀，頭上戴著鐵帽，以菲利普最依賴的9000名根特人為先鋒。他們打著城鎮和行會的旗幟，向南進發去迎擊敵人。偵察兵將他們逼近的消息報告給了法國人，他們占據了位於山與距帕森達勒（Passchendaele，在這裡，歷史將等待1916年的另一場血腥場面）數英里之遙的羅塞貝克（Roosebeke）之間的地勢。作為烏爾班的支持者，路易·德邁爾不得不應法國人的要求，扣住自己的部隊不加入戰鬥，這樣他們就不必與一個持異端邪說者和教廷分裂分子並肩作戰。在雨水和寒冷之中，國王的軍隊迫不及待地等待著兩軍的交鋒，「因為他們在這樣的天氣里極其不適」。 在決戰前夜的會議之上，出台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決定：克利松應當為了作戰日而辭去其職務，以便留在國王身邊，其騎士統帥之職當由庫西來替代。克利松十分激動不安，懇求說，軍隊將把他看作膽小鬼，因而懇求國王反其道而行之。那個不知所措的男孩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之後表示同意，「因為你對此事的看法要比我或那些最先提出它的人都看得更遠」。 這個建議背後的東西在編年史中都未言及，唯一的線索是克利松在利斯河的焦慮發作。在一個眼睛眨都不眨地砍掉15顆腦袋的人身上，它反映出一種非同尋常的緊張狀態，並一定說服了他同樣緊張的同僚們轉向庫西和中途換帥的極端權宜之計。無論勝利還是失敗，與其他騎士的作戰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任何東西，但在這場戰鬥中，貴族們感覺到，自己軍團本身處於危境之中。這種情緒反映在傅華薩的多個聲明中，即如果法國國王和「貴族騎士」在佛蘭德斯戰敗，所有貴族都將「在法國死去和失敗」，「平民將在不同的國度發起反叛，摧毀所有的貴族」。 阿特維德如今在激戰前夜更傾向於防禦，建議固守陣地，反擊敵人。他有地形優勢，在山頭上占據了一個好位置，而且他相信，心焦氣躁、身體不適的法國人會變得盲目冒進或粗心大意，甚至會半途而廢。他的建議遭到了那些仍舊沉浸在早先在布魯日對伯爵的勝利所帶來的驕傲之中的人的否決，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戰鬥。接受了這一決定的阿特維德命令軍隊對敵人一律格殺勿論，不接受投降，不抓俘虜，只有國王除外，「因為他只是個孩子，只是在按照要求行事。我們應當將他帶到根特，教他說佛蘭德斯語」。至於戰術，他要求手下始終保持壓縮隊形，「這樣便沒有人能夠斷開你們」。為了更加牢靠，他們要用相互纏繞的手臂緊握武器。他們要用弩和曾在布魯日使用過的炮擊的沉重火力來與敵人對峙，然後要肩並肩地憑藉其隊伍純粹的分量和牢固性去攻破法國人的戰線。 在作戰前夜的緊張氛圍中，佛蘭德斯哨兵報告說，從法軍營地傳來了喊叫聲和武器發出的鏗鏘之聲，仿佛敵人在準備發起夜間攻擊似的。還有人認為，那是「地獄的魔鬼在即將成為戰場的地方奔跑舞蹈，因為他們將在那裡捕獲到大量獵物」。 1382年11月29日清晨，敵對雙方穿過迷霧向對方挺進，「濃密的霧氣令人幾乎有置身於黑夜中的感覺」。法軍將馬匹留在後方，徒步前進，而且一反常態地沒有高喊戰鬥口號，而是悄無聲息地前進，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視著前方的黑霧。佛蘭德人以密集隊形下山，手中的棍棒一律朝上，如同一座移動的森林。他們以鋪天蓋地的弩箭和炮火開始，然後緊握棍棒，以「憤怒的野豬」般的力量發起衝鋒。法軍的計劃是，國王的陣營在騎士統帥的率領下坐鎮中央，而分別由波旁和庫西率領的兩個較強大的側翼從兩邊包抄敵人。在佛蘭德人的衝鋒之下，法軍中央陣營潰退，在混亂中，波旁和庫西的陣營發現自己根本無法向前推進。 「你瞧，好兄弟，」波旁叫道（據他當時的傳記記者的報道），「我們根本無法前去攻擊敵人，除非穿過我們的騎士統帥的隊伍。」 「閣下，你說得沒錯。」庫西答道，此時被認為正在當場設計一項進攻計劃。「在我看來，如果我們作為國王陣營的一支側翼前進，占領山頭，那麼我們就會如上帝所願地大幹一場。」 「好兄弟，那個建議不錯。」波旁表示同意。於是，根據14世紀軍事史的記載，他們沖向山頭，用長矛、戰斧和寶劍從敵人的後方發起了可怕的攻擊，「無論是誰，只要看見衝鋒陷陣、砍殺佛蘭德斯人的庫西大人，他就將永遠記住一位英勇無比的騎士」。這次進攻使騎士統帥的陣營得到了喘息之機，它緩過勁來，與另一翼的部隊捲土重來，重新投入戰鬥。沉重的戰斧和權杖劈開了佛蘭德斯人的頭盔，那聲音「大得就如同巴黎和布魯塞爾的兵器製造者在一起工作」。被法軍壓迫得更密集的佛蘭德斯人彼此緊緊擠作一團，以致裡面的人無法舉起手臂或武器；就連呼吸都變得困難——他們既無法搏擊，也無法呼喊。 法軍長矛和戰斧朝著那些許多人沒有頭盔或胸甲的固定成團的士兵或刺或砍，於是死屍堆成了小山。穿梭在重甲騎兵之間的法國步卒用刀子結果了那些跌倒的人，「毫無憐憫之心，仿佛他們連狗都不如」。在波旁和庫西一翼的進攻之下，佛蘭德人的後方丟盔棄甲，潰不成軍。在前線作戰的菲利普·范阿特維德試圖將他們集合起來，但從他的位置難以發出有效的命令。他缺乏黑王子在普瓦捷會戰時的那種在山頭居高臨下地保持控制的保障。隨著軍隊的節節敗退，他被裹挾著一路後撤。在此過程中，他倒在了自己軍隊的腳下，被踩踏至死，與他一同死去的還有他的旗手，一位名叫大馬戈（Big Margot）的女子。 波旁和庫西騎在高頭大馬上，率領著自己的軍團追逐那些逃亡者，在激戰中，擊潰了聚集在一座樹林中準備負隅頑抗的3000名佛蘭德人。敵人被徹底瓦解。在其軍隊一路追殺至庫特賴（Courtrai）之際，庫西和波旁騎馬返回了羅塞貝克。在那裡，國王「興高采烈地歡迎他們，為經由他們的努力而贏得的上帝賜予的勝利而讚美上帝」。戰鬥在兩個小時之內即宣告結束。許多佛蘭德人的屍體上沒有傷口，是被其同伴擠壓至死的，但也有數千人死在法軍的刀槍之下，「以致大地被鮮血所浸染」。對死亡「歹徒」的數目的報告頗為荒誕，但普遍的看法是，佛蘭德斯軍隊幾乎無一生還。無人埋葬的屍體「成了野狗和烏鴉的獵物」，所以幾天後，戰場上瀰漫起令人無法忍受的惡臭。 國王在自己猩紅色大帳中御下鎧甲時，表示想要看看阿特維德，無論他是死是活。在100法郎的懸賞之下，搜尋者找到了他的屍體，當他被抬到那位勝利者面前時，國王靜靜地盯著他看了一會兒。他輕輕地踢了一下屍體，「待它如農奴無二」。然後屍體被抬走，「吊在了一棵樹上」。阿特維德的形象後來被織進了一塊描繪此次戰鬥的掛毯之中，該掛毯是勃艮第公爵定製的，被當成了一塊地毯使用，因為他想要踩在那些曾試圖推翻神授階層之統治的平民身上。 法軍對庫特賴的掠奪殘忍無情，這是為了報復80年前馬刺戰役（Battle of Spurs）的失敗。市民們徒勞地逃至地窖和教堂以躲避士兵；他們被拖到街道上殺害。路易·德邁爾跪下來為城市求情，但沒有人傾聽他的懇求。每座房屋都遭到了洗劫，就連城裡的貴族及其孩子都被帶走以換取贖金。勃艮第公爵有著瓦盧瓦家族搜尋最佳物品的眼光，他將佛蘭德斯最精美的大教堂時鐘拆卸下來，用牛車運往第戎（它仍在那裡）。當國王離開時，下令將庫特賴一把火燒掉，「好讓它從此以法蘭西國王曾到此一游而著稱於世」。人們認為，恢復了其慣常的兇殘行徑的克利松曾插手此命令。 總體的勝利中有一個重大的例外。其主要目標根特從未被攻克。當其軍隊戰敗的消息剛剛傳來時，人們目瞪口呆，大失所望，所以假如法軍在戰役後的幾日之內來到他們的城門邊時，「他們會不加抵抗地容忍其進入」。但中世紀戰爭往往會在實現政治目標的半途中停止下來。法軍對寒冷和雨水厭倦不堪，又為利益和在羅塞貝克即刻出現的報復所牽制，再加上相信根特會按照要求投降，所以他們沒有繼續北上。 彼得·范德恩·布舍雖然受了傷，卻還是讓人把他運回了根特，並重新激勵市民，堅持說戰爭尚未結束，法國人不會在冬天到來，有了新季節中的新人，「我們將做出史無前例之舉」，哪怕沒有英格蘭人的幫助。英格蘭人一聽說佛蘭德斯戰敗的消息便中斷了談判，對這一結果「並非不很滿意」。假如情況是另外一回事，他們很害怕「平民的傲慢自大」將在他們自己國家激起新的反抗。 在那之後，當法國人試圖談判時，根特「強硬而驕傲」得如同它才是勝利者一樣，堅決拒絕向佛蘭德斯伯爵投降，而僅承認法蘭西國王的直接宗主權。伯爵，更具體地說是勃艮第的腓力，那位有確定繼承權的人，拒絕了那一安排。此時已是12月底，到這個時候，開始圍攻該城已為時過晚。法軍已經恢復了在佛蘭德斯其他地方的權威，雖然未能將它轉至教皇克雷芒手中，但它已經打算回家了。他們與巴黎人有事要解決。 在1383年1月的第一個星期，王室軍隊駐留在巴黎城外，派人去見市長和地方行政長官，以確保首都的投降。有武裝軍隊在手，又因羅塞貝克的勝利而力量有所加強，所以王室具有了比一年前更大的權威，並且打算運用它。布列塔尼和諾曼底軍隊受僱對巴黎形成半包圍之勢，迫不及待地想要大肆劫掠一番。巴黎人組成的重兵迫切地想要顯示其長期準備的力量，他們以弩、盾牌和棒槌為武器整裝出發，在蒙馬特爾之外擺開戰鬥隊列。王室小心謹慎地派出一個包括騎士統帥和庫西在內的代表團去評估他們的力量，並質問他們為何要如此殺氣騰騰地前來。平民們回答說，他們希望國王看到他們的力量，因為國王年紀尚幼，還從未見識過這種力量。代表團嚴厲要求他們回去並放下武器，假如他們希望國王進入巴黎的話。自羅塞貝克決戰後已經服軟的巴黎人的精神與他們的表現大相徑庭，他們未加絲毫抵抗地撤退了。王室軍隊卻得到通知，要擺出戰爭的姿態，而非和平的姿態——也就是要全副武裝地——進入巴黎。 庫西和桑謝元帥被派去打開城門，方法是將堅固的城門從其鉸鏈上御下，並移除街道上的鎖鏈。城門被扔在街上，以便國王可以從上面騎過——「將城市的驕傲踩在腳下」，正如聖丹尼斯的僧侶所悲傷地意識到的那樣。這激起了市民的憂慮和憤怒，他們設立了夜間哨所，並且說：「和平尚未到來。國王已經摧毀並掠奪了佛蘭德斯的土地，他也要對巴黎行同樣之事。」為了避免麻煩，使節們向人們宣布，不會有劫掠或傷害加身。在入城那天，以商會會長為代表的布爾喬亞、地方行政長官和500名貴族身著盛裝前去參加入城儀式，請求國王的寬恕。當他們跪倒在地時，國王及他的貴族們（庫西也在其列）在手持長矛的重甲騎兵的環拱之下從他們身邊經過，穿過被卸下的城門，進入了城市。 重甲騎兵立即占據了所有橋樑和百姓經常在那裡聚集的廣場。士兵寄宿的住宅被要求不得關門。所有擁有武器的人都被要求將它們裝在袋子裡送帶至盧浮宮，它們將從那裡進而運至溫森斯。 搜捕馬上開始，特別是那些布爾喬亞著名人士，王室將他們視為自己真正的對手。讓·德馬雷斯和尼古拉·德弗拉芒位列遭到逮捕的300名重要市民之中。兩名富裕的商人，一名布商和一名金匠，被立即處死，另有13人在一周之內被處死。在1358年得以活命的尼古拉·德弗拉芒現在走上了斷頭台。起義期間曾在市自衛隊中效力的所有布爾喬亞都被一個個地傳喚至御前會議面前，被判以重罰。恣意報復的國王政府在接下來的6周中繼續對市民進行強行定罪、罰款和處決。巴黎的梅納吉耶記錄說，「他們一次會砍下三四顆人頭」，總計被砍頭的人超過了100個，這還不包括在其他起義城鎮中被處死的人。 征服的標誌是對所有商品重新強征12便士（以里弗為單位）的銷售稅，外加葡萄酒稅和鹽稅——它們正是激起鉛錘起義以及巴黎人在前一年拒絕繳納的相同課稅。一周後，在城市統治階層全部到齊的會議上，國王的命令被當眾宣讀，廢除了巴黎人的優惠和特權。各城鎮於中世紀鼎盛之際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才贏得的引以為傲的自治權和特許自由權被一個集權政府所耗竭和吞沒。在巴黎，由商會會長和地方行政長官構成的職務遭到壓制，它們的權限被王室所接管。像在魯昂一樣，重要行會被剝奪了自治權，從此屈服於由巴黎市長所任命的監督者的管理。以前由商會會長主持的警察部隊被廢除，巴黎的防禦權落入了國王的手中。有可能成為麻煩之溫床的行會會議以及除上教堂之外的所有公眾集會都遭禁止。參與非法集會者將被視為「叛亂者和違命者」，將被判處死刑，沒收全部財產。 接下來是對讓·德馬雷斯的審判。聖丹尼斯的僧侶回憶說，他沒有像其他名人那樣離開巴黎，而是多容留了一年，一直在平息民眾的怒火，努力在宮廷與城市之間進行調停。為此他得罪了公爵們。一長串的告密者被帶上前來，支持對說他建議反叛者拿起武器的指控。他被判決死刑，被剝去法衣和兜帽，與另外12人一起被用馬車送至位於中央市場的刑場。在馬車中，他被安排在高於他人之處，「以便人人都能看到他」。他衝著聚集在街頭的人們喊道：「那些判我刑的人何在？讓他們來判斷我的罪名的合理性，假如他們能的話。」人們為他感到悲哀，但沒有一個人敢開口說話。 劊子手告訴他，如果他乞求國王的憐憫，他也許會得到對其罪行的寬恕，但馬雷斯回答說，他沒有做任何需要乞求寬恕的事，「但我只應向上帝乞求憐憫，謙卑地請求他原諒我的罪行」。在向眼含熱淚的民眾道別之後，他從容赴死。 事情仍未結束。王室於3月1日的鉛錘起義周年紀念日那天，在大理石桌庭院召集了一次大型集會。巴黎各家各戶都必須派人參加，參加者不得戴帽子頭巾。查理六世在其叔叔和御前會議的陪同下出席了集會，他坐在一個平台之上，聽擔任總理大臣的皮埃爾·德奧格蒙特以國王的名義宣讀對巴黎人自查理五世去世之後所犯下的所有罪行的嚴厲斥責。在宣讀完各項處決之後，他用可怕的聲音喊道：「事情還沒有結束！」人們知道自己的角色。恐懼的哀泣在人群中響起。身穿雜亂服裝、蓬頭垢面的囚犯之妻向國王伸出手去，含淚哀求憐憫。驕傲自大的王叔們和國王的弟弟路易跪下來請求進行民事的而非司法的懲罰——民事意味著罰款。奧格蒙特宣布，國王遵從其天生的善良及其親屬的請求，同意寬恕眾人，但假如巴黎人重新走上其邪惡之路的話，寬恕將被收回。囚犯將免於囚禁和死亡之痛，但不得免除罰款的繳納。一些有大量錢財的人的罰款數量相當於他們金錢、住宅和土地的總和，使他們一下子破了產。 亞眠、拉昂、博韋、奧爾良和其他城市都採取了相似的處罰措施，亞眠古老的赦免令被收回。巴黎的罰款總額高達40萬法郎，與外省份的數字相當。其中相當一部分都落入了國王叔叔們的口袋，或支付給已有兩年未拿到薪俸的騎士統帥及其他王室官員，補償包括庫西在內的貴族在佛蘭德斯戰役中的開銷。庫西收到了13.2萬法郎，以及從其領地徵收的稅金的1/3的抵押款，以彌補加固其城鎮和城堡的開支。 奇怪的是，在目睹他在拆除城門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後，庫西仍然是為巴黎人所喜愛的人物。民間有傳言說，「庫西之主不懼對國王提出規勸，告訴他，假如他毀掉自己的國家，他便會一無所有，只能揮動起勞工的鐵鍬」。這則描繪幹著農民工作的國王的預言占據了公眾的頭腦，將令人好奇地長期存在。 獅子的權威得到全面恢復。巴黎在長達30年的時間裡沒有商會會長；魯昂從未恢復在哈雷勒起義之前曾享有的那種自由。起義之所以在一些地方贏得了暫時的控制權，那是因為它們缺少有組織的和唾手可得的公共秩序的力量。這個國家沒有採取措施來迎擊革命，儘管相反，鎮壓的作用倒像一出慶典儀式般變得程式化了。 除了根特，起義之所以未能保持控制權，也是因為它沒有角色準備，它的隊伍遭到了分裂。窮人提供了爆炸性的力量，卻成了其利益與他們截然不同的商人階層的代理人。城鎮本身未能實現其目標，因為它們彼此為敵。根特繼續鬥爭了兩年多，直到路易·德邁爾死後，勃艮第公爵才恢復了對它的管轄，鞏固了他的遺產。在其他地方，公眾自由和自治權都被丟失或減少。艾蒂安·馬塞爾起義時所進行的過程仍在持續：在某種程度上，城鎮失敗了，君主政體勝利了，而通過經濟支持，王室越來越與貴族結為夥伴關係。 暴風雨過後，下層階級被視為更加危險，更令人懷疑。人們認識到，它是社會的動力部分，而非被動部分，有些人對此充滿恐懼，有些人對此充滿同情。「因此，清白之人必須死於飢餓，而這些惡狼則用他們填飽了自己的肚子，」德尚寫道。「這糧食，這穀物，除了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窮人的血汗之外，還能是什麼？因此他們的靈魂要懇求上帝為其復仇。禍哉，那些大人們、議員們和所有致我們於此的人，禍哉，所有充當他們爪牙的人，因為現在人們除了裝滿自己的口袋外，什麼都不在乎。」 起義的浪潮過去了，工人階級的狀況沒有絲毫改變。歷史天平上的慣性要重於變化。還要再等上400年，「鉛錘」們的後代才會攻占巴士底獄。 [1] il popolo di Dio，義大利語，意為「上帝的子民」。——譯者注 [2] Viva il popolo!，義大利語，意為「人民萬歲！」。——譯者注 [3] 上文為法語，意為「聖誕，聖誕，國王萬歲！」。——譯者注 [4] 該府第在一些當代手稿中被稱為里萊（Rieulet）或尼萊（Nieulet），位於如今已不復存在的、從現在的市政廳通至德里沃利大街（Rue de Rivoli）的聖讓－恩－格里夫大街（Rue St. Jean-en Grève）。該住宅的明細表上說，它於1379年出售給了拉烏爾·德·庫西，「王國的顧問」，這有可能是昂蓋朗的誤寫，後者在1390年的一份契據中說它是「我們巴黎的府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