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十六章 教廷分裂

在義大利，控制教皇國的戰爭於1375年硝煙再起。在短暫的和平時期，義大利人對教皇僱傭軍和法國使節的厭惡不降反增。一位法國教皇的代理人懷著殖民總督對當地人的那種蔑視來實施統治。蒙馬耶爾修道院院長（Abbot of Montmayeur）的侄子在出使佩魯賈時，對一位佩魯賈紳士的妻子垂涎三尺。他闖入她的房間，試圖強暴她，那位女士想要跳窗逃往一座相鄰的房屋，結果失足摔落在街上死去，這個侄子因此被捕。怒火中燒的市民代表團要求對其侄子進行司法審判，這時，院長滿不在乎地回應說：「Quoi donc!（那又怎樣！）你們認為所有的法國人都是太監嗎？」這個故事從一座城市傳到另一座城市，助長了人們的敵意，而在這方面，佛羅倫薩自認天下第一。 佛羅倫薩感到在其邊境上有個強大的教皇國對自己是個威脅，而這種感覺更因為霍克伍德在教皇雇用期間對托斯卡納的入侵而有所增加。在被迫花費13萬弗羅林的巨資讓他離去後，佛羅倫薩人相信，他是受到教皇的鼓勵來攻打他們的。反教皇主義現在遍及佛羅倫薩政策之中，在教皇派（Guelf）和皇帝派（Ghibelline）之間的永久不和中大幅搖擺。根據後來熱那亞的法國總督極為憤慨的描述，這場歷史悠久的動盪使得義大利人出於遺傳的、愚蠢的敵意而相互激烈爭吵。 沒有圍繞土地或主權的其他爭吵，他們只是說：「你是教皇派，我是皇帝派，我們必須彼此仇恨。」只因為這個原因，完全不知道其他原因，他們每天像狗一樣危害和傷害彼此，子學父樣，所以怨恨年年相因，沒有公正來矯正它……這個國家的暴君由此產生，由人民的聲音選出，沒有法律上的依據或對錯。因為一旦某個派別勝過另一個派別，比另一個派別更為強大，那麼那些將自己看得高高在上的人就會喊叫著說：「某某某萬歲！」「處死某某某！」他們會推舉出一個自己的成員而殺死自己的對手（假如對手不逃跑的話）。當其他派別重新占得上風時，他們的行徑如出一轍，在民眾的憤怒中（上帝保護我們不受他們的傷害），一切都被撕成了碎片。 迄今為止，民眾對教皇派所代表的教皇黨的敵意尚未達到拿起武器反抗教會的地步。在1374年至1375年的食物匱乏期，教皇的使節禁止將穀物從教皇國出口至佛羅倫薩，民眾的憤怒達到了劍拔弩張的地步。佛羅倫薩打出了上面用金色題寫著「自由」的紅色旗幟，於1375年組織了一場反叛教皇國的暴動，形成了反教皇聯盟，米蘭、博洛尼亞、佩魯賈、比薩、盧卡、熱那亞和所有在教皇國中有疆域野心的各類君主都加入了進來。 對於一位編年史作者而言，似乎「這些時間仿佛都處於一種產生衝突和爭吵的行星法則之下」。他記錄說，在錫耶納附近一個信奉奧古斯丁教義的修道院，「僧侶們用刀子殺死了他們的院長」，而在附近的一所修道院，在經過一番內鬥後，「6位同胞遭到驅逐」。由於天主教加爾都西會教士（Carthusians）中的爭吵，教團領袖走上前來，將他們全都請到了別的房子中。「在有血緣關係的親屬中間，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整個世界都在爭鬥。在錫耶納，沒有人會守信用，民眾既不贊同自己的領袖，也不贊同任何人，事實上，整個世界都鬼影綽綽。」 反叛使一個註定要成為新災難之催化劑的人開始發揮作用。教皇在義大利的使節日內瓦的羅伯特（Robert of Geneva）是位34歲的紅衣主教，他是個大無畏的人，重新奪得了對教皇財產的控制權。他是日內瓦伯爵（Count of Geneva）的兄弟，是路易七世的後代，查理五世的堂兄弟，薩伏伊伯爵和歐洲一半王室的親戚，所以像許許多多的王子一樣百無禁忌。他是個瘸子加斜眼兒，根據在即將到來的教廷分裂中的不同派別，有的將他描繪為又矮又胖，有的則將他描繪為英俊瀟灑、體格勻稱。舉止盛氣凌人、獨斷專行的他聲若洪鐘，口舌和文筆都很犀利，受到過良好的教育，精通數種語言，在人事管理方面精明世故，巧妙圓滑。 為了重新征服教皇國，他勸說格列高利十一世雇用僱傭軍團中最臭名昭著的布列塔尼人，其額外的動機是將他們從阿維尼翁郊區撤走。他們於1376年5月翻越阿爾卑斯山進入倫巴第，用受到紅衣主教使節祝福和奉祭的長劍將恐怖傳遍義大利。可是，他們未能占領教皇國的要地博洛尼亞，並且被佛羅倫薩人數次擊敗，這令其僱主怒不可遏。紅衣主教羅伯特懷著遭到挑釁的征服者的憤怒，決心通過暴行樹立榜樣，並在位於拉文納（Ravenna）和里米尼（Rimini）之間一座靠近東海岸的城市切塞納找到了機會。當駐紮在那裡的布列塔尼人四處奪取糧草卻不支付費用時，他們激起了市民的武裝反抗。紅衣主教羅伯特憑著自己紅衣主教的帽子莊嚴發誓會寬大為懷，說服切塞納人放下武器，並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贏得他們的信任：要求50名人質，然後立即釋放他們，作為善意的證明。隨後，他從附近的一座城鎮調來包括霍克伍德在內的僱傭軍，下令實行一場總屠殺，「為的是實施正義」。當有人提出異議時，他固執己見，叫囂說：「Sangue et sangue!（血流得越多越好！）」這就是他所說的正義。 他的命令得到執行。從城門於1377年2月3日關閉後的3個日日夜夜，士兵們大開殺戒。「所有街區都屍橫遍野。」數百人在試圖逃跑時，溺死在護城河中，被無情的刀劍從背後刺穿。婦女被掠走姦淫，兒童被索要贖金，屠殺過後是搶劫，藝術品被毀，手工藝品成了垃圾，「帶不走的東西，他們就一把火燒掉，使之無法使用，或推倒在地上」。死亡人數在2500人至5000人之間。8000名難民從那座遭到浩劫的城市逃往裡米尼尋求救濟。一代人之後，偉大的宣教者錫耶納的貝納迪諾（Bernardino of Siena）仍用那個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令觀眾不寒而慄。 據說，「並非完全不顧名譽的」霍克伍德將1000名婦女安全地送至里米尼，並允許一些男人逃走。還有報告說，當他的兩名士兵為了一個修女開展爭鬥時，他執行了所羅門王威脅要使用的解決方式，將修女劈成了兩半。可是，總的來說，相比屠殺，他對金錢更感興趣，所以在切塞納大屠殺後不久，他便放棄了遲遲得不到報酬的教皇的雇用，接受了佛羅倫薩和米蘭提供的更有利可圖的契約。為了使對這支偉大的僱傭軍永久地為己所用，貝爾納博·維斯孔蒂將自己與一個寵愛的情人生下的私生女以一萬弗羅林的嫁妝嫁給了霍克伍德。一個擁有36個活蹦亂跳的孩子的君主的政治資源是十分廣大的。 在其後20年的餘生中，霍克伍德過著富裕而受人尊重的生活，被市政府選為佛羅倫薩隊長，義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幾乎所有城邦國家都為其服務付費，或是為了免遭劫掠而付費。他給義大利遺留下了功成名就的掠奪者的榜樣，鼓勵了義大利的僱傭隊兵——雅各布·德爾韋爾姆（Jacopo del Verme），馬拉泰斯塔（Malatesta），科萊奧尼（Colleoni），斯福爾扎（Sforza）——他們很快便會取代那些外國隊長。 因「嗜血成性」和「切塞納的劊子手」而在義大利家喻戶曉的日內瓦的羅伯特從未為自己的行為尋找藉口，或尋求諒解。市民們一提到他，就像利摩日人提到黑王子時一樣咬牙切齒。他響徹全義大利的訴諸恐怖的行為，並沒有提升教會的權威。一位博洛尼亞的編年史作者在提及這次大屠殺時寫道：「民眾不再相信教皇或紅衣主教，因為這些都是粉碎一個人的信仰之舉。」 與此同時，教皇將佛羅倫薩逐出了教會，邀請非佛羅倫薩人去掠奪那些被放逐者的商業貿易。佛羅倫薩的商隊可能會遭到掠奪，債務收不上來，顧客不信守契約。佛羅倫薩的報復是剝奪教會財產，強迫當地教士不顧禁令，開放教堂。民眾的情緒異常高漲，竟將領導此策略的八人委員會稱為八聖徒，於是，與教皇的衝突在義大利編年史中被稱為「八聖徒之戰」（War of the Eight Saints）。 到現在，雙方都有理由希望終止戰爭。除了對佛羅倫薩的災難性影響外，被開除教會也對該同盟產生了各種影響。使義大利城邦的多個競爭對手長期協調一致是不可能的。對於教廷而言，從阿維尼翁保持對教皇國的控制權同樣是不可能的，當佛羅倫薩向羅馬提出讓羅馬加入聯盟的誘惑時，又平添了一種新的危險。格列高利及其前任都很清楚，教廷回歸故地是十分必要的。他身邊的喧鬧聲加重了此召喚的力量。 自1376年6月起，錫耶納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Siena，她將在死後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內被封為聖徒，並最終與聖方濟各一起被提名為義大利的保護聖徒）便在阿維尼翁力勸教皇通過重返聖座的方式發出改革教會的信號。她時年已經29歲，因其恍惚出神、欣喜若狂的狀態而受到尊敬，再加上她還聲稱，自己於領聖餐後的心醉神迷中得到了基督位於雙手、雙足和心窩上的5處聖傷。雖然這些聖傷只有她自己才看得見，可她的名聲大振，以至於佛羅倫薩委派她充當大使，與教皇商討和解及解除禁止事宜。凱瑟琳自己腦海中的更大使命是通過她與上帝和耶穌的完全融合，通過一個淨化的、煥然一新的教會來充任全人類的使徒。她的權威是直接對她說話的上帝的聲音，它們被保存在口授給其秘密信徒的《對話》（Dialogues）中。這些信徒相信，「因為聖父上帝通過與最光榮、最神聖的處女錫耶納的凱瑟琳心靈交談的方式親自授權……她會在一段時間裡陷入狂喜狀態，切切實實地聽到了上帝在她心中所說的話」。 在恍惚出神的背後是齋戒以及剝除睡眠和舒適的極端嚴苛的行徑。這樣的行為越是極端，一個人就越會使自己與物質生活相脫離。（據拉·圖爾蘭德里所言，「一日一餐是天使的生活，一日兩餐是普通男女的正當生活，一日三餐以上是牲畜的生活」。）據報道，凱瑟琳幾乎只以一點兒生萵苣為生，如果被迫吃東西，她會轉過頭去，將她咀嚼的東西吐掉，她胃部有任何食物和液體的殘留都會使她嘔吐。她7歲時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幻覺，從那時起便實行起苦行，這也許與她作為23個孩子中的最年幼者不無關聯。在那之後，她固執地將自己與一個以染色工為業的大家庭的世俗騷動隔絕開來，將自己的處女之身奉獻給基督。 那種結合的幻覺對凱瑟琳而言十分真實，正如它們對於許多通過進入宗教生活來逃離其婚姻束縛的婦女一樣。凱瑟琳寫道，基督「不是憑藉一枚銀戒」確認了與她的訂婚，「而是使用了一枚取自其神聖血肉的戒指，因為當他在行割禮時，就有一枚這樣的戒指從他神聖的身體上取下」。一位來自貴族家庭的多明我會修女在凱瑟琳20歲時教會了她讀書識字，於是凱瑟琳將雅歌讀了一遍又一遍，在其祈禱中不斷重複那位新娘的嘆息：「希望他用唇來親吻我」，而她得到的回饋是，耶穌向她現身，並贈予她「一個使她充滿了難以形容的甜蜜的親吻」。在她持久的祈禱在「完美的信仰」中得到固定並成為拯救有罪靈魂的工具時，耶穌在一個典禮上迎娶她為新娘，主持那場典禮的是他神聖的母親，出席者有聖約翰、聖保羅和聖多米尼克，大衛則用豎琴奏出音樂。 作為多明我會的一位第三級即非隱居成員，凱瑟琳投身於救死扶傷，救助犯人、窮人和病人，照看1374年的瘟疫受害者。在這場瘟疫中，她的兩位兄弟姐妹和8個侄子侄女先後死去。在一個極端時期中，她曾從一位住院病人的癌痛傷口處吸膿，仿佛是在將與基督傷口直接接觸的神秘強調付諸行動，以此作為精神體驗的來源。 用與凱瑟琳同時代的德國神秘主義者約翰尼斯·陶勒（Johannes Tauler）的話來說，「將嘴壓在耶穌的傷口上」是十分必要的。從傷口、荊棘、鞭打處流出的鮮血令狂熱者痴迷。它是種可以清除罪惡的聖浴。喝下它，用它來洗滌靈魂是種救贖。陶勒詳述了這個長期縈繞在他腦海里的主題，竟致覺得自己一定曾親身經歷了那個場景。他數了鞭痕的數量，知道耶穌曾被緊緊地捆綁在柱子上，以至於鮮血從他的指甲中噴了出來；皮鞭先是落在他的背上，然後落在他的胸口上，直到他皮開肉綻。聖布麗吉塔在其啟示中看到了他行走時血淋淋的腳步，而當他被戴上荊棘冠冕時，「他的眼睛、耳朵和鬍子如何鮮血直流；他的下頜擴大，嘴巴張開，舌頭腫大，鮮血淋漓。他的腹部內吸，緊貼脊骨，仿佛他不再有內臟似的」。 凱瑟琳在提及自己的新郎基督時，幾乎鮮不提及鮮血——「羔羊之血」「血的鑰匙」「充滿永久神性的鮮血」「飲下耶穌心中的鮮血」。句句有Sangue，Sangue和dolce（血與甜蜜）是她最喜歡使用的詞彙。由於沒有用筆的束縛，她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就連她忠實的告解牧師、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貴族和未來的多明我會領袖加普亞的雷蒙德（Raymond of Capua）有時都會在那千篇一律的語言洪流中陷入昏睡。凱瑟琳有那麼多的言論被保留下來，要感謝中世紀抄寫員逐字逐句記錄那個時期冗長演講的令人驚訝的本事。演講通常都充滿了重複，好讓聽眾有時間吸收所說的內容。信息和學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藉助於傾聽傳令、布道、演講和大聲的朗讀，正是出於這一原因，在印刷時代之前，抄寫員都經過嚴格訓練，以便記錄下那以後的任何時間的言論。 隨著有關凱瑟琳的幻覺和齋戒傳言的傳播，人們紛紛前來觀看進入恍惚之中的她。處於狂喜間隔期的她有著世間的心境和溫暖人心的常情理智，這時的她會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紛爭，使臭名遠揚的惡棍悔過自新，虔誠信仰基督。她需要名望和虔誠的信徒，對於這些信徒而言，她就像母親一樣，她召喚他們走向她，就像她所說的那樣，「就如一位母親將孩子喚至胸前」。他們反過來稱她為Mamma（媽媽）。從1370年起，她越來越多地參與進公眾生活中，在充斥著政治和精神建議的信件中向統治者、高級教士、城鎮委員會和個人發出忠告。 她的影響在於她絕對確信，上帝的意願與自己的意願完全一致。「按上帝和我的意願行事！」她在一封督促十字軍東征的信中命令查理五世說。在給教皇的信中，她用同樣的口吻寫道：「我要求……你發起對不信基督者的戰鬥！」「神聖而甜蜜的十字軍東征」是她僅次於改革的反覆論說的主題，格列高利本人在其任期內的所有信件中都在提倡十字軍東征，這不僅是為了抵禦土耳其人，而且將其作為調和法蘭西與英格蘭的關係、將僱傭軍引出歐洲的手段。儘管凱瑟琳呼籲國內和平，大聲疾呼「唉，唉，和平，和平，為了上帝……」，可她又懇求所有君主像過去一樣熱心地加入對不信基督者的戰爭。對她而言，十字軍東征本身即具有一種值得讚揚的宗教價值。使上帝的榮耀發揚光大是基督教徒的責任，其擁護者越是像凱瑟琳和菲利普·德梅齊埃那樣誠懇熱烈，他們對戰爭的號召便越慷慨激昂。 「當個男子漢，神父，站起來！……不要瀆職！」她恐嚇教皇說。霍克伍德也得到了同樣的告誡，讓他反對基督的敵人，而不是用悲慘和毀滅來折磨義大利。在一封由愛德蒙主教親自遞交的致「傭兵隊長喬瓦尼先生」的信中，她寫道：「因為你那麼樂於發動戰爭，英勇戰鬥，所以我甜蜜地懇求您，不要再對基督教發起戰爭，因為它違背了上帝的意願。」相反，她告訴他，去跟土耳其人作戰，以便「避免成為魔鬼的僕從和士兵，這樣你也許就會成為一個男子漢和真正的騎士」。 凱瑟琳最喜愛的勸告就是：「當個男子漢！」在凱瑟琳的奉獻中，聖母幾乎不大出現，她所有的激情都被聖子所吸引。不過，在人世間的事務中，她常常會呼籲女性的影響，不是給貝爾納博·維斯孔蒂寫信，而是給他意志堅定的妻子雷吉娜寫信；不是給匈牙利國王寫信，而是給他占統治地位的母親波蘭的伊麗莎白（Elizabeth of Poland）寫信。在給她想像中的十字軍領袖德安茹公爵的信中，她請求（眾人中的）他看輕現世的快樂和浮華，使自己在聖戰中與耶穌的十字架和激情相結合。當她親自拜訪他與公爵夫人時，其野心之一是準備充當十字軍領袖的公爵接受了那一使命。 在阿維尼翁，她受到淫蕩的氛圍和「罪惡的臭氣」的壓制，被那些出身高貴的貴婦的好奇心所壓制。這些貴婦對她的肉體又是戳又是掐，以便驗看她在聖餐之後的恍惚入神，甚至用長針刺她的腳。她稱呼教皇為神聖的或摯愛的父親，或「最甜蜜的孩子」（dolce babbo mio），對於他，她會在長篇累牘的信件中，當著眾人或在私人會面中，滔滔不絕地談論她的全部主題。在此期間，加普亞的雷蒙德會充當翻譯，因為凱瑟琳說的是托斯卡納方言，而教皇說拉丁語。她要求他從通過任命稱職的牧師進行改革著手，讓他不要依靠武器而是依靠仁慈和寬恕給義大利帶來和平，讓他不是帶著武裝衛隊和刀劍而是像受祝福的羔羊那樣手執十字架重返羅馬。「因為在我看來，神聖的善正在將狂暴的惡狼變成羔羊……我將帶著羞愧的他們進入你的懷抱……哦，神父，為上帝之愛帶來和平！」 在她那個時代由「狂暴的惡狼」帶來的所有苦難以及對宗教改革的所有渴望都通過她的聲音得以表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宗教改革意味著解除教會的敲詐勒索。在1372年的德國，教皇的收稅人被抓了起來，毆打致殘，下入監獄，有的甚至被勒死，而科隆、波恩（Bonn）和美因茨的教士則發誓，他們本人不會支付格列高利要求的什一稅。在飽受僱傭軍蹂躪的教區，什一稅使牧師們窮困潦倒。許多牧師揚長而去，留下無法舉辦聖餐和聖禮的村子，聽任空蕩蕩的教堂日漸腐朽或是用作牲口棚。一些牧師去干酒館老闆、馬販子或其他對於教士而言因不體面而不允許乾的工作以貼補其菲薄的薪俸。 在上層社會，財產和世俗官職吸引著高級教士，使他們無暇顧及其主教教區。因為教會可以向一個野心勃勃的人提供一份既有權又有錢的職業，所以許多進入教會的人都更關注物質的而非精神的回饋。「對上帝的畏懼被扔在了一邊，」布麗吉塔在羅馬哀嘆道，「替代它的，是金錢的無底洞。」她說，全部十戒都縮減為一戒：「把附近的錢都帶過來。」 意識到其過失的教會發布了源源不斷的教令，譴責褻瀆的著裝、納妾行為、缺乏熱忱，但它與愷撒之事緊密相關，若不摧毀其既得利益，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加以改革。它變得十分依賴在阿維尼翁的流放者中的財政體系，雖然人人都知道改革的必要性，但等級制度必定會依照其本質行事，拒絕改革。就連清醒時刻的凱瑟琳也知道改革不可能從內部進行。當雷蒙德神父在聽說有關教會的新醜聞而禁不住流下眼淚時，她對他說：「現在別哭，因為有你哭的時候」，因為在將來，不僅俗人，就連神職人員也會起而反對教會。她說，只要教皇嘗試改革，高級教士們就會做出抵抗，於是教會「將被一種異教徒的禍害所瓦解」。 凱瑟琳本人從不信仰異端，從不大失所望，從不俯首帖耳。教會、教廷、教職、多明我會就是她的家，它們的聖潔是她的基石。她斥責它們，但打心眼裡信仰它們。教士們的不抱幻想本身就會導致大異端的產生，如威克利夫和下一代的揚·胡斯（Jan Hus）。 凱瑟琳的呼籲給了格列高利以力量，使他抵制住了由法國國王和反對將教廷遷回羅馬的紅衣主教們所施加的壓力。查理五世堅稱「羅馬只不過是教皇恰巧待過的地方」，並派自己的兄弟安茹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去勸阻教皇。紅衣主教們也做出了同樣的努力，反對他在正值「被一場摧毀整個世界的戰爭弄得長期勢不兩立的」法蘭西國王與英格蘭國王舉行需要他幫助的和平會談時前往羅馬。格列高利不為所動。儘管預感到形勢嚴峻，但他深信，只有他的存在才可為教廷保住羅馬，而當羅馬答應，只要他回去，它就表示服從時，他便再也等不下去了。 他不顧其法國出身所承載的全部期望和孱弱的身體，於1376年9月出發，儘管一場可怕的暴風雨如同警告般地毀壞了他的船隻。在最後一刻，他年事已高的父親紀堯姆·德博福特伯爵（Count Guillaume de Beaufort）以當時的那種不加約束的身體姿態，匍匐在兒子面前，懇求他留下來。格列高利跨過父親，嘴裡不孝地低聲念著讚美詩：「書上寫著，你當腳踩蝰蛇，踏平蛇怪。」他的一位經陸地前往的主教寫道：「哦，上帝，要是大山移動，擋住我們的去路，那該多好。」 由於羅馬地區的不安全性，他直到1377年1月才進入羅馬，15個月後，在1378年3月，格列高利逝世。在此期間，他像自己的前任烏爾班五世一樣在義大利的政治騷亂中苦苦掙扎。在困難和不停地吵嚷著要返回阿維尼翁的法國紅衣主教的包圍之下，據說他同意回去，但因為感覺到了死亡的逼近，所以故意拖延，好死在羅馬，這樣一來，新教皇的選舉就應該在那裡舉行，從而將教廷留在它屬於的地方。他的令人尊敬的意圖促成了將徹底毀滅中世紀教會的危機。 教廷分裂與教義或宗教問題毫不相干。16位紅衣主教出席了羅馬的教皇選舉會議，其中一個是西班牙人，4個是義大利人，還有11個屬於兩個敵對的法國教派：利穆贊派（Limousins）和高盧派（Gallicans）。既然法國的兩個教派都不打算從另一個教派中選出一個教皇，便發生了緊鑼密鼓的投票遊說，其中，高盧派的領袖日內瓦的羅伯特早在格列高利去世之前便已十分活躍。當任何一位紅衣主教都無法獲得必不可少的2/3的多數票時，與會者共同的意見是，找一個局外人作為折中候選人，他要確保兩個法國教派誰也不會壓倒誰。此人就是巴爾托洛梅奧·普里尼亞諾（Bartolomeo Prignano），巴里大主教（Achbishop of Bari），法庭的副大法官，那不勒斯人，出身卑微，個頭矮小，肥胖結實，皮膚黝黑，工作勤奮，表面謙和。由於他曾在阿維尼翁長期服務，法國的兩派都認為他是個易於掌控的被保護人。儘管他強烈反對僧職買賣和腐敗，具有義大利南方人的易激動的脾性，但紅衣主教們認為，社會地位要低於他們的他是可控的，最重要的是，他會順從地返回阿維尼翁。 由於格列高利之死，羅馬市民終於看到了一個終止法國教皇統治的機會，於是向梵蒂岡派出了一個由重要市民構成的代表團，督促它選出一個「義大利籍的高尚之人」，尤其是一個羅馬人。這個選舉團中有兩個羅馬人，一個是聖彼得大教堂的紅衣主教泰巴爾代斯基（Tebaldeschi），他是個「善良的、聖徒一般的人」，但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另一個是紅衣主教奧爾西尼（Orsini），人們又覺得他太過年輕，缺乏經驗。他們的同事不想要他倆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們是羅馬人。 顯然預計到了此次評分的困難性，法國的紅衣主教們將自己的家眷連同其所有的財寶、餐具、珠寶、金錢、書籍以及教皇的財富都搬進了聖天使堡，並要求城市提供安全措施，確保公共秩序，保護他們免遭暴力和侮辱。不敢冒風險的紅衣主教日內瓦的羅伯特穿上了一副鎧甲；西班牙紅衣主教佩德羅·德盧那（Pedro de Luna）口授了自己的遺囑。因為紅衣主教們未保證要選出一個羅馬人，便有謠言傳出，說一個被法國人左右的教皇將意味著教廷會重返阿維尼翁。公眾群情激奮，在被「許多強壯的士兵和好戰的貴族」圍在中間的紅衣主教們進入梵蒂岡召開教皇選舉會議時，氣勢洶洶的人群聚集了起來。從窗戶下傳來平民的叫嚷：「Romano lo volemo!（我們要一個羅馬人！）Romano! Romano!」被暴民處以私刑的已故的科拉·迪里恩齊和雅各布·范阿特維德的幽靈浮出了表面。 因為害怕自己的性命不保，紅衣主教們不顧渾身顫抖的老紅衣主教泰巴爾代斯基的抗議，讓他戴上主教帽，穿上法衣，出現在教皇寶座上，仿佛他已被選為教皇，從而使他的同事們有足夠的時間從梵蒂岡逃至城市外面有強兵保護的地方。當聖彼得教堂的鐘聲在衝撞和騷亂中響起時，人們發覺自己上當了。民眾的尖叫聲變成了「Non le volemo!」[1]和「處死紅衣主教！」。有人抽出了寶劍，闖入教皇地窖的醉鬼們變得粗暴和喧囂起來。 第二天，4月9日，紅衣主教們宣布，選舉巴里大主教為烏爾班六世，並在重兵保護下，於「怒目而視」之中，護送騎著一匹白色馴馬的他依照傳統騎行至拉特蘭教堂。選舉和即位通知被傳達給了留在阿維尼翁的6位紅衣主教，沒有提及它在脅迫之下有可能失去效力的可能性。相反，在新教皇當政的第一周，紅衣主教們將烏爾班的職位當成了一個既成事實，一股腦地向他提出常規的有俸教職申請，並要求他提拔自己的親戚。 使烏爾班具有了超出那些出身高貴的紅衣主教之上的權威的教皇權力立即沖昏了烏爾班的頭腦。他從一個完全沒有準備登上教皇寶座的卑微的、不引人注目的官吏，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執拗的、給僧職買賣帶來滅頂之災的人。他這樣做，並不是受到了宗教熱誠的驅動，而僅僅是出於對特權的仇恨和嫉妒。他公開嚴懲怠工、奢侈、淫亂的紅衣主教，禁止他們占據或出售多個有俸教職，禁止他們接受年金、錢財禮物和來自世俗資源的其他好處，命令教皇司庫不得按照慣例支付給他們來自有俸教職的一半的收入，而是用它來重建羅馬的教堂。更糟糕的是，他命令這些教會的君主將其餐飲縮減至一道大菜。 他不講策略、不顧體面地痛罵他們，他的臉因為憤怒而脹得像豬肝一樣，聲音嘶啞刺耳。他用粗魯的惡意抨擊和「放屁！」和「住嘴！」之類的叫喊打斷他們。他稱紅衣主教奧爾西尼為sotus（笨蛋），趕上去想打利摩日的紅衣主教，幸虧被日內瓦的羅伯特攔了下來，後者把他朝後推去，嘴裡叫著：「聖父，聖父，你在幹什麼？」他指責亞眠的紅衣主教在充當英法兩國的中間人時收取雙方的錢財，拖延不和好讓自己賺個盆滿缽滿，使得那位紅衣主教站起身來，用「難以形容的傲慢」稱教皇為「說謊者」。 被剛愎自用沖昏了頭腦的烏爾班沒頭沒腦地開始插手那不勒斯的世俗事務，宣布這個王國統治不力，因為其統治者喬安娜女王是個女人，並威脅說要將她投到修道院，或是罷免她，因為那不勒斯作為教皇的封邑，沒有交納相應的貢物。他帶著惡毒的心思從事的這種全無必要的爭吵為他的敵人提供了基礎。 讓烏爾班爬到自己腦袋上的那些人的感覺可能無法找到恰當的形容。有些人覺得，權力帶來的利令智昏使得教皇furiosus et melancholicus——簡言之，就是瘋了。暴怒和侮辱也許一直就有，但不會干擾稅收和特權。當烏爾班斷然拒絕按照原有的安排返回阿維尼翁時，危機悄然而至。紅衣主教們甚至不願像以往對待一個難管束的教皇那樣，試試任何讓他簽署「放棄」其權威的協議的折中辦法，而是決定執行廢除他的致命過程。由於沒有因不稱職而驅逐一位教皇的程序可循，他們的計劃是宣告此選舉無效，理由是它是在暴民的暴力脅迫之下做出的。毫無疑問，當他們選舉烏爾班時是受到過威脅，但同樣清楚的是，他們在聽到威脅之前就已經決定要選他了。 一場無效選舉的第一個暗示於1378年7月流傳開來，紅衣主教們開始通過那不勒斯王國的一個貴族豐迪公爵（Duke of Fondi）聚集軍事支持。與此同時，羅馬人及其武裝力量集結在烏爾班周圍，他因為拒絕返回阿維尼翁而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他通過與佛羅倫薩達成和平協議、解除禁令、使百姓歡欣鼓舞的方式鞏固了自己的地位。他的帶著橄欖枝的信使只這一次使教皇深受佛羅倫薩人的歡迎。條約正在起草。紅衣主教們在曾與庫西在瑞士並肩作戰的西爾韋斯特·布代斯的布列塔尼僱傭軍的護衛下搬出了羅馬，前往教皇位於阿納尼的夏季行宮。在這裡，他們於8月9日發布了一則致全體基督王國的通告，宣布烏爾班的選舉無效，理由是，他們是在聽到「喧囂而可怕的聲音」時因為「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才進行了那一選舉。在宣布聖座空置後，他們預先拒絕了任何由促進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聯合的委員會所做出的仲裁，理由是只有教皇才能夠召集會議。在進一步的公告中，他們正式向烏爾班發出詛咒，說他是「反基督者，魔鬼，叛教者，暴君，騙子，憑武力當選者」。 廢除教皇是種宿命之舉，因為很難想像，紅衣主教們會主張教廷分裂。相反，他們行動時深信，通過全體退出元老院，他們就可以迫使烏爾班辭職，最壞也是通過武力罷免掉他。在一場力量測試中，充當其軍事武裝的布代斯的連隊已經在7月的一場小衝突中戰勝過教皇的羅馬支持者。 紅衣主教們的首要動機是確保查理五世的支持。法蘭西國王收到的所有信息都對烏爾班大大不利，而國王的政治利益無論如何都與紅衣主教們相一致。他於9月11日召集了一次由高級教士和法學博士、神學家參加的會議，聽紅衣主教的使節陳述他們的情況。在考慮了兩天之後，會議清醒地建議國王無論如何都要避免就「如此高級、危險和令人懷疑」的問題急於做決定。如果這是種推諉的話，它也是個查理未加遵循的深思熟慮的警告。儘管他在表面上什麼也沒做，可後來的事態發展表明，他必定傳達了支持紅衣主教們的保證——他一生中的重大決策失誤。 在做了進一步的法律準備並致力於獲得巴黎大學的贊同（它並沒有到來）後，紅衣主教們轉移至位於那不勒斯境內的豐迪，並於9月20日召開了一次教皇選舉會議，從其自己的成員中選出一位新教皇。在當下的環境中，想要尋找一位強勁而果決之人的他們做出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選擇。那個在同一天被選出、登基、加封為克雷芒七世的人的就是日內瓦的羅伯特，「切塞納的屠夫」。 一位反教皇的選舉必定是分裂性的，教廷的利益也許一直被認為是要求一種儘可能為義大利人所接受的選擇。選出一個被義大利各地所恐懼和厭惡的人表明了一種幾乎與烏爾班的行為同樣瘋狂的權力方面的傲慢自大。也許到這時，14世紀尚不十分健全。如果得到啟蒙的自我利益是心智健全的標準的話，那麼用米什萊的裁決來說，「沒有哪個時代比它更瘋狂得自然而然」。在法國人的統治下，紅衣主教團完全不顧及義大利人的感情，並且他們對以改革之名減少稅收是如此畏懼，就連3個[2]義大利紅衣主教也心照不宣地對投票表示贊同。這是被放逐者在阿維尼翁的最終成果。只有一種深刻的物質主義和憤世嫉俗才有可能允許將日內瓦的羅伯特置於聖保羅教堂的寶座上。改革者的抱怨不可能有更具說服力的證明。 「噢，不快樂的人！」凱瑟琳叫道，說出了人的心聲，「你們本該用教會的乳汁養育自己，成為她花園裡的花朵，散發甜蜜的芬芳，成為支撐教皇及其言辭的棟樑，像明燈一樣照亮世界、普及信仰……你們是世上的天使，卻轉向了魔鬼的道路……原因是什麼？自私的毒藥毀滅了世界。」如果說她豐富的想像是混亂交雜的，它也是對教會中的大人物感到敬仰的方式和與此相應的背叛感。伴隨著時常突破其語言狂想的天生常識，凱瑟琳絕不相信紅衣主教們說他們是在脅迫下選出烏爾班的聲明。 烏爾班根本沒有辭職，而是在一周之內創建了一個全新的紅衣主教團，並雇用了由第一位義大利用兵隊長阿爾貝里戈·達巴爾比亞諾（Alberigo da Barbiano）帶領的僱傭軍，依靠武力來維持他的皇座。與教廷分裂分子的戰爭給了凱瑟琳一份新的神聖事業。「新的殉道者現身的時候到了。」她鼓勵烏爾班，「你是你家族的第一人，你將摘取多麼偉大的碩果！」情況得到了最初的證實。在一場與對手在西爾韋斯特·布代斯和克雷芒的侄子蒙茹瓦伯爵（Count of Montjoie）指揮下的軍隊的交戰中，烏爾班的軍隊大獲全勝。他們重新奪取了天使堡，俘虜了兩個敵方隊長，結果是，克雷芒不得不逃離羅馬，在那不勒斯的喬安娜那裡尋求庇護。可是，民眾對他是如此憎恨，他們高喊：「處死反基督者！處死克雷芒和他的紅衣主教！如果女王保護他們，就處死女王！」於是他被迫離開。因為在義大利沒有任何安全的容身之地，他於1379年4月帶著紅衣主教們重返阿維尼翁。 由於一個教皇和紅衣主教團在羅馬，另一個教皇及紅衣主教團在阿維尼翁，教廷分裂現在成了可怕的事實。它將變成一個困苦不堪的世界的第四種災禍——繼戰爭、瘟疫和自由連隊之後。自從豐迪選舉以來，每個最高權力都選擇了支持一方，其結果通常是，在統治者與教士之間或教士與平民之間產生了分歧。查理五世於1378年11月正式承認克雷芒，出台一則公告，禁止王國中的任何人，無論是教士還是俗眾，尊奉烏爾班。他拒絕一個促進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聯合的委員會按照巴黎大學的建議所做的安排，因為他不想要一個也許會證明是在與法國利益作對的解決方案。深陷困境的大學被迫順從。 自然而然地站在法國和法國教皇對立面的英格蘭保持了對烏爾班的忠誠，蘇格蘭自然站到了另一邊。佛蘭德斯雖說是法蘭西的封邑，卻站在烏爾班一邊，這主要是因為，佛蘭德斯伯爵在戰爭中遵循的是支持英格蘭的政策。查理四世皇帝死得恰逢其時，避免了做出決定，但他的兒子和繼任者溫塞斯勞斯雖說最近才在巴黎得到盛情款待，卻宣布支持烏爾班，並將帝國的大部分帶了過去，只有像與法國密切相連的艾諾和布拉班特這樣的地區除外。新皇帝所採取的立場，以及匈牙利、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步其後塵的立場，令查理五世大失所望，他本以為自己的決定會使其他君主隨其波而逐其流，使烏爾班被孤立並被迫辭職。 查理的老盟友卡斯提爾國王唐恩里克也在站邊之前死去，而他的兒子胡安一世（Juan I）雖說被查理五世施以重壓，要求他支持克雷芒，可他卻寧願保持「中立」，他說，儘管忠於法國同盟，可他也不能迕逆其國民的道義之心。他寫道，普通民眾、貴族、教士、博學之人都是烏爾班的支持者。他尖銳地質詢查理：「政府，或聰明的君主，何曾戰勝過公民有理有據的道義之心？壓制自由的靈魂會得到怎樣的懲罰？」在西班牙的不穩定狀態超出了常態的任職期間，胡安一世時不時地發出有關統治者與臣民之間的關係的認真思考。不幸的是，查理已經證明，他確實能夠挫敗「公民有理有據的道義之心」。阿拉貢的佩德羅四世（Pedro IV）也曾試圖採取中立這一庇護所，但在教廷分裂中的中立是種幻想。政治壓力迫使西班牙國王，最終還有葡萄牙國王，都選擇了克雷芒。 遭否認後的烏爾班的行為變得較以前更野蠻、更失去理性和更難以控制。他因那不勒斯的喬安娜支持克雷芒而開除了她的教籍，宣布將其罷黜，而扶持她的眾多覬覦王位的親戚之一，都拉佐的查理（Charles of Durazzo）。烏爾班從此使自己的教廷陷入了一場冷酷無情的衝突之中。他與錫耶納的凱瑟琳就此問題發生了爭執，而當她不久之後於1380年死於心甘情願的貧困時，他失去了自己陣營中一向最溫暖的聲音。他竭盡所能地扶持一個扶不起的阿斗，他的侄子弗朗西斯科·普里尼亞諾（Francesco Prignano），而當都拉佐的查理拒絕授予這位侄子以某種恩惠時，烏爾班訴諸了武力。在被都拉佐的查理包圍時，教皇一天上了4次城垛，宣布開除包圍者的教籍。如果說他之前還沒有瘋的話，那麼紅衣主教們現在的挑釁已使他精神錯亂。 在他的狂亂與仇恨心的日益離間下，烏爾班的兩位紅衣主教背叛了他，跑到了克雷芒的陣營，但大多數人覺得自己別無選擇，他們寧可留在烏爾班身邊，也不願接受回歸法國統治的狀態。受累於一個發瘋教皇的他們計劃成立某種攝政委員會來控制他，同時對他進行保護性的監護，但烏爾班獲知了這一陰謀，逮捕了6個涉事的紅衣主教。一位在窗下走來走去的觀察者報告說，當紅衣主教們被嚴刑拷打以榨取其對陰謀的供認時，烏爾班卻一面聽著受害人的叫喊聲，一面大聲地誦讀自己的每日祝禱書。5位紅衣主教因陰謀罪而被處死。第六位是位名叫亞當·伊斯頓（Adam Easton）的英格蘭紅衣主教，因查理德二世的干預而活了下來，成了自己的所見所聞的證人。隨著時間的流逝，烏爾班變得像他的對手一樣令人仇恨和遭人撻伐。神聖教會有這樣兩個人把握其領導權，似乎上帝有足夠的理由後悔其在地球上的落戶了。 在這個世紀所有可預知的「前所未聞的邪惡和不幸」中，教廷分裂對普通人思想的影響最為有害。當每個教皇都將另一個教皇的追隨者開除教籍時，誰能夠保證會得到救贖？每個基督教徒都發現自己處於這個或那個教皇的詛咒懲罰之下，卻又沒法確定自己尊奉的那一位是真正的教皇。人們也許會聽說，自己牧師提供的聖餐是無效的，因為他是由「另一位教皇」任命的，或者用於洗禮的聖油是不聖潔的，因為它受到了一位「分裂教派」的主教的祝福。在有爭議的地區，有可能會任命兩個主教，每個都會舉行彌撒，宣布另一位主教的儀式是褻瀆神明的。在不同國家的同一個宗教教團也許會效忠於不同的教皇，它的修道院會有兩個相互競爭的院長主持，修道士們因衝突而分裂。當事情像在佛蘭德斯那樣，政治與經濟的敵對狀態使得一座城市與克雷芒支持的法國結盟時，忠於烏爾班的人因懼怕生活在反基督者的統治之下，紛紛放棄家園、店鋪和生意，搬往持有「正」念的主教教區。 儘管製造教廷分裂的不是宗教問題，但一旦分裂成為一個既成事實，教派成員就會被成為後來的宗教戰爭之標誌的同樣的仇恨所分裂。在法國的奧諾雷·博內特（Honoré Bonet）眼中，烏爾班似乎是顆正在隕落的星辰，是手持聖約翰的天啟幻象中的「無底洞」的鑰匙的人。從洞中騰起的遮雲蔽日的「大熔爐的濃煙」正是讓教廷暗無天日的教廷分裂。與之相伴的「蝗蟲和毒蠍」是「變節的」羅馬人，他們藉助於威嚇教皇選舉團，促成了錯誤的選舉。 自從教皇的收入被砍半之後，分裂的財政影響是災難性的。為了維持每個教廷免於破產，僧職買賣變本加厲，有俸僧職和晉升之途在壓力之下被出售，對各種各樣的精神豁免的索價水漲船高，正如衡平法院向法庭需要的每份卷宗都要收稅一樣。作為宗教改革運動之火種的特赦的兜售在經濟上變得極為重要。改革未行，弊端橫生，這進一步破壞了信仰。依照《查理六世統治時期的編年史》（Chronicle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VI）的作者、聖丹尼斯的僧侶的記載，當一位法國主教或修道院院長逝世時，阿維尼翁的收稅人會像禿鷹般降臨，藉口要彌補拖欠的教士的什一稅，將其物品和陳設一併捲走。「在每個地方，上帝的儀式都遭到忽視，忠誠的奉獻越來越少，王國被榨乾了金錢，教士們四處流浪，被悲慘的境遇所壓倒。」 每位教皇的使節都不再為英法間的和平而努力，而是公開地為這一方或那一方服務，因為每位教長都在尋求軍事支持以消滅對手。與此同時，他們的相互謾罵和圍繞教會實體的不光彩鬥爭使基督教王國每況愈下。教會被拉扯向不同的方向，令那位聖丹尼斯的僧侶悲嘆不已，「就像在放蕩場景中看到的一位妓女」。她成了「全世界人的譏諷主題和嘲笑對象，人們每天都在編造有關她的歌謠」。 查理五世較其他任何人都該為允許教廷分裂的發生擔負責任，因為如果沒有法國的支持，克雷芒就不會有立足之地。他剛當上教皇，便通過將從法國教士身上收取來的稅收的1/3授予國王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最終，查理的選擇將摧毀他為恢復法國所取得的一切成果。一心只想著重新得到一個受法國人影響的法國教廷的他一直假設，他的候選人可以強行上崗。雖然有智者之名，可他還是未能免於統治者的職業病：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控制事態的能力。 誰都不會像國王的兄弟安茹公爵那樣熱情洋溢地支持克雷芒，因為他有自己的野心。公爵在聽說克雷芒當選的那一刻，便將這一消息傳遍了土魯斯的大街小巷，與之相伴的，是在大教堂舉行的彌撒和在所有教堂唱響的感恩讚美詩。他把新教皇說成是一個「關係密切的親戚，像我一樣，是法蘭西家族的後代」，命令朗格多克尊奉新教皇，為紅衣主教們送去錢財，派出使節在佛羅倫薩、米蘭和那不勒斯尋求支持。當克雷芒被烏爾班打敗，丟失了義大利時，他向安茹申請軍事支持。安茹的要價是一個王國。 根據他們之間於1379年4月17日在一份教皇詔書中得到確定的協議，安茹將奪回義大利的教皇國，並將其大部分留在自己治下（只有羅馬和那不勒斯除外），成立亞得里亞王國（Kingdom of Adria），王國得名於將位於其沿岸的亞得里亞海（the Adriatic）。這個橫跨亞平寧山脈的王國將包括費拉拉（Ferrara）、博洛尼亞、拉文納、羅馬涅地區（the Romagna）、安科納邊境（the March of Ancona）和斯波萊托（Spoleto）公國。它將是教廷的封邑，每年向教廷支付4萬法郎的數額；安茹每3年將給教皇一匹白色騎用馬，作為隸屬關係的象徵。教皇詔令明確表示，亞得里亞和那不勒斯永遠都不應歸一位統治者統治。安茹得到了一個為期兩年的延長期來集結財物和軍隊，但如果在兩年之後的兩個月中，他仍未領導進入義大利的征戰，或派一位「能力卓越的將領」代替自己，這份協議便將失效。 亞得里亞是個空中樓閣。既然教皇的軍隊在所有戰役中都從未成功地重新奪得對祖傳遺產的控制權，我們也就沒有理由假定，一個法國君主將在他們的失敗之地大獲全勝。但從這時起，對自己權力的過高估計越來越多地影響到了法國政策；抑制它的可行性越來越小。與此同時，克雷芒迫切需要安茹的幫助，以維護喬安娜女王在那不勒斯的王位，這是克雷芒在義大利的唯一基地。為了讓他前來維護她的既得利益，安茹作為女王的遠房親戚，被提名為無兒無女的女王的繼承人。通過提名同一個人來當未來的那不勒斯國王和假定的亞得里亞國王，克雷芒恰恰是在安排被他所禁止的單一統治者，但也許他從未預期安茹會兩者兼得。在那不勒斯的召喚下，安茹的命運現在取決於義大利，不久，庫西就會被拖到那裡。 為了使法國公眾擁護克雷芒，一旦王室政策堅定地支持他，那麼所需要的就不僅僅只是法令而已。從1379年的4月一直到5月，在巴黎舉行了一系列的公共集會，為的就是要加深貴族和市民對烏爾班選舉無效性的印象。最近遭受了烏爾班打擊的利摩日的紅衣主教親自前來講述所發生的一切，並手捂著胸口，呼喚上帝、天使和聖徒們作為自己誠意的證人，發誓說紅衣主教們是「在死亡的恐懼之下」為烏爾班投的票。相反，他說，克雷芒是在對於選舉一個真正的羅馬教宗所必不可少的正確而恰當的條件下做出的選擇。繼他之後，查理五世站起身說，所有有關接受克雷芒的謹慎躊躇現在都減輕了，因為很清楚，一個像利摩日的紅衣主教這樣具有權威和智慧的人是不會「因為愛或恨一個活著的人而詛咒自己的靈魂的」。在進一步的會議上，又有紅衣主教以莊嚴的誓言證實了脅迫之說。 5月7日，當著國王、安茹和庫西之主的面，當著其他領頭的貴族、大臣、高級教士和神學專家的面，一個聚集於溫森斯城堡的令人難忘的小組會達成了正式的一致意見。每位紅衣主教再次輪流接受了國王的質詢，宣稱會憑著良心說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以便廓清所有猶豫不決的懷疑想法，「鞏固他們的信仰」。在那之後，與會者（雖然許多人心中深藏著煩惱）進行了一致的投票，支持新教皇。一周後，為了取悅公眾，一場盛大的典禮在聖母院廣場舉行。在那裡，還專門為此場合搭建了一個平台，好讓得到德安茹公爵支持的四位紅衣主教宣布克雷芒七世的出現，並宣布任何拒絕順從的人為教廷分裂分子。 巴黎大學始終心有不甘。較少受世俗官員的折中方案之影響的神學大師不像主教們那樣易於屈服。對於他們而言，聖彼得教堂的傳承是件嚴肅的事。在來自王室的極端壓力之下，他們於5月30日正式接納了克雷芒，但順從是悶悶不樂的，並非毫無異議，這是麻煩的先兆。兩年後，在查理五世死後，所有4位教職人員通過了一份決議，支持一個終結教廷分裂的常務理事會，並呼籲王室召集這樣一個會議。儘管召集的權威性是不確定的，但在教會的歷史上，迄今為止已舉行了15次此類會議，以便解決嚴肅的教義問題。大學1381年由一位神學教師讓·魯斯（Jean Rousse）發出的呼籲十分必要地專注於當時的攝政王德安茹公爵。公爵想要殺一儆百地讓所有此類言論噤聲，於是下令逮捕魯斯，並將其打入夏特萊堡監獄。對於教士們和大學的冒犯引發了一起醜聞，當魯斯的釋放要以遵守安茹公爵禁止任何有關理事會或教皇選舉的討論的命令為代價時，這起醜聞仍甚囂塵上。 在遭到疏遠和灰心沮喪之餘，首屈一指的神學博士們逃往羅馬，加入烏爾班的陣營。其他人也紛紛離去。支持烏爾班的國度的學生和教員無法處於支持克雷芒者的管轄之下，於是離開前往位於義大利、羅馬帝國和牛津的大學。一位即將離去的教師說，在法國，「知識之子已經歷了一種衰落」。作為偉大的世界中心的巴黎大學的衰落由此開始。 在英格蘭，教廷分裂將威克利夫帶到了導致新教的轉折點。剛開始時，他將烏爾班視為一位改革者，對他大表歡迎，但隨著兩位教皇的財政弊端變得更加罪惡昭彰，他逐漸認為，反基督者和教廷分裂都是一個腐化墮落的教廷的自然結局。他相信，自從教會允許用金錢來交換懺悔的那一刻起，其結果便只有一個：邪惡。在教廷分裂後，他對自內而外的改革感到絕望，於是在1379年得出一個激進的結論：既然教會無力進行自我改革，那它就必須在世俗的監督下進行改革。他現在將國王看作地球上的上帝的牧師，主教們從他那裡獲得權威，而通過他，作為教會守護者的國家可以強行推動改革。在戰勝教會攻擊那一理論的詆毀辱罵的過程中，威克利夫現在準備掃除整個教會的超級結構——教廷、等級制度、教團。已經否決了教會的神聖權威的他，現在到了開始否決其本質的時候——否決聖禮的力量，尤其是聖餐的力量。 在一種達於極點的異端邪說之中，他將救贖從教會這個代理機構轉向了個人：「因為每個應當被詛咒的人都應當被他自己的愧疚所詛咒，每個應當被拯救的人都應當被他自己的美德所拯救。」不知不覺地，現代世界自此出現了端倪。 當威克利夫宣揚剝奪教會的世俗財產時，他擁有一些強有力的朋友，可當他否決聖職系統時，他的老主顧們由於害怕異端和地獄之口而紛紛撤離。1381年，一個由12位牛津大學的博士組成的委員會將宣布他的8個論點是非正統的，14個論點是異端的，將禁止他再作演進或布道。儘管他的聲音沉寂下去了，但他的事業則通過英語《聖經》的傳播而得到傳播。整部經文100萬字，其中有3/4都是由威克利夫及其弟子們從拉丁語翻譯過來的，他們是在做一件危險的事：繞過牧師，打開直接通往上帝的道路。在農民起義之後的未來的激烈反應中，當羅拉德教派被當作顛覆之幫凶而備受侵擾之時，僅僅擁有一本英語《聖經》便可能使一個人犯有異端之罪，而抄寫多部《聖經》則是冒險而勇敢之舉。鑒於依舊存在的175部抄本以及必定已在迫害期間被毀壞和在數世紀的過程中失傳了的抄本的數量，一定有數百本被辛苦而秘密地一筆一畫地抄寫出來。威克利夫死於1384年，而隨著迫害的加劇，抗議的潮流也在地下奔涌。當揚·胡斯於1415年因異端邪說而被康斯坦茨會議（Council of Constance）燒死在火刑柱上時，威克利夫的屍體也受命被掘出，並在同一時間燒毀。即使為教廷分裂所困擾，但教會依舊掌握著控制權。古老而著名的結構的開裂是緩慢的，而且要從內部開始，儘管它的正面依舊屹立不倒。 由於歐洲被兩個教皇兩極分化了，教會則因競爭者為爭取世俗支持的鬥爭而被政治化了，所以教廷分裂每多持續一年，想要彌合它就變得愈加困難。所有有頭腦的人都意識到了它給社會帶來了多麼大的破壞，並試圖尋找重新統一的途徑，但在教廷分裂中，就像在戰爭中一樣，既有的敵意會使裂縫一直處於開裂狀態。由巴黎大學和許多個人倡導的促進基督教不同教派大聯合的委員會是個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案。然而，作為對他們的至高無上的優越性的挑戰，兩位教皇都堅定不移地排斥它。基督教王國中的這道仇恨的裂縫還要持續40年。根據本世紀末的一個流行的說法，自從教廷分裂以來，沒有一個人曾進入過天堂。 [1] Non le volemo，義大利語，意為「我們誰也不要！」。——譯者注 [2] 第四個，也就是上了年紀的紅衣主教泰巴爾代斯基，已經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