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十四章 英格蘭的騷亂
庫西於1376年4月到達英格蘭，正值由王室大臣組成的議會發起第一次彈劾，英格蘭人的不滿達到危急關頭。在這個被稱為「善良議會」（Good Parliament）的歷史時期，君主政體發現，它已經榨乾了民眾對一個既不能在戰爭中獲勝也不能終止戰爭的政府的最後一點兒信任。
在布魯日未能達成和平協議之舉將民眾對腐敗的王室官員、一場無利可圖的戰爭、軍事上的處置失當、對百姓繳納的稅金的浪費或挪用的憎恨帶至了巔峰。20年前導致法國第三等級向君主政體發起挑戰的也正是這些弊端。當英格蘭王室需要一筆新的援助資金來為一年後休戰協議結束時的預期結果做準備時，這些弊端找到了同樣的機會來呈現自己。議會將於4月舉行會議，隨著議會成員的聚集，倫敦四處迴響著「民眾沸沸揚揚的抱怨之聲」。
庫西之主及夫人到達時，在宮廷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他們發現，自己陷入了環繞著王室家族的憤怒與危機之中，其焦點是伊莎貝拉的兄弟岡特的約翰（又名蘭開斯特公爵）。由於太子重病纏身，國王年老體衰，他便取代了他們，成為王室政府的關鍵人物，如今則成了諸事都在走下坡路的眾矢之的。
74名各郡騎士和60名城鎮議會成員組成了善良議會的下議院。他們在得到了領主們的某種支持的情況下行事，要求只有在修正了146種不平狀況的情況下才會同意提供新的援助資金。他們最主要的要求是解僱貪贓枉法的大臣，並摒棄國王的情婦，人們普遍認為她既貪贓枉法，同時還是個女巫。除此之外，他們還希望議會每年都召開一次，成員通過選舉產生，而非由國王任命，並且列出長長的對專橫行徑和不良政府的制約清單。他們的兩種最強烈的不滿不是直接針對政府，而是針對外國教會等級制度的濫用，以及一個日益不順從和無秩序的勞工階層的要求。這兩個問題也具有重大的意義：一個將導致與羅馬的最終決裂，一個則將很快地導致農民起義（Peasants』 Revolt）。
庫西所知道的那個在普瓦捷會戰後名聲大振、意氣風發而又喜氣洋洋的英格蘭已經令人悲哀地變得心懷不滿。征服的快樂和贖金帶來的財富如同過眼雲煙，旺健的精力和自信沉入了爭吵與輕佻之中，曾經得到擴展的帝國大幅萎縮，英格蘭艦隊被可恥地掃出了英吉利海峽，邊境上好鬥的蘇格蘭人（愛德華與他們的作戰時間甚至比與法國人的作戰時間還要長）一如既往地未得到抑制。英格蘭的英雄們——蘭開斯特的亨利、尚多斯、威爾斯親王——有的已經死去，有的行將死去；善良的王后被一個妓女所取代，人們相信，此女通過一位擅長妖術的行乞修道士的魔法恢復了國王的性能力，並藉此樹立了自己對國王的駕馭權。曾經在克雷西從風車處俯瞰勝利的精力充沛的愛德華現在成了個呆頭呆腦、糊裡糊塗的老朽之人，「頭腦還趕不上一個8歲孩童」。成功的高潮已轉向衰落，而每種損失都要以中斷的貿易和重複的賦稅為代價。一個由50年無休止的戰爭構成的王朝，在人們越來越強烈的枉費努力和治理不當的感覺中走向了終點。
英格蘭現在也感染了戰爭曾在歐洲大陸傳播的那種無法無天。帶著掠奪之習性而不再有掠奪之果實的士兵重返家園，形成了小團伙，以打家劫舍為生，或是充當起領主和騎士的僕人，而這些領主和騎士發現，自己的領地因為黑死病而變得赤貧。從愛德華初次登陸時對卡昂的掠奪到在阿爾高的襲擊，整整一代人都已經對搶劫習以為常，在家鄉極易舊病復發。根據議會中的一種抱怨，有時，以一名騎士為首的由士兵和弓箭手構成的連隊「在英格蘭各處縱橫馳騁」，奪取莊園和土地的所有權，強姦婦女和少女，並將她們帶入陌生的國家，「因為人們擁有妻子和財產而痛打、毆傷和殺死他們」，將他們抓為俘虜索要贖金，「有時因犯事而來到法官面前，卻一副派頭十足的模樣，藉此恐嚇法官，使他們沒有膽量依法辦事」。他們尋釁滋事，「為非作歹，令人生畏」，從而使王國陷入極大的困境，「給百姓帶來極大的傷害和苦況」。王室法官沒有嚴肅努力地管束他們，因為國王所依靠的軍事力量正是要為此混亂負責的上述貴族們。
由此帶來的司法的破壞是令下議院感到憤慨的一個主因。在最早於1377年出現的《農夫皮爾斯之幻想》（The Vision of Piers Plowman）中，「和平」（Peace）形象向化身為國王的一個官員的「不義」（Wrong）發出反對請願，這個官員搶走了「和平」的馬匹和穀物，讓國王的國庫去付賬，「和平」抱怨說，他不能起訴此人，因為「他豢養著自己的手下，以便來殺我本人」。秘而不宣的違法行為同樣與日俱增。同情下議院的羅切斯特主教（Bishop of Rochester）問道：「告訴我，為什麼在其他國家，殺人犯和盜賊通常都要被處以絞刑，而在英格蘭，卻有那麼多的強盜逍遙法外？在英格蘭的土地上，到處都是殺人犯，到處都是嗜血成性者的足跡。」
由於人口的減少，自由農民提出了更高的工資要求，而由此導致的他們的非法化使他們不斷與法律產生衝突。在一個因循守舊的世界中，「勞工法令」依然牢牢地抓著瘟疫前的工資水平不放，無視供求關係的現實。由於不允許為更好的待遇而更換僱主的條款不可能得到實施，所以處罰不斷加重。抓不到的違反者被宣布為逃犯——並被判決為違法。自由農民過著流浪的生活，他們背井離鄉，因為在這種狀態下，對他們的處決便無法執行。他們從一個地方流浪到另一個地方，若能找到工錢高的日常工作就工作，若找不到這樣的工作，便重新變成盜賊或乞丐，打破了社會的束縛，生活在對權威的傳統憎恨中，就如羅賓漢（Robin Hood）對諾丁漢司法長官的那種憎恨。
正是在這個時候，羅賓漢的傳奇故事在民眾中廣為流傳，但下議院的鄉紳和強硬的商人除外，他們憤憤不平地抱怨勞工和僕人如何「出於極大的惡意」隨意跑路，「若是他們的主人因為服務不周而責備他們或根據既有的狀態付給他們工錢，他們便如何突然扔下職責跑掉，或是離開自己的本鄉本土……過一種不道德的生活，兩三個人一夥地去搶劫樸實鄉村中的窮人」。
為了讓他們留在土地上，領主們做出了許多讓步，城鎮也歡迎流浪者來填補工匠的短缺，所以他們變得好鬥而獨立。在朗蘭看來，當他們家財興旺時，他們最義憤填膺，最具煽動性，對待食物最傲慢驕橫。「他們不會屈尊地吃隔夜的蔬菜……不值錢的麥芽酒入不了他們的尊口，一片培根也不成」，他們更喜歡吃剛出鍋的肉食和炸魚，「讓他們冰冷的胃變得熱乎乎的」。他們與農奴和工匠聯合起來，學會了結盟與罷工的策略，聯手對抗僱主，捐錢進行「共同防禦」，「聚集起來舉行大規模非法集會，一致達成這樣的共識：人人都應該為其他人提供強有力的幫助，使他們反對自己的領主。」準備反抗壓迫的一代人正在形成。
黑死病於1374年至1375年以曾加速了庫西離開倫巴第的同一種流行病形式的回歸更使戶口稀少，稅收銳減。這次復發開始對人口的減少產生累積效應，正如它們對該世紀日益加深的陰鬱產生的累積效應一樣。在1379年的人頭稅中，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4個村莊被記錄為無人回應；在諾福克郡（Norfolk），在6個世紀以後，5座可在一日之內相互探訪的教堂仍舊闃無人跡地默默佇立在14世紀被拋棄的村莊所在地。可是，像以前一樣，死亡率是不穩定的，也不乏渴求土地的次子、窮親戚和沒有土地的租客準備接管無主的財產，使土地得到耕種。
宗教方面的不安定也在擾亂公眾的頭腦，在一位牛津神學專家和傳教士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那裡找到了自己的聲音。從歷史的望遠鏡望去，他是他那個時代最重要的英格蘭人。對於整個歐洲而言，教會的物質主義及其代表的庸俗世故已是種見怪不怪的古老抱怨，但它們在英格蘭卻因對一位外國教皇的敵意而銳化。像在歐洲的其他地方一樣，人們深切地渴望脫離與教會的關係，廓清被所有那些金錢、費用、捐助和貢獻攪得一團混亂的通向上帝的道路。在威克利夫看來，英格蘭新教教義的政治和精神世系走到了一起，並被融合成了一種哲學和一種程序。
威克利夫在36歲時是貝利奧爾學院（Balliol）的一名教師，他通過其鼓動人心的講道挑起了反教權主義，並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世俗對精神權威的問題上，他將帕多瓦的馬西略和奧卡姆的威廉的危險思想更推進一步，在英格蘭與凌駕於國王宮廷之上的至高無上的教廷法律的抗爭中，以及與向教廷納稅的抗爭中，都占了上風。作為國王在14世紀60年代的專職教士，他在教會與國家之關係問題上形成了對政府很有吸引力的觀念。1374年，他充當了國王的使節，試圖與教皇達成一種解決方案。
在庫西來訪的那一年，威克利夫將自己的論點以一篇名為「De Civili Dominio」（《論民權》）的論文的形式隱喻性地釘在了門上，該論文提出的觀點簡直就是要剝奪教會的世俗財產，將神職人員排除在俗世政府之外。他認為，所有的權威都源於上帝，而世俗事務只屬於公民政權。通過符合邏輯的主次關係，憑藉處處提及行乞修道士那「令人作嘔的教團」和等級制度那「頭上長角的魔鬼」的聲色俱厲的慷慨陳詞，他的理論很快便使他走向了一種激進的命題：神職人員不應當再充當人與上帝之間的必要中介。
威克利夫的特殊成就將是對國家利益和民眾情感的共同表達。數十年來，議會一直在苦惱地抱怨如傲慢的紅衣主教塔列朗·德佩里戈爾之流的富裕的有俸聖職的外國把持者從英格蘭收取的收入。其數額據說是王室收入的兩倍，而教會在英格蘭的財產據估計占了該王國1/3的土地。冒充者出售教皇授權信的行為泛濫成災，它因一種偽造教皇封印的常規業務而得到擴展。神職人員可免於民事審判的特權使世俗原告得不到賠償，這是另一個憎恨原因。最為重要的是，人們會留意不勝任的教士。如果一個牧師可以從管區主教處獲得納妾的許可，那麼他又怎麼能夠比普通罪犯更易接近上帝呢？教士的脆弱易感到了如此地步，以至於當一個男子承認通姦時，懺悔牧師不得詢問其通姦者的姓名，以免他本人有可能會利用她的弱點。
教區牧師的唯利是圖（如果不是好色的話）通常是他報酬不高的結果，這導致了他出售自己服務的必要性，就連領聖餐儀式都有可能被扣住不舉行，除非領聖餐者出價購買，這成了此儀式的一個笑柄。據說猶大為了30個銀幣出賣了基督的肉體，現在，牧師們每天都在這麼做，只為了換取一個便士。人們還抱怨教士們舉止輕浮：主教申斥教區牧師，因為他們從上層唱詩班座位上將滴下的蠟燭油灑在下一層牧師的頭上，或是對神聖的宗教儀式進行「令人生厭的」拙劣模仿，「目的是激起笑聲，也許還想造成不和」。1367年，在俗的神職人員因穿著帶有皮毛或絲綢襯裡的長袖短款緊身上衣，戴價格不菲的戒指和腰帶，拿刺繡錢包，佩類似於劍的刀子，穿色彩鮮艷的靴子，甚至穿那種有長切口的、翹曲的尖頭鞋子這一魔鬼的標誌而受到指責。
貴族家庭出身的重要的高級教士像他們的世俗同伴一樣不可一世，讓自己的隨從人員穿統一的制服，帶著侍衛、書記、獵鷹管理員、馬夫、信使、聽差、廚子、運貨馬車夫和搬運工出行。朗蘭寫道，慈善離他們而去；神聖教會的主教曾經把基督的遺產分發給窮困者，「可現在貪婪在負責掌管鑰匙」；慈善曾經見諸「一個行乞修道士的僧衣之上，但那要遠遠地追溯到聖方濟各活著的時候」。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約翰·高爾（John Gower）代表「所有基督徒民眾」說話，揭發缺席的牧師、通過收取有錢的通姦者的賄賂來增加自己的高收入的主教，以及戴著紅帽子的傲慢無禮的紅衣主教，他們的帽子「好似向陽開放的深紅色玫瑰，但那種紅是令人感到羞愧的驕傲的顏色」。
當威克利夫從公然抨擊這樣的牧師達到否定神職人員本身對於救贖之必要性的程度時，他就會動搖教會的基礎及其作為基督的闡釋者的角色。從那個意義上看，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否定聖餐變體的異端邪說，因為若是沒有了那種非凡的力量，牧師們就不能將麵包和葡萄酒變成基督的真身和血液。從那一點開始，其他問題接踵而至——無必要的教皇，對開除教籍的抵制，懺悔，朝聖，對神聖遺物和聖徒的崇拜，特赦，積德行善。這一切都將被威克利夫的掃帚一掃而光。
作為替代，他提供了由其弟子翻譯成英語的《聖經》，它也許能將宗教以一種民眾能夠理解的方式帶給他們，而無須牧師及其毫無意義的拉丁語打油詩。宗教改革者的其他舉動不可能比此舉更深刻地切入了千年以來既有的基督教教會的核心部位，不過這還要等上幾年。在70年代，被稱為「羅拉德派」（Lollardy，源於適用於佛蘭德神秘主義者的一個詞語，意為「說話含糊不清的人」）的異議運動正蓄勢待發。雖然羅拉德派在普通民眾和下層教士中最為盛行，但它也會在騎士和一些憎恨教士執掌政治大權的大貴族中傳播。索爾茲伯里伯爵將所有的聖徒塑像都從自己的禮拜堂中搬走，得到了「偶像的戲弄者、聖禮的嘲笑者」的名號，還有另外一些人被稱為「戴帽騎士」，當聖餐用麵包被人攜帶著穿過街道時，他們拒絕向其脫帽致敬。
威克利夫的觀念與王室的需要如同劍與鞘般相契相合，這也解釋了使他成為岡特的約翰的專寵的奇怪聯盟。他的剝奪教會所獲捐贈的理論堅持認為，貴族可以重新擁有其祖先遺贈給教會的土地，這一理論為岡特想要掠奪富裕教士集團的渴望奠定了教義基礎。亨利八世在一個半世紀以後成功完成的事情，1376年時就已經出現在岡特的約翰的腦海中。與此同時，英格蘭正在失去位於法國的領土，而身為教士的大臣、溫徹斯特主教威克姆的威廉（William of Wykeham）及其同樣在政府任職的教士同伴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於是法國領土之失也就成了將他們逐出政府部門的理由。議會中的領主們於1371年決定，從此以後，只有「能夠在國王的法庭上為其不端行為負責的」世俗之人才可就任大臣、司庫、財政部負責人和樞密院書記等職。
法國的逆流並未因這種改變而得到遏制。商人和擁有土地的貴族紳士不滿於看到以稅收的形式從自己手中擠出的錢財被蘭開斯特公爵及其隨員在布魯日以令人難以置信的方式大肆揮霍。據因蘭開斯特的反教士政策而對其懷恨在心的聖奧爾本斯（St. Albans）的苛刻僧侶托馬斯·沃爾辛厄姆所說，使節們將時間花在「狂歡……縱酒和跳舞上」，花去了兩萬英鎊。如果沃爾辛厄姆的《英格蘭編年史》（Chronicon Angliae）因其基本精神而受到懷疑的話，其有關一個紛亂時期的生動記述仍是彌足珍貴的。
人們的忠誠也因供食——即國王在旅行時占用道路任意一邊方圓數英里之地的物資供應的權利，以及軍隊的物資供應——而遭遇了嚴峻的考驗。供食者「抓捕正在田間地頭勞作的人和馬……正在犁地的閹牛」，使得在國王靠近時，「人們發出悲嘆和抱怨之聲」。負責軍事組織的貴族從戰爭契約中牟取暴利，就如王室供食者和書記員從國庫資金中支取報酬一樣。駐紮在海岸城鎮等待渡海的軍隊令這些城鎮苦不堪言。貿易因船隻的破壞而衰退，贖金不再源源不斷地流入以滋養經濟，而流入的贖金也為王室所控制，用以支付英格蘭軍隊的費用和釋放英格蘭戰俘。分期支付的法王讓的贖金在查理國王因重啟戰爭而停止支付時，只支付了總額的3/5，實際上，查理還要求退還這筆錢用作賠償。到現在，英格蘭因為戰爭而變得越來越貧窮，而非越來越富裕。
當議會於1376年開會時，只作為一種為批准稅收而設的臨時性機構的下議院自己團結起來採取了政治行動。它首先通過與封建領主的結盟來尋求力量，後者代表了長期議會，並且其內部出現了一場準備向蘭開斯特公爵發起挑戰的強勁的反蘭開斯特內訌。一個由4位主教、4位伯爵和4位男爵組成的12人會議從領主中拔出，與下議院協調行動。這群人的世俗領袖是庫西的前受監護人，年輕的馬奇伯爵，他娶了蘭開斯特的兄長、已故的克拉倫斯公爵的女兒菲莉帕為妻。菲莉帕是排在彌留之際的黑王子及其9歲的兒子理察之後的王位繼承人。因此，她丈夫相信，他有理由害怕蘭開斯特公爵，人們普遍認為，蘭開斯特是個意在王位的邪惡王叔。
蘭開斯特的眼睛確實盯上了一頂王冠，但它是卡斯提爾的王冠，因為他娶了已故的「殘酷的佩德羅」的女兒為妻。他已經將自己命名為卡斯提爾國王——或Monsieur d』Espagne——也許他並沒有顛覆其侄子之權利的認真打算：他想要的是終止與法國的戰爭，以便他能夠調動英格蘭軍隊去奪取西班牙王位。作為御前會議的主席，他是政府的真正領導人；他通過與艾麗斯·佩勒斯的聯手控制了自己的國王父親，並因公開包養情婦而獲得了浪子之名，他的情婦名叫凱瑟琳·斯溫福德（Katherine Swynford），是一位在阿基坦陣亡的騎士的遺孀，他後來值得尊敬地娶了她，並通過她，成為都鐸家族的創始者。他生活在位於泰晤士河岸邊的富麗堂皇的薩伏伊宮中，享受著它的露台、玫瑰園、豪華的珠寶收藏，以及他首任妻子的父親、第一位蘭開斯特公爵的遺產的剩餘部分；總之，他擁有必然會大失人心的權力和金錢的全部特性，被普遍認為是個惡棍。這個名聲，就像他兄長作為騎士團模範的名聲一樣，有可能言過其實了。
由於議會的召集而導致的群情激昂因威爾斯親王的到來而達於高潮，他讓人把自己從鄉下莊園中帶到威斯敏斯特，以便在此期間拋頭露面。在死亡陰影的籠罩下，他的目的是從領主和下議院處獲得其忠實於自己兒子的保證，但公眾相信，他來是為了支持下議院對抗自己的兄弟，即公爵，後者的狼子野心相信會令他生畏。事實上，王子的傲慢習性使他不大可能歡迎別人插手君主政體，但公眾想像中的事實與實際上的事實總會有些出入。因為議會中的挑釁者們相信王子是自己的支持者，他們便會從他的出現中得到保證和力量。
充滿喧囂的集會在威斯敏斯特舉行，其中下議院在修道院的禮拜堂中開會，而領主們則在附近宮殿的白色會議室開會。作為貝德福德伯爵，庫西有可能在4月28日的開幕儀式上，在領主們之中占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沒有證據說明他這麼做了。
採取了攻勢的下議院歷史上首次選出了一位發言人，他是赫里福郡（Herefordshire）的一位騎士，名叫彼得·德拉梅爾爵士（Sir Peter de la Mare），是馬奇伯爵的總管（這並非一種巧合）。時勢造英雄，事實證明，彼得爵士是位勇氣十足、堅忍不拔的人，按照沃爾辛厄姆那帶有偏袒性的評價，他是一個「受到上帝抬舉的靈魂」。他代表整個議院向國王的兩位大臣提出瀆職指控，他們分別是宮廷大臣拉蒂默閣下（Lord Latimer）和理察·里昂爵士（Sir Richard Lyons），後者是一位商人，御前會議成員，充當了國王在商業事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他還指控艾麗斯·佩勒斯，據說，她「每年要從國王的保險箱中拿走高達3000英鎊。如是沒有了她，王國將獲益匪淺」。
拉蒂默是個大貴族，嘉德騎士團騎士，是參加過克雷西、歐賴會戰的老兵，也是蘭開斯特的老搭檔，前多佛總督和五港同盟（Cinque Ports）的監督官。發言人指責他和里昂通過藉助陰謀和欺騙手段來騙取稅收的方式積聚財富，包括收取國王的兩萬英鎊來支付一筆兩萬馬克的貸款，而一馬克相當於2/3英鎊。
下議院成員一個接一個地走上會議室中間的講台，補充他們的指責和抱怨。他們說，國王的政務委員們以使國家貧窮為代價發財致富；他們欺騙國王，浪費他的稅收，造成對新的援助資金的重複要求。人民太過貧窮和脆弱，無法承受更多的稅賦。相反，應讓議會來討論國王該如何憑藉自己的財力物力來維繫戰爭。
蘭開斯特被他眼中的「這些下等的礙事騎士」的放肆氣得火冒三丈，在私下裡威脅說「要給他們點兒顏色看看，讓他們再也不敢向我發起挑釁」。一位顧問提醒他，下議院「有您的王子兄長的支持」，也得到了倫敦市民的支持，他們不會允許有人碰觸下議院。等待時機的公爵於第二天拜訪了下議院，裝出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使得下議院成員都驚訝地盯著他看，但他們並未轉移注意力，放棄對拉蒂默和里昂的指控。他們傳喚了兩個前司庫和其他官員前來作證，要求檢查公共賬目，將訴訟當作一次正式的審判來進行。在聽完所有的證據後，下議院異口同聲地叫道：「公爵閣下，現在你可以看到並聽到，拉蒂默閣下和理查·里昂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出的錯誤行徑，我們要求對此加以矯正和賠償。」
當拉蒂默要求知道是誰憑藉何種權威來指控他時，彼得·德拉梅爾爵士做出了那個歷史性的回答：下議院作為一個機構，將共同維持其所有的指控。他一舉創造了彈劾和罷免大臣的憲法手段。里昂為使此程序失效，將1000英鎊封存在一隻鱘魚桶中，作為賄賂送給黑王子。王子將它送了回去，但國王以更為自在的譏誚形式接受了同樣的賄賂，開玩笑地說，他只是把屬於自己的東西拿回來罷了。
議會發現，指控得到了證實。兩名受指控的大臣及包括拉蒂默的女婿、國王的內務總管內維爾閣下（Lord Nevill）在內的4名下屬都被判有罪，被解除職務，判以罰金和入獄，儘管拉蒂默不久便因自己的一群朋友提供的保釋金而被釋放。就連艾麗斯·佩勒斯也因干預司法的指控而被趕走，因為她坐在法官旁邊的長凳上，威懾他們對其朋友所做的判決。國王不得不可憐巴巴地默許她被驅逐出宮廷。
改革訴狀由岡特的約翰以國王之名接受下來，在當時，岡特的約翰認為自己沒有來自領主的足夠支持做出其他選擇。除了每年召開議會外，下議院還要求由各郡的「更優秀的鄉親」來選舉其成員，而非由郡長任命。要求加強「勞工法令」的陳情附上了逮捕和懲罰違犯者的條款，這反映了僱主與工人間日益強烈的對立情緒。同樣，對教皇的敵意也出現在要求驅逐教皇的收稅官和禁止金錢出口的訴狀中。沒有要求和平的陳情，這也許是因為，下議院認為近期戰爭中的厄運源於他們如今正在替代的無能而腐敗的領導集團。
為了遏制岡特的約翰——它在蘭朗的寓言中顯示為「在險境中挺身而出」——為了在議會被解散後能夠保持改革的繼續，一個由9位領主和高級教士組成的新委員會得到提名，其中包括前總理大臣威克姆的威廉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薩德伯里的西蒙（Simon of Sudbury），後者非貴族出身，個性平庸。年輕是這個委員會的特徵，成員都處在男子行使權利的早期階段。除了威克姆和薩德伯里，其他7位成員中的6位，包括倫敦主教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enay）在內，都不到34歲，其中兩人不到30歲，一人，即馬奇伯爵，只有25歲。他們的對手蘭開斯特大公爵是36歲，與庫西同年。
就在議會的成就如日中天之時，王子則陷入了疾病的致命階段，其病情因痢疾而變得錯綜複雜。他變得虛弱不堪，好幾次暈厥過去，讓人以為他已經殞命。他的房間裡擠滿了內外科的醫生，擠滿了痛哭流涕、唉聲嘆氣的追隨者，以及前來作最後告別的王室成員。他的妹妹伊莎貝拉和庫西之主也來到他的床邊揮淚不已。岡特的約翰來了，前來的還有他的兩個弟弟，一個是蘭利的愛德蒙（Edmund of Langley），未來的約克公爵（Duke of York），是個多少有點兒可有可無的人物，另一個是伍德斯托克的托馬斯（Thomas of Woodstock），他是個怏怏不樂、性情暴戾、命運多舛的人。白髮人送黑髮人，國王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前來，「在場的人莫不因當時的淒涼氣氛以及國王將永辭愛子的悲傷情感而垂淚」。黑王子是先於國王去世的第五個成年孩子。[1]
王子房間的門敞開著，以便他的老夥伴和所有為他出過力的人都能夠來探望即將離世的他，「人人都發自內心地嗚咽不已，輕輕地抹著眼淚」。他對眾人說：「我把年幼的兒子託付給你們，請求你們像為我出力一樣，忠誠地為他出力。」他要求國王和蘭開斯特發誓提供支持，他們則毫不猶豫地那麼做了，而且所有的伯爵、男爵和低級爵士也發下了相同的誓言，「痛哭與嘆息聲、號啕和悲嘆聲響徹雲霄」。
在王子去世的那一天，他完成了最後的遺囑，加入了已經做好的細節安排。雖然死亡不過是靈魂飛離其軀體的牢籠，但依照風俗，它還伴隨著對於遺產、葬禮、墓碑和世俗余物的其他方方面面最為周密的關照，仿佛對來世的焦慮使對離世的不甘變得更加強烈了。王子的指示異乎尋常的詳細：他的臥具，包括繡有薩拉丁事跡的帳幔，都留給他的兒子，他的戰馬被做了專門的處置，他的葬禮過程被設計為最後的鼓吹宣揚，他的墳墓雕像進行了訂製，帶著令人好奇的矛盾情緒，要顯得他「滿懷戰鬥的豪情與驕傲之情，全副武裝……我們的面容要謙恭柔和，我們的豹皮頭盔要放置在頭下」。
陪伴在他身邊的主教們催促這位將死之人請求上帝以及所有他傷害過的人的寬恕。他懷著最後一絲傲慢拒絕了這一請求，隨後，當死亡逼近時，他合起雙手，祈禱上帝和世人的饒恕。但他無法保持謙恭溫和。理察·斯塔里爵士（Sir Richard Stury）是位羅拉德教派的騎士，是「善良議會」從國王家政中解職的人之一，顯然在某個時刻與王子發生過衝突，當他前來「提出和解」時，王子憤憤地說：「來，理察，來看看你長期以來一直想看到的情景。」當斯塔里申明自己的好意時，王子回答：「上帝會按照你的功過是非獎懲你。走開，別再讓我看到你的臉。」他的懺悔牧師請求他不要在不寬恕的情況下離世，他保持沉默，直到最後才拗不過地咕噥著說：「我會那麼做。」幾個小時後，在1376年6月8日，他告別了人世，時年46歲。
庫西作為貝德福德伯爵和家庭成員，與國王和王子的兄弟們一起騎馬走在綿延一英里的送葬隊伍中，走在由12匹馬拉著的靈柩後面。王子渴望被埋葬在坎特伯雷教堂，在那裡的紀念碑上刻著法語的詩句，表達的是有關世間榮華轉瞬即逝的傳統主題：死者在活著的時候是多麼高貴榮華，土地廣闊，宅第眾多，珍寶無數，金銀盈篋，但現在一切都已消失，美麗不再，肉身腐朽，他獨孤地躺在那裡，提醒著經過的人：
汝之現狀即吾之過往，
吾之今日乃汝之未來。
包裹在鎧甲之中的雕像表達的是截然不同的東西：在下垂的鬍鬚和緊閉的頭盔之下，幾乎看不到它的面容，人們看不到絲毫基督徒的謙卑。
國家被留在了步履蹣跚的老國王和童年繼承者之間，只有心懷敵意的攝政王蘭開斯特大權在握，於是舉國都沉浸在因恐懼而被誇大的悲傷之中。當海上的失敗恢復了人們對法國入侵的恐懼之時，英格蘭覺得失去了自己的保護者，「因為在他活著的時候，」沃爾辛厄姆寫道，「他們不懼怕任何敵人的入侵，只要有他在場，他們便不害怕任何的刀劍相向。」假如王子活著，並且身體健康，那麼他可以避免在一個兒童國王的統治下出現的種種困境，但他無法避免社會的動盪，也無法避免勝利的衰落。儘管沃爾辛厄姆指責「你這個不合時宜、焦急太過的死神」，但死亡也許並非不合時宜，因為，王子與他的父親不同，他死在仍以英雄形象出現之時。傅華薩稱他為「全世界的騎士之花」，《瓦盧瓦四相編年史》的作者認為他是「世上最偉大的騎士之一，擁有超出一切世人的聲譽」。查理五世在聖禮拜堂為其已故的敵人舉辦了一場安魂彌撒，他本人和法國各級貴族都出席了這一儀式。
在黑王子身上，大家所欣賞的是什麼？騎士團的同伴們以他為傲，是因為他代表了他們自己的形象；利摩日大屠殺對他們而言無足輕重。英格蘭民眾哀悼他，是因為他在普瓦捷會戰時神奇地俘獲了一位國王，而他的其他征服活動讓他們備感榮光。儘管他在西班牙的著名勝利被證明是轉瞬即逝的，他在阿基坦的帝國已經土崩瓦解，他的威力在病中漸漸消失，但他代表了一個民族為滿足其對一位領袖的渴望而做出的那種情感選擇。
王子之死是個有利於岡特的約翰的轉折點。仍舊在開會期間的議會採取了預防措施，讓幼小的理察親自出現在他們面前，以確認他是表面上的繼承人。在完成這件事情之後，這次令人難忘的會議於7月10日結束，它持續了74天，比當時的任何議會開得都要長。它的輝煌成就在它解散的那一刻煙消雲散。由於沒有永久性的組織或自動的聚集途徑，下議院的成員一旦分散至各州郡和城鎮，下議院便不再作為一個實體存在。它的改革未被當作法律條文來執行，並且像法國大憲章的改革一樣，可以被重新獲得有效權力之手化為烏有。通過軟硬兼施的手段，蘭開斯特將反對方的負責領主爭取了過來，或使他們保持了中立，只有馬奇伯爵除外，他被迫辭去了元帥之職。他的職位由他以前的盟友亨利·珀西爵士擔任，而珀西也倒向了公爵一邊。
領主們未擔任政治首腦是這次崩潰的關鍵。蘭開斯特宣布整個議會會期無效，重新任命了拉蒂默閣下及其同伴，解散了新的御前會議，重新召集了過去的御前會議，逮捕了打算組織抗議活動的彼得·德拉梅爾爵士，並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將其監禁，將威克姆的威廉主教逐出宮廷，奪取了他的世俗財產。在明確了他的控制權後，他將艾麗斯·佩勒斯重新帶回，讓她對國王重施魔咒，這時，曾經與下議院共進退的主教們「就像啞巴狗一樣，一聲也叫不出來」。
除了彈劾，善良議會的工作幾乎沒有留下一點兒體質上的軌跡。不過，由於曾得到如此強有力的表達，也因為它卓有成效的短暫時刻，中產階級的意願、下議院的角色都給國民留下了強烈而深刻的印象，教會了人們一種確立根基的政治行動的經驗。
目睹了英格蘭的騷亂之後，庫西於1376年夏季或秋季回到法國。鑒於英格蘭在他出訪期間出現的危機，他不大可能獲得有關英格蘭打算接受的和平條款的清楚聲明，但他無疑帶回了有關一個四分五裂、不堪一擊的國家的報告。傅華薩報告說，他已向查理五世建議，不要等英格蘭國王在休戰條約終結時宣戰，而是要在英王自己的領土上挑戰他，因為「英格蘭人從未像現在這樣虛弱，或從未像現在這樣可以手到擒來」。
在庫西離開英格蘭之前，英王愛德華患上了重疾，「他的所有醫生都感到絕望，不知道該如何照料他，也不知道該給他開什麼藥」。儘管他不治自愈，但王朝的結束顯然近在眼前，與之相伴的是，庫西的決定時刻也迫在眉睫。我們無法確定伊莎貝拉是跟他一起回到了法國，還是留下來陪伴其垂垂老矣的父親。出於對其岳父的尊重，庫西此刻沒有採取公然的行動，但他剛一回來，便接受了一項外交使命，前去拜訪佛蘭德斯伯爵，為了法蘭西的利益而反對英格蘭。到這時，庫西已是御前會議的成員，查理五世顯然十分依賴他的聰明智慧和外交手腕。王后讓娜於1373年患上了精神疾病，「以致喪失了心智和記憶」，這也為國王的焦慮火上澆油。經過對她一往情深的丈夫的多次祈禱和朝聖，她恢復了健康和理智，被提名為國王死去後的皇太子的監護人。一個由50位高級教士、王室和議會大臣以及10位「最高尚且能幹的」巴黎布爾喬亞組成的攝政委員會將會輔佐她。委員會中有12人將聽候王后的隨時調遣。作為委員會成員，庫西收到了一份每年1000法郎的薪資，此外，在他每年6000法郎的年金的基礎上，每個月又多出了五百法郎。大約就在此時，他的女兒瑪麗，即他的領地的女繼承人，加入了王后的內庭，王后會負責她以及太子和太子的兄弟姐妹的教育。記錄顯示，1377年4月，一筆2000法郎的付款從庫西的年金中被扣除，用以為其幾座城堡配備弓弩，以應對重新開戰之事。
查理仍然試圖避免那最後的災難，所以再次委派庫西充當外交使節，重新開啟與英格蘭的談判，這一次沒有王室公爵們的友情贊助，為的是免去他們代價高昂的出席。在接下來的6個月中，從1377年1月到6月，會談分別在布倫、加來和位於海岸邊的蒙特勒伊的中途舉行。作為一個教士團體中唯一一位世俗貴族，庫西的主要同事包括宮廷大臣比羅·德拉里維埃爾，以及兩個有僧職的大臣，即拉昂和巴約（Bayeux）的主教，還有御前會議的各位成員。
代表蘭開斯特和已故王子兩者的追隨者的英格蘭使節是庫西很有可能在近期對英格蘭的訪問（如果不是以前的訪問的話）中所熟悉的人。在一輪輪的會談中，使團成員各有變化，他們包括：王位繼承人的監護人吉夏爾·德安格爾（Guichard d』Angle），他是個英勇而受人敬仰的加斯科涅人，是長期與黑王子並肩作戰的人；被蘭開斯特復職的羅拉德派騎士理察·斯塔里爵士；托馬斯·珀西閣下（Lord Thomas Percy），法國戰場的老兵，亨利·珀西爵士的兄弟；索爾茲伯里伯爵；與蘭開斯特的隨行人員過從甚密、最近頗受信任的宮廷官吏傑弗里·喬叟。
喬叟最近被任命為負責倫敦港口的報酬優渥、位高權重的羊毛海關檢察官，是個成功的公務員，他作為詩人的另外一部分生活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變得欣欣向榮：1369年，他寫了一首有關高尚愛情的長詩：《公爵夫人之書》（The Book of the Duchess），它不是用法語寫就，而是用不那麼咬文嚼字、仍然不大穩定的英語寫成。儘管他對法語了如指掌，曾將《玫瑰傳奇》翻譯成英文，但他的時代氛圍中的某種東西促使喬叟使用了與他那位憔悴不堪、不名一文的同時代人、自稱「長願」（Long Will）的街頭牧師朗蘭相同的語言。
與朗蘭的環境截然不同，喬叟享用著國王批給他的每天一壺的葡萄酒，娶了凱瑟琳·斯溫福德的姊妹菲莉帕為妻，這種關係將他們兩人都帶入了公爵的家庭之內。《公爵夫人之書》是給岡特的首任妻子布蘭奇（Blanche）的優美輓歌，她是位深受寵愛的女士，在生了7個孩子後死去，時年27歲。儘管它的語言選擇被認為是罕見的，但它的作者卻未因此失寵。1373年，他被派往義大利執行一項外交使命，與熱那亞總督商談一項商業協議，並在佛羅倫薩執行「秘密任務」。就在那一年，薄伽丘在佛羅倫薩作了有關但丁的演說。喬叟返回時帶來了大量的新材料，但他改編自薄伽丘的史詩《特洛伊羅斯和克瑞西達》（Troilus and Criseyde），則不得不等到他被派去與法國進行和平談判之時。
詩人和作家時常會充當大使，是因為他們賦予精心構思的演說以出眾特點的修辭力量正是這些場合所需要的。彼特拉克曾充當過維斯孔蒂的使節，至少充當過一個使團的裝點性的領袖人物。薄伽丘曾為佛羅倫薩與教皇討價還價，詩人德尚充當過查理五世及其繼任者的使節。外交是種禮儀性的冗長過程，要將主要注意力放在法律細節和與名譽攸關的事情上，這也許是它常常難以達成協議的原因之一。
1377年拖延的會談使庫西諳熟了英格蘭與法蘭西的複雜關係中的每個樞紐。提議、反提議以及複雜的討價還價都在討論之中，涉及蘇格蘭、卡斯提爾、加來，後者是一個被提議的新阿基坦王朝，由愛德華三世的一個兒子來統治，但他要宣布脫離與英格蘭的關聯，若是做不到這一點，就要有隔離，或封邑的交換，複雜得像一場稻草人遊戲。像往常一樣，自從開戰起，教皇的特使便會增加其頻繁的調解努力。儘管法國人占了上風，但一點兒也不軟弱和優柔寡斷的英格蘭人不可能接受任何安排，甚至一個王子理察與法王查理的7歲女兒瑪麗之間的婚配提議。
第一次會談在未取得進展的情況下中斷，一個月後再次召開。4月1日到期的休戰協議被兩次延期，每次一個月，以便使談判得以存續。使節們在長時間的工作會議期間進行著急切的磋商。庫西的角色是什麼？喬叟的角色是什麼？他們的言論已消失不見；沒有記錄保留下來，因為討論，尤其是涉及婚姻的討論，是秘密進行的。查理給其使節的指示是：「國王不希望婚姻由他那一方首先提出，但假如英格蘭人提起，你們可以聽聽他們的意思，然後向國王匯報。」
法國提出了許多建議，包括阿基坦12座城市的所有權（英格蘭已經掌握了它們），條件是愛德華要歸還加來和他在皮卡第占有的所有土地；他們說，要麼這樣，「要麼什麼也別想」。英格蘭人固執地拒絕了這些建議，認為只要他們掌握法國北部的據點，他們就可以捲土重來，彌補損失。
在會談期間，英格蘭的國內情形引發了一場新的危機。蘭開斯特壓制住了英格蘭人的不滿，但遠未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足以由公爵召集起來選舉其管家為發言人的新議會於1月順從地批准了援助資金。主教們則沒那麼順從，威克利夫是他們的靶子。他尚未說出他對聖餐和神職的否定，但他有關平民權力和剝奪教會所獲捐贈的言論已足夠異端。儘管他的改革教士之職的號召得到了教士們的支持，但他們不會被動地等著被剝奪財富。紅衣主教薩德伯里和倫敦主教考特尼於2月傳喚威克利夫來回應其異端的宣講。王室與教會間長達數世紀的反覆鬥爭這一次在聖保羅大教堂以一種令人捧腹的吵鬧場景再次上演。
蘭開斯特希望敗壞主教們在普通信徒中的名聲。他指派了4個神學方面的大學教師為威克利夫辯護，並在元帥亨利·珀西爵士以及他們全副武裝的侍衛的陪伴下，親自出席了聖保羅的聽證會。一群被召集來的市民把大教堂擠得水泄不通，他們因為這樣的謠言而義憤填膺：蘭開斯特打算將元帥的權限擴展至城市的傳統權利，以維持公共秩序。考特尼主教頗受倫敦人歡迎，而公爵則不。當全副武裝的衛兵將人們推到一邊，為公爵和元帥開路時，人們變得群情激憤，隨後，當考特尼拒絕公爵為威克利夫提供一把椅子的要求時，又出現了一場大聲的爭論。年輕氣盛的主教本身是一位伯爵之子，還是愛德華一世的後裔，他並不打算在自己的管轄區域內接受命令。
「我要讓你屈服，你還有其餘的所有主教。」蘭開斯特咆哮著說。人群騷動起來，發出大聲的恫嚇，蘭開斯特威脅說要逮捕搗亂者，考特尼告訴他，如果他在大教堂中那麼做，他就將被開除教籍。「還有一點」，有人聽到公爵咕噥著說，「我要讓人拽著你的頭髮把你揪出教堂。」人群的憤怒爆發了，公爵和元帥明智地判斷應當撤退，而威克利夫甚至一句話還未說。蘭開斯特成功地打斷了進程，這是他的目的所在，但其代價是，將大眾的情緒更多地轉向對他本人的反對，而不是對主教的反對。
倫敦沸騰了，在聽到珀西因為一個市民誹謗公爵而逮捕了他的消息後，更是群情激憤。一群烏合之眾懷著打算處以私刑的情緒聚集起來，沖向薩伏伊宮，在半路上遇到一個說彼得·德拉梅爾壞話的牧師，將他痛打至死，就如20年前馬塞爾的烏合之眾在憤怒中殺死一個不幸的犧牲品一樣。正在薩伏伊吃牡蠣的蘭開斯特和珀西接到警告，藉助泰晤士河上的小船逃脫，在威爾斯王妃及其兒子的深受尊敬的高牆之內尋求庇護。在這裡，沒有人會冒險攻擊他們。與此同時，考特尼主教也得到了警告，他由於害怕被人指責為災難之本，已匆匆趕往薩伏伊宮，成功地安撫住了暴民。
在逃跑和羞辱之後，蘭開斯特要求通過城市的正式道歉來恢復他的權威。王妃請求市民看在她的面子上與公爵和解，國王的君權被調用；倫敦的權威們要求以釋放彼得·德拉梅爾為他們道歉的條件；教士重新掌握了總理大臣和司庫之職。派系鬥爭加深，國家被此事件更進一步地分裂。
在聖保羅的興奮騷動之中，威克利夫的問題沒有得到查究。陷於神職人員利益和國民情感之間的英格蘭高級教士也許很樂於讓這一問題就此打住，但教廷不然。5月，格列高利十一世向英格蘭主教管轄區、國王以及牛津大學發布了5份詔書，譴責威克利夫的錯誤，要求將他逮捕。有關他的異端教義的所有討論都遭到遏制，所有支持它們的人都被解職。一個充滿危險的問題被加入了所有其他衝突之源。新議會強烈反對教皇；寧肯喚鷹打獵而不願關注其迫切的靈魂需求的國王處於了彌留之際。在那一刻，當英格蘭侷促地等待著改朝換代之際，主教們將反對威克利夫的進程擱置了起來。
在法國，談判者於5月在蒙特勒伊的那座高牆環繞、西防護牆面朝大海的古城堡舉行了最後一次會晤。兩個國家的總理大臣都參加了會晤，代表法國的是皮埃爾·德奧格蒙特，代表英格蘭的是聖大衛的主教（Bishop of St. David’s）。條款在公開會議上進行了詳細討論，這是查理想要的，以使他最後的提議被正式提出，並得到確定的回答。他沒有得到這個回答。雖然對於留在英格蘭人手上的東西顯得慷慨大度，但他的提議拒絕給予英格蘭人任何法國領土的主權，並且堅持要求得到加來。英格蘭人以迴避掩飾拒絕，說他們缺少最終的權威，要將這些條款提交給自己的國王。正如事情很快被證明的，法國人此刻一定已開始為交戰行動作準備。在會談臨近結束時，小公主瑪麗在巴黎死去，這也就解除了有關婚姻的提議。會談中斷，沒有就舉行另一次會晤的時間和地點達成一致意見，也沒有延長休戰時間。
到英格蘭使節回國時，國王愛德華也已於6月23日去世，那是休戰結束的倒數第二日。他的當政周年紀念實際上已未加注意地過去了，而他的死亡也幾乎未激起更多的關注。他死時，遭到了那些弄權的寵臣的拋棄，包括艾麗斯·佩勒斯，據說她在離開時從國王的手指上捋走了戒指。一個10歲的孩童登上了王位，開啟了分裂時代，這個時代將會把自己的破壞傳播至下個世紀，證實了蘭朗得自《聖經》的警告：「悲痛的是，國家有個年幼的國王！」
伊莎貝拉·德·庫西於4月被信使以「極其緊迫之事」為由從法國召回[2]，在父親死時就陪在他身邊。在父親臨終前不久，她派遣信使帶著消息和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去見庫西。6月26日，甚至就在她父親的葬禮之前，她請求並獲得許可返回法國，顯然有緊急事宜需要討論。
庫西的問題不是簡單的忠誠問題，它還因重大的稅收、在當時極其重要的親屬關係之紐帶以及嘉德騎士團的成員誓言而加重。放棄效忠、親屬關係和成員資格都非兒戲。其他領主，如德比什長官和克利松，都曾改變過其效忠立場，但他們一般而言是加斯科涅人、布列塔尼人或艾諾人，基本上不覺得自己是法蘭西人或英格蘭人。庫西自己的總管，即那位英勇的沙努安·德羅伯薩特，在他於14世紀60年代與庫西一起在英格蘭時，倒向了英格蘭。在向愛德華三世起誓表示效忠後，他冷酷無情地隨著蘭開斯特的軍隊重返皮卡第，對其大肆劫掠，而幾年前，他曾熱忱地捍衛過這裡。不過，他是個土生土長的艾諾人。[3]
簡單地說，如果庫西像以前一樣保持中立，他就不會在其國家事務中擔當重要的角色。他不僅需要站隊：他無疑想要站隊。在法國復興之際，民族情感大為膨脹。作者們以皮卡第、諾曼底和被查理五世重新奪回的阿基坦的許多城市為榮。1376的一部政治寓言Songe du Vergier（《樵夫之夢》）中的騎士呼喊道：「羅蘭、亞瑟或奧利弗都不曾像你這樣憑藉自己的智慧、威力和祈禱做出如許的豐功偉績！」（通過查理有說服力的金錢的運用，作者也許還會有所補充。）「當你登上王位，你敵人的號角聲和驕傲之情都直衝雲霄。感謝上帝，你折斷了他們的號角，深深地羞辱了他們。」
由於戰爭的兩極性，與英格蘭的潰敗形成對照的是，法國人的國家感正在形成。在未來的紅衣主教皮埃爾·德阿伊利（Pierre d』Ailly）於1370年前後所寫的一篇一個法國人和一個英格蘭人之間的對話中，英格蘭人宣稱，至少諾曼底應當屬於英格蘭，他們有權就此問題發話。「住嘴！」法國人喊道，「那不是事實。除非通過暴政，否則你們拿不到海這一邊的一寸土地；大海是也應當是你們的邊界。」這是種新理念。宣誓效忠與王朝婚姻依舊是忠誠的表現形式，但國家正在變得具有決定性。一個法國貴族不再能夠像德阿爾古那樣毫無愧疚地加入英軍，並引導他們入侵自己的祖國。庫西再也不能同時效忠於海峽兩邊。
英王愛德華死後的兩個月，庫西向理查二世表示正式放棄「我對您做出的全部保證和誓言」。這封日期為1377年8月26日、由庫西派出的幾位領主和侍衛作為遞送證人呈交給理察的信件回憶了他曾與「我最尊重、最可敬的領主和父親，新近故亡的國王（上帝憐憫他）」的「同盟」，然後繼續寫道：
現在，適逢戰爭在我土生土長的國度之君主與您之間爆發，這是在這個世界上發生的最令我悲傷的事情，真希望它仍有挽回的餘地，但我的君主已經命令並要求我為他效勞，履行自己的職責，正如我必須做的那樣；您清楚地知道，我不應當違抗他的命令；所以我將盡我所能為其效犬馬之勞。
因此，最可敬和最強大的主人，為了避免予人口實，讓他們對我有任何微詞，或詆毀我的榮譽，我告知您上述事宜，並收回我對您做出的全部保證和誓言。
另外，最可敬的陛下，我上述的最可敬的主人和父親曾心懷喜悅地頒布命令，置我於最高貴的部隊和嘉德騎士團中；就讓它來取悅您最高貴和最強大的貴族權力，將我的位置提供給您樂於授予的任何人，並就此解除我的職位。
一仆二主的局面被打破。為了變成「一個善良而真正的法國人」，庫西選擇了國籍，即使這個詞當時尚不存在。有關這一選擇只有一件事值得注意：他在放棄自己的英格蘭土地和效忠的同時也放棄了自己的妻子。普遍的說法是，他覺得有責任與她分開，以便自由地選擇法蘭西，但只有當伊莎貝拉拒絕心甘情願地失去他們的英格蘭莊園時，這種做法才是必要的。由於放棄了效忠誓言，財產就必須被沒收。有關伊莎貝拉的一切都表明，這是個決定性的因素。她的強迫性的奢侈浪費，她對娘家、對父親的溺愛的神經不健全的依賴——她也許希望將此傳至自己的兄弟和侄子們身上——她在法國的不安全感，都讓人覺得，離婚有可能是她的選擇，而不管它是否也是她丈夫的選擇。
沒有證據告訴我們，庫西對自己虛榮、嬌縱、自私、任性的妻子有何感覺——是愛，是恨，還是漠不關心。從她眾所周知的脾性來判斷，她不是個可愛的金雀花，歷史上幾乎沒有對她的記載。不管怎樣，她回到了英格蘭，並留在了那裡，與一直在那裡生活的年幼的女兒菲莉帕一起生活。她丈夫在英格蘭的所有產業，「莊園、村莊、榮譽、領地、城鎮、土地、住宅、動物、秣料、商品和動產」都被王室沒收，並謹慎地轉給了伊莎貝拉的託管機構，它由約克大主教、兩位主教和其他4位專員組成。因為婦女並未被禁止擁有其自己的財產，這項安排表明，她的兄弟們不相信她的習性。條款規定，「只要她留在英格蘭」，稅收便將由託管人支付給她。
伊莎貝拉的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寡婦的不確定狀態只持續了兩年。1379年4月，她在未知的情形下死去，時年47歲。庫西在英格蘭的全部土地最終都落在了他女兒菲莉帕的名下。
法國一等休戰協議過期，便恢復了交戰狀態。他們與西班牙艦隊聯合起來，甚至在得知英王愛德華逝世的消息之前，便向英格蘭南部海岸發起了一系列的攻擊。為了在權力交接期間盡力使那一事件不外泄，英格蘭人已經「倉促地切斷了王國內的一切通路，不讓一點兒消息從王國中流出」。要求關閉所有出口的組織活動必定十分可觀，但事實證明它是徒勞無益的，因為法國人已經發起了進攻。
在海軍上將讓·德維耶納的指揮下，法國和西班牙人於6月29日在布倫對岸的拉伊登陸，使它屈從於24個小時的殘暴行徑——放火，劫掠，殺死男人、女人和孩子，將少女搶至船上，故意仿效英格蘭人對法國城鎮施加的暴行。在熊熊火焰中，一座「精美絕倫的」（用沃爾辛厄姆的話來說）教堂被摧毀。儘管一群騎士堅決要求占據拉伊，將它作為一個永久基地——類似於英格蘭的加來——但遭到海軍上將的拒絕。法國人的目標不是占領，而是破壞和恐怖，以便將英格蘭人帶向和平談判，阻止他們增援加來，而法國人正計劃將加來作為主要進攻點。
法國人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有效的抵抗，順著南部海岸一路向下，攻擊了福克斯通（Folkestone）、朴次茅斯、韋茅斯、普利茅斯、達特茅斯（Dartmouth），並深入內陸10英里，為的是燒毀劉易斯（Lewes）。在那裡，他們分散開來，屠殺了一支由當地行政長官和兩名騎士帶領的200人的守衛部隊。在坐船駛離之後，他們於一個月後捲土重來，目的是摧毀南安普敦附近的懷特島（Isle of Wight）。盤踞在英格蘭人心頭的對古代丹麥侵略者和攻城略地的日爾曼人的那反祖性的黑色恐怖的畏懼變成了可怕的現實。
防禦的弱點不應歸於任何錯誤的安全感。這些正是法國此前襲擊所攻擊的城市。再者，隨著休戰期的結束，在最近6個月中，王室法令對法國侵略的最黑暗的幽靈的恐懼節節攀升，但在一片混亂之時，卻沒有採取任何防禦措施。當侵略者到來時，城鎮的命運並未極大地激起貴族們的保護努力。一位後來聲名狼藉的騎士約翰·阿倫德爾爵士（Sir John Arundel）帶領400名槍矛手成功地保衛了漢普頓（Hampton），但直到市民按照他的要求交出金幣形式的錢財來雇用他們時，他才採取了行動。
當蘭開斯特位於蘇塞克斯（Sussex）海岸的佩文西（Pevensey）城堡危在旦夕之時，一向懷有敵意的沃爾辛厄姆報告說，公爵拒絕派出守衛者，並冷漠地評說道：「讓法國人燒掉它。我有的是錢，可以再造它。」這番言論聽上去像是虛構的，就像另一位擔任神職的編年史作者讓·德韋內特所栩栩如生地描繪的那樣，對貴族充滿了同樣的怨恨口吻——其理由是相同的：騎士們未能保衛領土和人民不受其敵人的攻擊。農民起義即將在這些被侵略的郡縣——肯特和蘇塞克斯——到來，並非出於偶然。
[1] 其他幾個人是死於義大利的萊昂內爾（Lionel）、死於黑死病的喬安娜以及他的兩個女兒：嫁給彭布魯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的瑪格麗特和嫁給布列塔尼公爵的瑪麗。
[2] 人們不是很清楚，信使是派至法國來向她報信的，還是由她從英格蘭派至法國向她丈夫報信的。
[3] 羅伯薩特帶著3個兒子定居在英格蘭，建立了一支血脈，它終結於大約200年後的艾米·羅伯薩特（Amy Robsart），她是女王伊麗莎白的寵臣、萊斯特伯爵（Earl of Leicester）羅伯特·達德利（Robert Dudley）的命運多舛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