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七章 群龍無首的法蘭西：

布爾喬亞的興起與扎克雷農民起義 長久以來被王室財政的混亂狀態和王室大臣的唯利是圖所激怒的巴黎第三等級抓住群龍無首之機，試圖強制推行某種憲法統治形式。一次為批准用以在危機中進行防禦的錢財而召集的三級會議為他們提供了機會。一等到800名代表可以於10月在巴黎開會之時，飽受普瓦捷會戰失敗之羞辱和恐嚇、缺乏經驗的皇太子就不得不報告會戰那可恥的後果，要求各等級幫助救回國王，保衛王國。布爾喬亞是該國的主要債權人，構成了一半的代表，當國王讓的總理大臣皮埃爾·德拉福雷（Pierre de la Forêt）支持這一請求時，他們只是冷冷地聽著。在投票將自己選入一個包括貴族和教士在內的80人的常務理事會，讓其餘的人滿懷感激地回家去後，三級會議準備帶著自己的要求面見皇太子。他們要求與他私下交談，認為如果沒有他的顧命大臣在身邊，他就更易被嚇住。 他們中的一個主要人物將成為即將爆發的事件的策動者，他就是商會會長（Provost of Merchants）艾蒂安·馬塞爾（Etienne Marcel），一個有錢的布商，其職位等同於巴黎市長之職。當1355年的三級會議表明其對王室政府的不信任時，他一直都是發言人。馬塞爾代表著第三等級中的商業大亨，即中世紀社會的生產商和實業家，他們在過去200年中若不是在地位上也是在實際上獲得了一種影響力，與偉大的高級教士和貴族旗鼓相當。 他代表三級會議提出的第一項要求是撤除7個最聲名狼藉的收受賄賂的王室議員，他們的財產將被沒收，而且他們將被永遠禁止擔任公職。取代他們的是一個28人的委員會，由12名貴族、12名布爾喬亞和4名教士組成，它將由三級會議任命，基於這一前提，三級會議同意批准某些稅收以支援戰爭。最後一個條件是他們最好避免提及的，即從監獄中釋放納瓦拉的查理。 他們想要納瓦拉的查理，是因為他製造麻煩的潛力會給皇太子施壓，也因為納瓦拉在他們中間有個同盟，一個像他本人一樣的密謀者，改革運動的幕後操縱者。此人就是拉昂主教羅伯特·勒科克（Robert le Coq），一位布爾喬亞出身的教士，具有「危險的」口才，他通過法律途徑，已升到位高權重的職位，在腓力六世治下是國王的辯護律師，在讓二世治下，則進入了御前會議。他擁有一個圖書館，在當時而言規模很大，共有76本書，其中48本與民權和教會法規有關，反映了他對政府問題的關注，還有7本是布道集，可用作演講藝術的範本。風格和語言是中世紀的首要之事，勒科克讓自己成了這方面的大師。在被任命為拉昂主教之後，他一直監管著讓二世與納瓦拉的查理間的微妙調解，後者的野心被他視為他自己的兩輪戰車。他想成為總理大臣，所以既恨國王沒有給他那一職位，也恨擁有了它的現任總理大臣。 皇太子查理儘管看似軟弱，但在他病歪歪的外表下，卻擁有一顆堅定的心，敢於拒絕，天生智慧，這在逆境中對他大有幫助。雖說尚未屈服於後來成了他的命運組成部分的疾病，但他面色蒼白，身體單薄，有一雙敏銳的小眼睛、薄薄的嘴唇、長而削的鼻子，以及不成比例的身體。從外表看，說他是什麼都可以，就是不是一個浪蕩子，儘管當他在十五六歲時，當代人已經將兩個私生子劃歸到他的名下，其根據是他們的年齡。他對軍隊事務既無興趣也無能力，而代之以鍛煉腦力，即使這不是瓦盧瓦家族的特性，卻對統治者的地位十分有用。事實上，有個有關他母親（她在嫁給13歲的讓時，年齡是16歲）的流言蜚語，說她的長子也許不是一個瓦盧瓦家的人。毫無疑問，他無論在哪個方面都不像讓。 目前，在殘垣斷壁中留下來捍衛王權的查理根據其父親的顧命大臣們的建議，拒絕了三級會議的要求，並命令他們解散。與此同時，他搬出了巴黎以為防範。在拒絕解散後，常務委員會於1356年11月查理離開的第二天開會，聽取羅伯特·勒科克所做的煽動性演講，他公然抨擊王室的罪惡統治，詳述了對改革的有所擴大的要求。「那些緘默不語的人真是可恥」，他喊道，「因為從來沒有哪個時代像現在這麼好！」 限制君主權利的呼聲現在已經公開。如果挑戰者像1215年的英格蘭貴族們一樣團結一致，那麼它也許會成為法國的蘭尼米德[1]，但他們很快便分裂成多個派系。 第三等級的上層由商人、製造商、律師、官員和王室糧食供應商構成，除了不是貴族這一事實外，他們與作為其基礎的工人階級毫無共性。克服貴族門檻是所有布爾喬亞大亨的目標。在向受封爵位和獲得鄉村莊園這一目標攀爬的過程中，布爾喬亞大亨會效仿貴族的穿衣打扮、風氣習俗和價值觀，最終達到分享他們的免稅權利的目標——這可不是蠅頭小利。艾蒂安·馬歇爾的一位叔叔在1313年支付了巴黎人中最高的稅額，而他的兒子用500里弗購得了貴族特權。馬塞爾的岳父和妻兄皮埃爾·德斯·埃薩爾斯（Pierre des Essars）和馬丁·德斯·埃薩爾斯（Martin des Essars）出身於魯昂的布爾喬亞，在為美男子腓力和腓力六世效勞的過程中致富並獲得貴族封號。作為王室代理人，他們和他們那一類人為王室家庭供應糧食，向他們提供掛毯和書籍，替他們購買珠寶、紡織品和藝術品，充當他們的心腹知己和借貸人，並占據如他們的司庫和收稅人這樣的肥缺。皮埃爾在女兒瑪格麗特（Marguerite）嫁給馬塞爾時，有能力給她3000埃居的嫁妝。 貴族和教士憎恨王室顯示出的青睞以及使官職可從他們等級之外的人中加以挑選的財富。他們尤其痛恨財務官員，「他們威風凜凜地四處巡行，獲得比公爵還要多的財富，將女兒嫁給貴族，購買被他們欺騙而至窮的貧窮騎士的土地……委任自己的同類做官，他們的人數與日俱增，而他們的薪水也齊頭並進」。 官員階層與馬塞爾這樣的布爾喬亞商人之間關係不佳，儘管他們都從事於資本主義事業。當資本主義藉助於銀行和信用技術而變得切實可行時，它便變得令人尊敬起來。有關無貪婪社會的理論衰落下去，剩餘財富的積累不再遭人憎恨——實際上，變得令人羨慕起來。在《喬模喬樣的列那狐》（Renart le Contrefait）這部當時的諷刺作品中，富裕的布爾喬亞享有最好的莊園：「他們像貴族一樣生活，穿領主的衣服，養獵鷹和雀鷹、精壯的女士用馬和精壯的戰馬。當貴族騎士必須去參軍時，布爾喬亞卻在床上睡大覺；當貴族騎士在戰場上被屠戮時，布爾喬亞卻在河邊悠然野餐。」 在被領頭的市民選出後，商會會長和他的大亨同類們統管了全部的日常市政職能，將日常職責委派給警察部隊，它的運行靠的是以10人、40人和50人為單位的市民強制性服務。在4位副手和一個由24人組成的委員會的輔佐下的會長應該從每天早上7點開始上班，宗教節日除外。他的辦公室位於夏特萊堡，那裡也是城市監獄的所在地，位於塞納河右岸通往大橋（Grand Pont）——通向西岱島（Ile de la Cité）的唯一橋樑——的入口處。夏特萊堡附近是市政廳，它位於一個名為格雷夫廣場（Place de Grève）的開闊廣場上，失業的人會去那裡找工作。 馬塞爾管理的城市所覆蓋的區域，用現在的地標來看，北起右岸的格蘭大道（Grands Boulevards），南至左岸的盧森堡花園（Luxembourg Gardens），東起巴士底監獄（Bastille），西至杜伊勒里宮（Tuileries）。超過此界的所有地方都是faubourg，即鄉下。巴黎的中心是位於塞納河中央的西岱島，島上矗立著巴黎聖母院（Cathedral of Notre Dame）、公共醫院（Hôtel Dieu）和由聖路易修建的皇家宮殿。延伸到了老城牆之外的右岸是商業、工廠、公共集市、奢侈品交易和豪華公館的所在地，而在居住區方面要小很多的左岸則為大學所占據。根據1292年的一份稅收調查，當時的城市有352條街道、11個十字路口、10座廣場、15座教堂、1.5萬個納稅人。50年後，在馬塞爾統治時期，其在黑死病之後的總人口大約為7.5萬左右。 主要街道都經過鋪設，寬得足以容兩輛二輪或四輪馬車並行通過，而其他街道則狹窄、泥濘，因沿街道中央鋪設的排水溝而惡臭不堪。對於普通市民而言，有關清除的規則「全都關乎街道」，在下層居民的住處，糞便通常堆在家家戶戶的門口。房屋持有人理應將沉積的穢物運至處置坑，且有法令不斷提醒他們鋪設並清掃門口的台階。 當兩側都馱著籃子的馱騾與拿著托盤的街頭小販或被木柴和木炭擔子壓彎了腰的搬運工相遇時，擁堵的交通就會使狹窄的街道變得水泄不通。置於長鐵桿上的客棧招牌更使街道顯得擁擠不堪。商店招牌巨大無比，最好能使顧客感到震撼，因為店主人不得吆喝顧客入內，除非是在他們離開相鄰的商店之後。拔牙醫生的代表是一顆扶手椅大小的牙齒，手套商的代表是一隻每個手指都大得足以舉起一個嬰兒的手套。 在風中格格作響的招牌聲與街頭小販的吆喝聲、騾夫的驅趕聲、馬的噴鼻聲和傳布公告者的宣告聲此起彼伏，一個賽過一個。巴黎有6名由會長任命的大公告發布人，每人都有眾多的助手，他們被派往十字路口和各居住區的廣場，宣布有關官方法令、稅金、定期集市和慶典、房屋買賣、失蹤兒童、婚嫁、葬禮、出生和洗禮的消息。當國王的葡萄酒行將出售時，所有的酒館都必須關門歇業，而公告發布人會一天兩次叫賣王室葡萄酒。在宣告死訊時，公告人會一邊走一邊搖鈴，用莊重的口吻叫道：「醒來，酣睡的人，向上帝祈禱，讓他寬恕你的打擾；死者不能哭喊；當鈴聲在街道上響起時，為他們的靈魂祈禱。」流浪狗在聽到他們的聲音後，會發出大聲的吠叫。 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地盤——屠夫和製革工人在夏特萊堡周圍，貨幣兌換商、金匠和布商在大橋上，抄寫員、點燈人和出售羊皮紙和墨水的人在大學周圍的左岸。在開放式經營場所工作的人包括烘焙師、肥皂製造商、魚販、制帽商、細木工、陶工、刺繡工、洗衣工、毛皮商、鐵匠、理髮師、藥劑師，以及製衣業和金屬業的眾多分支。在工匠階層下的是打散工的人、搬運工和傭人。他們的姓名也許會得自其行業出身或個性特點，被叫作Robert le Gros（胖子羅伯特）、Raoul le Picard（皮卡第的拉烏爾）、Isabeau d』Outremer（來自海外的伊薩博）和Gautier Hors-du-sens（瘋狂的戈蒂埃）。 每個住宅區都有自己的公共浴室，提供蒸汽或熱水。1292年的調查中共列有26家浴室。儘管人們認為它們有敗壞道德，特別是婦女的道德之虞，但也認識到，它們對清潔有所貢獻，所以在氣候惡劣的冬季，當燃料價格高昂之時，城市會費盡周折地使之免於關閉。它們不得接納妓女、流浪者、麻風病患者或聲名狼藉的人，也不得在天亮之前開放，因為夜晚的街道非常危險，但每當破曉時分，人們就可以聽到這樣的吆喝聲： 先生老爺快快來，來沐浴， 蒸一蒸，莫遲疑， 我們的水熱騰騰， 千真萬確不騙人。 作為擁有一所偉大大學的首都城市，巴黎是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的雲集之地。學生擁有特權地位，不受地方法律的裁製，而僅聽命於國王，其結果是，他們的罪行和騷亂大部分都不會受到懲罰。他們的生活條件十分悲慘，租住在位於陰暗的鄰里街區中的骯髒房間中，卻得多付房租。他們坐在寒冷課堂中的冷板凳上，教室中只有兩根蠟燭照明，永遠都會受到放縱、強姦、搶劫以及「所有其他為上帝所憎惡的暴行」的指責。 儘管牛津正在成為知識興趣的中心，但巴黎大學仍然是歐洲的技術仲裁者，而其獨立院系的圖書館（有些圖書館的藏書量高達1000冊）則擴大了它的榮耀。除此之外還有精美的聖母院圖書館以及不少於28個書商，這還不算露天書攤。一位心蕩神馳的英格蘭遊客寫道：這裡是「盛產各種風格書籍的碩果纍纍的果園，是我們參觀巴黎時讓我們心花怒放的快樂源泉，是人間天堂！」。 從巴黎東南部的山峰通下來的渡槽將水注滿了公共泉源，這為城市供應了充足的水。風車在近郊遍地開花，在那裡，住宅有空地用於開墾花園和葡萄園，修道院矗立在耕地之中。產品主要通過內河船進入城市，然後被擺在集市的櫃檯上，或放在小販的托盤上兜售。乞丐坐在教堂門邊討要救濟金，行乞修道士為他們的教團或監獄裡的窮人討要麵包，吟遊詩人在廣場上表演特技和魔術，朗誦有關在撒拉遜土地上的冒險的敘事歌謠。五顏六色的衣物使街道光彩奪目。深紅色、綠色和最貴的雜色為貴族、高級教士和權貴所專享。只要其法衣夠長，而且被扣起來，則神職人員亦可穿著彩衣。當夕陽西下、宵禁的晚鐘敲響時，人們放下工作，關上店鋪，寂靜取代了喧譁。8點，當標誌著睡覺時間的奉告祈禱的鐘聲響起時，城市漆黑一片。只有十字路口仍被搖曳的燭光或燈光所照亮，這些蠟燭或油燈被放置在承納著聖母或住宅區保護聖徒雕像的壁龕中。 周日，各行各業都關門歇業，人人都去教堂，在那之後，工人在小酒館聚集，而布爾喬亞則在郊區散步。每到節日，巴黎的風俗是要在家門外圍桌用餐。住房是鱗次櫛比的典型的高而窄的城市風格建築，有時在房屋前後之間會有個庭院。它們是半磚木結構，空間用黏土或石頭填充，每一層都凸懸在下一層之上。貴族和權貴的府邸保留了堅固城堡的一些元素，有圓錐形的塔和高牆。作為對城市生活的一種妥協，它們擁有朝著庭院開放的巨大的玻璃格窗戶，還有裝飾著許多小尖塔的亭台，亭台屋頂的四面都可能會保留有一座鐘。屋主可以通過其塑於門楣之上的盾徽來知曉。街道沒有銘刻的街名，所以人們不得不花上好幾個小時去尋找要去的地方。 貴族宅第的內部裝飾著壁畫和掛毯，但家具寥寥。既供人睡也供人坐的床榻是最重要的物品。椅子幾乎沒有，就連國王和教皇在接見使節時，也是坐在裝飾著精美簾幕和床罩的床上；否則，人們就坐在條凳上。牆上突出的燭台上的火把為房屋提供照明，牆體內修建有巨大的壁爐。這些火牆煙囪在義大利被叫作「法式煙囪」，是中產階級家庭中最奢侈的東西。除此之外的唯一溫暖來自爐灶和做飯用火，以及夜間床上的取暖用盆狀器皿。像衛生設施一樣，供暖是這樣一種安排：假如人不是像對待其他活動一樣對自己的舒適安逸不大理性的話，那個時代似乎有足夠的技術，使之做得比實際狀況更好。毛皮床罩、毛皮里子的服裝或穿在束腰外衣和長袍下面的分離式毛皮襯裡代替了主動的供熱源。水獺、貓、白鼬、松鼠和狐狸皮沒有厚重的羊毛衣物貴，貂皮為富人所穿戴。 在夏季，地板上點綴著芳香的藥草和禾本植物，在其他季節，則鋪上燈芯草或稻草，它們一年換4次，或者，在窮人家裡則一年換一次，時間是在它布滿跳蚤、到處是狗屎和污物之時。有錢的商人會在晚宴前在地板上撒上紫羅蘭和其他鮮花，並用一大早從市場上買來的新鮮綠色植物來裝點牆壁和桌子。 房間少之又少，僕人們睡在他們可以躺下來的地方，完全沒有隱私，這也許使人變得易於發怒。它是會妨礙還是會促進誘惑是個公開的問題。在喬叟筆下的地方官的故事中，兩個劍橋的學生十分便利地享受到了磨坊主老婆和女兒的垂愛，因為他們與這家人睡在同一個房間中。即使是在較大的住宅中，客人也與男女主人睡在同一個房間裡。 這就是巴黎的第三等級，從最貧窮的工匠到最富裕的大亨，馬塞爾試圖在與皇太子的鬥爭中將他們調動起來。為了讓皇太子屈服，會長開始以罷工和民眾暴亂相威脅。當皇太子企圖再次使用鑄幣貶值的方式來籌集資金並由此引發了巴黎的憤怒時，「會長命令全城的行會和行業停止工作，人人都拿起武器」。皇太子被迫取消了敕令，沒有籌集到任何資金，他別無資源，只能重新召集三級會議，返回巴黎與他們相見。 在這次從1357年2月至3月持續一個月的會議上，所有被提出且付諸文字的改革，都出現在一個由61個條款構成的「大法令」（Grand Ordinance）中，即第三等級的《大憲章》（Magna Carta）。法令用法語而非拉丁語寫成，仿佛是在強調新的聲音，它陳述了一個理想的「好政府」，就仿佛它的策劃者們正力圖實現洛倫澤蒂幾年前在錫耶納繪製的、以「好政府」名命的歡欣景象。在那座繪製的城市中，身著色彩輕柔的長袍的市民們和諧地各忙各的，騎在馬上的重裝騎士從他們身邊走過，彼此包容，仁慈為懷。在一個狂亂不堪的年代，《大憲章》渴望的是同樣的秩序和體面。 籌劃者們設計的不是一個宏大的政府新圖式，而是對現存弊端的一系列修正，在其中投入了3種基本政治原則。這些原則包括：君主不得徵集未經三級會議投票通過的課稅，三級會議主席有權自行決定定期開會，從3個等級中選出一個由36人（每個等級12人）組成的大委員會（Grand Council）充當王室顧問。 對國王讓的顧命大臣的清除得到再一次的確認，新的大委員會成員「必須放棄其前任的上班遲到、人浮於事的習慣」。所有官員都要在「每天日出時分」上班；他們的薪水很高，但如果他們未在一大早出現，就將失去其薪水。貨幣未經三級會議的同意不得改變，王室和王侯的開支將被減少，議會將加快處理司法案件，地方長官不得身兼兩職或從事商業活動，只有在特殊條件下才可發布兵役召集令，貴族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不得離境，嚴禁他們的私人戰爭。窮人的公正和慈善將得到加速，若價格不公，則不得沒收他們的財產，他們的交通工具絕對不能沒收超過一天時間；村民的集會權利和武裝抵抗搶劫和軍隊的權利得到了肯定。最後，三級會議保證提高稅收，使之足以支付3萬名士兵達一年時間，但這錢要由三級會議監管，而不是通過王室。 皇太子又是抵抗又是拖延，拒絕簽署該法令，直到受到馬塞爾的方法的恐嚇，後者將解除了工作的烏合之眾帶入街道，其數量每天都有所增加，並鼓勵他們呼喊：「準備戰鬥！」通過這種方法，三級會議拿到了皇太子以攝政王的名義簽署的法令，攝政王是三級會議要求他擔任的，以便他能夠承擔君主之責。新的36人委員會得到任命，而被驅逐的顧命大臣們則急急趕往波爾多去通知國王讓。就在被帶往倫敦之前，國王否決了他兒子的簽字和整個法令。 在1357年夏季，無論是皇太子還是委員會都無法有效地實施管理，而兩者都在尋求各省的支持。通過在全國進行王室視察以顯示王權依舊在發揮功用的方式，查理勝出馬塞爾一籌。當三級會議於4月重新召開但貴族極少出席時，人們清楚地知道，對大法令條款心懷不滿的貴族正在撤回支持。改革運動陷入困境。在巴黎以外，權威的倒台正在走向災難。 它的催化劑是最近15年的戰爭所孵化出的軍事連隊的劫掠。這些連隊是自由連隊（Free Companies），它們「在大地的胸膛之上書寫悲哀」，將會成為這個時代的夢魘。它們由在普瓦捷會戰後被黑王子解散的英格蘭人、威爾斯人和加斯科涅人構成。作為戰士，按照慣例，將得不到更多的報酬，但他們已經在王子的戰役中開始喜歡上了戰利品的唾手可得和豐饒富足。他們與德國僱傭兵和艾諾的冒險者一道，圍繞一個指揮官聚集成20至50人的連隊，向北進發，展開行動，其活動範圍在塞納河與羅亞爾河、巴黎與海岸之間。在波爾多休戰協議簽署後，納瓦拉的腓力的部隊、蘭開斯特公爵的部隊的餘部，以及開疆拓土的能手、經驗豐富的布列塔尼指揮官和重甲騎兵，都加入了自由連隊的行列。編年史中的疊句——arser et piller（燒殺劫掠），尾隨著它們順著這個世紀一路走了下去。 國王和如此眾多的貴族的失去給了自由連隊可乘之機。在休戰後的一年中，它們壯大、合併、組織、傳播，越來越放縱地實施行動。在攻占一座城堡後，它們會將它用作根據地，向每個旅行者勒索貢物，襲擊鄉村。它們會偵察出一個一兩天便可抵達的富有城鎮，「偷偷摸摸、日夜兼程地前往，於清晨神不知鬼不覺地進入該城鎮，放火點燃一座房屋；城鎮裡的人會以為這是一些軍人所為，趕忙逃出城去；於是這些土匪就會破門進入金庫和住房，搶劫並占有他們開列的東西，完事之後溜之大吉」。 它們強迫富裕村民繳納贖金，燒死窮人，搶劫修道院和修道士的倉儲和財寶，掠奪農民的穀倉，殺害或折磨那些藏匿物品或拒交贖金的人，對教士和老人也不放過，侵害幼女、修女和母親，綁走婦女，迫使其成為營妓，使男人成為仆傭。由於沉迷於這一切而不能自拔，它們隨心所欲地焚燒收穫物和農具，砍倒樹林和葡萄藤，搗毀人們賴以為生的一切，其行徑著實令人費解，只能說，那是出於一時的狂熱或編年史作者的誇大其詞。 這種連隊自12世紀便已存在，在義大利尤盛，那裡的貴族較其他地方更加都市化，他們日益將軍事武裝這一行留給僱傭兵去做。這些連隊在專業指揮官的率領下，有時人數可達2000至3000，由被放逐者、逃犯、失去土地或破產的冒險者、德國人、勃艮第人、義大利人、匈牙利人、加泰羅尼亞人（Catalans）、普羅旺斯人、佛蘭德人、法國人和瑞士人構成，通常都裝備精良，或騎馬，或步行。這個世紀中葉的一個卓爾不凡的指揮官是個變節了的前聖約翰騎士，名叫蒙雷亞萊兄弟（Fra Monreale），他的連隊中有一個委員會，有秘書、會計、營地法官、絞刑架，他可以從威尼斯要價15萬金弗羅林去攻打米蘭。僅1353年一年，他就從里米尼（Rimini）勒索了5萬弗羅林，從佛羅倫薩勒索了2.5萬弗羅林，從比薩和錫耶納各勒索了1.6萬弗羅林。對他的財富垂涎三尺的主張革命的庫勒·迪里恩齊（Cola di Rienzi）邀請他前往羅馬。蒙雷亞萊過於自信，孤身入城，被捕之後，被當作公然的強盜而受到審判，被執以死刑。他穿著繡金的棕色天鵝絨長袍，一身華服地走向斷頭台，讓自己的外科醫生指揮劊子手的斧頭。他至死仍頑固不化，宣稱自己「仗劍而行，在一個虛偽而悲慘的世界中開闢道路」的行為正當合理。 這些連隊最有害的方面在於，由於有組織的軍隊的缺失，他們填補了一種需求，並逐漸被人們所接受。腓力六世在聽說了一位只知人稱「培根」的指揮官是多麼高效地突襲並攻占了一座城堡之後，用兩萬克朗購買了他的服務，使之成為戴甲的王室禮賓官，「配良馬，著華服，裝備精良，堪比伯爵」。還有一位名叫克羅夸特（Croquart）的人，從布列塔尼戰爭中的「窮聽差」起家，因為英勇善戰而步步高升，成了一個價值4萬克朗的匪幫的指揮官，他的軍事聲譽使他被選為「30人大戰」的英方一員。後來，國王讓提出條件，只要他成為國王的部下，就給他提供騎士身份、一位有錢的妻子和2000里弗的年薪。更願意特立獨行的克羅夸特拒絕了國王的提議。 在法國，這些連隊與其說是僱傭兵，不如說是土匪，儘管他們基本上都是英格蘭人，但也吸引了被布列塔尼和普瓦捷會戰的贖金弄得傾家蕩產的法國騎士們，他們現在也在同樣對自己的國家大肆劫掠。騎士們的小兒子和私生子較少貴族權益，收入降低，於是他們便自己當起了指揮官，在連隊中尋找一種生計、一條發財致富的道路、一種生活方式、一個一旦被十字軍東征所吸納便停不下來的進攻的發泄口。 最臭名昭著的法國人是阿爾諾·德賽沃洛（Arnaut de Cervole），他是佩里戈爾的一名貴族，人稱「主牧師」（Archpriest），因為他曾經擔任過一個教士的有俸聖職。他在普瓦捷會戰中受傷被俘，在支付了贖金後被釋放，於1357年那幾個無法無天的月份里返回法國，當上了一個連隊的頭領，這個連隊直白地稱自己為「收購幫」（Società dell』 acquisito）。在與普羅旺斯的一位名叫雷蒙·德博（Raimond de Baux）的領主合作過程中，該連隊壯大為一支2000人的軍隊，而「主牧師」則成了他那個時代罪大惡極的為惡者。1357年，在賽沃洛發起的對普羅旺斯各地的襲擊過程中，教皇英諾森六世對阿維尼翁的安全大感擔憂，於是他預先進行了免侵擾談判。賽沃洛被邀請至教皇的宮殿，「受到了恭敬的禮遇，就仿佛他是法國國王之子」。在與教皇和紅衣主教們共進了數次晚宴之後，他獲得了對其所有罪行的寬恕——連隊的慣常要求條目之一——以及4萬埃居的錢財，作為離開那一區域的條件。 與之齊名的英格蘭人是羅伯特·諾利斯爵士（Sir Robert Knollys），「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傅華薩評介他是「所有連隊中最富才幹、最有手腕的重甲騎士」。他也是從布列塔尼戰爭中步步高升，曾為「30人大戰」作戰，在此過程中獲得了騎士封號。在為蘭開斯特效力之後，他留了下來，在諾曼底燒殺劫掠，憑著嫻熟的手段和冷酷無情，僅在1357年至1358年的一年間，便積聚了價值十萬克朗的戰利品。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他在羅亞爾河谷發展壯大自己，在此處獲得了對40座城堡的控制權，燒殺劫掠的範圍從奧爾良直到韋澤萊（Vézelay）。在一次從貝里到奧弗涅的襲擊過程中，他的連隊留下了一連串被摧毀的城鎮，它們被燒焦的山牆被稱作「諾利斯的冠冕」。據說，在一個地方，他的名字是如此令人恐怖，以致人們聽說他即將到來的消息後，乾脆自己投河而死。 在諾利斯告訴英王愛德華，他占領的所有堡壘都聽憑國王的處置之後，像其他統治者一樣樂於從強盜的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愛德華慷慨地寬恕了諾利斯違背休戰協議之舉。諾利斯最終贏得了與尚多斯和黑王子同一級別的崇高指揮權和軍事聲譽。在休戰和作戰期間，他在匪幫與效忠王室之間往返自如，沒有錯過一次勝利，也從未改變過自己的風格。在結束其職業生涯時，他帶著「帝王般的財富」和巨大的莊園退休，變成了教會的捐助人，創建了多家救濟院及小禮拜堂。法國人將他記作羅伯特·卡諾勒爵士（Sir Robert Canole），他「終其一生都在殘酷地傷害著法蘭西」。 在普瓦捷會戰後的無政府狀態中，騎士和匪徒的身份變得可以相互交換，導致民眾對仗劍階層更添仇恨，儘管在他們自己的同類中，這不一定是個壞名聲。「年輕、勇敢而多情的」厄斯塔什·德奧布雷西科特（Eustache d』Aubrecicourt）是艾諾的一位騎士，普瓦捷會戰時曾陪伴在王子左右，他懷著極大的熱忱和物質上的成功成為一個匪徒，竟贏得了孀居的肯特伯爵夫人的芳心，她是英格蘭王后的侄女，像他一樣也出生於艾諾。她送給他駿馬、禮物和充滿激情的情書，這更激發了他，使他即便未能變得更具騎士的英勇，也可說變得更加大膽無畏。他牢牢地把持著對香檳（Champagne）地區和皮卡第部分地區的嚴厲掌控，直到法國騎士終於組織起來發起反抗，將他抓獲。貪婪如他的法國騎士在讓他支付了2.2萬金法郎的贖金後放了他，所以他很快便東山再起，重上戰場。他指揮著2000人的流寇，組織了一次對被占領城堡的交易，將這些城堡以高昂的價格賣回給了原主人。以一種對14世紀的人而言是可以理解的方式，他的仗劍劫掠殺人之舉並未給肯特的伊莎貝爾（Isabelle of Kent）帶來絲毫的恥辱，現在成了腰纏萬貫的英雄的他將於1360年娶她為妻。 法國人向英王愛德華指控說，英格蘭連隊違背了休戰協議，作為對此的反應，愛德華下令他們解散，但他的命令既非出自真心，也未得到認真執行。在和平條款仍在談判之中時，他十分願意讓這些連隊對法國保持高壓。同樣不反對製造麻煩的是納瓦拉的查理。儘管仍在監獄，可他有自己的代理人以他的名義行事，其中便包括他的兄弟腓力。在納瓦拉人與英格蘭人聯合作戰的地方，劫掠最為兇殘——有人認為這是故意的，是為查理的獲釋進行施壓的一種手段。 為了防禦這些連隊，村民們將其石結構的教堂用作堡壘，環之以壕溝，在鐘樓上安置哨兵，堆積石塊，以便向下砸擊攻擊者。「教堂的鐘聲響起，不再是為了召集人們頌揚上帝，而是為了警告人們尋找藏身之所以躲避敵人。」無法到達教堂的農民家庭便與自己的牲畜一道在羅亞爾河上的小島過夜，或是在停泊在河中央的船上過夜。在皮卡第，人們將日耳曼人入侵時所挖的地窖擴大成地下隧道，以便在此藏身。這些隧道中間有井，上方有通氣孔，可供二三十人容身，在牆體附近還有可容納牲口的空間。 白天，瞭望哨兵從鐘樓上觀察匪徒是否已離去，以及他們是否可能重返田地。農村家庭急急忙忙地帶著物品到城市尋找庇護所，僧侶和修女拋棄了自己的修道院，通衢大道和羊腸小路都危機四伏，強盜四起，敵人在全國各地都成倍增加。「我還能說些什麼？」讓·德韋內特在其有關悲慘境遇的目類中寫道。「從此以後，無窮無盡的傷害、不幸和危險降臨在法國人民頭上，因為他們沒有好政府，也沒有充足的防禦能力。」 讓·德韋內特是第三等級的同情者，以前曾是個加爾默羅會（Carme Lite），托缽修道士在14世紀60年代，當他撰寫其編年史時，還是其教團的領袖。他指責攝政者「不施補救」，指責貴族們「蔑視和仇恨其他所有人，根本不考慮領主與百姓間的相互扶持。他們奴役並搶劫農民和村民。他們決不起而保衛自己的國家免遭敵人的蹂躪。他們更願意做的是，將它踩在腳下，剝奪和搶劫農民的物品」，而攝政者則「絲毫不考慮農民的困境」。 正如讓·德韋內特所見，貴族還將因三級會議常務會議中的不和而受到指責，這種不和導致了各等級代表放棄了自己已經開始的職責。「從那時起，王國的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國家將毀於一旦……法蘭西王國和整個土地開始披上混亂和哀痛的外衣，因為它沒有保衛者或監護人。」 悲哀和激憤也滲入了一篇名為「法蘭西王國之悲慘境遇的悲劇性解說」（Tragic Account of the Miserable State of the Realm of France）的拉丁文論辯文中，他的作者是位默默無聞的聖本篤修會僧侶。曾經引以為傲的法蘭西卻讓自己的國王「在王國的核心地帶」被俘虜，並毫不干涉地任其被囚禁在異國的土地上，這讓他感到羞愧難當，在那之後，他提出了有關軍事訓練的關鍵問題。「你們是從哪裡學習（戰爭藝術）的？誰是你們的老師？你們當過什麼樣的學徒？」他質問騎士們。「難不成你們是在維納斯的旗幟下戰鬥，吮吸著牛奶般的甘甜，只有快樂相隨……」凡此等等，直到他突然以一個現實的問題作結：「難道武藝可以從你們於其中度過自己的青春的玩耍和遊獵中習得？」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行乞修道士成了指責對象，「他們的肚子就是他們的上帝，他們是自己女人的奴隸」，至於教士，他們受到了最嚴厲的責罵。他們被說成是奢侈無度、暴飲暴食、浮誇狂妄、野心勃勃、暴躁易怒、不相和諧、嫉妒成性、貪得無厭、喜好爭訟、盤剝高利，搶金奪銀。美德死去，惡行勝出，誠實遭到毀滅，同情慘被窒息，貪婪大行其道，困惑無所不在，秩序渾然不見。 它僅僅是針對世俗的傳統的禁欲主義的長篇大論，抑或是種開始占據該世紀下半葉更深層的悲觀主義？ 法王讓的釋放問題仍懸而未決。雖然愛德華對這位王室俘虜待以周到之禮，卻也下定決心，要從他的勝利之中擠出法國能夠設法交出的最後的每一寸土地和每一厘金錢。法蘭西的偉大國王在從普瓦捷戰場上被抓獲後，成了一種非同尋常的獎賞。讓於1357年5月作為黑王子的俘虜進入倫敦，導致了英格蘭歷史上最盛大的慶典之一，以及「在所有教堂舉辦的盛大莊嚴的儀式，其奇異之處令人難以想像」。由於人們是如此好奇地想看上法蘭西國王一眼，以至於巡行隊伍花了幾個小時才得以穿過市中心前往威斯敏斯特王宮。作為13位其他貴族囚徒中的關注核心，讓身著黑衣，「如同一個大助祭或在俗教士」，騎著一匹高頭白馬，旁邊是騎著一匹較為矮小的黑色馴馬的王子。經過懸掛著奪來的盾牌和掛毯的房屋，走過灑滿玫瑰花瓣的鵝卵石道路，巡行隊伍途經種種離奇的華麗展示，它們是14世紀人們最鍾愛的藝術。倫敦的金匠們在沿途擺放的12個鍍金籠子中安放了12個美麗的少女，她們向騎手們拋灑著用金銀絲裝飾的鮮花。 貴族俘虜的輝煌成就更為英格蘭宮廷平添了與眾不同的騎士風範。第一個冬季的聖誕節和新年在異乎尋常的華美盛況中度過，包括在火把映照下的夜晚舉辦的一場華麗壯觀的比武大會。讓住在薩伏伊的豪宅，即蘭開斯特公爵的新宮殿中，雖說有一名衛兵被派來以防他的逃跑或營救企圖，但他可以自由地接見來自法國的來訪者，享受各種宮廷生活的樂趣。朗格多克派來了一個貴族和布爾喬亞使團，他們帶來了價值1萬弗羅林的禮物，並保證，他們將用自己生命、貨品和財富來換取他的釋放。就連拉昂和亞眠也送來了金錢。迷惑了其國民的君王身份的神秘性而非其職責使人們關心著那位國王。 在法國的悲慘歲月里，國王的賬目顯示的花費有：馬匹，狗，獵鷹，一副棋子，一架風琴，一架豎琴，一座鐘，一匹淺黃褐色的馴馬，來自布魯日的鹿肉和鯨肉，為他的兒子腓力和他寵愛的小丑購買的精緻衣櫃，小丑還收到了好幾頂綴著貂皮、裝飾著黃金和珍珠的帽子。讓還豢養了一個占星家和一位帶樂隊的「吟遊詩人之王」，舉辦了一場鬥雞比賽，訂製裝訂精美的圖書，出售朗格多克作為禮物送來的馬匹和葡萄酒。這些投機的成功使他從土魯斯進口了更多的馬匹和葡萄酒，然後將之當作有利可圖的生意出售。500年後，當法國若非最客觀也是最生動的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Jules Michelet）在檔案館通讀讓的賬目時，說它們讓他噁心。 愛德華的過分要求阻礙了有關國王贖金和永久性和平協議條款的商討。他想要吉耶納、加來以及前金雀花王朝在法國擁有的所有土地的徹底割讓，外加一筆高達300萬埃居的交換讓的巨額贖金；作為回報，他會放棄對法國王位的要求。在教皇使節的壓力之下，談判一直在拖拖拉拉地進行著，在此過程中，法國專員愁腸百結，痛苦不堪。他們從未考慮過的一個解決辦法是，將國王留在英格蘭，不付贖金，然後打道回府。首先，這將意味著沒有和平協議，而飽受打擊的法國必須擁有和平。更為根本的是，國王是秩序之源。聖路易曾利用一定的權威來消除私人戰爭，強推司法公正，使稅收體制化。從那以後，在公眾心目中，王室已變得等同於更傑出的保護者和法律。他的繼任者們的一切倒退都無法損害王權，而讓，它粗心大意的代表，被人們所深切地想念著，仿佛他就是聖路易一般。 法國各省相信，王室權力將是他們抵禦連隊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它們不想看到君主權力的削弱。1357年8月，皇太子在他人的鼓勵下，召回了被遣散的顧命大臣，並挑釁地通知馬塞爾及36人委員會，他打算獨自管理國家，而無須他們的干預。挫折使馬塞爾變成了一個極端分子，他接受了一個與他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的同盟。 在1357年11月的動亂之中，納瓦拉的查理步出了他位於皮卡第的康布雷（Cambrai）附近的監獄。儘管他的黨羽的一個陰謀被認為影響到了他的逃跑或釋放，但在那之後發揮作用的是馬塞爾之手和羅伯特·勒科克之腦。納瓦拉的查理將被用作另一個對抗瓦盧瓦王朝的國王。他在皮卡第和諾曼底貴族的「氣派相伴」下進入首都，其中就有「庫西閣下」。在17歲時，昂蓋朗已經獲得了侍衛們的擁戴，成為被他們認可的領主。也許是懷著與許多北方貴族一樣的反瓦盧瓦王朝的情緒，他堂皇地進入了追隨納瓦拉的查理的陣營，儘管，憑藉著他將終其一生不斷展現的非凡的政治感覺，他在那個陣營中沒有停留太久。 納瓦拉的查理以「用大量毒液做調味的」精彩的滔滔宏論向大量聚集的巴黎人慷慨陳詞，在沒有實際施壓的情況下提及了他的王位繼承權，他說，他當國王至少比英王愛德華要好。他的挑戰迫使皇太子重返巴黎並重新召集三級會議，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在聚集起「2000名」羅亞爾河要塞的重甲騎兵時，他也走向了民眾。他派信使前往全城各處，將民眾聚集起來，然後於1358年1月11日，當著聚集在市政大廳的眾人，在馬背上發表了演講，立即將民眾的情緒轉向了有利於他的一面。馬塞爾的代表試圖發表相反的言論，卻在一片呼喊聲和騷亂中被拖了出去。當時的人們對口頭語言極度敏感，他們會對任何一位馬克·安東尼[2]做出回應，會在戶外一連數小時地傾聽偉大布道者的說教，認為那是公共娛樂的一種形式。 皇太子的成功引起了馬塞爾的警覺，他求助於一種暴力行為，此行為毫無疑問是納瓦拉的查理的風格。在事件之後，人們普遍相信，他是受到了納瓦拉的查理的煽動。其藉口是一位名叫佩蘭·馬克（Perrin Marc）的市民之死，他謀殺了皇太子的司庫官，反過來被皇太子的司令官強行從一座教堂的避難所中帶走並吊死。馬塞爾聚集起3000名工匠和店主，手執武器，戴著該流行政黨的紅藍兩色頭巾，帶頭走向王宮。皇太子的顧命大臣之一雷諾特·德阿西（Regnaut d』Acy）與他們在街頭相遇，被認了出來，迎接他的是一片「去死！」的呼喊。還未等他逃跑，他已經被眾多的拳頭打倒在地，未出一聲地死去了。 在到達王宮時，馬塞爾與他的部分團伙成員進入皇太子的房間，在那裡，就在他表示要保護太子之時，他的手下已撲向皇太子的兩位元帥，當著他的面殺死了他們。其中一人是讓·德克萊蒙特（Jean de Clermont），在普瓦捷會戰中戰死的元帥之子；闖入教堂避難所的正是他。另一人是當皮埃爾之主（Sire de Dampierre）讓·德孔福朗（Jean de Conflans），三級會議的前代表，為了皇太子而拋棄了改革政黨。每一部有精印插圖的編年史都描繪了這一場景：眉頭緊鎖的人們高高舉起的劍，嚇得在床上瑟瑟發抖的皇太子，他腳邊兩位元帥的血淋淋的屍體。 他們的屍體被拖到王宮的庭院中，扔在那裡供眾人參觀，而馬塞爾則匆匆前往格雷夫廣場，在那裡，他從市政廳的一扇窗子中向人群發表了演說，要求他們支持他的行為。他說，事情已經完成，它是為了王國的利益，為了去除「虛偽、邪惡和變節的」騎士們。暴民們異口同聲地表示贊同，並表示「畢生」站在會長一邊。馬塞爾迅速回到王宮，將那一永遠正當的公式呈給皇太子：事情是「根據人民的意願」所為。他說，太子必須表示自己是與人民同心協力的，其方式是認可那一行為，並寬恕所有參與者。 「悲痛欲絕且目瞪口呆的」皇太子可以從橫臥在路面上的屍體上讀出警告。他向會長求請，說巴黎人民可以是他的好朋友，就像他是他們的好朋友一樣，然後從馬塞爾手中接過了兩丈紅藍相間的布料，以便為自己和手下的官員們製作頭巾。 實際上是針對他本人的可怕襲擊本意是要嚇唬皇太子，使他接受由三級會議委員會制定的規則。適得其反的是，它堅定了在他那富於欺騙性的虛弱外表下的意志。此刻他所能做的就是將自己的家人送至不遠處的位於馬恩河（Marne）上的莫（Meaux）的堡壘，以確保他們的安全，自己則搬至首都以外的桑利斯（Senlis）。一旦暴力被用於反對君主，反對以兩位元帥為代表的貴族，那麼衝突就從政治鬥爭轉向了與力量平衡中的一個決定性轉變的公開鬥爭。元帥之死使馬塞爾失去了所剩無幾的贊成改革的貴族們的支持。這件事使他們相信，他們的利益與王室捆綁在一起。 1358年5月，攝政皇太子的一個舉動引發了農民的強烈暴動，它被稱為扎克雷農民起義。在此次起義中，18歲的昂蓋朗·德·庫西扮演了一個積極而有目共睹的角色。攝政王打算通過封鎖巴黎的方式徹底根除馬塞爾，於是他下令進行水上貿易的河谷沿岸的貴族加固城堡，儲備糧食。一種說法是，貴族們為了達成這一目標，強占了其農民的物品，激發了起義。按照另一位編年史作者的說法，扎克雷農民起義是在馬塞爾的煽動下發動的，他鼓動農民相信，攝政王的命令是針對他們的，是新的壓迫和沒收的前奏。但扎克雷農民自有其充足的理由。 這個將三個等級扛在自己背上的農民是誰，這個現在使整個封建領主階層心驚膽戰的、被壓彎了腰的中世紀的擎天神？他鼻子扁平，隨便地穿著束腰短襖和長緊身褲，你可以在雕刻的石頭浮雕和代表著12個月的插圖上看到他：他從掛在脖子上的一隻帆布種子口袋中取出種子播種；在炎炎夏日，他穿著寬鬆的短上衣，戴著草帽，光著雙腿，用鐮刀割乾草；他用腳踩盛在大桶中的葡萄；給夾在雙膝間的綿羊剪羊毛；在森林裡牧豬；戴著兜帽，披著羊皮斗篷，背著沉重的木柴在雪地上跋涉；2月，他在一座低矮的茅舍中坐在火前取暖。田野上，在他的身邊，農婦在綑紮麥捆，她的裙子被掖在腰帶上，好讓雙腿可以自如行動，她頭上戴的不是帽子，而是塊布頭巾。 像所有其他群體一樣，農民是多種多樣的，在經濟層面上，從半野蠻的貧民，到土地所有者，再到可把錢攢起來送兒子上大學的使用僱工者，範圍十分廣泛。一般意義上的農民是農奴，即vilain，讀這個詞時，需要用輕蔑的口吻，儘管它是從拉丁語villa得來，本無惡意。農奴既不是純粹的奴隸，也非完全自由，他屬於其領主的莊園，有責任支付租金或勞役，以此來換取對土地的使用，反過來，他也享有被保護權和公正權。農奴是處於人身束縛中的人，他天生屬於一個特定的領主，所以，他的孩子也會隨他，根據一條名為「禁婚令」（formariage）的規定，禁止農奴與領地以外的人通婚。如果他無兒無女地死去，那麼根據「永久管業權」（morte-main）規定的權利，他的房子、工具和任何財產都要返還給領主，其理論根據是，它們只是借給農奴供其在活著時進行勞作之用。最初，除了農業之外，他還要做所有莊園中需要提供的勞役——修路、造橋、挖溝、供應木柴、照看馬廄和狗窩、打鐵、洗衣、紡線、織布，以及城堡所需的其他工藝。到14世紀，這些活計中的大部分都由雇用的幫工來干，城堡所需通過從城裡或小販那裡購買的方式得到供應，使農民的大部分工作都放在支付租金這一基礎之上，並在某些日子裡在領主的土地上勞作。 除了要支付人頭稅、教士的什一稅、領主贖金的救助金、兒子的封爵費、女兒的婚嫁費之外，農民還要為他使用的所有物品付錢：在領主的磨坊中磨穀物，在領主的爐灶中烤麵包，在領主的蘋果酒榨取機中榨蘋果，在領主的法庭上解決糾紛。在死亡時，他還欠著領主的租地繼承稅，或是要把自己最好的財物白白奉送給領主。 他要在有利於封建領主的規則下供應自己的農業勞動力，他要在可以照顧自己的土地之前，先對領主的土地進行耕犁、播種、割草、收穫，在有暴風雨或病蟲害的情況下，則要先貯存領主的收穫。他必須驅趕著自己的牲畜前往牧場，將它們帶回家時，要穿過領主的土地而非他自己的土地，以便領主可以獲得肥料之利。通過這些費用和安排，就會為土地所有者創造經濟剩餘。 該體製得到了教會的幫助，教會的天然利益使之更有可能與強者而非弱者結盟。教會教導農奴說，未完成封建領主的工作，不遵守他的法律，都將受到懲罰，在地獄中永世不得翻身，而不繳納什一稅將會危及靈魂。牧師不斷施加壓力，要求以各種形式支付什一稅——穀物、雞蛋、一隻母雞或一頭豬——並且告訴農民，這些是「欠上帝」的稅。日常生活被領主的管家所管理，管家的虐待和勒索是持續的控訴之源。管家可以徵集有所增加的稅收，將一定比例的稅收留給自己，或指責一個農民是賊，在收取一定的費用後再把他放了。 租金通常被算在通過有償勞動和在市場上出售農產品所掙得的菲薄收入中。在收穫季節，男男女女都聚集起來去採摘葡萄，以換取額外的現金和幾周的樂趣。女人的報酬只有男人的一半。最大的恐懼是饑荒，地方的短缺十分常見，因為交通運輸不暢，並且，由於肥料不足，產出很低。 擁有價值10里弗至12里弗的犁鏵和價值8里弗至10里弗的耕馬是富裕農民與僅可維持生計的農民間的界線。那些窮得負擔不起犁鏵的人會租一張公用的，或是用鋤頭和鐵鍬翻地。也許75%到80%的人都在犁鏵線以下，其中有一半的人擁有幾英畝薄田和某些經濟保障，而其餘的人則生活在生存的邊緣，通過向領主或富裕的鄰居提供有償勞動作為補充，來耕作小塊的田地。最下層的10%的人生存境遇悲慘，靠麵包、洋蔥和一點兒水果為生，睡在稻草上，小屋中沒有家具，煙要從房頂的洞中冒出去。他們甚至沒有農奴的保有權，是新的農業無產者，是在舊有的莊園制度向貨幣基礎轉變的過程中形成的。 哪一部分農民富裕哪一部分貧窮的判斷標準是他們的遺贈，既然最貧窮者什麼也留不下來，他們也就始終處於緘默狀態。再沒有哪個階層比這個階層更讓歷史學家那著名的目標——wie es wirklich war（探求事實真相）——顯得如此難以捉摸。每一條有關農民生活的言論都有另一條言論與之相對。一直以來的說法是：「洗浴在下等階層中十分普遍……就連小村莊也有自己的公共浴室。」可法國農民的同時代人卻在不停地抱怨他的污穢和惡臭。儘管當時的英格蘭人似乎贊同地認為，法國農民的生活狀態比自己差，常常評論其無肉的飲食，可其他地方又有記錄說，法國農民經常吃用烤肉叉烤的豬肉和家禽。他還能吃到雞蛋、鹹魚、奶酪、豬油、豌豆、蠶豆、冬蔥、洋蔥、大蒜、一些在其菜地種植的葉類蔬菜、製成醬或曬成干供冬季食用的水果、黑麥麵包、蜂蜜，以及啤酒或蘋果酒。 中間群體會有一張床供一大家子人睡，有配條凳的擱板桌、箱子、碗櫥、衣櫃、鐵鍋或錫鍋、陶碗和陶罐、木桶和洗衣桶，還有農耕工具。他們住在木質結構的平房中，房子有茅草屋頂和石膏牆，牆體用黏土、稻草和鵝卵石等各種材料混合而成。大部分此類房屋都有上下部分可各自分別打開的門，以便讓光線照進來，讓煙冒出去，有些房屋有極小的窗戶，最好的房屋有砌起來的煙囪。人的壽命很短，因為他們勞累過度，風吹日曬過度，還會受到痢疾、肺結核、肺炎、哮喘、牙齒腐爛以及名為聖安東尼熱（St. Anthony’s Fire）的可怕疹子的折磨，最後一種病通過壓縮血管（當時的人們並不理解）可以如同藉助「某種悶燒的火焰」一樣耗掉一條肢體，使之與身體斷離。在現代，該病症在某些病例中會被鑑定為丹毒，在另一些病例中又被鑑定為麥角中毒，其中毒的起因是黑麥麵粉因冬季存放時間過長而生成的一種黴菌。 富裕的少數人可能擁有60英畝至80英畝的土地、耕地用馬和繩索馬具、綿羊、豬、牛、貯藏起來的羊毛、皮革、麻，還有小麥、燕麥和玉米，有供在河中打魚的船和網，有葡萄園、柴堆，以及用銅、玻璃和銀製成的器皿。以諾曼底的一個舒適的農民家庭為例，他們家中擁有兩條羽毛褥墊、一張木床、3張桌子、4隻煎鍋、兩隻煮鍋以及其他烹飪器具、8隻羊、兩塊桌布、一條毛巾或餐巾、一盞燈籠、兩隻用以踩葡萄的大桶、兩隻酒桶和兩隻木桶、一輛手推車、一張犁、兩把耙子、兩把鋤頭、兩把長柄大鐮刀、一把鐵杴、一把鐮刀、3副馬項圈，以及一套馬鞍。有記載說，富裕農民雇用了12個種田幫工，給自己女兒的嫁妝中有50個金弗羅林，外加一件飾有毛皮的披風和毛皮床罩。 對大眾而言，更為真實的是在法國故事《梅林·梅洛》（Merlin Merlot）中的那個農民，他哭喊道：「啊，從未有過一天休息的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想，我永遠也品嘗不到休息或安逸的滋味……農奴天生要受苦。當他出生時，痛苦就跟他一起誕生了。」他的孩子在挨餓，他們伸出手來向他要吃的；他的妻子罵他養不起家。「而我，一個不快樂的人，就像一隻落湯雞，垂頭喪氣，渾身透濕，或者，就像一隻遭人痛打的狗。」 農民的切膚之痛是其他階層對他的輕蔑。除了極其罕見的同情語氣外，大多數民間故事和歌謠對他的描述都是惹是生非、粗野無禮、貪得無厭、怏怏不樂、疑神疑鬼、詭計多端、鬍子拉碴、蓬頭垢面、面貌醜陋、愚蠢輕信，有時卻又精明機智，總是怨聲載道，通常還戴著綠帽子。在諷刺故事中，據說農奴的靈魂在天堂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落腳之地，因為魔鬼嫌他渾身惡臭而拒絕運送它。在《武功歌》中，他因在戰場上笨手笨腳、裝備低劣而遭到譏刺，其行為舉止、道德品行甚至悲慘境遇都成了笑柄。特指農民的扎克雷或扎克雷·博諾姆（Jacques Bonhomme）這個名稱被貴族用來嘲笑他，它來源於一種名為Jacque的有填充物的白色法衣，農民在戰場上把它當作保護性鎧甲穿在身上。騎士們將他看成是天性卑賤之人，他不知「榮譽」為何物，因此能夠施展各種詭計，而絕不值得信任。理想而言，他應當受到得體的對待，可為大眾所接受的諺語卻廣為傳播：「折磨一個農奴，他會祝福你；祝福一個農奴，他會折磨你。」 在《可鄙的鄉巴佬》（Le Despit au Vilain）這則故事中，有個異乎尋常的段落，它表達了強烈的憎恨，似乎超出了講故事的範圍。「如果您樂意的話，請告訴我，主啊，一個農奴憑什麼權利或頭銜吃牛肉？……還有鵝？他們的鵝可真不少！這讓上帝都感到困擾。上帝因此受苦，我也一樣。因為他們的命運本應不幸，這些吃肥鵝的農奴！他們應該吃魚嗎？相反，讓他們周日吃薊刺、荊棘和稻草、乾草，平時吃豆莢。他們應該日夜受到監視，總是碰到麻煩：這才是農奴應當過的生活。可是，他們每天都飽食終日，被上好的葡萄酒灌得酩酊大醉，而且身穿錦衣華服。農奴的高昂花銷代價慘重，因為正是它破壞並毀滅了世界。正是他們擾亂了公眾的幸福。農奴帶來了一切的不幸。他們應該吃肉嗎？相反，他們應當跟長角的牲口一道咀嚼荒地上的雜草，光著四肢四處遊走……」這些故事是講給上流社會的聽眾的。這是他們想要聽到的，還是對他們的態度的一種諷刺？ 在理論上，土地的耕作者及其牲畜當免於劫掠和刀劍。可再沒有什麼比中世紀的生活現實更粗暴地對此理論加以嘲弄的了。騎士精神在騎士階層之外不適用。文獻記錄提到農民被勒索錢財的匪徒釘在十字架上，用火烤，被拖在馬後。有一些布道者指出，農民為了大眾沒日沒夜地工作，常常被自己的勞作壓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渴望更多的善意，可人們給這些受害人的建議只能是忍耐、屈服和順從。 1358年，農民的悲慘境遇達到了巔峰。匪徒從他的手中奪走谷種，偷走他的牲畜作為食物，用他的手推車運送劫掠品，用他的工具和犁頭鍛造武器。可是，領主仍舊收取費用和稅金以及額外的援助金來繳納自己沉重的贖金，「但即使如此，他們也幾乎無法抽出身來，保護自己的僕從免受攻擊」。普通百姓「嘆息著」，讓·德韋內特寫道：「看著他們為戰爭之需拚命擠出的金錢在狩獵和比武大會中被揮霍一空。」他們憎恨貴族未能用它們在戰場上殺敵衛國，不再那麼畏懼他們，因為騎士們因自克雷西會戰以來的連連失敗和普瓦捷會戰中的膽小懦弱已名聲掃地。最重要的，他們看到了騎士無法無天中的串通共謀，這些騎士若不能支付匪徒提出的大筆贖金，就會為匪徒連隊效勞一兩年，「輕而易舉地從紳士變匪徒」。沒有什麼革命計劃，可僅僅是仇恨就足以讓扎克雷農民怒火中燒。 1358年5月28日，在瓦茲河畔的桑利斯附近的聖列伊（St. Leu）村，一群農民在晚禱的鐘聲響過之後，在墓地舉行了一次群情激憤的會議。他們指責貴族要為他們的悲慘境遇和國王的被俘負責，而國王的被俘「讓所有人都感到不安」。騎士及其侍衛們做了什麼去解放他？除了壓迫可憐的農民之外，他們還擅長什麼？「他們讓王國受侮辱，被掠奪，把他們全部幹掉將是件大快人心的事。」聽眾們喊道：「他們說的沒錯！他們說的沒錯！退縮者可恥！」 沒有再召開會議，除了個別人帶的棍棒和小刀之外也沒有什麼武器，一群大約100人的民眾就這樣對最近的莊園發起了猛烈的攻擊，他們破門而入，殺死了騎士及其妻兒，放火將那裡燒為平地。然後，據傅華薩的記載（他有關扎克雷農民起義的故事當來自貴族和教士），「他們前往一座堅固的城堡，將騎士綁在樹樁上，而他的妻子和女兒一個接一下地當著他的面被許多人強姦；然後他們殺死了他有孕在身的妻子，然後是女兒以及所有兒童，最後是騎士，並且燒毀了那座城堡」。另一則報告說，在那一夜，4名騎士和5名侍衛被殺。 暴動立即傳遍各地，每天都有追隨者打著火把和燃燒的樹枝加入進來，攻打城堡和莊園。他們拿著長柄大鐮刀、乾草釵、斧頭和任何一種可以成為武器的器具前來。很快，數千人——據說最終達10萬人——參與了攻擊，其對象包括瓦茲河谷各地、法蘭西島（Ile de France）以及附近的皮卡第和香檳地區，「使庫西領地烽煙四起，在那裡，大暴亂比比皆是」。不等它結束，在庫西、瓦盧瓦的領地以及拉昂、蘇瓦松和桑利斯的主教教區，已有超過「一百」座城堡和莊園遭到劫掠和焚燒，在博韋和亞眠的轄區，受損城堡超過了「六十」座。 剛開始，貴族們沒有形成齊心協力的防禦，而是被嚇得魂飛魄散，帶著家人逃向有圍牆的城鎮，將自己的房子和財產扔下不管。扎克雷農民繼續殺人放火，「沒有絲毫的同情和憐憫，就像被激怒的瘋狗一般」。傅華薩說，毫無疑問，「在基督教徒中，甚至在伊斯蘭教徒中，都決不會做出這些邪惡之人的暴行，人類不敢想像或看到這樣的行徑」。他舉的例子得自之前讓·勒貝爾（Jean le Bel）所寫的編年史，它講述了一個騎士的故事，扎克雷農民「當著他妻子和孩子的面，將他殺死並叉在烤肉釵上炙烤。隨後，其中的10個或12個人冒犯了那位女士，他們強迫她吃下自己丈夫身上的肉，然後殺死了她」。這則故事在後來的記述中被一再重複，變成了暴行故事的主要支柱。 在事件之後有案可查的記錄中，殺死的人數總計有30人（不包括那位被炙烤的騎士和女士），其中包括一個「間諜」，他在被處決之前進行了審判。破壞和掠奪是比殺人更務實的行為。一群扎克雷農民直接沖向養雞場，抓走了所有能抓走的雞，撈出了魚塘里的鯉魚，拿走了酒窖里的葡萄酒，摘走了果園裡的櫻桃，用貴族的錢為自己開了一場盛宴。隨著叛亂者變得有組織起來，他們會用城堡的貯藏來供應自己的所需，在前往下一地之前會燒毀家具和建築。在對教士的仇恨不亞於對貴族的仇恨的區域，扎克雷農民向教會宣戰；隱修者們在自己的修道院中瑟瑟發抖，在俗教士逃向城鎮中的避難所。 一個以紀堯姆·卡勒（Guillaume Karle）或凱爾（Cale）之名在暴動中起家的農民領袖被描述為強壯、英俊的皮卡第人，天生能言善辯，有作戰經驗，這正是扎克雷農民最需要的。他組織了一個委員會，它發布蓋有正式封印的命令，任命由各地方選舉出的指揮官，以及10人分隊的頭領。他的手下用長柄鐮刀和鉤鐮鑄成長劍，用熟皮製作鎧甲。凱爾採用「蒙茹瓦！」作為自己的戰鬥口號，並定製了帶有鳶尾花的旗幟。通過這一舉動，扎克雷農民想向人們顯示，他們起而反對的是貴族，不是國王。 凱爾的希望是與城鎮結為聯盟，共同反對貴族；正是在這一點上，兩個運動，即農民運動和布爾喬亞運動，走到了一起。據著有《讓二世和查理五世朝代之編年史》（Chronicle of the Reigns of Jean II and Charles V）一書的聖丹尼斯的僧侶所說，很少有北方城鎮「不反對那些紳士們」，而與此同時，許多城鎮也害怕並輕視扎克雷農民。可是，較少有布爾喬亞將農民起義看作非貴族反對貴族和教士的共同鬥爭。在如桑利斯和博韋這樣的城鎮，紅藍頭巾黨居主導地位，且非常激進，它們與扎克雷農民團結一致，為他們供應糧食，並向他們敞開城門。它們的許多市民加入了農民的隊伍。博韋在市長和地方法官的同意下，處決了幾個貴族，這幾個貴族是扎克雷農民作為俘虜送給他們的。亞眠舉行了審判，缺席判處貴族死刑。 另一方面，凱爾的主要目標貢比涅卻拒絕交出在那裡尋求庇護的貴族，關上了城門，加固了城牆。在諾曼底的卡昂，起義之火未能燃起，一位支持扎克雷農民起義的煽動者，戴著別有微型犁鏵的帽子在街上週遊，號召同情者追隨他，但卻沒有招募到一個人，後來被3個他曾侮辱過的市民殺死。 據事件之後的赦免信件，個別布爾喬亞分子——屠夫、制桶匠、馬車伕、軍士、王室官員、牧師和其他神職人員——讓自己成了扎克雷農民的從犯，尤其是在掠奪財產方面。就連貴族紳士也出現在赦免者中，但促動他們的是信念，還是奪取戰利品的機會、興奮感，或是不可抗力，則不得而知。被指控曾領導農民隊伍的騎士、侍衛和教士在事後都聲稱，他們是為了活命而被迫加入的，這也許是實情，因為扎克雷農民自覺極其缺乏軍事領袖。 他們的指揮官極少控制權。在韋爾布里（Verberie），一位指揮官在帶著一名被抓獲的侍衛及其家人於一次攻擊後的返回途中，被一群市民所包圍，他們吼叫著要處死侍衛。「看在上帝的份上，善良的先生，」那位指揮官懇求道，「別那麼干，否則你們會被判罪的。」對於此人而言，殺死貴族仍舊是件可怕的事情，但對那群暴民而言則並非如此，他們當場削掉了侍衛的腦袋。 隨著暴亂遍及所有土地所有者的莊園，當有人問及扎克雷農民，他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時，他們的回應是，「他們不知道，可他們看到別人在做，而且他們認為，他們因此可以消滅世上所有的貴族和紳士，一個也不剩下」。無論農民是否真的想要一個沒有貴族的世界，那些紳士們都假定他們想要，並且感覺到了被殲滅的濃烈氣息。民眾在推翻權威後會引發的恐怖景象使貴族們不寒而慄，他們派人前往佛蘭德斯、艾諾和布拉班特去尋求同為貴族者的幫助。 在一個對馬塞爾而言的關鍵時刻，扎克雷農民的憤怒給他提供了額外的武器，他抓住了它，做出了一個將使他失去有產階級支持的致命選擇。在他的煽動下，受人憎恨的王室顧命大臣們成了一隊有組織的扎克雷農民的目標，這些農民在兩名首都商人的指揮下包圍了巴黎。國王的宮廷大臣皮埃爾·德奧格蒙特（Pierre d』Orgement）以及兩位積重難返的挪用公款者——西蒙·德比西和羅伯特·德洛里斯——的財產被掠奪和破壞。作為王室寵臣的許多恩典之一，羅伯特·德洛里斯得到了王室授予的厄梅諾維爾城堡（Ermenonville castle），而布爾喬亞和扎克雷農民的聯合部隊在闖入該城堡後，將裡面的主人逼入了絕境。他跪在敵人的面前，被迫發誓與「紳士和貴族」脫離關係，並發誓要效忠於巴黎的公社。 身負謀殺和破壞之名的馬塞爾已騎虎難下。身在莫的王室家庭成了來自巴黎的一行人的下一個目標。在他們向馬恩河進軍的過程中，從四面八方趕來的各路扎克雷農民使隊伍不斷壯大，這支人數達「9000」的聯合群體於6月9日到達莫，「胸懷大志，意在行惡」。強姦和死亡的前景充斥著名為莫之集市（Market of Meaux）的要塞，皇太子的夫人、妹妹、剛出世不久的女兒，以及大約300名貴族婦女及其子女聚集在此，保護她們的是一小隊領主和騎士。莫的市長及地方長官曾發誓要效忠皇太子，並答應不讓他的家庭「蒙羞」，可他們在入侵者到來之前便崩潰了。要麼是出於恐懼，要麼是表示歡迎，市民們打開城門，在街道上擺出桌子，上面放著餐巾和麵包、肉和葡萄酒。在逼近一座城鎮時，掠奪成性的扎克雷農民習慣性地讓人們知道，他們期待這樣的供給。在湧進城市之後，可怕的烏合之眾使街道充滿了「野蠻的呼喊」，而堡壘中的女士們，據編年史作者所云，則痛苦不堪地顫抖著。 就在此時，脫離正軌的騎士精神化身為兩位翩翩騎士疾馳而來，施以援手，他們是德比什長官和富瓦伯爵「太陽神」加斯頓。儘管一人效忠於英格蘭，一人效忠於法蘭西，可他們是堂兄弟，正於發生在波斯的一次「十字軍東征」之後騎馬返鄉，他們是在普瓦捷會戰之後的休戰期間，為了讓自己有事可幹才去了那裡的。他們誰都不是瓦盧瓦家族的朋友，但危在旦夕的貴族女士是每位騎士的事業，而這兩個來自南方的人並未感染到北方貴族那在扎克雷農民屠殺之下最初陷入的癱瘓狀態。他們二人也未遭受到普瓦捷會戰的恥辱。在聽說莫危在旦夕的消息後，他們連忙帶著一支由40組配矛騎兵（約120人）組成的隊伍前來救援，在平民進入莫的同一天抵達了莫之集市。該堡壘有座橋與城市相連，周圍有圍牆和高塔，位於馬恩河與一條運河之間的長條形地塊上。 長官和伯爵率領25名身著閃亮鎧甲、打著上有星辰、百合花和臥伏的獅子的銀色和蔚藍色三角旗的騎士，穿過吊門，來到橋上。由於橋上範圍狹窄，人數的優勢沒有了用武之地，可平民們不明智地選擇了戰鬥。騎士們在馬背上揮舞著武器，砍倒對手，踩踏他們，將屍體推入河中，迫使其餘的人後退過橋，由此開啟了屠殺之路。儘管有些人在白刃戰中表現英勇，但「裝備低劣、矮小黝黑的農奴們」還是在配矛騎兵和披甲騎士的戰斧前退縮了，屈服於心驚膽戰的撤退，結果遭到屠殺。騎士們發起了衝鋒，瘋狂地亂砍一通，像宰殺牲口一樣殺死平民，直到大屠殺讓他們精疲力竭。 據編年史記載的不大可能的數字，有「數千人」被殺，但它還是證實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死亡數字。逃跑的餘眾在鄉下被四處追逐和消滅。騎士們也有損失，但人數寥寥，有一個是被箭射穿了眼睛。他們的狂怒隨著屠戮與日俱增，這種狂怒在其對莫這座城鎮的復仇之中得到釋放，該城歷經掠奪和焚燒，房屋甚至教堂都被洗劫一空；市長被吊死，許多市民被屠殺，另一些人被打入監獄，還有一些人被燒死在自己的家中。莫被燒了兩個星期，之後被判犯有叛逆罪，並作為一個獨立的公社而被鎮壓。 莫是個轉折點。這一區域的法國貴族從征服中獲得了勇氣，加入了搗毀周圍鄉村的行動，據讓·德韋內特所言，他們給法蘭西造成的破壞更甚於英格蘭人造成的破壞。從這裡開始，對扎克雷農民起義的鎮壓接踵而至，在此過程中，馬塞爾亦隨之倒台。 納瓦拉的查理在皮卡第和博韋地區領導了抗擊活動，他是被他那一派的貴族推到那個地步的。他們去跟他說，「假如那些被叫作扎克雷的人長時間地持續下去，他們便會使貴族變得一無所有，破壞一切」。作為世界上最偉大的貴族之一，他必定不能容忍自己的同類遭此沒落。查理深知，只要有貴族的支持，他就有可能得到王位，或是他想要的權力，於是他被說服了。他帶領一支包括「庫西男爵」在內的數百人的隊伍，向聚集在克萊蒙特、聽命於紀堯姆·凱爾的扎克雷農民進發。凱爾明智地下令自己數千人的部隊退回巴黎尋求該市的支持和幫助，但渴望戰鬥的扎克雷農民拒絕遵從。凱爾於是將他們部署在傳統的三軍團中，其中的兩個軍團由弓箭手和弩手帶領，駐紮在一排行李搬運貨車的後面。第三個軍團由600名騎著駑馬的騎兵構成，裡面的許多人都沒有武器，它被用作援軍。 在號角聲與喊殺聲中，在飄揚的破碎旗幟之下，農民們與敵人正面相遇。這有組織的抵抗讓納瓦拉大吃一驚，他更喜愛詭計和背信棄義。他邀請凱爾來談判，由於這一邀請來自一位國王，凱爾顯然丟棄了自己的常識。他把自己當作戰場上的一個對手，騎士精神的法則當適用於他，於是他未帶一兵一卒地前去談判，結果他的王室和貴族對手抓住了他，給他戴上了鐐銬。自己的領袖如此輕而易舉地被捕以及令人唾棄的背信棄義耗竭了扎克雷農民的取勝信心和希望。當貴族們發起衝鋒時，這些平民像他們在莫的同類一樣被壓垮，也經歷了同樣的屠戮。只有幾個藏在灌木叢中的人逃脫了搜索騎兵的長劍。周圍的村莊將逃亡者交給了貴族。納瓦拉及其軍隊在於這一區域的其他地方繼續發起攻擊的過程中，屠殺了「3000」多個農民，包括在一座修道院中被活活燒死的300個藏身其中的人。為了使其勝利臻於完美，納瓦拉的查理將紀堯姆·凱爾斬首示眾，據說在那之前，他出於邪惡的嘲弄之心，用一個燒得通紅的鐵圈，將他加冕為扎克雷之王。 隨著野蠻的鎮壓遍及北方，昂蓋朗·德·庫西成了其新領袖，他的領地一直處於這場風暴的中心。傅華薩說，扎克雷農民再也不能重整旗鼓，因為「年輕的庫西之主召集了眾多紳士，他們無論在哪裡發現扎克雷農民，都會毫無同情和憐憫地將其結果掉」。如此年輕便當上了領袖，說明他有堅強的個性，但從這一階段的記載中，我們對他難有更多的了解。《諾曼底編年史》和其他文獻記錄也提及他在各村莊獵捕農民並將其吊死在樹上，與此同時，他的鄰居魯西伯爵（Comte de Roussi）則把農民吊死在其農舍的門上。為人所知的總體情況在19世紀的作家佩雷·德尼夫勒（Père Denifle）那裡形成定局：「主要是昂蓋朗七世，這位年輕的庫西領主，在其初為男爵領地之首的時候，完成了對扎克雷農民的滅絕。」 被莫的鮮血重新振作起來的那一地區的貴族完成了對從塞納河至馬恩河之間的扎克雷農民的屠戮。「他們撲向大小村莊，讓它們熊熊燃燒，在房子裡、田野上、葡萄園中和森林裡追逐可憐的農民，將他們悲慘地殺死。」到1358年6月24日，「兩萬」名扎克雷農民被殺害，鄉村變成了一片荒原。 這場徒勞的起義就此結束，儘管影響深遠，但持續的時間還不到一個月，其中又有兩周的時間被用於鎮壓。什麼也沒有獲得，什麼也沒有改變，只有更多的死亡。像那個世紀的每一場暴動一樣，一旦統治者重新鎮定下來，它就被沉重的鋼鐵武器、騎在馬背上的人的優勢以及起義者心理上的劣勢所粉碎。在瘟疫之後已經苦於勞動力短缺的土地擁有者們不計後果地讓復仇戰勝了自我利益。 在接下來的一個月中，巴黎的鬥爭也達到高潮並最終結束。自從普瓦捷會戰結束後的那一天起，馬塞爾就讓人們擴建城牆，加固城門，修建護城河和障礙物。現在，首都已經完全封閉，固若金湯，成了通向權力的鑰匙。從郊外的溫森斯（Vincennes）出發，攝政王與聚集起來的貴族們摸索著進城的入口；已經看不到所有目標、一心只想取勝攝政王的馬塞爾正打算將首都交給納瓦拉的查理；這位鱔魚般油滑的納瓦拉人周旋於雙方之間，並與城牆外的納瓦拉軍隊和英格蘭軍隊保持著接觸。 在馬塞爾為他籌劃的一次于格雷夫廣場舉行的群眾集會上，納瓦拉的查理告訴民眾，「如果他的母親是個男人，他就會成為法蘭西國王」。預先安排好的示範者高呼「納瓦拉！納瓦拉！」作為回應。儘管被這種不忠所震驚的大多數人都保持了沉默，可他還是通過口頭表決的方式被選為巴黎指揮官。納瓦拉的查理接受了民眾一邊的職務之舉，使他的許多貴族支持者疏遠了他，因為他們不希望「與貴族紳士為敵」。有可能就是在那時，昂蓋朗·德·庫西離開了這個納瓦拉人的陣營，因為在那之後不久，他便出現在它的對立陣營之中。 馬塞爾腳下的土地也像河中的冰塊一樣破裂瓦解。他對扎克雷農民起義的縱容嚇壞了許多「好城鎮」，更為嚴重的是，導致了他自己城市中的上層布爾喬亞的不滿。在貿易的混亂、匱乏和瓦解中，他們倒向了攝政王，在對權威的渴求當中，把攝政王當作了唯一的焦點。巴黎在激烈的內訌中土崩瓦解，有人至死支持馬塞爾，有人要求罷黜納瓦拉的查理，有人力爭承認攝政王，而所有人都對英格蘭人恨之入骨，怒火中燒，這些英格蘭人每天都在以暴行蹂躪著巴黎的郊外。隨著其支持的減弱，馬塞爾陷入了對武裝力量的赤裸渴求。7月22日，他採取了一個將人們的情緒轉向對他的倒戈的行動，允許納瓦拉的查理帶一隊英格蘭重甲騎兵進城。被喚醒並武裝起來的巴黎人向他們發起了猛攻，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使得他們不得不龜縮在羅亞爾河的堡壘中尋求庇護。 與此同時，富裕的布爾喬亞擔心，假如攝政王不投降，反而憑藉武力成功地占領了城市，那麼所有市民人等都將遭到懲罰和劫掠。由於無法迫使馬塞爾交出城市，他們決定幹掉他，其理論根據是，「與其被殺，莫若殺人」。陷於陰謀、敵人和令人費解的事件之中的市民，極易聽信有關會長一方變節的竊竊私語。 7月31日，當馬塞爾出現在聖丹尼斯門（Porte St. Denis）並命令守衛將城門鑰匙交給納瓦拉的查理的軍官時，結局最終到來。守衛拒絕了命令，大聲喊叫著說，馬塞爾背叛了城市。一番刀光劍影之後，一個顯然事先有所準備的名叫讓·馬亞爾（Jean Maillart）的布商展開了一面王室的旗幟，翻身上馬，呼喊起王室的作戰口號：「蒙茹瓦-聖丹尼斯！」民眾跟著高呼，衝突和令人困惑的警報突然發作。馬塞爾接下來又出現在城市另一邊的聖安東尼門（Porte St. Antoine），再次要求衛兵交出鑰匙，結果得到了同樣的回覆，做出此回復的人確定無疑，他是皮埃爾·德斯·埃薩爾斯，一位被授封為騎士的布爾喬亞，與馬亞爾和馬塞爾兩人都有姻親關係。在襲擊會長的過程中，聖安東尼的守衛將他打倒在地，當沾滿血污的武器被提起，混戰被清除之後，艾蒂安·馬塞爾的屍體橫陳街頭，被踩踏至死。 他的兩位同伴也被殺害，他的黨羽中的其他人被剝去衣服，遭到痛打，被赤身裸體地扔在城牆之下。「隨後，民眾又衝去尋找其他人，待之以同樣的方式。」有更多會長的黨羽被殺死，並被赤裸地拋屍街頭。當納瓦拉的查理逃往聖丹尼斯時，保皇派控制了城市，兩天後，即1358年8月2日，他們向攝政王敞開了城市的大門。 攝政王立即宣布寬恕巴黎市民，只有馬塞爾和納瓦拉的親信除外，他們或被處決，或遭流放，他們被沒收的財產轉入了攝政王的黨羽手中。但藍紅頭巾的精神依舊足夠強大，當更多的馬塞爾的追隨者被逮捕時，引起了憤怒的示威遊行。局勢陰霾密布，危險重重。8月10日，攝政王發布了一道總大赦令，命令貴族和農民相互寬恕，以便使土地得以耕種，莊稼得以收割。消滅扎克雷農民的影響初現端倪。 由於馬塞爾之死，改革運動隨之夭折；「好政府」的驚鴻一瞥始終只是驚鴻一瞥。繼阿特維德和黎恩濟之後，馬塞爾是在12年間出現，又被自己的追隨者所殺的第三位布爾喬亞領袖。法蘭西人民總體上還未做好準備，致力於限制君主權力的努力。他們將自己的一切困難——沉重的賦稅、不誠實的政府、貶值的貨幣、軍事的失敗、連隊的劫掠、王國每況愈下的狀態——都歸咎於王室那邪惡的顧命大臣和卑劣的貴族，而非歸咎於在普瓦捷英勇作戰的國王，甚至也未歸咎於皇太子。馬塞爾的屍骸並未引發一場政治運動。三級會議主席隨心所欲地召集會議的權利丟失了，大法令的條款儘管沒有完全放棄，但大部分都失去了效力。王室自由自在地進入了歷史在等待中隱忍著的皇權專制主義時期。 儘管攝政王擁有了巴黎，但他被敵人所環繞。納瓦拉的查理從聖丹尼斯公然發起挑戰，恢復了他與愛德華國王的同盟關係。「十分痛苦和悲慘」的是，納瓦拉人與英格蘭連隊的未經宣布的戰爭加劇了，個別團體正在發起反擊，土地成為局部戰役和襲擊、被包圍的城堡和被焚燒的村莊的犧牲品。由於身陷災難之中，「年輕的庫西之主小心翼翼地保衛著自己的城堡和領地」，為他提供幫助的是兩個令人敬畏的武士。一個是他的前監護人馬蒂厄·德魯瓦，他曾經迫使一支300人的英格蘭軍隊全體投降，成為戰俘。另一個是庫西領地的總管，一個「強硬而勇敢的騎士」，名叫沙努安·德羅伯薩特（Chanoine de Robersart），他「讓英格蘭人和納瓦拉人最為聞風喪膽，因為他曾多次追逐他們。」 昂蓋朗自己的功績是摧毀了羅伯特·勒科克主教的城堡，後者試圖帶領拉昂加入納瓦拉的查理的陣營。詳情未有記錄，除了這樣一個事實：庫西之主「不喜歡該主教」。另外，通過給自己的重甲騎兵付報酬，不允許任何人留在城牆外，他使強盜們無法靠近，儘管他們成功地攻占了毗鄰的魯西伯爵的城堡，造成了那一地區的「大蕭條」。蕭條走過未耕種的田地和被燒焦的村莊，正在法蘭西的土地上高視闊步。 [1] 蘭尼米德（Runnymede），1215年6月，英格蘭國王約翰在眾多貴族的挾迫下，於蘭尼米德簽署憲法性文件《大憲章》，它在歷史上第一次限制了封建君主的權力，日後成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法律基石。——譯者注 [2] 馬克·安東尼（Mark Antony，公元前83—公元前30年），東羅馬帝國的統治者。——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