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五章 「這是世界末日」：黑死病
1347年10月，加來淪陷的兩個月後，熱那亞商船進入了位於西西里島的墨西拿（Messina）港口，船槳邊倒著死人和奄奄一息之人。這些船來自黑海的卡法［Caffa，現在的費奧多西亞（Feodosiya）］港，它位於克里米亞（Crimea），熱那亞人一直在此經商。死去的水手在腋窩和腹股溝處呈現出奇怪的黑色腫塊，約有雞蛋或蘋果那麼大。腫脹處滲出鮮血和膿水，然後癤瘡和斑點會隨著內出血而在皮膚上四處蔓延。病人會劇痛難忍，並在症狀初現的5天之內迅速死去。隨著疾病的傳播，持續的高燒和吐血等其他症狀開始出現，取代了腫脹和腹股溝淋巴結。這些受害人咳嗽不止，揮汗如雨，死亡速度更快，不到三天即死，有時甚至不到24小時。在兩種類型中，出自身體的一切——呼吸、汗水、腹股溝淋巴結和肺部的鮮血、帶血的尿液、帶血的黑色糞便——都臭不可聞。抑鬱和絕望伴隨著身體的症狀，人還未死，「死亡就已爬上了面龐」。
這種病是淋巴結鼠疫，以兩種形式出現：一種會感染血液，造成淋巴結炎和內出血，通過接觸傳播；第二種是更致命的肺炎類型，會感染肺部，通過呼吸道感染傳播。兩者同時出現，會導致極高的死亡率和傳染速度。這種病是如此致命，以致人們聽說過這樣的例子：有人頭一天上床時還好好的，可未及他們醒來，就一命嗚呼了；還有醫生在床邊給病人看病，結果比病人還先死去。它的傳播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在法國醫生西蒙·德科維諾（Simon de Covino）看來，就仿佛一個病人「可以感染全世界」。使瘟疫之惡顯得更為可怕的是，它的受害者不知預防，也無藥可治。
疾病帶來的身體痛苦及其邪惡神秘之處在一首奇特的威爾斯哀歌中得到了表達，它看到「死亡如黑煙般來到我們中間，一場使年輕人夭折的瘟疫，一個漂泊的幽靈，對美麗的容顏全無慈悲之心……腋窩的瘡痛使我多麼不幸！它在冒泡，真是可怕……一個讓人痛苦、令人大喊大叫的膿頭……一個疼痛難當的腫脹的癤瘤……它像一塊燃燒的爐渣那樣沸騰不已……一個色如灰燼的苦難之物」。它發出的疹子醜陋不堪，就像「黑豆的種子、易碎的海煤的殘渣……黑死病初期的裝點，起皺的雜草被剝除的皮留下的灰燼，一種蕪雜異質之混合，一場聳人聽聞、非同尋常的黑色瘟疫……」
有關一場據說起自中國，經由韃靼（中亞）傳到印度和波斯、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埃及以及亞洲各小國的可怕瘟疫的傳聞在1346年即傳到了歐洲。傳說死亡人數是如此驚人，據說印度人口大為減少，整個版圖都被死屍所覆蓋，其他地區則無一人存活。依照阿維尼翁的教皇克雷芒六世的統計，報告的總死亡人數達到了2384萬人。由於此時尚無傳染病的概念，歐洲沒有感覺受到嚴重警告，直到商船將瘟疫的黑色負擔帶入墨西拿，與此同時，其他來自黎凡特的受感染的船隻則將它帶到了熱那亞和威尼斯。
到1348年1月，它經由馬賽（Marseille）滲透至法國，經由突尼西亞（Tunis）傳至北非。它沿著海岸線和可通航的河流，通過船運，向西從馬賽經過朗格多克（Languedoc）的港口傳至西班牙，向北，藉由羅訥河於3月到達阿維尼翁。它於2月至5月間到達納博訥、蒙彼利埃、卡爾卡松和土魯斯，與此同時，在義大利傳至羅馬和佛羅倫薩以及它們的腹地。在6月至8月間，它抵達波爾多、里昂和巴黎，傳至勃艮第和諾曼底，然後從諾曼底越過英吉利海峽進入英格蘭南部。在同一個夏季，它從義大利翻越阿爾卑斯山脈進入瑞士，再向東北抵達匈牙利。
在一個特定的區域內，瘟疫在4至6個月的時間裡完成了它的屠殺，然後在除人口更為密集的較大城市之外的地方逐漸消退，在冬季有所減弱，不料在春天捲土重來，又繼續肆虐了6個月時間。
1349年，它在巴黎死灰復燃，傳播到皮卡第、佛蘭德斯和低地國家，並從英格蘭傳至蘇格蘭和愛爾蘭以及挪威。在挪威，一隻滿載著羊毛和死去船員的幽靈船在近海隨波逐流，直到它擱淺在卑爾根（Bergen）附近。從那裡，瘟疫傳入了瑞典、丹麥、普魯士、冰島，最遠傳到了格陵蘭（Greenland）。除去奇怪地未受傳染的波希米亞這一小塊地方，以及直到1351年才受到襲擊的俄國，到1350年年中，它已經掠過了歐洲的大部分土地。死亡率很不穩定，在某些地方，死亡率為1/5，但在另一些地方，死亡率卻達9/10乃至幾乎完全消滅。儘管如此，現代人口統計學家還是對從印度到冰島區域的死亡率進行了總體估算，它與在傅華薩不經意的文字中所提到的數字大約相當：「全世界有1/3的人死去。」他的估計在當時普普通通，它並非靈機一動的猜測，而是借自聖約翰對《啟示錄》中瘟疫死亡率的統計。在中世紀，《啟示錄》是最受喜愛的人類事務指南。
1/3的歐洲意味著約2000萬人的死亡。沒有人知道實際上死了多少人。當時的報告是種可怕的印象，而非準確的統計。據說，在人口密集的阿維尼翁，每天有400人死去；7000座被死亡清空的住房被關閉；6周之內，單是一處墓地就接收了1.1萬具屍體；有報告說，城市中有一半的居民死去，包括9位即占總人數1/3的紅衣主教，以及70位地位稍次的高級教士。目睹絡繹不絕地從眼前經過的運屍車，編年史作者們將誇張發揮到極致，將阿維尼翁的死亡人數記為6.2萬人甚至12萬人，儘管這座城市的總人口可能還不到5萬人。
當墓地不堪重負時，阿維尼翁居民的屍體被拋入羅訥河，直至開挖萬人坑來傾倒屍體。在倫敦，在這樣的萬人坑中，屍體層層堆放，直到裝不下為止。到處都有報告說，病人死亡的速度超過了生者埋人的速度。屍體被拖出家門，擺在門前。晨光乍現，即可看到新的屍堆。在佛羅倫薩，負責收集屍體的是仁慈堂（Compagnia della Misericordia）——它成立於1244年，目的是照顧病人——其成員身穿紅色長袍，戴著把臉遮得只露出眼睛的包頭巾。當他們完不成任務時，屍體便會一連數日爛於街頭。當棺材不夠用時，屍體便躺在板子上，一次兩到三具不等，被運至墓地或萬人坑。家人將自己的親戚丟在萬人坑，或是將他們草草淺埋，以致「野狗把他們刨出來，吞食他們的屍體」。
由於死去人數的增多和人們對傳染的恐懼，人們死去時沒有了最後的儀式，埋葬時沒有人為其祈禱，這種前景讓病人在臨死之際充滿恐懼。英格蘭的一位主教允許俗人相互行懺悔之禮，一如傳道者所為，「假如沒有男人在場，則女人亦可代之」，假如找不到牧師打理最終的塗油儀式，「那麼誓約必須滿足」。克雷芒六世發現，有必要批准免除所有死於瘟疫者的罪惡，因為有太多的人得不到牧師的照顧。「無人敲響喪鐘，」一位錫耶納的編年史作者寫道，「不管失去了什麼，都沒有人哭泣，因為幾乎所有人都在等死……人們傳說並深信：『這是世界末日。』」
在巴黎，瘟疫一直持續到1349年年底，報告的死亡率是每天800人，在比薩（Pisa）是每天500人，在維埃納是每天500到600人。巴黎的總死亡人數是5萬人，這是城市人口的一半。被1347年的饑荒所削弱的佛羅倫薩失去了其3/5或4/5的市民，威尼斯失去了2/3的人口，漢堡和不萊梅雖然規模較小，但死亡人數卻與威尼斯大體相同。作為運輸中心的城市比農村更有可能受到感染，儘管一旦一個村落被感染，其死亡率會同樣高。日夫里（Givry）是個位於勃艮第的富庶村莊，人口為1200至1500人，在這裡，在14周的時間裡，教區登記的死亡人數達615人。相較之下，在此前的10年中，平均一年的死亡人數只有30人。在劍橋郡（Cambridgeshire）的三個村子中，莊園的死亡率記錄為47%、57%，還有一個是70%。當最後的倖存者在人數太少而無以為繼的情況下背井離鄉時，一座廢棄的村落便重新變成了荒野，從地圖上徹底消失，只留下覆滿青草的陰森輪廓，顯示這裡曾有人類居住過。
在像修道院和監獄這樣的封閉場所，一人受到感染，通常便意味著無人倖免，就如在卡爾卡松和馬賽的聖方濟各女修道院所發生的那樣。在這些地方，每位在修道院的人都無一例外地死去了。在蒙彼利埃的140個多明我會中，只有7個倖存於世。彼特拉克的兄弟蓋拉爾多（Gherardo）是一個卡爾特派（Carthusian）修道院的成員，他一個接一個地埋葬了院長和34個同級僧侶，有時一天要埋3個，直到他和他的狗獨自留下，只能離開修道院去尋找可以安身之處。目睹自己的同道一個個死去，這些地方的人不由得會想，這場瀰漫於空中的奇怪危險是否是被派來毀滅全人類的。在愛爾蘭的基爾肯尼（Kilkenny），方濟各會的約翰·克萊恩（John Clyn）教友也是個獨自活下來的僧侶，他保留了一份記錄，記載了所發生的事情，唯恐「應當被牢記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磨滅，從我們後代的記憶中消失」。他寫道：在感覺到「整個世界可以說都置於惡魔的爪牙之下」，他本人也在等待死神的造訪之時，「我留下供繼續此項工作的羊皮紙，萬一有人活下去，萬一有任何一個亞當的族類逃過了這場瘟疫，他們就可以將我開始的這項工作繼續下去」。如另一個人所記載的那樣，約翰教友死於這場瘟疫，可他挫敗了遺忘。
人口約10萬人的歐洲最大城市是巴黎、佛羅倫薩、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口超過5萬的次一級城市是根特、佛蘭德斯的布魯日、米蘭、博洛尼亞（Bologna）、羅馬、那不勒斯、巴勒莫（Palermo）和科隆（Cologne）。倫敦的人口徘徊在5萬人以下，是英格蘭除約克外的唯一一個人口超過了1萬人的城市。人口在2萬—5萬人之間的城市有法國的波爾多、土魯斯、蒙彼利埃、馬賽和里昂，西班牙的巴塞羅那（Barcelona）、塞維利亞（Seville）和托萊多（Toledo），義大利的錫耶納、比薩和其他二流城市，以及羅馬帝國漢薩公會（Hanseatic）的商業城市。瘟疫橫掃了所有這些城市，在任何一個地方，都使1/3至2/3的居民喪生。總人口為1000萬至1100萬的義大利的死亡人數可能最高。繼佛羅倫薩破產、莊稼歉收、1346—1347年的工人暴動以及使羅馬突然陷於無政府狀態的科拉·迪里恩齊（Cola di Rienzi）起義之後，這場瘟疫作為接二連三的災難的頂峰出現。仿佛世界確實在惡魔的掌握之中似的，這場瘟疫於1348年1月初次在歐洲大陸的出現，恰巧與一場使從那不勒斯至威尼斯一線都變得殘破不堪的可怕地震同時發生。房屋倒塌，教堂塔樓傾倒，村莊被粉碎，破壞還遠至德國和希臘。被恐怖鈍化的情感反應經歷了一種萎縮，一位編年史作者將此萎縮概括為：「在這些日子裡，葬禮無人致哀，婚禮乏友相賀。」
在錫耶納，有超過一半的居民死於瘟疫，原計劃建成世界最大的大教堂停建，並且因為缺乏工人和熟練的石匠以及倖存者的「憂鬱悲傷」而再也沒有恢復建設。這座大教堂被縮短的十字形翼部仍舊屹立在那裡，成了橫掃歐洲的死亡之鐮的永久見證。錫耶納的一位編年史作者阿尼奧洛·迪圖拉（Agnolodi Tura）記錄了對傳染的恐懼，它令人的所有其他本能都凍結了起來。「父親拋下了孩子，妻子拋下了丈夫，兄弟相互拋棄，」他寫道，「因為這場瘟疫似乎刪去了呼吸和嘆息。人們便這樣死去。找不到為了金錢或友誼而去埋葬死者的人……我，被人叫作『胖子』的阿尼奧洛·迪圖拉，親手埋葬了自己的5個孩子，其他人也大致如此。」
對他有關非人道的記述發出共鳴的記錄比比皆是，卻少有記述能對它加以平衡，因為這場瘟疫不是那種可激發相互救助的災難。它的可惡之處和致命性不曾將處於共同悲傷中的人們集合起來，卻只是促使他們渴望逃離彼此。「地方法官和公證人拒絕前來為處於彌留之際的人訂立遺囑。」西西里島皮亞扎（Piazza）的一位方濟各會修道士如是說；更有甚者，「連牧師也不來傾聽他們的懺悔。」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位教士報告了英格蘭牧師的相同舉動，他們「不履行職責去照看自己的教民，使之擺脫對死亡的恐懼」。從蘇格蘭到俄國，父母拋棄孩子和孩子拋棄父母的事例在整個歐洲都有記錄。薄伽丘對佛羅倫薩的瘟疫進行了非常著名的記錄，它成了《十日談》的導言。他在記錄中寫道，災難使人心變得冷硬，「人人相互躲避……家屬彼此疏遠，兄弟相互遺棄，妻子屢屢遺棄丈夫；不但如此，更有甚者，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父母對自己的孩子棄之不顧，任其生死，不理不睬，不聞不問，仿佛他們從來都是陌生人」。在14世紀，誇大其詞和文學悲觀主義十分常見，但教皇的外科醫生居伊·德肖利亞克（Guy de Chauliac）是個冷靜、仔細的觀察者，他報告了同樣的現象：「父親不去探望兒子，兒子也不去探望父親。仁慈已死。」
不過，並非完全如此。據編年史作者讓·德韋內特所述，在巴黎，Hôtel Dieu（市政醫院）的修女們「不懼怕死亡，她們親切溫和、謙卑恭敬地照看著病人」。新來的修女不斷代替死去的修女，直到「屢屢被死亡所更替的修女如今都像我們虔誠地相信的那樣，安詳寧靜地回到了基督的身邊」。
當瘟疫於1348年7月進入法國北部時，它先在諾曼底安營紮寨，然後被冬季所阻止，給了皮卡第一段欺騙性的間歇期，直到第二年夏季的來臨。要麼是為了表示哀悼，要麼是為了發出警告，黑色的旗幟在諾曼底那些最受重創的村莊的教堂塔頂飛舞飄揚。「那時」，弗卡蒙特（Fourcarment）修道院的一位僧侶寫道，「諾曼底人中的死亡率奇高，使得皮卡第人對之報以嘲笑。」因為冬天的到來而未受英格蘭感染的蘇格蘭人也報告了相同的不睦鄰的反應。在聽說了正在折磨「南方人」的疾病後，他們心花怒放，聚集起軍隊，準備發動一場侵略，「對敵人大肆嘲笑」。還未等他們動身，那兇猛的死亡率也降臨在他們身上，一些人一命嗚呼，剩下的人陷入驚慌，在他們四散奔逃之時，傳染病也被帶往了別處。
在1349年夏季的皮卡第，瘟疫滲透進了庫西城堡，殺死了昂蓋朗的母親凱瑟琳和她的新丈夫。她9歲的兒子是偶然地躲過了一劫，還是有可能與他的一位監護人一起住在別處，無史料的記載。在附近的亞眠，製革工人迅速對勞動力的損失做出反應，聯合起來，討價還價，要求漲工錢。在另一個地方，有人看到村民們隨著鼓聲和號聲翩翩起舞，當被問及原因時，他們回答說，看到自己的鄰居每天都在死去，而自己的村莊始終未受感染，這使他們相信，他們可以「憑藉內心的歡樂」而將瘟疫拒之門外，「那就是我們跳舞的原因」。再往北，在位於佛蘭德斯邊境的圖爾內，聖馬丁修道院的院長吉勒斯·利·穆伊西斯（Gilles li Muisis）保留了對瘟疫最生動形象的記錄之一。他記錄說，喪鐘整日整夜地敲響，因為教堂司事急於在還能收取費用時獲得它們。哀悼之聲充斥著整個城市，使得城市被恐懼所壓抑，以致當局禁止敲鐘和穿著黑色衣服，將參加葬禮的送葬者限制為兩個人。大多數城市都下令不得敲響葬禮鐘聲，傳令者也不得發布死亡宣告。錫耶納會對除鰥寡者外的所有穿喪服者處以罰款。
逃離是那些能夠負擔得起或安排得了逃離的人的主要辦法。富人逃到他們的鄉下宮殿，就如薄伽丘筆下的佛羅倫薩年輕貴族那樣，他們在一座田園詩般的宮殿中安下身來，宮殿「四面都不與道路相通」，宮內有「冷冽的井水和窖藏的珍稀美酒」。城市貧民死於他們的藏身處，「只有屍體的惡臭會讓鄰居們知道他們已死」。無論南北，窮人都比富人受到了更加深重的痛苦折磨，這一點在當時得到了清晰的記錄。蘇格蘭編年史作者富爾登的約翰（John of Fordun）直截了當地說，那害人精「專門襲擊卑微的普通人——很少襲擊大亨們」。蒙彼利埃的西蒙·德科維諾做了某種相同的觀察。他將其歸因於使窮人更易受到傳染的悲慘境遇、欲望和艱難生活，這只是一半的真相。密切接觸和缺乏衛生設施是未被意識到的另一半真相。人們還注意到，年輕人的死亡比例高於老年人；西蒙·德科維諾將年輕人的消失比作田野上鮮花的凋謝。
在鄉村，農民們將死人扔在道路上、田野里和房子中。日益絕望的倖存者變得無動於衷，任憑成熟的小麥荒在地里，牲畜無人照看。牛和驢、綿羊和山羊、豬和雞四處逃跑，於是，按照當地的報告，它們也死於瘟疫。一身珍貴羊毛的英格蘭綿羊在全國各地死去。編年史作者亨利·奈頓（Henry Knighton）是萊斯特修道院（Leicester Abbey）的教士，他報告說，僅在一片地里，就死了5000頭羊，「它們的屍體被瘟疫弄得腐爛不堪，就連野獸和鳥類也不去碰觸它們」，它們還散發出一種可怕的惡臭。在奧地利，阿爾卑斯狼群下山來捕捉綿羊，可是，「就仿佛接到了某種看不見的警告，它們掉轉頭去，逃回了曠野」。在遙遠的達爾馬提亞（Dalmatia）邊境，狼群突現在一座被瘟疫所困的城市，襲擊了城市裡的倖存者。由於無人放牧，畜群從一個地方遊蕩到另一個地方，死在籬笆邊和壕溝中。狗和貓也不能倖免。
勞動力的死亡帶來了可怕的前景，因為14世紀人的生活與每年的收成密切相關，他們要靠收成來獲取食物和來年的種子。奈頓寫道：「剩下的僕人和勞工寥寥無幾，所以無人知道去向誰求助。」沒有未來的感覺迅速導致了一種絕望的痴呆。多瑙河邊紐伯格（Neuberg）的一位巴伐利亞編年史作者報告說：「男人和女人……像瘋子一樣四處遊蕩」，任其畜群四散走失，「因為無人有心去關注未來」。農田荒蕪，春種未播，次生林帶著大自然那驚人的能量重新在被開墾的土地上蔓延開來，堤壩崩塌，海水重新入侵低地，將其變為不毛之地。由於存留下來恢複數世紀工作的人少之又少，用沃爾辛厄姆（Walsingham）的話來說，人們覺得，「這個世界再也恢復不了以前的繁榮」。
雖說死亡率在默默無聞的窮人中更高，但名人和偉人也會死去。卡斯提爾國王阿方索十一世（Alfonso XI）是唯一死於瘟疫的在位君主，而他的鄰居，阿拉貢國王佩德羅（King Pedro of Aragon）則在6個月的時間裡失去了妻子莉奧諾拉王后（Queen Leonora）、女兒瑪麗（Marie）和一個侄女。拜占庭皇帝約翰·康塔屈澤納（John Cantacuzene）失去了兒子。在法國，跛腳王后讓娜及其媳婦、皇太子之妻博內·德盧森堡（Bonńe de Luxemburg）雙雙死於1349年，與昂蓋朗的母親的死期相同。路易十世之女、納瓦拉王后讓娜是另一個犧牲品。愛德華三世的二女兒喬安娜（Joanna）在前往嫁給卡斯提爾的繼承人佩德羅的路上，死在了波爾多。女人顯然比男人更易染病，這也許是因為她們更常足不出戶，所以更易受到跳蚤的叮咬。薄伽丘的情婦、那不勒斯國王的私生女菲亞梅塔（Fiammetta）像彼特拉克的摯愛勞拉（Laura）——不管是真的還是虛構的——一樣死去。彼特拉克向未來的我們伸出手來，呼喊道：「噢，快樂的後來人啊，他們將不會體驗到如此深淵般的悲痛，他們將把我們的證言看作無稽之談。」
在佛羅倫薩，當時最偉大的歷史學家喬瓦尼·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於68歲時死去，死時，他的一個句子才寫到一半：「...e dure questo pisto lenza fino a...（……在這場瘟疫中，有件事走到了盡頭……）」錫耶納的繪畫大師安布羅焦·洛倫澤蒂（Ambrogio Lorenzetti）和彼得羅·洛倫澤蒂（Pietro Lorenzetti）兄弟的名字在1348年以後便再未出現，據推測，他們死於瘟疫，就像佛羅倫薩的建築師和雕刻家安德利亞·皮薩諾（Andrea Pisano）一樣。奧卡姆的威廉和英格蘭神秘論者漢波爾的理察·羅爾（Richard Rolle of Hampole）都在1349年後不再被提及。普拉托商人弗朗西斯科·達蒂尼失去了雙親和兩個兄弟姐妹。死亡令人好奇地席捲了倫敦的某些商行。切割行（Company of Cutters）的全部8位管理者、制帽行（Hatters）的全部6位管理者、金匠行（Goldsmiths）的4位管理者都在1350年7月前死去。大布商和四屆倫敦市長約翰·普爾特尼爵士（Sir John Pulteney）成了犧牲品，正像加來總督約翰·蒙哥馬利爵士（Sir John Montgomery）一樣。
在教士和醫生中，因為職業性質，死亡率自然很高。在威尼斯的24位醫生中，據說有20位死於瘟疫，儘管按照另一則記錄，有人認為他們中有的人逃跑了，或是閉門不出。西蒙·德科維諾醫生報告說，在蒙彼利埃這個中世紀頂級醫療學校的所在地，儘管存在大批的醫生，「但幾乎無一倖免」。居伊·德肖利亞克承認，在阿維尼翁，他之所以履行了自己的上門診治之責，只是因為他害怕落下壞名聲而不敢跑開，可是，「我一直感到害怕」。他聲稱自己已經染病，但通過自我診治而痊癒，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他就是極少數從疾病中康復的人之一。
教士的死亡率隨著級別而有所不同。雖然1/3紅衣主教的死亡數字與整體比例相當，但這有可能是因為他們都集中在阿維尼翁。在英格蘭，依著一種奇怪而堪稱不吉的序列，坎特伯雷大主教約翰·斯特拉福德（John Stratford）死於1348年8月，他指定的繼任者死於1349年5月，下一位繼任者死於3個月之後，3個人都在不到一年內死去。儘管存在這樣不可思議的莫測之事，但經過努力，高級教士的存活率通常都要高於較低級的教士。在主教中，死亡率據估計約為1/20。可是，即使許多牧師逃避了照料將死之人的可怕職責，但他們的死亡比例仍與整個人口的死亡比例大體相當。
從總體上說，因普遍的混亂而死去的政府官員並未找到特殊的避難所。在錫耶納，執掌政權的9人寡頭集團中有4人喪生，在法國，有1/3的王室公證人喪生，在布里斯托（Bristol），52位市議會成員中的15人喪生，占了幾乎1/3。稅收顯然受到重挫，其結果是，在1347年至1348年的冬季，腓力六世只從各等級那裡收取到了一小部分應允給他的援助金。
無法無天和放縱恣肆與瘟疫相伴而來，就如在公元前430年雅典的大瘟疫期間一樣。據修昔底德記載，當時，男人在追逐酒色之歡方面變得膽大包天：「因為看到富人在瞬間死去，而那些一無所有的人立即承繼了他們的財產，他們心想，生命和財富就如過眼雲煙，於是，他們決心要及時行樂。」人類的行為是不受時間影響的。聖約翰在設想《啟示錄》中的瘟疫之時，他從經驗或種族記憶中得知，那些倖存者「不會後悔他們的親手所為……他們既不後悔自己曾行謀殺，亦不後悔曾施巫術，亦不後悔曾事通姦，亦不後悔曾為盜賊」。
對起因的無知更增加了恐怖感。14世紀的人們對於瘟疫真正的傳播者老鼠和跳蚤毫無懷疑，也許因為它們太過熟悉。跳蚤儘管是家中一種常見的惱人之物，在當時的瘟疫記錄中卻一次也未被提及，老鼠只被偶然提及，儘管民謠常常將它們與瘟疫聯繫在一起。穿彩衣的吹笛人（Pied Piper）[1]的傳奇起源於1284年的一次爆發。真正的鼠疫桿菌（Pasturella pestis），要到500年後才會被發現。這種以腹股溝腺炎形式出現的細菌要麼生活在跳蚤的腹部，要麼生活在跳蚤寄生的老鼠的血液中，通過老鼠或跳蚤的叮咬被傳播給了人類和動物。它藉助於Rattus rattus，即生活在輪船上的中世紀小黑鼠，以及較大的灰鼠或溝鼠四處傳播。促成了這種細菌從無害到有毒形式轉變的原因尚不得而知，但如今人們認為，它的發源地不是中國，而是在中亞某地，並隨著穿越沙漠的商隊傳播開來。認為這次瘟疫起源於中國是14世紀的一個錯誤觀念，它根據的是對中國可追溯至14世紀30年代的因乾旱、饑饉和瘟疫而造成大量死亡的真實但延誤的報道，它的時間太遲，不能為於1346年在印度出現的瘟疫負責。
這個幽靈般的敵人無名無姓。「黑死病」之名僅在後來的再次爆發時才出現，而在首次傳染期間，它只是被稱為「瘟疫」或「高死亡率」。來自東方的報道被可怕的想像所誇大，談及奇怪的暴風雨和「大片大片的火海」，與之相交雜的，是「所到之處幾乎片甲不留的」巨大冰雹，或是一場「巨大的火雨」，它燒毀了人類、野獸、石頭、樹木、村莊和城市。在另一版本中，因火災而起的「臭不可聞的強風」將傳染病帶到了歐洲，「現在如有所懷疑的那樣，它順道來海岸拜訪」。這一例子中的準確觀察並不能使人們的思維跳至輪船和老鼠，因為當時並不存在有關由動物——或昆蟲傳播的傳染概念。
人們歸咎於地震釋放出了地球內部的硫黃和臭氣，或者將之視為證據，說明行星與海洋間的巨大碰撞導致水的上升和蒸發，直到魚類大批死亡，惡化了空氣。所有這些解釋的一個共同之處是，它們都提到了有毒空氣這個因素，它由瘴氣和濃密、惡臭的霧氣構成，它們源自各種各樣自然的或想像中的介質——從不流動的湖水到地球有害的連接處，從魔鬼之手到上帝的憤怒。中世紀思維局限於星辰影響之理論，強調空氣是疾病的傳播者，而無視衛生或顯而易見的攜帶者。兩種攜帶者的存在使人們的追蹤產生了困擾，尤其是因為跳蚤可以離開老鼠而獨自存活並傳播長達一個月之久，假如受到該細菌特別有害的敗血症形式的感染的話，就可以在不從老鼠那裡重新受到感染的情況下傳染人類。該疾病的肺炎形式的同時存在（它確實是通過空氣傳播）則使問題變得更加模糊起來。
傳染的神秘性是「所有恐懼中最可怕的」，正如阿維尼翁一位無名的佛蘭德教士在給布魯日一位通信者的信中所寫的那樣。人們對瘟疫早有耳聞，從雅典的瘟疫（據信是斑疹傷寒）到公元6世紀拖延不去的流行病，再到12世紀和13世紀再度的零星爆發，但它們都沒有積累下可供理解的材料。人們很快便觀察到，感染來自與病人或他們的住房、衣物或屍體的接觸，卻對此大惑不解。真蒂萊·達福利尼奧（Gentile da Foligno）是佩魯賈的著名內科醫生，還是位於博洛尼亞和帕多瓦的大學的醫學博士，他推測，有毒物質「是藉助於呼進呼出的氣息來進行傳播的」，說這話時，他接近了呼吸道傳染病。由於對極微小的攜帶者一無所知，所以他只好假設，空氣被行星的影響所敗壞。不過，行星無法解釋持續的傳染。對答案的艱難搜尋導致了諸如隨視覺轉移這樣的理論。居伊·德肖利亞克寫道，人們之所以會生病，不僅是因為留在病人身邊，而且「甚至是因為看到了他們」。300年後，喬舒亞·巴恩斯（Joshua Barnes），愛德華三世在17世紀的傳記作者，可能寫下這樣的話：傳染的力量進入了光束，「將死亡從眼睛擲入體內」。
糾結於證據的醫生們無法脫離占星術的術語，他們相信，整個人類生理學都是它的所屬課目。醫藥之所以是中世紀生活的一個方面，也許因為它與阿拉伯人有關，而非由基督教教義所塑造。神職人員痛恨占星術，卻無法消除其影響。居伊·德·肖利亞克曾是連續三位教皇的內科醫生，他的行醫活動都要遵從十二宮圖。儘管他的《外科學》（Cirurgia）是當時有關外科手術的重要論文，儘管他知道使用鴉片、蔓德拉草和毒芹製成的麻醉藥，可他也會依據行星開出血或吃瀉藥的處方，根據一歸太陽管一歸月亮管的說法來區別慢性病和急性病。
1348年10月，腓力六世要求巴黎大學醫學院提供有關那場似乎威脅到人類生存的痛苦折磨的報告。醫生憑藉小心翼翼的命題、反證和證據，將之歸咎於土星、木星和火星據說於1345年3月20日發生的在水瓶座40度處的三重交匯。然而，他們知道，造成這些影響的「原因就連受過最高級訓練的有識之士也無從知曉」。巴黎大師們的裁斷變成了官方版本。它們被借用，由書記員謄抄，被攜帶至國外，從拉丁語翻譯成各種各樣的地方語言，從而被世界各地乃至科多瓦（Cordova）和格拉納達（Granada）的阿拉伯醫生當作科學結論（如果不是流行答案的話）所接受。因為該課題極其有趣，所以有關瘟疫小冊子的翻譯激發了民族語言的使用。就此而言，可以說生命源自死亡。
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可能只有一種解釋——上帝的憤怒。行星說也許會令有學識的醫生滿意，但上帝更貼近普通人。一場沒有任何顯而易見的原因卻如此橫掃一切、毫不留情的災禍，只能被看作上帝對人類罪惡的神聖懲罰。它甚至有可能是上帝對其創造物的終極絕望。馬泰奧·維拉尼將這場瘟疫比作帶有終極目標的大洪水，相信自己是在記錄「人類的滅亡」。平息聖怒的努力多種多樣，例如，魯昂城就曾下令，有可能觸怒上帝的一切行為，如賭博、詛咒、酗酒等，都必須停止。更為普遍的是最早由教皇授權的悔過遊行，有的長達3天，有的參加人數多達2000人。它們所到之處都伴隨著瘟疫，並助長了它的傳播。
懺悔者們麻衣跣足，拋灑灰燼，哭泣，祈禱，揪頭髮，攜帶蠟燭和聖物，有時還將繩索繞在脖子上，或是用皮鞭抽打自己，就這樣蜿蜒地走過街道，懇求居於其聖龕中的聖母和聖徒們的憐憫。在德貝里公爵（Duc de Berry）《豪華時禱書》（Très Riches Heures）中的一幅生動形象的插圖中，教皇出現在有4位著裝從頭至腳都是深紅色的紅衣主教參加的懺悔遊行中。他高舉雙臂，向位於聖天使堡（Castel Sant』Angelo）頂端的天使祈禱，而身穿白袍的牧師們則捧著旗幟和盛放在金匣中的聖物，轉頭看著他們中的一員，此人被瘟疫所襲，摔倒在地，面容被焦慮所扭曲。在隊伍後面，一位身著灰袍的僧侶倒在了另外一個已經倒地的受害者身邊，市民則懷著恐懼看著他們。（名義上，這幅插圖反映的是6世紀發生在教皇大格列高利時的一次瘟疫，但因為中世紀畫家並不區分過去和現在，所以該情景顯示的應當是畫家在14世紀的親眼所見。）當人們越來越明顯地看出這些遊行是傳染之源時，克雷芒六世不得不禁止它們。
在瘟疫最先出現的墨西拿，人們懇求相鄰的卡塔尼亞（Catania）的大主教將聖阿加莎（St. Agatha）的遺骨借給他們。當卡塔尼亞人拒絕讓遺骨離開時，大主教將它們浸在聖水中，然後親自將水送至墨西拿；在那裡，他懷揣聖水參加了一次遊行，嘴裡念著祈禱文和連禱文，走遍了大街小巷。與上帝共同執掌中世紀宇宙的惡魔現身為「以狗的形狀出現的魔鬼」，想以此嚇唬民眾。「一隻爪子上抓著一把出鞘的利劍的黑狗出現在他們中間，咬牙切齒地沖向人們，將祭壇上的所有銀制容器、燈具和燭台打破，並把它們扔得到處都是……於是，被此奇異景象驚得目瞪口呆的墨西拿人，全都莫名其妙地被恐懼所壓倒。」
世俗原因的顯而易見的缺乏賦予了瘟疫一種超自然和邪惡的品質。斯堪的納維亞人相信，一個妖女會以一縷藍色火焰的形式從死人的口中冒出，然後穿過空氣，傳染鄰居。在立陶宛，該妖女據說會透過門窗揮舞一塊紅色頭巾，好讓有害之物進入。根據傳說，一個勇敢的人故意等候在自己打開的窗戶前，手握抽出的寶劍，在頭巾擺動之時，砍下了揮舞頭巾的手。他死於他的所作所為，但他的村莊因此得救，那塊頭巾作為一種聖物被長期保存在當地的教堂中。
最後，在惡魔和迷信之外的是上帝之手。教皇在1348年9月的詔書中承認了這一點，論及「上帝用以折磨基督教民眾的瘟疫」。在約翰·康塔屈澤納皇帝看來，很顯然，一種如此可怕、如此惡臭、如此惱人的疾病，特別是一種未等其受害者死去便將悽慘的絕望加在他們身上的疾病，不是「自然」加在人類身上的瘟疫，而是「一種來自天堂的懲罰」。在農夫皮爾斯看來，「這些瘟疫出於純粹的罪惡」。
對此觀點的普遍接受導致了一種膨脹的罪惡感，因為假如瘟疫是種懲罰，那麼就一定有引起它的可怕罪惡。14世紀的人們會想到什麼樣的罪惡？首先是貪婪，即貪心之罪，然後是高利貸、世故、通姦、褻瀆神明、謊騙、奢侈、不信教。喬瓦尼·維拉尼試圖解釋那瀑布般降臨在佛羅倫薩的災難，他的結論是，它是對貪婪和壓迫窮人的高利貸之罪的報應。對窮人，特別是成為戰爭犧牲品的農民狀況的同情和憤怒，常常為當時的作者所表達，無疑反映了那個世紀的良心。潛藏在那一切之下的是中世紀的日常生活狀態，其中幾乎沒有一種行為或思想，無論是有關性的、商業的還是軍事的，不與教會的命令相牴觸。只要不事齋戒或不做彌撒就是罪惡。其結果是那時候瘟疫正在打開的埋於靈魂深處的罪惡之潭。
被當作上帝的懲罰接受下來的死亡率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黑死病之後的評論真空。一項調查注意到，在佩里戈爾（Périgord）的檔案中，無數次提到了戰爭，卻很少提及這場瘟疫。傅華薩提到了大規模死亡，但只有一次，喬叟則幾乎對它隻字未提。這種大到竟致打算滅絕人類的神的憤怒經不起仔細的推敲。
應對瘟疫的努力，無論是在治療方面還是預防方面，都極少奏效。因為對減輕瘟疫感到絕望，醫生們的主要努力是阻止它的發生，主要方法是焚燒芳香物質以淨化空氣。基督教王國的領袖，教皇克雷芒六世，就是靠這種方法保住了健康，儘管其原因不明：克雷芒的醫生居伊·德肖利亞克下令，應在教皇的公寓中燒兩大堆火，並要求教皇於阿維尼翁夏季的高溫中坐在它們中間。這種激烈的治療手段發揮了作用，無疑是因為它阻止了跳蚤的光顧，也因為德肖利亞克要求教皇單獨留在其房間內。房間裡應克雷芒的要求所繪製的有關園藝、打獵和其他世俗享樂的壁畫，也許讓他感到了一絲神清氣爽。作為喜愛窮奢極欲的輝煌壯麗和「感官之罪惡」的教皇，克雷芒還是個博聞強識的人，是藝術和科學的資助人，他現在鼓勵對死人進行解剖，「以便了解這種疾病之源」。多次解剖在阿維尼翁和佛羅倫薩得以實施，在這些地方，為了達此目的，市政當局會購買屍體，將之轉送給醫生。
在14世紀，醫生的治療方法從經驗性的、感知性的到神奇性的不一而足，一種方法與另一種方法之間罕有差異。儘管教會禁止解剖學和生理學調查，禁止解剖屍體，但通過阿拉伯論文傳遞的蓋倫的經典解剖學，在私人解剖課上仍十分活躍。對知識的需求有時能夠使人違抗教會：1340年，蒙彼利埃批准每兩年開辦一次持續數日的解剖課；在課上，一位外科醫生會解剖一具屍體，同時一位醫學博士會進行演講。
另外，有關心性的理論，連同占星術一道，統治著醫學實踐。人們認為，所有人類脾性都屬於以下4種心性中的一種：樂天的，冷淡的，易怒的，憂鬱的。通過與十二宮圖之徵候的各種排列（每種排列都主管著人體的一個特殊部位），心性和星座決定著身體的溫度、濕度，以及每個人身上的男子氣和女人氣的比例。
儘管擁有所有這些圖表和星辰，而藥劑簡直就是巫師醞釀的混合物，但醫生還是非常注意飲食、身體健康以及精神態度。他們也並不缺乏實踐技能。他們可以接上斷骨、拔牙、取出膀胱石、用銀針袪除眼睛裡的白內障，還可以用從手臂上移植過來的皮膚修復破損的面容。他們理解癲癇症和中風是種腦部的痙攣。他們利用尿液分析和脈搏跳動來進行診斷，知道什麼樣的物質可充當瀉藥和利尿劑，運用桁架來治療疝氣，用油、醋和硫黃配製的混合物來治牙痛，用研磨過的芍藥根加玫瑰油來治療頭痛。
對於超出自己能力所及的疾病，他們轉而依靠超自然或由金屬、植物和動物材質構成的複雜混合物。令人不快的事物就如昂貴物品一樣，具有額外的價值。用童子尿洗皮的方式治癬，用山羊糞便和迷迭香及蜂蜜製成的灰泥治療痛風。他們的目標是讓病情得到緩解——治癒則留給上帝——所以心理建議是他們的常用手段。為了避免痘瘡，害天花的病人要用紅布裹身，睡在懸有紅色懸掛物的床上。如果手術不起作用，則必須依賴聖母或聖徒遺物的幫助。
身著紫色或紅色長袍、頭戴皮毛兜帽的醫生是地位重要的人。禁奢令對他們開了綠燈，他們戴用銀絲製成的腰帶和有刺繡的手套，並且，按照彼特拉克那令人生氣的敘述，他們在僕人的照料下騎馬去探望病人時，竟放肆地穿著金馬刺。法律允許他們的妻子在衣服上的支出比其他婦女多出許多，也許這是對醫生可能要求的高昂費用的肯定。並非所有人都是學識淵博的教授。薄伽丘筆下的西蒙醫生便是個專治直腸和肛門的醫生，他的門上畫著只夜壺，以表明他的專長。
當事情涉及瘟疫時，病患的治療方式多種多樣，它們都旨在將毒氣或感染從身體裡吸出來：放血，用瀉藥或灌腸劑淨化身體，用柳葉刀切開或燒灼腹股溝的淋巴結，或者使用熱石膏。這些方法沒有一個有多大作用。藥物從用研成粉末的鹿角或沒藥[2]和藏紅花製成的片劑，到用可飲用的黃金製成的飲劑，範圍廣大。開出的處方有用稀罕物種與研成粉末的珍珠或綠寶石製成的混合物，也許其根據的理論（現代醫學對此並不陌生）是，病人的治療價值感與花費成正比。
醫生建議，地板應當灑水，手、口和鼻孔應當用醋和玫瑰水清洗。他們還推薦吃不油膩的飲食，特別是在睡覺時要避免激動和生氣，進行溫和的鍛煉，儘可能消除所有地方的沼澤及其他陰濕空氣之源。外出時應當攜帶用來自異國的化合物製成的香丸，它們可能並非傳染病的解藥，而更多的是瘟疫帶來的惡臭的解藥。與此相反，人們奇怪地相信，公共廁所的看護人是免疫的，出於這一想法，許多人前往公廁，其理論是，惡臭對治療有效。
污水處理在14世紀並非沒有提供，儘管遠遠不夠。私家廁所、化糞池、排污管和公共廁所都有，儘管它們並未取代敞開的街道陰溝。城堡和富裕的城市住宅有自用廁所，它們建在凸出外牆的小隔間中，地面上有洞，可使排泄物落入河中或可隨後移除的壕溝中。遠離河岸的城市住宅在後院設有化糞池，依照規定與鄰居的化糞池保持一定的距離。儘管它們理應依照城市條例修建，但其中的排泄物經常會滲入水井或其他水源。除了家裡的尿液，自用廁所中的髒物不得排入街道陰溝。公眾輿論對條例的嘲笑更多的是在指責不衛生的街道，而非不充足的技術。
一些修道院和包括庫西在內的大城堡有獨立的建築來充當供僧侶和衛戍部隊使用的公共廁所。庫西3層主塔的每一層都有公廁。污水被輸送到帶有通風孔和用於清除污水的開口的拱形石壕中，或送入地下坑道中，後來，這些地下坑道被一個更加浪漫的時期的調查者誤認為是秘密通道和地下密牢。在「高貴」建築的概念之下，15世紀和之後世紀的人寧肯無視人類排泄物，所以庫西的衛生狀況可能比凡爾賽宮還要好些。
在瘟疫期間，隨著打掃街道的人和運貨馬車夫的死去，城市越來越污穢不潔，傳染從而加重了。一條街上的居民也許會共同出資租一輛馬車來運走垃圾，但精力和意願都受到了抑制。街道清掃系統的崩潰反映在愛德華三世於1349年寫給倫敦市長的一封信里，信中抱怨，倫敦的大街小巷「被人的糞便弄得齷齪不堪，城市的空氣中瀰漫著毒氣，給路過的人帶來了極大的危險，尤其是在這個疾病傳染階段」。國王有可能完全看不到屍體堆積的日常景象，他下令，街道要打掃得「像過去一樣」乾淨。
許多城市都頒布了嚴厲的隔離措施。比薩和盧卡（Lucca）剛一受到傳染，它們的鄰居皮斯托亞（Pistoia）便禁止其可能去那兩個遭受瘟疫襲擊的城市走親訪友或做生意的市民回家，同樣也禁止羊毛和亞麻布的進口。威尼斯的總督和議會下令在島嶼上的掩埋深度最少要達到5英尺，並組織了一個船隊來運送屍體。波蘭在邊境修建了隔離帶，這成功地使它處於相對免疫的狀態。米蘭的專制統治者、14世紀最肆無忌憚的統治家族之領袖喬瓦尼·維斯孔蒂大主教（Archbishop Giovanni Visconti）也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他下令，在瘟疫最早被發現的3座房屋外砌起高牆，連同它的住房也被圍在其中，將水井、病人和死人都封閉在一個共用的墳墓中。無論是否得益於他的機敏果敢，米蘭稍微躲過了死亡的席捲。萊斯特郡的一位莊園獨裁者多少有點兒維斯孔蒂的脾性，當瘟疫出現在諾斯利（Noseley）村時，他下令燒毀這個村子，將其夷為平地。他顯然成功了，因為他的直系後代仍然居住在諾斯利公館（Noseley Hall）。
死於1327年的聖羅奇（St. Roch）被認為具有特殊的治療能力，他是與這場瘟疫有關的特殊聖徒。在年紀輕輕便繼承了大筆財富後，他像聖方濟各一樣，將財產分給了窮人和醫院。而在一次前往羅馬朝聖的歸途中，他遇到了一場傳染病，於是便留下來幫助病人。在自己也染病之後，他隱居在森林中準備獨自死去，在那裡，一隻狗每天會給他帶來麵包。據傳說：「在這些悲傷的日子，現實是如此令人憂鬱，人世是如此艱難困苦，竟使人們把同情歸於動物。」聖羅奇恢復了健康，由於他像乞丐一樣衣衫襤褸，所以被當成間諜投入監獄並死在獄中，死時，有一道奇異的光芒照亮了牢房。隨著他的故事的傳播和被授予聖徒地位，人們相信，上帝將會治癒任何一個乞靈於他名字的染上瘟疫的人。若這一舉動不見效，人們便更加深信，人類已經變得太過邪惡，所以上帝其實想要滅絕他們。正如朗蘭所言：
上帝現在閉目塞聽，對我們的呼聲充耳不聞，
祝禱失去了效力，瘟疫盤桓不去。
在一個可怕的相反說法中，聖羅奇和其他聖徒如今被當成了瘟疫之源，是上帝之怒的工具。薩索費拉托一位名叫巴爾托盧斯（Bartolus of Sassoferrato）的法律教授寫道：「在我主1348年的那場大瘟疫期間，上帝的仇恨比人的仇恨更加強烈。」但他錯了。
事實證明，人的仇恨是針對猶太人的。人們指責猶太人向水井投毒，意在「除掉和毀滅整個基督教王國，統治全世界」，於是，在第一波瘟疫造成的死亡之後，處私刑之舉於1348年春開始出現。最初的攻擊發生在納博訥和卡爾卡松，在那裡，猶太人被拖出自己的家門，投入篝火之中。雖然認可神聖的懲罰為瘟疫之源，但身處悲痛境地的人們仍舊在尋找人類的替罪羊，好把無法向上帝發泄的仇恨發泄到他們身上。作為永久的異鄉人，猶太人是最顯見的目標。猶太人是局外人，出於自我選擇而讓自己獨立於基督教的世界，數世紀以來，基督徒們接受的教育都是要憎恨他們，認為他們被夜以繼日地灌輸著針對所有基督徒的惡意。由於猶太人生活在自己與眾不同的群體之中，居住在特定的街道上或寓所內，所以他們也是最可行的目標，而可加掠奪的財產是進一步的誘因。
給水井投毒的指控遠可追溯到雅典瘟疫時人們對斯巴達人的指控，近可參照1320年至1321年的瘟疫；當時，麻風病人是指控對象。那個時候，人們相信，麻風病人在猶太人和格拉納達的穆斯林國王（Moslem King of Granada）的教唆下參與了一場被放逐者的陰謀，目的是摧毀基督徒。1322年，數百名麻風病人從法國各地被聚集起來燒死，而猶太人則遭到重罰，官方對他們處以罰金，民間對他們加以攻擊。當瘟疫到來時，該指控立即死灰復燃，矛頭直指猶太人：
……河流和泉源
曾是多麼清澈而乾淨
他們在許多地方都投下毒藥……
法國宮廷詩人紀堯姆·德馬肖（Guillaume de Machaut）這樣寫道。
這種敵意由來已久。猶太人之所以會變成普遍憎恨的目標，是因為早期的教會，作為猶太教的分支，在意欲竭力取母教而代之的努力中，將猶太人變成了憎恨對象。猶太人拒絕承認基督是救世主，且頑固不化地拒絕接受用《福音書》中的新律來替代摩西律法。這種態度使猶太人成為對新成立的教會的永久侮辱，他們是種危險，基督徒社群必須與之劃清界限並保持距離。這正是基督教於4世紀剛剛成為國教時便由早期教會會議頒布的剝奪猶太人公民權法令的目的所在。隔離是相互的，對於猶太人而言，既然基督教起初是個有異議的教派，而後又成了背教者，那麼他們也不想與之有任何接觸。
反猶主義的理論、情緒和理由在當時都得到了確立——在由教會會議編纂的教會法規中；在將猶太人斥責為殺死基督者的安提阿（Antioch）主教聖約翰·赫里索斯托姆（St. John Chrysostom）的長篇攻擊性演說中；在聖奧古斯丁的審判中（他宣布猶太人是「被放逐者」，因為他們不接受基督的救贖）。猶太人的流散被認為是對他們不信仰基督的懲罰。
積極的攻擊階段始於十字軍東征之時，當時，所有歐洲境內的敵意被集中於射向不信基督者的箭鏃。根據「家中的不信基督者」也應當被滅絕的理論，對猶太社區的大屠殺成了十字軍向巴勒斯坦進軍的標誌。伊斯蘭教徒對聖墓的占領被指責為是受了「猶太人的惡意指使」，針對Hierosolyma est Perdita（耶路撒冷正在失去）而發出的「嗨嗨！」的吆喝聲變成了殺人的號令。人們迫害的正是他們所害怕的人，因此，猶太人被描繪為魔鬼，他們充滿對人類的憎恨，並在暗地裡企圖消滅人類。
根據上帝為包括不信基督者在內的全人類創造了世界的一般命題，針對猶太人是否具有某種人權這個問題，不同的思考者給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官方，教會承認猶太人有一些權利：猶太人不應在未受審判的情況下被定罪，他們的會堂和墓地不應遭到褻瀆，他們的財產不應在免罰的情況下遭到剝奪。但實際上這毫無意義，因為，作為遍地都是基督徒的國家中的非公民，猶太人不得控告基督徒，猶太人的證言也不得壓過基督徒的證言。他們的合法地位就是國王的農奴，儘管在最高君主那裡不存在對等的責任。教皇英諾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於1205年宣布的教義稱，作為謀害基督者，猶太人註定要永受奴役，這導致了托馬斯·阿奎納得出的無情邏輯：「既然猶太人是教會的奴隸，教會便可剝奪他們的財產。」在法律上、政治上和實際上，猶太人都完全不堪一擊。
他們之所以在社會上仍保有一席之地，是因為國王對金錢有持續的需求，而他們作為放貸者擔任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由於被行會排除在手工業和貿易之外，他們被迫從事次要的商業活動和金錢借貸，儘管在理論上他們被禁止與基督徒打交道。然而，理論會屈從於便利，基督教強加於自身禁止以錢謀錢的禁令，猶太人為他們提供了一條變通出路。
既然無論如何都會遭到譴責，他們便被允許以20%甚至更高的利息來進行借貸，利息中的大部分都為王室財政所獲取。給王室的增額實際上是種間接的稅收；作為王室的工具，猶太人招致了民眾的額外仇恨。他們完全依靠國王的保護才得以生存，王室可隨心所欲地對他們採取沒收、驅逐和傷害之舉。貴族和高級教士也學著王室的樣子，將錢委託給猶太人用以借貸，並收取大部分的利潤，同時使民眾的不滿轉向這個中介。對於普通人而言，猶太人不僅是謀害基督的人，而且是貪婪而無情的怪物，是新興的金錢力量的象徵，而金錢正在改變舊有的方式，消解舊有的紐帶。
商業在12世紀和13世紀得到飛速發展，金錢的流動增加了，猶太人的地位也相應地隨之惡化，因為他們越來越不被人需要。他們無法像佛羅倫薩巴爾迪銀行之類的基督徒銀行一樣，掌控大宗交易。永遠需要更大數額金錢的國王和親王們現在轉而向倫巴第家族和富商們去貸款，因而放鬆了他們對猶太人的保護，在需要現金時，便頒布驅逐令，從而沒收他們的財產和別人欠他們的債務。與此同時，宗教裁判所在13世紀出現了，宗教排異性增大，這引發人們指控猶太人進行儀式性謀殺，猶太人還被迫戴上了以示區別的徽章。
人們認為，猶太人會對基督徒受害人進行儀式性謀殺，它可能源於想要重新將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強烈衝動，這種觀念始於12世紀，而後形成了一種信念，認為他們會舉辦秘密儀式以侮辱聖體。在受人歡迎的傳教士促動下，一則有關血的神話在飲救世主鮮血的基督教儀式的鏡像中得以發展。人們相信，猶太人會綁架並折磨信仰基督的兒童，他們會出於各種各樣的邪惡目的去喝兒童的鮮血，有的是為了虐待和巫術，有的則是（作為非自然的存在）需要基督徒的鮮血來給他們以人的面孔。儘管遭到猶太法學博士的痛斥，也為皇帝和教皇所譴責，但飲血誹謗還是在德國以最快的速度在大眾頭腦里占據了一席之地，水井投毒的指控也起源於12世紀的德國。飲血誹謗成了喬叟筆下由女修道院院長講述的一個兒童殉道者的故事的主題，也是基於這種誹謗，猶太人遭到指控、審判並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聖路易的人生目標是使基督教教義發揚光大和臻於圓滿，在他的狂熱之下，法國猶太人的生活因日益增加的限制而變得舉步維艱和苦不堪言。在他統治期內，巴黎於1240年發生了對《猶太法典》（Talmud）的著名審判，指控它是異端邪說和對神明的褻瀆。審判終於早已事先定好的罪名，燒毀了24車的《猶太法典》論著。此案的論爭者之一是庫西的猶太法學博士摩西·本·雅各布（Moses ben Jacob），他是昂蓋朗三世時代的北方猶太人社團的知識領袖。
在整個14世紀，教會都在翻著倍地頒布旨在將猶太人與基督教社會隔離開來的法令，其理論根據是，與猶太人的接觸會敗壞基督教信仰的名聲。猶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為仆，不得充當基督徒的醫生，不得與基督徒通婚，不得向基督徒出售麵粉、麵包、葡萄酒、油、鞋子或任何衣物，不得傳送或收取商品，不得修建新的猶太人會堂，不得擁有或聲稱擁有充當抵押物的土地。行會法規禁止他們從事的行業包括紡織、金屬加工、採礦、裁縫、製鞋、金匠、烘焙、磨坊、木工。為了對他們的隔離加以標識，英諾森三世於1215年頒布法令，要求他們佩戴徽章，徽章的樣子通常是輪形或圓形的黃色氈塊，據說這代表著一張錢。有時，徽章是紅色的或紅白相間的，無論男女，在7歲至14歲之間都要開始佩戴。13世紀的教會在與所有異端和異議進行鬥爭的過程中，還強迫穆斯林、被證明有罪的異端分子佩戴同樣的徽章，並且出於教義中的某種怪癖，還要求妓女也佩戴它。後來，又加上了一頂頗像觸角的尖帽（據說代表著魔鬼），以用以進一步區別猶太人。
驅逐和迫害的標誌是一個持續的因素——沒收猶太人的財產。正如編年史作者紐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對1190年約克大屠殺的記述那樣，這場屠殺絕非宗教狂熱的傑作，而是些大膽而貪婪之人的作為，這些人精心錘鍊著「由自己的貪婪構成的生意」。由城鎮或國王進行的公開驅逐的動機也如出一轍。當猶太人幾經漂泊後回到故鄉，在村莊、集鎮尤其是城市重新安頓下來時，會繼續從事金錢借貸和零售貿易，開當鋪，找一個如挖墓人這樣的工作，並為了互相保護而在一個狹窄的猶太人片區比鄰而居。在普羅旺斯，他們利用與西班牙和北非阿拉伯人的接觸，成了學者和廣受歡迎的內科醫生。但他們早期社區那種朝氣蓬勃的內部生活已逐漸消失。在一個敏感易怒的階段，他們生活在總是在隨時降臨的攻擊的邊緣。人們明白，作為基督教王國的敵人，教會可以「理由充分地發起對他們的戰爭」。
在瘟疫帶來的痛苦之中，人們輕而易舉地將給水井投毒的惡名加在猶太人身上。1348年，克雷芒六世發出了一條敕令，禁止在未加審判的情況下殺害、掠奪猶太人，或強迫他們皈依基督教，這終止了在阿維尼翁和教皇國對猶太人的攻擊，但隨著瘟疫向北方的蔓延，這條敕令遭到了忽視。大多數地方的當局最初都試圖保護猶太人，但後來都向民眾的壓力屈服了，而且它們也並非不曾覬覦有可能被沒收的猶太人的財產。
對猶太人的第一次正式審判於1348年9月在薩伏伊舉行，在那裡，當猶太人尚在監獄中接受指控調查時，他們的財產已被沒收。憑藉著依照中世紀的慣用手段——刑訊逼供——而羅織出的自供狀，指控方描繪了一幅起源於西班牙的猶太人國際陰謀的畫面：從托萊多出發的信使攜帶小包毒藥或裝在一隻「縫合起來的狹窄皮口袋」中的毒藥到來。據傳，信使們帶來了猶太法學博士的指令，要將毒藥拋灑在井裡和泉水裡，並在與他們有共同信仰的人進行的秘密會議上，向這些人求教。被告當然被判有罪，他們被判處了死刑。11個猶太人被活活燒死，其餘的要在接下來的6年時間裡每月繳納160弗羅林的稅錢，以換取繼續留在薩伏伊的許可。
在薩伏伊獲得的招供通過書信從一個城鎮傳到另一個城鎮，構成了在阿爾薩斯、瑞士和德國掀起的一波控告和攻擊的基礎。在阿爾薩斯城鎮代表的一次會議上，斯特拉斯堡的寡頭集團試圖反駁這一指控，但還是被要求報復和驅逐的大多數人所壓倒。黑死病的殘害並非完全出於自發的爆發，而是事先經過認真討論的行動。
教皇克雷芒在1348年9月的一份敕令中再次試圖控制人們的歇斯底里。在敕令中，他說，將瘟疫歸咎於猶太人的基督徒一直「受到那個說謊者，即魔鬼的誘導」，向井水投毒的指控和接著發生的大屠殺是「可怕的事情」。他指出，「藉助上帝的一份神秘法令」，瘟疫正在折磨所有人，包括猶太人在內；它在沒有猶太人居住的地方肆虐，而在其他地方，猶太人也像其他所有人一樣是受害者，因此，說他們帶來了瘟疫的指控是「沒有道理的」。他頻催神職人員像他本人在阿維尼翁所做的那樣，將猶太人納入自己的保護之下，可他的聲音在與當地的主導精神的對立中，幾乎無人能夠聽到。
1349年1月9日，在巴塞爾（Basle），一個社群中的數百個猶太人被燒死在一座木屋中，這座木屋位於萊茵河的一座小島上，專門為此目的而建。隨後，一道法令得以通過，禁止猶太人在200年內於巴塞爾定居。在斯特拉斯堡，反對迫害的市議會因為行會投票而被罷免，另一個議會被選出，它隨時準備順從民眾的意願。1349年2月，在瘟疫尚未抵達城市之前，斯特拉斯堡的2000名猶太人即被帶至墳場；在那裡，除了接受皈依的人之外，所有人都被燒死在成排地豎在那裡迎接他們的火刑柱上。
到此時，又有一個聲音引發了對猶太人的攻擊。苦修者出現了。在呼籲上帝之憐憫的絕望懇求中，他們的運動在一種突發的狂亂中爆發，帶著與瘟疫同樣劇烈的傳染性質，迅速傳遍了歐洲各地。自我鞭笞旨在表達懺悔，並贖回所有人的罪惡。作為一種誘使上帝原諒罪惡的悔過形式，它早在瘟疫爆發的年份之前很久便已出現。苦修者將自己視為救贖者，通過將基督的鞭笞重新實施在自己身上，使鮮血流淌，他們便可彌補人類的邪惡，為人類贏得另一次機會。
由200至300人乃至有時更多的人（編年史作者提及的人數多達1000人）構成的有組織的團體從一座城市遊行至另一座城市，他們裸露著腰部以上的身體，用帶有尖刺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流血為止。他們大聲呼叫基督和聖母，請求他們的憐憫，呼籲上帝「寬恕我們」，與此同時，旁觀的市民同情地啜泣、嘆息不已。這些隊伍每天進行三次固定的表演，兩次在教堂廣場上當眾舉行，第三次在私下裡進行。一個世俗的大團長在一個特定的時期里（通常是33天半，以代表基督在人世的年份）將他們組織起來，參與者必須保證每天4便士或其他固定比率的自我供給，要發誓服從大團長。他們不得洗浴、刮臉、換衣服、在床上睡覺，若無大團長的允許，不得與婦女交談或交往。很顯然，最後這一點未予堅持，因為苦修者後來受到放蕩的指控，在其放蕩行為中，鞭笞與性結合在了一起。婦女在一個處在最後位置的獨立分隊中伴隨著這些團體。如果一個女人或牧師進入了儀式圈，那麼悔過的行為就會被視為無效，必須從頭再來一遍。該運動在根本上是反教士的，因為苦修者們向牧師身份發出了挑戰，讓自己擔當起了為全人類而與上帝居間調停的角色。
現在這場運動又在德國各地爆發，這種新爆發先是傳至低地國家，進而傳到了佛蘭德斯、皮卡第，最遠處到達了蘭斯。數百支隊伍徜徉在大地上，每周都會進入新的城鎮，使已經過分疲憊的情緒再次激動起來，他們默誦著悲哀的讚美詩，聲稱若不是他們，「整個基督教王國都將滅亡」。居民們懷著崇敬之情迎接他們，敲響教堂的鐘聲，讓他們在自家食宿，帶來兒童讓他們治療，至少在一次事例中，他們使孩子得以復活。人們用衣物蘸取苦修者的鮮血，然後將其壓在眼睛上，將其當作聖物保存起來。許多人，包括騎士和貴婦、神職人員、修女和兒童，都加入了隊伍中。很快，苦修者們便打著婦女們熱情洋溢地為他們用天鵝絨和繡金布料製成的華麗旗幟遊行了。
越來越傲慢的他們開始公然與教會對抗起來。大團長獲權傾聽懺悔、批准赦免或強迫悔過，這不僅使牧師得不到他們進行禮拜儀式的費用，而且挑戰了基督教的核心權威。他們朝插手反對他們的牧師扔石頭，還煽動平民加入扔石頭的人群。他們將反對者斥責為蛇蠍心腸的人和反基督者。在某些事例中，在背教的牧師或狂熱的持異議者的組織下，苦修者們占領教堂，擾亂禮拜儀式，嘲笑聖餐，搶劫聖壇，聲稱有能力逐出惡靈，使死人復活。這場始於通過自我打擊來拯救世界免遭毀滅的努力的運動，沾染上了對權力的強烈渴望，瞄準了取教會而代之的目標。
他們因被當作革命動亂之源泉和有產階級之威脅而開始受到世俗人士及基督教的畏懼。皇帝查理四世懇請教皇鎮壓苦修者，而他的呼籲得到了巴黎大學那不亞於帝王之音的聲援。在這樣的時候，當世界似乎處於末日邊緣時，採取行動反對聲稱處於神的啟示下的苦修者，不是個易於做出的決定。阿維尼翁的幾位紅衣主教反對採取鎮壓性措施。
與此同時，自我折磨者們已經找到了更好的犧牲品。每進入一座城市，苦修者們都會沖向猶太人片區，身後跟著號叫著要向「水井投毒者」復仇的市民。在弗萊堡（Freiburg）、奧格斯堡（Augsburg）、紐倫堡（Nürnberg）、慕尼黑（Munich）、哥尼斯堡（Königsberg）、雷根斯堡（Regensburg）和其他中心，猶太人都遭到了屠殺，其徹底性似乎是在尋求最終解決[3]。1349年3月，在沃爾姆斯（Worms），400人的猶太人社群像約克的社群一樣，轉向一種古老的傳統，在自己的住房內自焚而死，而不願被自己的敵人殺死。美因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am-Main）的更大社群在7月走上了同樣的道路，讓自己的火焰燒掉了城市的一部分。在科隆，市政會議重申教皇的論點，即猶太人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樣死於瘟疫，但苦修者們召集了一大群「沒什麼可失去的」無產者，並對此論點充耳不聞。在擁有歐洲最大猶太人社群的美因茨，其成員最終轉向了自衛。憑藉事先集得的武器，他們殺死了200名暴徒，這一行動唯一起到作用是，它招致了為基督徒之死復仇的市民對他們的瘋狂屠殺。猶太人一直戰鬥到彈盡糧絕之時，然後撤退到自己家中，也自焚而死。據說在1349年8月24日，有6000人死於美因茨。在埃爾富特（Erfurt）的3000個猶太人中，據報道沒有一人倖免。
歷史上鮮有徹底之事，而猶太編年史作者可能像中世紀人一樣習慣於籠統的數字。通常，一些成員會通過皈依自救，一些難民團體得到巴列丁奈特的魯珀特（Rupert of Palatinate）和其他親王提供的庇護。奧地利的阿爾伯特二世公爵（Duke Albert II of Austria），即昂蓋朗七世的叔祖父，是少數採取了足夠有效的措施保護了自己領地上的猶太人免遭攻擊的人之一。最後的大屠殺發生在安特衛普（Antwerp）和布魯塞爾（Brussels），1349年12月，這兩個地方的整個猶太人社群遭到了滅絕。到瘟疫過去時，在德國或低地國家，極少有猶太人存留下來。
到了這時，教會和國家準備冒險鎮壓苦修者。地方法官命令關閉城門，拒絕他們入內；克雷芒六世在1349年10月的一封詔書中號召遣散和拘捕他們；巴黎大學不承認他們受到了神的啟示。腓力六世及時地禁止公開的苦修，違則處死；地方統治者追捕「罪魁禍首」，逮捕他們，吊死他們，或砍掉他們的頭。苦修者一鬨而散，逃之夭夭，「消失得無影無蹤，突然得就像他們來時一樣」，赫里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eford）寫道，「就像深夜的幽靈或騙人的鬼怪。」一些團體還在各處游移，直到1357年才被徹底鎮壓。
孤魂野鬼般的猶太人從驅逐已經結束的東歐滲透回來。1345年，兩個猶太人作為遊客在埃爾富特再次出現，3年後，其他人也加入進來，開始重建家園。到1365年，其社群有86戶可徵稅人家，另外還有不少低於納稅水平的貧窮家庭。在這裡和其他地方，他們回歸到遭到削弱且心驚膽戰的社群中生活，這些社群的條件更差，而且較以前更加與外界隔絕。井水投毒案及它帶來的大屠殺已經將猶太人的惡毒形象固定為一種刻板印象。因為猶太人有用，曾經立法禁止他們入內的城市現在邀請或允許他們進入，但強加了新的限制條件。學者、醫師和財政「法院的猶太人」以前與異教徒社群的接觸逐漸消失了。猶太人在中世紀的繁榮階段宣告結束。猶太人集中居住區的高牆儘管尚未具體實施，但已經豎立了起來。
瘟疫後的人類狀況如何？在被死亡、悲傷和病態的過度恐懼和仇恨弄得精疲力竭之後，它理當顯示出某些深刻的影響，但我們一時還看不到任何劇烈的變化。標準的持續牢不可破。儘管因瘟疫而瀕臨死亡，但英格蘭布魯頓修道院（Bruton Priory）的租戶們仍舊遵照俯首帖耳慣了的方式，給死了的地主上繳了欠他的租地繼承稅。在不到幾個月的短短時間裡，這個小修道院竟收到了50頭牛和家畜。社會的變化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現；立竿見影的影響有許多，但並不統一。西蒙·德科維諾認為，瘟疫對道德產生了有害的影響，「降低了全世界的品德」。另一方面，吉勒斯·利·穆伊西斯則認為，人們在公德方面有了提高，因為許多以前非法同居的人現在已結了婚（這是城鎮法令的結果），詛咒發誓和賭博等行為大為減少，以至於骰子製造者轉而去生產念誦主禱文的珠串。
結婚率毫無疑問是上升了，儘管不是為了愛情。有那麼多投機者利用孤兒來獲取豐厚的嫁妝，以至於錫耶納的寡頭集團禁止在未徵得孤女的男性親屬同意的情況下娶她們為妻。在英格蘭，農夫皮爾斯悲嘆，許多「自瘟疫以來」的夫婦結婚「只是出於對財物的貪婪之心，而有違自然的情感」；在他看來，其結果是「內疚和哀愁……嫉妒、悲傷和私下裡的吵鬧」——還有不生兒育女。在皮爾斯這個道德家看來，這樣的婚姻應該加以禁止。另一方面，讓·德韋內特卻說，瘟疫之後結婚的人們生下了許多雙胞胎，有時還有三胞胎，不孕不育的婦女寥寥無幾。也許他是在反過來反映一種迫切的需求，即相信自然會彌補損失，而事實上，在那之後，男人和女人以異乎尋常的數量立即進入了婚姻的殿堂。
不同於骰子變念珠，人們並未改善，儘管按照馬泰奧·維拉尼的說法，人們本應期待，經歷了上帝的憤怒之後，他們會成為「更好的人，謙卑，善良，信仰天主」。取而代之的是，「他們忘記了過去，仿佛它從未發生過，讓自己過上了比以前更加混亂和可恥的生活」。貨架上堆滿了過量的商品，而顧客卻寥寥無幾，這導致了物價在一開始時的直線下降，倖存者們沉溺於放縱的消費狂歡之中。窮人搬進了空蕩蕩的房子，在床上睡覺，用銀器吃飯。農民獲得了無人認領的工具和牲畜，甚至還有榨酒機、煅爐或無主的磨坊，以及其他以前他們從未擁有過的財產。商業變得蕭條，但貨幣的數量供應充足，因為參與分配的人較以前要少。
人們的行為舉止變得更加不計後果和麻木不仁，就如一段充滿暴力和痛苦的時期過後通常會出現的那樣。這被歸咎於自底層青雲直上的暴發戶和新貴們。錫耶納於1349年更新了其禁奢令，因為許多人在妄求高於其出身和職業所應有的地位。但是，整體說來，對稅收名冊的地方性研究表明，儘管人口也許已經減半，但其社會配比卻仍保持不變。
因為未留下遺囑的死亡、沒有繼承人的財產以及對土地和房屋有爭議的所有權，訴訟迅猛增加，卻因缺乏公證人而變得混亂不堪。有時是未經允許即住下來的人，有時是教會，占據了人去樓空的地產。指定的監護人對孤兒實施的欺騙和勒索成了一種醜聞。在奧維多（Orvieto），大吵大鬧一再爆發；無家可歸、飢餓難耐的匪徒成群結隊地在鄉村遊蕩，搶劫城市中的每戶人家。人們因攜帶武器和破壞公物（尤其是破壞葡萄園）而被捕。公社不得不實施新的法規，懲辦某些搶劫並燒毀店主和工匠的經營場所的「無賴——魔鬼之子」，其懲治對象還有有所增加的賣淫活動。1350年3月12日，公社提醒市民，若基督徒與猶太人在店裡發生性關係，將會受到重罰：涉案的婦女將被砍頭或活活燒死。
教育因神職人員的缺失而受到重創。據讓·德韋內特所說，在法國，「在住宅、別墅和城堡中都找不到能夠而且願意教男童學習語法的人」——這種狀況可能影響到了昂蓋朗七世的生活。為了填補空置的有俸聖職，教會成批地任命牧師，其中許多都是在瘟疫中失去了妻子和家庭的人，他們成群結隊地投身聖職，將之當作一個避難所。許多人幾乎沒什麼文化，「就像純粹的俗人一般」，他們也許識一點兒字，卻不明白文字的意思。坎特伯雷大主教於1350年宣稱，在瘟疫中倖存下來的牧師們開始「受到無饜足的貪婪的影響」，收取額外的費用，而無視人們的靈魂。
一個相反的趨勢是，教育受到對學識傳承之擔憂的刺激，導致了大學如雨後春筍般建立。廣為人知的是皇帝查理四世，一個飽讀詩書之人，他強烈地感覺到「寶貴的知識在世界各地的遼闊疆域上為瘟疫造成的奇高死亡率所扼殺的」原因。他在1348年的瘟疫之年建立了布拉格大學（University of Prague），並在接下來的5年時間裡，給5所其他大學——奧蘭吉（Orange）、佩魯賈、錫耶納、帕維亞（Pavia）和盧卡——頒發了皇家認證。也是在這5年中，劍橋建立了三所新學院——三一學院（Trinity）、聖體學院（Corpus Christi）和克萊爾學院（Clare），儘管如對婚姻的熱愛那樣，對知識的熱愛並不總是行事的動機。聖體學院建立於1352年，因為為死者舉行彌撒儀式的費用在瘟疫之後劇增，劍橋的兩個行會決定成立一所學院，其身為神職人員的學者將被要求為行會的已故成員祈禱。
在此環境中，教育並沒有在所有地方興旺繁榮起來。牛津的教員們在布道時哀嘆入學人數的減少。在博洛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彼特拉克在20年後［在一系列名為「年老之事」（Of Senile Things）的書信中］悲嘆道，在這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快樂、最自由」的地方，以前的所有那些偉大演講者幾乎無一存留，在這個偉大天才曾經比肩摩踵之地，「普遍的無知已統攝了城市」。但要為此負責的並非只有瘟疫，戰爭和其他煩擾也雪上加霜。
當然，黑死病顯而易見且突如其來的後果是人口的減少，到14世紀末，由於戰爭、掠奪和瘟疫的復發，人口甚至有了進一步的縮減。瘟疫以其自身細菌的形式給14世紀留下了一道詛咒。細菌寄居在帶菌者身上，將會在接下來的60年中，在不同的地點，以10至15年不等的間隔期，再次發作6次。在殺死了大部分的易感染者（在後期階段，兒童的死亡率有所上升）之後，它終於偃旗息鼓，使歐洲的人口在1380年減少了約40%，到該世紀末更減少了將近50%。法國南部城市貝濟耶（Béziers）在1304年有14000個居民，一個世紀後，只剩下4000個居民。馬賽附近的漁港容凱爾（Jonquières）曾有354戶可納稅戶，最後減少到135戶。卡爾卡松和蒙彼利埃這兩座繁榮興旺的城市，過去的繁華都成為過眼雲煙，與北方的魯昂、阿拉斯、拉昂和蘭斯如出一轍。可徵稅物品的消失導致統治者提高了稅率，這導致了民怨，而民怨又將引發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的頻繁暴動。
至於在地主與農民之間，由瘟疫所造成的貧困和富裕的平衡總體上對農民有利，儘管一個地方的確有之事到了另一個地方通常會有相同但截然相反的反應。土地和勞動力的相對價值發生了反轉。農民發現，地主減少了自己的租金，甚至還會放棄一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租金，因為地主迫切需要讓自己的土地得到耕作。沒有稅收總好過土地變得荒蕪。但由於勞動力的減少，已開墾的土地必然會縮減。英格蘭拉姆齊修道院（Abbey of Ramsay）的檔案顯示，在瘟疫爆發的30年後，被播種的英畝數還不到以前的一半。修道院在1307年擁有5把犁鏵，一個世紀後減少到一把，並且從28頭牛減少到5頭牛。
山地和貧瘠的土地被放任荒廢，或是變成了只需較少勞動力的養羊的牧場。有越來越多的村莊因人口減少所導致的削弱以及對養羊圈地行為的無能為力而遭到遺棄。當農田淪為荒地時，地產邊界便隨之消失。假如有能夠耕種它們的人前來認領，以前的主人或他們的繼承人就不可能收取租金。因這些因素而致貧的地主不見了蹤影，或聽任城堡和莊園衰敗下去，自己則投身於從事軍事掠奪的隊伍之中，這將成為接下來數十年的禍端。
當死亡減緩了生產速度時，商品變得稀缺，價格隨之飛漲。在法國，到1350年，小麥的價格上漲了4倍。與此同時，勞動力的短缺造成了瘟疫所帶來的最大的社會混亂——人們齊心協力地要求更高的薪水。農民像工匠、手藝人、公務員和牧師一樣，找到了自身稀缺的槓桿。在瘟疫掠過整個法國北部之後的一年之內，蘭斯附近的聖歐麥（St. Omer）的紡織工人已經連續加了3次工資。在許多行會中，工匠為了爭取更高的工錢和更短的勞動時間而舉行了罷工。在一個社會狀況被視為固定不變的年代，這樣的行為是革命性的。
統治者的反應是立即鎮壓。為了努力使工資保持在瘟疫前的水平，英格蘭人於1349年發布了一條法令，要求人人都拿與1347年相同的工資工作。若是拒不工作，或為了更高的工錢而離開一個工作場所，以及僱主提供更高的工資，都會受到懲罰。這條法令是在議會尚未就座之時頒布的，所以在1351年，它又作為《勞工法令》（Statute of Laborers）被再次頒布。它不僅斥責那些要求高工資的勞工，而且特別抨擊了那些選擇「寧肯懶散地要飯也不願憑勞動吃飯」的人。工人的懶惰是反社會的罪行，因為中世紀體系要依靠工人的工作責任。《勞工法令》不是一個簡單的反動夢想，而是一種保持體系運轉的努力。它要求，所有60歲以下無生存手段的體格健全者都必須為任何一個需要他的人工作，體格健全的乞丐不得領取救濟金，流浪的農奴可能被迫為任何一個認領他的人工作。直到20世紀，這條法令將充當在長期的鬥爭中阻止勞工成立工會之「陰謀」法規的基礎。
1351年的一條只在巴黎地區實施的更加務實的法令允許工資上漲，但漲幅不得超出此前水平的1/3。價格被固定下來，中間人的利潤得到了控制。為了增加生產，行會被要求放鬆對學徒人數的限制，縮短他們的出師時間。
在英法兩國，正如法律一再更新、處罰越來越重這種情況所顯示的那樣，這些條令都是無法強制執行的。英格蘭議會於1352年援引的違法行為顯示，工人要求而僱主支付的工資是疫前水平的兩三倍。它下令各城鎮都必須設立懲罰那些違規者的資金。在1360年，囚禁代替了罰金成為處罰手段，因為逃跑的勞工被宣布為逃犯。如果被抓到，他們的額頭上就會被烙上代表「逃亡者」（也有可能代表「欺詐」）的字母F。新法規在14世紀60年代被執行了兩次以上，這培育了抵抗運動，此運動在1381年的大爆發時達到了高潮。
1350年是個大赦年（Jubilee Year），它向所有在那一年進行了前往羅馬的朝聖之旅的人提供了完全的豁免，瘟疫引發的罪惡感因此蕩然無存。大赦年最初由卜尼法斯十三世（Boniface VIII）於1300年確立，旨在使所有悔悟者都有可能獲得赦免，使認罪的罪犯免於指控——也就是說，如果他們可以負擔得起前往羅馬的旅行的話。卜尼法斯本想使大赦年成為一個百年紀念事件，但第一個大赦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吸引了號稱200萬人在那一年裡前往羅馬，於是，因羅馬教廷搬遷到阿維尼翁而變得貧窮的羅馬市懇請克雷芒六世將間隔縮短為50年。歡天喜地的壁畫上的那位教皇根據「教宗應當使其臣民快樂」的溫和原則行事。他在1343年的一份詔書中順應了羅馬的要求。
對於教會而言非常重要的是，克雷芒在同一詔書中闡明了赦免理論，將它與金錢的致命等式固定下來。他說，基督所付出的血的犧牲，加上聖母和聖徒們的美德，為寬恕的使用建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通過向教會貢獻錢財，任何人都可以購買美德寶庫中的一份財富。教會通過這一安排所獲得的收入，最終會與失去的尊重相匹配。
1350年，朝聖者雲集在通往羅馬的道路上，夜間則圍繞著篝火宿營。據說每天有500人進入或離開這座城市，讓客棧老闆賺得盆滿缽滿。他們為朝聖者提供住宿，儘管食物和草料短缺，城市資源處於消耗殆盡的狀態。這座失去了其教宗的不朽之城變得窮困潦倒，3座重要的長方形教堂變成了廢墟，聖保羅教堂被地震推倒，拉特蘭教堂塌了一半。瓦礫和廢墟遍布街道，7座山峰沉寂而荒涼，山羊在荒廢的女修道院那雜草叢生的迴廊中啃食著雜草。彼特拉克悲嘆道：失去屋頂的教堂暴露於風雨侵襲的情景，「會激起鐵石心腸的人的同情」。不過，大名鼎鼎的聖徒的遺物斂來了豐富的供奉，紅衣主教安尼巴爾多·切卡諾（Anibaldo Ceccano），即大赦年的使節，管理著一個浩大的項目，向渴望赦罪的民眾提供寬恕與赦免。據對數字特別感興趣的維拉尼所言，在四旬齋期間，羅馬一度有多達100萬人。人們的蜂擁進入，要麼表明了在瘟疫之後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超常的魯莽和活力，要麼表明了對拯救的極大需求——極有可能的是，那種狀態在參與者看來似乎並不像在報告中看到的那麼糟糕。
從瘟疫中誕生的教會若非更加不得人心了，也至少是更富裕了。當突如其來的死亡威脅著每個人，讓人覺得會在有罪的狀態下被奪走生命時，其結果是遺贈如洪水般湧向宗教機構。巴黎的聖日爾曼·奧塞爾教堂（St. Germain l』Auxerrois）在9個月內收到了49筆饋贈；相較之下，它此前8年才收到了78筆。早在1348年10月，錫耶納議會便取消了它每年提供給宗教慈善團體的撥款，時間為兩年，因為這些機構因饋贈而變得「極度富足，實際上是肥得流油」。在佛羅倫薩，歐聖米凱萊公司（Company of Or San Michele）收到了35萬弗羅林旨在救濟窮人的金錢，儘管在這個事例中，公司負責人被指控將錢用作了私人目的，其理由是，每個真正的窮人和貧民都死掉了。
在教會廣羅錢財之時，對神職人員的人身攻擊也在增加，這部分是受到了苦修者的刺激，部分是因為牧師們在瘟疫期間未能履行其職責。他們像別人一樣死去這件事無疑獲得了人們的諒解，但他們讓基督徒在未領聖禮的情況下死去，或像許多人一樣，在危機中為自己的服務收取更多費用的事實，卻激起了強烈的憎恨。甚至在大赦期間，羅馬民眾在地方敵對心理的神秘震顫的促動下，對紅衣主教使節大加嘲弄和騷擾。有一次，當他騎馬走在遊行隊伍中時，一位狙擊手向他射擊，他面色蒼白、渾身顫抖地回到住處，紅帽子上還扎著一支箭。從此以後，他只有在帽子下戴著頭盔、長袍下罩著甲衣的情況下才會冒險外出。一旦有可能，他便離開羅馬前往那不勒斯，後來死在半路上——據說是被葡萄酒毒死的。
在英格蘭，反教權主義是種地方病。1349年，伍斯特（Worcester）的市民衝破了附屬於大教堂的聖瑪麗修道院（Priory of St. Mary）的大門，攻擊僧侶，「用弓箭和其他進攻性武器追逐院長」，並試圖放火燒毀建築。同年，在約維爾（Yeovil），當巴斯和韋爾斯主教（Bishop of Bath and Wells）為紀念瘟疫的過去而舉行感恩儀式時，儀式被「某些地獄之子」所打斷，他們將主教和會眾包圍了整整一個晚上，直到救援者到來。
因饋贈而暴富的行乞修道士教團也收穫了本就對他們恨之入骨的人們的敵意。在報告馬賽的150名方濟各會修士的死亡時，奈頓補充道：「bene quidem」（一件好事），在馬格龍（Maguelonne），160名行乞修道士里有7個存活，他寫道：「那就足夠了。」行乞修道士教團若是擁抱貪婪之神，「追逐世俗的和肉慾的事物」，是無法被原諒的。
正當人們覺得更加需要精神上的安慰時，瘟疫加重了人們對教會的不滿。在上帝強行施予的恐怖的經歷中，一定有些什麼意義。如果其目的是讓人們痛改前非，那麼這一目的並未達到。人類的行為「比以前更邪惡」，更貪婪多欲，更喜訴訟，更好戰，而這在教會本身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明顯。克雷芒六世雖說幾乎算不得是個神聖的人，可瘟疫足以令他震撼，當他的高級教士們於1351年請求他廢除行乞修道士教團時，他在一篇充滿了憤怒和羞辱的長篇大論的攻擊性演說中，疾聲對他們進行了抨擊。教皇回應道，假如他那麼做了，「你們又如何向民眾布道？假如論及謙遜，你們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人，自吹自擂，狂妄自大，揮金如土。假如論及貧困，你們是如此貪婪，以致全世界的有俸聖職都滿足不了你們。假如論及純潔——可我們將對此閉口不談，因為上帝知道每個人的所作所為以及你們中有多少人滿足了自己的色慾」。在自己的同宗教士造就的悲哀景象中，這位教會領袖於一年後撒手人寰。
薩克森的洛塔爾（Lothar of Saxony）說：「當那些頂著牧羊人頭銜的人扮演起狼的角色時，異端邪說便在教會的花園中瘋長。」儘管大多數人無疑還像往常一樣孜孜以求，但對教會的不滿卻激發了異端和異議，激發了所有那些通過神秘教派尋找上帝的人，激發了所有那些尋求改革的運動，這些改革最終將把天主教的統一帝國打得七零八落。
瘟疫的倖存者們發現，自己既沒有被毀滅，也沒有被改善，在他們經歷的痛苦中找不到神聖的目的。上帝的目的通常是神秘莫測的，但這場懲罰太過可怕，所以無法不加質詢地全盤接受。如果這種等級的災難（有史以來最致命的）僅僅是上帝的任性之為，或者也許根本就不是上帝所為，那麼一種固有秩序的絕對性便從其根部發生了動搖。敞開接受這些問題的頭腦永遠不可能再關閉。一旦人們預想到在一種固有秩序中存在改變的可能性，那麼俯首聽命的時代之終結便近在眼前；向個人良知的轉折就在前方。就那一程度而言，黑死病一直是現代人未被認識的開端。
與此同時，它留下了憂慮、緊張和昏暗。它加速了土地上的勞工服務的交換，並在這樣做的過程中，解開了舊有的紐帶。它加深了貧富之間的敵意，提高了人類的敵對程度。一個由極大痛苦構成的事件只有在人們相信它將帶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時才是可以忍受的。若非如此，就如在1914年至1918年的另一場大災難之後那樣，人們就會陷入深刻的幻滅，進而轉向自我懷疑和自我憎惡。在製造悲觀主義氣氛方面，黑死病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旗鼓相當，儘管它花了50年來形成心理影響。這些年是昂蓋朗·德·庫西度過青年及成年生活的50多年。
死亡的一個奇怪化身在瘟疫年代出現在比薩墓園的壁畫上。那個形象不是傳統的骷髏，而是一個穿黑袍的老婦，有著凌亂的頭髮和狂野的眼睛，扛著一把殺氣騰騰的長柄寬刃鐮刀。她的腳上長的不是腳趾，而是爪子。壁畫描繪的是「死神的勝利」（Triumph of Death），由弗朗西斯科·特拉伊尼（Francesco Traini）在1350年或1350年前後繪製，是一個包括「末日審判」和「地獄折磨」在內的繪畫系列的一部分。特拉伊尼的老師安德烈亞·奧爾卡尼亞（Andrea Orcagna）於同一時間在佛羅倫薩的聖克羅斯（Santa Croce）教堂繪製了同一主題，但現在只保留下一個片段。兩幅壁畫共同標誌著死神在藝術中普遍存在的開端，這尚不是在世紀末變成的對死神的崇拜，但是它的源起。
通常死神被擬人化為一具手拿沙漏和長柄鐮刀的骷髏，披著白色的裹屍布，或裸露著渾身的白骨，朝著反映在他的形象中的人類可笑之舉發出獰笑：所有人，從乞丐到國王，從妓女到皇后，從衣衫襤褸的窮牧師到教皇，都會來到此處。無論他們生前是貧困潦倒還是權勢顯赫，一切皆是空虛，被死亡畫上了等號。現世微不足道，重要的是來世的靈魂。
在特拉伊尼的壁畫中，死神從空中向一群無憂無慮的人俯衝下來，他們是年輕美貌的貴族男女，像是為薄伽丘筆下的講故事者樹立的典型，在一片芳香四溢的橘樹林中彼此交談、調情，以書本和音樂取樂。一個捲軸上的文字警告說：「沒有任何由智慧或財富、高貴或威力構成的保護傘」可以保護他們免於步步逼近的死神的打擊。「他們從世俗中比從上帝之事中攝取了更多的快樂。」在附近的一堆屍體中，躺著頭戴冠冕的統治者、一位戴著三重冠的教皇、一位騎士，他們與窮人的屍體倒在一處，而天空上的天使和魔鬼則在爭奪代表著他們靈魂的渺小的裸體形象。一個由麻風病人、跛子和乞丐構成的可憐人群（奧爾卡尼亞殘存片段之副本）在乞求死神的救援，其中一個鼻子被吃掉了，另一些要麼沒腿，要麼瞎眼，要麼伸出的不是手而是罩著一塊布的殘株。在上方的一座山上，隱士們正過著一種虔誠的沉思冥想的生活，寧靜地等候著死亡的到來。
在下面，在一個極具神韻的場景中，一個由騎在馬背上的王子和優雅淑女構成的打獵隊伍突然被3具打開的棺材嚇得目瞪口呆，這3具棺材裡裝著3具處於不同腐爛階段的屍體，一具仍然穿著衣服，一具腐爛了一半，一具是個骷髏。毒蛇纏繞著它們的屍骨。這個場景描繪的是「3個活人與3個死人」，這是13世紀的一個傳說，說的是3個年輕貴族與3具正在腐爛的屍體相遇的情景，後者告訴前者：「你們的現在就是我們的過去，我們的現在就是你們的未來。」在特拉伊尼的壁畫中，一匹聞到了死神散發的臭味的馬因恐懼而變得僵硬，它脖子前伸，鼻孔放大；它的騎手抓著一塊手帕去捂自己的鼻子。獵狗畏縮不前，厭惡地大聲號叫著。這群身著綾羅、滿頭捲髮、頭戴時尚帽子、充滿活力的俊俏男女驚恐地盯著他們將要變成的東西。
[1] 這是一個德國民間故事。相傳某市發生了嚴重的鼠患，人們請一位穿彩衣的吹笛人幫助消除鼠患。他吹著笛子帶走了成群的老鼠，但市民拒絕給他付錢，於是他又吹著笛子帶走了市內所有的孩子。——編者注
[2] 沒藥（myrrh），橄欖科植物地丁樹或哈地丁樹的乾燥樹脂。——譯者注
[3] 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納粹謀殺歐洲所有猶太人以解決猶太人問題計劃的代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