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三章 青春與騎士精神

儘管作為長子和一個偉大王朝的繼承人，嬰兒昂蓋朗七世對其父母而言十分寶貴，但他卻很有可能不是嬰兒天生可以激發出的溺愛之情和溫柔之意的愛慕對象。在中世紀所有不同於現代的特點中，沒有一個像對兒童興趣之相對缺乏那麼令人震驚。與兒童相關的情感極少出現在藝術、文學或記錄在案的證據中。兒時的基督當然被反覆描繪，通常都是在他母親的懷中，但在14世紀中葉之前，他一般都是被一個即使在哺乳時都很冷淡的母親僵硬地抱著，遠離她的身體。若非如此，聖嬰就會獨自躺在地上，有時包在襁褓之內，有時則赤身裸體，而一位面色凝重的母親在茫然地呆望著他。她與孩子的疏離意在表明他的神性。假如普通母親會感覺到一絲較溫暖、較親密的情感，那麼它也很少在中世紀藝術中得到表達，因為聖母馬利亞已成了先入為主的為人母的態度。 在文學中，兒童的角色基本都會死掉，通常是因為某個害怕預言的國王或某個考驗妻子承受力的丈夫下了命令，他們就被淹死或掐死，或遣棄在森林裡。女人很少作為母親出現。她們在通俗故事中是輕佻女子、鴇母和給丈夫戴綠帽子的妻子，在戲劇中是聖徒和殉道者，在愛情故事中是熱烈而不合法的愛情求之不得的對象。偶爾，母親身份也許會突破重圍。例如，當一位英格蘭布道者在一次布道中點出某種道德時，談及一位母親如何「於冬日誕下一子，兒身寒慄，母乃取一稻草置於身下暖之，非為愛草而暖之也……乃為暖兒身也」。偶有插圖或石刻上會出現教孩子學步的父母，一位為伏在她膝上的孩子梳頭或捉虱子的農家母親，一位較為優雅的、用四根針為孩子織衣服的14世紀的母親；有一篇來自一位聖徒的對「嬰兒之美」的感謝致辭；在一篇出自11世紀的《修女戒律》（Ancren Riwle）中，有對一位跟孩子玩捉迷藏遊戲的農家母親的描述，當孩子哭著找她時，她「伸出雙臂，輕跳上前，擁抱他，親吻他，擦去他的眼淚」。這些都是個別的陳述，它們使得其間的空白更加引人注目。 中世紀插圖表現了從事其他各類活動的人——做愛和死去，吃飯和睡覺，在床上和在浴室，祈禱，打獵，跳舞，耕種，遊戲和打仗，交易，旅行，閱讀和書寫——可是就是很少跟兒童在一起，以至於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不？ 人們普遍認為，母愛，如同性一樣，太過與生俱來而無法根除，但也許在某些不受歡迎的狀態下，它會有所萎縮。當時嬰兒死亡率極高，據估計達1/3或2/3。有鑒於此，對一個幼兒投入的愛意也許會得不償失，於是，藉助某些自然的法則（就像被圈養的齧齒動物在數量過多時停止繁殖一樣），母愛會受到抑制。也許頻繁的養兒育女使生育遭到了貶值。一個兒童出生，死亡，然後被另一個兒童所取代。 有錢的貴族和布爾喬亞家庭會比貧民生育更多的孩子，因為他們結婚時年齡較小，還因為雇用乳母，他們的不育期較短。他們養大的孩子也較多，通常有多達6—10個孩子能夠長大成人。昂蓋朗七世的祖父紀堯姆·德·庫西養大了五兒五女；他的兒子拉烏爾養大了四兒四女。英格蘭的愛德華三世和菲莉帕王后（Queen Philippa）的12個孩子中，有9個活到了成年。據估計，平均而言，年齡在20歲的婦女可有12年的生育期，算上由於死胎、流產和護理等造成的嬰兒安全出生的間隔，中間有約30個月為時相當長的間隔期。按此比率，每個家庭的平均生育人數大約為5人，其中有一半可以生存下來。 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樣，兒童時代也非千篇一律。愛、搖籃曲和搖籃確實存在。諾瓦拉的菲利普（Philip of Novara）在13世紀寫道：上帝賜給兒童三個禮物作為恩典：愛和認識用自己的乳汁養育他的人；向陪他玩耍的人表現「快樂和愛」；激發撫育他的人心中的愛和柔情。在這三者中，最後一點最為重要，因為「如果沒有了這一點，他們在嬰兒期就會如此污穢不潔和使人氣惱，如此頑皮淘氣和反覆無常，以致幾乎不值得把他們養大成人」。然而，菲利普提倡一種嚴格的教養，因為「少有兒童因過於苛嚴而死去，卻有許多兒童因太過肆意而殞命」。 提供養育兒童之建議的書籍十分罕見。有一些有關禮節、家務、品行和家用藥物的書籍——即經過裝訂的手抄本，甚至還有外語詞彙的短語手冊。讀者可以找到各種建議：在宴會前如何洗手和清理指甲，為防口臭如何吃茴香和大茴香，如何吐痰和用刀剔牙，不能在袖子上擦手或在桌面上揉鼻子和眼睛。一個女人可以學習如何製作墨水、毒鼠藥和沙漏；如何製作用葡萄酒和香料調製的甜酒（即加香葡萄酒）——這是中世紀最受歡迎的飲料；如何照顧籠子裡的寵物鳥，讓它們進行繁殖；如何取得僕人的性格參考，確保他們用手捻或吹氣來熄滅床頭的蠟燭，「而不是用他們的襯衫」；如何種植豌豆和嫁接玫瑰；如何去除家中的蒼蠅；如何用浸在熱水中的雞毛清除油斑；如何讓丈夫冬有無煙的爐火、夏有無蚤的床鋪並以此使之心情愉快。書籍會給年輕的已婚婦女提供建議，教她們如何齋戒、施捨並在「睡回籠覺之前」在晨禱的鐘聲里祈禱，如何在公共場合高貴而端莊地行走，不要「眼睛骨碌亂轉地耍粗鄙的小聰明，像飛奔的雄鹿那樣伸長脖子，像逃跑的馬兒一樣左顧右盼」。她還可以找到書籍，了解如何在丈夫外出征戰時管理財產，如何制定預算，承受圍困，了解財產保有期和封建法律，以便丈夫的權利不被侵犯。 但她很少能找到給母親提供的書籍，了解如何哺乳、裹襁褓、洗澡、斷奶、餵固體食物，以及照顧嬰兒的其他複雜程序，儘管對於種族生存而言，這些似乎要比餵養籠中鳥或讓丈夫感到舒適更加緊要。在提及哺乳時，它通常是因為其情感價值而得到普遍提倡——由13世紀的一位百科全書編纂者英格蘭的巴塞洛繆（Bartholomew of England）在其《物性書》（Book on the Nature of Things）中提出。在哺乳過程中，母親會「最溫存地疼愛自己的孩子，擁抱他，親吻他，懷著最熱切的心情撫育並照看他」。同一時期的一位醫生，在法國行醫的錫耶納的阿爾多布蘭迪諾（Aldobrandino of Siena），建議要常常清理和換尿布，一天洗兩次澡，用拌著蜂蜜和牛奶的麵包粥來斷奶，在學校要有充分的玩耍時間和非受迫性的教導，要有時間睡覺和娛樂。但他仁愛的教導是否廣為人知或被人遵循，則不得而知。 總之，嬰兒和幼兒在五六歲之前似乎一直是自生自滅，得不到很大關注。這種做法可能在兒童的性格上以及可能在歷史上造成的影響只能憑藉臆測來想像。也許，中世紀嬰兒期相對的情感空白可以解釋中世紀的人們對生命以及苦難的不經意態度。 不過，兒童確實有玩具：玩偶和套在老鼠身上的嬰兒推車，木頭騎兵和武器，陶土小動物，風車，皮球，羽毛球拍和羽毛球，高蹺、蹺蹺板和旋轉木馬。按照英格蘭的巴塞洛繆的說法，小男孩會像所有時代的小男孩那樣，「生活得無憂無慮」，「一心只想著玩兒，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挨小棍子揍，看到什麼就想要什麼，說笑就笑，說哭就哭，不讓媽媽給自己洗臉梳頭，剛把他弄乾淨，轉眼又髒得一塌糊塗」。在巴塞洛繆看來，女孩的舉止要好些，跟自己的母親也更親熱。如果孩子能長到7歲，他們得到承認的生命便開始了，多多少少像個縮小版的成人。兒童時代就已經結束。在中世紀的行為中，孩子氣十分引人注目，因為它標誌著無力約束任何種類的衝動，而孩子氣許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充滿活力的社會的相當大部分人實際上都非常年輕。據估計，有約一半的人口不到21歲，有約1/3的人口不到14歲。 貴族家庭的男孩在7歲之前長於婦人之手，她教給他舉止禮儀，有時還教些字母。重要的是，母親的保護聖徒聖安妮（St. Anne），通常都被畫成在教自己的孩子，即聖母馬利亞，學習如何讀書。從8到14歲，貴族子弟會被送到鄰近的領主城堡中當聽差，就像下層群體的男孩長到七八歲時要去另一個家庭當學徒或僕人那樣。貼身服務不被認為是有辱人格的：作為成人的聽差甚至侍衛要幫助自己的領主沐浴更衣，照看他的衣物，侍奉他用餐，同時享有貴族地位。作為免費勞動的回報，領主會為自己同儕的兒子提供免費的學校教育。男孩會學習騎馬、作戰、放鷹行獵，這是貴族生活的三種首要的物質元素，他還要學習下棋和雙陸棋戲，學習唱歌跳舞、彈奏樂器、作曲以及其他浪漫技能。城堡的本堂神父或當地修道院會向他提供宗教教育，教他初步的閱讀和寫作，有可能還會教他一些非貴族男孩所上的語法學校的課程內容。 十四五歲時，男孩成為侍衛，這時，戰鬥訓練得到了強化。他會學習如何用槍矛刺穿作為槍靶的遊動假人，使用劍和其他各種各樣的致命武器，了解紋章和馬上長槍比武的規則。作為侍衛，他要牽著主人的戰馬上戰場，在步戰之時牽住它。他幫著管家打理城堡事務，保管鑰匙，充當受信賴的信使，在旅途中攜帶錢包和貴重物品。課本學習在此程序中沒有一席之地，儘管一位年輕貴族根據他的愛好，可學點兒幾何學、法律、演說術，在極少數情況下，還可學點兒拉丁文。 貴族莊園中的婦女在拉丁文和其他學校教育方面常常比男人更有成就，因為儘管女孩不會像男孩那樣，在7歲時離開家庭，但她們的教育受到教會的鼓勵，以便一旦其父母希望讓她們帶著適當的捐贈獻身上帝時，她們能夠更好地得到信仰方面的指導，更適應在女修道院中的宗教生活。除了用法語和拉丁語閱讀和寫作之外，她們還學習音樂、天文學，以及一些醫藥和急救知識。 最後一位庫西家族成員進入的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運動受到人或馬的速度的限制，新聞和公開聲明由人聲傳遞，太陽落山後，大多數人便失去了光亮。黃昏，人們會吹起號角，敲響鐘聲，宣告宵禁，在此之後禁止工作，因為既然工匠看不見，也就不能表現完美。富貴之家可以憑藉火把和蠟燭延長時間，但對另一些人而言，夜晚就像大自然計劃的那樣漆黑一片，天黑之後，寂靜會把旅行者包圍。「鳥兒、野獸和人都無聲無息，安然入睡」，薄伽丘寫道，「半落未落的樹葉懸在樹梢，潮濕的空氣盤踞於靜淑的安寧之中。只有星辰還在閃爍，照亮了他的道路。」 鮮花覆滿了田野和林地，形成了日常生活一個可加珍愛的元素。野花和花園中的花朵被編進了貴族男女所戴的花冠，點綴著地板和宴會桌，於王室遊行隊伍之前散布於街道之上。猴子是常見的寵物。乞丐遍地都是，其中大多是跛足、盲人、病人、殘疾人，或是偽裝成這類人的人。沒有腿的人靠綁在手上的木頭殘樁拖著身體前行。女人被視為魔鬼的誘惑，而與此同時，對聖母馬利亞的狂熱崇拜又會使一位婦女成為愛和崇拜的核心對象。醫生受人尊敬，律師通常遭人憎恨和懷疑。蒸汽尚未被套上韁繩，梅毒尚無介紹，麻風病仍然存在，火藥開始使用，儘管尚無效用。土豆、茶、咖啡和菸草尚不為人所知，熱辣的加香葡萄酒是買得起它的人最喜愛的飲料，普通百姓喝啤酒、淡啤酒和蘋果酒。 非教士階層的人已放棄穿著長袍，而穿起了緊身的分腿褲。他們通常會將臉剃乾淨，儘管山羊鬍和髭鬚會時不時地流行。騎士和侍臣接受了一種時尚，穿起名為喙形尖頭鞋的過長過尖的鞋子——它們常常不得不被綁紮在小腿肚周圍，以使穿它們的人能夠走路——以及極短的束腰外衣。一位編年史作者抱怨說，這種外衣讓臀部和「身體其他應當掩藏起來的部位」都露了出來，引起了普通百姓的嘲笑。女人使用化妝品，染髮，拔頭髮以加寬前額，她們還拔眉毛，儘管這麼做使她們犯下了虛榮之罪。 使高貴者驟降而（較罕見地）使卑微者上升的命運之輪是一個不確定的世界中不穩定生活的流行形象。世俗生活的狀況是固定不變的，在這樣的生活中，人們並不期望看到人類或社會在道德上或物質上的進步。個人也許會通過自身努力來增加美德，但整體的改善將不得不等到基督再臨之時和新時代的開端。 時間、曆法和歷史都在基督教系統中得到估算。創世之日要比羅馬的建立早4484年，現代歷史源於基督的誕生。在那之後，歷史事件由教皇王朝進行編年，該王朝始於聖彼得（St. Peter）王朝，它被固定在公元42—67年。當下的事件依照它與宗教節日和聖徒紀念日的關係來加以記錄。一年始於3月——依照喬叟的說法，「世界是在這個月開始的，當時，上帝先創造了人」。正式的說法是，一年始於復活節，因為這是個可變動的節日，可落在30天的時間段里的任何一點上，所以歷史年代是不精確的。一天的時間以祈禱時間來命名：午夜左右的晨禱，凌晨3點左右的頌讚，晨經（天亮後的第一個小時，在日出時分或早晨6點左右），晚上6點的晚課，睡覺時的晚禱。時間的計算基於太陽和星辰的運動，它們是大自然的計時裝置，為人所悉知，且被小心謹慎地觀察。大約就在昂蓋朗七世出生之時，機械鐘逐漸用於市政廳的高塔上和富裕之家，帶來了精確和所有科學觀察的可能。 人們的生活與令人費解之事密切相關。沼氣的閃爍光芒只能是仙女或妖精；螢火蟲是未受洗禮的死嬰的靈魂。在地震那可怕的顫動和裂縫中，或被雷電擊中的樹木的熊熊火焰中，超自然的神物近在眼前。風暴是徵兆，心臟病或其他疾病的突然發作所帶來的死亡可能是魔鬼的傑作。魔法存於世上：魔鬼、仙女、男巫、鬼魂和食屍鬼觸摸並操縱著人的生活；異教徒的迷信和儀式盤踞在民間傳說中，藏於牧師和聖禮之下，甚至與之相伴相隨。行星的影響可以解釋任何不如此就無法解釋的事情。天文學是最尊貴的科學，占星術是僅次於上帝的最大決定因素。 鍊金術，即對可以將低劣金屬變成黃金的哲學家之點金石的尋找，是最流行的應用科學。在那道彩虹的盡頭，還埋藏著治病的靈丹妙藥以及長生不老之藥。愛究根問底的頭腦會通過實驗和觀察去調查自然科學。牛津的一位學者保留了從1337年至1344年七年間的全年天氣記錄，他注意到，聽起來更清楚的鐘聲或聲音傳得更遠的鐘聲通常是濕度增加的信號，預示著雨水的到來。精神抑鬱和焦慮被認為是一種疾病，儘管抑鬱、失望、悲哀以及倦怠的症狀會被教會判定為懶惰（accidia）之罪。用三角測量法進行測量得到了運用，牆和塔的高度由俯臥在地的僧侶藉助於一根棍子來進行測量。眼鏡自世紀之初即已得到運用，老人因而在晚年可以進行更多的閱讀，也大大地延長了學者的研究壽命。紙作為一種比羊皮紙更廉價和更大量的物質的生產，開始使多次複製成為可能，也使文學作品的擴大發行成為可能。 能源依靠人力和畜力，也依靠由風和水推動的齒輪軸。風和水的力量轉動著磨盤，用以鞣革、洗滌、鋸木頭、榨橄欖油、鑄造鐵器，將燕麥磨成糊來做啤酒，搗漿造紙和製作繪畫顏料，帶動完成羊毛面料最後一道工序的漂洗工的大桶、高爐鼓風機、鑄造用的液壓錘和兵器製造者所使用的砂輪。製造廠使鐵的運用大幅增加，以致林地的樹木已被伐光，以供應鑄造燃料。它們使人的能力得到極大的擴充，致使教皇塞利斯廷三世（Pope Celestine III）於12世紀90年代下令，風車必須繳納什一稅。手動工具——車床、手搖曲柄鑽和鑽頭、紡車、輪式鏵犁——在上個世紀也已提高了生產工藝和生產力。 旅行這一「消息之母」將世界各地的消息帶到城堡和村落，城鎮和鄉村。在要麼塵土飛揚、要麼泥濘不堪的有車轍的道路上，朝聖者和小商販，帶著馱畜隊的商人，外出巡視的主教，收稅人和王室官員，行乞修道士和出售免罪符的人，流浪學者，吟遊詩人和傳道者，編織起城市與城市間的溝通網絡的信使和急差構成了川流不息的人流。像庫西家族這樣的大貴族，還有銀行家、高級教士、修道院、法院、市政府以及國王及其議會都雇有自己的信使。在該世紀中葉，英格蘭國王身邊有12位信使與之形影不離，隨時準備出發，當他們在路上時，每天的報酬是3便士，每年購買鞋子的費用是4先令8便士。為了符合更偉大的法蘭西陛下的身份，法國國王雇用的信使多達100人，而一位大莊園主會雇用2—3個信使。 騎馬旅行一天平均可走30英里至40英里，儘管這會因環境而有很大的變動。信使如果騎馬，在不走夜路的情況下，一天可走40英里至50英里，若是步行，則可走約這一半的路程。在緊急情況下，若有良駒和好路（這很罕見），並且不搭載貨物，則他可一小時走上15英里；若有等候他換乘的馬匹的話，則他一天可走100英里。威尼斯和布魯日這些大的商業城市相互間保持著固定的郵政服務，它們組織高度嚴密，7天可走700英里。馱畜隊一天可走15英里至20英里；軍隊在受輜重拖累且步行的情況下，有時一天只能走不到8英里。 從佛蘭德斯至納瓦拉的縱深距離，按照通常的算法，是20至22天的行程，從布列塔尼海岸到羅訥河岸邊的里昂的橫向距離，是16天的行程。翻越阿爾卑斯山前往義大利的旅行者通常借道塞尼峰（Mont Cenis），經過位於薩伏伊境內的尚貝里（Chambéry）前往都靈。由於從11月到次年5月都受到大雪圍困，所以這個山口要花5至7天的時間才可穿越。經由此道從巴黎到那不勒斯要花上5周時間。從倫敦到里昂的航程要用18天，從坎特伯雷至羅馬要用約30天，這要取決於穿越英吉利海峽的時間。這個時間無法預測，通常非常危險，有時甚至會致命，時間從3天至一個月都有可能。一位名叫埃爾韋·德萊昂（Hervé de Léon）的騎士因一場風暴而在海上停留了15天，除了跌入大海的馬匹損失外，他抵達時是如此憔悴和虛弱，「以致他從此永遠失去了健康的體魄」。這就難怪，按照一首民謠所言，當朝聖者走海路前往孔波斯泰拉（Compostella）或更遠的地方時，「他們的心開始下沉」。 除了靠划槳手供給動力的單層甲板大帆船外，船隻都得任由天氣的擺布，儘管索具已有所改善，搖擺的船尾舵給予了船隻更大的控制力。地圖和海港航圖得到了應用，羅盤使航行得以離開海岸線，使商船得以冒險穿越遠海。結果，能夠裝載500噸或500噸以上貨物的大船被用於這些航程。藉助河流和運河的駁船運輸要比馱畜隊便宜很多，即使在每個便利地點當地莊園主都要向他們強行收取費用。在繁忙的塞納河和加倫河沿岸，每六七英里就有一個收費處。 貨車和農民的二輪貨運馬車被用以短途貨運，但因為輪式交通工具在冬日常常無法通過道路，且沒有道路和橋樑的連接系統，所以貨運騾隊始終是最基本的運輸工具。由串成一線的3到4匹馬拉的四輪貨車可供女士和病人使用。騎馬的女士在飄散的裙裾的掩護下跨坐在馬上，但橫座馬鞍即將於本世紀結束之前出現。對於騎士而言，乘坐馬車有違騎士精神，而且無論在何種情況下，他都不會騎牝馬。 在夜幕降臨之前，旅行者們會停止趕路，貴族旅行者會在附近某個允許他們入內的城堡或修道院棲身，而包括朝聖者在內的大量徒步旅行的普通旅行者，則在城門外的客棧住宿打尖。他們有權在任何一所修道院食宿一晚，不可被趕走，除非他們要求再住一夜。商人和其他人可住小旅館，儘管這些小旅館通常人滿為患，骯髒不堪，布滿跳蚤，一個房間放好幾張床，一張床上要睡兩個旅行者——根據被法國國王派往德國的詩人德尚（Deschamps）那令人作嘔的報告，在德國，一張床要睡三個人。他抱怨說，更有甚者，無論是床上還是桌子上都沒有乾淨的亞麻布，旅店老闆提供的食物無從選擇，在此帝國旅行的人除了啤酒之外找不到其他飲料；跳蚤、老鼠躲也躲不掉，波希米亞的人過著豬一樣的生活。 鑒於旅途之艱辛和時間之漫長，人們的旅行有時會達到驚人的程度——從巴黎到佛羅倫薩，從佛蘭德斯到匈牙利，從倫敦到布拉格，從波希米亞到卡斯提爾，穿越大海，翻越阿爾卑斯山，橫渡河流，像馬可·波羅那樣前往中國，或像巴斯婦人（Wife of Bath）那樣三次前往耶路撒冷。 位於世俗社會上層的昂蓋朗階層的精神家私是什麼？早在哥倫布之前，他們就知道世界是個球體，這一知識來自對星辰運動的熟知，因為星辰的運動只有從一個球狀的地球的角度出發才是可以理解的。據教士戈蒂埃·德梅斯（Gautier de Metz）在其《宇宙萬象》（Image du Monde）這部當時被最廣泛閱讀的百科全書中形象生動的說法，一個人可以像一隻環繞蘋果飛行的蒼蠅那樣環遊世界。在他看來，從地球到星辰的距離是如此遙遠，所以假如一塊石頭從星辰上落下，要花超過100年的時間才可到達我們的星球，而一個每天一刻不停地走25里格[1]的人，要花7157.5年才能到達星辰。 在視覺上，人們描繪被上帝攬在懷中、人處於其中心的宇宙。人們知道，月亮是離地球最近的星球，它自己不會發光；日食是月亮位於地球與太陽之間時的時段；雨是太陽從地球上提取走的濕氣，它濃縮為雲，然後又以雨的形式落回到地上；雷電之間相隔的時間越短，電源便越靠近。 然而，人們會透過由傳說中的童話故事構成的薄霧去看待遠方的國度——印度、波斯及更遙遠的地方，這些童話故事偶爾會揭示一點有關現實的有用信息：高聳入雲的森林，成群結隊地遊走、7年就會變老的有角侏儒，在葬禮柴堆上自殺的婆羅門，長著狗頭和6個腳趾的人，獨眼、獨腿、走起路來像風一樣快的「巨人」，只有當它在處女的膝上入睡時才可抓到的「麒麟」，眼淚是銀子的亞馬孫女子，用爪子為自己進行剖腹產的黑豹，樹葉上長出羊毛的樹木，300英尺長的蛇，有著寶石眼睛的蛇，由於太過熱愛音樂所以為了謹慎起見用尾巴將自己的一隻耳朵堵起來的蛇。 伊甸園也存在於塵世，它時常會出現在地圖上，位於遙遠的東方，據信由一座高山、一大片海洋或一道火牆與其餘世界阻隔開來。在人間天堂中，種植著各種各樣的樹木和花朵，它們色彩絢麗，散發出上千種永不消散的香氣，還可治病救人。鳥兒的歌聲與森林中樹葉的沙沙聲、流過寶石般的岩石或比銀子還明亮的沙灘的溪流的潺潺聲和諧地融為一體。一座帶有水晶柱和碧玉柱的宮殿遮擋了奇異的光線。無風無雨，不冷不熱，使天堂完美無缺；沒有疾病、腐敗、死亡或悲傷會進入那裡。坐落其中的山峰高得碰觸到了月球——但在這裡，科學思維插入進來：14世紀《多國編年史》（Polychronicon）的作者宣稱，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樣會造成月食。 對於地球及其現象的解釋都充滿了神秘感。當火熄滅時，它會發生什麼情況？為什麼人的膚色各有不同？為什麼陽光會讓人的皮膚變黑，卻會讓亞麻布變白？沉甸甸的地球怎麼能懸在空中？靈魂如何找到前往來世的道路？靈魂存在於何處？瘋狂由什麼造成？中世紀的人覺得自己為謎團所包圍，可是，因為上帝的存在，他們願意這樣去理解：原因被藏了起來，人不能了解一切事物的本源；「它們是按照上帝的意願形成的。」 這並沒有終止一個不斷被提出的問題：為什麼上帝允許魔鬼、疾病和貧窮的存在？為什麼他不讓人失去犯罪的能力？為什麼他不確保人人都上天堂？永遠也不會令人完全滿意的答案是，上帝有時對魔鬼也無能為力。據具有無上權威的聖奧古斯丁所言，所有人都因其原罪而在魔鬼的掌握中，因此需要教會和救贖。 有關人類行為的問題在沙得拉克（Sidrach）的書中找到了答案，據說他是挪亞的後裔，上帝將常識當作禮物送給了他，這些知識最後由托萊多（Toledo）的幾位大師編成了一本書。一個聾啞人在心中會聽到什麼樣的聲音？回答：亞當的聲音，也就是希伯來語。謀殺、搶劫和襲擊哪個最糟糕？這三個都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雞姦。戰爭終有一天會停止嗎？永遠不會，除非地球變為天堂。根據14世紀的法典編纂者奧諾雷·博內特（Honoré Bonet）所言，戰爭起源於魔鬼對上帝的戰爭，「因此，如果在這個世界上出現戰爭和戰役，這並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它們最早存在於天堂」。 昂蓋朗所能接受到的教育建立在7種「人文科學」的基礎之上：語法，科學的基礎；邏輯，它區分真假；修辭，法律的源泉；數學，秩序之源，因為「沒有數字便沒有一切」；幾何學，測量科學；天文學，最高尚的科學，因為它與神性和神學相連；最後是音樂。醫學儘管不在人文科學之列，卻與音樂相類似，因為它的對象是人身的和諧。 歷史是有限的，包含在可以理解的局限之中。它始於「創世紀」，其終結被設置在並非無限遙遠的未來，與之相伴的是基督再臨，這是痛苦的人類的希望，在末日審判之後出現。在那個時間跨度中，人不是社會或道德進步的主體，因為其目的是來世，不是此世的改善。在此世，人會依照上帝的委派與自身進行無休止的鬥爭，在此過程中，他也許會取得個人的進步，甚至勝利，但集體的改善只有在與上帝最終團聚時才可到來。 普通人主要依靠耳朵來獲取知識，即通過公開的說教、神秘劇、敘事詩朗誦、民謠和故事獲得，但在昂蓋朗在世期間，接受過教育的貴族和上層布爾喬亞的閱讀隨著手抄本可獲性的增加而有所增加。有關常識的書籍大多要追溯到13世紀，用法語和其他便於俗眾使用的方言寫成（或從拉丁語翻譯成這些語言），是在數個世紀中的每一世紀都為人所熟知的文學作品的主要來源。一個14世紀的人還會從《聖經》、愛情故事、動物寓言、諷刺作品以及有關天文、地理、宇宙歷史、教會歷史、辯術、法律、醫藥、放鷹狩獵、打獵、作戰、音樂和許許多多特殊學科的書籍中汲取知識。寓言是個引導性的概念。人們認為《舊約》中的每個事件都在將會出現在《新約》中的寓言中有預先的描繪。大自然中的一切都隱藏在與基督教教義的某個方面有關聯的寓言意義之中。寓言人物——貪婪者、理智者、禮貌者、愛人者、偽裝者、為善者、迎美者、傳惡者——都是故事和政治論文中的人物。 有關偉大英雄、有關布魯特斯（Brutus）和亞瑟王、有關希臘與特洛伊的「強力爭鬥」、有關亞歷山大和尤里烏斯·愷撒、有關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和羅蘭（Roland）如何與撒拉遜人（Saracens）作戰、崔斯坦（Tristan）和伊索爾特（Iseult）如何相愛和違反教規的詩史，都是貴族家庭的愛物，儘管他們並不排斥較為粗俗的東西。Fabliaux，即有關普通人生活的猥褻故事也會像在酒館那樣在貴族大廳中講述。巴黎的梅納吉耶（Ménagier of Paris）是昂蓋朗七世的同時代人，一個富裕的布爾喬亞分子，曾在1392年自己60歲時，為年輕的妻子寫了一本有關家庭和道德教誨的書。他閱讀或擁有的書籍包括《聖經》、《金色傳奇》（The Golden Legend）、聖傑羅姆的《神父的生活》（Lives of the Fathers）、聖奧古斯丁、聖格列高利（St. Gregory）、李維（Livy）、西塞羅（Cicero）的著作、《玫瑰傳奇》（Roman de la Rose）、彼特拉克的《格里塞爾達的故事》（Tale of Griselda），以及其他一些不那麼為人所知的書目。若弗魯瓦·德拉圖爾·蘭德里（Geoffroy de La Tour Landry）騎士是略早於昂蓋朗七世的同時代人，他於1371年為自己的女兒寫了一本警示故事書，他對莎拉（Sarah）、拔示巴（Bathsheba）和黛利拉（Delilah）像對特洛伊的海倫（Helen of Troy）、希波呂忒（Hippolyta）和黛朵（Dido）一樣熟悉。梅納吉耶太過道貌岸然，不願閱讀奧維德（Ovid），但這位羅馬詩人依然為其他人所熟知。亞里士多德是政治哲學的基石，托勒密（Ptolemy）是「自然」哲學的基石，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蓋倫（Galen）則是醫學的基石。 當時的作家很快便能找到讀者。在但丁生活的時代，他的詩篇被鐵匠和趕騾人所吟誦；50年後，在1373年，閱讀的增加使佛羅倫薩市政府根據市民的請願，提供針對但丁作品的為期一年的公共演講課程，為此籌措了100金弗羅林的數額以支付給演講者，他每天都要發表演講，只有神聖的節日除外。被指定的人是薄伽丘，他寫了有關但丁的第一部傳記，並親自抄寫了整部《神曲》，作為送給彼特拉克的禮物。 在本世紀末的一部義大利語傳記辭典中，最長的條目給了尤里烏斯·愷撒和漢尼拔（Hannibal），但丁占了兩頁，阿基米德（Archimedes）、亞里士多德、亞瑟王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the Hun）各占一頁，彼特拉克占兩欄半，薄伽丘占一欄，較契馬布埃（Cimabue）和喬托（Giotto）略短，馬可·波羅占三行。 昂蓋朗7歲時，他的父親在與英格蘭人的作戰中死去，時間大約與1346年決定性的克雷西戰役（Battle of Crécy）同時，但他是死於這場戰役還是其他交鋒則無法確定。對於此時的昂蓋朗而言，慣常的模式突然間被顛覆了。 當一塊屬於一位對國王而言非常重要的武士成員的封邑被留在孤兒寡母手中時，控制權問題便變得至關重要，而在王國已經處於戰爭狀態時，就更是如此。在昂蓋朗年齡尚幼時，國王任命了兩人為庫西男爵領地的督管者，一是其御前會議負責人讓·德內勒（Jean de Nesles），即德奧弗蒙特大人（Sire d』Offémont），一名舊貴族成員，另一位也是王室圈內成員，馬蒂厄·德魯瓦（Matthieu de Roye），德奧諾伊大人（Sire d』Aunoy），法蘭西弓弩手的掌門人，一位行使對所有弓箭手和步兵的統領權的官員。兩人都是皮卡第的領主，其領地離庫西都不遠。昂蓋朗的叔叔讓·德·庫西，德阿夫蘭古大人（Sire d』Havraincourt），被提名為昂蓋朗的監護人和私人顧問。他的母親，奧地利的凱瑟琳，在四面楚歌的情形下，迅速與已故丈夫的眾多兄弟姐妹達成了一項協議（在他還活著的時候，他掌管著他們的共同財產）。他們被確定擁有不同的城堡和莊園，而沒有兄弟姐妹的昂蓋朗七世被確定為領地內重要區域的繼承人，包括庫西、馬爾萊、拉費爾、布瓦西-恩-布里（Boissy-en-Brie）、瓦西-恩-康布勒齊（Oisy-en-Cambrésis）的領地和它們的城鎮及從屬區域。 在1348年或1349年，昂蓋朗的母親再婚，這大概是她自己或她自己家族的選擇，她嫁給了一位奧地利同胞或德國人，此人名叫康拉德·德馬格德堡（Conrad de Magdebourg），亦名哈代克（Hardeck）。凱瑟琳在此次婚姻中沒有生育子女，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她和丈夫即雙雙殞命，成為一場突襲歐洲並使昂蓋朗成為孤兒的浩劫的犧牲品。 據說凱瑟琳在生前非常關注兒子的教育，希望他在「屬於他的階層的藝術、書信和科學方面」出類拔萃，並時常提醒他「其祖先的美德和崇高名望」。這條陳述來自16世紀的一項有關昂蓋朗·德·庫西的記錄，也許是當時向貴族人物例行地表達的尊敬之辭：同樣，它也可能存在某種事實基礎。可是，像其他中世紀人的兒童時代一樣，昂蓋朗的兒童時代一片空白。人們對他一直一無所知，直到1358年他18歲時突然出現在歷史記錄中。 對於騎士精神這一養育了昂蓋朗·德·庫西的文化，人們所知甚多。騎士精神不僅是戰爭和愛情中的一種舉止規範，更是一種道德體系，它支配著貴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儘管其中有約4/5的幻想成分，但它依舊具有支配性。它的形成時間與12世紀規模巨大的十字軍東征時間相當，是一種意在將宗教精神與尚武精神相融合併設法使作戰者的行為與基督教理論相一致的規範。因為騎士的日常活動像商人的日常活動一樣與基督教理論相左，這就需要一種道德掩飾，允許教會憑良心去容忍武士，讓武士們精神愉悅地尋求其自身價值。在聖本篤修會思想者的幫助下，一種規範得以生成，使騎士的執劍之臂在理論上服務於正義、權利、虔誠、教會、鰥寡、孤兒和受壓迫者。騎士身份要在一次由滌罪、懺悔和聖餐構成的慶典之後，以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義獲得。一件聖徒的遺物通常會被鑲嵌在騎士的劍柄中，以便他在起誓時緊握著它，使他的誓言被記錄在天堂之中。為騎士精神大唱頌歌並因此揚名天下的拉蒙·勒爾（Ramon Lull），一位當代的聖路易，現在可以在其論文中說：「上帝與騎士精神同在。」 但是，像經商企業那樣，騎士精神不可能為教會所容納，在衝破虔誠的面紗之時，它形成了自己的準則。英勇，即令一位武士具有俠士風範的勇氣、力量和技巧的結合，是最主要的因素。名譽和忠誠，再加上彬彬有禮——指此後逐漸被稱為「騎士風度」的那種行為——是理想，而所謂高尚的愛情則是首要特質。高尚的愛情旨在使騎士更有禮貌，令社會交口稱譽，因而需要其自身的門徒處於長期的多情狀態，其所依據的理論是，他因此會顯得更加謙恭、快活和殷勤，從而使社會變得更加歡樂。慷慨援助是不可或缺的伴隨品質。送禮出手大方、待人熱情慷慨是紳士的標誌，並且有其實用價值，可吸引其他武士在大領主的旗幟和獎賞下奮勇殺敵。依靠慷慨援助為生的吟遊詩人和編年史作者對這種行為大肆吹捧，導致了不計後果的鋪張浪費和草率無忌的傾家蕩產。 英勇並非只是紙上談兵，因為若要發揮孔武之用，就需真正的身強力壯。穿著55磅的鎧甲在馬背上作戰或徒步作戰，平端著18英尺長的槍矛（相當於普通電線杆一半的長度）於全速馳騁之中與對手撞擊，以劍或一擊下去便可切開顱骨或削去肢乾的戰斧攻擊或迎擊，無論何種天氣和何時何地都要將生命中一半的時間用於鞍韉之上，這都非軟弱者所能為。艱辛和恐懼是英勇的組成部分。「參戰的騎士……永遠都在吞咽自己的恐懼。」14世紀末期「戰無不勝的騎士」唐佩羅·尼諾（Don Pero Niño）的同伴及傳記作者寫道：「他們使自己暴露在各種各樣的危險之下，他們為了冒險生活而捨生忘死。吃的是發霉的麵包或餅乾，以及或生或熟的肉類；飽一頓飢一頓，極少或沒有葡萄酒佐飲，喝池塘或大桶中的水，住宿條件極差，以帳篷或樹枝為庇身之所，床鋪差勁，睡不安穩，因為睡覺時依然身著鎧甲，背負鐵器，與敵人只有一箭之遙。『警惕！來者何人？準備戰鬥！準備戰鬥！』才欲入眠，即響起警報之聲；天剛放亮，號角便已吹響。『上馬！上馬！集合！集合！』擔任瞭望員，擔任哨兵，日夜觀察敵情，在沒有掩護的情況下戰鬥，擔任征糧者，擔任偵察兵，警戒了又警戒，任務一個接著一個。『敵人從這裡上來了！這裡！他們人太多了——不，沒那麼多——這邊——那邊——到這邊來——把他們壓制在那裡——戰況！戰況！他們負傷而歸，他們帶回了戰俘——不，他們一無所獲。沖啊！沖啊！寸土不讓！沖！』他們這樣呼喊著。」 身負重傷是那呼喊的一部分。在一次戰鬥中，唐佩羅·尼諾為箭所傷，它「將他的護喉與他的脖子穿在了一起」，但他繼續在橋上與敵人作戰。「幾根槍矛的殘柄還扎在他的盾牌之上，正是這隻盾牌讓他躲過了大部分的傷害。」一把弓弩發出的弩箭「刺穿了他的鼻孔，疼痛難當，使他一陣眩暈，可他的眩暈只持續了短暫的一瞬」。他奮力向前，頭上和肩上都中了許多劍，它們「有時會擊中嵌在他鼻子上的弩箭，使他痛楚不堪」。當雙方的精疲力竭使作戰告一段落時，佩羅·尼諾的盾牌「破爛得像塊碎布，他的劍鋒形如鋸齒，沾滿鮮血……他的鎧甲被矛頭切割成了幾塊，有些矛頭刺入了血肉，使他鮮血直流，雖說那鎧甲有著強大的抵抗力」。英勇可不是輕而易舉便可獲得的。 意味著誓言的忠誠是騎士精神的支柱。對忠誠的極端強調起源於領主與封臣間的誓言是統治的唯一形式之時。違背誓言的騎士會因背叛了騎士身份而受到「背叛」的指控。只要不打破騎士的誓言，忠誠這一概念便不會杜絕背叛行為或最臭名昭彰的欺騙。當一群全副武裝的騎士宣稱自己是盟友而獲准進入一座城池然後大肆屠殺守城者時，顯然並未違背騎士精神，因為他們並未向市民立下誓言。 騎士精神被視為所有基督徒騎士的普遍規則。基督徒騎士是個跨越國界的階層，為一個理想所推動，很像後來的馬克思主義對全世界工人的看法。它是個軍事行會，其中，所有騎士在理論上都是兄弟，儘管傅華薩將德國人和西班牙人排除在外，他說，他們太過缺乏教養，所以無法理解騎士精神。 在履行自己的職責時，騎士必須如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of Salisbury）所寫的那樣，準備「為你的兄弟流血」——他指的是普遍意義上的兄弟——「並且，在萬不得已時，要犧牲自己的性命」。許多人都做好了這樣的準備，儘管也許更多的是出於對戰鬥的純粹熱愛，而並不關注戰鬥的起因。波希米亞的盲人國王約翰就是那樣死去的。他因為熱愛戰鬥而戰鬥，而不在乎那衝突是否重要。他幾乎沒有錯過歐洲的任何一場爭執，並加入了兩者間的比拼中，據傳就是在其中的一場比拼中受傷致盲。另一方面，他的下屬則說，他的目盲是神聖的懲罰所致——不是因為他挖開了布拉格的老猶太教堂（他確實那麼做了），而是因為在尋找藏於鋪有石板的地面下的金錢時，他在貪婪和德國騎士的建議的驅動下，挖開了位於布拉格大教堂的聖阿德爾伯特（St. Adelbert）的墳墓，被遭到褻瀆的聖徒弄瞎。 作為腓力六世的盟友，這位位列五百騎士之首的失明國王在皮卡第各處與英軍作戰，總是不計後果，奮勇當先。在克雷西，他要求自己的騎士帶他深入戰場，好讓他可以用劍殺死更多的敵人。他們中的12人將自己的馬韁繩拴在一起，以國王為頭，挺進戰鬥最密集之處，「直至一去不返」。第二天，人們找到了他的屍體，他的騎士圍在他周邊，全部戰死，他們的戰馬依舊拴在一起。 作戰填補了貴族們想找事做的需求，是一種發揮自身作用的方式。那是他們的工作替代品。他們的休閒時間主要花在打獵上，否則就花在下西洋棋、雙陸棋和擲骰子上，花在唱歌、跳舞、盛裝遊行和其他娛樂消遣上。漫長的冬夜裡，他們聆聽對一篇冗長的史詩詩句的吟誦。寶劍為無所事事的貴族提供了一種有目的的活動，它可以給他們帶來榮譽和地位，假如幸運的話，它還可以給他們帶來收益。如果眼前沒有真正的衝突，他們就會致力於比武大會，這是貴族階層最令人激動、最昂貴、最具毀滅性、最令人愉悅的活動，但自相矛盾的是，它也對他們真正的軍事作用最具傷害性。比武中的戰鬥聚焦於技巧，使他的興趣貫注於一種日益形式化的衝撞，沒有給真正戰役的戰術和策略留下多少思考餘地。 比武大會起源於法國，被別人稱作「法式格鬥」（Conflictus Gallicus），開始時無規矩和競技場可言，只是對峙雙方達成共識的衝撞。儘管人們為它找到了合理的理由，說它是種培訓練習，但其推動力實則是對打鬥的熱愛。在變得更具規則性和中規中矩的過程中，它具有了兩種形式：個人的馬上長槍比武和一方人數多達40人的團體混戰，它們要麼是使用弄鈍的武器的消遣，要麼是真刀真槍的死戰，參與比武的人在其間也許會身負重傷，死亡的情況也時有發生。比武大會隨著貴族主業的縮減而激增。在君主政體的統治得到擴大的情況下，貴族不再那麼需要保護自己的封邑，而一個職業臣僚階層也正在逐漸占據他在王權周圍的地位。他越是無事可做，就會把越多的精力花在人刻意地重新扮演其角色的比武大會上。 一場比武大會也許會持續達一周的時間，盛大的比武大會則會長達兩周。開幕當天用於比賽者的配對和確定種子選手，接下來的幾天則留給馬上長槍比武和混戰。在最後的決賽之前，還有一天的休息時間，這期間都點綴著盛宴和聚會。這些場合是當時重大的體育賽事，吸引著從富裕的商人到普通工匠、江湖郎中、食品小販、娼妓和小偷的為數眾多的庸眾。通常參與比武的騎士有約百人，每人都有兩個騎馬侍衛、一個軍械修護員和6個身穿制服的僕人相伴。騎士當然會用錯金縷彩的鎧甲和有頂飾的頭盔來裝備自己，價值從25里弗至50里弗不等，還需一匹戰馬，價值從25里弗至100里弗不等，此外還要加上他旅行時騎的馬，以及旗幟、服飾和精良的衣物。儘管這些開銷能輕易地使其破產，可他也有可能變得更加富裕，因為格鬥中的輸者必須支付贖金，而勝者會得到他對手的馬匹和鎧甲作為獎品，他可以把它們重新賣給對手或他人。獲益不被騎士精神所認可，但它存在於比武大會中。 由於比武大會鋪張浪費、充滿暴力且虛榮自負，教皇和國王一直對它們表示譴責，因為他們的錢財也會從中流失。但一切都徒勞無益。當多明我會（Dominicans）譴責它們是異端馬戲時，人們充耳不聞。當可怕的聖伯納德（St. Bernard）恐嚇說任何死於比武大會的人都會下地獄時，他這一次只是在對牛彈琴。比武大會中的死亡除了會沒來由地危及家庭和承租人外，還被教會正式視為自殺之罪，但即使開除教籍的威脅也發揮不了作用。儘管聖路易譴責比武大會，而美男子腓力在其作戰期間也對其加以禁止，但什麼都不可能永久地終止它們，或是減弱人們對它們的熱情。 在比武大會上，看台上的觀眾打扮得光彩奪目，旗幟和緞帶隨風飄揚，喇叭奏出樂音，一隊隊的參賽者令他們盛裝的馬匹後足立地騰躍，憑金色的籠頭爭勝，馬具和盾牌熠熠生輝，女士們向自己鍾愛的選手扔出頭巾和袖套，傳令人向宣布規則的主事親王鞠躬致敬，公告人大聲地宣布比賽冠軍，這一切都使得比武大會成為貴族們驕傲和愉悅的巔峰，具有其自身的勇氣和美麗。 如果說比武大會是騎士精神的外在表現的話，那麼高尚的愛情則是它的夢想境界。當時的人們將高尚的愛情理解為為愛而愛，是浪漫之愛，是真情之愛，是肉體之愛，與財產和家庭無關，且目標必然是他人之妻，因為只有這樣一種不合法的聯絡才可能做到除了愛情之外別無所求。（處女之愛實際上被排除在外，因為這會帶來危險的問題，除此之外，貴族階層的少女通常會從兒童時代一下子跳至嫁為人婦，幾乎沒有用於談情說愛的間隔期。）高尚的愛情使有罪的愛情變得理想化了，這一事實使中世紀人小心翼翼地通過的生命迷宮變得更為複雜。為騎士精神所程式化的浪漫愛情被描繪為超婚姻的，因為愛情被認為與婚姻無關，實際上不受鼓勵，以便它不會成為王朝婚配安排的絆腳石。 高尚愛情的存在理由是，人們認為它會讓人變得高貴，從各個方面使他得到提高。它會使他一心想表現得像個謙謙君子，竭盡所能地保持榮譽，永遠不讓自己或他所愛的女子遭受羞辱。在一個較低的層面上，它會使他保持牙齒和指甲的清潔，使他衣著華麗，修飾精緻，使他言談睿智，引人入勝，使他對所有人都彬彬有禮，控制傲慢和粗魯之舉，從不當著一位女士的面爭吵。最重要的是，它會使他更加英勇，更加具有騎士風範：那是基本的前提。他會受到激勵，變得更加英勇，會在比武大會上贏得更多的勝利，提升自己的勇氣和膽量，如傅華薩所云，變得「以一擋二」。在此理論指導之下，婦女的地位得到改善，她們不再只代表自己，而更多地成了男性榮耀的激發者，這個職能要高於僅僅成為性對象、兒童的哺育者或財產的輸送者。 騎士的戀愛過程是：先是愛慕崇拜，然後是激情四溢的熱誠告白，經過女士的善意拒絕，以永遠忠誠的誓言、因欲望無法滿足而瀕臨死亡的悲嘆、勇敢無畏的英雄行為再次展開追求，終於憑藉英勇而贏得女士的芳心，圓滿獲得秘密的愛情，然後是無休無止的冒險和為悲劇性結局尋找到的遁詞。此類浪漫愛情傳奇中，最廣為人知，且是此類作品中最後一部的是《庫西堡主》（Châtelain de Coucy），它大約作於昂蓋朗七世出生之時、「武功歌」正在淡出人們的視野之際。它的主人公不是庫西的領主，而是一個名為雷諾（Renault）的城堡的主人，根據一個真人和12世紀的詩歌所塑造。 在該傳奇中，他瘋狂地愛上了法耶爾夫人（Daem de Fayel），經過占了8266行詩句的系列紛繁的巧妙操縱，他遭到那位嫉妒丈夫的誘騙，參加了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為自己贏得了滿身榮耀，而當他被一支毒箭射中而受到致命傷害時，他編寫了最後一支歌曲，寫下了告別信。在他死後，它們連同他經過防腐處理的心臟和那位女士的一綹頭髮，裝在一個盒子裡，被送給那位女士。一位忠誠的僕人帶著盒子日夜兼程，盒子卻被那位丈夫所截獲，他把那顆心做成食物讓妻子吃下。在得知自己吃下的是什麼之後，她發誓說，在吃過這樣高貴的食物之後，她將永遠不再吃東西。她因此死去，而那位丈夫則自我放逐，展開了一次終身的朝聖之旅，以換取對其行為的寬恕。 這些故事「悲傷、多情而野蠻」，將不貞潔的愛情頌揚為唯一的真愛，而在同一個社會的現實生活中，通姦是一種犯罪，更別提是一種罪孽了。一旦被發覺，便會使女子名譽掃地，使丈夫這位同為騎士的人蒙受羞辱。不難理解，丈夫有權殺死不忠的妻子和她的情人。 沒有什麼適合這一準則。那快樂的、令人振奮的、使人變得高貴的追求建立在罪孽之上，帶來了它本應避免的恥辱。高尚的愛情是比高利貸還要嚴重的矛盾糾結。它始終是人為的，是一種文學慣例，是一種幻想（就像現代色情作品一樣），它更多地出於討論之需，而不是出於日常行為之需。 現實更具常態性。如拉圖爾·蘭德里所描繪的那樣，他周圍那些多情的騎士們並未過度關注忠誠和禮貌。他談到，當他還是個年輕人時，常常與朋友騎馬前往國外，他的朋友們會祈求女士的愛情，而假如這個女士不接受他的求愛，他們就會試著向另一個求愛，用奉承的甜言蜜語來欺騙她們，發下虛假的誓言，「每到一處，只要有可能，他們都會找到玩弄的對象」。一個又一個淑女被那些「虛情假意的男人用來向女子詛咒發誓的醜惡而美妙的虛假誓言」所蒙蔽。他提到三個女士，她們在交換有關自己情人的看法時，發現那位高高在上的讓·勒曼格爾（Jean le Maingre），德布西科大人（Sire de Boucicaut），竟是她們各自的最愛，他已與所有人做過愛，告訴每個人，他的最愛是她。當她們斥責他的謊言時，他大言不慚地說：「因為在我對你們每個人說話之時，我都最愛跟我說話的那一個，我的心中所想也完全一樣。」 拉圖爾·蘭德里本人是位有錢的莊園主，參加過許多戰役，最後成了一位熱愛家庭生活的紳士，喜歡坐在自家的花園中，快樂地聆聽畫眉鳥4月間的歌聲，並且喜愛讀書。與騎士精神相反，他還熱愛自己的妻子：「鐘聲和所有的花朵都是那樣美好」，而「我從她那裡得到了那樣多的樂趣，所以我盡我的智慧所能，為她寫下愛情歌曲、詩謠、迴文詩、一節二韻詩和各種各樣的新體詩」。他不大考慮騎士精神所喜愛的主題，即激勵騎士們變得更加英勇的高尚的愛情，因為儘管他們說自己那樣做是為了女士，「其實他們那麼做是為了讓自己獲得表彰和榮譽」。他也不贊成為了愛情的愛情，即par amours，無論是婚前還是婚後，因為它可能會帶來各種各樣的罪惡，對此，他引用了《庫西堡主》當作例子。 當時有條驚人的傳言，說愛德華三世強姦了索爾茲伯里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alisbury）。正如這條傳言所表明的，高尚的愛情是騎士精神的理想，極少得以在現實行為中實現。傅華薩對騎士精神的信仰就如同聖路易對聖父、聖子和聖靈的信仰般堅定，他淨化了這個故事，按說是經過了小心翼翼的調查，但更有可能是出於對其摯愛的首位贊助者、愛德華的王后艾諾的菲莉帕的尊重。他僅僅報告說，國王在1342年於蘇格蘭進行的一場戰役之後探訪了索爾茲伯里城堡，被對美麗伯爵夫人「迸發出的美妙愛情的火花擊中了內心」。據描述（帶有某種歷史的許可），在她拒絕他靠近之後，愛德華與自己就追求其有罪的激情問題展開了辯論，其言辭是騎士精神中有關情人角色之理論的無上聲明：「假如他更多情，那麼這對他、對他的王國以及對他所有的騎士和侍衛來說完全是件好事，因為他會愈加感到心滿意足，愈加快樂，愈加尚武；他將舉辦比以前更多的比武、更多的競賽、更多的盛宴和更多的狂歡；他在戰爭中將變得更英勇善戰，更精力充沛，更和藹可親，對自己的朋友更加信任，對敵人更加嚴厲。」 讓·勒貝爾（Jean le Bel）是另一位愛德華三世的同時代人，他曾讓自己成為一個不抱幻想的騎士。在那之後，他接受聖職，當了教士，並成為一位編年史作者，按照他的說法，事情則截然不同。在把索爾茲伯里伯爵像烏利亞那樣送往布列塔尼之後，國王再次探訪了伯爵夫人。在遭到再次拒絕時，他卑劣地強姦了她，「拚命捂住她的嘴，使她僅僅發出了兩三聲呼救……讓她在昏厥中躺在那裡，鼻子、嘴巴和身體的其他部位都鮮血直流」。愛德華懷著對自己所作所為的極大不安回到倫敦，而那位淑良的女士「再也感覺不到愉悅和歡快，她的心變得無比沉重」。當她的丈夫回來時，她不再與他同床共枕，在被問及原因時，她訴說了所發生的一切，「坐在床上，緊挨著他哭泣」。伯爵回想起他與（如今顏面盡失的）國王間的深厚友情，以及對彼此的崇高敬意，於是對妻子說，他無法在英格蘭繼續生活下去。他前往法庭，當著同儕之面，將自己的土地轉作妻子的嫁妝，從而不再擁有自己的土地，然後，他走到國王面前，直視著他說：「你卑劣地羞辱了我，將我扔進了糞坑。」在那之後，他離開了這個國家，對貴族產生了悲嘆和懷疑，而「國王遭到了眾人的非難」。 如果說有關騎士精神的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外在行為的話，那麼它像人類為自身所製作的其他模型一樣，並未改變人的本質。茹安維爾對十字軍1249年在達米埃塔（Damietta）的記錄顯示，聖路易手下的騎士個個殘暴兇狠，褻瀆神明，沉湎酒色。條頓（Teutonic）騎士在其一年一度對立陶宛未皈依的當地人的劫掠中，以搜捕農民為嬉戲。不過，假如這種規範只不過是對暴行、貪婪和縱慾的粉飾的話，它就仍然只是種理想，就如基督精神是種理想一樣。對於這樣的理想，人類一如既往地可望而不可即。 [1] 里格是一種被廢棄的長度單位，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世界不同國家所表示的長度從2.24米到6.64米不等，在法國的不同時期所表示的長度從3.25千米到4.684千米不等。——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