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鏡 · 第二章 生而不幸：世紀

當庫西家族的最後一人出生時，他的國家正如日中天，但他的世紀已經麻煩連連。一次氣候上的寒冷在該世紀剛剛到來時即席捲而來，開啟了即將到來的痛苦不幸。波羅的海在1303年和1306—1307年凍結了兩次；接下來的幾年，氣候莫名寒冷，風暴不斷，大雨如注，裏海的水位上升。當時的人們無法知道，它是自那以後被稱作「小冰期」（Little Ice Age）的氣候的開始，它是由極地和阿爾卑斯山型冰川的推進所造成的，一直持續至1700年前後。他們也不曾意識到，由於氣候的變化，人們逐漸失去了與格陵蘭島的聯絡，居住在那裡的古斯堪的納維亞居民正在滅絕，糧食種植從冰島消失，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大幅減少。但他們能夠感覺到變冷的天氣，並心懷恐懼地留意到它的結果：種植季節變短了。 這意味著災難，因為上個世紀人口的增長已經與農業技術達到精妙的平衡。鑒於那個時代的工具和方法，豐饒土地的開墾已經被推向極限。在沒有充足灌溉和施肥的情況下，農作物的產出不可能增加，貧瘠的土地也不可能豐產。除了通過水路，商人沒有其他設備將大批糧食從有盈餘的產地運送出去。內陸的城鎮依靠當地資源為生，當這些資源減少時，居民就會挨餓。 1315年，在堪比《聖經》中大洪水的無休止的連綿淫雨之後，全歐洲的農作物顆粒無收，饑荒，那《啟示錄》中的黑騎士，變得家喻戶曉。之前人口的增加已經超過了農業生產的增加，人們營養不良，更難對抗飢餓和疾病。到處都有報道說，人們靠食子為生，波蘭窮人靠從絞架上放下的被吊死的人的屍首充飢。也就在同一時期，痢疾傳染病流行開來。在1315—1316年橫掃歐洲的大饑荒之後，局部的饑饉會間歇性地復發。 毫不遜色於氣候變化的人類活動標誌著14世紀是個生而不幸的世紀。在14世紀的最初20年中，接連發生了四個不祥事件：法國國王對教皇的襲擊；教廷遷至阿維尼翁（Avignon）；對聖殿騎士（Templars）的迫害；牧羊人（Pastoureaux）的起義。最致命的是，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受到了綽號「美男子」的法國國王腓力四世（Philip IV）派出的特使的襲擊。問題源於世俗與教皇權威的較量，這番較量的起因是腓力在未徵得教皇同意的情況下向教士徵收所得稅。卜法尼斯的反應是，於1296年發布挑戰性的教皇詔書《教士不納俗稅》（Clericos Laicos），禁止教士向任何世俗統治者繳納任何形式的賦稅。他意識到，高級教士們在對其國王的忠誠與對教皇的順從之間越來越明顯的猶豫不決的趨勢，是對教皇作為基督代理人（Vicar of Christ）統領天下之權力的威脅。儘管美男子腓力對他有難以克服的敵意，卜尼法斯還是於1302年發布了第二份詔書《一聖教諭》（Unam Sanctam），這是有史以來發出的對教皇權力至上的最決絕的聲明：「對於每個人而言，要想得到救贖，就必須臣服羅馬教皇。」 腓力於是召集了一次會議，控告教皇散布異端邪說、褻瀆上帝、謀殺、雞姦、買賣聖職、使用巫術（包括與一位妖精或惡魔寵物為伴），以及在齋戒日不行齋戒。與此同時，卜尼法斯起草了一份詔書，開除國王的教籍，這促使腓力訴諸了武力。1303年9月7日，國王的特使在反教皇的義大利武裝軍隊的幫助下，在教皇的夏季休養地、羅馬附近的阿納尼（Anagni）拘捕了86歲的教皇，意在搶在被開除教籍之前先發制人，並強行將其帶至一次會議之前。在經過三天的騷動之後，卜尼法斯被阿納尼的市民解救出來，但暴行帶來的衝擊是致命的，他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便與世長辭。 對教皇的襲擊並未恢復民眾對受害者事業的支持，而這一事實成了一種變革手段。一直是中世紀夢想的教會普救說的潮流正在退去。卜法尼斯八世那無所不包的聲明在制定之前就已過時。「阿納尼之罪」（Crime of Anagni）的間接後果是教廷向阿維尼翁的遷移，在那場「巴比倫之囚」（Babylonian Exile）中，道德淪喪初露端倪。 遷移發生時，一位法國教皇在美男子腓力的影響之下當選了克雷芒五世（Clement V）。這位教皇沒有前往羅馬去獲取其主教職位，這主要是因為他害怕義大利人報復法國人對卜尼法斯的對待，儘管義大利人說，那是因為他養了個法國情婦——美麗的佩里戈爾伯爵夫人（Countess of Périgord），富瓦伯爵（Count of Foix）之女。1309年，他定居在靠近羅訥河（Rhône）河口的普羅旺斯的阿維尼翁。這在法國勢力範圍之內，儘管準確說來，它不在法國，因為普羅旺斯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國的封邑。 從那以後，相繼產生了6位法國教皇。阿維尼翁成了一個實際上奢華壯麗的世俗王國，具有巨大的文化吸引力，聖職買賣在此層出不窮。因遷出羅馬神聖教廷和被普遍視為法國的工具而勢力衰減的教廷致力於經營世俗意義上的名望和權力。它聚焦於財政和教皇政府的每個能夠帶來稅收的過程的組織和集權化。除了它來自什一稅和教士的第一年收入以及來自教廷封邑的應得收入等正常稅收外，每個教職、每次提職、每項任命或晉升、每個條例的實施、每項最高法庭的裁決或每項索賠的判定、每次赦免、特赦和免罪，以及教會具備和擁有的一切，從紅衣主教的帽子到朝聖者的紀念物，都可用以出售。此外，教廷還會從所有的無償贈予、遺贈和對祭壇的供奉中分一杯羹。它接受來自英格蘭和其他王國的每戶每年呈給教皇的一便士獻金（Peter’s Pence）。它在慶典年份中兜售額外的特赦，徵收十字軍東征特別稅，而十字軍東征年年被大張旗鼓地宣揚，十字軍卻極少離開家鄉一步。一旦偉大的衝動逐漸衰減，對聖戰的熱誠便基本流於紙上談兵。 由700個主教職位和成千上萬個較低級的僧職構成的有俸聖職是教皇收入中最有利可圖的來源。逐漸地，教皇們將越來越多的有俸聖職留給自己來任命，從而破壞了選舉原則。由於被任命者通常對教區而言是陌生人，或者是某位紅衣主教眼中的紅人，這種行為便引起了教士內部的怨恨。假如一次主教選舉照舊舉行，則教廷會收取它的確認費用。為了獲得被授予的有俸聖職，主教或修道院院長會向教廷行賄以獲得任命，無論在哪裡任職，都會將自己頭一年收入的1/3乃至全部付給教廷以換取那項任命，而且他們知道，自己死時，其個人財產將回到教皇手中，他的繼任者將不得不支付所有未予支付的費用。 開除教籍（excommunication）和實施詛咒（anathema）是教會可以行使的最為極端的手段，本應針對異端和可怕的罪行——「因為通過這些懲罰，一個人就會與忠誠脫節，轉投撒旦的懷抱」——它們現在被用於榨取不服從的祈禱者的錢財。在一個案例中，有一位主教，除非他的繼承人同意承擔他的債務，否則他就要剝奪其按基督教徒方式下葬的權利。令該主教教區大為驚駭的是，人們看到自己的主教未聽懺悔地躺在那裡，失去了救贖的希望。因此類目的而濫用宗教力量的做法使得開除教籍進入被人輕蔑的狀態，降低了人們對教會領袖的尊重。 金錢可以買到所有類型的特許：將孩子立為嫡嗣（其中大部分都是教士和高級教士的孩子）；[1]肢解屍體，以迎合將屍體埋在兩個以上的地方的風俗；允許修女保留兩個侍女；允許皈依的猶太人探望其未皈依的父母；在受不同程度禁止的血緣關係內結婚（按照第二、三、四級的禁止程度來收取浮動的費用）；與不信基督的穆斯林做生意（根據船貨規模收取每條船的費用）；接受達到特定價值的被偷盜物品。所有這些款項的收取和清點大多由義大利銀行來操作，這使動手清點現金成了教皇宮殿中的一種常見景象。教廷的一位西班牙職員阿爾瓦爾·佩拉約（Alvar Pelayo）報告說，無論何時走進宮殿，「我都會看到掮客和神職人員在埋頭清點在其面前堆積如山的金錢」。 後果最為嚴重的特許是，將有俸聖職任命給年齡達不到教規所規定的25歲的候選人，或是任命給從未被授予神職或從未參加過必需的讀寫能力考試的人。對不合適的或缺席的教士的任命本身即變成了一種職權濫用。在14世紀初期的某一時間，在波希米亞，一個7歲的男孩被委派至一個年收入達25基爾德的教區；另一個人被連升三級，每升一級，便購買一次針對不常駐和推遲獻身神職的特許。貴族家庭的年紀輕輕的兒子們不斷地在18、20或23歲時被任命為總主教之職。他們的任期很短，因為每次晉升都會帶來又一次付款。 不識字的牧師或出於無知而在整個聖餐儀式中犯下愚蠢錯誤的牧師是另一醜聞。1318年，達勒姆（Durham）的一位主教無法理解或讀出拉丁文，在自己獻身神職的儀式上，在對著Metropolitanus（大都市的）這個詞絕望地糾結了半天之後，用方言咕噥著說：「對這個詞，我們就將就著讀吧。」後來，在任命神聖教團候選人時，他遇到了aenigmate（透過昏暗的鏡子）這個詞，這一次，他不加掩飾地惱羞成怒，咒罵道：「我的聖路易啊，寫下這個字的人可真不懂體諒人！」無能的教士使人們驚慌錯愕，因為教士理當是掌管俗人靈魂的人，是人與上帝間的媒介。編年史學家赫里福德的亨利（Henry of Hereford）在描寫那些可以從羅馬教廷處買到任何職位的「無能且無知的人」時，直擊這種驚慌的要害，他寫道：「看看……在他們治下的那些人的危險情形，顫抖吧！」 當教會的活動被以金錢來計算時，它們的宗教內容便喪失殆盡。理論上看，對罪惡的寬恕只能通過懺悔來獲得，但當冒犯者可以估算旅途費用並以等量的金額購買寬容時，前往羅馬或耶路撒冷的朝聖者的悔過便毫無意義。 教皇——正如彼特拉克所指出的，是「加利利（Galilee）的窮漁民」的接班人——如今「懷中揣滿黃金，身上披著紫衣」。1316年至1334年在位的教皇約翰二十二世頗有點傳說中的弗里吉亞國王彌達斯（Midas）的風采，他花費1276金弗羅林從大馬士革（Damascus）為自己購買了40塊黃金面料，並花更多的錢購置皮毛，包括一隻綴著貂皮的枕頭。他的隨從的衣物每年要花費7000弗羅林至8000弗羅林。 他的繼任者本尼迪克特十二世和克雷芒六世在阿維尼翁的一塊俯瞰羅訥河的岩石上分階段地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教皇宮殿，它龐大而不諧調的眾多屋頂和塔樓缺乏統一的設計。它圍繞內部庭院而建，風格如同城堡，有用於防禦的城垛和12英尺厚的牆體，古怪的金字塔式煙囪從廚房伸出，有宴會廳和花園，有財務室和辦公室，有以玫瑰裝點窗戶的禮拜堂，有以鍋爐供暖的供教皇使用的蒸汽浴室，還有一扇通向公共廣場的大門，虔誠的信徒們會聚集在廣場上看著教皇騎著白騾子走出來。戴著寬大的紅色高帽的高貴的紅衣大主教們在這裡進進出出，用彼特拉克的話說，他們「富可敵國，厚顏無恥，貪得無厭」，相互攀比著誰的套房更富麗堂皇。一位主教要為自己的馬匹建造10間馬廄，另一位則租下51座房屋的多個部分來安頓他的全部家臣。 宮殿走廊充斥著教廷的公證人和官員，以及出發去執行公務或完成任務返回的高級教士。請願者及其律師在接待室焦急地等待著，朝聖者擠在庭院裡，準備接受教宗的祝福，此時，正有一隊教皇的親戚耀武揚威地穿過大廳，他們有男有女，錦緞毛皮加身，身邊跟隨著他們的貼身騎士、侍衛以及家臣。滿屋子的武裝軍士、接待員、大管家、專職教士、管事和約400名的僕人，所有人都可獲得衣食住行和薪水。 瓷磚地面上裝飾著設計精巧的鮮花、虛構出來的動物、構思精妙的紋章。克雷芒六世熱愛奢侈品和美，他在自己的私人服裝中使用了1080塊貂皮，請來馬泰奧·焦瓦內蒂（Matteo Giovanetti）和西莫內·馬丁尼（Simone Martini）派的畫家在牆壁上繪製《聖經》中的場景。然而，克雷芒自己書房的四壁上卻覆滿了一個貴族的世俗享樂場景：獵鹿，獵鷹，果園，花園，魚塘，還有一群身份不明的裸體沐浴者，他們是女人，也可能是兒童，這要取決於觀看者的眼睛。沒有宗教主題插入其中。 在宴會上，教皇的賓客坐在佛蘭德斯掛毯和絲綢帳縵之下以金碟銀盤用餐。對到訪的君主和使節的款待可與任何世俗宮廷的壯觀景象相媲美。教皇的消遣、招待會乃至比武大會和球賽，都是俗世的翻版。 「我生活在西方的巴比倫。」彼特拉克於14世紀40年代寫道，在那裡，高級教士在「放縱無度的盛宴」上恣意享受，騎著雪白的高頭大馬，「它們披金戴銀，錦衣玉食，而假如上帝不檢查這盲從的奢靡的話，它們很快就會被打上黃金馬掌」。儘管彼特拉克自己可說是個墮落的教士，他卻有著教士的習慣，會以雙倍的力量譴責任何他不贊同的事物。在他看來，阿維尼翁變成了「一座令人噁心的城市」，儘管無法確定，這是因為世俗的腐敗，還是因為它狹窄擁擠的街道實際上的污穢和惡臭。這座城市擠滿了商人、畫家、使節、冒險家、占星師、小偷、妓女，還有不下43家義大利銀行的分支機構（在1327年）。它不像教皇宮殿那樣，有精良的裝備來處置污水。教皇宮殿有座塔樓，它最下面的兩層配備有專用廁所。這些廁所中安裝著石制廁座，污物會注入低於地表的坑中，從廚房排出的水和一道有意在此轉向的地下水流會沖洗這個坑。可是，在城中，惡臭使得來自阿拉貢（Aragon）的使節頭暈目眩，使彼特拉克搬出城去，到附近的沃克呂茲（Vaucluse）「去延長性命」。 因為比羅馬更平易近人，阿維尼翁吸引了來自歐洲各地的訪客，它流水般的金錢為畫家、作家和學者、法律和醫藥專家、吟遊歌手和詩人提供了支持。即使腐敗，它也是慷慨資助文學藝術的米西納斯（Maecenas）。人人都嘲笑阿維尼翁，可人人都前往那裡。聖布麗吉塔（St. Brigitta）是位寡居的瑞典貴婦，居住在羅馬，她滔滔不絕地譴責當時的罪惡，將教皇的城市稱為「一塊充滿驕傲、貪婪、自我放縱和腐敗的土地」。但腐敗總是聯袂而生，假如教廷有罪，則它並非沒有搭檔。在一個政治平衡變換不止、各個統治者都不斷需要金錢的現實世界，教皇和國王彼此需要，並做出必要的調整。他們處置疆土和主權、重甲騎兵、聯盟和借款。一個常用的方法是為十字軍東征課稅，它使得各國國王可向國內教會徵收所得稅，國王們很快便認為這是種權利。 教士們也是同夥。當高級教士們身披華服之時，低級教士將不再安於清貧。許多人都發出抱怨，就如1342年的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那樣，說教士們衣著如同凡俗之人，穿著紅、綠相間的棋盤格圖案的短外套，「短得不堪入目」，袖子則過分寬大，為的是露出皮毛或絲綢內襯；他們頭戴風帽，身披「長得驚人的」披肩，足登尖而有衩口的鞋子，裝飾著珠寶的腰帶上懸掛著鍍金的錢包。更糟的是，他們不削髮，留著鬍鬚，長發及肩，違反規範性規定，使得「令人憎惡的流言蜚語在人群間傳播」。有的人養小丑、狗和獵鷹，有的人帶著儀仗隊出國訪問。 買賣聖職的行為也不可能只存在於上層。當主教以一年的收入來購買有俸聖職時，他們會把開銷往下分攤，於是腐敗之風遍及各個等級，從聖徒和傳道者，到祭司和隱居教士，直至托缽修道院的行乞修道士和售賣免罪符者。正是在最後這個層面上，普通百姓見識了教會的物質主義，沒有誰比出售免罪符的人更粗鄙的了。 這些人應該是受教會委任的，出售免罪符者會出售對於從暴飲暴食到殺人越貨的所有罪行的赦免，取消所有貞潔或齋戒的誓言，寬恕所有有關金錢的懺悔，這些錢大都被他們收入囊中。當被委派去為十字軍募集錢財時，據馬泰奧·維拉尼（Matteo Villani）所言，他們從窮人那裡獲取替代金錢的「亞麻或羊毛製品，或者家具、糧食和飼料……欺騙那些人。那就是他們對十字架的奉獻方式」。他們販賣的是救贖，利用人們的需求和輕信出售它的贗品。在喬叟（Chaucer）筆下的那個坎特伯雷朝聖者群體中，唯一真正令人憎惡的人物就是出售免罪符者：他那串成一串的鎖，他那閹人般的無體毛的皮膚，他那兔子眼睛般瞪視的雙目，他那對自己生意的花招和騙術無恥的認可。 正規的教士討厭出售免罪符者，因為他們擾亂懺悔的工作，因為他們使靈魂陷入危險（既然他的商品是偽造的），還因為他們侵入教士的領地，在宴會日募款，或主持葬禮及其他儀式，賺取本該歸教區牧師收取的費用。不過，教會體系允許他這麼做，因為它會分享其利潤。 僧侶和巡遊各地的行乞修道士的罪行更令人不安，因為他們更加自負於其上帝僕從之身份。他們以誘騙女色而臭名昭著。他們向鄉下姑娘和人妻兜售皮毛、緊身褡和溫順的小狗，「以獲取她們的愛情」，14世紀詩歌中的行乞修道士「在良人離家時來到我們夫人面前」。 他既不恕罪，亦不赦羞 因為他也許會看出女人的罪孽 可私下裡並不以此為非 倒是會在她的肚中留下一粒種子 有時還一發兩中。 在薄伽丘的故事中，在法國的寓言故事（fabliaux）中，在當時所有的流行文學作品中，教士的禁慾都是個笑話。教士不是與情婦住在一起，就是在獵艷途中。「一位教士與一個嫁給了騎士的貴婦雙宿雙飛」，一篇故事的開頭這樣不帶感情色彩地寫道。在另一篇故事中，「教士跟他的愛人奔床而去」。在農夫皮爾斯當廚子的女修道院中，佩內爾嬤嬤是「一位教士的尤物」，她在「櫻桃成熟的時候懷上了孩子」。薄伽丘筆下無賴嘴臉的行乞修道士幾無例外，都是在尷尬的情形下被抓現形，成為他們自己好色的犧牲品。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的罪惡沒那麼可笑，卻帶著威脅，因為如果一個行乞修道士如此缺乏神聖感，他又何以拯救靈魂？這種背叛感解釋了為什麼行乞修道士這樣頻頻成為人們強烈憎恨的對象，有時甚至是身體攻擊的對象，因為，如1327年的一部編年史所言：「他們的舉止不似行乞修道士應有的舉止。」 依照聖方濟各的理想，行乞修道士理應週遊世界，廣做善事，在窮人和被遺棄者中赤腳而行，將基督之愛帶給最底層的人，只乞討生活必需品，不要錢財。一個最大的矛盾之處是，聖方濟各建立的拒收財產的教團吸引了有錢人的支持和捐贈，因為它的純粹似乎提供了神聖的保證。在彌留之際，騎士和貴婦們會讓自己身著聖方濟各會士的服裝，相信假如死後穿著它下葬，他們就不會下地獄。 聖方濟各會需要土地和財富，修建自己的教堂和修道院，發展自己的等級制度——這一切都與建立者的初衷相反。不過，聖方濟各理解這一過程。一次，當一位新信徒希望得到一本詩篇時，他的回答是：「當你有了詩篇時，你就會希望擁有一本每日祈禱書，而當你有了一本每日祈禱書時，你就會像個大爺似的坐在椅子上，對你的兄弟說：『兄弟，把我的每日祈禱書拿來。』」 在一些僧侶團體中，僧侶有固定的零用錢和私人資金，他們會藉以放貸。在有些教團中，他們每天可以喝一加侖的啤酒，吃肉，戴珠寶，穿毛皮裝飾的長袍，雇用僕人。在富裕的女修道院中，僕人的數量有時會超過主人的數量。得到有錢人寵愛的聖方濟各會士為他們布道，與他們一起用餐，在貴族家中設辦公室，充當顧問和本堂神父。有些人仍然會在窮人中間赤腳行走，堅持扮演著自己的角色，並因此得到崇敬，但如今大多數人都穿著上好的皮靴，不復受人愛戴。 像出售免罪符者一樣，他們欺騙村民，向人們兜售自己突發奇想出來的神聖遺物。薄伽丘筆下的行乞修道士奇波拉（Cipolla）出售報喜天使（Angel Gabriel）的一根羽毛，說它是在天使報喜期間落在聖母房間裡的。作為諷刺，這並沒有誇大真實的行乞修道士的所作所為，曾有一位修道士兜售上帝對摩西說話時身邊的荊棘。有些人出售功德庫（Treasury of Merit）的匯票，而根據聖方濟各教團的規定，這些匯票本當存放在天堂里。當人們問及這些仿羊皮紙的好處時，威克利夫（Wyclif）答道：「可以蓋芥末瓶。」行乞修道士是日常生活的一個元素，他們被輕蔑卻又被尊重和畏懼，因為，畢竟，他們掌握著救贖的鑰匙。 這些諷刺與控訴之所以能夠保存下來，是因為有文字記錄。它們給人留下的印象是，唯利是圖和偽善狡詐已瀰漫至教會的方方面面，似乎它行將土崩瓦解，但是，一個在文化方面控制力如此強大、在社會結構中如此根深蒂固的機制是不會輕而易舉地分崩離析的。基督教是中世紀的母體：就連烹飪指導也號召「在你可以說一段求主祈憐之禱告的時間內」煮一枚雞蛋。它控制出生、婚姻、死亡以及食與色，制定法律和醫療規章，向哲學和學術提供主題。教會的成員資格不可選擇：它是強制性的，不可替代，這使它大權在握，不易撼動。 作為生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宗教既讓步於滑稽戲，又不會受其傷害。在每年一度的聖誕節期的狂人節（Feast of Fools）上，教會的每個儀式和物品，無論多麼神聖，都會受到嘲諷性頌揚。一位dominus festi，即狂歡帝，會從低級教士——普通牧師、副助祭、教堂牧師和唱詩班秘書，他們大多教育程度低下，薪金菲薄，戒律鬆懈——中被選出，在他的主宰日，一切都會被顛倒過來。人們在一個剃頭慶典上，一面說著污言穢語，做著下流動作，一面將狂歡帝加封為傻瓜們的教皇或主教、修道院院長；讓他里朝外地穿上牧師的法衣；在用荒謬的胡言亂語做彌撒的同時，在聖壇上玩骰子，吃黑布丁和香腸；搖晃用「臭氣熏天」的舊鞋製成的香爐；戴著野獸面具、打扮成女人或吟遊詩人的模樣，在各個牧師辦公室里主持辦公；在唱詩班中唱下流歌曲；在「教皇」朗讀祝福的打油詩時，放聲長號、大聲狂笑，或是把鐘敲得叮噹亂響。當狂歡帝招呼眾人隨他出行，違則把屁股打裂時，所有人都從教堂洶湧而出，在城中遊行，讓「帝王」坐在一輛手推車裡拖著他一路前行。在他發放虛假的赦免令時，他的追隨者們發出噓聲，咯咯大笑，嘲諷挖苦，做出各種手勢。他們用「惡名昭彰的表演」和對粗鄙說教中的說教的布道者的滑稽模仿，逗得旁觀者開懷大笑。赤身裸體的男人們拖曳著糞車，將糞便扔向眾人。縱酒狂歡和手舞足蹈伴隨著行進隊伍。整個過程就是一場滑稽戲，由耳熟能詳、冗長乏味、常常毫無意義的儀式構成，是一次「教士法袍下天生粗鄙行為」的大釋放。 在日常生活中，教會是慰問者、保護者、醫治者。聖母馬利亞和守護聖人向困頓者施以援手，為人們提供保護，以對抗潛藏在每個人道路上的惡魔和敵人。手工業行會、城鎮和集會都有保護聖人，個人也有。弓箭手和弩手的保護聖人是聖塞巴斯蒂安（St. Sebastian）這位死於箭下的殉道者；麵包師的保護聖人是聖奧諾雷（St. Honoré），他的旗幟上有把銀爐鏟和三條紅麵包；水手的保護聖人是帶著他從海里救起的三個兒童的聖尼古拉（St. Nicholas）；旅行者的保護聖人是肩上扛著嬰兒時的耶穌的聖克里斯多福（St. Christopher）；慈善同業會通常選擇聖馬丁（St. Martin）為保護聖人，他把自己的半幅斗篷給了窮人；未婚少女的保護聖人是聖凱瑟琳（St. Catherine），據說她一直都非常美麗。保護聖人是人一生中特別的陪伴者，他治癒傷口，平復悲痛，在極端的情況下還可創造奇蹟。他們的形象會出現在遊行隊伍的旗幟上，雕刻在市政大廳和禮拜堂的入口處，作為圓形裝飾出現在人的帽子上。 最重要的是，聖母馬利亞是永遠仁慈、永遠可靠的安慰之源，她充滿了對人類脆弱的同情，不在意法律和審判，時刻準備對任何有困難的人做出回應；她身處所有不平等、傷害和無意義的危害之中，是個永遠不會辜負期望的形象。她將囚徒從其地牢中解救出來，用自己的乳汁使飢餓的人甦醒。當一位農人母親帶著被荊棘刺瞎眼睛的兒子前往聖丹尼斯教堂，在聖母馬利亞前跪下，默誦「福哉馬利亞」時，聖母馬利亞用一件神聖的遺物——耶穌的指甲——在孩子頭頂打出十字架的符號。「旋即，」編年史作者報告說，「荊棘退出，炎症消失，那位母親帶著不再目盲的兒子歡天喜地地回了家。」 麻木不仁的殺手也仍有機會接近她。不管一個人犯下何種罪行，哪怕是人人唾罵他，他也依舊不會被聖母馬利亞棄置不顧。在《聖母的奇蹟》（The Miracles of Notre Dame）這組在各個城鎮上演的大受歡迎的戲劇中，聖母馬利亞救贖了各種各樣的壞人，他們通過悔改行為獲得了她的恩典。一個被指控與女婿亂倫的婦人雇兩個人刺殺了女婿，即將被綁在火刑柱上燒死。她向聖母祈禱，聖母立即現身，令火停止燃燒。地方法官被這奇蹟所折服，釋放了那個被判刑的婦人，婦人在將自己的家財分給窮人之後，進了家女修道院。通過祈禱表達虔誠的行為最為重要。一個人從教會獲得的不是公正，而是寬恕。 除了安慰之外，教會還提供答案。近千年來，它一直是在反覆無常的世界中提供生活之意義和目的的核心機構。它斷定，人的世俗生活只不過是走向上帝和新耶路撒冷這個「我們的另一家園」的流放通道。彼特拉克在寫給兄弟的信中說，生活什麼都不是，只是「一次邁向我們尋找中的永恆家園的艱難而疲憊的旅行；或者，假如我們忽略自己的救贖，它便是一條通向永恆死亡的同樣毫無快樂而言的道路」。教會提供的是救贖，只有通過既定的教會儀式，通過其任命的教士的允許和幫助才可獲得此救贖。「Extra ecclesiam nulla salus」（教會之外無救贖）是條法規。 救贖之外的選擇是地獄和永遠的折磨，它們在當時的藝術中得到了非常逼真的描繪。在地獄中，被詛咒的人被繫著舌頭吊在火焰樹上，無悔意的人在火爐中被炙烤，不信上帝的人在惡臭的煙霧中窒息而死。邪惡的人落入一個深淵的黑水之中，依照其罪行被淹到不同的深度：通姦者淹到鼻孔，迫害朋友者淹到眉毛。一些人被怪魚吞下，一些人被惡魔齧咬，一些人被毒蛇、被火焰或冷冰折磨，飢餓者被懸在頭頂卻永遠也夠不著的水果折磨。在地獄中，人們赤身裸體，無名無姓，被人遺忘。難怪救贖如此重要，世界末日（Day of Judgement）會出現在所有人的腦海中。在每座大教堂的入口上方，都刻有鮮活生動的提示，上面是無數罪人，他們被惡魔捆綁著，押向一口被燒得通紅的大鍋，而天使則引導著少數被選中的人朝著相反的方向前進。 在中世紀，沒有人懷疑，絕大多數人都將永遠地受到詛咒。Salvandorum paucitas，damnandorum multitudo（少數被拯救，多數被詛咒）是個嚴厲的原則，從奧古斯丁（Augustine）到阿奎納都恪守這一原則。挪亞及其家庭被當作被救贖的那部分人，據估算，其人數通常為千里挑一甚至萬里挑一。無論被選中的人多麼少，教會都會向所有人提供希望。救贖將永遠向不信仰上帝的人關閉，但不會向有罪者關閉，因為原罪是生活的固有狀態，在必要的時候，可通過懺悔和赦免被一筆勾銷。一位拉羅德派（Lollard）布道者說：「再轉爾身，再轉爾身，爾之罪惡深重之靈魂，唯上帝知汝惡行，乃不棄汝於不顧。轉爾之身，向吾禱告，稱頌上帝，則吾將收憐於汝，賜汝恩典。」 教會向既無禮節也無尊嚴的人提供這兩者。它是美和藝術的源泉，對於它們，所有人都有辦法靠近，許多人都可出手創造。在石頭上雕刻一位傳道者長袍上的折褶，懷著無限的耐心將明亮的馬賽剋薄片貼入站在天堂唱詩班中的有翼天使的畫像中，站在一所大教堂中殿那向上無限延展的空地上，身處不斷向上延伸，延伸到一座幾乎看不到的穹頂的柱子的包圍中，心知這是人類為了向上帝表示敬意，這一切都賦予了最底層者以驕傲，能夠使最卑微的人成為藝術家。 教會，而非政府，通過向俗人灌輸施捨，讓他們獲得美德和在天堂的立足之地的信仰，來幫助照料社會上的無助者——窮人和病人，孤兒和殘疾人，麻風病患者，盲人，白痴。基於這個原則，基督教的慈善推動力是自私但有效的。貴族在城堡門邊向所有到來者提供日常救濟，給他們硬幣和來自飯廳的殘羹剩飯。來源不同的捐贈源源不斷地湧入醫院這一基督教慈善最喜歡的接收地。商人們通過把固定比例的利潤撥給慈善的方式，使自己在與非基督徒進行交易時變得心安理得。這部分錢財會進入劃在作為窮人代表的上帝名下的分類賬目中。基督教的一種具有特殊美德的義務是給窮家女孩捐助嫁妝，使之能夠出嫁，例如，14世紀加斯科涅的一位封建領主曾留下一百里弗給「那些讓我破處的女子，假如能夠找到她們的話」。 法人團體會把幫助窮人作為一種責任接受下來。手工業行會的規定是，每簽署一份買賣合同，就要存下一便士的慈善金，這被稱為「上帝的便士」。教區的俗人會議監督維護「窮人名錄」和救濟金銀行。過節時，一個例行的做法是邀請12個窮人上宴會桌，而在「聖周四」（Holy Thursday），為了紀念基督，市長或其他貴族要為一名乞丐洗腳。當聖路易實施這個儀式時，他的同伴和傳記作者茹安維爾大人（Sire de Joinville），拒絕參與，說觸摸這樣的人的腳會讓他生病。愛窮人並非總是那麼輕而易舉。 整體上看，教士可能並不比其他人更淫蕩、貪婪和不值得信任，但因為他們理當比常人更善良、更靠近上帝，所以他們的不達標會引起更多的關注。如果說克雷芒六世奢侈成性，那麼他也慷慨大方，是個熱心腸。出售免罪符的人令人反感，而在坎特伯雷旅行者中的教區牧師則仁慈親切而受人尊敬，總是風雨無阻地隨時準備赤腳去探訪自己教區中最遙遠和最貧窮的家庭。 以身作則， 用公正將鄉親拉入天堂 是他的職責所在。 不過，不滿之風日興。教皇的收稅人遭到了襲擊和攻打，就連主教也自身難保。1326年，在一場反教士的衝突中，倫敦的一群烏合之眾砍下了主教的頭顱，將他赤裸的身體遺棄在街頭。1338年，兩個「教會負責人」聯手兩名騎士和「一大群鄉下佬」襲擊了康斯坦茨主教（Bishop of Constance），使他的幾位侍衛身負重傷，並將主教囚在監牢。在信教者內部，不滿表現為嚴肅的形式。在義大利出現了弗拉蒂切利派（Fraticelli），這是方濟各會的一個教派，在另一場擁抱貧窮的運動中，定期地試圖取締教會的受贈基金，使得教會痛苦難耐。弗拉蒂切利派或精神方濟各會（Spiritual Franciscans）堅持認為，基督一直生活在沒有財產的狀態中，所以他們宣揚回歸那種狀態，說那是「仿效基督」的唯一正確方法。 貧窮運動源於基督教教義的精髓：棄絕物質世界——這一主張與古典時代存在巨大的裂痕。它堅持認為，上帝是積極的，而世俗大眾是消極的，世界壞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只有通過棄絕世俗的快樂、物品和榮譽才可獲得神聖性。戰勝血肉之軀是齋戒和禁慾的目的，它摒棄此世的快樂，為的是在來世獲得報償。金錢是惡魔，美麗是徒勞，兩者皆轉瞬即逝。雄心抱負帶來驕傲，對獲取的渴求帶來貪婪，對肉體的渴求帶來色慾，對榮譽的渴求，甚至對知識和美的渴求，帶來的是虛榮。既然這一切都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使人放棄追求精神生活，那麼它們就是罪惡的。基督教的理想是禁欲主義：否定肉體的人。其結果是，在教會的影響下，生活變成了一場與感官的持續抗爭，變成了一場對罪惡的持續投入，這導致了對赦罪的持久穩固的需求。 神秘教派反覆興起，竭力掃除物質世界的全部渣石，通過切斷與世俗捆綁在一起的財產鎖鏈，變得更加靠近上帝。它們深嵌在教會的領地和建築中，教會的唯一反應只能是，將這些教派說成異端而加以聲討。弗拉蒂切利派固執地堅持主張基督及其十二弟子都一貧如洗，這給阿維尼翁的教廷帶來了極大的不便，教廷於1315年將弗拉蒂切利派的教義斥責為「虛假和有害的」異端邪說，而當該教派拒絕停止其活動時，在接下來的10年中，將他們和其他相關派別在不同時間段開除了教籍。普羅旺斯精神方濟各會一個特別頑固的團體的27名成員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審判，其中四人於1318年在馬賽被燒死在火刑柱上。 向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力發起世俗的挑戰也蔚然成風，它聚焦於教皇加冕皇帝的權力，使對國家權力的主張和對教會權力的主張形成對峙。教皇試圖將這種世俗流派開除教籍，方法是剝奪帕多瓦的馬西略這位該流派最大膽的倡導者的資格，後者於1324年寫的《和平的保衛者》（Defensor Pacis）是對國家至高無上權力直截了當的肯定。兩年後，鬥爭的邏輯使得約翰二十二世開除了英格蘭方濟各會士奧卡姆的威廉的教籍，後者作為「不可戰勝的博士」，以其強有力的推理著稱於世。在說明一種名為「唯名論」（nominalism）的哲學的過程中，奧卡姆打開了一扇通向有關物理世界的直覺認知的危險大門。他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知識分子自由的代言人，教皇意識到了自己禁令的含義。作為對開除教籍的命令的答覆，奧卡姆立即就70個錯誤以及7種異端邪說提出對約翰二十二世的指控。 在生意人中，世俗精神雖未挑釁教會，卻在本質上發揮著牴觸作用。資本主義企業儘管此時掌握了一個制高點，實質上卻與基督教對商業的態度相違背，後者所持的是一種積極的對抗態度。它認為，金錢是魔鬼，據聖奧古斯丁的說法，「生意本身就是種魔鬼」，超過支持商人之最低所需的利潤即為貪婪，通過徵收貸款利息來以錢生錢的做法是犯了放高利貸之罪，購買整宗貨物後以較高的零售價將其原樣出售的做法是不道德的，要受到教會法規的處罰，總之，聖傑羅姆（St. Jerome）的格言可一言以蔽之：「商人的經營固然無罪，但總非上帝所喜。（Homo mercator vix aut numquam potest Deo placere.）」 它進而認為，銀行家、零售商和生意人生活在日常的罪惡行為中，生活在以「公平價格」為核心的道德法規所導致的日常矛盾中。此「公平價格」建立在這樣一種原則基礎上：一種手藝應當供給每個人以生計和對眾人都公平的回報，但不可再多。價格應當設置在「公平」的水平上，這意味著勞動力價值加原材料價值。為了保證沒有人能獲得任何其他人都沒有的優勢，商業法規禁止工具或技術的發明，禁止以低於已設定價格的標準出售物品，禁止藉助人造光線在夜間工作，禁止額外雇用學徒、妻子及未到法定年齡的兒童，禁止為商品做廣告，或是讚揚它們，促使他人購買。就對首創性的抑制而言，此法規與資本主義企業直接相左。它是對商人的否定，因而甚至比對耽於聲色者的否定更具日常破壞性。 沒有什麼經濟活動比投資和有息借貸更難以抑制的了：它是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興起和私人財產建構之基石——而它的基石是罪惡的高利貸。沒有比高利貸理論更令人傷腦筋的中世紀思維了，沒有比它更令人困惑和迷茫的清算方式了，沒有比它更不可調和的大混亂了。社會需要金錢的借貸，而基督教教義對此嚴令禁止。它是種基本的二分法，但教義是如此有彈性，「就連聰明人」也難以把握它的條款。從實際意義上說，高利貸不被認為是在徵收利息本身，而是在收取高於正當數額的利率。這項社會所需的卑鄙勾當被留給了猶太人，而假如沒有猶太人可利用，那就得生造出猶太人來。當神學專家和聖典學者喋喋不休地爭論並徒勞地想要決定10%、12.5%、15%或20%的利率是否恰當時，銀行家則在繼續以局勢可以承受的任何利率進行借貸和投資。 商人常因違背了關乎自己生意的種種法規而繳納罰金，然後一如既往地自行其是。威尼斯和熱那亞的財富來源於與敘利亞和埃及的不信基督者的交易，儘管教皇禁止這種交易。據說，在14世紀之前，人們「幾乎難以想像商人的保險箱上未畫著蹲踞在蓋子上的魔鬼」。很難說商人在數錢時是否也看到了魔鬼，或者他是否會心懷內疚地生活。從普拉托（Prato）商人弗朗西斯科·達蒂尼（Francisco Datini）的信件來判斷，他是個麻煩纏身的人，但他的苦惱更多地是由對損失錢財的恐懼所引起，而非由對上帝的恐懼所引起。他顯然能夠在基督教與生意經之間加以調和，因為他的分類賬上的題詞是「以上帝和利潤之名」。 貧富差別日益加劇。由於控制著原材料和生產工具，物主便可以減少工資，進行標準的剝削。窮人如今視他們如寇讎，他們不再是保護者，而是剝削者，是戴夫斯（Dives）這樣被交付給地獄之火的富商大賈，是惡狼，而窮人自己則是羔羊。窮人們感覺到了一種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感找不到矯正途徑，從而演變成了一種反叛精神。 中世紀理論設想，君主或統治者應當對欺壓的指控做出反應，調查並下令進行必要的改革，以確保賦稅平等地落在富人和窮人身上。但這種理論並不比其他中世紀理想更符合現實，而正因為如此，菲利普·德博馬努瓦（Philippe de Beaumanoir）在1280年至1283年寫道：「暴力活動層出不窮，因為窮人將不再忍受這種痛苦，卻又不知道如何獲取自己的權利，只能通過起義，靠自己去奪取它。」他報告說，窮人成立協會，拒絕為了「像以前那麼低廉的價錢」工作，「而是將根據自己的依據來抬高價錢」，並對不加入他們的人施以「某種折磨和懲罰」。這在博馬努瓦看來似乎是種違背公益的可怕行徑，「因為共同利益不能蒙受停止工作的損失」。他提倡將這些人抓起來，判以很長的刑期，然後再每人罰60蘇，這是傳統上向破壞「公共治安」的行為所徵收的罰款。 最持久的動亂發生在佛蘭德斯的紡織工人中。在佛蘭德斯，經濟的發展最為強勁。紡織業是中世紀的汽車業，而佛蘭德斯則是資本主義發展在都市社會醞釀緊張局勢和敵對情緒的溫床。 一旦因共同的手藝而團結起來，那麼良工巧匠、旅行者和學徒的行會就會遍布在各行各業之中，而雇員則為階級仇恨所分裂。行會現在成了由僱主管理的團體，工人在其中沒有話語權。依靠婚娶獲得貴族頭銜並在其城市房地產之外買下鄉村莊園的富商大亨發展成了一個權貴階層，它控制著城市的政府部門，以偏向自己利益的方式去管理它。他們建立教堂和醫院，建造巨大的紡織品市場，鋪設街道，開鑿運河系統，但更大部分的市政花銷要靠葡萄酒、啤酒、泥煤和糧食的銷售稅來彌補，而這大多沉重地落在了窮人頭上。他們在管理集團中互利互惠，如「根特的39人」（Thirty-nine of Ghent），它得名於三個13人一組的團體在生活和服務方面的每年輪流執政；或如阿拉斯（Arras）的12位地方法官，他們每4個月在內部輪換一次；或如魯昂的百人同儕（Hundred Peers of Rouen）之寡頭政治，它每年都會任命市長和市議員。創造財富並努力向上爬的下層布爾喬亞可以頻頻滲透這種壟斷，但被輕蔑地稱為「藍指甲」（blue nails）並極易失業的工匠卻沒有政治權利。 在遊行抗議的呼聲下，中世紀生活的許多部分是相互支持的，因為它是種集體生活，各個團體、結社、協會、同業會的成員數不勝數。人們從不獨處。就連在臥室，已婚夫婦也常常會在自己的僕人和孩子的陪伴下睡覺。除了遁世者和隱士，隱私不為人所知。 就像貴族有自己的騎士團那樣，普通人也有貿易或鄉村confrérie，即同業會，它環繞在其生活的每個緊要關頭。這些團體的成員通常從20人至100人不等，組建目的是為了慈善和社會服務，以及世俗生活中的消遣娛樂和宗教儀式。當一位成員踏上朝聖之旅時，他們會送他到城門口；當他離世時，他們會為他送葬。如果一個人被判死刑，其他成員就會陪他至絞刑架下。如果他意外溺水，就像在波爾多（Bordeaux）所發生的事情那樣，他們會在加倫河（Garonne）中搜尋他的屍體長達3天。如果他死於破產，協會會為他提供屍衣和葬禮花銷，並幫助孤兒寡婦的生活。巴黎毛皮製作工會在生病的成員無力工作期間支付他一周3蘇的工錢，並給他3蘇的一周恢復期工錢。協會的錢來自按收入比例收取的會費，會費按周、月或季度支付。 同業會組織上演宗教戲劇，提供音樂，充當演員和舞台管理。它們舉行比賽、運動和遊戲，頒發獎賞，在特殊場合，還會邀請演說者或宣教士。在盛大節日，在用鮮花裝點街道之後，各同業會還會加入遊行隊伍，每個同業會以一個團體的形式行進，穿著自己亮麗鮮艷的服裝，在隊伍前打出自己的橫幅，展示自己的保護聖人的雕像或畫像。成員受習俗和誓言的約束，在某些同業會，成員會戴上面具以隱藏身份，好讓團體內部的所有人都平等相處。 如果同業會捐贈教堂窗戶，委託製作壁畫、唱詩台或精裝圖書，那麼其成員就可以驕傲地成為像貴族和富商大賈那樣的藝術資助人。通過自己的協會，他們可以作為捐助者資助醫院，向窮人分發救濟金和食物，或承擔某些種類的費用，以此博取美名——就像巴黎雜貨商資助盲人及布商資助城市監獄中的犯人那樣。同業會提供了一種極具社交性的生活環境，其中有慰藉，有時也有社交所帶來的耗損。 1320年，因為饑荒，鄉村窮人的悲慘境遇在一場奇怪而歇斯底里的群眾運動中突然顯現而出，這場運動名為「牧羊人」（Pastoureaux），因為它的發起者是牧羊人。雖然農民不像城市貧民那樣流離失所，但他們也感受到了富人的壓迫，並永遠都在與千方百計地盤剝農民的更多產品和服務的地主進行抗爭。可追溯至1250年的莊園法庭的案例顯示，農民齊心協力地故意拒絕耕種領主的土地、打穀、翻曬乾草或碾磨。他們堅持了一年又一年，儘管遭到罰款和懲罰，仍舊拒絕屈服，自作主張地處置土地，加入襲擊管家或救援債務纏身的其他農人的團體。 地主對農民的壓迫使那個時代陷入困頓，並喚起了警告之聲。「你們貴族就像貪得無厭的惡狼，」13世紀訓誡與道德故事的作者雅克·德維特里（Jacques de Vitry）說，「因此你們應在地獄號叫……你們掠奪百姓，靠窮人的血汗為生。」農民含辛茹苦一年所能收穫的一切，「騎士和貴族在一小時內就吞噬殆盡」。貴族強征不合法的賦稅，進行沉重的勒索。德維特里警告大人物們不要蔑視卑賤者或激起他們的仇恨，因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眾所周知，許多農奴已經殺死了主人或燒掉了他們的房子」。 一則當時流傳的預言說，貧民將會揭竿而起，反抗強權，推翻教會和一個未指名道姓的強大君主政體，在血流成河之後，一個統一在十字架下的新時代將破繭而出。一個脫教的僧侶和一個被解除僧職的牧師在貧民中散布有關新十字軍東征的含混傳言，與此傳言相伴隨，上述預言「像一場疾風暴雨般突如其來地」將法國北部的農民和背井離鄉的貧民刮進一場向南方進發的大規模進軍。在人們的想像中，那裡有前往聖地的渡船。他們所到之處，追隨者和軍隊群起響應，他們搗毀城堡和修道院，燒毀市政廳和稅收記錄，打開監獄，釋放囚徒，而當他們到達南方時，則投入了對猶太人的集中攻擊之中。 農民向猶太人借貸以渡過困難時期，或得以購買農具或犁鏵，由此帶來的負債長期存在。當美男子腓力於1306年放逐猶太人時，農民以為這些債務被一筆勾銷了，但腓力之子路易十世又把猶太人帶了回來，條件是讓他成為合伙人，從恢復的債務中分得2/3的份額。這種行為使久已有之的怨恨變本加厲，驅使在大眾狂熱支持下的牧羊人運動屠殺了從波爾多到阿爾比（Albi）的幾乎所有猶太人。儘管國王下令保護猶太人，但地方當局無力遏制攻擊，有的地方還助紂為虐。 教會使人們相信，猶太人是邪惡的，這種信仰是如此根深蒂固，致使最虔誠的人成了憎惡最甚的人，其中聖路易更是無人堪比。假如猶太人是邪惡的，那麼殺死和洗劫他們便是神聖的工作。麻風病患者也是牧羊人運動的攻擊對象，其理論是，他們與猶太人簽署了可怕的契約，在水井裡下毒，而1321年，一條皇家法令正式開啟了對他們的迫害。 牧羊人運動危及阿維尼翁，襲擊教士，威脅說要奪去教會的財產，從而在一個下層民眾揭竿而起的時代，憑藉暴動，使特權階層不寒而慄，膽戰心驚。教皇約翰二十二世下令將暴動者開除教籍，禁止任何人為他們提供資助，違者處死，並且批准動用軍隊去對付他們。在此情況下，牧羊人運動最終被鎮壓。教皇的舉措十分奏效，牧羊人運動像中世紀遲早會暴發的每一場貧民暴動那樣，以吊在樹上的屍體而告終。 在這個不幸的世紀，再沒有什麼因素比國家的壯大與國家財政手段之間的持續脫節更能招致麻煩的了。儘管集權政府正在形成，但徵稅依舊包裹在這樣一個概念里：稅收代表一種需要徵得同意的緊急措施。在竭盡所有其他資金來源之後，美男子路易於1307年向聖殿騎士（Templar）宣戰，這發生在其統治期內最聳人聽聞的階段。他的同時代人相信，這種做法招致了對其國家的詛咒，而人們對自己時代的看法變成了其歷史的一個因素。 聖殿騎士這一傲慢的修道士騎士團的衰落之徹底和驚人可謂舉世無雙。聖殿騎士形成於十字軍東征期間，成為教會捍衛聖地的左膀右臂，但它已從禁慾和貧窮的理想轉而成為正常效忠渠道之外的巨大來源和一道國際勢力網。從一開始便被免去了繳稅義務的他們像銀行家那樣為宗座（Holy See）積聚財富，用低於倫巴第家族（Lombards）和猶太人的利率成為放貸者。他們不行慈善，也不像聖約翰騎士團（Knights of St. John）那樣資助醫院。他們在法國有2000名成員，擁有北歐最大的金庫，其總部設在聖殿山（Temple），這是他們在巴黎的難以被攻克的堡壘。 給他們帶來毀滅的不僅是他們的錢財，還有他們實際上是個自治飛地的現實情況。源自其秘密儀式的邪惡名聲成了毀滅他們的手段。國王腓力憑藉一次餓虎撲食般的襲擊，在一夜之間攻占了巴黎聖殿山，並逮捕了法國境內的所有聖殿騎士。為了證明沒收該騎士團財產的做法合理，對他們的主要指控是異端，作為證明，國王的公訴人將根植於中世紀人們頭腦中的每一種陰暗的迷信和對妖術與惡魔崇拜的可怕想像都羅列了出來。對聖殿騎士們的指控是：他們教唆獸行和偶像崇拜，拒斥聖禮，將靈魂出賣給魔鬼，崇拜以一隻巨貓形式出現的魔鬼，相互行雞姦之罪，與惡魔和魔女交媾，要求人們開始否認上帝、基督和聖母，方法是向十字架吐口水3次，對之撒尿並施以踩踏，分別在口唇、陰莖和屁股3個地方向該騎士團的團長奉上「恥辱之吻」（kiss of shame）。據說，為了加強實施這種種行為之決心，他們會喝下一種用死去的聖殿騎士成員及自己私生子的骨灰製成的藥粉。 巫術、魔法和妖術之要素在中世紀生活中被視為理所當然，但腓力在為期7年如同情節劇般的聖殿騎士審判中利用它們來證明其異端行徑的做法，使得它們令人畏懼地大行其道。此後，對妖術的指控成了打倒敵人的慣用手段，也是宗教裁判所最愛使用的追捕異端，尤其是那些財產值得沒收的異端的方法。在接下來的35年中，在土魯斯和卡爾卡松（Carcassonne），宗教裁判所憑此指控處罰了1000人，燒死了600人。法國司法由此變得腐敗，對巫術的狂熱迫害模式流毒於此後的數個世紀。 腓力威逼阿維尼翁的首位教皇克雷芒五世授權對聖殿騎士的審判，並憑藉這一授權，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折磨，目的是榨取招供。中世紀司法注重舉行恰當的審判，慎重地不對沒有犯罪證明的人進行判決，但它取得證明的方式是招供而非證據，而招供通常都是通過刑訊逼供而來。聖殿騎士中有許多都是老人，他們被拷打、夾拇指、挨餓，被用權重吊起來，直到關節脫臼，牙齒和指甲被一個一個拔掉，骨頭被契子折斷，雙腳懸於火上。兩次行刑之間總是有所停頓，「問題」每天都會再次提出，直到屈打成招，或是受害人死亡。36人死於這種刑訊逼供；一些人自殺身亡。大團長（the Grand Master）雅克·德莫萊（Jacques de Molay）以及其他122人不堪折磨，承認曾向十字架吐口水或犯有宗教裁判所強加在他們頭上的其他各種罪行。「如果要求他承認自己殺害了上帝本尊，他也會供認不諱。」一位編年史作者說。 這一過程會拖延下去，貫穿教皇、國王和宗教裁判所那持續很久的司法權限，而被用鎖鏈吊起、幾乎不給進食的受害人則會出入於地牢，接受進一步的審訊和凌辱。67位鼓起勇氣否認其招供的人被當作故態復萌的異端活活燒死。在克雷芒五世那徒勞無益的軟弱掙扎之後，法國的聖殿騎士團以及它在英格蘭、蘇格蘭、阿拉貢、卡斯提爾（Castile）、葡萄牙、德國和那不勒斯王國的所有分支都被1311—1312年的維埃納會議（Council of Vienne）廢止。根據官方的說法，它的財產被轉給了聖約翰醫院騎士團（Knights Hospitalers of St.John），但在維埃納坐於教皇右手邊的美男子腓力的存在暗示，他不會聽從這樣的安排。實際上，在那之後，聖約翰騎士團向他支付了一大筆錢，他聲稱那是聖殿騎士虧欠他的。 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1314年3月，曾經是國王的朋友及其女兒教父的大團長及他的中尉頭目被帶往豎立在巴黎聖母院前面廣場上的絞刑架，以再次確認其供狀，並被教皇使節判決終身監禁。可是，當著擠得水泄不通的貴族、教士和普通民眾的面，他們宣告自己和騎士團無罪。沒有了最終的正當理由的國王下令將兩人處以火刑。第二天，當柴捆燃燒之時，雅克·德莫萊再次宣稱自己無罪，大聲呼喊說，上帝將是他的復仇者。依照後來形成的傳統，他向國王及其13代子孫發出詛咒，並且，在他被燒死之前，人們聽到他傳喚腓力和教皇於一年之內至上帝的審判座前與他相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克雷芒真的死了，接著在7個月後的11月，腓力在其46歲的盛年，於一次騎馬事故的數星期後，莫名其妙地死去。聖殿騎士詛咒的傳說由此形成，像大多數傳說一樣，被用以解釋事件之後的奇怪巧合。腓力彌留之際所描述的症狀一直被判斷為腦中風之狀，但對於充滿敬畏的當代人而言，其原因無疑是聖殿騎士的詛咒，它在夕陽的紅色光芒的映照下，隨著火刑柴堆的滾滾濃煙向天庭飄浮而去。 就仿佛詛咒在腓力的子孫身上得到了應驗似的，卡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伴隨著美男子腓力之子奇怪的一式三份的命運，突然地衰弱下去。他的兒子們作為路易十世、腓力五世和查理四世相繼即位，每人的在位時間都不到6年，分別在17、28和33歲時死去，每人都未留下男性繼承人，儘管他們一共有6位妻子。長子4歲的女兒讓娜（Jeanne）被她的叔叔所僭越，他加冕自己為腓力五世。在此事件之後，他召集來自3個等級和巴黎大學的貴族們舉行會議，會議自然批准了他針對當時情形所提出的原則：「女人不得繼承法國王位。」由此誕生了著名的薩利克「法典」（Salic 「Law」），它製造了一條不讓女人繼承王位的永久禁令，而在此之前，也從未有過女王的存在。 3個兄弟中的最後一位於1328年的死亡給王位繼承留下了懸念，這導致了西方歷史上迄今為止最長的戰爭。有3人宣稱自己是繼承人——美男子腓力的一個外孫和兩個侄子。外孫是英格蘭的16歲的愛德華三世，他是嫁給了愛德華二世的美男子腓力之女伊莎貝爾之子。人們普遍相信，伊莎貝爾與其情人合謀殺害了自己的國王丈夫，對自己的兒子產生了邪惡的影響。他宣稱自己具有直系血統，強有力地提出要求，可這一宣言在法國並不受歡迎，這不是因為它傳自一個女人，而是因為這個女人令人畏懼和厭惡，並且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人希望那位英格蘭國王坐上法國的王座。 另外兩個宣稱有權繼承王位者分別是美男子腓力的一個兄弟之子和他的一個同父異母兄弟之子，即瓦盧瓦的腓力（Philip of Valois）和埃夫勒的腓力（Philip of Evreux）。前一位時年35歲，出身顯赫，在法國宮廷和貴族中廣為人知，他毫不費力地成為更為理想的選擇，在沒有公然反對的情況下，被法國王公和貴族確立為國王。作為腓力六世，他開始了瓦盧瓦王朝。他的兩位競爭對手都正式接受了這一選擇，愛德華親自來到王宮，將自己的雙手放在腓力六世的雙手之間，以示對吉耶納公國（Duchy of Guienne）的敬意。另一位腓力得到了納瓦拉王國（Kingdom of Navarre）作為補償，並娶被僭越的讓娜為妻。 儘管腓力六世維繫了宮廷的昌盛，但他小時候並未期望會當上國王，所以缺乏某種帝王的特性。他的王位有些來之不易，這似乎讓他感到不安，他的同時代人習慣地稱他為le roi trouvé（被找到的國王），就仿佛他是在蘆葦叢中被發現的似的，這讓他幾乎無法平靜下來。或許，他堂姐妹們潛藏的權利對他構成了威脅。他對妻子唯命是從，也就是那位「跛腳壞皇后」讓娜·德布戈涅（Jeanne de Bourgogne），儘管她是藝術和所有前來宮廷的學者的資助人，可既沒有人愛戴她，也沒有人尊重她。腓力六世像他的曾祖父聖路易一樣虔誠（儘管在智力或意志力方面相差甚遠），為真福直觀（Beatific Vision）這一包羅萬象的問題所迷醉：被祝福者的靈魂是一進入天堂就立即會見到上帝的面容，還是他們必須等到末日審判時才可見到上帝。 這個問題確實令人憂慮，因為代表人類的聖徒的調解只有在得到許可面見上帝時才是有效的。包含聖徒遺物的聖龕要得到稅收，需仰賴民眾的這樣一種信心：一位特定的聖徒能夠親自向萬能的上帝發出籲求。腓力六世兩次召集神學家當著他的面就此問題展開爭論，當教皇派往巴黎的使節傳達了教皇約翰二十二世對真福直觀的懷疑時，腓力六世陷入了「巨大的憤怒」。「國王尖銳地申斥了他，並威脅說要像對阿爾比教徒那樣燒死他，除非他收回所說的話，還進而說，假如教皇真的執此觀點，他將視其為異端。」腓力憂心忡忡地寫信給教皇，認為否認真福直觀將破壞對聖母和聖徒之調解的信仰。幸運的是，為了國王的精神安寧，一道教皇敕諭宣稱，在經過徹底的調查之後，教皇認為受祝福者的靈魂確實會與神聖的本體（Divine Essence）面對面。 腓力的統治開始得順風順水，王國繁榮昌盛。饑荒和傳染病的影響已成過去，不祥的徵兆被人們所遺忘，在腓力六世統治的第一年，一次獲勝的競賽將有異議的佛蘭德斯永遠地帶至法國人的統治之下。王室與6個大封地中的5個——佛蘭德斯、勃艮第、布列塔尼，以及南方的阿馬尼亞克（Armagnac）和富瓦（Foix）——的關係相當緊密。只有被英格蘭國王當作法國國王的封地所掌握的吉耶納（或阿基坦）是個持續多年的衝突之源。在此處，在英格蘭人的擴張努力與法國人重新收回封地的努力之間形成了持續的對抗。 當衝突達於危急關頭時，它於1338年帶來了將庫西家族與另一個執政家族——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Hapsburgs）——聯繫在一起的婚姻。正是這次聯姻，導致了昂蓋朗七世的出生。它由腓力六世親自安排，此刻他正在尋求聯盟為即將到來的與英格蘭的鬥爭中做準備。1337年，腓力宣布沒收吉耶納，於是愛德華三世宣布自己為合法的法蘭西國王，準備發動戰爭。愛德華的變更聲明與其說是為戰爭製造藉口，莫若說是想通過戰爭來解決圍繞吉耶納的主權而進行的無休無止的衝突。當英格蘭軍隊登陸佛蘭德斯，準備發起攻擊時，雙方都在緊張激烈地於低地國家和萊茵河兩岸尋找同盟。 國王腓力所關心的，不僅是尋求更多的同盟，還要確保處於戰略要地的庫西男爵領地的忠誠。作為豐厚的獎賞，他讓昂蓋朗六世拉起了奧地利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ustria）的縴手，她是利奧波德一世公爵（Duke Leopold I）之女，是同樣家世顯赫的薩伏伊伯爵（Count of Savoy）阿馬迪厄斯五世（Amadeus V）的孫女。薩伏伊家族是從法國延伸至義大利的一個橫跨阿爾卑斯山區域的自治統治者，他們本身就是一張將其與遍及歐洲——以及歐洲之外的王室串聯起來的王公貴族婚姻網絡的中心。凱瑟琳的七個姑姑中的一位是拜占庭皇帝帕里奧洛加斯王朝安德羅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 Paleologus）的妻子。 婚姻是國際關係及貴族間關係的組織結構，是疆域、主權和聯盟的首要來源，是中世紀的重要外交事務。國家與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根本不取決於一般的疆界或自然的利益，而是取決於王朝間的關聯和荒誕的堂表親關係，它可以讓一位匈牙利王子繼承那不勒斯的王位，讓一位英格蘭王子聲稱自己是卡斯提爾的繼承人。在織布機的每個點上，君主們都在強行插入自己那帶著由兒女構成的線縷的梭子，這些來來往往的梭子織就了一種人造結構，它既締結了許多婚姻，也造成了許多相互衝突的繼承聲明和敵意。法蘭西的瓦盧瓦家族，英格蘭的金雀花家族（Plantagenets），波希米亞的盧森堡家族（Luxemburgs），巴伐利亞的維特爾斯巴赫家族（Wittelsbachs），奧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米蘭的維斯孔蒂家族（Visconti），以及納瓦拉、卡斯提爾和阿拉貢家族，布列塔尼公爵家族，佛蘭德斯、艾諾和薩伏伊伯爵家族，都被編織進了一個縱橫交錯的網絡之中。在編織這個網絡時，有兩件事從未得到過考慮：當事人對婚姻的感情，以及受牽連的民眾的利益。 儘管婚姻當事人的自願承諾在理論上為教會所需，而且「我願意」被認為是當著教士之面簽訂的婚姻契約的教理精髓，但實際上的政治會忽略這種要求，有時會帶來令人不快的結果。路德維希皇帝（Emperor Ludwig）在女兒尚未學會說話之前便為她訂了婚，處處替她發聲，而當她終其一生一言不發時，則被認為是得到了上帝的審判。 此類統治者不把近親結婚的禁忌所帶來的任何可預知的後果放在心上，而近親結婚的風險家喻戶曉，所以教會禁止四服之內的婚姻。只有當君主們渴望終止一場已經帶來不便的訂婚或拋棄一個礙手礙腳的配偶時，才會想起有關近親結婚這一禁忌。事實證明，為了獲得依照請願人的級別收取的費用或政治好處，教會總是會要麼欣然地將有關血緣的規定擱置一邊，同意一樁婚姻，要麼隨和地重申規定，將之作為離婚基礎。 要商討哈布斯堡——庫西婚姻的經濟條款，就需要法蘭西國王與奧地利公爵之間於1337—1338年簽訂的兩項條約。利奧波德公爵給女兒4萬里弗爾的嫁妝，而國王腓力從王室財產中分配給她及她的子女2000里弗的年金。國王送給昂蓋朗六世1萬里弗作為禮物，還許諾再給他1萬里弗以償清他的債務。昂蓋朗反過來要授予他妻子6000里弗，並在捍衛國土、抗擊英格蘭的愛德華入侵時，率領自己的家臣參加王室軍隊，而後者對於國王而言是最為根本的東西。 在戰爭開始時，它幾乎不太像一場危險的鬥爭，因為法蘭西是歐洲的主宰力量，其軍隊在它自己眼中和在別人眼中一樣值得誇耀，它使英格蘭或其他國家的軍隊都相形見絀，而她2100萬的人口是英格蘭略高於400萬的人口的5倍。不過，擁有阿基坦和與佛蘭德斯的結盟給了愛德華位於法蘭西邊境的兩個據點，並且使他在向「自稱為法蘭西國王的瓦盧瓦的腓力」發出厚顏無恥的挑戰時，有了不只是空口說白話的底氣。雙方都無法知道，他們正在發動一場比他倆的生命更加長久的戰爭，它將生成自己的生命力，蔑視旨在終止它的談判、休戰和條約，一直延續到他們兒子活著的時候，以及他們的孫子和曾孫、玄孫直至第五代子孫活著的時候，給雙方都帶來巨大的破壞。而當它的危害遍及歐洲之時，將變成對行將結束的14世紀的最後折磨。 昂蓋朗六世在1339年被徵召參戰之前，幾乎沒有時間生兒育女。在北方，英格蘭人正從佛蘭德斯向前推進，一支1500人的武裝軍隊包圍了屬於庫西家族的瓦西城堡（castle of Oisy）。昂蓋朗的家臣展開了英勇的防禦戰，致使英軍被迫撤退，雖然他們的頭領是約翰·尚多斯爵士（Sir John Chandos），事實證明，他是英方最著名的軍隊將領。為了報復自己的失利，尚多斯燒毀並掠奪了位於庫西領地的其他三個城鎮和較小的城堡。與此同時，昂蓋朗六世已加入了國王的隊伍，以捍衛位於佛蘭德斯邊境的圖爾內（Tournai）。1340年，當一場毫無意義的戰役正步步推進時，他的兒子，第七位也是最後一位昂蓋朗，呱呱墜地。 [1] 在1342—1343年得到合法授權的614人中，有484人是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