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思維 · 第九章　用比喻講道理

「金錢如廄肥，鋪開才有用。」這是培根的話，他能一句頂別人好幾句。用明喻的方式在事物之間作比較，用得好不但令人喜愛，也使人得益。培根最擅長這一手。在他的《論文集》里幾乎每篇都能找到這樣的例子。我再引它兩個： 「有妻子兒女的已經把人質交給命運了；因為他們是幹大事的障礙，無論是建大功還是作大亂。」 「懷疑在思想中間猶如蝙蝠在眾鳥中間，總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飛舞。」 我想這些比較不是為了解說或是為了說服，它們是讓人欣賞的。瓊孫博士說，「好的比喻要既能說明一個道理，還能抬高這個道理。」我剛才從培根的文集裡引來的三個例子，我看是合乎這個要求的。培根在很不相像的事物中間作比較，並非都是這麼成功，下面我們將看到。 隱喻，明喻，諷喻，寓言，全都含有比較，或者點明，或者不點明。隱喻是一種不明說的比較，用一個說出來的字眼代替一個沒說出來的字眼。我們說「衡量證據」，雖然這裡並沒有點明在稱衡物件的輕重和評定證據的價值之間作比較。我們現在不想到「衡量證據」是隱喻，因為我們不再想到「衡量」的本義。我們的語言裡邊有很多隱喻是「死的」（這裡「死」也是一個隱喻），就是說用得非常頻繁，說的人和聽的人都意識不到這些字眼已經不是用它的本來的意義。有時候人們給「隱喻」下定義，說它是「壓緊了的明喻」。當然，一個明喻有時候被壓成一個隱喻，可是我認為隱喻比明喻更古老。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在使用一個隱喻之前，人們先意識到它的本義並且意識到現在是在作比較。我不相信有人願意認為是這樣的。 一個隱喻可以擴張為一個有意的比較，也就是成為一個明喻。一個明喻又可以鋪張開去，在幾個相似點作詳細比較。用上「像」、「如」等字，比較之意就點明了。這樣點明的比較就構成一個類比。在一個點明了的比較和一個隱含著的、只是感覺到的而不是想清楚的比較之間劃不出一道顯明的界線。然而它們在我們的思維中起作用的方式很不相同。類比構成我們很多思維的基礎；我們注意到兩件事在某些方面相似，而這種相似對我們當前的目的有用，於是我們就把這種相似推廣開來。這種推理方式在科學思維中曾經起過非常有效的作用，儘管它容易陷於危險。 我們用類比法來幫助我們作有效思維有兩種很不同的方式。我們可以用類比法使某種難懂的道理比較好懂，我們也可以用它作為一種論據把我們引導到某種結論。用前一種方式的人自然是一個自己懂得他所講的事情的人，他要把它講給一個對此事茫然無所知的人。一個善於說明的人會選擇一些可以假定我們都熟悉的事情，用來跟我們已往經驗之中所沒有的事情作比較。這種用比喻講道理的方式在科普讀物中是很常見的，因為作者的目的是要使一般讀者理解一種包含對他來說是陌生的一些概念的理論。安德雷得教授是運用這種說理手法的能手，他曾經用詳細比較的方法解釋固體、液體、氣體形式之間的分別。他先說明每一種化合物（一種非化學意義上的「元素」的物體）是由原子組成的許多「分子」構成的，這些分子是在不斷的騷動之中，連固體也不例外，然後接下去說： 「我們可以用一個粗糙的人間形象來加以描繪。在一個團體裡邊，分子像一群人做體操，不離開各自的位置。如果他們的位置是隨意占據的，我們就得到一種非結晶的固體，例如玻璃或者膠；如果有一個教練把他們排列成行，我們就得到一種結晶體，例如石英、岩鹽、結晶鹼。在液體裡邊，分子像一大群人在一個廳堂里舉行招待會；相當擁擠，可是每個人還是可以擠來擠去，不斷地磕磕碰碰，不斷地道歉，沒有兩個人在整個晚上老黏在一塊兒。（如果我們要有兩種原子，可以分別用男人和女人代表；跳舞代表化合，兩個原子結合成一個分子。）氣體可以比方是一塊很大的空間，人們在裡邊行走，不向前看；每個人都走直線，直到他撞到別人身上，他馬上換個方向行進。」(1) 安德雷得教授引進這個類比作為物體內部情況的粗略「圖像」。他設計這個圖像以便使我們對某一事物看得更加生動，更加容易懂。如果他順著說下去，說在形成結晶體的時候真是有一個人支使這些分子排成行列，像體操教練命令學員那樣，那麼他就把他的類比說明推進了不能允許推進的一步，這一步會導致誤解。事實上有時候有人真的推進這種不允許推進的一步。又如，要是他說兩個原子結合成一個分子的時候「互相選擇」，如同一男一女互相選擇作舞伴那樣，他就又引導我們作出錯誤的推論了。但是只要我們滿足於只用類比作為一種說明圖，那麼我們就在了解全然生疏的事物的時候得到了幫助。科學家們在建設他們的科學理論的時候，常常先設計一些圖形或模型。化學家用「親和力」一詞就是隱藏類比的例子。「affinity」這個詞的本義是「姻親」，引申用於一般的「親戚」。化學元素和它們的化合物有互相結合造成新的化合物的傾向，十八世紀的科學家們說這些元素（或化合物）「相互之間有一種親和力」是很自然的。有很多物體在空間活動這樣一幅「圖畫」對於物質的分子結構理論的形成是有過幫助的。泡因廷教授說： 「我毫不懷疑，原子假設的最初被人想像出來是為了逃避把固體和液體物質的膨脹和收縮視為最終事實的必然性。如果物質是連續體，就不得不說它的膨脹和收縮是本性如此。可如果想像物質是由可分離的原子構成的，物體的收縮只是原子相互靠攏而物體的膨脹則是原子相互離開，這就可以理解了。我們用日常看見的人群或鳥群來比擬，事情就得到說明了。」(2) 「想像」這裡的意思是「在心中形成一幅畫」；「說明」的意思是「使它可以理解」。這幅畫能給我們提供說明，因為它使我們理解原來不理解的東西。我們之所以能理解，是因為看見它跟我們熟悉的東西有相似之處。 我們不可低估類比在建立科學理論上的價值。說實在的，在「發現」這一藝術中類比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分子、原子、電子被想像為非常小的小球，於是可以用檯球的行動來比況那些小球的行動，而檯球是我們能夠摸到、看到並且看它滾動的。又如，我們把光想像為在一種有彈性的中介物里穿行的波浪。這些都是有用的類比，因為它們引導科學家們做實驗，用別人聽得懂的話說明實驗結果。然而，在每一個這種事例上都有一個點，到了這個點類比所引起的誤解就超過它的有益的作用。那些小小的檯球有這種那種顏色，但是在原子或電子身上談顏色是毫無意義的。對光的性質所做的一些實驗顯示出一種有彈性的中介物充滿空間的想法有很多荒唐之處。我們不能在這裡詳細討論。我只能說物理學現在已經發展到一個階段，不可能再用適用於我們的感官所能感知的行為的語言來表達物理學家觀察到的現象了。唯一合適的語言是數學的語言。對於不能運用數學符號的人，這些科學理論只能大部分懂不了。要求用不合適的語言裡的字眼來說明任何事物都是危險的。科學家們自己也曾經由於有時候不能擺脫熟悉的聯想而誤入歧途。(3) 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只能用適用於我們視覺和觸覺所能感知的事物的語言來進行思維，日常語言裡有這麼多的已死的隱喻就不足為奇了。隨著我們的智力的發展和我們知識的增長，我們越來越能夠在相似之中發現不相似，為此前未曾注意的。拿兒童和成人比較，拿未開化民族和文化較高的民族比較，都是這樣。在被一根掉下來的樹枝打了一下和被一個人打了一下之間有一種感覺到但沒有意識到的相似，這可能導致一個孩子或野蠻人對樹生氣，動手打它，仿佛它是一個人。文明人自然不認為值得對一個無知覺的東西發火，可是在他身上不難發現這種行動的遺蹟。一個人領口的紐扣不聽話，他會罵它，這就是一個例子。對無知覺的東西採取這種態度不一定意味著把那「不聽話」的東西人格化，雖然由此產生的思考會引起有意識的認為這死東西本身是活的或者有個什麼東西「附在它身上」。正是這一類考慮引導我在前面說隱喻的運用在明喻之前。(4) 你可以從一本有關嚴肅題材——政治、歷史、哲學等——的著作里選任何一小段，都不難發現我們用隱喻多麼頻繁，多麼不可缺少。仔細地讀一遍，記出每一個其意義是比喻的而不是照字面講的詞語，你將會發現許多詞語原來是隱喻，可是現在它的引申意義已經如此常見，以至很難想到它原來有過什麼別的意義。這些是我們不可缺少的死隱喻。有些詞可以說是「半死」的隱喻，就是說，它們的比喻意義已經不為人所覺察，除非同一句里出現另一個隱喻跟它說不到一塊兒。於是這些半死的隱喻又活了起來；結果或者是有趣，或者是荒唐。你當然也注意到了「半死」的隱喻的說法的本身就是一種隱喻。一個可以說是死透了的隱喻是「examine」這個字；它從拉丁文examen這個字來的，這個字的意思是天平的指針。也許「衡量證據」還不是一個死透了的隱喻，但至少是死得差不多了。再舉幾個差不多或者完全失去它們的字面意義的例子：「找到問題的根源」（「going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落進錯誤」（「falling into mistakes」），「基礎牢固的理論」（「wellfounded theory」），「有健全的證據作基礎的理論」（「a conclusion based upon sound evidence」），「鑄造一個新詞」（「to coin a new expression」），「心中裝滿事實」（「filling the mind with facts」），「有力的論據」（「a forcible argument」）。 我在前邊有意製造一個隱喻「罐頭思維」，用以概括並且我希望是生動地描述某種很常見的思維方式。在第六章開頭我把這個隱喻鋪張了一番，可是我沒有企圖從這個隱喻里紬繹出什麼結論，也沒有企圖把這個隱喻擴展成類比。如果我企圖這樣做，結果一定是一塌糊塗，因為在我們的心和身之間的種種差別和它們之間的種種相似一樣的重要。從一個隱喻引出來論據必然是一個很壞的論據，如果這個隱喻是個很妙的隱喻。一個隱喻的妙就在於它和它所比喻的東西只在一點上相似。把一個隱喻鋪張開來意味著不是有相似的一點而是有一系列相似之點。與此相反，一個類比包含很多相似點，它是一個延伸了的明喻的邏輯的副複本。 在幾頁以前我說有兩種用類比來達到有效思維的目的的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用類比來推導出某一結論。這就是通常所說類比論辯。類比論辯的邏輯形式如下： X有P1，P2，P3……和f諸屬性； Y有P1，P2，P3……諸屬性； 所以，Y也有f屬性。 在上面這個邏輯形式里，我在幾個P（每一個代表X和Y同具的屬性）之後加了幾個點兒，表示X和Y各有一些別的屬性，在推導結論的時候沒有考慮進去。這個論辯的力量要看X和Y之間有多少屬性相同。如果Y具有與f不相容的某一屬性，這個類比就是不健全的。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還說Y有f屬性，因為X和Y在P方面的屬性相同，就站不住，不論我們怎麼增加X和Y同有的P的數目。事物之間總是某些方面相似，某些方面不相似；如果我們想得出適用於甲事物的話也適用於乙事物的論斷，我們就不但要看到它們的相似之點，也要看到它們的不相似之點。我想沒有人會反對上述主張；相反，很可能會認為這是常識，誰不知道。然而我們大多數人都有時候會忘記這個道理，從類比引出一個結論，稍加思考就會認識這個推論是不健全的。記住這一點，不一定就會引導我們輕視類比在我們的思維中所能起的有利的作用。我們在前面講過類比在科學研究中所起的引導作用，又指出過把類比推過頭的危險。類比推過頭就要「不靈」。所有的類比早晚都要不靈，所以謹慎的思維者總是提防著出現不靈的那個點。人們有時候警告我們不要把一個類比推「到它的邏輯結論」。這個話有點荒謬。把一個類比推到它適用的範圍之外，應該稱為推到它的不合邏輯的結論。不錯，我們無法制定一些邏輯原則，由此產生一些規則，讓我們知道某一類比可以推到多遠。可是要查出類比失靈的那個點是需要邏輯思維的。 用類比作論據。主要是用來勸說別人接受一個結論，或者啟發對方，讓他在新的光照下看當前局勢。這種論辯法的有利和危險兩方面最好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 第一個例子出於《舊約·撒母耳紀下》。大衛要把烏利亞的妻子弄來，就把烏利亞安排在最前線，並且囑咐司令官讓烏利亞被敵人殺死。這個計劃成功了，大衛把烏利亞的妻子拔示巴娶來。書上說： 「但大衛所行的這事，耶和華甚不喜悅。耶和華差遣拿單去見大衛，對他說： 「在一座城裡有兩個人：一個是富戶，一個是窮人。富戶有許多牛群羊群，窮人除了所買來養活的一隻小母羊羔之外，別無所有。羊羔在他家裡和他兒女一同長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懷中，在他看來如同女兒一樣。有一客人來到這富戶家裡，富戶捨不得從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隻預備給客人吃，卻取了那窮人的羊羔，預備給客人吃。 「大衛就甚惱怒那人，對拿單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起誓，行這事的人該死。他必償還羊羔四倍，因為他行這事，沒有憐憫的心。 「拿單對大衛說，你就是那人。……大衛對拿單說，我得罪耶和華了。」 拿單說這個故事的目的是誘導大衛作出客觀的判斷。這個故事裡富人的行事有一個側面跟大衛的行事相似，但具體情節完全不同，這就使得大衛能夠不帶個人偏見判斷是非。拿單把相似之點揭出之後，他就明白適用於那個富人的罪責也適用於他自己。 《舊約》和《新約》里的寓言常常是這樣用的。這種辦法能幫助我們避免犯特殊辯護的錯誤，因為要求我們先下判斷然後才指出來也適用於我們自己的事例。要達到這個目的，寓言裡隱含的相似必得是一經指出就非常明顯，但是不十分詳細，不至於一起頭就顯示教訓。因為所要得出的結論只指向一點，相似的輕微並不是缺點；唯一的要求是這種相似切合當前事例。我想，一個寓言可以看作是一種隱藏的類比，專為教訓之用。顯然，這種教訓方式有可能被濫用。還有，它的用處限於教育，它不是一種論辯的方式。當今時代，面對公眾的人物——那些打算通過晚報對我們進行教育的人，教訓人的劇作家，政治家——不告訴我們他們說的是寓言。跟拿單一樣，他們給我們說一個故事，讓我們自己悟出它的用意。可是跟拿單不一樣，他們一般不採取故事的形式；他們提出一個類比，甚至是一個隱喻，裝扮成向我們提供一個有理的論據。下面我要引些例子，在我看來還不能認為是用類比作為論據；它們只是仿佛像個類比，禁不起一分鐘的冷靜思考。 約翰·西蒙爵士在1935年11月的廣播演說里說： 「你不保存基礎就不能夠建造上層建築。聯合政府提供了基礎——以信任取代危急之基礎；我覺得我們現在的責任是保存並加強這個基礎，不做任何事情削弱它，因為如果它被削弱，唯一的結果將是我們的工業和社會的進步受到阻礙。」 除非保存基礎，才能建造上層建築，這是不錯的；除非奠定基礎，才能保存基礎。約翰·西蒙爵士的聽眾一準毫不遲疑地同意。可是問題在於聯合政府是否提供了這個基礎。 競選演說總是充滿了類比，有時候是只是輕輕一提，常常是並不怎麼投合，有時候是非常明顯的不合適以至於我們不禁對它們的顯然奏效覺得奇怪——這是值得深思的。下面的例子是從1931年和1935年的競選演說里摘錄的。大家總還記得，這兩次選舉都是在選民意識到情況危急的時候舉行的。我將先摘引其中的類比，然後對它們的邏輯上的缺點略加評論，最後研究它們為什麼顯然打動了聽眾。 （i）道孫·彭勳爵說：「一個醫生的委任狀」……對「即將舉行的選舉」來說是一句吉利話；因為如果這意味著「國家的病痛將遵循徹底的檢查、有條不紊的診斷、以實際而不是以幻想為基礎的路線進行，我們就可以瞻望前途，滿懷康復的信心。」（《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5日） （ii）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說，國家這條船差不多要觸礁的時刻，阿塞·亨德孫和他的船員們登上救生艇走了，只留下幾位職員沒跟著走。他們留下「勒姆賽」(5)在船橋上，菲利普·斯諾登在舵輪上，勇敢的「吉米」·湯麥斯在船頭，防止碰上暗礁。 當阿塞·亨德孫和他的船員坐救生艇遠走的時候，另外一些人爬了上來。「勒姆賽」在甲板上笑著迎接他們，也不問他們的觀點，只是請斯坦萊·鮑爾溫到機艙去讓所有的鍋爐燒得旺旺的，讓大船有氣力頂住風濤。他請另一位去食品儲藏室，另一位跟別的船隻和國家保持無線電聯繫。他請另一位照料被留在船上的婦女和兒童。就這樣，這些人在風浪中撐持，而阿塞·亨德孫劃著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陸。（《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16日） （iii）倫西曼先生說當前的問題和危險，其嚴重程度為戰後所僅見。……對工黨政府的批評最好讓菲利普·斯諾登先生來做，他在他的許多同僚之先看見紅燈並且緊縮開支，毅然採取他明知會不得人心的政策。他有勇氣面對事實，並且提出他知道為了國家的安全不得不採取的建議。 「事實的真相是船已經著火。我不打算參加用哪種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長的爭論。重要的事情是要救船，我不懷疑我們能成功。」（《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22日） （iv）約翰·西蒙爵士在1931年10月24日演說時說：「唯一的問題是：『我們要淹死還是要劃上岸？』當阿塞·亨德孫攤開他的雙手，不願意再負責的時候，勒姆賽·麥克唐納德先生大膽划去。聯合政府抓住了生命線，國家只有自救方能得救。摘掉黨派牌子吧，團結起來吧！」（《觀察家》，1931年10月25日） （v）約翰·西蒙爵士在同年10月14日演說時說：「我們當時是在一條往下沉的船上。船在往下沉的時候，盡著辯論該誰下去堵漏洞是不行的。得馬上去堵住。」（《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15日） （vi）勒姆賽·麥克唐納德，在1931年10月11日的演說中說：「到國家已經不再顛簸，收支已經平衡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繼續建造我們過去努力建造的東西。沒有基礎，房子站不住；沒有財政安全，進步政策維持不了。」（《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12日） （vii）勒姆賽·麥克唐納德在1935年11月的一次廣播演說中說：「我先請大家把國家在1931年的情況和今天的情況對比一下。那個時候快要觸礁的船又浮起來了，修理結實了。現在，前面有狂風巨浪，怎麼迎上去才好？」（《廣播報》，1935年11月13日） 要說這些演說片段里包含類比，也許有點用詞不當，但是如果這些話里還可以說是提出什麼論據，那論據只能是類比。A．P．賀貝特曾經拿政治演說家們喜歡用航海名詞的習慣開過玩笑。他指出來這些名詞常常被用錯，在聽眾那裡引起的往往不是信服而是嘲笑。我們在這裡且不管它用得錯不錯，我們要詢問的是，在一條遇險的船和危機之中的國家之間作類比是否恰當。如果拿「國家之舟」這麼一個修辭格里所包含的類比作為論據，那麼這個論據的邏輯力量就完全要看：一方面，政府的地位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員工；另一方面，選民是否可以比作船上的乘客。在我看來，在這些互相比較的事物之間並沒有什麼有意義的相似之處。這可以用哥德弗雷·科林斯爵士的議論（例ii）做例子。如果阿塞·亨德孫「劃著救生艇去安全地方登陸」，我們可不可以問一聲別的那些人為什麼留下？還有，另外一些人又是從什麼地方「爬了上來」取代那些已到安全地方去的人的？這些問題不能從演講人那裡得到回答，至少說明這種類比很不完全，不能用來作論據，甚至可以說是本來就不打算用做論據。 也許最有說服力的揭露這個類比的缺陷的辦法是指出阿塞·亨德孫和他的支持者可以運用同一類比。他完全可以（雖然據我所知，他沒有）這樣回答： 「政府的船由於船長的無能和瞭望的不得力，正在往礁石上撞去。船長『勒姆賽』笑著歡迎登上船來的人，同時留在船橋上不下來。他叫斯坦萊·鮑爾溫去鍋爐房，另一位去儲藏室——去查點存糧——另一位去照看蜷縮在艙房裡的婦女和兒童。同時，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記得船上有救生艇，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救乘客脫險，我們勸說乘客們登上救生艇，這是得救的唯一希望。後來我們就划船登岸。遺憾的是大船和留在船上的人都遇了難。很偉大，可是不稱海員之職；有足夠且有餘的救生艇，有運送乘客安全登陸的划船的人，然而不用，蠢之至也！」 如果亨德孫先生這樣回答，他沒有供給選民們任何理由認為工黨政府（或者說，他的黨）適合在危急時期當政。那些在演說中用到這個類比的也沒有提出任何理由。道孫·彭（例i）也沒有提出任何理由來足以假定他的黨能夠醫治「國家的病痛」。國家遇到困難和身體有病當然有幾分相似。我們還聽見鮑爾溫先生說「全世界都在生病」。這個類比也不能推得多遠，但是正如病人需要高明的醫生，國家遇到困難需要有能耐的政府，這個話還是可以說的。可是需要論證的是這競選的政黨裡邊哪一個（如果有一個）是能給我們那個有能耐的政府的。不幸，大多數政治家似乎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論辯應該針對這個結論。我們無可奈何只能接受這種看法：對選民演說的政治家們，他們的目的只在於勸說選民擁護一種政策，而不向選民提供這個政策可以滿足他們的願望的理由。 為什麼這些不恰當的類比和隱喻足以說動選民，我想也不難懂。它們跟漂亮口號、再三重複——廣告商的老套——有同樣的效果，所用的類比都是能夠在聽眾心中喚起生動的圖像的。拿上面第（iii）例來看，那裡邊所用的手法和在聽眾身上產生的效果可以展示如下： 「船上著火了，」演說家說。 「得馬上救火，」聽眾說。 「辯論用什麼牌子的水泵，皮管要多長，徒然浪費時間，」演說家提醒。 「當然，當然，牌子有什麼關係，皮管長短有什麼關係？重要的是救火，」聽眾響應，情緒越來越激動。 「重要的事情是要把船救下來，」演說家說。「我相信我們能把船救下來」他又補了一句。 「把船救下來，我們太感謝了，」聽眾覺得。 這種把戲非常簡單，然而有效。好像大多數人都會接受一個生動的類比論證而不好生想一想在用來比較的事物之間有沒有切合當前情況的相似之處。因為我們思考複雜問題感覺吃力，我們出於思想上的懶惰，非常容易接受下列形式的任何論證：X是Y，正如A是B，其中X和Y是抽象的、陌生的，而A和B是熟悉的。我們沒有注意到，相信X是Y的唯一理由是X和Y的關係與A和B的關係是可以相比的。 我用了不小的篇幅談這個問題，因為我相信聽眾的嚴重困難之一正在於輕率地接受不完善的類比的習慣。一種可能的補救辦法是自己問自己，這個類比是不是也可以用來得出相反的結論。我在前面舉了一個例子，我假設是阿塞·亨德孫的演說（他當然不屑說這番話）。這個辦法顯然不僅適用於例（ii），也適用於例（i）、（iii）、（iv）、（v）。它也適用西蒙爵士的沒有基礎不能有上層建築的議論。另一方面，例（vi）裡邊的隱喻混亂跟我們現在談的問題不同，麥克唐納德用「顛簸」和「平衡」這些字眼，只是表明寓重複於變化之心理效果而已，至於他前邊把國家比作船，後面又說到建造，那也還可以說得通，船艙是可以比作房子，也要有牢固的基礎。他這段話我們可以說只是一串陳詞濫調。 另一種對待以類比為論據的辦法是養成一種習慣，先問這個比喻是否恰當，如果恰當，在哪一點上相似；因為類比論據常常經受不住這樣推敲。我們可以用這個辦法來檢查下面的例子，這是從培根《論國家的真正偉大》里節錄的： 「無論是生物體或是政治體，沒有鍛煉是不能健康的；對一個國家來說，一場正義的和榮譽的戰爭是真正的鍛煉。不錯，內戰像寒熱病的發熱；可是對外戰爭就像運動的發熱，有維持身體健康之效；因為在懶散的和平環境中，勇氣將要軟化，生活將要腐化。」 把國家和個人作比較，這是從古以來就有的。柏拉圖在他的《共和國》里就把國家比作一個公民，得出的結論——在我看來——是很糟糕的。培根把他的論據限制在生物體（人體）和政治體（國家）之間。我們可以把他的論據用現代的詞語編成下列的形式： 正如我的身體，為了維持健康，需要鍛煉，國家也需要鍛煉； 對外戰爭之於國家猶如鍛煉之於我的身體；內戰之於國家猶如發熱之於我的身體（意即發生一種不好的熱）。 請注意，培根先認定，國家的「真正的鍛煉」是一場「正義的和榮譽的戰爭」；可是接下去說的時候不提「正義的和榮譽的」了，只是把「對外戰爭」區別於「內戰」。把我的身體因鍛煉而發熱和國家藉助於戰爭以維持「健康」相提並論，真有點想入非非，叫人懷疑培根是在玩弄「熱」這個字眼。當然培根不是開玩笑而是認真說話。我的意見是，這裡的比較只能以下列事實為限：「我的身體」是一種個體，「國家」也是一個個體，但是另外一種。一定要記住，任何以國家或民族為一方、以個人為另一方所作的比較都應當加以最仔細的分析。 應用第二種辦法來糾正不恰當的類比還可以舉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把人腦比喻為電話交換台。這個「長了霉的老隱喻」（C.D．白勞德教授說它是），第一次應用是出於已故的卡爾·皮爾孫教授之手。(6)最近又變了個樣子在亞塞·愛丁頓爵士的手上復活，他把我的心靈比作報紙編輯部，把總的心靈比作中央無線電台。這裡只能引它一段： 「你的腦子的內部一定有點像一個報紙編輯部。它跟外面世界連接靠一些神經，後者的作用猶如電報線。外面世界來的信息以編碼通過這些線到達；整個一層事實包含在這些編碼之中。編輯部把它做成可讀的報道，部分通過已往積累的經驗的合法使用，同時也摻進一些新聞家的想像；我們的意識所覺察到的正是這種原始信息的自由翻譯。」(7) 把這裡的類比跟本章頭上引的安德雷得教授的類比比較一下是有益的。愛丁頓這個類比不是僅僅用來說明某種現象；他還用它來對外面世界的性質以及我們關於外面世界的知識的性質推導出某種結論。這種比況，在我看來，處處都是失敗的。外界（我的頭腦之外的世界）的事物比之於記者；這些記者（或者事物）編碼發出信息；這些編碼信息比之於神經的衝動；那些接收信息的人（編輯和助理編輯？）相當於我的心靈；他們對信息的「自由翻譯」相當於我的意識所覺知的那個什麼。也許只要指出一點就夠了：這一系列比較的末了一點是完全站不住腳的。先是說我將收到「信息」，可是又說我所意識到的只是一種與接收到的信息不相似的「自由翻譯」。這已經夠嚴重的了，可要是再考慮到，這個類比是，第一，用來說明覺知外界事物的過程，其次，用來作為得出這些「信息」是我自己的心靈活動（但是不自覺的活動）的產物這一結論的根據，我想我們不得不說這個類比是非常不能啟發的，作為愛丁頓所主張的結論的依據是完全不能叫人信服的。 多引幾個這樣的類比的例子非常容易。可以從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的著作里找出很多例子。用類比來進行思維非常普通，我們不注意就不覺察。我們已經說過，這種思維方式是有用的，為了了解一個生疏的問題，為了作進一步研究的路標。然而我們必得記住，作為路標，它的可靠性必得經常加以測試。其次，雖然可以用類比作論據，藉以觸發一種結論，可是它完全無力確立一個結論。它所提示的結論需要論證，與非由類比引起的結論完全一樣。哪怕是一個很好的類比，也總是有那麼一個點，到了那兒這個類比就垮下來了。我們都有忘記這件事的傾向，這就被那些人利用了，那些人的目的是勸說我們接受他們的意見，可是並不向我們提出任何可以為一個有理性思維的人所能接受的根據。 ———————————————————— (1) E. N. da C. Andrade: The Atom（Ernest Benn），p. 18． (2) Poynting: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p. 690. (3) 一種類似的困難將在第十章討論。 (4) 這句話如何？承接上下文，不大好懂。也許著者的意思是說，隱喻的使用是不自覺的，而明確的使用是自覺的。——譯者 (5) 即麥克唐納德。——譯者 (6) 《科學法則》，第二章，第三節。 (7) 《科學的新路》，第3—4頁。我在《哲學和物理學家》的第五章里詳細討論了這個類比和同類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