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思維 · 第十章　節制之道不行於時

我寫前面幾章的時候，幾次不禁斷言「誰也不會相信如何如何」，或者「人人都承認如何如何」。有時候我克制自己，不說這種斬釘截鐵的話。我知道我應當指出我們思想中一個普通的缺點，就是很自然地不願意說些有節制的話而遭人譏笑。願意承認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都有點道理，就難免被人責備，說是在需要採取有力行動的時候缺乏熱情。例如願意承認不是所有敵黨的人都是只謀私利，有時候就被認為是對於社會禍害的現實採取學院式的冷靜姿態。誰要是經常說話有節制，就常常不是被認為無知就是被認為無能。我們早些時候已經說過，一面小心得出結論，隨時準備在新的證據面前加以修改，一面只要是沒有理由接受相反的結論，就堅決根據原來的結論行動，二者之間並無矛盾。如果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結論雖然不是無可爭辯的正確，然而是在現有的證據面前最為可取的結論，那麼，如果我們不肯按照這個結論行動，我們的行為就沒有道理了。 我知道我上面這段話對大多數讀者來說是不足以打動他們的。讀者總還記得塞爾本勳爵的話，他讚美了「對於清晰思維之光榮的無能」之後接下去就推薦「說得足夠頻繁，足夠響亮，足夠清楚」——不管你要說的是什麼——就可以讓聽眾信服。大言炎炎可以認為有奇效，既可以引起注意，又可以勸說別人接受我們的意見。請看下面這個例子： 「在一般的愛面子的婦女中間，忌妒起很大的作用。你坐在地鐵里，有一個穿著漂亮衣服的婦女走過，請你注意看別的婦女的眼睛。你會看見每個人，除了穿得比她更好的那些個，都用不懷好意的眼光看她，竭力尋找對她不利的推論。愛好造謠就是這種總是不懷好意的一種表現：聽到不利於另一位婦女的故事立刻信以為真，即使證據非常脆弱。」(1) 我在1930年第一回讀到這句話的時候，我要試驗有關在地鐵里看見衣著漂亮的婦女時別的婦女的態度是否如此。不幸我沒能夠發現任何不懷好意的眼光，也許因為「衣著漂亮」的婦女出現的時候我沒認出來。這兒的推理形式值得注意。作者先對「一般的愛面子的婦女」有所陳述，往後就斷言車廂里「每一個婦女」都羨慕她，忌妒她。我不知道「一般的」在這裡是什麼意思，我姑且假定作者是說以大多數愛面子的婦女而論，「忌妒起很大的作用」。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似乎並非如此，也許我沒有領會「愛面子」這個修飾語的意思。不管怎麼說，總歸沒有根據得出每逢你看見一個穿得漂亮的婦女走進地鐵車廂，你將看見每一個穿得不如她漂亮的婦女都用不懷好意的眼光朝她看這麼個結論。也許羅素先生的第一句話不是作為第二句話的依據，而是從第二句話得出來的結論。很難知道。也可能他是從他自己的經驗總結出來的，並沒有別的佐證。可是更可能他是故意發概括一切的議論，藉以吸引注意。這一段話引自他的一本書，他寫那本書的用意是很好的，他向我們指出來，我們的苦惱的原因常常在我們自己身上。我想，他說「每一個」的時候，意思是「大多數」；而在我看來，也許「一半」（甚至不到一半）是近乎實際。這樣有節制的說法不能達到他的目的。在他的通俗論著里，羅素常常用這種倍兒脆的說話來吸引讀者的注意，就像麥考萊愛說「連小學生都知道」，其實是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而且有時候並不合乎事實。 這種高聲大叫的習慣，塞爾本勳爵竭力推薦，我們大家有時候也不免，其實是很危險的。它鼓勵我們不理會反面的證據，把重要問題看作簡單，把別人說的話加以無根據的引申。我們在前面曾經談過，用「罐頭思維」對待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和平主義等等，會引導我們作出根據不夠的概括論斷，會把人家的適度的話理解為極端的話，其實人家並沒有說過那樣的話。這種種形式的扭曲思維往往同時存在，對我們使用習慣性貶損之辭不無責任。這些錯誤的根子是不喜歡有節制，要求把話說絕。夸要誇得全心全意，罵要罵得全心全意；判斷是非總是拿整個階級作對象。我們還常常用抽象名詞來代替階級成員。例如我們不說「所有資本家」而代之以抽象的資本主義。 我把上面這一段重看一遍，自己問自己，我是不是真的認為我們全都要罵得或者誇得全心全意。也許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可是我相信要是說多數人是這樣，那是實在情形。還有，我說我們大家有時候要大聲嚷嚷，這也可能說得過了頭。但是我不去加以修改。我相信我沒說錯；如果你認為不對，那你就有理由認為我已經向你提供了一個說話沒有節制的例子。說話有節制是困難的。 另一方面，用誇大來吸引注意，博取贊同，有時候也會不靈，正如高聲叫喊有時候不靈一樣。我們看見有些廣告家說他們的貨色怎麼怎麼好得了不得，反而提醒別的廣告家採取比較溫和的措辭。 要引些這種偏激思維的例子，那是太容易了。演說的報道，報紙的評論，議論時事的著作，裡邊都有這樣的例子。我在下面舉幾個例子。 「你們全都知道社會黨是純粹以掠奪為宗旨的」，《泰晤士報》報道英博士的話。這句話里包含三個橫掃一切的結論：我們全都知道；社會黨不加區別；純粹掠奪，意思是除掠奪以外沒有別的動機。 今年（1938年）五月四日在下議院討論預算的時候，討論到增加茶葉稅時，科爾徹斯特市代表作了發言，《泰晤士報》對該發言報道如下： 「這哪兒都不會有意見，除了那些人，他們浸透了社會主義原則，總是盼望別人負擔他們的費用。」 不久之前，勒姆賽·麥克唐納德抗議這種習慣，把社會黨里個別黨員的意見當作所有社會黨人的意見，當作社會黨的原則。在他的《社會主義運動》這本書里他曾經指出，在社會主義初起的時候，提倡的人是向既有秩序挑戰的先鋒隊。他們為自己的主張辯護的時候充滿激情，向反對他們的人進攻的時候火氣特大。麥克唐納德接著說： 「他［社會主義先鋒］把所有他的敵人看成一個隊伍，把他們的種種信條、種種主張打成一捆，籠而統之的加以斥責。其他方面也有類似的情形，結果今天的反對社會主義的人要讓社會主義本身對所有過頭的言論、所有個人的意見、每個社會黨人的每一種熱情負責。他們的邏輯是：斯密司文章里說家庭是一種過渡的組織形式；斯密司是社會主義者；所以，所有社會主義者都認為家庭只是一種過渡的組織形式。這種辯論方式，如果用在發瘋似的政治拼殺的場合，雙方的目的不是為了求得真理而只是為了攫取選票，那還可以老老臉皮混過去，但是在任何別的、更高的場合是無可辯護的。只要是對我國輿論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不難看出，如果我們用這種不正派的邏輯來對待我們的評論家和他們的主張，將會產生何等混亂。」(2) 我覺得這段話說得很好。麥克唐納德把這種推理的邏輯謬論指點得清清楚楚。他也承認這種謬論會被人明知故犯地用來爭取人們擁護某種政策或者拒絕某種主張。一個演講人故意用這種謬論來對待他的聽眾，他本人並不是這種歪曲思維的受害者；正相反，他是故意用這種詭辯來勸說他的聽眾的。他把賭注壓在聽眾看不出他的謬論上。可是如果運用這種論證法的演講人笨得出奇，從一個例子推廣到每一個例子，錯誤就非常明顯，我想除非他只管說話，絲毫不加思考，否則不會犯這種錯誤。不老實的演講人應用這種論證法，往往是選擇對他的主張有利的事例，抹殺對他不利的事例，這樣來建立他的結論。我們往後要研究這種不老實的論證法。如果把對於幾個的論斷歪曲為對於全部的論斷，這種錯誤就不那麼明顯。H．G．威爾斯先生在新近出版的《世界之腦》一書里引起了對於這種錯誤的注意。威爾斯在不列顛科學促進會的教育組作過一個報告，提出改進英國教育的一些要求。他說： 「我說的話裡邊都包含一層意思，要有更多、更好的教師——待遇要提高，設備要改進。並且教師要新鮮。我們租房子的合同上都有規定，房子外面三年刷新一次，房子裡邊七年刷新一次，可是沒有人想到一個教師也要刷新。我們國家有些在職教師已經五十年不作內部刷新了。他們一定已經潮濕、霉爛、妨害跟他們有接觸的人的健康了。教師隊伍里現在有三分之二的人非常需要刷新或者退休。」(3) 這一番批評引起大量的憤怒的回答，好像為威爾斯所沒有想到。這篇演講收在《世界之腦》這本書里，威爾斯加了一篇題為《惹翻了的教師們》的後記，裡邊說： 「我說有些教師不勝任他們的工作，其中有些人五十年沒有內部刷新了。他們像舊房子那樣潮濕、霉爛。每個教師一定都知道這是事實。『有些』不是『所有』。可是他們肯承認嗎？他們不承認，他們火兒了。『你說我們全都潮濕、霉爛！』我沒有這樣說呀。我說教師隊伍里有三分之二急需刷新或者退休，我說的是三分之二，不是全體。」 這件事情對我們當前的討論有三點教益。第一，它表明對我們隊伍（這裡是某種職業）里的有些人的攻擊很容易被歪曲為對所有的人的攻擊。第二，A．G．威爾斯的答辯有點兒失誤。不錯，他責備的是教師隊伍中的三分之二，不是整個隊伍。但是他把自己拴在一句話上：所有已經任教五十年（就是說，「內部五十年沒有刷新」）的人需要或者退休或者刷新。他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足以支持他的有教師已經任教（或者「內部沒有刷新」）五十年的這種說法。我以為，說是有教師已經任教五十年，這個話不可信，因為在十八歲以前不大可能任教師，到了六十八歲不大可能還在任教。也許威爾斯先生並沒有這樣的意思。他說的「五十年」是否真的指五十個年頭，不清楚。第三，威爾斯用了無節制的語言，這就引起教師隊伍里的某些人的駁斥，認為完全錯誤。以威爾斯攻擊教師隊伍這件事而論，並不能用來說明說話有節制不受歡迎。相反，威爾斯使用語言無節制因而引起反擊，倒是提供了一個例子，說明一個人火氣上來的時候保持頭腦冷靜多麼困難。有人攻擊我們的隊伍，我們就情不自禁地把對方的話加以擴大而後予以反擊。威爾斯說得對，三分之二不是全部。反駁者似乎認為三分之二可以等於全部，然後走向另一極端，否認有任何教師需要「刷新」（用威爾斯的不好聽的字眼）。在我看來，我們很可以問問威爾斯先生，他用「三分之二」這種精確的字樣是不是犯了歪曲思維的毛病。話說得這麼確定，似乎曾經在全部教師中進行過非常仔細的考查。也許他做過這樣的考查，但是從他的演講里看不出。 說話無節制，不但是在保衛我們自己這一群的時候會出現，在我們很高興聽見攻擊另一群的時候也會出現。像下面這種推論你大概也曾聽見過： 「這兒又有一位副牧師被證實行為不端。這就表明整個教會已經腐敗。」 有人告訴我，一本新出的暢銷的小說裡邊對醫學界大加攻擊。我聽見有人說，「對的，是這樣。大夫們無能、誤事。」當然，有些大夫是無能、誤事，可是如果我們允許我們直接得出結論，因為有些大夫如何如何，所有大夫都如何如何，那就流於歪曲思維了。如果說明白有些大夫是無能，我們大概就不會犯以偏概全的毛病；可是如果有些這個修飾語被省去，我們不會覺察這個省略，於是就意識不到作了以偏概全的推論。又如，當我們聽到「英勇的共和軍（在西班牙）頂住了佛朗哥的部隊」的時候，我們很容易認為所有西班牙共和軍都是英勇的。同樣，如果有人宣稱「共和軍焚毀教堂」，我們也容易誤以為共和軍里的每個人都做這樣的事。 不必再增加例子了。我們的任務不是議論教師們，或者大夫們，或者西班牙共和黨人們的是非得失。我們的任務是認清一種不健全的論證，很常見，而且有時候是明知故犯。這種論證採取這樣的形式： 有些A是B， 所以，所有A都是B。 這樣擺出來，這個謬論是一望而知的。可是如果我們不說「有些A是B」，只說「A是B」，這個謬論就不那麼明顯了。事情常常是這樣：現有的證據只允許說「有些A是B」，而我們的論點要求這句話採取「所有A都是B」的形式。這種錯誤以各種形式出現，其中有一種最常見，以致邏輯學家不得不給它創造一個名稱，叫做「中項不周延的謬論」。(4)要看清楚錯在哪裡，我們可以先看一個結論是正確得來的三段論法的例子： 所有的牛都是四足獸， 所有的四足獸都是脊椎動物， 所以，所有的牛都是脊椎動物。 我不知道第二句是否正確，但是，如果它是正確的，而第一句也是正確的，那麼結論是正確的。我們在前面已經制訂了一條推理的原則，目前的論證是那個原則的一種例子。(5)讓我們把這個論證跟另外兩個論證來對照： （1） 所有的牛都是四足獸， 所有的騾子都是四足獸， 所以，所有的牛都是騾子。 （2） 所有的歐洲人都是文明的， 所有的法國人都是文明的， 所以，所有的法國人都是歐洲人。 不難看出，這兩個例子裡邊沒有一個是從其中的前提里可以得出後面的結論的。（1）的結論是錯誤的，（2）的結論是正確的；兩個例子裡的前提都是正確的。但是這兩個例子裡邊，前提的正確都不能作為結論正確的理由。讓我們用字母來代表事物的類，這兩個論證的形式就是： （1）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C都是B 所以，所有的A都是C （2）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C都是B 所以，所有的C都是A 我們再把前面引過的例子（第142頁）也用字母表示如下： 所有的A都是B 所有的B都是C 所以，所有的A都是C 這是健全的公式。我們說它健全，是說無論我們談論的是哪類事物，只要前提正確，結論一定是正確的。這種推論之所以是健全的，是因為第一個圈（A）完全被包含在第二個圈（B）之內，而第二個圈（B）完全被包含在第三個圈（C）之內，所以第一個圈必然包含在第三個圈之內。在另外那兩個例子裡邊，我們只知道A和C都在B之內。這個信息不能讓我們把A和B通過它們跟C的關係聯結起來。我們說不出A和C的範圍是完全重合，還是部分重合，還是兩不沾邊。這三種可能的關係都不違背我們已知的信息。 為了說明這種謬論，我用了一些初等邏輯教科書里常用的粗淺的例子。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們要首先集中注意論證的形式而不同時思考事物的內容。我希望很少人會犯這種錯誤，如果論證是這麼幹乾淨淨提出來的，是沒有用帶感情的語言的，討論的問題是不觸動我們的感情的。下面我引用三個例子，據說都是從實際討論中取來的。(6) 「他的寬宏可以從他的仁愛推論出來，因為所有寬宏的人都是仁愛的。」 「我們尊敬那些管理我們的人，我們尊敬運動場上出色的人，所以，運動好的人都是良好的教練。」 「當然，美國雖然種族混雜，還是一個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盎格魯－撒克遜國家都是愛自由的，熱愛自由在美國最為明顯。」 讀者不難看出，這些論證都犯了中項不周延的謬誤。當我們辯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觸動我們的感情，並且我們對它已經有了一定的看法，這個時候我們最容易犯這種謬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常常腦子裡有所有的A都是B這種形式的論斷，雖然我們嘴裡說的是「有些A是B」，或者更可能「只有B是A」。我們很容易滑入一種錯誤，以為斷言「只有B是A」等於對每一個B作出判斷，因而得出所有的A都是B的形式。其實不然，例如說「只有那些不懷成見的人才被說服」，不等於說每一個不懷成見的人都被說服。它只等於「所有被說服的都是不懷成見的」。如果我們忘了這一點，我們就很可能這樣推論：「只有不懷成見的人才被說服，因為他沒有被說服，所以他是有成見的。」可是這樣推論是不對的。這個推論犯了類似中項不周延的錯誤，因為它對所有無成見的人下了斷語，就是斷言他這個人不在其內。這就超出原來的前提所提供的論據了。它又一次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它認為既然有的A是B，那麼所有的A都是B也一定是對的；這也許是對的，但是我們沒有根據說它一定對。 我們必須記住，在尋常討論的時候，我們一般不會使用「只有不懷成見的人才被說服」這樣光禿禿的話語。我們使用帶感情色彩的語言和繞來繞去的說法，這樣就把我們論證的形式掩蓋起來了。例如我們會遇到類似下面的論辯：「如果這些部長們不是法西斯，那麼你說他們是哪一派。他們公開嘲笑國際聯盟，法西斯黨人也嘲笑國際聯盟。如果這還不能證明這班傢伙是法西斯，那我算是糊塗透頂了。」這末了一句話倒是說對了，因為這個論證，剝掉它的修辭手法和感情語言，可以歸結如下： 這些保守黨部長嘲笑國際聯盟， 法西斯黨徒嘲笑國際聯盟； 所以，這些保守黨部長是法西斯黨徒。 用這樣的形式說出來，這個推論的謬誤就明顯了。 我並沒有說每一個「所有的A都是B」形式的論斷都是錯誤的；相反，如果我這樣說，這個說法本身就屬於凡A皆B的形式，也就應該是錯誤的。我的用意是要堅持一種有節制的說法：有些「所有的A都是B」形式的論斷是錯誤的；我要著重指出，我們有時候（不是所有時候）沒有注意到某些論斷的謬誤，因為它前面的「所有的」沒有說出來。我記得我小時候人家告訴我，有一雙水汪汪的藍眼珠的人靠不住。很難相信，如果說的是所有的有水汪汪的藍眼珠的人都不可靠，聽的人會深信不疑。我們常常聽見人說：「她的脾氣自然不會好。她不是一頭紅頭髮嗎？」下面這個例子是我從《新政治家和民族》周刊的有趣的《這個英國》欄里摘來的：「一位牛津歷史考試員說，紅頭髮的人的歷史知識差。」（我得聲明，這個引文的來源是《約克郡晚郵》。）我個人不準備承認紅頭髮的人歷史知識差，因為我認識一位很有學問的歷史教授是深紅色頭髮。再說，關於紅頭髮的人這樣那樣的斷語是那麼多，我只好一概存疑了。又還有，我常常聽人說，下巴頦兒癟的人懦弱。這個信念又因為P．G．伍德豪斯先生書中的主人翁波提·伍斯特而得到加強，後者的名聲很大，有一家報紙稱他為「癟頦英雄」。 要說紅頭髮和急性子有些關係，癟下巴和懦弱有些關係，也許沒有錯，雖然說所有紅頭髮的人都是急性子，所有癟下巴的人都懦弱，可能是錯誤的。事實也許是（拿第二個例子來說），癟下巴的人有懦弱的傾向。這等於說，拿癟下巴的跟下巴不癟的人比，前者有比較多些的懦弱的人。認真說，我們應該考慮四種人之間的關係：（1）癟下巴而懦弱的人；（2）癟下巴而不懦弱的人；（3）懦弱而下巴不癟的人；（4）下巴不癟也不懦弱的人。 假設我們急於要知道某一個癟下巴的人是不是懦弱。事實上這不是可笑的設想；我曾經聽說有一位女校長討論聘請一位教師是否擔風險，因為這位候補教師的下巴是癟的。我們要考慮的問題是：有沒有一種合理的方法測試癟下巴的秉性懦弱的假設。合適的方法是聯繫統計法。我在本章把正確的方法簡單的說一說。 假定我們能夠研究任意取樣的1000個人。再假定我們有方法決定其中每一個人應當歸入四個可能的類里的哪一類。讓我們假定我們已經把1000人分成兩群：（i）200人癟下巴，（ii）800人不是癟下巴。讓我們再假定把（i）分成懦弱的和不懦弱的，把（ii）也這樣劃分。我們假定結果如下： 我們現在有了為回答癟下巴的人是否比較傾向懦弱這個問題所需要的材料了。 如果你檢查一下上面列表的數字，你就會發現，懦弱而不是癟下巴的人為懦弱而是癟下巴的人的兩倍。但是這不能證明癟下巴的人比非癟下巴的人更傾向於懦弱，因為非癟下巴的人數比是癟下巴的人數多。這一考查的結果可以總結為：癟下巴的人裡邊懦弱的人的比例（1/3）比非癟下巴的人裡邊的懦弱的人的比例（1/7)高。所以我們可以說癟下巴的人有懦弱的傾向。這是一種有節制的說法，可是不一定是空泛的說法。假定上面說的數目是正確的（事實上這些數目是僅僅為了舉例說明而編造的），我們能把癟下巴的人的懦弱的傾向有多大說確定。這樣我們就不至於非在所有的癟下巴的人都懦弱和有些癟下巴的人懦弱兩種說法里選擇一種不可了。我們發現有一種跟這兩種說法都不同的另一種說法：A有B的傾向。這個形式的論斷在討論政治、心理、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問題的時候特別合適。平常討論問題的時候很少採用這種形式，非常可惜。無疑，原因之一是提供足夠使我們能夠具體說明這傾向有多大的憑據是會遇到困難的。一部分困難將在下一章里討論。我想，為什麼我們很難得說兩種特徵有互相聯繫的傾向，有一個原因是我們並不真正有說話有節制的要求。 ———————————————————— (1) B．羅素：《獲得幸福》，第84頁。 (2) 勒姆賽·麥克唐納德：《社會主義運動》（1911年），第Ⅹ-Ⅺ頁。 (3) H. G. 威爾斯：《世界之腦》，第81頁。 (4) 「中項不周延」是傳統的邏輯學裡的一個專門術語。「周延」的意思是適用於一個類裡邊的每一個成員。 (5) 參考此處。 (6) 這些例子我得自雷克斯·奈伊特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