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思維 · 第八章　聽眾的種種為難

勸說的技術，前面已經用廣告術、報紙的版面、記者的選擇新聞做例子。一個在公共場所演講的人，為了達到鼓動他的聽眾做一件什麼事的目的，也不能完全忽視這種技術。演講的人必得吸引聽眾的注意，並且維持他們的興趣，使他們願意繼續聽下去。因此，他必得變著樣兒說同樣的意思，因為任何複雜問題都不是一聽就能了解的。最後，他必得讓他的聽眾覺得他有對他們說話的權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必得顯示他說話有一定程度的權威。在滿足上述種種需要之中潛伏著對演講人的巨大誘惑和對聽眾的嚴重危險。如果一個演講的人聲稱他對於所要討論的問題不是特別勝任，如果他堅決不翻來覆去說同一意思，如果他不肯訴之於聽眾的感情態度，那麼聽眾就會聽得不耐煩，心猿意馬。如果是這樣，演講人大可以站在聽眾面前一言不發，這就不成其為演講了。一個有效的演講人總是要估計聽眾的反應的。有的聽眾也只配讓演講人利用他們的輕信與無知。 有各種各樣的聽眾，有各種各樣的演講人。以演講人而論，中學教師和大學教授代表一個極端，大選時候的政治演講人代表另一極端。我把這兩種演講人用來代表兩個極端，是假定給學生講課的人主要關心的是幫助他們受教育，而面對由選舉人組成的聽眾的演講人主要關心的是勸說他的聽眾投他自己的票或者投他所支持的候選人的票，即使他在勸說的同時也進行說服。這兩種目的都是誠實的，都是在一個民主國家值得追求的。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聽眾的性質有所不同。用來吸引和維持他們的注意力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為了方便，我用「講課人」和「演講人」這一對名稱來標明以教育為主要目的和以勸說為任務的兩種說話人的重要區別。一個教育家有兩個主要目的：一，灌輸知識；二，培養某種心理習慣，這種心理習慣將使他的學生會尋覓知識並且養成在合理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獨立判斷的能力。一位大學教授講話有一種權威，這種權威產生於他比他的學生有更多關於這門學科的知識。可以設想，他被任命為教授是由於他具備必需的知識，而他的學生們，至少在開始階段比較無知，有時候是驚人的無知。學生是來接受知識的，教授是來向他們提供知識的。可是我希望大家會同意我的意見，教授的任務不是僅僅以提供知識為限。而且，即使是一個正經任命的教授有時候也會把事實搞錯。再說，提供知識和灌輸意見也不能截然分開。就我所知，在歷史、哲學和社會科學這些學科尤其如此。我想大多數教授會同意，如果一位教授有這麼個習慣，每發表一個重要的意見都不肯十分肯定，說話愛遲遲疑疑，給人一個印象他在這方面不是特別見長，那麼他的講課將完全不起作用。他必得作出權威的姿態，讓人知道他在這方面有特殊知識，曾經在所講的問題上花過很多工夫加以思考。他的合理的權威到此為止。一個聰明但是知識不夠的學生可以批評教授的論斷，而且，請注意，也許批評得對。沒有人是不會錯的，包括大學教授；我們中間，哪怕是最年輕的，也可能看見我們的視野中為眼罩所遮住的東西。 有時候毛病出在學生方面。他們像卡萊爾所說的那樣坐在那兒，「像等人把水倒進去的水桶」；他們對於教授的權威有一種過度的崇敬；他們懶得出把力氣動動自己的腦筋。幸而對於教授只因為他是教授而給予的崇敬正在減退，我相信。另一方面，學生也應當記住，「在我們中間，哪怕是最年輕的，也會搞錯。」有一個事實是無可爭辯的，起步的時候老師是領先於學生的，並且可以假定，他不但是有較多的知識，而且也比班上部分學生更加思路活潑——除非這是個很小的班而且班上的學生都不一般。 在成人學校裡邊講課的人會遇到特殊的困難，由於成人學生特別容易有先人之見。常常會有這樣的學生，他到這個班上來就是希望得到一些信息可以幫助他證實他早已懷持的結論。(1)他們的意見已經決定，他們所要求的只是有一位有資格的講課人的權威。有一位成人學員對他的教師的評論可以說明這一點。他說： 「他是個有能力的人，常常說些話引起不同意見。我的理想是一個說起話來充滿自信的人。有時候有一位學員偶然表示相反的意見，我們的講師說，『是的，也可能是這樣。』他說話的神情叫人覺得這反對的意見跟他原先提出來的意見有不相上下的道理。」 這個學生期望他的講師把有利於這種意見的證據和有利於那種意見的證據都拿來掂掂分量，作出決定，哪種意見更可取；他還期望那位講師明白無誤地說出來哪種意見是絕對正確。這不是總是可能的。我同意，這是我們希望有更多次數能夠實現的理想。然而確實有很多重要問題是兩方面都有理，因而考慮到雙方的論證，沒有理由斷定這相反的意見之中有一方是無疑問的正確的。承認這一點，跟聲稱「按照我的意見，我相信這是正確的看法」並不矛盾。注意「這個結論是不容懷疑的」這種說法和「我不懷疑這個結論是正確的」這種說法的分別，是非常重要的。前一句話意味著沒有一個頭腦清楚的人會懷疑這個結論。如果是這樣，那麼任何對此有所懷疑的人都是頭腦糊塗的。至於後一種說法，那僅僅意味著至少有一個人，就是說這句話的人，已經解決了他的疑慮，準備拿出證據來支持他的信念。 我剛才引用過他的話的那個成人學生，如果他的教師只是「提出」一種看法而對於另一種看法也只說「也可能是對的」，沒有多餘的話，那麼我以為這個學生對他的教師的批評不無道理。可是我不知道他的批評是不是針對這一點，因為這個學生顯然要他的教師說話「充滿自信」，而不是「引起不同意見」。但是學生是一種特殊的聽眾，它是由一些要求受教育而不是要求得信仰的人組成的。至少一個講課人希望這是他的聽課人的思想狀態的正確描寫。在這樣一種聽眾面前，如果講課人有時候說了些錯誤的話，使他的聽眾知道他並沒有被神賦予他永遠正確的靈感，那倒是一件好事。 從一間教室里的溫和平靜的空氣轉到一個政治講壇上的感情沸騰的空氣，變化可大了。然而我們在前一種場合未始不能具體而微地看到後一種場合演講人所遇到的一些誘惑和聽眾所遇到的一些困難。我說演講人遇到誘惑，聽眾遇到困難，是因為我想到演講人是一個要贏得他的聽眾接受他的觀點並推動他們照此行事的人，我也想到聽眾是一些要求獲得合理的根據使他們能作出被要求作出的決定的人。從這個觀點出發，我用的語言在我看來是方便的。可是我並不否認演講人在自己的思想中也會遇到困難，這種困難不是因為存心誠實就可以消除的。另一方面，聽眾也可能——我怕不是可能而是常常——由於懶惰的心理習慣，把一切委之於罐頭思維。這些我現在都不談。還有，我要假定演講人是一個「誠實的政治家」，就是說，他要使得他的意見被人接受是因為他深信他的意見是對的。 那麼，什麼是演講人所遇到的誘惑呢？顯然，他必須能夠「吸住」聽眾；他是帶著光環出現在聽眾之前的，他本人在聽眾眼裡是有地位的人，並且還可能有名人當主席。他的宗旨是勸說，他沒有時間教育他的聽眾。他得準備受「質問」，被不相干的甚至是惡意的質問所打斷。雖然我一直假定聽眾是希望得到合理的說服的，可是我也不否認這樣的聽眾只存在於邏輯學家的夢中。相反，我要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政治演講人常常面臨嚴重的誘惑，只有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這樣的「政治聖人」才能有不屈服的時候。 我要用幾個例子來表明這些誘惑的性質，這些例子來自1931年大選時政治家們對選民所作的演說。(2)因為事情已經過去了幾年，我們能夠比較超然地研究研究那時候他們說了些什麼，是怎麼說的。可是得記住，不管是你還是我，都做不到完全超然。那個時候爭論的問題現在也不是全都解決了。對於這些爭論的問題，我們可能有堅決的看法，我們也許堅決站在某一個政黨的一邊。正是由於這個理由，我才假定我們只能達到一定程度的超然。我個人的意見是，在那一次大選中積極活動的政治家中，大多數是相信只有他們的黨能夠拯救國家免於災難。這句話聽起來可笑，實際不然。一個政黨所要拯救我們免於遭受的災難和對方政黨提出辦法來搶救我們的災難不是一回事。 我要首先從鮑爾溫於1931年10月20日在利茲所作演說中引一大段，按照第二天的《曼徹斯特衛報》的報道：(3) 「斯坦萊·鮑爾溫先生今晚在利茲對廣大聽眾演講，受到極大的歡迎。這是他將要在英格蘭北方和蘇格蘭所作的一系列演說的第一個……鮑爾溫先生說： 『我充滿自信在這裡開始我在工業的北方進行的競選演說。我對約克郡的男男女女的深明事理、明辨是非充滿信心。（a）他們的頭腦太清楚了，絕不會上社會主義者的瘋狂許願的當，也不會受關於關稅改革的假仁假義的言談的蒙蔽。（b） 『如果他們要證據，他們只要讀一讀菲利普·斯諾登——他本人就是一個地道的約克郡人——最近幾天所說的關於他從前的同夥的話，他們在國家危險時刻置人民於不顧。（c）全國工人已經對那些政黨感到厭倦，他們只會許願一次又一次的救濟金，而他們明明知道錢櫃裡沒有這筆錢。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老老實實想辦法讓礦山、紡織廠、機器廠重新開工的政府。（d）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紛紛擁護聯合政府的原因。』（e）…… 『人家對他們說這次大選是保守黨的詐騙，說整個危機是銀行老闆們的詐騙。頭一句話出自大權威勞合·喬治之口，』鮑爾溫說。勞合·喬治曾經說過他們用狡猾的手段競選。鮑爾溫笑著說，『我不狡猾，（f）也可以說沒有狡猾的名聲。』『我想要是我們狡猾的話，我們會用另外一種方式進行工作。當初財政風潮一起來，工黨政府束手無策，靜等翻船，他們自己翻船，國家翻船，那時候如果我們是狡猾的政治家，我們滿可以拒絕跟他們合作來救這條船。我們滿可以從國家當時的困境中撈取政治資本，就在那個時候要求舉行大選。（g） 『我們處於戰術上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生命，即使是政治生命，是超出戰術之上的。我們的國家的前途比一個工黨或者自由黨或者保守黨更加寶貴。在我們古老的國土上有幾千萬安分而正派的人民。我們必得想到他們，沒有一個正派的人能夠不想到他們，首先想到的該是他們，而不是這一黨那一黨。（h）［大聲歡呼］』 ［鮑爾溫接著指出，前面有艱巨的工作，聯合政府必須取得全國的委任去進行這項工作。他說社會主義的工黨是『輸不起的』。他承認英鎊曾失去信任，可是銀行沒有失去信任。他誇獎那些銀行家，特別是英格蘭銀行的行長。他說在他看來，對外貿易的入超的補救辦法在於關稅。］ 『近來有一種議論我不能完全理解，這就是關於本屆國會有無制定永久性關稅之權的議論。（i）國會不能制定任何永久性的東西。每一屆國會都完全有權取消上一屆國會的決定，如果它認為應當這樣。沒有一個國會能夠通過一條法律，說什麼什麼是永久性的。』 ［他接著說，應該組織一個超黨派的委員會來對關稅作科學的調整。他指出來，在這一點上他跟在這次選舉上跟他站在一邊的另一些人的意見不同。］ 『當前的根本問題不是社會主義，不是個人主義，不是自由貿易，不是保護關稅。當前的問題是，在他們的國家處於困難的時刻，選民們是把他們的命運交給從全國所有的大黨選出來的願意為國家的利益和睦相處、團結一致、共同為國家的利益工作，把國家從災難中救出來的政府呢，還是把政府工作交還給那些就在幾個星期以前逃離大船，把乘客交給他們自己的命運，而他們自己，用斯諾登的話來說，逃之夭夭，因為他們不願意為救出國家的靈魂而失去他們自己的政治靈魂的那些人呢？（j）［歡呼］ 『危機，』鮑爾溫結束他的演說，『還沒有過去。我們前面還有困難的日子，我們要鎮定，要團結。這不是麻天木地的時刻。不要逃避責任，讓每個人都懷著在國家困難的時刻要為它出一把力的決心去投票。』」 假定我們是為了決定要不要投聯合政府的票去聽鮑爾溫的演說的。我們的首先的需要是要在這短短的時間所允許的範圍內鬧清楚相持不下的究竟是些什麼問題，鮑爾溫對這些問題將提出什麼建議。我想他的演說沒有滿足這個要求。當然我們不能要求對這些重大問題——其中有的是不可能簡單說明的——作出充分的面面俱到的陳述。可是我們找不著任何清楚的陳述，說明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沒有給我們任何關於他的黨的方針的說明；相反，鮑爾溫告訴我們，他贊成有一個科學的關稅政策，而聯合政府不接受。 那麼，這一篇毫無疑問是成功的演說的奧妙在哪裡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相信只要注意我用字母標記出來的那些話就可以了。下面我將逐一申說。 （a）拍馬屁，目的在於搞好演講人和聽眾之間的關係，讓聽眾樂於聽他說話。 （b）繼續拍馬屁，同時斥責反對黨，用語氣很重的感情語言，不提供任何事實根據。 （c）巧妙地喚起愛國情緒，反對與聯合政府意見不同的人。這種斥責的巧妙，在於提出卑鄙行為的控訴而不指出事實。 （d）暗示他的黨將一老一實為人民福利努力，而敵黨只會說空話。 （e）措辭似乎已說明理由，實則並未說明。 （f）求助於聽眾的心理習慣。大多數英國人喜歡老實人。「笨而老實」在我們的語彙里不是貶義詞。人家常常用這句話來評論鮑爾溫，他本人聽了並不不高興。所以，他否認使用狡計藉以贏得讚許。請注意，鮑爾溫在否認他是狡猾的時候是笑著說的（如果我們能相信《曼徹斯特衛報》的話）。我想，當他又加上一句「也可以說沒有狡猾的名聲」的時候是受了做老實人的衝動的。可是我們不妨假定，那會兒他的戲法已經奏效了。 （g）訴之於選民們的愛國心，把他的黨說成是放棄自己的利益來搭救國家。 （h）動之以跟平常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感情，而對方是不顧人民的患難。用「我們古老的國土」、「正派的人民」等字眼加重效果，估計這些字眼能夠引起非理性的感情狀態。 （i）假裝無知，繼之以閃爍其詞。因為在前任內閣里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當時有兩種主張，一種主張是徵收「臨時關稅」以免削減失業救濟金，另一種主張是制定關稅作為保護英國工業與國外競爭的正常程序。後者未嘗不可以說是「徵收永久性關稅」。在我看來，這裡很難說鮑爾溫沒有故作違心之論。他從來不隱瞞他贊成實行保護關稅政策。 （j）聽口氣他要把根本分歧清清楚楚說出來了，可是他只是重複前邊的話，聯合政府要拯救國家，而對方是膽小鬼，是逃兵。這些話是否真實，鮑爾溫沒有向聽眾提供足以支持他的論斷的根據。 對於鮑爾溫這篇演說的最好的評論也許可以從他的另一篇演說里摘出來，這就是他以「真理和政治」為題對聖安德魯斯大學學生所作的坦白真誠的演講。我在本書第一章里已經引過一段，現在再引用一次並且延長一些。(4) 「政治家的聽眾不是不老實的人，他們也不願意或贊成別人不誠實，說假話，但是他們沒有緊跟嚴密論證的修養，而演說的人要獲得良好的印象，要取得對一種政策的支持。這就不難明白這會怎樣導致語言貨幣的貶值，導致許願而不能兌現。」 然則是聽眾的過錯嗎？在我看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這樣說。可是我認為不應該這麼肆無忌憚地利用聽眾的智力上的弱點。鮑爾溫在另一處——這回是在牛津大學——說：「修辭學是用來在議會表決或選舉議員時爭取票數的，誰要是按照修辭學去進行思維，求上帝保佑他！」(5)如果這個話是對的，那麼鮑爾溫在利茲作競選演說時所用的演說把戲一定是以防止聽眾思維為目的的。 我並不想說不可以訴之於聽眾的感情；相反，應當這樣做。我覺得一個政治家激發聽眾愛國愛同胞的心是對的。要他們不說對手的壞話也近於空想。可是如果一位演講人口稱把真實情況告訴聽眾，使他們能作出明智的抉擇，而實際上只是鼓勵他們大動感情，求助於罐頭思維，那麼我不認為我們可以不指責他不老實，不正直。 我的第二個例子是麥克唐納德在1931年10月23日在西厄姆對他的選區的選民所作的演說。這篇演說我只能作簡略的陳述。一起頭，會場的空氣是帶敵意的，選民們覺得麥克唐納德背叛了工黨。下面我引《曼徹斯特衛報》的報道。 「挑釁似的把手一伸，麥克唐納德高聲說：『我不需要道歉。一點不需要。我不需要說對不起。』有幾聲歡呼。『我們是工黨，我們永遠是工黨。』儘管聽眾中有幾聲嘰咕，他還是舉起手指，聲稱他們所做的事情是維持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說，『我們這樣做，因為我們仍然是工黨黨員。等到事情已經過去，你們已經看見我們的行動的效果的時候，你們將會為我們祝福，因為我們沒有拋棄你們。』 「這時聽眾無保留地歡呼。」 麥克唐納德就這樣把他的聽眾拉過來，到後來他用他的言辭和他的人格把他們完全控制住了。像麥克唐納德這種類型的人——有感情，有風度，有天賦的悅耳的嗓音——很難避免把聽眾引入一種乖乖地聽話的心情——直到有一天在他踏上講壇以前已經完全失去信任。這樣的人非常容易情不自禁地利用聽眾的輕信，而聽眾則將遭遇拒絕這樣被利用的困難。當然不是說演講人絕對不可以引起聽眾這樣的心理狀態；他們總是相信你說的話，不論你是否把理由講給他們聽。他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只把他在自己書房裡才敢堅持的話說給他們聽，努力避免使用我們前面評論過的不老實的手段。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不幸的事實：我們被某些因素推動接受一些信念，這些因素與這些信念是否真實無關。埃斯奎司說過一個故事：金萊克，《東方行紀》（Eothen）的作者，在下議院坐了十一年，屢次找機會發表動人的演說都無效。有一回他作了一個總結性發言，被查士丁·麥克塞稱讚為「異常雄辯和漂亮」。可是當場沒有造成任何印象，因為他「嗓音尖，吐字不清」。第二天，羅拔·比爾爵士（第二）取得金萊克的同意，把金萊克的發言用在他的發言的末了。結果是整個會場為之震動。埃斯奎司勳爵說，「這大概在下議院的歷史中是獨一無二的事。」(6)這確實是足以表明一個儀表堂堂、嗓音悅耳、富有表情手勢的演講人對聽眾能有多大的魅力。這些特點也可以為一個理智上誠實的、無意於僅僅勸說他的聽眾的人所具有。我不認為理智上的誠實跟發表演說是不相容的。可是為了保持理智上的誠實，演講人必得對他如何引起聽眾注意、如何提供他的見解所使用的方法作嚴格的檢查。他必須特別注意，在提出他知道是非常沒有把握的意見的時候，避免採取一種非常自信的姿態和腔調。總之，這樣的演講人似乎有一種特殊的義務，要避免利用自己的風度和口才征服他的聽眾而並未用道理說服他們。如果碰巧他的聽眾是警惕的，能批評的，如果聽眾之中至少有幾個人是已經有遇到無論以何種方式提供的思想，都能辨別其思維方式健全還是不健全的訓練的，那麼他就是非常幸運的了。 ———————————————————— (1) 見本書第三章末。 (2) 1929年5月大選的結果，鮑爾溫的保守黨內閣垮台，工黨組閣，麥克唐納德任首相。世界經濟大衰退引起英國財政危機，內閣意見不一致，1931年8月麥克唐納德辭職。但是保守黨領袖鮑爾溫和自由黨領袖薩繆爾都不願意出來負責，他們說服麥克唐納德組織聯合政府。同年10月舉行大選，聯合政府獲勝留任，工黨拋棄麥克唐納德，單獨競選，結果大敗。——譯者 (3) 這篇報道太長，不能全引。方括號里的兩段是我根據《曼徹斯特衛報》的原文改用間接引語形式壓縮而成。那些用引號標出的是依照《曼徹斯特衛報》所報道的鮑爾溫的原話。有些話的後邊我加上帶括號的小字母，是我要在後邊加以評議的。 (4) 參看本書第一章。那裡說鮑爾溫的演講是在愛丁堡大學所作，這裡誤記為在聖安德魯斯大學。——譯者 (5) 見《論英國》，第101頁。 (6) 《回憶與感想》，第一卷，第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