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思維 · 第六章　罐頭思維

某些形式的無效思維是這樣產生的：有些複雜的事情，我們必須採取這樣或那樣的行動，因而急於要取得自以為合適的想法，這是很自然的。可是對於這樣輕易接受過來的意見的全部含義我們並沒有想透，有時候是因為太懶，常常是因為太忙，也往往因為無知。一種複雜的事態很少能用一句話說明它的真相。我們非常需要有確定的信念作為行動的依據，而搜尋這樣的信念應該擁有的證據是艱難的，因此我們很容易養成一種習慣，接受一些可以免除我們思考之勞的簡明的論斷。這樣就產生了我稱之為「罐頭思維」的東西。這個比喻我認為是恰當的，因為罐頭思維接受起來是容易的，形式是壓縮的，對於智力營養必不可少的維生素是丟了的。你一定注意到了我用了「維生素」這個詞，我在繼續用我的比喻。我還要加以擴充。罐頭牛肉有時候是一種方便形式的食品，它也有點味道，它也有點營養。可是它的營養價值比不上用來裝進罐頭裡去的新鮮牛肉。當初它一定是用新鮮牛肉製成的，絕不能讓它變陳了。同樣，一種罐裝的信念是方便的：說起來簡單明了，有時候還帶三分俏皮，引人注意。一個罐裝的信念應當是一個非罐裝的信念的結果。情況有了變化，出現了新的因素，這個信念就不應該堅持。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思想習慣堵塞我們的心靈，不應該依靠一些口頭禪來解除我們思考的勞苦。維生素對於我們身體的自然發育是必不可少的；對我們的罐裝信念時常加以盤問，對於發展我們的有效思維的能力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大家大概都熟悉許多罐頭思維的例子，尤其是那些已經變成口號形式的。什麼叫做口號？口號可以定義為「罐頭思維的結果，表現為被一群人採用的一句話」——簡單點用一個英語裡的字來說就是catchword，這個字在《牛津英語詞典簡編》里的定義是「聽見別人說也就跟著說的字眼」。現在四十歲以上的人總還記得1919年大選時候的口號：「絞死德國皇帝」、「把德國擠得吱吱叫」。我想，那些政治家們後來該後悔這些口號非常有效地決定了選民的投票。鮑爾溫在1929年競選時的口號是「安全第一」。這個新奇的競選口號失敗了，鮑爾溫被擊敗。下一章將要討論口號和宣傳這一危險的藝術的關係。口號的利用是很自然的，不超過一定程度時也是有益的。可是如果把口號當作論據，把有關的複雜情況全然置之不顧，那就超過了上述程度了。例如關稅對於一國人民的福利的影響這一複雜的經濟問題曾經用一句話總括，叫做「糧食稅意味著高價糧食」。這句話也許是對的；我的目的不在於辯論這句話的是非。但是糧食的貴與不貴，一部分原因在於實際工資有無增長以及貨幣的購買力有無增長。這種罐裝式斷言很容易堵塞不肯用思想或者無知識的人的腦筋，聽不進任何有利於徵收糧食稅的論證，因為沒有人願意糧食漲價。「人們不肯忍受糧食稅」這句話，多少年以來，無論是主張徵收糧食稅的人還是反對徵收糧食稅的人都深信不疑。比物勃魯克勳爵在他大張旗鼓地鼓吹「帝國內部自由貿易」的時候，對這一罐頭思維的例子進行挑戰。他保留「自由貿易」這一有魅力的口號，可是他毫不遲疑地宣布必得徵收糧食稅，等於對「人們不肯忍受糧食稅」提出疑問。人們肯不肯忍受什麼，往往要看是在什麼情況之下。 有一個時期，人們常常把弗洛伊德在心理分析方面工作的結果用一個公式來概括：「一切都是性。」對大多數人來說，要說戀愛、藝術、政治、宗教全都是性慾的表現，簡直是十足的胡說。這的確是罐頭思維的一個突出的例子。弗洛伊德的書不是容易讀的；他的見解是以複雜的實驗分析作基礎的，一般是說得很有分寸並且是用一種非常專門的語言來表達的。有些人（包括我本人）認為他的措辭不都是很恰當的。可是這不成為把他的主張用一個顯然不恰當的公式「一切都是性」來概括的理由。我想現在再沒有一個想要擁護弗洛伊德的理論的人會接受這麼一種罐頭話了，而且也不會因為這句話被表明為荒謬就全部否定他的工作的價值。 今天經常被人們強調的一個問題是極權政治理想和民主政治理想之間的對立，這也向我們提供沉湎於罐頭思維的誘惑。要發現一方面究竟什麼是法西斯黨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什麼是共產黨人的目的，絕不是很容易。（請注意，著重究竟二字。）要總結德國在納粹統治之下有些什麼成績，或者義大利在墨索里尼統治之下有些什麼成績，那就更不容易了。要核算蘇維埃俄羅斯的成就，估計它的失敗，那也是同樣困難的。我們之中大多數人會覺得難以決定這些國家的人民在專制統治之下有了哪些收穫，有了哪些損失。然而我們確實需要有有關這些情況的信念。我們跟這些極權國家的關係，現狀如何，又應當如何，這是有實際政治重要性的問題。當我們試圖在這個問題上決定我們的態度的時候，我們很可能對於這些國家之中的這一個或那一個所採取的內部政策或對外目的懷有贊成或反對的傾向。正是這類問題特別難於避免跟我們的感情合拍的罐頭思維。我們大多數人不能獲得有關事實的第一手材料，甚至連已有的翔實並且較少成見的報告也沒能看到。不管怎樣，這種問題是複雜的，難於把握的。建立一個簡單的對立要容易得多：一種政體（隨你喜歡哪種）是好得不得了，另一種是壞得不得了。我們會變得像一個孩子，問：「約翰王是不是個壞人？」，「理查一世是不是個好人？」，不能容忍，甚至不能理解，這種問題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對」或「不對」來回答。現在很容易發現，誰要是說希特勒給德國人帶來了點兒什麼好處，或是說墨索里尼對義大利的情況有所改進，這個人會立刻被痛恨法西斯主義的人責罵為法西斯之徒。同樣，一個熱烈擁護法西斯主義的人，會指摘任何說俄國工人的生活比沙皇時代好的人，說他在給「那些混賬的布爾什維克」辯護。這一類責罵都是罐頭思維的產物。習慣於說這種話的人是把一種統治總結為十全十美（或者十惡不赦），他不會辨別其中可能有好事情（或者壞事情）但不一定所有的事情都好（或者都壞）。他們腦子裡有一個過分簡單化的圖像，正如那個孩子腦子裡的約翰王一樣。 這種罐頭式的思維不可避免地要引導我們把對方的論斷作完全不能允許的引申。說墨索里尼實現了某些非常需要的社會改革，這本是一句有分寸的話，卻被引申為法西斯主義好得很的意思。把論敵的話擴大到包含它原來並不包含的意思，以至對方可以否認而無自相矛盾之嫌：這種擴大化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無意的。我們現在不去考慮在辯論中故意歪曲的問題，我們只研究並無惡意的歪曲，就是允許我們自己判斷關於某一問題的某種意見，而對於這個問題我們自己的心靈已經讓罐頭思維給堵塞了。我們用互相排斥的抽象概念來進行思考的習慣促使我們對論爭之點予以不適當的擴大——不是民主就是極權，不是善就是惡，不是黑就是白。認為斥責法西斯主義就意味著承認諸民主國家對於目前的世界狀況的形成完全沒有過錯，也屬於同類錯誤。有一個最近的例子。1938年4月15日出版的《觀察家》周報發表了洛基爾·勞伊德教長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十字架和危機》，主題是主張「說到底，歷史是正義克服暴力的不斷努力的記錄」。他聲稱發現兩條「道德闡釋原則」：最初是罪惡得勝，可是後來罪惡「的勝利本身引起了報酬遞減定律，最後把罪惡吞沒」。他的結束語是： 「這些原則適用於目前的國際局勢是明白的，十字架確實為今天的民主政治大有希望提供基礎。但是我們不能聲稱這個道德闡釋現在就能看到它的兩個階段；這樣說就不是現實主義了。事實是，以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存在的事態而論，還沒有誰能說第一階段的結尾已經出現。罪惡，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為化身，還在收穫它的開場勝利的過程之中。但是凡是從十字架學習了他們的道德和他們的歷史觀的人都知道，早晚這罪惡勝利的本身就將不可避免地推動報酬遞減定律。」 這篇文章引起一位作者在下一期《觀察家》的通信欄里抗議「勞伊德教長讓民主和專制分別代表善和惡的勢力，未免太簡單了」。這位作者說：「問題不是這麼簡單。」他問道：「今天世界上罪惡的勢力泛濫，難道我們毫無責任？一個批准凡爾賽和約的國家，沒有多少權利自命為基督之徒而把歐洲的一些專制者認為是撒旦的使者。」勞伊德教長的回答是他從來沒有打算作如此簡單的解釋，他聲稱「我的文章沒有提起民主政治，我寫文章的時候也沒有想到民主政治。」他最後說：「認定法西斯專制者是罪惡的化身，這我是要堅持的。」 讀者請注意，勞伊德教長的辯白是不完全確實的，因為（在上面那段引文里）他明明說過「為今天的民主政治大有希望提供基礎」。可是在我看來，他認為別人是對他的話加以引申，他不承認是對的。他在法西斯專制者和罪惡之間畫等號，並不包含在「民主」和善良之間畫等號的意思，更不用說是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邊所實現的民主了。作出這樣的論斷是出於過度簡化的對照。我自己並不贊同勞伊德教長的觀點，但是我不認為他犯了被指控的簡單化。他在別的著作里明白表示過他能夠對某一制度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貶斥，同時在裡邊發現不少可取之處。在堅持認為「極權主義是反基督」的同時，他承認： 「……這也是明白無誤的事實：義大利、俄羅斯、德意志、土耳其的專制政治面對著一大堆難以忍受的宗教的、道德的、社會的腐敗現象。他們已經把這些東西掃除乾淨，讓他們的人民恢復了活力，賦予他們以新的道義上的自尊心，用一種有條有理的社會制度替代腐敗的特權，尤其是使得『沒有什麼值得追求，親愛的，沒有什麼讓我們活著有意思』這樣的歌曲成為不相干的過去。 「事實上，真正的基督信徒，他要是真誠地衡量這些極權主義者發表的思想和實際的成就，是會時而激動時而沮喪的。如果他是在尋找罪惡，他能夠找到很多，可是他也能找到好事。」（《革命中的宗教》，37頁） 我從一本認真說理的書上節引上面這段文字，目的在於表示，即使像在罪惡和法西斯專制之間加等號這樣極端的意見，也不一定是罐頭思維的結果，不一定是忽視有關事實的結果。勞伊德教長肯定是痛恨法西斯專制的，可是他不滿足於用他個人的反應來代替講道理的論證。他的論證是否成功，我不管。也許有這樣一種危險，就是有人鸚鵡學舌似的重複他的結論，那些人並不試圖考查法西斯專制的後果，而滿足於念叨「極權主義是反基督」。顯然，勞伊德教長指摘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話，其中很多是只有像他自己那樣的基督徒才會同意的；也只有這些人才會接受他的「在令人絕望的情況中間有著有理由的希望」的論點。我說這個話也無非重複我在前幾章里強調過的意見，就是說，我們怎樣思維是跟我們是什麼樣的人分不開的。 這句話對不對，你可以自己試驗一下，想一想對於我所引述的勞伊德教長對一個當前熱烈爭論的問題的看法，你自己採取什麼態度。把基督的十字架引進論證裡邊來也許會引起你的憤怒，使你簡直不能相信這樣的作者會說出什麼值得一聽的話。或者相反，你一聽說作者是一位教會要人，就傾向於相信他的話錯不了。或者你準備就論證本身來考慮，不理會作者的宗教信仰如何。當然，這三個「你」代表三個不同的人。而且參加辯論的人也不限於這三種。我要談的卻只有兩個大類——一種人是腦筋比較開放的，一種人是腦筋比較閉塞的。即使我們相信我們屬於第一種人，我想我們還必得承認在某些問題上我們的腦筋是比較閉塞的，不容納不同意見，幾乎、也許是完全不能經歷任何豁然貫通。我引來做例子的問題之中就有些是我自己有堅定的看法的。我不敢希望在選擇或闡發這些例子的時候能夠避免偏向。我當然願意能夠這樣，可是我知道在許多有現實重要性的問題上我有我的看法，這些看法我認為是這樣肯定正確，以致我不能相信那些跟我的意見不同的人看清楚了我所看到的一切（我很想說成「我所看清楚的」，只是因為往往事後證明我並未看清楚才沒有加上「清楚」二字）。我個人的傾向性從我在下面引用的例子裡可以看出來。 比我們上面談到過的例子更粗糙的罐頭思維見之於使用諸如此類的詞語：「年輕的伊頓廣場布爾希」、「托洛茨基派搗亂分子」、「和平主義膽小鬼」、「腦滿腸肥的資本家」、「挺腰凸肚的股票經紀人」、「沒精打采的基督徒」。這種帶感情的語言把對於某一種人的個人好惡壓縮在一個短語之內。至少在我看來這是罐頭思維的結果。也許我這樣說還是抬高了它們，因為在使用它們之前畢竟是有過思維而不是脫口而出的。也許是這種短語裡邊所表達的概念久已糾合在一起，形容詞已經拴牢在名詞上，以致要把基督徒和沒精打采分開在心理上已經不可能。離開語言環境，我們不知道這些短語是僅僅用來泄憤，還是用來參加認真的討論的。如果是前者，它們就只有感嘆的價值。這也無妨，沒有理由不讓我們表示我們的憤恨，除非為了保持禮貌。如果是後者，這種語言就是不好的語言，因而這種思維是無效的。這是罐頭思維的極端形式。包含在這些短語裡的判斷，如果有什麼事實作根據，重新考慮一下那些事實就足夠讓說這種話的人明白，例如一個資本家不是必然腦滿腸肥，一個基督徒不是必然沒精打采。那些習慣於給一種政治制度、一種行動方針、一個階層的人加上一個難聽的形容詞的人，往好處說是把有關的事實過分簡單化，否則就是全然不理會那些事實。一個能夠以理責人的人用不著大聲叫喚。 不是所有的固定形容詞都是罵人的。你有時候會聽見人們念道「我們的了不起的警察」、「我們的一塵不染的警察」，他們無法相信有的警察曾經因受賄而判刑。相信有這樣的事就要把他們關於「我們的警察」的根深蒂固的看法整個推翻。他們不能想像一個英國警察會受賄，正如他們不能看見冰而不想到它是冷的。我有一個朋友，當她聽見她的兄弟、一位軍官——在世界大戰中第一次放假回來的時候——說，不是每一個英國軍人都是勇敢的，她的驚愕之態我至今還記得清清楚楚。因為這觸犯了久已銘記在她心中的英國軍人的形象。高貴的以及不高貴的動機造成這樣一個理想。可是要維持這樣一個理想就意味著不了解一個英國軍人仍然是一個人，跟一個法國的或者德國的軍人一樣的人。而且，我想，這也意味著沒有想像雙方軍隊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打仗。這種對這種或那種人的理想概念是很多糊塗思想的根源；甚至落到完全不能思考那個問題的地步。《新聞記事報》最近刊出過一封信，為罐頭思維的這種結果提供一個極端的例子： 「貴報星期三的社論里兩次出現『英國的懦夫行為』字樣。我不知道作者是哪國人，因為把『英國』和『懦夫行為』連在一起，是英語裡沒有的，也是世界上任何語言裡沒有的。在目前的微妙的歐洲形勢之下，『英國外交』這樣的字樣不是更合適嗎？ 「我的署名是 『一個英國人』，並以此為榮。」 這封信愚蠢到了不值得引來做例子的程度。我在這裡引用，只是因為它充分證明我們對某一種人的崇敬（或者鄙視）能夠使得我們完全不能想像我們有錯誤認識的可能。末了的署名也暴露出一種糊塗觀念：一個人不能以隸屬於某一國家為榮，除非這個國家裡的每一個人都具有他所欽佩的優點。這樣的一種心理狀態是堅決拒絕避開一種不良思想習慣的結果，這種思想習慣是跟對世界事務作有效思維所必不可少的超然態度不相容的。 我不否認罐頭思維也有它的用處。正相反，我們必須行動，有時候必須猛烈行動。我前面說過的那種把學院式的超然思考走向極端的危險，使得我們不能決定站在哪一邊行動，因為兩邊都有理。比如當我們的國家參加戰爭的時候，或者在議會選舉的緊急關頭，我們不可能不採取行動。拒絕參與戰爭，毫無疑問這是偏向一方的行動。拒絕投票也是一種行動，而且是不能產生有益的效果的行動。我們所能做的是利用能夠使我們做出決斷的一切機會；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就能行動有力。如果我們在決定如何行動的時候覺得困難，我們自然會對那些跟我們意見不同的人採取寬容的看法；這種寬容態度跟有力行動並不是不能共存的。罐頭思維（正如罐頭牛肉）並不危險，如果在這之前有過新鮮思維。我的比喻只能到此為止。我們不能讓罐頭牛肉「非罐頭化」，但是我們能夠時不時把我們據以得出罐頭結論的道理拿出來檢查檢查。而且，我們能夠提醒自己注意新的情況以及承認我們也可能搞錯。過去二十年歐洲各國關係的歷史為繼續不斷依照罐頭思維所體現的信念辦事因而產生的災難提供了可悲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