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思維 · 第五章　不好的語言和扭曲的思維

我們使用語言是為了相互交際，為了表示我們對情景的反應，為了觸發別人的應答，也為了思考什麼問題。我們可以把語言描寫成使用語言的人要藉以傳達某一內容的一種手段。這種廣義的「語言」包括用來傳達感情和思想的任何手段，從極其簡單的一端如手勢語到極其複雜的一端如數理語言。我們要討論的是語言作為一種工具。一種工具的好壞決定於它能否達到為設計這種工具的人所要達到的目的。一種無效的工具是壞工具；一種有效的工具是好工具。工具是讓人用的。例如木匠的工具，嚴格說，只有在有人用它的時候才是一種工具。我這個人使不好釘錘。我可以說，「這是很好的釘錘，可是我使不好。」這句話的意思是，叫做「這把釘錘」的東西是為了敲釘子設計的，設計得很好，可是使用的人用它敲釘子不很成功。使用語言和使用工具有某種類似。不好的語言指的是沒有能達到使用它的目的的語言；好語言是達到了使用它的目的的語言。只有在有一個有一定目的的人在一定場合使用它的時候，一個字眼才是一種工具。所以，我們使用語言使用得好還是不好，要看我們是為了什麼目的用它的。 我們用一個字眼（或者一連串字眼），無論是說出來還是寫出來，最明顯的目的是表示某種物體，或者某種關係，或者某種性質。我們就說這是這個字眼的「意義」。比如說，你和我站在斯里哥海灣邊上，忽然看見一隻白色的大鳥從頭頂上飛過。我對你說，「那是一隻天鵝。」我用這句話對你表明我們剛才看見的東西是名為天鵝的這一種鳥的一員。我這裡用的「天鵝」，它的意義是平常的，直截了當的。這種意義是與人事無關的，或者用更方便的說法，是「客觀」的。因為任何科學探討使用語言的根本目的要求所用的字眼是不涉及人事的、客觀的，我們不妨管這種用法叫科學的語言。有時候我們使用字眼是有意要在聽話的人那裡引起感情態度；我們要他們對我們說的話作出某種反應。這樣使用的語言可以叫做感情的語言。這樣使用的字眼可以說是帶感情色彩的。如果我們說話是為了引起感情態度，那麼使用帶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語言。可是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把我們相信是真實的情況作一直截了當的報道，那麼，帶感情色彩的語言就是壞的語言。在詩歌中，在雄辯中，帶感情色彩的語言也許對於說話的人所要達到的目的是必要的。這個時候它就是好語言，因為合乎當前的目的。可是如果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帶感情色彩的語言就妨害我們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種語言可能成為有效思維的不可克服的障礙。這一點異常重要，值得我們好好地談談。 我們在上一章說過，任何討論都有兩方。我們不妨分別稱之為言者和聽者。關於言者和聽者我們將要說的話一般也適用於作者和讀者。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言者，和你，聽者，兩人的意圖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也許你只要我給你提供情況。我在回答的時候用了帶感情色彩的語言，因而提供的情況不免有些扭曲。其之所以產生扭曲是由於所用的字眼本身是相當強烈的暗示著某種感情姿態的。這種暗示，心理學家稱之為「固結暗示」；我們不能聽到這些字眼而不引起感情姿態。正像冰塊不僅使我們觸覺上感到冷，而且使我們視覺上也感到冷，某些字眼在它們的客觀意義之上還有附加的意味。這種附加的意味就叫做感情意義。我可能故意對我提供給你的情況加以扭曲，因為我要激發你的感情。如果是這樣，我就不是老實地回答你的問題。那麼，從我的角度看，我的語言是好的（即有效的），因為它達到了我使用它的目的。從你的角度看，這是不好的語言，因為它在回答提供情況的要求時引起感情的反應。可是也許我每逢提到某些話題總是使用帶感情色彩的字眼，已經成為習慣，自己不意識到所提供的情況已被扭曲。在這種情況下，我不但是貽誤了你，並且貽誤了我自己。貽誤了你已經夠糟的了，貽誤了我自己就更糟，因為我將不能正確思維。不幸，我們常常處於這種狀態。在關於道德、政治、文藝、宗教等等的辯論中使用帶感情色彩的字眼的情況太多了。 讓我們看幾個例子。 St．約翰·歐文先生在《觀察者》周刊的一篇每周劇評里說： 「《海鷗》不能說是無足重輕的劇本，雖然它也許被年輕的伊頓廣場布爾希們(1)捧得太高了，這些人只要聽見一個俄羅斯名字就會神魂顛倒的。」 「布爾希」是一個輕蔑的名稱——現在有點過時了，但是在歐文先生的詞彙里還活著。在上面這段引文所在的那篇文章里，他是為英國戲劇界辯護。某些美國評論家說英國舞台上不上演嚴肅的劇本，歐文加以駁斥，引《海鷗》的演出為證。至少表面上這是他的意圖。但是歐文先生是一位有主見的人，他的感情是強烈的，他說話是有火氣的。他一想起這個劇本是一個俄羅斯人寫的，似乎就讓他偏離了他的目標，他禁不住要對持有他所深惡痛絕的政治觀點的人們捅上一刀。於是他就用了一個辱罵的字眼，並且不近情理地誇大其詞。這就把讀者搞糊塗了，不知道歐文先生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說，持有某種政治觀點的年輕人，由於持有這種觀點，就失去辨別好的俄羅斯劇本和壞的俄羅斯劇本的能力。也許歐文的這句話只是一聲叫喚——等於搖晃一下旗子，不一定有什麼深文大義。我對於歐文先生也許估計錯了，可是我的印象是：他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人，他的文章主要是用來誘導他的讀者同意他的意見，而不是說服他們相信他說的話有道理。他的文章常常誇大其詞，常常語帶情感，也許能給一部分讀者以深刻印象；可是另一方面，有些讀者已經認識到他的浮誇，因而對於他的嚴肅的評論也不太相信了。我本人就不知道歐文先生究竟要達到什麼目的。我在前邊把他的說話比作叫喚，我是故意選用了一個帶感情色彩的詞，因為我相信只有用這個詞才能正確表達歐文先生的話對我產生的印象。 讀者也許熟悉拉斯金對惠斯勒的名畫《夜景》的評論吧： 「以前我也曾聽見過、看見過不少老油子的破玩意兒，可從來沒想到會聽說有一個花花公子把一罐子油彩潑到大傢伙的臉上而要價二百個金元。」 對於一位能夠算是嚴肅的藝術評論家來說，這種粗暴的語言也許是不能原諒的。可是我覺得它不會對讀者產生什麼壞影響；它的粗暴使它不起作用。 有時候人們有意使用猛烈的語言，目的在於挑起強烈感情的反應： 「在整個阿比西尼亞論戰之上升起一股石油的臭味，而比這股石油味更臭的是猶太人的臭味。」——奧斯瓦德·莫斯利爵士（《新政治家與國民周報》——「這個英國」專欄，1935年）(2) 如果我沒有誤解奧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的目的的話，他是用了恰好可以達到這個目的的語言。在我們正在研究的好的語言和不好的語言的區別的意義上說，他的語言是好的。我相信他的目的是通過煽動和製造仇恨去激起人們起來行動；他要罵街，而他的語言罵街罵得太厲害了，反而不能叫人不看清楚他說話的用意。我要把這一點說清楚，這對於本章的宗旨非常重要。我個人不贊成奧斯瓦德·莫斯利的意圖；我非常不喜歡他的無禮貌的、故意罵街的語言。但是我在這裡不是要表白我贊成還是不贊成某某人有關藝術或者有關政治的見解；我要談的是我們使用的語言怎樣會妨害我們有效思維。使用強烈語言的習慣會導致扭曲思維。有時候是有意用強烈的語言，因為我們對某件事有強烈的感情，並且要別人知道我們有強烈的感情；有時候是因為用了我們沒意識到它的感情作用的詞語而無意之中對事實作了不真實的表達。要區別這兩種情況是困難的。 如果我記住我—你這個公式所表示的重要區別，我們會發現，認識帶感情色彩的話會影響別人的思維是比較容易的，認識這種話會影響我們自己的思維就不那麼容易。說反對我們的人的壞話，說贊成我們的人的好話，這對於我們大家都有極大的誘惑力。誘惑在於把辱罵當成坦率的批評，把讚美當成公正的欣賞。在1935年11月普選之前不久，《笨拙》周刊雜誌刊出一則幽默小品就是拿這個人人易犯的毛病做題目的。作者讓競選人牢記一些有用的字眼： 這六個短語每一個都可以以其中立的意義用來說出一個事實。例如，確實有銳利的批評這樣一種東西；確實也有庸俗的人身攻擊。《笨拙》周刊的作者擊中要害在於把一類詞語劃給你自己一邊而把另一類詞語劃給他們那一邊。離開具體環境，我們很難斷定這些詞語的使用是否出於扭曲了的思維。使用帶感情的語言的危險在於它有消除我們的批評能力的傾向。A. P. 赫伯特先生說得好： 「有人說『要實事，不要空話』，我請他注意：在政界，一個選得巧妙的字眼能比一千件無可非議的行事更有力量。給你的政治對手一個俏皮的壞名字，能比許多堅強的議論給他的傷害更大。」(3) 這個話不錯。很多政界人物有這一手。他們仿佛能迷住他們的聽眾，操縱他們的感情到了毀壞他們的判斷力的程度。赫伯特先生管這種「選得巧妙的字眼」叫「巫字」。然而並不是所有「巫字」都是別有用心的選用的；它們的使用也可能是雖然不妥，可並無惡意。某些字眼已經常常用於帶感情的意義，以致我們也這樣用它而不意識到我們的思想受這些字眼所連帶的感情色彩的影響。這樣的字眼有：布爾什維克，法西斯，共產黨，資本家；性；管葡萄酒和啤酒叫白酒；管失業補助費叫救濟費。例子很容易找。這些字眼是不是帶感情色彩要看用在什麼上下文裡。有些詞語在任何上下文裡都暴露說話人的態度，例如一個保守黨人管自己叫「堅定的保守黨」，而反對黨管他叫「死硬的保皇黨」。對西班牙內戰的雙方用什麼名字稱呼常常能表明說話人的態度。朱利安·赫克斯利教授在寫給《新政治家》（1936年8月8日）的一封信里作了一番仔細的分析，表明《泰晤士報》說到西班牙政府的時候所用的字眼越來越差，而說到反政府的方面所用的字眼越來越好。你不難在下列名單里分別褒貶： 說到西班牙政府一邊：忠誠的，西班牙，西班牙政府，共和黨，反法西斯，共產黨。 說到反政府一邊：叛逆，反叛，法西斯，反政府，「叛軍」。 你可以注意，把「叛軍」二字放在引號裡邊就含有反政府軍是從事非叛亂的鬥爭的一個合法的政黨的意思。另外一家保守黨刊物《觀察家》，如果我沒有記錯了的話，起初就管佛朗哥一邊叫「反共軍」而稱政府軍一邊為「共軍」。這些名稱含有那種感情意味，那也許是《觀察家》的政論的讀者所歡迎的；它們還有對於雙方的政治性質給予讀者以傾向性的作用。按照一個報刊的政治色彩的不同，我們發現有時候是這一邊被稱為「國民軍」，有時候是那一邊被稱為「國民軍」。最近《泰晤士報》稱佛朗哥的軍隊為「國民軍」。 西班牙內戰真是提供機會產生了大量的製造問題的字眼。什麼樣的字眼叫做製造問題的字眼呢？如果它的意義意味著還在討論中的某一點已經解決了，這樣的字眼就是製造問題的字眼。使用這樣的字眼就是使用不好的語言，因為這種語言隱含著一個並未經過證明的結論。以後我們談到循環論證的錯誤的時候還要遇到這些製造問題的字眼（見第十二章）。現在只要指出這一點：帶感情色彩的詞語可能不但是使聽眾，也使我們自己，看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已經在論證之前就作了結論。 在1931年普選前夕的興奮幾乎達到恐慌的程度，因而產生了大量的不好的語言，甚至超過了一般競選演說中所常見的。我從我手頭所有的報道中隨便挑出三個例子。(4) 格雷勳爵要求保守黨人「公平競爭」，他說： 「那些反對赫伯特·塞繆爾的人是在做一件不愛國的事。如果由於他們堅持關稅改革，反對自由黨候選人，因而（很可能是這樣）選舉的結果不明朗，甚至讓工黨的浪費政策得勝，那麼他們的行為無異於當國家處於危急之中的時候，他們僅僅由於黨派鬥爭，在國家的背脊上捅上一刀。」（《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13日） 鮑爾溫先生在利物浦演說時說： 「民主政治政治家的最高考驗是在危機面前有無勇氣。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有些同胞的勇氣沒了，使得國家處於災難的邊緣。他們逃跑了，把我們扔在前所未有的位置上。他們害怕了。［歡呼］他們忘了他們是英國人，只記得他們是社會主義者。那幾個星期的罪過將永遠記在我們的政治史上。」［歡呼］（《曼徹斯特衛報》，1931年10月20日） 羅伯特·霍恩爵士於同年10月29日在Criterion飯店發表演說，《曼徹斯特衛報》報道如下： 「人民已經投了票，他們為保衛國家的尊嚴感到驕傲。他們為在上屆政府里任職的那些膽小鬼加在他們身上的恥辱而感到憤怒。可是反對黨犯了個大錯誤，他們以為他們能夠用骯髒的許願來誘惑工商界人士的靈魂，仿佛他們是僱傭軍似的。」 這些演說之後已經過了七年，我的樂觀足夠使我相信，你們在這些引文中間發現許多不好的語言的例子。我說這種語言不好，意思是這些政界人物不是有意糊弄他們的聽眾；他們自己也被他們使用帶感情的語言的壞習慣引入歧途——有時候罵，有時候夸，有時候訴之於英國人講究的費厄潑來。 下一個例子不像剛才那些個明顯。這個引文的出處跟上面第二個例子相同，也是鮑爾溫的演說。這一部分的報道是這樣的： 「在關稅問題上的確不免有些為難。自由黨人對這個問題懷有自由貿易的傾向，但是願意不帶成見來研究和決定是否可以在關稅之外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保守黨將不帶成見開始研究，只是贊成關稅改革。他們願意不帶成見開始研究各種方案，整個內閣將懷抱十分誠意坐下來探求解決問題的途徑。」 請你們注意，鮑爾溫說到自由黨時，說它懷有自由貿易的傾向，而說到保守黨時，卻說它贊成關稅改革。「傾向」（bias）這個詞有一種帶感情的意味，意味著已經胸有成算，那是跟「不帶成見」不一致的。而「贊成」這個詞沒有這個意味，我想。可是請看《飛機報》的主編的下面一段話： 「外交部的軟弱無能的另一個例子是西班牙事件。一起頭我就主張：我們的正當的政策是嚴格中立，兩方都供應，而對國民軍予以自然的傾向。」 主編格雷先生好像沒有意識到他的話有點滑稽；也許「傾向」這個詞是中性的，我前面說它有感情色彩是說錯了；也許它被人們用於各種意義，弄得什麼意義也沒有了。正像阿麗思說的：「全都莫名其妙。」 ———————————————————— (1) 即對布爾什維克的蔑稱。——譯者 (2) 奧斯瓦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是英國法西斯黨首領。《新政治家與國民周報》是中間偏左的刊物，「這個英國」專欄專門選登落後言論和行事的報道。——譯者 (3) 《什麼樣的字眼！》，第229頁。 (4) 1931年8月，英國的工黨內閣因為對付不了世界經濟衰退引起的問題而辭職，工黨與保守黨、自由黨組成聯合內閣。十月里舉行普選；議席有變動，但仍由以工黨為首的聯合內閣執政。這裡引了三個人的演說，格雷是自由黨人，鮑爾溫是保守黨人（工黨內閣以前的保守黨內閣首相，在聯合內閣內掌權），他們的演說在選舉投票之前；霍恩是工黨，他的演說在選舉投票之後，選舉中仍然是工黨得票較多。——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