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附錄二 「適者生存」與「有閒階級」 ——面對財富與貧困的思考

……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思想，無論對錯，都遠比一般人更具影響力。而事實上，除了這些偉大的思想外，也沒有任何其他東西更能左右這個世界了。許多務實之士自以為能免除知識的影響，其實他們往往是為過時的經濟學者所擺布。(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 人只要生存於世，就無法迴避幾個帶有終極意義的人生問題：生和死、貧和富、愛和恨。一個人終其一生，其行為實際上就是對這幾個問題的不斷解構和回應。大多數人的解構都平淡無奇，只有少數具有大智慧和深沉之愛的人才能將自己的回應化作地球上最美的思維之花，潤澤人類的心靈。隨著人類歷史的延伸，上述幾個問題被不同的學科分解為不同領域的話題，生和死成為宗教壟斷的基本問題，愛和恨化為文學詩歌中永恆的主旋律，貧和富則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也是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題。 其實，翻檢世界歷史就會發現，流氓致富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共同點。而對待財富與貧困的態度，也就成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最基本的思考主題之一，並且也是檢驗歷代思想哲士人格的試金石。這方面最有意思的例證是十九世紀兩位思想家有關財富與貧困的思考，這兩位哲人一位是斯賓塞，一位是凡勃侖。前者的思想讓當時美國的富人們歡欣雀躍，而後者的《有閒階級論》出版後，卻迫使美國的富人們開始檢討自己的公眾形象。比較這兩位思想家對其所處時代有關財富與貧困的思考，頗覺意味深長。 英國哲學家斯賓塞(Herloert Spencer 1820—1903)一生剛好與維多利亞女王相始終。他的一大主要思想往往被後人誤解為達爾文的思想，那就是「適者生存」。據他自己說，他只是將達爾文解釋動物王國中死亡與生存的「適者生存」觀點用來說明充滿挑戰的人類經濟世界：「所有生物都必須接受『生計日艱』的事實，而這個壓力造成了普遍的進步，因為『只有能夠進化的物種才能生存』，並且』能夠生存的又必定是生物中最優秀的種類』。」他這樣解釋富人產生的合理性：貧富差距形成是自然力無可避免的結果，富裕者之所以富裕，是他們高度適應能力所帶來的成就，富人只是自身優越性的受益者。一個人之所以能夠富有，是因為他比別人更強、更優越。有了斯賓塞對財富形成的這種解釋，富人可以理所當然地享受自己的財富以及財富給他們帶來的種種樂趣。這一觀念也有力地保護了財富，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政府能對富人們獲得及擴充財富的方式加以干預，如果要干預，就等於干預了人種改良的基本規律。對窮人的冷漠是斯賓塞思想的一大主要特點。斯賓塞是這樣看待窮人的存在：幫助窮人，就等於要中止一切的社會進步，因為人之所以窮，就是因為對自己生存環境無知，在生存競爭中被淘汰下來的結果。 斯賓塞的思想出現，在十九世紀的美國有如天啟福音，因為他的思想完全符合了當時美國資本主義的需要，因為過去從未有任何國家能有這麼多的富豪可以這樣充分地享受他們的財富。所以他的《社會學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一書自一八六○年出版後的四十年間，在美國總共銷售了三十六萬多冊。這一為富者進行倫理辯護的思想被薩姆勒(Willianm Craham Su－ler)加以發展，遂有了下面這些「名句」：「百萬富翁是自然選擇的產物……因為他們就是經過精選的，所以財富在他們手中會累積起來……他們很可以被看作是選來擔任某種特定工作的社會代理人，因此他們能獲得高薪，生活奢侈。不過這種交易對社會是有益的。」而生存競爭正好是對窮人的鞭策，使窮人以努力工作來克服天生的劣勢。 美國的資產階級對這兩位哲人的思想非常之歡迎，在積累財富的競爭中大獲全勝的約翰·洛克菲勒，就曾用詩一般的語言表述自己優勝劣汰的觀點：「美麗的玫瑰花只有在將它周圍環繞的小芽苞犧牲掉以後，才能給觀賞者帶來芬芳。」同樣在商場上，也只有犧牲別人才能給洛克菲勒家族帶來榮耀，「這並不是商業上的罪惡現象，而只是自然律或上帝旨意的具體化而已。」而薩姆勒執教的耶魯大學，成為當時富家子弟接受教育的首選名校。這種觀念被當時許多人視作理所當然的道理予以接受，「天擇」觀念對於貧窮問題是一種相當合理的說明，但它衍生出來的觀念卻與歐美社會的宗教信仰發生劇烈的衝突，因為當時的牧師們說教時常說的一句話是「富人進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困難」。這種宗教精神對斯賓塞這類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有較強的抑制作用，所以在美國歷史上，儘管在斯賓塞之後也還有一些思想家對資本主義進行過辯護，但那種辯護詞通常都不怎麼理直氣壯，只能重複「儘管資本主義有缺陷，但沒有制度比這更好」一類的詞語。 但美國早期資產階級在接受斯賓塞禮讚的同時，卻在另一個經濟學家(也是社會學家)那裡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尖銳的嘲笑，制度學派的始祖凡勃侖寫了一本《有閒階級論》，使美國的新興資產階級發現除了財富之外，世界上還有別的更有價值的東西。 凡勃侖的《有閒階級論》於一八九九年問世有著特殊的背景。從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問世以後的一百二十五年當中，經濟學家們幾乎探訪了所有與經濟學有關的領域：這個世界的輝煌壯觀與它的污穢貧困，它在技術上的巨大成就或是它在人性價值上的缺點。金融界的互相殘殺，被描述為「節約與資本累積」的過程；最無恥的騙局被稱為「自由企業」，揮霍無度被視為是正當的消費。而這一時期的經濟學著作卻根本無法反映美國的經濟生活。克拉克的《財富的分配》根本不能反映美國已成為充斥著許多百萬富翁的國度；陶西格的《經濟學》也不能讓人知曉美國壟斷的股票市場；勞芙林在《大西洋月刊》所寫的文章告訴人們，當時美國還是以犧牲、努力和技藝作為賺錢的不二途徑，「每一個人都有權力去盡情享受其努力的成果」，簡言之，這時美國的正統經濟學是現狀的維護者，因此它們沒有發現問題的銳利眼光，對當時美國景況的本質——放縱無度與極度奢華完全熟視無睹，只以形式上的線條與沒有光澤的色彩去描繪一種「原型」，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美國經濟學家們「囿於情勢與利益的不自覺偏見」，它需要一種異鄉人的眼光，這種眼光有一種獨特的清晰性與透視性，而凡勃侖正好具有這種眼光。他的《有閒階級論》一問世，立即造成轟動，成為當時知識分子人手一冊的風行之作，當時一位社會學家告訴凡勃侖：「這部大作引起了東海岸的震驚。」這本書引起廣泛的震驚與其獨特視角及行文風格有關係，因為過去從未有過一本書以如此尖酸刻薄的用語，對社會作如此冷靜的剖析。 這本書的內容一如書名所指出的那樣，是針對有閒階級的存在而發。在理論探究的終端，凡勃侖闡明了這樣一個主旨：什麼是經濟人的本質，社會為什麼會產生有閒階級，「有閒」本身的經濟意義是什麼？對於經濟人與有閒階級，古典經濟學家們其實也一直在探究。在他們筆下，人類被描繪成一群理性化的人，在生存競爭中，有些人上升到峰頂，有些人下沉到谷底，成功者能充分享受他們的財富與閒暇，失敗者因自己的無能而忍受貧窮，這都是十分合理的事情。但凡勃侖卻認為這種人類觀沒有多少道理，他在某種程度上否定將社會束縛在一起的力量是出於「理性自制力交互運作」，他更不認為閒暇本身比工作更為人所喜好。他考察了美洲印第安人等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發現在這種原始的單純經濟形態下，似乎完全不存在有閒階級，在這種社會裡，生存的代價就是勞動，每一個人必須工作，不管他們的工作是什麼性質，沒有高低低賤。這種原始民族經濟的內在驅動力不是盈虧上的考慮，而是一種自然的敬業精神及對後代的一種長輩關愛。人人都力求在他們份內的日常工作方面出人頭地，偷懶(閒暇)雖不會受到責備，但卻絕不會贏得社會尊敬。 凡勃侖還注意到另一種前工業社會，即古代冰島、日本幕府社會。這種社會中存在一種明顯的有閒階級，但這種階級卻不是無所事事的懶人，而是社會上最為忙碌的人群，但他們的工作卻是掠奪性的，他們憑著武力或狡黠地掠奪財富，本身並不靠技藝或勞動從事工作。雖然這些有閒階級取之於社會，而且也沒有貢獻出任何生產性的服務以作回報，但是他們的行徑卻得到社會默許。因為這些社會富裕得足以養得起種不事生產的階級，而習俗中的尚武精神又使一般人格外推崇，因此這種階級不但未被視為寄生蟲，反而被奉為能者與強者。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對工作的態度便有極大的改變。有閒階級的活動即用武力贏取財富就被視為一種榮譽。相反，依靠出賣勞力的窮苦勞工卻遭到社會鄙視。自亞當·斯密以來的古典經濟學家們一直認為好逸惡勞是人類的天性，而凡勃侖卻認為，這是人類生活方式在掠奪精神影響下墮落的一種表現，因為一個崇尚武力和掠奪的社會，根本不可能尊重人類勞動。 凡勃侖的眼光繼續往前延伸，他在現代生活里看到了人類劣根性的基因。現代社會裡，有閒階級改變了它的職業，改良了它的方法，但是它的目標——不事工作而專事掠奪卻同樣不變，與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它們專門尋求女色或戰利品，而現在代之以求的是金錢和積累財富，而炫耀財富或窮奢極侈卻成為掛在印地安人帳篷上的人頭皮的現代仿本。有閒階級不僅因襲著古老的掠奪習性，他們個人的劫掠力量也仍然如以往時代一樣備受社會推祟。凡勃侖分析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為求在社會上受尊重，一個人必須要獲得某種標準以上的財富；正如同較早先的掠奪性階級一樣，野蠻人必須要獲得部族裡認同的體力、武藝與狡黠的標準。」同樣地，在現代社會裡，每個人也必須以力服力，才能贏得其他人的敬畏，而在這種「力」的競賽過程中，凡是從事於非掠奪性工作的人，往往自覺低下。 凡勃侖的貢獻不僅止於此，他的關於現代人只是未十分開化的野蠻人的觀點，不僅說明了有閒階級存在的現實，而且暗示了一種社會內聚力的本質。因為早先的經濟學家並未能十分清楚地說出當社會組成階級的利益發生重大分歧之時，到底是什麼力量促使社會束縛在一起，按照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觀點，當無產階級毫不妥協時，是什麼力量消解了革命？凡勃侖對這個問題給予了自己獨特的解答。他認為，下層階級與上層階級並不是針鋒相對的，他們受限於一種看不見但十分牢固的共同態度：工人階級並不企圖取代他們的管理者，他們只是試著去模仿。他們默認，他們所做的工作，比他們主人的工作要不「體面」得多。但是他們的目的並不在於除掉較高的階級，而是設法讓自己成為較高階級的一員。正是這種心態，使社會得以保持平衡穩定。 凡勃侖對富人社會行為的研究頗為辛辣，《有閒階級論》就是圍繞富人因自己的財富而產生的優越感以及他們為了炫耀自己的優越而採取的種種行動而寫的。凡勃侖認為，在十九世紀，富裕的最大問題就是階級結構的不良，富人的精神特質總讓人感到荒謬。富人要炫耀自己的財富，才能顯示出自身的優越，而只有兩件事情才能讓他達到這一目的，大量的閒暇和大量的消費。在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工作的世界中，大量的閒暇是富人所能造成的唯一與眾不同的特點：富人自己也許需要工作，但他們的婦女卻可以享有閒暇，而表現他們有不同的身份。他們進行大量消費時，總是強調購買物品所支付的高昂「價格」來加深大家的印象，而購買時的鑑賞力卻非常粗俗。與此同時，財富被大量花費在「官能娛樂」——美食飲酒和各式各樣的性關係上。但是一個人的飲食作樂有一定的生理限度，這種限度也一樣適用於性愛。經歷過一定時日以後，暴飲暴食逐漸地不再為人所讚賞，反而成了人們批評的對象，同樣，一度被認為最能顯示財富所帶來的樂趣——性雜交最後也成為大眾的娛樂，甚至成為一種「保健療法」。這時候富人在官能上的娛樂終於不再是令人羨慕的「專利」，於是富人開始嘗試用財富創造尊敬。下列兩種方法通常是最為便利的手法：一是購買爵位，如理髮學徒阿克萊特(Dick Arkwright)因發明了舊式紡織機致富以後，他便花了大量金錢購買爵位，讓自己搖身一變成為理查爵士(Sir Richard)，混跡於貴族之中；二是通婚，到一九零九年，美國已有五百位富豪之家的女繼承人，為了改善她們家族的聲望而被遠嫁外國，與她們一起嫁出去的是兩億美元。其中最有名的是凡德別特家族與馬波羅公爵的聯姻，這次聯姻花了一千萬美元左右，而聯姻的「成就」也非常圓滿：凡德別特家族拋棄了他們的強盜傳統，他們的後代也從此變成極有聲望的上層人士。這種情況表明，儘管這個世界多姿多彩，但它畢竟仍然與歐洲世界有著血緣關係，歐洲社會的傳統依然起著作用，一個人僅僅有錢還不能創造尊敬，世界上有一種比單純憑財富所獲致的東西更高的榮譽。 自凡勃侖的《有閒階級論》一出，再沒有富人能夠自由揮霍浪費而不遭社會諷刺。凡勃侖本人也博得巨大社會聲譽，不過這種聲名是以諷刺家而不是以經濟學家著稱。社會激進分子與知識分子們推崇他，而其他經濟學家則不斷探問他是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仍在懷疑他所說的一切是否值得嚴肅對待。不過越到後來，人們越認識到凡勃侖的研究的確觸及到他所處時代的中心過程，而在同時期經濟學家的探測之中，這一各種矛盾暴露得特別充分的過程卻出奇地受到忽視，可以說只有他，也唯有他有別於同時代其它的經濟學家，以一雙新的眼睛看世界。這裡且不說他在別的方面的巨大貢獻。只以他對有閒階級的刻畫為例，資本主義財閥是強盜大王這一點雖然令人不寒而慄，但卻接近真實。他的學生——另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威斯雷·米歇爾曾對他的先師作過如下評論：「凡勃侖給世界帶來了一種令人困惑的影響——他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訪客，以超然的眼光，冷靜地剖析時下司空見慣之物，他平常思想里所熟悉的一切，就像外力在他身上煉成的奇妙產物一樣。在社會科學的領域裡，沒有其他一個心智的解放者，能像他一般地擺脫環境的微妙鉗制，而在思想探究的領域裡，我們幾乎再也找不到一個像他一樣鍥而不捨的人。」 距離凡勃侖《有閒階級論》出版的時代已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這期間美國資產階級自身的素質已發生了巨大改變，造成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標準也一直在改變，如今在美國的任何一個地方，財富的簡單炫耀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獲得社會尊敬。現代政治家就比富翁有更特殊的社會地位，根據官方的統計，許多富翁願意花一筆相當數目的錢去擔任駐小國的大使，以獲得社會地位。除此之外，一個人的尊嚴必須與音樂、藝術或慈善事業相結合。富人除了錢之外，必須在某些領域創下相關成就，否則根本無法獲得社會尊敬。 觀念本身往往是既得利益的試金石，人們往往會用觀念來證明社會行為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莎士比亞在《雅典的泰門》里曾寫下有關金錢的千古名篇。自他以後，也不斷有人在批判拜金主義和金錢迷幻症。但其實仔細深究，就會發現歷代哲士對拜金主義的不滿，實際上是對富人們致富方式的不滿，對他們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無視窮人苦難的不滿。每每翻看歷代哲人有關財富與貧富差距的討論，我常常感到他們對人類那種深沉的愛，感受到他們那種深刻的學理自信和道德自信。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與恩·弗列羅夫斯基《俄國工人階級狀況》這兩本書，體現了兩位大思想家深厚的人文精神。馬克思曾給予兩本書極高的評價，後者的問世，他認為對當時的歐洲來說，「是一位嚴肅的觀察家、無畏的戰士和批判家、傑出的藝術家所作出的真正的發現。」 在財富與貧困已成為困擾當代中國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時，我國的思想界又是如何詮釋「財富與貧困」這一人類的基本問題呢？ 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中國社會的階層分化已是任何人都無法忽視的社會現象。歷史在這二十多年的腳步是如此匆忙雜亂，幾乎濃縮了整個二十世紀的百年憂慮，即便是最有心的人也來不及思考這二十年當中所發生的一切問題，有關財富與貧困的思考基本上被摒棄在知識界主流人士的視野之外。但到了今天，誰也不能再無視中國當代富裕階層的存在：他們的行為方式已構成以消費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市場意識形態；他們那種巧取豪奪的致富方式早已使勤勞致富等觀念成為過時的價值觀；他們的居住方式已從各個層面改變了城市的空間布局；他們的消費方式、婚姻家庭模式等等無一不對社會行為起著風向標的作用，貧困者與富裕者之間那種巨大的差距無處不在地刺激著人們的感官。統計數據和各種事實已確切無疑地向社會表明，最多再過五一十年，私營經濟將成為中國社會占主導形態的經濟形式。在財富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詩人、藝術家、專家、學者等都沒有辦法反抗金錢的優越性。而政府官員們無法反抗金錢優越性的結果，就是貪污賄賂公行，權錢交易成了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大景觀。這些富人們唯一沒有擁有的就是真正的知識。於是，購買文憑與博士、碩士學位，花錢找人作槍手寫書之類的事情越來越多。 世態變化已是如此，不容任何一個睜大眼睛看現實的人忽視這些現象，但有關財富與貧困的基本思考在中國目前還處於缺位狀態。目前已有研究中國的貧困和反貧困問題的學術專著出現。但沒有包括財富理論的貧困理論是不完整的理論，直到如今，富裕問題只是在少數作家筆下以漫畫形式出現，始終未能成為學者們的專題研究對象，財富與貧困二者之間關係的研究也一直缺位。僅以最基本的問題而言，不少富裕階層的致富方式，即他們的「登龍術」一般也處於秘而不宣的狀態，人們除了從那些不斷被曝光的貪污腐敗分子們的劣行中，想像富裕階層的「登龍術」之外，真還沒有辦法對當代富人們的致富之道進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的情況看來，至少有幾個基本問題還沒被納入考慮範圍：富人們究竟是根據什麼道德法則進行生活？這種道德法則如何影響財富的攫取和使用？他們是用什麼思想與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財富？ 社會各方面對金錢巨大優勢的反抗，僅僅只體現在對富人們財富積累方式的譴責上。而這種譴責與整個社會巨大的金錢饑渴感相比，顯得非常軟弱無力。作家梁曉聲在《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書中，已經盡了一個作家的最大努力，去批判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以及某些地方政府官員在經濟至上主義的驅使下，對弱者利益的漠視與對強者的無恥獻媚。但就在梁曉聲進行反抗的同時，最能介入中國國情研究，實際上也最具有批判能力和穿透力的經濟學，恰好又忽視了對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二者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 對財富與貧困這一現代社會的基本問題如何進行思考，是檢驗每一個思想家人格的試金石。如果說前輩思想家對財富與貧困的研究，更多地是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從而使他們同情的天平傾向於弱者，今天的「現代人」可以譏笑這種同情心的廉價與不合時宜，那麼我們也至少可以看看不少當代思想家們對待財富與貧困的態度，如吉爾德的名著《財富與貧困》完全是從經濟增長根源方面來研究財富與貧困二者之間的關係，儘管如此，他也曾引述克里斯托爾的話表明自己的觀點：「正如人們在個人生活中不能長期容忍精神空虛的感覺一樣，他們也無法長期接受這樣一個社會，在其中權力、特權和財產的分配全然不顧某些道義上的標準。」 何清漣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日完稿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