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附錄三 評凡勃倫的經濟學說

托爾斯坦·本德·凡勃倫(1857—1929)是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制度學派的創始人。 凡勃倫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一個挪威移民的家庭里，在青年時代，他入卡爾登學院讀書，受業於美國邊際效用學派首領約翰·貝茲·克拉克。大學畢業之後，凡勃倫又入耶魯大學研究院。後來凡勃倫曾在康奈爾、芝加哥和斯坦福等大學教書。凡勃倫在耶魯大學時就寫過一篇《論1837年恐慌》的經濟論文。他的成名則是在1899年發表《有閒階級論》這本書之後。在20世紀初，凡勃倫繼續發表了《企業論》(1904年)、《現代文明中科學的地位》 (1919年)、《工程師和價格制度》(1921年)、《不在所有權和最近的商業企業》(1923年)等著作。 凡勃倫的經濟學說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曾經引起熱烈的爭論。這個別樹一幟的庸俗學派在20世紀20和30年代達到它的發展高峰。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成為凡勃倫學說的信徒。在羅斯福實行「新政」的時期，制度學派的一些成員還參與了「新政」的籌劃。 制度學派的產生和它的一度興盛，同美國社會經濟和階級鬥爭的發展情況密切相關。我們知道，美國原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晚的一個國家。但是，在19世紀末，它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到 1894年，美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已超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躍居世界第一位。在20世紀初，美國已經變成了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一。與此同時，美國也成為資本主義矛盾最深刻的國家，階級鬥爭十分尖銳。在19世紀80和90年代，美國工人就大規模地展開了反對壟斷資本的罷工、示威和飢餓進軍等運動。在20世紀初，美國工人運動有了更加廣泛的發展。在1905至1912年之間，美國工人舉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罷工，發動了各種反對壟斷資本的英勇鬥爭。 在社會階級鬥爭日趨尖銳的情況下，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深感到傳統的辯護理論已經陳腐，不能適應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和反對無產階級鬥爭的需要，因此在20世紀初，許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積極尋找為資本主義制度辯護的新方法和新形式。凡勃倫的經濟學說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 (一) 凡勃倫是以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批評家」的面目出現的。按照他的說法，到19世紀中葉為止，一切經濟學說都是建立在享樂主義的心理學和「確信世事變遷的過程中，有漸入佳境的趨勢」(《近代文明中科學的地位》)這兩個原則的基礎上。凡勃倫認為，享樂主義的心理學把人看做是「快樂和痛苦的計算者，俯仰浮沉於刺激力推動之下，好像一團性質相等的快樂欲望的血球」，這種見解把人看做是被動的，其行動主要受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的衝動支配，這是同新心理學不符的。至於世事「有漸入佳境的趨勢」，按照凡勃倫的說法，這是形上學的，以這種淵源於神學的觀點為前提的關於自然規律的理論、關於自發調節的理論以及其他理論，也都與事實不符。在凡勃倫看來，以往經濟學說的前提既然同事實不符，它們的理論體系也就不可能正確。 顯然，凡勃倫的「批評」並不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以往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他的「批評」不過是出於這個事實，即在壟斷組織占統治地位、經濟危機日趨嚴重、階級鬥爭不斷尖銳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傳統經濟學所宣揚的自由競爭可以自發地和諧地調節社會經濟，促進財富的生產，充分滿足人們的欲望，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是一致的等等論調已經同客觀事實格格不入。為了另創一種新的「學說」，更好地為資產階級效勞，他才對過去的庸俗經濟理論做出這樣的「批評」。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凡勃倫以19世紀末在美國產生的新心理學為基礎，創立了所謂「制度」經濟學說。他認為，經濟學說研究的對象應該是人類經濟生活藉以實現的各種制度。在他看來，制度是由思想和習慣形成的，而思想和習慣又是從人類本能產生的，所以制度歸根結底是受本能支配的。他認為，本能樹立了人類行為的最終目的，推動了人類為達到這種目的而作的努力，理智則不過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方法。個人和社會的行動都是受本能支配和指導的。這些行動逐漸形成思想和習慣，進而形成制度。制度產生之後，就對人類的活動發生約束力，本能所產生的目的就在已經形成的制度中得到實現。凡勃倫認為，對社會經濟生活和制度起決定作用的本能分為三類：一、父母的天性；二、工作的本能；三、隨便的好奇心。因而，他把對制度的分析，最終都歸結為對心理的分析。在分析心理現象變化的時候，凡勃倫又以人種學、文化史、生物學、自然歷史、宗教等為輔。所以，他的經濟學說實際上是一個五花八門的大雜燴。 凡勃倫應用心理學來解釋制度的由來，又用庸俗進化論來說明制度的發展和演變。按照他的看法，制度既然是思想和習慣長期積累的產物，它就不可能進行根本的改變。凡勃倫認為，生物界的生存競爭和優勝劣汰的規律同樣適用於人類社會，制度的演進過程也就是人類的思想和習慣的自然淘汰過程，或人類應付外界環境的心理的變化過程。他在研究制度的發展過程時又把兩類制度作為研究的中心，一是財產所有權或金錢關係的制度；一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技術或物質生活的工具供給；前者出自人類的虛榮本能，後者出自人類的工作本能，它們都是廣泛存在的社會習慣。他對近代經濟生活的分析中貫串著對這兩類制度的分析。從庸俗進化論出發，他把人類社會歷史劃分為：一、野蠻時代；二、未開化時代；三、手工業時代；四、機器方法時代。他詳細論述了在這四個時代變遷的過程中，上述兩類制度如何產生和變化。 凡勃倫的《有閒階級論》這本書就是根據上述思想寫成的。為了了解他關於制度的基本思想，我們無妨從這本書引證幾段話。在第八章中，凡勃倫寫道：「制度實質上就是個人或社會對有關的某些關係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習慣；而生活方式所由以構成的是，在某一時期或社會發展的某一個通行的制度的綜合，因此從心理學的方面來說，可以概括地把它說成是一種流行的精神態度或一種流行的生活理論。如果就其一般特徵來說，則這種精神態度或生活理論，說到底，可以歸納為性格上的一種流行的類型。」「制度必須隨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因為就其性質而言，它就是對這類環境引起的刺激發生反應的一種習慣方式。」凡勃倫還寫道：「人類在社會中的生活，正同別的生物的生活一樣，是生存的競爭，因此是一種淘汰適應的過程；而社會結構的演進，卻是制度上的一個自然淘汰的過程。關於人類制度和人類性格的一些已有的與正在取得的進步，可以概括地認為是出於最能適應的一些思想習慣的自然淘汰，是個人對環境的強制適應過程，而這種環境是隨社會的發展、隨人類賴以生存的制度的不斷變化而逐漸變化的。」 從凡勃倫的上述看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並沒有脫出舊的庸俗經濟學的窠臼。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是社會經濟制度，即特定社會的生產關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經科學地說明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以及它同人們的思想意識的關係。他寫道：「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注1）凡勃倫一如19世紀下半期的各個庸俗學派，宣揚社會經濟發展取決於主觀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原因，把制度歸結為在人們主觀心理的基礎上產生的思想和習慣，並用這種受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的制度來代替社會經濟制度。從這種庸俗見解出發，凡勃倫歪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說成是由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原因引起的，可以隨思想和習慣的轉變而改變的。 在制度進化問題上，凡勃倫把庸俗進化論搬到經濟科學中來，把社會發展規律和生物進化規律等同起來，其目的完全在於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根據客觀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深刻地闡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這些關係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了生產力的桎梏，這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克思還分析了資本主義制度，揭示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雖然凡勃倫宣揚進化論的形式和其他庸俗學派有所不同，然而它們都是為了反對馬克思所揭示的科學原理，反對20世紀初正在歐美蓬勃發展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 凡勃倫把自己的制度經濟學說看做是新的「理論」，但是如果我們把它同德國的新歷史學派作一個比較，便可看出兩者的基本觀點是大同小異的。不論新歷史學派，還是凡勃倫，都從人們的心理或精神出發解釋社會經濟現象；都強調經濟學的任務是研究和考察制度的歷史進化過程；都致力於描述社會經濟生活發展的表面現象；都拋棄對經濟現象的理論分析，而熱中於尋找一套能克服資本主義矛盾的辦法。所以，凡勃倫的學說實際上乃是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的一個變種。 (二)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凡勃倫如何應用他上述的思想來解釋資本主義制度。他認為，從生產技術方面來說，現代經濟發展是處於「機器方法」的時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除非依靠已被接受的機械裝備和機械操作的幫助，否則就不能進行」。機器工業已在工業體系中居主導地位，其餘部分都以機器工業為轉移。機器方法使工業變成高度複雜的完整的有機體，物質生產是由各種連續操作的結合形成的，「由於各項操作之間的這種連結關係，現代工業體系中含有一種廣泛的、平衡的機械操作性質。」(《企業論》)同時，各種操作要求標準化和高度精確。就人類的物質福利來說，這種工業制度能夠無限制地進行物品的生產。就財產所有權來說，它在現代經濟中表現為資本的所有權。工業技術的運用完全以企業家的意旨為主。而「企業的動機是金錢上的利益，它的方法實質上是買和賣，它的目的和通常的結果是財富的積累。誰要是目的並不在於增加財產，他就不會參加企業，更不會在獨立的基礎上經營企業。」(同上書)因而，「整個工業系統所由構成的各種操作如能順利、無間斷地相互配合，是最有利於社會的經濟福利的；但事情的處理掌握在企業家手中，而工業平衡無阻礙的維持，並不一定最有利於企業家。」(同上書)工業和企業之間的矛盾就是凡勃倫整個經濟理論分析的主題。在他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缺點就是根源於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之間的對立。 依據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的劃分，凡勃倫進而把資產階級社會分為兩大階級：一是物質生產者，如工程師、技術員、科學家和工人；一是老闆、經理和商業推銷員等，後者依靠所有權而控制工業，其目的在於獲取優厚的利潤。他認為，在手工業時代和機器應用的初期，財產所有者通常親自監督工廠的生產，兼做工業生產的技術專家和商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生產由技術人員專管，商人則完全注意財務問題。 凡勃倫說，企業經營是依靠運用價格制度來獲得優厚利潤的。他把資本主義制度稱為價格體系，他認為，為了在買賣中得到最大的利潤，企業界廣泛地流行著欺詐行為，工業中普遍確立最大的獨占。按照凡勃倫的說法，在機器利用的初期，貨物價格低廉，引起了市場的擴大，這時曾經產生劇烈的自由競爭。現在由於技術急速進步，產品大量增加，市場不能隨之擴大，因而價格競爭逐漸消失。在19世紀末，生產能力無限擴大，市場相對縮小，商人企圖以限制產額來保全利潤，因而引起了企業的集中和合併，出現了托拉斯等壟斷組織。 在凡勃倫看來，現代經濟生活中的這兩種對立形態——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完全是起因於生活習慣所產生的不同的思想。按照他的解釋，工業中的生產者受到機器生產的訓練，養成了從因果關係來觀察物質和解釋事實的習慣，他們都具有一種懷疑的、惟事實是問的、不講道德、不講愛國心的性質。因此他們逐漸擺脫了過去習俗和道德標準的影響。而企業家則同利害相聯繫，因此他們所關心的是金錢利益、權力、財產的多少，金錢思想支配一切，而他們的許多思想習慣都是由過去的習俗蛻變而來的。在《不在所有權和最近的商業企業》一書中，他又認為現代的主要工業已聯合起來，為銀行所操縱。他表面上譴責這些「不在所有者」控制了一切權利，阻礙了工業生產，但又宣揚壟斷組織在現代經濟生活中所起的穩定作用。 根據所謂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相對立的論點，凡勃倫在《工程師和價格制度》一書中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他主張經濟控制權由工程師、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組織起來的「技術人員委員會」掌握，以代替企業經營的統治。他雖然提出了這個改革方案，但是他始終沒有提出現代社會應該按照這個方案實行改革，因為在他看來，人們的思想習慣尚未成熟到可以進行這種改革。 凡勃倫在論述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的矛盾時，雖然不得不承認資產階級社會一些有目共睹的事實，例如生產服從於資本家追求利潤的目的，而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消費，資本主義市場日益縮小，企業長期開工不足等。然而他不僅避而不談產生這些現象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而且極力歪曲這種矛盾，把它說成是機器利用和企業經營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又被歸因於思想習慣的不同。 凡勃倫歪曲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關係還表現在這樣一個事實上，即他力圖抹殺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的對抗關係，把兩者統統看成「既得利益者」，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說成是商業性質的競爭，同時錯誤地把科學技術人員說成是一個獨立的階級，宣揚階級的地位和價值，但是感覺到要把討論嚴格地限制在這樣標明的範圍以內是辦不到的。因此關於制度的起源和演進以及一般不列入經濟學範圍以內的一些社會生活特徵，這裡也不得不給予相當的注意。 在第一章《緒言》中，凡勃倫認為，在野蠻時代，不存在經濟特權和業務分化，因而還不存在「有閒階級」；但是從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的那些部落的一些風俗、習慣和文化特徵，可以看出「有閒階級制度」是從原始的野蠻部落發展到未開化的階段這一轉變中逐漸湧現的。按照他的意見，有閒階級的產生最初表現在業務分化上，在生活習慣上，男女擔任著不同的工作，生產業務和非生產業務之間有了區別，出現了身份的差別。在未開化的較高階段，政治、戰爭、宗教、信仰和運動比賽這些非生產性業務歸上層階級掌握。生產性業務則由下層階級擔任。這種業務的差別是具有歧視性的，非生產性業務在習慣上被認為是光榮的、值得尊敬的。在現代社會，這種區別仍然變相存在。總之，凡勃倫把階級的產生說成是人們的生活習慣演變的結果。他認為，在原始的野蠻時代的和平生活習慣轉變為堅決好戰的生活習慣以後，侵占就成為日常生活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因素，因而產生了侵占和勞役之間的職能分化和業務的區別，階級區別也就產生和形成了。 在第二章《金錢的競賽》中，凡勃倫認為，「有閒階級」是和財產所有權同時出現的。財產私有制出現以後，人與人之間就發生了占有商品的競賽。而人們之所以占有財產，財產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財產可以證明財產所有人比社會中其他的人占有優勢地位，它是取得榮譽和博得尊敬的習慣的基礎，是滿足自尊心的必要手段。這就是說，在凡勃倫看來，占有財產並不是為了剝削別人，而僅僅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自尊心。實際上，凡勃倫在這裡是把虛榮心和自尊心說成是產生階級的一個原因。 在第三章《明顯有閒》中，凡勃倫描繪了在金錢競賽中金錢(財產)占優勢的階級如何力圖過有閒的生活。他認為，他們所以不願參加勞動，是由於他們的心理和勞動階級的不同。在習慣的道德標準的支配下，他們把參加勞動看做是有損體面的事情。在他們看來，只有過有閒生活才能保持自鳴得意的心情，才能顯示自己比別人優越。他們日常只是從事一些沒有實際作用的腦力勞動，如學習禮儀、講求修養等等。在第四章《明顯消費》中，凡勃倫說明在金錢上占優勢的階級如何從顯示自己的優越和榮譽的心理出發從事對財產的浪費性消費；並說明有閒階級的存在如何產生了不事勞動的主婦和一批僕從、門客等的「代理有閒」和「代理消費」。在第五章《金錢的生活水準》中，凡勃倫認為，為了在消費的財物的數量和等級上達到「習慣的禮儀標準」，「有閒階級」總是爭取提高消費水準，它在消費上超過物質生活所必需的程度。根據凡勃倫的解釋，人們爭取提高消費水準的動機是在於滿足競賽心理和「歧視性對比」的要求，其目的不過是要在榮譽方面符合高人一等的生活習慣。在第六章《金錢的愛好準則》中，凡勃倫說明，在財產私有制度下，由於金錢財富成為取得榮譽和博得尊敬的基礎，它也就成為評價一切事物的標準，無論是宗教。美感、實用性還是對美物的占有，都是以顯示金錢為目的。第七章《服裝是金錢文化的一種表現》，則描述了有閒階級在服裝上的好奇鬥勝和極力奢侈，說明他們如何藉此誇耀自己的財富，表現自己的有閒和浪費性的消費。 在第八章《工業的脫離與保守主義》和第九章《古代遺風的保持》兩章中，凡勃倫對制度作了唯心主義的解釋。他說當前的制度同工業的發展已不相適應，但人們總想保留原有的思想和習慣，因而制度改革引起了有閒階級和貧困階級的「保守主義的阻撓」。他還從遺傳和自然淘汰等方面解釋現代社會中有閒階級的性格是怎樣從遠古殘存下來和流傳下來的。他還分析了金錢制度所形成的有閒階級的性格怎樣不符合工業發展的要求。在後幾章中，凡勃倫進一步說明了現代社會中的政治職務、好鬥的氣質、體育競賽、愛好賭博的心理、信仰命運、宗教迷信以及對高級學識的研究等等，認為它們都是同金錢制度相聯繫而由遠古遺傳下來的有閒階級的「素質」和特性，它們都不符合工業發展的要求，是工業階級所沒有的。 凡勃倫在這本書中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某些現象作了片斷的表面的描繪，然而從我們對該書各章的部分內容的簡單介紹中，不難看出，他不但沒有對這些現象做出正確的解釋，而且對產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作了各種曲解。同時，他避而不談資產階級社會的真實的階級關係，掩蓋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剝削。我們知道，「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注2）凡勃倫提出了所謂有閒階級，又把這個階級說成是歷史上形成的思想、本能、性格、習慣等的差異所產生的。這樣，他一方面用所謂有閒階級同工業階級的差異偷換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的對立，另一方面又把這種對立的形成歸之於心理原因。凡勃倫的觀點所能導致的結論只能是：要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只有等待人們的思想、習慣和心理逐漸改變，什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都無濟於事。這正是凡勃倫的經濟學說的主旨。 制度學派在20世紀20年代曾盛極一時。除了凡勃倫外，康芒斯、密契爾等都是這一學派的著名代表。在30年代到50年代，制度學派主要代表貝利、白恩漢等著重分析社會結構和公司組織對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和影響。從50年代後又出現了以加爾布雷斯、包爾丁等為代表的所謂新制度學派。凡勃倫以傳統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批判家姿態出現，而新制度學派則是以凱恩斯主義批判家自居。他們繼承了凡勃倫的觀點，強調製度結構對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分析資本主義制度和結構的「缺陷」，要求對它進行改革，並提出了他們對社會結構進行改革的設想。我們在前面提出的對凡勃倫經濟觀點的一些基本看法也同樣適用於新制度學派。 鍾政 1964年6月 注釋： （1）《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頁。 （2）《偉大的創舉》，《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2—38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