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第十章 遺留到現代的尚武精神

有閒階級與其說是生存在工業社會裡，不如說是依靠了工業社會而生存的。它同工業的關係是金錢性質的，不是工業性質的。人們所以能列入這個階級，是由於金錢素性的發揮；這種素性與其說是有關於適用性，不如說是有關於營利的。因此，構成有閒階級的人類素質，在不斷地進行淘汰更換，淘汰的依據是對金錢工作的適應程度。但這個階級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是出於過去的遺傳，其間含有許多早期未開化階段的習慣和觀念。這種古老的、未開化的生活方式，對處於較下層的各階級也發生了一種強制的示範作用，不過其強制情況比較緩和。這種生活方式和習慣，通過淘汰和教育作用，反過來又足以影響人類素質的構成，其作用主要是在於使早期未開化時代——也就是側重剛勇與掠奪生活的時代——的那些性格特徵、習尚和觀念得以保持。 掠奪時期所特有的那種古老人類性格的最直率、最明顯的表現是純正的好戰傾向。當掠奪活動出於集體的方式時，人們往往把這種傾向稱之為尚武精神，或者像在近代所看到的那樣，稱之為愛國心。在文明的歐洲各國，其傳統的有閒階級比那裡的中產階級具有更高度的簡武精神；這一說法大概是無須深論就可以獲得一般人的同意的。實際上有閒階級也以此自豪，而它抱著這種態度，無疑是有些理由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戰爭是光榮的，勇於作戰是無上光榮的；而對勇於作戰的讚美這一點本身就是好戰者的掠奪氣質的最好證明。戰爭狂熱是掠奪氣質的指標，此風流行得最盛的是上層階級，尤其是傳統的有閒階級。還有一層，有閒階級表面上最重要的職務是政治職務，而就其起源和發展的內容來說，這也是一種掠奪性職務。 關於具有習慣的好戰心情這一光榮，惟一可以勉強與傳統的有閒階級爭衡的是下層懶漢階級。在平常時期，廣大的工業階級的作戰興趣是比較淡薄的。這部分普通民眾構成了工業社會的實力，他們在沒有受到驚擾時，除了防禦性戰爭以外，對任何其他戰爭實際上是有反感的；甚至當受到了挑釁，須採取防衛態度時，他們的反應也是有些遲鈍的。在比較文明的社會，或者說得更確切些，在已經達到高度工業發展的那些社會，其普通民眾的作戰進攻精神，可以說已經逐漸退化。這並不是說，在工業階級中就沒有為數很多的人顯然含有不可遏制的尚武精神，也不是說，廣大人民受到一時的挑撥，不會激起使用武力的熱情，像今天在歐洲不止一個國家以及在美國看到的那樣。但是，除了出於一時的感情激動，除了賦有掠奪類型的古老氣質的那些人以及在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中有相類稟賦的那些人以外，任何現代文明社會的一般群眾在這方面的惰性表現，看來竟顯著到那樣的程度，以致除了遇到實際侵犯時的反抗以外，將使戰爭不可能實現。現在一般普通人的習慣和素性所傾向的是，使人們的活動力向沒有戰爭那樣驚心動魄的別的方面發揮。 這種氣質上的階級差異，可能部分是由於各個階級在後天的性格特徵的遺傳上的差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似乎是由於與種族起源相一致的差異。有些國家的人口在種族上比較單純，有些國家的情形不同，構成其社會各階級的各種族成分之間的分歧比較顯著；關於上述氣質上的階級差異，前一類國家就不及後一類那樣明顯。關於這個方面還可以注意到一點，在後一類國家的有閒階級中那些後起的分子，一般地說，跟同時代的出於世家舊族的那些上流社會代表人物比起來，在尚武精神的表現上要較遜一籌。這些在不久以前才從普通民眾中脫穎而出的暴發分子，所以會在有閒階級中顯露頭角，是由於某些素性與習性的發揮，而這類索性與習性是不同於古代意義下的尚武精神的。 除了正式作戰活動以外，決鬥制度也是同樣的高度好戰的一種表現；而且決鬥是一種有閒階級制度。遇到意見相左、發生爭執時，決鬥實質上是以戰鬥作為最後解決的一個相當慎重的手段。在文明社會，只是當存在著一個傳統的有閒階級時，決鬥的風行才能算作一個正常現象，這類舉動的發生也差不多只是限於這個階級。屬於例外的是：(1)陸軍和海軍軍官，這類人通常是有閒階級成員，同時對掠奪的習性具有特殊訓練；(2)下層階級中的懶漢，這類人由於遺傳或由於鍛煉，或兼由兩者，具有同樣的掠奪傾向和掠奪習慣。只有出身高貴的紳士和粗暴的莽漢，才以相打作為解決意見衝突的正常手段。至於一個平常的人，只有當一時被激怒過度或酒後失常，以致對挑撥性的刺激的習慣反應受到抑制不能生效時，才會不假思索地訴諸武力。這時他退回到了自決本能的比較簡單、比較少差別的表現形態，也就是說，他在一時之間不暇作深思熟慮，回到了古老的習性。 決鬥制度原來是最後解決爭端、解決嚴重問題的一個方式，隨後漸漸變成了一種義務性的、無故的私鬥，成為保持個人聲譽的一種社會職責。關於這一類的有閒階級作風，我們可以舉出在德國學生中風行的決鬥作為一個典型例子，這是好戰的義俠風度的一種奇特的殘餘。下層階級中的懶漢、也可以說是假性的有閒階級，其中比較暴烈的分子，也有著在一切國家情況都相類的、雖然在性質上比較非正式的社會義務——為了保持他的丈夫氣概，他有義務同他的同輩們進行無故的格鬥。社會中不論屬於哪一階層的男孩子們，也盛行著相類的風氣。男孩在與其夥伴們的相處中，日復一日，大都會親切地了解到，彼此之間是怎樣以各個人的相對戰鬥力來品評等級的高低的；在孩子們的團體中，如果任何人有了例外的情況，不願或不能接受邀請去參加戰鬥，一般就不能保有榮譽的可靠基礎。 這裡指的主要是在某種不十分明確的成熟限度以上的男孩。至於兒童，當他在日常生活中還未能脫離母親的懷抱，到處還有賴於親切的扶持的時候，以他這時的氣質而言，這裡所說的大都不能適用。在這樣的幼小時期，進攻和對抗的性格傾向大都還沒有顯露。由這種和平的性格轉變到男孩的愛取攻勢的——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是有惡意的——頑皮，是一個漸進過程；完成這一過程，在某些情況下會比在別的情況下達到進一步的完整程度，包括範圍較廣的個人素性。在兒童(不論是男性或女性)成長的最初階段，那種積極的和取攻勢的自決態度比較少見，那種要使他自身以及他的利益跟他的家族相隔離的意向也比較不顯著，他對於譴責、害羞和膽怯表現得比較敏感，比較地需要親切的人類接觸。在通常，情況下，男孩的這種幼年特徵會逐漸地而又相當迅速地消失，這種早期氣質會轉變為純男孩的氣質；雖然也有例外情況——男孩生活中的掠奪特徵有時候會全然不見，或者至多只是在細微和隱約的情況下有所顯露。 就女孩來說，這種向掠奪階段的轉變，很少會達到男孩那樣的完整程度，而且在較多的情況下，簡直是完全不經過這一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幼年到青年和成熟階段的轉變，就只是從幼年時代的目的和傾向轉變到成人生活的目的、職能和關係的一個漸進的、無間斷的過程。總之，就女孩來說，在其發展過程中，掠奪的間隔期間的存在比較少見；即使發生了這個情況，在這一間隔期間的掠奪和隔離的態度，一般也不像男孩那樣顯著。 在男孩的方面，這種掠奪的間隔期間的存在一般是相當明顯的，而且須繼續一個時期，但大都在達到成年時結束(假使當真算是結束的話)。　這個說法也許需要大大地加以斟酌。　有些人並沒有發生從男孩氣質到成人氣質的轉變，或者即使發生也只是部分的；像這樣的情況決不是很少見的。所謂「成人」氣質，這裡指的是在現代工業生活中那些成年的個人所具有的通常氣質，這些人在集體生活過程的目的上具有相當的適用性，因此可以說是工業社會中有效的、一般的組成部分。 歐洲民族的人種構成是多種多樣的。在有些情況下，即使是下層階級，也大部分是由擾亂安寧的長顱白型種族構成的；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含有這一種族成分的，主要只是傳統的有閒階級。在後一類民族中的工人階級的孩子們，同上層階級或前一類民族中的各階級的孩子們比起來，其好戰習性似乎薄弱一些。 以上關於工人階級子弟氣質方面的推論，如果經進一步充分與嚴密的考察以後可以斷定是正確的話，那麼關於好戰氣質是種族的一個相當顯著的特徵這個見解將更加有力；看來在好戰氣質上稟賦較強的，是在歐洲各國構成其統治階級或上層階級的那類種型，即長顱白型，而不是在那些國家裡的一般民眾，即構成被統治階級或下層階級的那類種型。 人們也許會認為男孩的氣質同社會中不同階級的尚武精神強弱不同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什麼重要關係，但它至少可以證明這種好戰衝動有極為悠久的歷史根源，比工業階級一般成人的習性的起源更早。在兒童生活中表現的這種氣質，以及許多別的特徵，是成人性格發展的某些狀態的再現，是這類狀態暫時的、具體而微的再現。按照這樣的理解，應當把男孩對侵占的偏好以及把自己的利益同其家屬的相隔離的意向，看作是對某類性格的一時的復歸傾向，因為這類性格是在早期未開化文化下、也就是純掠奪文化下的正常性格。在這一點上正同在許多別的方面一樣，有閒階級和懶漢階級的性格表明，在其成人生活中繼續存在的那些特徵是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正常特徵，也就是早期文化階段的正常的或慣有的特徵。除非能完全在種族根源上找出那些一無所長而態度狂妄的懶漢和講求虛文、拘泥細節的紳士與一般群眾根本不同的依據，否則就應當把這兩類人的性格特徵看做是精神發展處於停頓狀態的一種表現。以這一點同現代工業社會中普通的成年人所達到的精神發展階段作對比，可以說這是一種未成熟狀態的標誌。我們隨後會看到，上流社會和最下層社會的這類代表人物的這種幼稚的精神狀態，除表現於殘酷的侵占與隔離傾向外，還表現於其他的一些古老的性格特徵方面。 在正式的少年時代到成人時代的過渡期間，也就是在年齡稍長的學生中，其習見的行動是無目的的和遊戲性的而又帶幾分有組織和有心計的擾亂安寧，由此似乎毫無疑問地說明了好戰氣質的未成熟本質。一般的情況是，這類搗亂行為的發生只限於青年期。隨著年齡的增長，由少年逐漸轉入成人生活以後，這類行為在頻數和劇烈程度上逐漸減退；這樣就使一個集體從掠奪的轉變到比較安寧的生活習慣的演進，在個人的生活過程中，大體上獲得了一次再現。在很多的情況下，個人在還沒有脫離這種幼稚狀態的時候，他的精神發展就陷於停頓，不再繼續演進，這就要使他的好戰氣質終身存在。因此，在精神發展上終於達到成人狀態的那些個人，一般總是要經過一個暫時的、古老的性格階段，而這類性格特徵是跟那些好戰的和好比賽的分子的永恆的精神水平相一致的。當然，各個人在成年以後在這方面所達到的精神上的成熟程度和健全程度，彼此是參差不一的，有些人所達到的在水準以下，就成為現代工業社會中人的天然屬性上的沉渣，成為進一步提高工業效能和集體生活充實程度的淘汰適應過程中的落伍者。 這種精神發展上的停滯不前，不但會表現在成年人和少年人直接共有那種獷悍的侵占習性上，而且會表現為間接地鼓動並助成少年人方面的這類搗亂動作，從而促進了凶暴習性的形成，使之在後一代的生活中得以繼續存在；這就阻礙了社會在和平氣質上的進一步發展的任何動向。如果富有這種侵占習性的人，在社會中對青年成員的習性發展居於領導地位，則他對尚武精神的保留和復歸所產生的影響也許是極其深遠的。例如，近來有很多牧師和其他「社會柱石」，對於「少年兒童團」以及一些相類的擬軍事組織的輔導，就含有上述意味。在高等教育機構中，近來竭力提倡發展「大學精神」和大學體育之類，也具有相類意味。 所有掠奪氣質的這些表現，都應當列入侵占一類。這些現象，部分是兇猛的競爭態度的簡單、直率的表現，部分是出於博取勇武聲名的願望的有目的活動。一切運動比賽都屬於同類的一般性質，例如，田徑運動、射擊、鬥牛、釣魚、懸賞拳賽、快艇競賽等等都是這樣，甚至並不以消耗體力為顯著特徵的種種競技也不例外。各種比賽活動，原來是以互相競賽為依據的，後來通過各種手法，逐漸轉變為以機巧與詭詐為依據，但這種轉變是無法在任一點上劃出一條界綫的。對比賽活動的喜愛，是基於一種古老的精神素質，是由於具有比較高度的掠奪競賽習性。在一般叫做運動比賽或競技的那類活動中特別顯著的是，冒險侵占和損害對方那種強烈傾向。 人們在許多活動中所流露的氣質，實質上是兒童時代的氣質，上面提到的種種掠奪競賽都不免有這類氣質，而運動比賽似乎更加是這樣，或者至少是更加顯著。因此，對比賽活動的偏愛，是人們在精神特質的發展方面處於停滯狀態的格外顯著的標誌。在一切比賽活動中，總不冤帶有很大的偽裝因素，我們如果注意到這一點，那些運動家的這種童年氣質，就會顯得格外清楚。兒童、尤其是男孩子們所慣於從事的那些比賽和侵占活動是帶有偽裝性質的，而成人的運動比賽也同樣帶有這一性質。並不是說一切比賽活動都含有同樣比例的偽裝成分，而是說在一切這類活動中這一成分總是顯著存在的。在純正的體育活動和運動競賽中，這一成分的存在比在戶內的技術競賽中更加顯著，雖然這個通則也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一定不變的。在各種各樣的戶外運動中，偽裝成分是到處存在的，例如我們會看到，即使是性格極其溫和、極其踏實的人，他們在出外遊獵時，也往往會攜帶逾量的武器和其他裝備，為的是滿足他們所承擔的任務如何重大這樣一種情緒。他們在展開侵占活動的時候，總不免帶上些戲劇性的誇張姿態，高視闊步，神氣十足，不論在明攻或暗擊中，總不免帶上些裝腔作勢的表演。在體育運動方面情況也是這樣，幾乎必然要帶上幾分囂張和做作，在表面上帶幾分神秘色彩；這些都足以表明這類活動的戲劇性特徵。當然，這一切都會使人想到那種孩子氣的偽裝現象，這是再明顯也沒有的。還有一點，體育運動中所習用的一些行話，其中很大一個部分是殺氣騰騰的，是從戰爭術語中模仿得來的。要曉得，在任何活動中使用特種行話，除了用作秘密聯繫的必要工具的以外，大都可以看成是一種跡象，說明這類活動實際上是帶有偽裝性質的。 比賽活動與決鬥以及類似的擾亂安寧活動有所不同，它還有一個特徵，即，除了侵占與兇猛這類衝動以外，其間還可以容許別的動機存在。雖然就任何某一個事例來說，其間大都很少有其他動機，但是耽於這類活動的人往往會舉出別的理由作為藉口，這一點說明，別的動機有時候也可以附帶存在。喜歡從事戶外運動的人，打獵的，或釣魚的，往往以愛好自然或需要精神調劑等類，作為他們的這類嗜好的動機。這類動機無疑是往往存在的，它們不失為運動家生活所以可愛的一種原因；但這些都不能成為主要誘因。這類表面的要求，盡可以通過別的方式獲得更加簡捷、更加充分的滿足，而不必藉助於一種有組織的努力來奪取一些生物的生命——這些生物是自然的主要點綴，而那個「自然」卻正是戶外運動者們所喜愛的。這些人的活動所產生的最可注意的效果，實際上就是把他們力所能及的一切生物置之死地，使自然景色長期地淪為一片荒蕪。 然而這些戶外運動者們認為，在現在的習慣制度下，要在精神上獲得調劑，要接近自然，只有像他們那樣的做法才可以獲得最大滿足；這個說法是有它的理由的。過去的掠奪的有閒階級，通過示範作用，已經樹立了某些禮儀準則，這些準則在這個階級的現代代表人物的習慣中還費心費力地保持著，在這些準則下，他們是不能以別的方式接近自然的，違背了這個成規就不見要受到非難。漁獵等活動，從掠奪文化時期流傳到現在，一直被認為是光榮的，是日常有閒生活中的最高形態，結果它們逐漸成為在禮俗上獲得充分認可的戶外運動的惟一方式。就打獵和釣魚這類活動的直接動機來說，精神調劑與戶外生活的要求這類動機，也許是的確存在的。使在有組織的屠殺的掩蔽下追求這些目標成為必要的深一層的起因是習慣勢力，除非自甘暴棄，冒損傷聲譽從而損傷自尊心的危險，否則這個習慣勢力是不容違抗的。 其他的戶外活動，情況也大致相類，其中體育比賽是最好的範例。在榮譽生活的禮俗下，那些活動、運動和娛樂的方式是獲得認可的，關於這些方面的傳統習慣，這裡也當然存在。那些體育運動的愛好者或欣賞者認為這是娛樂和「發展體育」的現有的最適當方式；這種看法受到了傳統習慣的支持。凡是不能列入明顯有閒的一切活動，都被榮譽生活準則排除在有閒階級的生活方式以外；由此，出於習慣勢力，這類準則也傾向於把這些活動排除在一般社會的生活方式以外。同時，無目的的體育運動則被認為是非常乏味、非常不愉快的。因此，像在上面另一段里已經提到過的那樣，即使是其所提出的目標只是出於偽裝的某種活動方式，也應當乞助於至少在表面上說得過去的某種藉口。種種戶外活動能夠滿足這樣的要求，因為這類活動並沒有實用，卻有一個表面的、偽裝下的目的。此外它們；還使競賽有了開展的餘地，從而使本身具有了吸引力。一種活動，如果要符合禮儀上的要求，就得與有閒階級的榮譽浪費準則相一致；然而，一切活動，作為一種習慣的——即使是部分的——生活表現，如要持久存在，就必須與適於某種適用目的這一人類共同準則相一致。有閒階級準則所要求的是嚴格的和廣泛的不求實際；而作業本能所要求的是有目的的活動。有閒階級禮儀準則的作用是，對一切有實用的或有目的的活動方式，從已有的生活方式中，逐漸地、普遍地加以淘汰；而作業本能的作用是一往直前地傾注於一個也許可以獲得—時的滿足的直接目的。作業本能發揮作用是比較遲鈍的，只是當人們理解到的某一類動作所內含的不切實際，已經反映到意識複合體，成為一個與生活過程中正常的、有目的的趨向相反的因素時，才會在動作者的意識上發生使之不安的影響和制止的作用。 個人的種種思想習慣構成了一個有機複合體，這個複合體的趨向必然是在於生活過程的便利與適用。如果以有系統的浪費或不求實際作為生活中的一個目標，要把它納入這個有機複合體而與之同化，則不久勢必發生突然的反動。但是如果能夠把注意力局限在切近的、不遑作深切思考的靈敏動作或競賽努力這些方面的目的上，則有機體的這種突然的反動也未嘗不可以避免。那些戶外活動，如打獵、釣魚、體育競賽等等，就提供了發揮掠奪生活中動作靈敏和競賽性的兇猛和狡猾等等特徵的機會。只要個人所具有的作深切反省的能力相當薄弱，或者對他自己的動作的最終目的何在感覺相當遲鈍，只要他的生活實質上是在自然衝動作用支配下的生活，那麼種種戶外活動的眼前的和不遑作深切思考的目的性，通過優勢的表現，就可以在大體上滿足他的作業本能。如果他所具有的主要衝動，是屬於掠奪氣質的那種不作深刻思考的競賽性的性格傾向，則情況更加是這樣。同時，禮儀準則對他將有所慫恿，告訴他，上述的種種戶外活動是在金錢上無可非難的生活中的表現。任何一種活動，所以能成為正派娛樂中一個傳統的和習慣的方式，所以能保持這個地位，是由於它能同時適應內含的浪費與表面的目的性這兩種要求。由於別種方式的娛樂和運動，對於敏感的、有教養的那些人說來，是道義上所不容許的，於是上述一類活動就成為在現在環境下最適當的娛樂方式。 但是，那些上流社會的成員在提倡體育競賽，對他們自己和所接觸到的一些人證明他們在這一點上態度正確時，一般的說法總是這樣：這類競賽是取得種種發展的一個非常寶貴的手段。這類競賽不但可以促進參加者體格的發展，而且能夠發揚參與者或旁觀者的尚武精神。談到體育競賽的適用性這個問題時，這裡的社會中的任何人首先要想到的一種競賽大概必然是足球；因為對體育競賽有助於體格發展或精神發展這一點不論是贊成或反對的人們說來，首先浮現在他們心頭的，就是體育競賽中的這一形式。因此可以把這—典型的體育活動作為一個範例，來說明體育活動同參加競賽者的性格發展與體育發展的關係。有人這樣說，足球同體育的關係，與鬥牛同農業的關係比起來，正是半斤八兩；這個說法未嘗沒有理由。要保持這類娛樂方式的適用性，需要孜孜不倦的訓練和培養。所使用的質料，不論是畜類還是人類，必須經過審慎的選擇和鍛煉，才能保持並加強在野生狀態下所特有的某些素性和習性，這類特徵在馴養狀態下是要逐漸退化的。這並不是說在畜類和人類兩種情況下，結果都是對野生的或未開化的身心習慣作全面與徹底的恢復。結果實際上是對未開化性格或野生性格的偏於一面的恢復；所恢復和加強的是偏於破壞和損害方面的野生特徵，至於足以適應野生環境下的自衛和生活充實的那些方面的特徵，則並不作相應的發展。從足球這類活動獲得的鍛煉，其結果是凶暴和狡猞這類外來的習性的加強。在這種鍛煉下得到鼓勵與發揚的是早期的未開化氣質，受到抑制的是氣質中的某些部分，從社會要求和經濟要求方面來看，這些部分卻是野蠻特性中的優點。 從體育競賽的訓練中得來的體力——如果認為在訓練中可以獲得這種效果的話——是對個人、對集體都有利的，因為，如果其他情形不變，這一點是有助於經濟的適用性的。至於隨著體育運動而產生的精神特徵，同對集體利益發生的作用對比起來，情況有所不同，它在經濟上對個人也是有利的。任何社會的居民，如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這類特徵，情況都是這樣。現代競爭，大部分是以這類掠奪的性格特徵為基礎的自決過程。這類性格特徵，以已改變了原來面目的形式，滲入了現代的、和平的競賽，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這類特徵，對一個文明人說來幾乎是一個必要條件。但這類特徵對競爭的個人說來雖然是不可缺少的，對社會卻並沒有什麼直接的用處。以個人對集體生活目的—上的適用性而言，競賽效能即使有用也是屬於間接性的。在同別的社會沒有發生敵對行為的時候，凶暴和狡猞這類習性對社會並沒有用處，而且它們之所以對個人有用，只是由於有這樣大一個部分的同類特徵活躍地存在於他所處的人類環境。一隻沒有角的小牛在有角的牛群中是居於不利地位的；任何個人在這類特徵方面如果沒有相當稟賦，則他在生存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就有些像那隻小牛。 所以要具備並培養掠奪的性格特徵，除了經濟上的原因以外，當然還有別的原因。在審美或道義方面，對未開化索性也普遍存有偏好，而上述一些特徵是能極其有效地滿足這種偏好的，因此這些特徵在審美或道義方面的適用性，也許可以抵消它們可能產生的那些在經濟上的非適用性。但就這裡的討論目的來說，這一點是不屬於本題的。因此，關於運動競賽從全面來看時的價值或適當性，或者是它在經濟依據以外的價值這些方面的問題，這裡不準備有所論列。 在群眾的心目中，運動生活所養成的那種尚武精神是深可讚揚的。用意義有些浮泛的口語中所使用的一些字眼來說，這類可讚揚的品質是含有獨立、自強、親睦等成分的。但是從另一角度來看，通常這樣稱道的品質，未嘗不可以說成是蠻橫、殘酷或黨同伐異。一般人對這類勇武的品質所以會加以認可和讚揚，所以會把這類品質說成是勇武的，總是因為這類品質對個人有用。社會中的成員，尤其是其愛好準則可以起示範作用的那個階級，在這類習性方面具有充分稟賦，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別人缺乏這類習性往往成為一種缺陷，而在這類習性方面具有格外強烈的稟賦則成為一個了不起的優點。掠奪者的性格特徵在現代一般人民中絕對沒有絕跡。這類特徵是存在的，任何時候以任何原因在情感上有所觸發，它們就會極其鮮明地表現出來——除非感情上的這種觸發，同構成我們日常工作並有助於我們日常的一般利益的那類活動有所牴觸。從經濟方面來看，任何工業社會的普通民眾之所以能不受到這類頑強習性的拘束，並不是由於這類習性已不復存在，而只是由於它們部分地、暫時地廢置不用，退處於下意識動機的隱藏狀態。這類習性仍然以不同的強度存在於各個人的意識中，在積極形成人們的動作和情感方面仍然具有活躍力量，只要受到的刺激超過了日常的強烈程度，就會勃然發動。在任何情況下，只要個人並沒有從事於與掠奪文化不相投的工作，因此其日常的興趣與情感並沒有被這類工作所篡奪，上述一類習性就會自由滋長。有閒階級以及依附於這個階級的某部分人，就處於這種情況。因此，新加入有閒階級的分子，很容易愛上運動競賽一類活動；因此，任何工業社會如果累積了相當的財富，足以使很大一部分人脫離工作，種種運動比賽和愛好這類活動的熱情就會獲得迅速發展。 有一個極其平凡的、大家所習見的現象，也許足以說明，掠奪性格衝動並不是在一切階級中均衡存在的。例如，攜帶手杖的習慣，如果單是作為現代生活中的一個特點來看，似乎充其量也只是一件身邊瑣事；但在這裡的論點上卻有它的深長意義。在各階級中最流行這個習慣的——也就是說，在一般的理解中，手杖這件物事已經與之合為一體、不可分割的一是正式有閒階級中的人們，是運動競賽愛好者和下層階級中的懶漢。此外或者還可以加上一類人，那就是從事金錢工作的人們。一般從事工業工作的人就沒有這樣的習慣。還有一點，婦女們照例不攜手杖；除非她衰弱或有病(那是另一用途，另一情況)。這種習慣，當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禮俗問題；但是禮俗的依據，也還是在禮俗上起示範作用的那個階級的傾向。手杖是適應自我表現的目的的，它表明持杖者的雙手干有用勞動以外的事體，因此具有證明有閒的效用。但它也是一種武器，是在這個性能上適應未開化時代一個男子的切身需要的。任何人，只要他沾染上一點凶暴氣質，他手裡握著這樣一件具體的、原始的攻擊武器，就會感到很大的安慰。 由於文字表達上的關係，關於這裡所討論的一些索性、習性和生活表現，在字裡行間無法避免一種不以為然的語氣。但是對於這裡所提到的種種方面的人類性格或生活過程的任何一面，並沒有加以譴責或加以表揚的任何企圖。對於一般人類性格上的各種因素，這裡只是從經濟理論觀點的角度加以討論，我們所討論的一些性格特徵，是按其對於集體生活過程的便利性的直接經濟關係來衡量，來劃分等級的。這就是說，對於這類現象，這裡是按照經濟的觀點來理解的；對於這類現象的評價依據是，當人類集體對環境以及對集體的目前與最近將來的經濟形勢要求下的制度結構作進一步調整時，這類現象在這個調整過程中所起的促進或阻礙作用。就這些目的說來，從掠奪文化階段遺留下來的那類性格特徵，並不能具有它可能具有的適用性。然而即使就這個方面而論，有一點也未可忽視，掠奪人的那種奮發的進取態度和不屈不撓的意志，並不是沒有很大價值的一宗遺產。這裡對於這類索性和習性的經濟價值——同時也大致牽涉到其比較狹義的社會價值——試作分析，對於它們在其他觀點下的價值擬不再深論。對於這類比較原始的尚武精神的殘餘，如果從公認的道德標準，或者更進一步，從審美的或詩意的標準來加以評價，則與現代工業生活方式的平淡無奇相對照，也許會獲得與這裡所說截然不同的結果。但是所有這些同這裡的研究主題無關，因此對這些方面表示任何意見在這裡是不必要的。這裡所要注意的只是這樣一點：所有與這裡的研究目的相歧的一些別的標準，對於我們對人類性格的這類特徵或有助於這類特徵的發展的一些活動所作出的經濟評價，決不可容許其有所影響。這個說法，不論對積極參加運動競賽的那些人來說，還是對對於運動競賽只是持旁觀欣賞態度的那些人來說，都是適用的。這裡就運動競賽傾向所說的，對隨後要談到的關於世俗所謂宗教生活的種種評述，也同樣適用。 上一節附帶提到了一點，即用日常用語來討論這一類素性和活動，總不免要帶上些反對或辯解的語氣。這一點是很有意味的，它說明了一個冷靜的、胸無成見的平常人，對運動競賽以及一般侵占活動所表現的一些習性的習慣態度。一些長篇論著在談到體育運動以及主要屬於掠奪性的其他活動並加以維護或讚揚時，總不免到處充滿一種隱約的反對語氣；關於這一點，如果要以這裡的內容為討論依據，也許是同樣方便的。關於從未開化生活狀態遺留下來的多數其他制度，在一些代表著作中，也至少可以看到同樣的那種辯解態度。關於人們覺得有必要加以辯解的那些古老制度，這裡可以舉出幾個例子：關於財富分配的現有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身份的階級差別；屬於明顯浪費項下的一切或將近一切的消費方式；在族長制下的婦女地位；關於傳統教義和信仰方面的許多特徵，特別是在教義方面以及對公認教義的直率理解下的那些通俗表現。因此，這裡所要說的關於稱揚運動競賽以及競賽特性時所採取的那種辯解態度的一些話，只要在措辭上加以適當變換，也同樣可以應用到對我們社會遺留下來的其他有關因素所提供的那些辯解論調。 通常人們總認為運動競賽以及構成競賽特性的基礎的那一類掠奪性衝動和思想習慣，並不是與常識完全相投合的；雖然辯解者本人表達這種感覺大都比較含糊，並不是用幾句話明白說出的，但是一般總可以從他的語氣當中體會到。「就大多數的行兇者而言，他們是極其下流的人物。」這一格言道出了在道德家的觀點下，對掠奪氣質以及在其公開表現與運用下的鍛煉效果的評價。掠奪性格對集體生活究竟有效到什麼程態，事理通達的人通過冷靜的觀察，究竟會對這一點抱怎樣的看法，從這裡可以找到一些綫索。通常對於牽涉到習慣於掠奪態度的任何活動總是抱有反感，因此為掠奪習性的復興以及為足以加強這類習性的活動作辯護的那些人，就有了為他們的說法提出證明的責任。社會上有一種贊成上述這類娛樂方式和冒險行為的強烈感情；然而同時也普遍存在著這種感情缺乏正當依據的想法。通常總是以下面的說法作為必要的正當理由：雖然運動比賽一類活動實質上是掠奪性的，是起著社會分化作用的，雖然在其直接影響下所導致的一些習性的恢復，是同工業不相適應的；但是間接地、更深一層地說起來——這裡所使用的，似乎是一種不大容易了解的對立歸納法或對抗刺激法——運動比賽卻可以認為是有助於一種性格的發展，這種性格在社會目的上或工業目的上是有用的。這就是說，這類活動雖然實質上是屬於歧視的侵占性質，但由於某種間接的、難以索解的原因，結果卻促成了一種有助於非歧視性工作的氣質的發展。一般總是試圖依據經驗來證明這一點；或者把它看做經驗歸納的結果，任何人只要留心一下就必然會明白。當接觸到這一論點的證據時，人們故意乖巧地躲過了作出由因到果的推論時站不住腳的依據，只是表明一點——運動比賽是有助於上面提到的「勇敢品質」的養成的。但是(在經濟理論上)需要加以解釋，證明其為正當的，正是這些勇敢品質；於是正應當從這裡開始的一連串的證明，卻在這裡中斷了。這種辯解所努力表明的，用最籠統的經濟措辭來說就是，不管事理上的壓力是怎樣地不可抗，運動比賽事實上是促進了那個可以概括地叫做所謂「作業」的事物的發展。這就是運動比賽的效果——思想豐富的辯解者在這一點上如果沒有能夠說服他自己，或者沒有能夠說服別人，他是不會滿足的；而一般說來，他是得不到滿足的。他對於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的辯解的不滿心情，通常是表現在，他進行解釋時語調蠻橫急躁，期待別人同情和支持他的主張的殷切心情。 但是我們要問，為什麼需要辯解呢？如果支持運動比賽這類活動的大眾感情已經相當普遍而有力，為什麼這一事實本身還不能算是充分的正當理由呢？民族在掠奪文化與准和平文化下經受長期鍛煉而養成的尚武精神已經遺留給現代的人們，這種精神與凶暴和狡猞一類表現是一拍即合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承認這類活動是正常和健全的人類性格的正當表現呢？除了在這一代的情感中表現的、包括剛勇這一遺傳性格在內的一系列習性所構成的規範以外，究竟還有些什麼別的應當執行的規範呢？我們說，還有隱藏在背後的、接受人們的呼籲的一個規範，這就是作業本能，這是比掠奪的競賽習性更加基本的、來源更加悠久的一種本能。掠奪的競賽習性，雖然絕對地說起來，來源也是悠久的，但它只是作業本能的一個特殊發展，一種變形，相對地說起來是後起的，經歷的時間是比較短促的；競賽性的掠奪的衝動——或者也很可以把它說成是運動比賽本能——是從原始的作業本能演化和分化出來的，同作業本能比起來，基本上是不穩定的。掠奪競賽，因此也就是運動競賽生活，是經受不住生活的這個隱藏在背後的規範的考驗的。 有閒階級制度是有助於運動比賽和歧視性侵占這類活動的持續存在的，關於這一促進作用的發揮方式，當然無法作簡括的說明。從已經舉出的一些例證看來，以有閒階級與工業階級對照，前者在感情上和意向上似乎比較接近好戰的態度和精神。關於運動比賽，情況似乎也有些相類。但是對於運動比賽生活的一般情緒，有閒階級制度主要是通過禮儀的生活準則間接地發生影響的。這種間接效果，幾乎毫無疑問是在於促進掠奪氣質和掠奪習慣的持續存在，甚至為較高有閒階級的禮法所排斥的那類競賽生活中的變形，如懸賞拳擊、鬥雞以及在競賽習氣下的其他流俗表現，情況也是這樣。不管在禮儀細節上最近鑑定的那一套是怎樣說的，經有閒階級制度認可的已有的禮法準則，總是絕不含糊地表明，競賽和浪費是好的，而跟它們相反的事物是不光彩的。在社會中處於比較陰暗角落的那些部分，是不可能充分理解或全部掌握禮儀準則的一些細節的，因此，他們只是對準則的大綱節目在帶些不假思索的情況下加以引用，而對準則的適應範圍，或者是獲得認可的一些細節上的例外，則不遑深究。 有閒階級的一個相當突出的特點是酷好運動比賽，這不但表現在階級成員的直接參加上，而且表現在對這類活動在感情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上；這一性格特徵，是有閒階級與下層社會中的懶漢以及整個社會中在掠奪氣質上稟賦特強、也就是具有返祖遺傳性格的那些分子所共有的。在西方文明國家的民族中，在掠奪本能方面秉性薄弱到對一切運動競賽和競技都不感興趣的人是很少見的；但工業階級中一般的人對這類嗜好並不過於熱烈，並沒有達到可以適當地稱為具有運動習慣的那個程度。對這類階級說來，運動競賽是偶然的消遣，並不是生活中的一個顯著特徵。因此，不能說這部分普通民眾對運動競賽這一性格傾向是有所促進的。作為工業階級中的普通成員，甚至成員中為數相當巨大的部分，雖然沒有對運動競賽完全謝絕，一般說來對運動競賽的愛好帶有潛在意識的性質，多少只是把它作為偶然寄興的消遣，而不是把它當做生活興趣中一個不可少的、經常存在的部分，更不能算是構成思想習慣的有機複合體的一個主要因素。 這種表現在今天的運動競賽生活中的性格傾向，看上去也許並不是一個具有嚴重後果的經濟因素。單就其本身來說，它對工業效能，或者對任一個人的消費，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直接影響；但是，以這一傾向為特點的人類性格類型的廣泛流行和發展，卻是個具有一定重要意義的問題。它不論在經濟發展的速度方面，或是在這種發展所產生的結果的性質方面，都會影響到集體的經濟生活。不管怎樣，群眾的思想習慣既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這一性格類型的支配，這一事實對集體經濟生活的範圍、趨向、標準和觀念以及集體生活對環境的適應程度，就必然要發生重大影響。 應當注意到，構成未開化性格的一些別的特徵也有相類的影響。從經濟理論方面來看，可以把這些別的未開化特徵看做是掠奪性格的附隨變化，其間尚武精神就是這類性格的一種表現。這類特徵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屬於經濟性質，也沒有多大的直接經濟意義；但是它們可以用來表明具有這類特徵的個人所適應的經濟演進階段。因此，其重要意義是在於可以用它來作為一種鑑定含有這類特徵的性格對今天的經濟要求的適應程度的外在標準；但其自身作為一類索性，對個人的經濟適用性也會起增進或減退作用，在這一點上它也有一定程度的重要性。 在未開化生活中，尚武精神主要是表現在兩個方面——凶暴和詐偽。這兩種表現形態，也在不同程度上相類地存在於現代的戰爭、金錢工作和運動競賽中。這兩類素性都是在運動生活中以及採取比較嚴肅的形式的競賽生活中獲得了培養和鞏固的。謀略或狡猞是運動競賽中必然存在的一個因素，在戰爭和狩獵中情況也是這樣。在這一切活動中，謀略勢必發展成為奸險和詐偽。在任何體育和一般競賽的行動方式中，欺詐、虛妄和恐嚇總是占有牢固地位。在競賽中照例總要延請一位裁判員，總有許多精密的技術性條款，規定欺詐手段和戰略優勢可容許的限度和細節，這些都充分說明，用陰謀詭計來戰勝對方並不是競賽中偶然存在的特點。出於必然的事理，習慣於這類競賽活動，有助於詐偽習性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足以促使人們偏愛運動競賽的那類掠奪氣質充溢於社會，狡詐風氣就會盛行，對別人——各個地說來和集體地說來——的利益就會漠然不顧。使用欺詐手段，不論在怎樣的假託之下，也不論在怎樣的法律和習慣的掩護之下，總是一種狹隘的自私心的表現。關於運動競賽的這一特徵的經濟價值如何，已經顯而易見，這裡更不必詞費。 這裡還應當注意一點，從事於體育和其他競賽的人所感染到的在外貌上最顯著的一個特徵是極度的狡黠。因此，不論就對於競賽活動的實際上的推進來說，或是就對於狡黠的競賽者所給予的在其同道中的聲譽來說，攸力棲茲(Ulysses)『荷馬，《奧德賽》(Odyssey)的主人翁，伊大卡(Ithaca)的王，特洛伊戰爭中希臘領袖之一，以足智多謀著稱。——譯者』的天才和功績決不在阿溪里斯(Achilles)『荷馬：《伊利亞特》(I1iad)中的英雄，曾參與特洛伊戰爭，其人強有力、美姿容，勇敢而俠義，以此成為希臘青年人的楷模。——譯者』之下。當一個少年人，隨機應付，經過了入學考試，踏進了任何一個聲望卓著的中學或大學以後，要使他在性格上與一個職業的運動選手同化，大都第一步就是要使他具有一種狡黠的姿態。凡是對體育比賽或各種競技或具有相類競賽性的任何其他活動有高度興趣的人，總喜歡保持這種狡黠姿態，作為外貌上的一個特徵，他在這一點上的注意是從來不肯放鬆一步的。還可以指出一點，在下層懶漢階級的成員中，這種狡黠姿態也往往表現得非常突出，那種戲劇性的誇張態度，同在體育榮譽上一個年輕的候選者所常有的態度極其相近；從這裡我們再度看到了這兩類人物在精神上的一脈相通。有些人惡意地形容這類年輕的候補者的態度把它叫做「無法無天」，而上述性格表現正是這方面的最清楚的標誌。 一個狡猾、乖巧的人，可以說對社會並沒有經濟價值——除非是在與別的社會打交道時進行欺詐。他的功用並不在於對一般生活過程能有所推進。這種品質所起的作用，就其直接經濟意義來說，充其量只是在於使集體的經濟實質有所轉變，使之向與集體生活過程不相投的方面發展。這一點有如醫學上的一個正在變化的所謂良性腫瘤，其變化的趨向超過了劃分良性與惡性的那個不確定界線。 凶暴與狡黠這兩種未開化性格特徵，構成了掠奪氣質和掠奪的精神態度。這些都是狹隘的自私性質的表現。兩者對於個人在生活中追求歧視性成就時的得心應手，都是有高度適用性的。兩者也都是有高度審美價值的，都是由金錢文化助成的。但是兩者在集體生活目的方面都毫無裨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