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第五章 金錢的生活水準

任何現代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所以要在消費上超過物貿享受所需要的程度，其近因與其說是有意在外表的消費上爭雄鬥富，不如說是出於一種願望——想在所消費的財物的數量與等級方面達到習慣的禮儀標準。指導著這個願望的並不是一個嚴格不變的標準，並不是說一定要達到這個死板的限度，超過了這一點就別無更進一步的動機。標準是有伸縮性的：尤其是如果金錢力量有了任何增長，只要有足夠時間使人得以習慣於這種增勢，使人在隨此增勢而來的新的、規模更大的消費中獲得了便利，標準是可以無限制提高的。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要從已經達到的消費標準後退，這件事比較為了要適應財富增加而改變已習慣的消費標準不知要困難多少。有許多慣常的支出，經分析以後證明差不多是純粹浪費性的，因此也就是純粹榮譽性的，但是一朝納入了禮儀消費標準，成為生活方式中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以後，要中止這類消費，那就要感到莫大困難，其困難程度正不亞於放棄直接有助於物質享受的那類消費，甚至不亞於放棄對生活與健康十分必要的消費。這就是說，那些提供精神福利的顯然是浪費的榮譽性支出，跟許多適應物質福利或僅僅維持生活的「下一層」需要的支出比起來，可能有更大的必要性。大家都曉得，要從一個「高的」生活水準退下來，其困難正不亞於從一個已經比較低的水準再降低一步，雖然在前一情況下所涉及的是精神上的困難，而後者可能要牽涉到物質享受方面的實際削減。 在明顯消費方面後退是困難的，而要作新的進展卻比較容易，實際上後者的出現幾乎是自然而然的。偶然也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增進明顯消費的條件已經具備，而事實上卻無所增進，這在一般理解下是反常而需要加以解釋的，有了這樣的缺點的人，也難免被人指責為寒酸、小氣。反之，經濟情況有了好轉而對刺激反應迅速，則被一般人認為是正常現象。這就是說，通常促使我們努力爭取的消費標準，並不是那個已經達到的、平淡無奇的支出規模，而是剛巧為我們力所不及的，或者是需要加一把勁才能達到的理想境地。這裡的動機是競賽，是一種歧視性對比下的刺激力，它促使我們努力趕到我們慣於把自己列入其同級的那些人的前面去。在日常談話中往往有這樣的說法，每個階級所羨慕的、所要爭取列入的總是剛好比它高一級的那個階級，至於比它低的或遠在它之上的那些階級，一般都是置之度外，不作較量的，這裡所闡述的實際上就是這一論點。這就是說，決定我們在消費上的禮儀標準的，同在別的目的上的競賽一樣，是在榮譽上高於我們一等的那些人的習慣。在這樣逐級上推的情況下，尤其是在階級差別不十分明顯的社會裡，一切榮譽和禮儀方面的準則以及一切消費標準所依據的習尚和思想習慣，都可以通過帶幾分含糊的分等分級，逐級追溯上去，一直追溯到社會地位最高、財力最雄厚的階級——富裕的有閒階級——的習尚和思想習慣。 怎樣才算是正派的、光榮的生活方式，這一點大體上是要由這個最高階級來決定的，這個社會改進方案，在最高的、理想的形式下是怎樣的，通過教導和示範來說明這一點，是這個階級的任務。而較高級的有閒階級，只有在一定的物質限制之下，才能行使這種准祭司式的職權。它對於這類禮儀上的任何要求，不能從心所欲地使大眾的思想習慣來一個突然的改變或逆轉。要使任何改革深入群眾，要改變他們的思想習慣，是需要時間的，要使在社會地位上離開這個發光體比較遠的那些階級改變習慣，就需要更多的時間。人口的流動性越小，各階級之間間隔越遠，差異越明確，則進度越慢。但是如果假以時日，那麼關於社會的生活方式上的形態和細節等問題，這個階級的自由裁決力是大的，不過對於關係到榮譽的重大原則，它所能實現的改革，只是限於可容許的狹小的差度之內。它作出的一些榜樣和儆戒是有威力的，這種威力一直貫串到在它下面的一切階級：但是當它擬定教條，作為博取榮譽的方式方法，傳給下面各階級、從而構成各階級的風俗習慣和精神態度時，這種威力是一直在明顯浪費準則的淘汰性指導之下發生作用的，同時又受到作業本能的不同程度的調節。在明顯浪費和作業本能這兩個規範以外，還有一個屬於人類性格的重大要素——掠奪意志。就其普遍程度和心理內容來說，它位於上述兩個規範之間。至於這一要素怎樣影響到眾所公認的生活方式的構成這一點，隨後再討論。 由此可見，榮譽準則對某一階級的生活方式要有所規定或限制，就必須同那個階級的經濟環境、傳統習慣和精神上的成熟程度相適應。這裡應格外注意的是，某一禮儀上的習俗，在開始時不論具有怎樣高的權威，也不論它怎樣切合榮譽的基本要求，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者是在其勢力下推到較低的金錢階級的過程中，發現它與文明民族禮儀上的根本依據——即在金錢的成就方面作歧視性對比這個目的上的適用性——相背馳，它就決不能持續存在。 顯然，這些消費準則，對於任何社會或任何階級的生活水準的決定，是具有很大關係的。反過來，同樣明顯的是，任何時期或任何一個社會中通行的生活水準，對於榮譽消費將採取什麼形式以及這一「高一層的」需求將在什麼程度上支配人們的消費這些方面，也有很大的關係。就這一點來說，已有的生活水準所發揮的控制作用主要是消極的：它的作用幾乎完全在於，阻止已經習慣的明顯消費標準再向後退。 所謂生活水準，本質上是一種習慣。它是對某些刺激發生反應時一種習以為常的標準和方式。從一個已經習以為常的水準退卻時的困難，是打破一個已經形成的習慣時的困難。水準有所提高比較地輕便自如，這一點說明生活過程是一個活動力開展的過程，不論何時何地，只要自我表現所受到的阻力有了減退，活動力就會毫不猶豫地向新的方向開展。但是沿著這一個阻力低的路綫進行的表現習慣一經確立，即使環境發生了變化，外界的阻力顯然有了增長，它仍將向它慣常的出路尋求發泄機會。那種被稱為習慣的、沿著某一方向的表現變得更為輕快自如時，它就可以大大抵消客觀環境對沿著這一方向的生活開展的阻力的增長。個人的生活水準是由種種不同的習慣或表現的習慣方式和習慣方向構成的，它們彼此之間關於在逆勢環境下的堅持不屈程度，關於在某一方向下尋求發泄機會的迫切程度，是大有高下之別的。 用現代經濟理論的術語來說，這就是，人們總是不願意削減任何方面的支出，但對於某些方面的削減，其為難情況比其他方面更甚，因此對於任何慣常的消費雖然總是在勉強的情況下放棄的，但其中總有某些方面的消費格外不願意放棄，容或放棄也是極度勉強的。在各種消費品或消費方式中，消費者抓得最牢的，通常是所謂生活必需品或最低限度生活資料。所謂最低限度生活資料，當然不是在質和量上都固定不變的、一宗有嚴格限度的商品定額，這裡為了討論的方便，不妨假定，為了維持生活，所需要的是一個相當固定的消費總量。萬一消費必須不斷縮減，可以說，這個最低限度通常總是最後才放棄的。這就是說，在通常情況下，支配著個人生活的那類歷史最悠久、最根深蒂固的習慣——關係到他作為一個有機體的生存的習慣——是最頑固、最難避免的。此外還有更高一層的需要，是個人或民族隨後形成的習慣，這些習慣的形態比較不規則，也沒有一定的在緩急程度上的高低可說。這類高一層的需要當中有一部分，例如某類刺激品的習慣使用、超度靈魂的願望、博取榮譽的盼切等等，有時候其地位還可能居於低一層或更加帶有基本性的要求之上。一般說來，習慣形成愈久，愈不容易打破，與生活過程中原有的習慣形態配合得越密切，這種習慣的頑固性就越強。一種習慣，如果對於跟它的活動有關的、或在活動中已經發揮作用的那些人類性格上的特徵或傾向，已經在生活過程中有了廣泛、深刻的影響，或者是已經與民族的生活歷史密切結合，這種習慣就更加鞏固，更加有力。 各色各樣的人有各色各樣的習慣，養成這些習慣的難易程度彼此不同，放棄它們的難易程度也彼此不同；這一點說明，各種習慣的養成，並不單是一個經過時間長短的問題。決定支配著任何個人的生活方式的究竟是哪一類習慣的，不僅是習慣養成的時間的長短，而且同樣重要的是性格上的遺傳特徵。在任何社會裡，在其遺傳特徵中普遍存在的性格類型，或者換句話說，在其種族中占優勢的性格類型，在決定社會在日常生活過程中表現的範圍和方式上具有很大的力量。出於遺傳的性格特徵，會怎樣迅速地、明確地影響到個人習慣的構成，可以舉例來說明。例如有些人有極端嚴重的飲酒無度的習慣，這種習慣的養成，有時候是極其容易的。又如，有些人在宗教信仰上有天賦的特性，因此這種習慣的養成，對這部分人來說，同樣是極其容易的，也是無可避免的。有些人格外容易習慣於所謂浪漫的戀愛的那種人類環境，這一點也具有與上面的例子大致相類的意義。 各人的稟賦不同，因此各人的生命活動力向某些方向開展的難易程度也彼此不同。有些習慣與人們的特有稟賦或比較強烈的性格特徵或比較容易表現的方向是一致的，因而它們同人們的幸福有重大關係。構成生活水準的某些習慣是有相當韌性的，而確定這種韌性的是上述遺傳特性的作用，這一點說明，人們放棄有關明顯消費的任何支出為什麼會感到極度為難。作為這類習慣的依據的一些特性或性格特徵是含有競賽因素的；而這類競賽性的、也就是含有歧視性對比作用的傾向，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是人類性格的普遍特徵。這種性格特徵很容易在任何新形態下有力地活躍起來，而且在任何新形態下一經找到了慣常表現的機會，就極其有力地紮下了根。當一個人已經養成了在某一類型的榮譽消費中尋求表現的習慣，當某一類型或某一方向下的活動，在這些活躍的、影響深遠的競賽傾向的支配之下，對某一類刺激力量已經慣於作出反應，這時要他放棄這類習慣，他是會極端不願意的。另一方面，不論什麼時候，如果財力有了增長，使個人能夠向更大的規模和更大的範圍開展他的活動過程，則民族中的那些歷史悠久的性格傾向將發揮作用，將從中決定生活應當向哪個方向開展。有些性格傾向，在某種有關的表現形態的領域中原來已經很活躍，並且得到了現時的、公認的生活方式所明白表示的意向上的協助，而使之得以實現的物質資料和機會又都是現成的——這樣一類性格傾向，當個人的綜合力量有了新的增長而急於表現時，在形成其表現的形態與方向方面，有著格外重大的作用。具體地說，在任何社會，如果明顯消費是生活方式中的一個因素，當個人的支付能力有所增長時，這種增長所採取的形式，勢必是屬於某種公認的明顯消費形式。 除了自衛本能以外，競賽傾向大概是純經濟動機中最強烈的，而且是最活躍、最持久的。在工業社會裡，這種競賽傾向表現在金錢上的競賽上，就現代西方文明社會而言，實際上這等於是說它表現在明顯浪費的某種形態上。因此當現代社會的生產效能或商品產量，除供應最基本的物質需要以外還有剩餘時，明顯浪費方面的需要是隨時準備吸收這個餘額的。在現代情況下，這樣的結果假使沒有發生，那末所以會出現這種矛盾，通常的原因總是在於個人財富增進的速度過高，消費的習慣沒有能趕上；或者是由於這些人願意把明顯消費方面的增進推遲一步，至於為什麼要這樣做，一般總是由於要儲備力量，提高作出總的支出時的炫耀效果。當生產效能提高，可以用較少的勞動取得同樣的生活資料時，社會中那些勤勞的成員所全力以赴的總是要在明顯消費方面獲得更高的成效，而不是松下勁來，把前進的步子放慢。當提高了的生產效能使生產上的緊張有了緩和的可能時，事實上並沒有緩和下來，只是把生產的增量用來適應明顯消費方面的需要，這種需要是可以無限擴大的，按照經濟理論上的一般說法，這是屬於高一層的或精神上的需要。詹姆斯·穆勒說得好，「所有已有的機械發明，是否已經減輕了人類的辛勤勞動，迄今為止還是個疑問。」他所以能這樣說，主要就是由於在生活水準中存在著這樣一個因素。 某個人的生活水準應當是怎樣的，這一點大部分決定於他所隸屬的那個社會或那個階級所公認的消費水準。所以會這樣，直接原因是他時刻要注意到這個水準，習慣成自然，這個水準已與他的生活方式合而為一，因此使他有了深刻印象，認為執行這個消費水準是對的、好的，間接原因是公眾方面的堅決態度——遵守公認的消費水準是一個禮儀上的問題，因此不遵守這個水準是要受到輕視、受到排斥的。接受並執行社會上通行的生活水準是既愉快又適宜的一件事，為了個人享受，為了生活舒暢，是非做到不可的。任何階級的生活水準，就明顯浪費這一因素來說，一般總是高到盡其收益力所能及的程度的，不僅如此，它還一直傾向於進一步提高。其對人們的活動發生的影響是，導使他們傾其全力，在專一的目的下從事於獵取儘可能多的財富，對於沒有金錢利得的工作則一概拒絕。對消費的影響是，使消費集中於某類事物，這類事物對於要博得其好評的那些觀察者說來，是最明顯，最容易看到的，至於不涉及時間方面與物質方面的榮譽性消費的那類性格特徵，則由於棄而不用，已漸就湮沒。 這種對於可見的消費這方面的偏重所造成的結果是，多數階級的成員的家庭內部生活，同他們在大眾面前公開的那部分生活此起來，前者多比較簡陋，後者多比較奢華。另一個相因而生的結果是，人們往往把自己的私生活隱蔽起來，不讓外人窺見。就可以私下進行而不至於受到指摘的那部分消費來說，他們的生活是與左近的人完全隔絕的。因此在多數工業發達的社會裡，人們的家庭生活是處於不公開狀態的，也因此，出於比較深遠的淵源，那種對自己的私生活諱莫如深的習慣，已經成為一切社會中上層階級的禮儀上的一個顯著特徵。那些對榮譽性消費要求格外迫切的階級，其人口出生率都很低，這也未嘗不是起源於以明顯浪費作為生活水準的基礎這一點的不容忽視。生下了個孩子，要在很體面的方式下扶養他，由此涉及的明顯消費、也就是由此增出的開支是很可觀的，這就造成了生育上的一個強大阻力。談到馬爾薩斯的限制人口主張，這也許是最有實效的一點。 上面談到生活水準中榮譽消費這一因素在兩個方面發生的後果，一方面是物質生活與物質享受的比較暗藏的部分支出的緊縮，還有一方面是生育的節制，以這兩點而言，表現得最突出的似乎是從事於學術研究工作的那些階級。一般都認為他們的特點是具有高人一等的天賦與稀有的造詣，因此總是習慣地把他們列入高於按照其金錢力量所應列入的那個社會等級。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禮儀的消費水準就提到了與上述看法相應的高度，結果留下來可供生活上其他方面使用的剩餘部分就異常狹小。出於環境的壓力，他們自己對禮儀消費怎樣才算是恰當的、算是適合身份的這個方面的習慣看法，以及社會在這個方面對他們的矚望，在水準上都是非常之高的，以他們的富裕程度和收益力來計量，與名義上社會地位同他們相等的那些非學術階級對照，這個水準肯定是過高的。在任何現代社會，如果學術研究工作不是像教士那樣成為一種獨占性職業的話，從事這類研究工作的人，就難免要同財力在他們之上的一些階級相接觸。這些在財力上占上風的階級所通行的高度的金錢禮儀水準，不斷地滲入學者階級，而且滲入以後，其嚴格程度幾乎一點也沒有減輕，結果使這類學者階級的明顯浪費方面的支出在其資力中占到了較大的比率，其比率之大是再沒有別的階級比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