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第四章 明顯消費

上面敘述代理有閒階級的演進及其從勞動階級整體分化出來的過程時，曾經提到進一步的分工，那就是不同的僕役階級之間的分工。僕役階級的一個部分，主要是以執行代理有閒為職務的那些人，漸漸地負擔起了一類新的、附屬的任務——進行對財物的代理性消費。這種消費的最顯著方式是他們穿特製號衣，住寬敞的僕役宿舍。還有一種同樣顯著而流行得更加廣泛的代理消費方式，這就是主婦和家庭其餘成員在飲食、衣著、住宅和家具方面的消費。 但是在經濟演進過程中的某一階段，遠在主婦身份出現以前，作為金錢力量的證明的對財物的某種特殊化消費，就已經逐漸形成一種精密制度。消費上的分化，甚至在可以適當地稱之為金錢力量的任何事物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我們可以把它追溯到掠奪文化的最初階段；有些人甚至認為這方面的分化的開始還在掠奪生活開始以前。財物消費中這種最初的分化，與我們極為熟悉的後來發生的分化，其相同的地方在於它主要是屬於禮儀的性質，不同的是前者並不以累積財富上的差別為依據。以消費作為財富的證明，應當認為是一種派生的發展。這是通過淘汰過程對於人類特性中的一個新目的的適應，而這種特性在人們的思想習慣中是原來已經存在、已經確立的。 在掠奪文化的早期階段，唯一的經濟上的分化是，由壯健男子組成的光榮的上層階級和由勞動婦女組成的卑賤的下層階級這兩者之間的籠統差別。按照那個時候通行的典型的生活方式，消費女子所生產的事物是男子的任務。至於歸婦女享有的消費，只是因其工作關係而附及的；這是使她們得以繼續勞動的一個手段，並不是為了她們自己生活上的享受和充實。不事生產而從事消費是光榮的；首先這是勇武的標誌，是人類尊嚴的必要條件，其次，這種消費行為，尤其是對比較有價值的事物的消費，其本身就是在實質上光榮的。關於高級食品、有時候還包括比較珍貴的裝飾品的消費，對婦女和兒童們說來是懸為厲禁的；如果在男性中有個下層 (奴隸)階級，則這種禁律對他們也同樣有效。隨著文化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禁律可能轉化為在嚴格程度上高低不等的單純風氣；但不論支持這種差別的理論基礎是什麼，也不論這種差別的形成是由於禁律還是比較普遍的風氣，消費的這種習慣方式的特徵總是不容易改變的。當達到准和平的生產階段以後，奴隸動產的保有成為基本制度，這時在嚴格程度高低不等的情況下所遵守的一般原則是，卑賤的勞動階級只應當消費為維持生存所必需的那些事物。當然，一切奢侈品和生活上的享受用品是屬於有閒階級的。在禁律之下，某些食料，尤其是某些飲料，是嚴格規定由上層階級享用的。 關於飲食方面的禮儀上的差別，在酒和麻醉品的使用上最為顯著。如果這類消費代價高昂，其間就含有了高貴和光榮的成分，因此下層階級，首先是婦女，就被禁止使用，除了可以用較低代價獲得的那些地區以外。從遠古時代起直到族長制盛行的整個時期，這類奢侈品的調製和供應一直是歸婦女承擔的職務，而享用這類奢侈品卻是出身高貴、有上等教養的男性的特權。因此，由於刺激品享用過度而陷入沉醉或其他病態，反而帶上了光榮的色彩，由此再進一步，它就成了在飲食上能夠這樣放縱的人的優勢地位的標誌。有些民族把那種因放縱過度而造成的病態，看作是男子漢的特有屬性。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由於放縱過度而引起的身體上的某些病狀的名稱，在日常談話中變成「尊貴」或「文雅」這類字眼的同義語。固然，只是在較早的文化階段，這種由縱慾的惡行所造成的症狀才習慣地被認為是優勢地位的標誌，並成為一種美德，博得社會的尊敬，但是由某些這類惡行而來的那種榮譽竟長期保持著很大勢力，以致富裕階級或貴族階級的男性因生活放縱過度而受到的責難大為減輕。正是由於存在著這種歧視性差別，婦女、青年和下級的人們發生了任何這類放縱行為，他們受到的指責就格外嚴厲。這種傳統的歧視性差別，即使在現今比較進步的民族中，也仍然沒有失去力量。如果有閒階級所樹立的榜樣對社會習俗的形成具有強制力量，這時就可以看到，關於刺激品的享用，婦女所遵守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傳統的禁制制度。 這裡所說的上層階級婦女在刺激品使用方面受到較大禁制一節，也許會顯得有些不顧常識，對事理作了過分渲染。但是任何人只要願意留心一下就很容易看到的那些事實告訴我們，婦女對刺激品之所以有較大節制，部分是由於強制性的習俗。一般地說，凡是族長制傳統——以婦女為動產的傳統——色彩．最濃厚的地方，上述習慣勢力格外強大。根據這個傳統，婦女是一種動產，只應當消費她生存上所必需的一些事物，除非她進一步的消費有利於她主人的享受或榮譽。這個傳統雖然在範圍上已經大有限制，在嚴格程度上也已大為緩和，但它的意義依然一點也沒有喪失。奢侈品的消費，其真正意義指的是為了消費者本人的享受而進行的消費，因此是主人的一個標誌。任何這樣的消費，主人以外的別人只能在被默認的基礎上進行。在一般思想習慣還受到族長制傳統的深刻影響的那些社會裡，我們總可以找到些對奢侈品的禁律的殘餘，至少對不自由的或從屬的階級來說，習慣上是不容許享用奢侈品的。有些奢侈品，如果由從屬階級來使用，顯然會損害到其主人的享受和愉快，或者根據別的理由還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大正當的；對於這類奢侈品來說，上面的說法更加確切。按照西歐廣大的、保守的中產階級的看法，由從屬階級來使用刺激品，即使不一定觸犯禁律，也是應當受到指責的。有一點是意義十分重大、不容忽視．的，這就是恰恰在日耳曼文化下具有族長制禮法的強烈的思想殘餘的這類中產階級中，婦女在菸酒上是受到最大限度的禁制的。一般通則是，婦女只應當在為其主人的利益打算的情況下進行消費，這個見解一般都認為很正確而具有束縛力，不過這一通則已經在多方面受到限制，隨著族長制傳統的日趨衰微，限制條件也越來越多。當然，這裡會出現這樣的反對意見：婦女在服裝和家庭裝飾上的消費是這個通則的一個顯著例外。但是從效果上來看，這個例外與其說是實質的，不如說是表面的。 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通常只有有閒階級才能無限制地消費財物，尤其是一些高級的財物，就是說，在觀念上只有有閒階級才能進行最低限度生活需要以外的消費。到了後期和平階段以後，有了財物的私有制，有了以工資勞動或小型家庭經濟為基礎的生產制度，這種限制至少在形式上已經逐漸消失。但是在早期的准和平階段，通過有閒階級制度影響到以後的經濟生活的那許多傳統習慣，正在逐漸形成，逐漸鞏固，在那個時候上述原則是具有作為一種習慣法的力量的。人們是把這一原則當作消費行為必須遵守—的一種規範的，如果發生了任何顯然的背離，就要被認為是一種反常現象，遲早要在進一步的發展過程中被清除掉。 由此可見，處於准和平階段的有閒紳士，不僅是他所消費的生活必需品遠在維持生活和保持健康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上，而且他所消費的財物的品質也是經過挑選的，是特殊化的。對於食物、酒、麻醉品、住所、勞務、衣著、裝飾品、武器及其設備、娛樂品、符籙或神像等等，他都是任情消費的，是挑最好的消費的。他所消費的物品的逐漸改進的主要動機和直接目的，無疑是在於使改進了的、更加精美的物品，更加有利於他個人的享受和個人的福利。但這一點並不是消費這些產物的惟一目的。這裡還存在著榮譽準則，這類改進凡是符合這個標準的，就會受到歡迎，就會延續下去。使用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證明，這種消費行為就成為光榮的行為；相反地，不能按照適當的數量和適當的品質來進行消費，意味著屈服和卑賤。 這種在飲食等等方面的質量上的越來越認真的辨別和挑選，不久就不僅影響到了有閒階級紳士的生活方式，而且影響到了他的鍛煉和智力上的活動。他現在已經不僅僅是一個有成就的、勇於進取的男子，不只是一個有力量、有手腕、勇往直前的人物了。為了不被人看成是一個粗漢，他還得在愛好的培養上下些功夫，因為對消費品哪些是名貴的，哪些是凡陋的，應當能夠相當正確地加以鑑別，這一點現在已經成為他的義務了。對於有閒生活中的種種事物——具有不同程度的優點的名貴食品、男用飲料和隨身佩帶的飾物、合式的衣著和建築以及武器、競技、舞蹈、興奮劑等等——他應當成為一個行家。審美力的養成是需要時間和精力的，在這個方面對這位紳士提出的要求，使他的有閒生活漸漸有了改變，他要在多少帶些刻苦的情況下進行鑽研，學會怎樣在適當的方式下過他的表面的有閒生活。這位紳士必須痛痛快快地消費恰如其分的那類事物；同時與此密切相關的一點是，他必須懂得怎樣用恰當的方式來消費。他必須在恰當的方式下來過他的有閒生活。這就發生了前章所指出的禮儀問題。高貴的風度和嫻雅的生活方式，是應當遵守的明顯有閒與明顯消費的規範中的兩個節目。對有閒的紳士說來，對貴重物品作明顯消費是博取榮譽的一種手段。但單靠他獨自努力消費積聚在他手裡的財富，是不能充分證明他的富有的。於是有了乞助於朋友和同類競爭者的必要，其方式是饋贈珍貴禮物，舉行豪華的宴會和各種招待。禮物和宴會，除了出於單純的誇耀以外，或者別有起因，但它們很早就取得了這一目的上的功用，它們的這一性質一直保持到今天，因此它們在這方面的功用很久以來就一直是這些習慣所依據的實際基礎。奢靡的集會，如飲宴時分贈禮品以及舞會等類，是格外適合於這一目的的。通過這種方式，款待者願意與之作一番較量的那位競爭者，就被用來作為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他代他的東道主進行消費，同時對於他的東道主所無法獨力進行的那些過剩的高貴事物的消費，他也是一個目擊者，他還被請來目睹他的東道主在禮儀上的精通程度。 所以要舉行豪華的宴會，當然還存在著別的、在性質上比較溫厚的動機。節日集會的風氣可能是發端於歡樂和宗教觀念；在後來的演變中，這類動機也未嘗不存在，不過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動機。後來的有閒階級的舉行宴會，也許仍然是在較低程度上適應宗教上的需要、較高程度上適應消遣與娛樂方面的需要的，但同時也用來適應歧視性的目的則可以斷言；而且儘管在那些可公開的動機下存在著表面的非歧視性的用意，這類宴會仍然可以同樣有效地適應歧視性目的。因此，這些尋歡作樂的社交活動，不論在代理性消費方面，或是在禮儀上那種艱難的、費了巨大代價得來的成就的顯示方面，其經濟上的效果並沒有減少。 隨著財富的累積，有閒階級在職能上、結構上有了進一步發展，於是出現了階級內部的分化，出現了一個相當精密的等級制度。由於財富的繼承以及由此而來的門第的繼承，更加促進了這種分化。隨著門第的繼承，發生了強制性有閒的繼承。有些高門望族有充分力量把有閒生活遺傳給後代，但遺留下來的財富也許不足以使後代維持尊嚴的有閒生活。留傳給後代的也許只是高貴門第，卻沒有足夠的遺產使後代可以在安富尊榮的情況下任情消費。由此產生了另一類人物，那就是貧寒的有閒紳士，這一點在上面已經附帶捉到。這類混血兒式的有閒紳士，只能列入等級制度中的一個分級。那些在門第上或財力上接近、或在這兩個方面都接近於較高級或最高級富裕有閒階級的人，其地位即居於門第或財力較差者之上。屬於較低級的，尤其是貧寒的或最低級的有閒紳士，往往通過一種投靠或效忠的方式，依附在大紳士的門下；這樣他們就可以增加榮譽，從他們的保護人那裡取得維持有閒生活的必要手段。於是這些人成了高級有閒者的門客、扈從或僕人；他們既由他豢養，受到他的協助，就成了他的那一等級中的寄生者，成了他的過剩財富的代理消費者。這類隸屬性的有閒紳士中有許多人本身也未嘗沒有為數較微的獨立資產，這些人幾乎全然不能算作代理消費者，或者只能部分地算作代理消費者。然而成為保護者門下的食客或隨從的那些人，其中絕大多數是可以無條件地列為代理消費者的。還有一點，這類人當中的很大部分以及別的一些較低級的貴族，他們自己也往往有一批為數多少不等的代理消費者，如他們的妻子、兒女、僕役、清客等等。 在這個代理有閒和代理消費的整個等級制度中有一個定則，那就是這些任務必須用這樣的方式或在這樣的情況下來完成：要能夠向主人清楚地顯示，這種有閒或消費是屬於主人的，由此增進的榮譽也是對主人生效的。這些人的消費和有閒所體現的是他們的主人或保護人的投資，目的是為主人或保護人增進榮譽。至於舉行盛大宴會和廣贈禮物，其意義是再明顯也沒有的，由於這類活動是在眾目昭彰之下進行的，東道主或保護人可以由此立即博得榮譽。如果有閒和消費是由僕役和扈從們代理的，則榮譽之所以會加到主人身上，是由於他們就處於主人身旁，他們的有閒和消費從何而來，別人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後來在這種方式下博取榮譽的人群日漸擴大，這就需要用更加明顯的手段來表明，通過有閒的執行而取得的成效是歸之於何人的，於是制服、徽章等等逐漸風行起來。穿著制服或號衣含有很明顯的依附意義，甚至可以說是實際或表面的奴役的標誌。穿制服或號衣的大致可以分為兩類——自由的人和奴僕，或者是高貴的和低賤的。他們所執行的職務同樣可以分為高貴的和低賤的兩種。當然，在實際工作中看到的這種區別並非常常是劃分得一清二楚的，卑賤職務中比較上等的和高貴職務中比較下等的，往往由同一個人執行。但一般的區別不應當因此就被忽視。使事態更加糾纏不清的一點是，以所完成的外表工作的性質為依據的所謂貴與賤之間的這種基本差別，會被光榮與恥辱的一種派生的區別所掩蓋，後一區別所依據的是服務對象——任務是為這一對象完成的，號衣是為他穿上的——所處的等級地位。那些當然屬於有閒階級的本分業務在性質上是高貴的，例如行政、作戰、打獵、武器及其配備的管理等等，總之，一切表面上具有掠奪性的業務都屬於這一類。另一方面，凡是正式屬於生產類的業務總是低賤的，例如手藝或其他生產勞動、僕役工作等等。但是縱然在性質上原來是低賤的工作，如果服務的對象屬於極高等級，則這一賤役也會變成極光榮的任務，例如皇室宮女、侍奉皇后的女官、為國王掌馬、飼犬的官吏等等的職務，都屬於這一類。上面最後提到的兩種職務，牽涉到了帶些一般性意義的一個原則，這就是，這類低賤職務中凡是與作戰、行獵等首要的有閒業務有直接聯繫的，同上述情況一樣，很容易帶上一種光榮性。這就很可能使原來在性質上屬於低賤一類的，成為極其光榮的業務。 在和平生產的較後階段，雇用一隊無所事事的武裝扈從這類風尚已漸漸衰歇。代理有閒原來是由一批佩著他們的保護人或主人的徽章的隨從們來表現的，後來這種有閒的表現者縮減成為穿著制服的僕役。因此制服這件東西在更高程度上成了服役的標誌，或者說得更恰當些成了屈從的標誌。武裝扈從的制服以前總是帶有一些光榮性，現在制服成了僕役的專有標誌。這種光榮性就不復存在。不得不穿上制服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對它感到憎惡。我們離開實際的奴隸制度為期還不遠，對奴役的苦痛還十分敏感。有些企業機構為它們的職工特別規定了服式，作為專用制服，對這樣的情況我們甚至也有反感。在這個國家裡，這種嫌惡的心情竟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以致對於必須穿著制服的那些軍事方面或民政方面的政府職務，也產生一種有損體面的感覺，雖然這種感覺是比較輕微、比較模糊的。 隨著奴役制的消失，依附在任何一位紳士身邊的那些代理消費者，總起來說，其人數已經漸漸減少；至於依靠他生活、為他執行代理有閒任務的那些人，情形當然也是這樣，也許還更加顯著。這兩類人的情況雖然不是始終一致的，但在大體上是一致的。作為一個從屬者，最初受託執行這類代理有閒任務的是妻子或正妻，由此可以想見，在制度的後期發展中，當依照慣例完成這類任務的人為數逐漸縮減時，最後留有的就是妻子。在社會的較高等級中，代理有閒和代理消費兩類職務都是大量需要的；這裡居於主婦地位的人，在工作中當然還有為數多少不等的一群僕役從旁協助。但是當我們對社會的不同等級自上而下地逐步觀察時，就會看到這樣的一級，在那裡所有代理有閒和代理消費的任務，都集中於主婦一身。就屬於西方文化的各國來說，這樣的情況現在可以在下層中產階級中看到。 這裡出現了一種奇妙的反常現象。眾所周知的一個事實是，在下層中產階級中，處於家長地位的已經沒有偽裝有閒的餘地。由於環境的逼迫，有閒已經廢置不用。但是中產階級主婦，為了家庭和家主的榮譽，仍然要從事代理有閒的業務。在任何現代工業社會自上而下的社會等級中，主要事實——家主的明顯有閒——的消失點比較高：就是說，這一現象不一定在最低的社會等級中才不存在。中產階級的家主，迫於環境，不得不退而依靠自己的雙手謀生，他所從事的工作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帶有生產性，今天的一個普通商人所處的地位就是這樣。但派生事實——由主婦表現的代理有閒和代理消費，以及由僕役們表現的輔助性的代理有閒——仍然是現在的時尚，出於對榮譽的追求，這樣的習俗是不容忽視的。我們時常可以看到一個男子刻苦耐勞，盡力工作，為的是使他的妻子可以在適當的方式下，為他執行當時一般要求的那種程度上的代理有閒。 在這種情況下，由妻子執行的代理有閒，當然不是遊手好閒、安坐而食的那種簡單表現。這時看到的幾乎百不失一的情況是，這位主婦總是在這樣或那樣的藉口之下忙忙碌碌，她所不停地忙著的或者是某種方式下的工作，或者是家務，或者是社交活動，但試分析其內容，就可以看出，這些活動除了被用來表明她沒有並且也無須從事於任何生利的或有實用的工作以外，很少或根本沒有其他目的。在前面關於禮儀的一段里已經提過，所謂家庭的例行事務，消耗了中產階級主婦的時間和精力的，大部分是屬於這種性質。並不是說這位主婦照料家務時，在美觀與整潔方面產生的效果，不合於對中產階級禮儀訓練有素的男子們的口味，而是說，通過美觀與整潔的家庭布置的效果所要迎合的愛好，是在禮儀準則的淘汰性指導下形成的，而這一準則所要求的卻正是這類精力浪費的證明。我們對一些效果之所以感到愉快，主要是由於我們所受到的鍛煉告訴我們，這些效果是令人愉快的。在家務部署中，關於形式與色彩的如何恰當配合，以及應當歸入真正審美一類的其他布置，往往使我們煞費苦心，而且無可否認，在部署中有時也的確獲得了一些具有某種真正美術價值的效果。這裡所要著重說明的一點是，關於這類生活享受上的布置，主婦的努力是在傳統習慣的指導之下進行的，而形成這個傳統的卻是明顯地浪費時間與物力這一定律。如果在部署上達到了美觀或舒適的境地——如果確是這樣的話，這也不過是在帶些偶然的情況下實現的——那末這些成就也必然是靠與浪費精力那個偉大的經濟定律相符合的一些手段和方法來取得的。中產階級的家庭陳設中，那些比較堂皇、比較「見得人面的」部分，一方面是屬於明顯消費項下的一些品類，另方面是用來證明主婦執行代理有閒的一些裝置。 由主婦執行代理消費的要求，甚至在金錢尺度上已經低於可以容許代理有閒的要求存在的那一點時，它依然存在。這時關於禮儀上的整潔之類的浪費精力的任何虛設行動，即使有也已經很少看到，對表面上的有閒，肯定已不存在有意識的企圖，然而禮俗仍然要求主婦，為了家庭和家長的榮譽，要明顯地消費些財物。因此，作為一個由古老制度演變的後果，妻子在開頭時，不論在事實上或理論上，都要為丈夫作苦工，她是丈夫的動產，是為他生產、供他消費的；現在則變成了為禮儀上的要求而執行消費的人，所消費的就是她丈夫所生產的。但在理論上她仍然明明白白地是她丈夫的動產；因為經常執行代理有閒和代理消費，是無自由的僕役的一個不變標誌。 這種由中產階級和下層階級的家庭實行的代理消費，不能算是有閒階級生活方式的直接表現，因為屬於這類金錢等級的家庭已不在有閒階級的範圍以內。我們無妨這樣說，有閒階級的生活方式在這裡獲得了次一級的表現。就榮譽這一點說，有閒階級在社會結構中是居於首位的；因此其生活方式，其價值標準，就成了社會中博得榮譽的準則。遵守這些標準，力求在若干程度上接近這些標準，就成了等級較低的一切階級的義務。在現代文明社會中，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分界綫已經變得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上層階級所樹立的榮譽準則很少阻力地擴大了它的強制性的影響作用，通過社會結構一直貫串到最下階層。結果是，每個階層的成員總是把他們上一階層流行的生活方式作為他們禮儀上的典型，並全力爭取達到這個理想的標準。他們如果在這方面沒有能獲得成功，其聲名與自尊心就不免受損，因此他們必須力求符合這個理想的標準，至少在外貌上要做到這一點。 在任何高度組織起來的工業社會，榮譽最後依據的基礎總是金錢力量，而表現金錢力量從而獲得或保持榮譽的手段是有閒和對財物的明顯消費。因此，在等級上一直向下推，在任何等級中，只要有可能，這兩種手段總是流行的；在較低階層，兩種任務大部分是託付給家庭中的妻子和兒女來執行的。家庭中居於家長地位的男子，在這方面也有所表現，事實上他一般也是這樣做的。但是如果再推到更下一層，當其家庭處於貧困的水平，或者接近赤貧的水平時，男子，也許還有他的子女，實際上已經不再能為保持體面而消費貴重的物品，於是女子就成了這個家庭在金錢禮儀上的實際上的惟一代表者。社會上沒有一個階級——甚至極度貧困的也不例外——對慣常的明顯消費會完全斷念，除非處在直接需要的壓迫之下，否則對於消費的這一範疇的最後一點一滴是不會放棄的。人們寧可忍受很大的痛苦與不安，而不肯在非萬不得巳的情況下放棄金錢禮儀上最後剩下的一些小零小碎或最後的門面裝點。世上沒有一個階級，也沒有一個國家，會那樣卑怯地屈服在物質缺乏的壓力之下，甘心讓自己不獲得對這種高一層的或精神上的要求的完全滿足。 根據以上關於明顯有閒與明顯消費發展情況的觀察看來，兩者所以同樣具有博取榮譽這個目的上的功用，是由於兩者所共有的浪費這個因素。在前一情況下所浪費的是時間和精力，在後一情況下所浪費的是財物。兩者都是表明擁有財富的方法，同時兩者也習慣地被認為是二而一的。在兩者之間如何抉擇，只是一個作自我表現時，何者更為方便、有利的問題——除非在抉擇時受到了出自另一來源的別的禮儀標準的影響。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為了方便與有利，人們可以選擇這種方法，也可以選擇那種方法。問題是他們企圖說服對方時，兩個方法之中哪一個具有最有效的說服力量。在不同的環境下用不同的方法解答這個問題的是習慣。 只要社會的範圍還很狹小，彼此相處關係還很緊密，任何事情大家都可以共見共聞，就是說，只要個人在榮譽方面必須使自己與之相適應的人類環境，還局限於他的相熟和鄰里的閒談那個範圍以內，兩個方法的效用就是一樣的。因此在社會發展的初期，兩個方法的有效性大致相同。但是在社會有了進一步的分化，不得不同更大的人類環境接觸以後，消費就比有閒更加適宜於作為禮儀表現的通常手段。到了和平經濟階段的後期，情況更加是這樣。交通的發達與人口的流動，使個人的接觸面有了擴大，這時他所接觸到的廣大群眾要推斷他的身望和地位，除了以他在他們直接觀察之下所能誇示的財物(也許還有儀態和禮貌)為依據外，已別無其他方法。 現代工業組織，還通過另一條路綫，在這一方面發生作用。由於現代工業制度下的緊張情況，個人與個人或家族與家族往往會在漠然的情況下會面，但是除了會面以外，很少別的意義上的接觸。機械地說來，跟我們接近的人，往往並不是我們的在社交意義上的鄰居，甚至也不是我們的熟人；然而這些人的一時的好評，仍然是有高度功用的。一個人要使他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漠不關心的觀察者，對他的金錢力量留下印象，惟一可行的辦法是不斷地顯示他的支付能力。在現代社會，參加大的集會的機會比較多，這時某個人的日常生活如何，在場的別人是一無所知的，例如在教堂、劇院、舞廳、旅舍、公園、商店等等場所，就有這樣的情況。為了使這些臨時聚合的觀察者得到一個生動印象，為了使自己在他們的觀察之下能夠保持一種自我滿足的心情，必須把自己的金錢力量顯露得明明白白，使人在頃刻之間就能一覽無餘。因此很清楚，現在的發展趨向是，人們重視明顯消費的作用甚於明顯有閒。 還有一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在個人之間的接觸面最廣、人口的流動性最大的社會，以消費作為博取榮譽的一個手段時，它的適用性最大，以這個手段作為禮儀中的一個因素時，對它的要求也最堅決。明顯消費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成分，城市人口比鄉村人口為大，前者對這種消費的要求也比較迫切。結果是，為了裝點門面，虛飾外表，而過前吃後空的日子，其習慣程度前者也高於後者。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情況，例如，大家曉得，美國的農民和他的妻子兒女同一個有同等收入的城市裡的手藝人的家族比起來，前者的衣著就顯然沒有後者的入時，容態舉止也沒有後者斯文。這並不是說，城市裡的人對於由明顯消費而來的那種自我滿足，生來就有特別熱烈的需要，也不是說，鄉村裡的人對金錢禮儀就特別看得淡些。這只是因為，這類現象所引起的反應以及由此發生的一時的有效性，在城市比較明確。因此城市裡的人使用這個方法比較積極，明顯消費的正常標準也在你追我趕的競賽中提得比較高，結果為了表現一定程度的金錢禮儀，城市裡的人就需要在這方面作較大的支出。他們必須與這個較高的習慣標準相適應，這一點已經成了不容推諉的義務。這種禮儀標準是隨著階級的提高而提高的，禮儀外表上所要求的那些是必須做到的，否則就要失去身份。 以城市與鄉村對比，明顯消費在城市生活標準中是一個比較顯著的因素。在鄉村居民中，儲蓄和家庭享樂的作用是在某種程度上代替了消費的作用的，通過鄰居們的聊天而輾轉傳播，前一類活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適應在博取金錢榮譽方面的一般目的。這類家庭享樂以及從中享有的有閒——如果有這種現象的話——當然大部分也應該算是明顯消費項下的節目，儲蓄的情況也差不多是這樣。城市中的技工階級儲蓄的數額比較小，這無疑，部分是由於這一事實，即這些人所處的環境同住在小村子裡靠務農度日的那些人不同，以儲蓄作為宣傳手段的有效程度，在前一環境下遠不及後一環境。在後一環境下，每個人的家務，尤其是財產的厚薄，別人是心裡雪亮的。城市裡的技工和工人階級的接觸面比較廣，受到外誘的機會比較多，這一點單就其本身來說，初看起來似乎影響不大，不致因此顯著降低他們的儲蓄量；但就其累積的作用來說，由於禮儀上支出標準的提高，它對儲蓄傾向的抑制作用不能不說是十分有力的。 城市裡的機械工人、手工業者以及屬於下層中產階級的一般居民，往往喜歡在公共場所飲酒、吸菸、作小東道，這已成為一時的風氣；這就是一個適當例證，足以說明在榮譽準則下產生的結果。這裡可以舉印刷工人為例，上述形態下的顯著消費在這類人中極為風行，有時還因此產生了一些很觸目的後果，受到了世人的譏議。這類工人之所以會有這樣一些習俗，大都認為是由於他們在道德上有某種缺陷，或者認為是由於職業上的原因，在某種難以確定的情況下對他們發生了影響。在印刷廠里從事日常工作的那些人，其一般情況可以概述如次。他們在任何印刷廠或任何城市獲得的技能，在任何別的印刷廠或別的城市差不多都可以適用；就是說，由於專門訓練而形成的慣性在這裡是很微弱的。並且，這種工作需要在一般以上的智力和普通知識，因此各地區之間對他們工作的需求有了任何細小的上落，他們大都比許多別的工人容易利用機會。因此由鄉土觀念造成的惰性也比較薄弱。這個行業的工資又比較高，因而他們由這一地區轉移到別一地區，比較地輕而易舉。結果是印刷工人的流動性很大，可能大於同樣範圍明確的、同樣龐大的任何別的工人團體。這些人經常要同一些新的夥伴打交道，雖然跟他們的關係是短促的或暫時的，可是他們在這一時的好評仍然值得重視。人類喜歡虛飾外表的性格，再加上友好的感情，就使這些人在最適於這類需要的方面，不免任情花費。這裡也同在別處的情形一樣，習慣不久就會成為風氣，這種風氣盛行以後，就跟已有的禮儀標準融合為一。下一步是以這個禮儀標準為出發點，從這裡開始一個沿著同一方向前進的新的活動，因為僅僅死守著同業中人人認為當然應該達到的那個浪費標準而不能有所發展，是一無可取的。 由此可見，印刷工人胡花濫用的風氣所以比一般人更加普遍，至少一部分是由於在這個行業中遷調比較便利，與同伴的接觸往來富於暫時性。但歸根到底，他們對浪費行為所以有這樣的高度需要，無非是由於顯示優勢與符合金錢禮儀的性格傾向；這跟法國小農民的極度儉約與美國百萬富翁的建立大學、醫院和博物館，其動機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兩樣。但是在人類性格上還存有別的、與這方面的性質不同的特徵；假使明顯消費準則沒有被這類性格特徵大大抵消，則以城市中的技工和工人階級所處的環境來說，不論他們的收入或工資怎樣高，要他們從事任何儲蓄，在邏輯上是不可能的。 除了財富與財富的表現以外，還有另一些榮譽標準和多少帶些強制性的另一些行為準則，其中有些是對明顯浪費這個廣泛的、基本的準則有加強作用或限制作用的。以自我表現的有效性為依據作一簡單考察，我們可以看到，有閒和財物的明顯消費這兩者在金錢競賽中，起先應當是勢均力敵的。以後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和社會範圍的擴大，有閒也許會逐漸被廢而不用，而財物的明顯消費的絕對或相對的重要性則會日益增進，直到除了生活上真正必需的以外，一切可以利用的產物都被它所吸收。但發展的實際過程與這個理想的方案有點不同。在准和平文化階段，有閒在最初是居於第一位的，不論作為財富的一個直接說明者或作為禮儀標準中的一個因素，它所占有的地位都遠在財物的浪費性消費所占的地位之上。從那個時期以後，消費的勢力逐漸增進，到現在它無疑已占據首位，不過距離上面說的除最低生活需要以外全部生產都被它所吸收的情況還很遠。 以有閒作為博取榮譽的一個手段，其最初的占有優勢是起源於工作有貴賤之別那種古老的看法。有閒之所以可貴，有閒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由於它表明了對賤役的絕無沾染。階級有貴賤之別的古老的劃分辦法，其依據是工作有貴有賤的歧視性區別，在准和平階段的初期，這種傳統的區別發展成為有強制性的禮儀準則。這時以有閒作為財富的證明仍然有充分效用，其有效程度並不亞於消費，這就更加助長了它的優勢。當人類的環境還比較狹小，情況還比較穩定，當個人還處於這樣一個文化階段時，有閒在輕視一切生產勞動這一傳統的支持下，其有效性實際上竟這樣顯著，以致產生了一個很大的貧困的有閒階級，而且在有閒觀念的影響下，甚至產生了一種使社會的生產事業局限於適應最低生活需要的生產範圍的傾向。這種生產事業受到極端抑制的局面所以能終於避免，是由於奴隸的勞動，他們在比出於博取榮譽的要求更加嚴格的強制下進行工作，被迫生產出超過工人階級生活需要最低限度的產品。利用明顯有閒作為博取榮譽的基礎，以後所以會相對地衰落，部分是由於以消費作為財富的證明的有效程度有了相對的增長，部分是由於另外一種勢力，這種勢力與明顯浪費的風氣不同，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跟它相對立的。 這個相反的因素就是作業本能。如果沒有別的方面的阻力，這一本能會使人重視生產效能，重視對人類有用的任何事物。它使人們反對物質的浪費或精力的浪費。人人都具有作業的本能，即使處於逆勢環境，這一本能也依然存在。因此某一項支出，不管它在實際上怎樣地具有浪費性，也至少總要找到些似是而非的託詞，說出一種表面的目的。在特殊情況下，這個本能會轉變成為對侵占和階級貴賤之間的歧視性區別的愛好，其情況在前面一章里已經指出。作業本能與明顯浪費準則發生牴觸時，它的表現主要不是在於對實際效用的堅持，而是在於對那些顯然無實用的事物始終感到憎嫌，感到醜惡。它在性質上既然是一種本能的愛好，因此它的指導作用，就會主要地、直接地對它的要求有顯然的違背。但是這種感覺只是在反省以後才會發現，因此當對它的要求有了實際的違背時，它的反應比較遲鈍，作為一種拘束力時，這種力量也比較薄弱。 只要一切勞苦工作全部或通常是由奴隸們來完成的，則生產勞動的卑劣性將在人們的心目中經常存在，使作業本能無法在生產事業的有實用這個方面認真發揮作用，但是當以奴隸與身份制為特徵的准和平階段轉變到以工資勞動與現金支付為特徵的和平階段時，這個本能逐漸抬頭了。這時在它的積極作用下逐漸形成了人們關於何者為有價值的觀點，至少它成了自我滿足的一個輔助準則。一切無關的考慮這裡且擱開，有些人(成年人)或者全無打算，不想在任何方面有所成就，或者對於與人生實用有關的任何事物全不介意，像這樣的人畢竟是極個別的。作業本能的傾向，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嚮往光榮的有閒和避免粗鄙的勞動這些具有更加直接的拘束力的動機所掩蓋，因此只能在一種偽裝的形態下出現，例如「社交義務」，半藝術性或半學術性的研究，住宅的經營與裝飾，婦女義務縫紉或服裝改良方面的活動，考究穿著，玩紙牌、划船、打高爾夫球以及其他種種娛樂的精通等等，都是這類表現。但是在環境壓迫下從事這類無意義的活動，並不等於作業本能已不復存在，正如讓母雞伏在一窩瓷製的蛋上，並不等於說這隻母雞這時已經喪失了孵卵的本能一樣。 現代有閒階級從事某種活動，往往在表面上並非一無目的，同時它對於不論與個人利益還是集體利益有關的任何生產行為則竭力避免，這就是現代有閒階級與准和平階段的有閒階級的不同之處。上面說過，在較早時期，占壓倒優勢的奴隸制和身份制，除以掠奪為目的者外，對於其他任何方式的努力一概加以排斥。那時還有可能以武力侵略敵對部落和在自己部落內對奴隸階級進行鎮壓作為日常工作，這就使有閒階級的活動力有了出路，而不必用之於實際上有用或者甚至表面上有用的任何工作。狩獵活動在若干程度上也起著同樣作用。當社會發展到和平的生產階段以後，土地受到了進一步的充分利用，行獵的機會大大減少，只剩下了一點殘跡，於是過剩的精力要從事有目的的活動，就不得不另找出路。這時強迫勞動已不復存在，對生產勞動的恥辱感已經沒有以前那樣敏銳，於是作業本能就逐漸抬頭，有了進一步堅定和有力的表現。 關於哪一條是有閒階級最適當的路綫，這一點曾經發生若干變化。精力的發泄，以前是以掠奪活動為主，現在部分轉向到了表面上有用的活動。那種顯然無目的、無意義的有閒已漸漸受到輕視，尤其是平民出身的廣大的有閒階級，對於那種安閒度日、悠然自適的傳統作風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對任何帶有生產勞動性質的工作一概加以鄙視的那個榮譽準則依然存在，這一準則對於有實用的或有生產性的任何工作，除偶爾作片時的嘗試以外，是不容許沾染的。結果是有閒階級執行的有用發生了變化；但變化的主要是形式而不是實質。上述有關有閒的兩種要求相互間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是靠了掩飾和作偽獲得調和的。於是興起了種種繁文縟禮和禮儀上的社交義務，出現了許多組織，它們的名稱總是富麗堂皇，就其名稱來看，總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改進或改良為目的的。人們忙忙碌碌，此來彼往，談得非常熱烈，到頭來他們自己可能根本就不曾考慮到，所談的內容究竟有些什麼實際的經濟價值。同這類像煞有介事的活動密切交織在一起的，雖然不能說一定，但通常總有個一本正經的目的，作為活動的相當顯著的內容和努力的方向。 在代理有閒這個範圍較窄的領域內，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作為一個主婦，在族長制全盛時代是逍遙坐食，一無所事，以此來度過時光的，到了和平階段的後期，就得忙於家務操作了，關於這方面的演變的一些顯著特徵，上面已經提到。 在明顯消費的整個演變過程中，不論從財物、勞務或人類生活方面來看，其間一個顯著存在的含義是，為了有效地增進消費者的榮譽，就必須從事於奢侈的、非必要的事物的消費。要博取好名聲，就不能免於浪費。僅僅從事於生活必需方面的消費是一無可取之處的，除非是同那些連衣食都不周的赤貧者作對比，不過在這樣的對比中涉及的只是極無聊、極不夠味的一種禮儀水平，談不到什麼消費標準。但是就生活標準來說，除富力以外，還有可能在別的方面，例如在道德、體格、智力、審美力等等方面的表現，作歧視性對比。這些方面的對比現在都很通行，而且它們往往跟金錢的對比結合得這樣密切，以致與後者很難辨別。時下就智力和審美力或美術的精通程度這些方面的表現進行評比時，情況尤其是這樣，因此往往會將實際只是金錢上的那種差別，理解為智力或審美力上的差別。 使用「浪費」這個字眼時，從某一方面看來，含義是不大高妙的。在日常談話中使用這個字眼，是含有貶損或輕視之意的。這裡所以使用這個字眼，只是由於沒有更好的詞來適當地形容同一範圍內的一些動機和現象，並不合有那種對人力或物力作不正當消費的憎惡或醜化的意義。從經濟理論的立場來看，上述消費與任何其他消費比起來，在正當程度上並沒有什麼高下之別。這裡之所以稱作「浪費」，是因為這種消費從整體說來，並無益於人類生活或人類幸福，而不是因為從實行這種消費的各個消費者的立場說來這是浪費或精力的誤用。就各個消費者說來，如果他願意這樣消費，這種消費與其他可能不會受到浪費的非難的那類形式的消費相比時對他的相對效用問題就算解決了。不論消費者所選擇的是哪一形式的消費，也不論他作出選擇時所追求的目的何在，由於他的偏愛，那種消費對他就有了效用。從各個消費者的觀點來看，在純經濟理論範圍內是不會發生浪費問題的。因此這裡使用「浪費」作為一個術語，並不含有貶責消費者的動機，或他在明顯浪費準則下所追求的目的之意。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別的依據下，在日常生活用語中，「浪費」這個字眼是含有貶責浪費這一特性的意義的。這一常識意義本身所體現的就是作業本能的一種暴露。這種一般性的對浪費的憎惡說明，一個尋常的人為了求得自己心地的安寧，就有了一種要求，要求能夠從一切的人類努力和人類享受中看到整個人類生活與福利的提高。任何經濟事實，如果要取得絕對的認可，就必須經得起考驗，證明它具有非個人性質的效用，就是說，從全人類的立場來看，它是有效用的。一個個人與別一個人對比下的相對利益或競爭利益，是不能滿足經濟的道德心的，因此競爭消費是得不到這種道德心的認可的。 嚴格地說，除了基於歧視性的金錢上的對比所作出的消費之外，別的消費都不應當列入明顯浪費範圍。但是我們將任何某一項目或因素列入這一範圍，並不一定要由執行這項消費者本人承認這是上述意義下的浪費。時常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生活標準下的某一因素，在開始時根本是屬於浪費性的，而結果在消費者的理解下卻變成了生活必需品，其必要程度可能並不亞於消費者的習慣支出中的任何別的項目。有些支出項目有時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可以用來作為這一原則適用情況的說明，舉例說，如地毯與掛氈、銀制餐具、服務員的侍應、大禮帽、硬領、各種貴重飾物和服裝等等。這類事物的使用習慣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必要性，這種必要性對這類事物的是否列入浪費(按照這個字的學術意義來說)範圍，實在並沒有多大關係。要確定某一消費是不是屬於這裡所說的浪費範圍，關鍵問題是在於它是否直接有助於整個人類生活的提高，是否在非個人性質的意義下，有助於生活過程的推進。因為這一點是在作業本能下作出判定的基礎；而這個本能乃是有關經濟真理或經濟適性的任何問題的最高法院。這是關係到由冷靜的常識來作出判斷的一個問題。因此問題不是在於在個人習慣與社會風向的現有環境下，某一項消費是否有助於某一消費者的滿足或其內心的安寧，而是在於，除了已有的愛好，除了習慣與傳統禮儀的準則以外，其結果對生活的享受或充實是否真正有利。儘管是一種慣常的消費，如果它所依據的習慣是起源於歧視性的、金錢上的對比，如果沒有金錢榮譽原則或相對的經濟成就的支援，就不會形成這樣的習慣的話，那麼這種慣常的消費就必須列入浪費範圍。 這是顯而易見的，當我們將某一消費事物列入明顯浪費範疇時，這一事物並不一定是絕對屬於浪費性的。同一事物，其性質可能是既有用也浪費的，對消費者所發生的效用，可能是在實用與浪費兩者的多種變化的比率下組成的。在消費品、甚至生產品效用的構成中，這兩種成分往往是結合在一起的；雖然，一般地說，在消費品中占優勢的總是浪費成分，而供作生產用的商品則情況相反。有些物品，即使初看起來好像是徒供觀瞻、全無實用的，也總可以在其中找到某些至少是表面的實用目的。另一方面，即使是專為某種工業操作製造的機器或工具，以及供人們在生產中使用的極粗陋的用具，在細察之下，也往往可以找到些明顯浪費的痕跡。如果看到任何商品或勞務的根本目的和主要成分是明顯浪費——不管這一點是怎樣顯而易見——，就斷定它絕對不存在任何實用性，這總是危險的，另一方面，對於任何基本上屬於實用的產物，如果貿然斷定浪費因素同它的價值毫無直接或間接關係，那也是危險的，不過危險性稍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