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閒階級論 · 第三章 明顯有閒
關於金錢的競賽，上面已作了概括敘述，在其進行中如果不受到別的經濟力量或競賽過程中別的特徵的干擾，則其直接影響所及，將促使人們趨於勤勞儉約。我們曉得，下層階級取得財物的通常手段是生產勞動，就這個方面來說，金錢競賽的確在某種程度上是產生了上述結果的。在一個處於農業生產階段、度定居生活的社會裡，財產的劃分相當細緻，其法律與習慣使勞動階級在其生產成果中可以獲得一個相當確定的份額；就這樣一個社會裡的勞動階級來說，上述情況就更加確鑿。這些下層階級無論如何不能避免勞動，因此勞動至少在其階級內部說來，並不是怎樣有失身份的。還不止是這樣，由於勞動是他們既有的、公認的生活方式，當他們在工作能力上有所表現而獲得好評時，還存有幾分競賽下的自傲心情，因為勞動往往是他們惟一可以選擇的競賽方式。有些人只是在講求生產效率與儉約的範圍內，才有可能取得財物和展開競賽，對這些人來說，要從事於金錢地位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只有從進一步克勤克儉的方面著手。但必須指出——以下還要提到——在競賽過程中還有某些附屬特徵，對於不論在金錢上處於劣勢還是處於優勢的階級在這些方面的競賽，都會發揮很大的限制作用和緩和作用。
但我們目前所要討論的是在金錢上居於優勢的階級，其情況與上述的有所不同。就這個階級來說，勤奮與儉約這兩個動機未嘗不存在，但其動作受到金錢競賽中某些附屬要求的限制竟這樣大，以致在這個方面的任何傾向實際上受到了抑制，任何關於勤勞方面的誘因都不能發生作用。在競賽的這類附屬要求中最有力的、也是範圍最廣泛的一個，是必須避開生產工作。在未開化時代，這一情況更加突出。處於掠奪的文化時期，在人們的思想習慣中，是把勞動跟懦弱或對主子的服從這類現象連結在一起的。因此勞動是屈居下級的標誌，是一個有地位、有身份的男子所不屑為的。在這樣的傳統觀念的影響下，人們感到勞動是要降低品格的，這種觀念相沿至今，並沒有消失。正相反，隨著社會文化的演進，這一觀念已成為古已有之、無可懷疑的成規，已經得到了公理的支持。
要獲得尊榮並保持尊榮，僅僅保有財富或權力還是不夠的。有了財富或權力還必須能提出證明，因為尊榮只是通過這樣的證明得來的。財富有了證明以後，不但可以深深打動別人，使人感覺到這位財富所有人的重要地位，使人一直保持這個活躍的印象而不磨滅，而且可以使這位所有人建立起並保持一種自鳴得意的心情，在這一點上其作用也是不小的。除了最低的文化階段以外，在一切文化階段，一個普通的、正常的人，如果能夠有一個「相當過得去的環境」，能夠免於「躬親賤役」，就會感到安慰，感到一種自尊心。不論在他的生活的物質環境方面，或日常生活的內容方面，如果被迫脫離了他那個過得去的習慣標準，這時不管他的同輩們對他的遭遇作何感想，同情也罷，蔑視也罷，他總會感到這是有損體面的。
對於人類生活方式中那種古老的理論上的尊卑之別，直到今天，在人們的觀念中還保持著很大勢力。因此上流社會對於粗鄙形式的勞動，很少不是本能地感到厭惡的；對於在我們思想習慣中與苦工賤役連結在一起的那類業務，我們特別地有一種逼真感覺，認為這類工作在外觀上是不雅相的。一切所謂高尚風雅人士，總認為某些在習慣上必須由僕役們來做的工作，在精神上也不免是污穢的。鄙俗的環境，簡陋的(即代價不高的)住宅以及粗笨的生產工作——這一切都應當毫不猶豫地給以惡評，避之若浼。這些都是跟處於高水準上的精神生活——「高超的思想」——不相容的。從希臘哲人的時代起直到今天，那些思想豐富的人一直認為要享受有價值的、優美的或者甚至是可以過得去的人類生活，首先必須享有相當的餘閒，避免跟那些為直接供應人類生活日常需要而進行的生產工作相接觸。在一切有教養的人們看來，有閒生活，就其本身來說，就其所產生的後果來說，都是美妙的，高超的。
有閒以及財富的其他證明的這種直接、主觀價值，無疑是大部分屬於從屬性的，派生的。這種價值，一部分是以有閒作為博取別人敬意的一種手段時的功用的反映，一部分是藉此在精神上得以獲得調劑的結果。至於勞動，既已在習慣上被認為是處於劣勢地位的證明，因此自然地出於心理上的武斷，它也就被認為生來是卑賤的。
當掠奪階段，特別是緊接著這一時期的、生產在准和平方式下的最初階段，有閒生活是金錢力量的、因此也就是優勢地位的最簡捷、最確鑿的證明，當然，這裡始終是在這樣的假定下說的，這些有閒者除了「閒」以外，日子也顯然過得很從容，很舒適。在這個時期，財富的內容主要是奴隸，以及由於擁有財富和權力而得來的利益，其形態主要是個人的勞役和個人勞役的直接成果。因此，明顯地不參加勞動就成為金錢上的優越成就的習慣標誌，就成為聲望所歸的習慣指標；正相反，從事於生產勞動既然是貧困與屈服的標誌，它同在社會上取得崇高地位這一點就冰炭不相容了。結果是，在盛行金錢競賽的情況下，勤勞與儉約的習慣並沒有獲得普遍推進，正相反，這種方式的競賽，對生產勞動的參與間接地起了消極作用。從很早的文化階段起，積習相沿，勞動一向受到輕視，但是即使沒有這樣的傳統，勞動由於已成為貧困的證明，也仍將無可避免地帶上不光榮的色彩。按照掠奪文化的古老傳統，生產上的努力對於一個壯健男子來說是不值得的，應當避開的，在掠奪的生活方式轉變到准和平的生活方式以後，這一傳統非但沒有被丟棄，而且變本加厲。
由於生產工作已經與低人一等的觀念結合在一起，有閒階級制度即使沒有跟個體所有制的初次出現同時興起，無論如何也將成為所有制的初期發生的後果之一。應當注意到，有閒階級雖然在掠奪文化開始時已經在理論上存在，但是隨著掠奪階段轉變到下一個金錢文化階段，這個制度有了新的、更加充實的涵義。作為一個「有閒階級」，不但在理論上存在，而且在事實上存在，這一現象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有閒階級制度，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以完整的形態出現的。
在純掠奪階段，有閒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區別，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區別。這個時候具有強健體格的男子們，對於在他們看來是低賤的那種勞役，審慎地置身事外；但他們的活動對團體的食料供應實際上有很大貢獻。在繼起的准和平的生活階段，其主要特點通常是在於出現了確定的動產，動產的內容包括奴隸、牛群和牧人，這時生產事業已經有了進一步發展，社會在生活方面已經無須再倚靠打獵或其他可以列入侵占一類的任何活動。從這個時候起，有閒階級生活的主要特徵是明顯地不參加一切有實用的工作。
這個階級當處於它的生活史的這一成熟階段時，它的正常的、特有的業務，同它在早期擔任的，在形式上大致一樣，仍然是政務、戰事、運動比賽和宗教崇奉。有些喜歡在理論上鑽牛角尖的人或者要說，這類業務也未嘗不附帶地、間接地具有「生產性」；但是要曉得，在這裡的問題上有決定意義的一點是，有閒階級擔任這類業務，其通常的、表面的動機，肯定不是在於通過生產性的努力來增加財富。在這一階段，也像在任何別的文化階段一樣，所以要從事政治活動或戰爭活動，至少一部分是為了活動者可以從中在金錢上有所取得，但這種利益是在劫奪和強占的光榮方式下得來的。把這類業務作為一種工作來看，這種工作是屬於掠奪性的，不是生產性的。打獵這一活動同這裡所說的有些相像，但也有不同之處。當社會脫離純狩獵時代以後，打獵逐漸分化為兩種不同的業務。一方面這是一種行業，進行這項活動主要是為了利得，從這一點看來，侵占成分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不是充分存在的，因此不足以消除其作為一種營利事業的性質。另一方面這也是一種娛樂，只是掠奪衝動下的一種表現，因此並不存在任何顯著的金錢上的動機，卻多少含有些顯著的侵占成分。我們說打獵是值得稱道的，是應當列入成熟的有閒階級的生活方式的，所指的只是上述的後一類發展形態，它絕不沾染行業的氣味。
摒絕勞動不僅是體面的，值得稱讚的，而且成為保持身份的、禮俗上的一個必要條件。在累積財富的最初階段，以財產為榮譽的基礎這一觀念還十分幼稚，十分含糊。這時摒絕勞動是擁有財富的習慣證明，因此也就是社會地位的習慣標誌，於是由財富具有價值這一牢不可破的觀念，引起了對有閒的更加牢不可破的堅持。一件事物的得以被覺察的特點，就是這件事物本身的特點。結果是，按照人類性格的既定法則，舊習慣立刻牢牢抓住了財富的這種習慣的證明方式，把它看作其本身就是極端可貴、可敬的，從而把這種觀念安置在人們的思想習慣中；生產勞動則在同時、同樣的演變過程中成為在雙重意義上、在本質上無價值的。這種習慣勢力終於使勞動在社會的眼光中不止是不光彩的，而且對一個高貴的、生而自由的人說來，簡直在道義上是不允許的，是同高潔的生活不相容的。
這種禁忌勞動的傾向，對各階級在生產事業上的分化還有更進一步的影響。當人口密度增加，以掠奪為目的的部落逐漸成長為定居的產業社會時，支配著所有制的管理機構和社會習慣，也在範圍方面和鞏固程度方面逐漸擴大和增進。這時要用率直的劫奪方式來累積財富已經不大可能，而基於邏輯的一致性，要通過生產途徑來取得財物，對心高氣傲的和兩手空空的這兩種人來說，又同樣是辦不到的。他們可走的只有兩條路，不是淪為乞丐，便是貧困度日。因此明顯有閒的準則，在任何場合如果能夠不受阻撓地按照它自己的傾向演進，就必然要出現一種從屬性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虛假的有閒階級：這種人一貧如洗，生活朝不保暮，但在道義上毅然不屈，認為不能在生利事業前降志辱身。有些先生們和太太們，當年也曾闊過一個時候，而今卻一敗塗地，這種情形直到現在也並不是不常見的。這種人對於縱然是極其輕微的體力勞動也深惡痛絕；這種牢固存在的感覺，對一切文化發達的民族以及在金錢文化上比較落後的民族說來，都是很熟悉的。有些人嬌氣十足，長期習慣於溫文爾雅的作風，對體力勞動的羞恥感竟會那樣強烈，以致碰到危急關頭，甚至連自衛本能都會完全喪失。我們可以舉個例，據說玻里尼西亞地區的某些酋長，為了保持尊嚴，他們寧可挨餓，也不肯用自己的手把食物送到嘴裡。誠然，這也許是由於——至少部分是由於——酋長身上有著過分的聖潔性和不能碰觸的宗教禁忌，這種禁忌通過他的雙手的觸摸會擴展到其他東西身上，因此他所接觸過的任何東西，不宜供作人類食用。但是要曉得，這種禁條本身就是從對勞動的輕視或者把勞動看成與道義不相容的這類觀念而來的；因此，玻里尼西亞酋長們的舉動，即使從宗教意義上來解釋，也可以看出，它比表面上所看到的，實在更加切合於「有閒是光榮的」這個準則。還有一個更好的、或者至少是更加不會發生誤解的例證：法國某國王，據說由於要遵守禮節，不失尊嚴體統，拘泥過甚，竟因此喪失了生命。這位國王在烤火，火勢越來越旺了，而專管為他搬移座位的那個僕人剛巧不在身邊，他就堅忍地坐在爐邊，不移一步，終於被熏灼到無可挽救的地步。但是他雖然犧牲了，卻保全了最高貴的基督教陛下玉體的聖潔，沒有被賤役所玷污。
喪失了人生的意義而苟全性命，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
上面已經說過，這裡使用「有閒」這個字眼，指的並不是懶惰或清淨無為。這裡所指的是非生產性地消耗時間。所以要在不生產的情況下消耗時間，是由於：(1)人們認為生產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對它抱輕視態度；(2)藉此可以證明個人的金錢力量可以使他安閒度日，坐食無憂。作為一位有閒的先生，他生活中的理想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這種可敬的有閒，他要使旁觀者獲得印象的也就是這一部分。但他的有閒生活並不是全部在旁觀者的目睹下度過的，其間有一部分勢不能為公眾所看到，為了保持榮譽，對於這個不能為人所窺見的部分，就得有所顯示，使人信服他的生活的確是有閒的。他應當想出些辦法來做到這一點，對於不為旁觀者所見的那部分有閒生活，他應當有所證明。這一點只能間接地做到，辦法是把他從有閒中得來的一些具體的、持久的成績顯示出來，這就同他所雇用的工匠和僕役們的情形一樣，他們也是慣於把工作中一些具體的、持久的效果顯示出來的。
生產勞動的持久的證據是通過勞動得來的物質產品——通常是一些消費品。就侵占活動來說，要獲得些持久性成績以便把它們顯示出來，也同樣是可能的，而且一般是這樣做的，所顯示的就是從這類活動中得來的紀念品或戰利品。在演進的較後階段，證明侵占的通常辦法是用一些徽章或勳章作為侵占的習慣的、公認的標誌，這類標誌同時還可以表明所體現的侵占成就的大小或等級。後來隨著人口密度的增加以及人事關係的日趨繁複，一切生活上的細節都經過了一番認真的安排和仔細的挑選，在這一演進過程中，紀念品或戰利品的使用發展成為品級、頭銜、等次、勛位等等制度，例如那些五花八門的紋章、獎牌以及種種顯示尊榮的裝飾，就是這類制度下的典型產物。
從經濟的觀點來看，在把「有閒」看做一種業務的時候，這種業務在性質上是同侵占生活密切相關的；有閒生活中所特有的、而且一直是作為它的禮儀準則的那些成就，跟出於侵占的戰利品，有許多相類之處。但是在更為狹窄的意義上的「有閒」與「侵占」不同，與對無實際用途的物體作表面的生產性努力的情況也有所不同，通常它並不留下物質成果。因此，「有閒」的既有成就所表現的大都是「非物質」式的產物。這類出於既有的有閒的非物質跡象是一些准學術性的或准藝術性的成就，和並不直接有助於人類生活進步的一些處理方式方法方面及瑣細事物方面的知識。舉例說，在我們這個時代里就有這樣一些學術研究：古代語言和神秘學，合標準的文字拼法，文章構成法與詩歌韻律學，各種類型的家庭音樂與其他家庭藝術，關於服飾、家具與設備的時尚，關於各種競技與運動比賽，關於犬、競賽用馬之類不為實用而培養的動物，等等。當初進行這些形形色色的研究時自有它們的最初動機，有關的一些知識就是任這個動機下開始取得的，這類知識也是在這個動機下開始流傳開來的，這個動機跟要表明人們的時間並沒有花費在生產工作上這一願望也許全無關係，但是要曉得，除非這類研究成果經證實是可以用來作為不事生產地消耗時間這一點的適當證明的，否則就不會繼續存在，就不會保有作為有閒階級的慣有成就的地位。
就某種意義來說，這類成就也許可以認為是學術的一些支流。但除學術研究以外，還有一系列社會現象在發揮作用，使這類成就漸漸脫離了學術領域，投入了生活習慣與技巧的領域。這些社會現象就是一般所謂儀態和禮貌、上流社會的風度、舊家的禮法等等。這類現象都是直接地、無法掩藏地顯露在外面的，因此它們被人們更加廣泛和迫切地用來證明通過有閒而取得的尊榮程度。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可以泛稱作禮儀的上述一類表現，在以明顯有閒作為榮譽標誌的那種風氣最盛行的文化階段，是在人們的心目中受到高度重視的，其重視程度是超過了文化發展的較後階段的。在准和平的生產階段，作為一位出身高貴的未開化者，是出名考究禮儀的，在這一點上，他比後代的人有更多的表現，後世只有在儀容舉止上講究得最到家的人才勉強比得上。的確，這是人所共知的，或者至少一般看法是這樣的：族長制時代過去以後，禮節越來越退化了。有許多老派的先生們，看到現代工業社會上層階級中人的舉止態度，甚至也缺乏教養，魯莽粗鄙，而不免疾首痛心，感嘆不已；至於在純工業階級中那種禮貌荒疏或者是所謂生活鄙俗化的現象，在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來，已成為現代文化中的主要禍根之一。現代的人們事務紛繁，禮法在這些人手裡受到了損害，足證——上述那些反對意見且不談——禮法是有閒階級的產物和象徵，只有在身份制盛行時，才有充分發榮滋長的機會。
談到禮貌的起源或由來，並不一定是出於那些有教養的人為了要表明在學會這件事上曾作了很長時間的自覺努力，無疑還應當在別的方面去找尋。在容態舉止上要求革新、要求精益求精的直接目的，是在於要使關於求美或關於表情方面的新方式達到更進一步的有效程度。禮法的起源，大部分是出於要得到對方的敬意或對對方表示善意的願望，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是慣於作這樣的假定的，在後期發展的任何階段，在那些彬彬有禮的人們的操行中，是很少不具有這樣的原始動機的。據說所謂禮貌，部分是舉止態度上的精益求精，部分是前人的動作經象徵化和習慣化以後的殘餘，所體現的是前人對下統治、對上服役和對同輩接觸的人事關係上的動作。總之，禮貌大部分是身份地位關係的表現，由它用動作來表示的關係，一方面是統治，另方面是屈從。在現代已確立的生活方式中，凡是滲入了掠奪時期的心理習慣，因此抱有統治與屈從的精神態度的，就極端重視行動上的拘泥禮節，其刻意講求按品級、官銜的高低、在禮儀上分別尊卑的情況，同准和平遊牧文化下的未開化者的典型極為接近。關於這一精神上的殘存現象，某些歐洲大陸國家可以作為很好的範例。在這些社會裡，人們認為禮貌是具有內在價值的，關於在這方面的重視，也同樣近似於古老的典型。
禮節在開始時是一種象徵，是一種姿態，只在作為所象徵的事實與性質的代表物時有其實用性；但後來發生了變化，一般不再把它看作人類交往中的象徵事實。不久，在一般理解中，禮貌本身就具有一種實際效用，具有一種神秘的特性，大部分同它原來象徵的事實無關。這時違禮失儀已成為人所共棄的行為，而有教養、有禮貌，則在通常理解中不僅是品質優良的表面標誌，而且是心靈高潔的主要特徵。破壞禮法是一件惡行，很少別的事物會那樣地激起人們本能上的反感；這時遵守禮節具有內在價值這一觀念已經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有人如果有違禮舉動，他就會被人看成一錢不值，能把違禮行動跟違禮者本人一無可取的那種感覺分開來看的人是絕無僅有的。違背信義或者還可以寬恕，破壞禮法卻是罪在不赦的。「有禮方能成人。」
雖然禮貌具有這樣的真實效用，但執行者和旁觀者同樣認為，禮節天然具有正確性這種想法只是講究禮貌所以會成為風尚的一個近因，其真正的、經濟的依據，還應當求之於有閒的榮譽性，或以非生產活動消耗時間與精力這一事實的榮譽性，因為如果沒有這．一點，是不會在禮貌上有高度修養的。要懂得禮節，養成習慣，必須通過長期鍛煉。高雅的風度、舉止和生活習慣是出身名門望族的有效證明，因為好的教養是需要時間、實踐和費用的，那些把時間與精力使用在勞動上的人是不能想望的。深嫻禮節是一種一望而知，不待解釋的證據，它說明這位有教養、有禮貌的先生的生活，雖然外人沒有完全目睹，但可以斷言是可敬地消耗在一些無利可圖的成就的取得上的。歸根到底，禮貌的價值在於它是有閒生活的確鑿證明。反過來說，因為有閒是獲致金錢榮譽的習慣手段，所以凡是希望得到一個能夠過得去的經濟地位的人，就不得不在精通禮節上下些功夫。
以上說明，光榮的有閒生活既不能全部為外人所目睹，所以為了博取榮譽，就必須使這種生活留下些具體的、可以看得見的成績作為確證，供人衡量，並以此為據，跟處於同階級的有意於獵取榮譽的競爭者所展示的成績相比較。但是僅僅由於堅決摒絕勞動，其間並沒有把邀榮取寵這類事放在心上，也沒有特意去模仿那種安富尊榮的氣派，在這樣情況下也會養成有閒的風度。尤其可能的是，這樣的有閒生活堅持不變地經過若干代以後，在個人的形態上、風采上以及儀容舉止上，將留下顯著的、確切不移的痕跡。這類人受了累世的有閒生活的薰陶，對於禮儀的嫻習已經習慣成自然；但是如果再加上對於如何取得光榮的有閒標誌的刻苦鑽研，則在這方面仍然可以有進一步的提高，然後在熱烈的、有系統的鍛煉中，把脫離勞動的這類外在標誌顯示出來。很明顯，通過勤懇的努力，並不惜費用，可以使有閒階級在禮儀的精通程度上大大提高。反過來說，在禮儀上所達到的精通程度愈高，對於那些沒有圖利或沒有實用目的的禮儀規範，其嫻習程度的證據愈明顯，愈充分，為了取得此項成就在時間上、物力上付出的代價愈大，則所獲得的榮譽也愈大。因此，在競相爭取精通禮節的情況下，守禮習慣的養成，必須費很大氣力，關於禮節的種種細目，因此也就發展成為內容廣博的紀律，凡是要保持相當榮譽的，就得信守這方面的種種科條。另一方面，這種明顯的有閒——禮節是它的一個派生物——也因此逐漸發展成為在態度、作風方面的艱苦訓練，發展成為在愛好與事物取捨的辨別這些方面的教育，例如哪些消費品是適宜的，怎樣消費它們才是適宜的，都有一定的準繩。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刻意的模仿與有系統的訓練，可能使人們在體格和態度方面發生一種病態的或其他特異性的變化，人們就利用這一點來有計劃地造成一個文化階級，往往收到很圓滿的效果。在這樣情況下，通過了世俗的所謂趨炎附勢，許多家族和宗族迅速地演變成為高門望族。這種迅速演變為高門望族所產生的結果，就其作為民族中一個有閒階級因素的適用性來說，其適用程度實際上並不低於另一類人，這類人在金錢的屬性上也許受過為期更久的鍛煉，但鍛煉經過沒有前者那樣認真。
還有一層，關於消費方面一些正規的方式方法，與時下公認的禮儀細節究竟符合到什麼程度，其間是存在著可以衡量的種種等級的。對於這些細節方面的理想標準，各人的符合程度高低不同，其不同情況是可以互相比較的，並且可以按照禮貌和修養方面的累進尺度，相當準確而有效地將他們分等分級。在對這方面應給予的榮譽作出判定時，一般總是公正無私的，是以對有關事物的公認愛好準則的符合程度為依據的，當時也並不有意地顧到對方的經濟地位和有閒程度。但作出判定時所依據的愛好準則，是一直處於明顯有閒法則的監視之下的，而且為了進一步密切地符合要求，這類準則實際上是一直在變化中和修改中。結果是作出鑑定時的直接依據，這一次的可能跟上一次的不同，但辨別遵守禮儀程度的普遍原則和不變標準仍然是真正的、顯著的虛耗時間這一要求。在這一原則的範圍以內，可能有很多細節上的變化，但這些變化都是形式上的或表現上的，不是本質上的。
當然，我們在日常交際中的那些殷勤周旋，多數是敬意或善意的直接表示，如果要解釋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存在或者為什麼會受到讚許，大都沒有必要去追究關於榮譽的任何依據；但是談到禮法，情形卻不同。後者是身份、禮法的表現。對任何一個願意留些心的人說來，這當然是十分明顯的，我們對待僕役或對待其他在經濟上處於依附地位的下級的態度，是在身份關係上居於上級地位者的態度，雖然態度的表現，同在粗暴統治下原來的表現比起來，一般已經大有改善，已經溫和得多。同樣，我們對待上級或在很多場合對待同輩，則多少帶有幾分卑屈的習慣態度。試看那些自命不凡的先生和太太們的傲慢神情，那樣突出地顯示了他們在經濟地位上的獨立和優越，當他們說哪些是對的、哪些是好的時候，對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感覺具有那樣大的說服力量，就是一個證明。正是這種再沒有比他們更高的、也很少可以和他們並肩的最高的有閒階級，使禮節獲得了最高度、最成熟的表現，也正是這一最高階級使禮節有了定型，成為其以下各階級的行為準則。也就是在這裡最明確地表明了，禮法是有關身份、地位關係的一套規約，是與粗鄙的生產工作不相容的。一種超然自負和帶有以上臨下意味的謙虛態度，一種習於要求別人屈從和修(xiao平聲)然物外、對一切未來漫不經意的態度，是一位最得意的紳士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處世原則，而且在一般人的理解中還不止此，它還被認為是最高貴品質的真正特徵，低微的平民是心悅誠服的。
前一章已經提到，我們有理由相信，所有權制度是從對人、主要是對女人的占有開始的。取得這樣的財產的動機顯然是：(1)統治與以力服人的性格傾向；(2)利用這些人作為其所有主具有威力的證據；(3)利用他們的勞役。
個人勞役在經濟發展中占有特殊地位。在准和平的生產時代，特別是在這個時代生產事業還處於初期發展階段的那個時期，利用個人勞役，在一般情況下似乎是對人進行劫奪並據為己有的最有力動機。奴僕之所以有價值是由於他們能提供勞役。但這一動機之所以占優勢，並不是由於奴僕所具有的上述其他兩個效用的絕對重要性有所降低，而實在是由於生活環境的變化，使奴僕所具有的最後一種效用顯得格外突出。婦女和其他奴隸，作為財富的證明或者作為累積財富的手段，都具有高度價值。如果一個部落以畜牧為主，此項財產就跟牲畜一道，共同成為博取利潤進行投資的通常形式。在文化的准和平階段，女性奴隸成了經濟生活中的一個特徵，這一點竟發展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當時的人們竟把婦女用來作為一種價值單位，例如在荷馬的時代就有這樣的情況。凡是有這樣情況的，不用說，其生產系統的基礎必然是奴隸動產，而婦女則一般都是奴隸。在這樣的制度下，人與人之間主要的、普遍存在的關係就是主與奴之間的關係。這時財富的公認證物就是所擁有的許多婦女，還有為主人服務、為主人生產財貨的其他奴隸。
不久就發生了分工。在主人身邊服務和侍應成為一部分奴僕的專門職務，而那些全力從事生產工作的奴僕，則與主人本身的直接關係越來越疏遠。另一方面，那些從事身邊服務、包括家務勞動的奴僕，則逐漸脫離了為利得而進行的生產工作。
這種逐漸脫離經常的生產工作的過程，往往是從主人的妻子或正妻開始的。當社會進展到習於定居生活以後，從敵對部落擄掠婦女為妻的這種辦法已經難以實行，已經不再能以此作為妻妾的一個習慣來源。文化發展到這一階段以後，正妻往往出於高貴門第，這就加速了使她脫離粗鄙工作的傾向。至於高貴門第這一概念的起源以及它在婚姻制度發展中所占的地位，這裡不容深究。就這裡的研究目的來說，只須說明這一點：所謂高門望族，是由於長期累積財富並與某些特權有淵源因而受到尊崇的世家。有著這樣出身的女子，在婚姻中是要受到歡迎的，這是因為由此既可以同她有權勢的親屬結成姻戚，而且由於她的血統已同豐盈的財貨與顯赫的權勢連結在一起，人們覺得在這樣的血統中含有高貴价值。然而她仍然是她丈夫的動產，正同她被丈夫購入以前是她父親的動產一樣，不過她是出於她父親的高貴血統的，因此人們覺得使她從事於她的婢僕們所做的賤役，在道義上說不過去。儘管事實上她是完全隸屬於其主人的，在她所屬的社會階層中，她所處的地位是決於男性成員的，但基於高貴門第是可以傳襲的這一原則，她的地位高過了普通奴隸；一旦這個原則獲得了習慣依據，她就在某一程度上享有了有閒特權，而有閒則是高貴門第的主要標誌。在門第是可以傳襲的這一原則的推動之下，作為一個妻子，如果她主人的財力允許的話，她的勞動解除的範圍將漸漸擴大，直到一切勞役和手藝工作都包括在內。此後隨著生產事業的發展，財富漸漸集中到了比較少數人的手裡，於是上層階級的財富的習慣標準也就有了提高。脫離手藝工作，隨後又脫寓低賤的家務勞動，這一點是從正妻開始的，這個趨勢將逐漸演進，擴展到其他妻妾(如果有的話)，並且將擴展到貼身服侍主人的其他奴僕。一般的趨勢是，作為一個奴僕，跟他主人本身的關係越疏遠，免除勞役越遲。
如果主人的財力允許的話，則由於對主人個人服役的重要意義日益增進，由擔任這類職務的隨身侍從組成的這一個階級，將有進一步發展。主人的身體是價值與光榮的化身，關係是最重大的。由於他在社會上的聲望和地位，也由於他的自尊心，他應當有得力的、專職的僕役，隨時聽候使喚，這些僕役侍應時應當全力從事，不容有任何別的工作從旁牽制，這是一項重大任務。這些專業化僕役的作用主要不在於實際服務，而在於外觀上的炫耀。在後一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這類僕役的存在不僅是為了擺擺架子，而且是為了使主人可以有所滿足，這就是說，主人的「支配慾」藉此可以有發泄餘地。誠然，家具設備不斷增加以後，也許需要較多的人手，但增加的設備大都是用來鋪張場面的，不是供作實際享受的，因此這一點對這裡的論點關係不大。這類高度專業化的人數越多，上述各種功用就越加能夠更好地發揮。結果是，管理家務和隨身侍應主人的那些僕從不斷地增加，不斷地分化，這類僕從脫離生產勞動的傾向也跟著日益演進。由於他們是被用來證明其主人的支付能力的，他們的職務內容變得越來越空虛，最後簡直變成了徒有其名。就那些跟主人最貼近的、在對外接觸中最顯露的僕從們說來，情形尤其是這樣。因此這些人的功用就大部分在於他們的明顯地脫離生產勞動，在於能由此證明他們的主人的有財有勢。
這種為了表現明顯的有閒而特為雇用大群僕從的風氣有了相當發展之後，人們逐漸感到，就外表的壯觀來說，男僕勝於女僕。讓男子們，尤其是那些漂亮、壯健的漢子們，來當長隨等廝養之役，顯然比女僕壯觀，代價也顯然較大。用他們來做這件工作比用女僕更合適，因為由此可以表明在時間、人力上較大的消耗。這樣在有閒階級經濟中就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在族長制時代，圍繞在終日忙忙碌碌的主婦左右的是一群辛勤操作的僕婦和婢女，而現在看到的卻是尊貴的夫人，跟在她後面的是一群豪奴健仆。
在經濟發展的任何階段，就一切階級和階層說來，貴婦和僕從們的有閒，跟出於自有的權利的一位紳士的有閒不同，前者的有閒是一種職務，而且是一種外表上看來很辛苦的職務。這種職務的表現形式大都是在於侍奉主人時的不辭勞瘁，或者是在於布置屋內陳設時的殫精竭慮，因此這裡的所謂有閒，指的只是這一階級很少或絕對不參加生產工作，而不是對一切形式的勞動都避而遠之。主婦或家僕擔任的職務往往是夠繁重的，而且它們所要達到的目的也往往被認為是對整個家庭的安樂絕對必要的。這類服務是有助於主人或家庭中其他成員的身體健康或物質享受的，就這一點來說，它似乎也可以算是生產工作，只有這種有效工作以外的殘餘部分，才應當看作是有閒的表現。
但是在現代日常生活中列入家務操作範圍內的許多勞務，以及文明人在生活享受上所需要的很多所謂「有用事物」，實際上是屬於禮儀性質的。因此按照這裡使用的「有閒」這個字眼的意義，肯定應當把這類勞務看作是有閒的表現。為了使生活能過得相當好，這類勞務或許是迫切需要的，甚至為了個人享受，或許也是非此不可的，但事實儘管是這樣，這類勞務仍然可能是主要或全部屬於禮儀性質的。還有一層，這類勞務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性質，對我們說來才成為必要的，因為我們已經養成了需要這類勞務的習慣，已經堅信不這樣做是越規違禮的。沒有這類勞務我們會感到不愉快，這並不是因為缺少了它們就會直接造成身體上的不愉快，有些人的愛好可能還沒有經過習慣上的好惡之別的訓練，這樣的人也不會因為缺少了它們而感到憤懣。情況既然是這樣，在這類勞務上耗費的勞力就應當看作是有閒，當這樣的有閒，由家庭中經濟獨立、自己當家作主的家長以外的人來表現時，就應當看做是代理性的有閒(vicarious leisure)。
在家務操作的名目下由主婦和僕役們來表現的這種代理性有閒，往往會發展成為辛苦的勞役，在博取榮譽的競爭進行得比較緊張熱烈的時候尤其是這樣。這是在現代生活中時常看到的情形。在這樣的情況下，由這類僕役階級擔任的家務操作，也許可以比較適當地稱為勞力浪費而不是代理有閒。但後一名稱有個優點，它能夠表明這類職務發生的緣由，並且能夠清楚地指出其功用的實際的經濟依據，因為這類工作可以用來表明主人或主人的整個家庭的金錢榮譽，理由是某一定量的時間和勞力是在這上面顯然虛耗了的。
這樣就構成了一種附屬的或派生的有閒階級，其任務是為了原始的或正統的有閒階級的榮譽而執行一種代理有閒。這個代理的有閒階級與純正的有閒階級的不同之處，在於其習慣的生活方式自有其特徵。主人階級的有閒所體現的，至少在外表上是一種任意地避免勞動的性格傾向——認為這樣足以提高主人本身的福利，使自己的生活豐富多彩，僕役階級從脫離生產勞動得來的有閒則是某種在強制下的表現，一般或根本並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享受。一個僕役的有閒並不是他自己的有閒。只要他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僕人，並非同時是純正有閒階級中的一個次級成員，他的有閒就總是來自一種藉口，即這是增進其主人生活上的豐富多彩的一種專門職務。這種從屬關係的跡象，在僕人的動作和生活作風中是顯然存在的。在整個拖得很長的經濟時期中，當家庭中的主婦基本上還處於奴役地位時，就是說當家庭仍然以男性為主時，這位主婦的情況也往往是這樣。為了滿足有閒階級生活方式的要求，作為一個僕人，不但應當表現一種卑屈逢迎的態度，而且應當表明他在這一點上是訓練有素，具有實際經驗的。僕人和主婦不僅應當完成某種任務，顯示出一種服從的性格，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應當表明，關於服從的技術他們也是十分熟練的，對於有實效而明顯的奴性的準則，能夠圓熟自如地完全遵守。即使在今天，這種在形式上表現服從關係的資質和技能，仍然是構成那些高薪僕役的功用的主要因素，仍然是那些有教養的主婦的動人點綴之一。
一個得力的僕人的首要條件是他深切了解自己的地位。僅僅懂得怎樣完成某些需要完成的機械任務是不夠的；他首先必須懂得怎樣以適當的方式來完成這些任務。家庭服役也許可以說是需要智力的職務，而不是機械的職務。於是逐漸形成了在容態舉止上要求合乎禮儀的精細制度，專門規定了僕役階級表現代理有閒時的規格方式。在任何情形下違背了這類準則是要受到責難的，這主要不在於由此顯示了機械效能上的欠缺，甚至也不在於奴性態度或奴性氣質上的欠缺，而歸根到底是在於由此顯示了特種訓練上的欠缺。進行關於如何侍應主人的特種訓練是費時費力的，這種訓練的效果如果在僕人身上顯然高度存在，那就表明，這個僕人不論現在或過去都不慣於從事任何生產工作；而這一點很久以來就是代理有閒的一望而知的確證。因此侍應工作上的諳練是有它的功用的，它不但可以滿足主人對優良服務和熟練技能的本能的愛好，不但可以投合主人與賴以為生的那些人對比而感到明顯優越的那種性格傾向，而且由此還足以證明，比之一個未經訓練的人所表現的單純的明顯有閒，它是消耗了大得多的人力的。如果一位體面紳士的廚司或馬夫，在他主人進餐或出行時侍奉得那樣地不中程式，以致使人要想到他以前也許是個種地的或牧羊的，那就糟了。這樣笨手笨腳的動作足以表明，主人並沒有能力雇用受過專門訓練的僕人來為他服務，也就是說，這位主人無力負擔使他的僕役獲得特種訓練時在時間精力與教育方面所需支出的代價，無力培養有充分訓練，能夠在嚴格符合禮儀準則的情況下從事專門的服務工作的僕人。如果僕人的表現所說明的是他的主人缺乏資力，那就直接破壞了役使奴僕的主要實際目的，因為僕役的主要用途原是在於證明主人的支付能力。
由上所述，或者會認為一個缺乏訓練的僕役之所以使人不愉快，是因為由此直接說明了主人的吝惜費用或貪圖實惠。但實際情形當然不是這樣。其間的關係要間接得多。這裡發生的情況同一般的情況是一樣的。不論什麼事物，凡是一開頭在我們面前顯得是很好的，不久就會引起共鳴，使我們覺得其本身就是一個很可喜的事物，然後它在我們的思想習慣上生了根，被認為是本質上不錯的。但是要使行為的任何一個準則能維持不墜，就必須不斷地獲得構成其發展的規範的那些習慣或性格傾向的支持，或者至少不與之相牴觸。代理有閒的需要，或對勞役的明顯消耗的需要，是畜養奴僕的主要動機。只要這一點保持不變，就可以肯定地說，如果違背了公認的習俗，將僕役的見習期限縮短，就會使人感到難以忍受。這種對代價高昂的代理有閒的需要，會發生間接的、淘汰的作用，導使我們形成一種愛好，導使我們形成對有關這一問題的是非觀念，結果是遇到了與我們的見解相左的現象就會發生反感，並把它清除掉。
隨著公認的財富標準的提高，以畜養僕役與使用僕役來夸富的手段也越來越高明。占有並畜養一批奴隸，叫他們從事生產財物，其所證明的是財富與威力；但是畜養一批僕役，不讓他們從事任何生產工作，其所證明的卻是更多的財富和更高的地位。在這樣的原則下，就興起了一個僕役階級，其人數越多越好，他們的惟一任務是懵懵懂懂地侍候主人，從而證明他們的主人有力量消費大量不生產的勞務。於是在這些僕役或寄食者之間發生了分工，這些人的一生是消耗在如何保持一位有閒紳士的尊榮這一點上。結果是，一部分人為主人生產財貨，另一部分人，大都以主人的妻子或正妻為首，則在明顯有閒的方式下為主人進行消費，以證明主人能夠經受金錢上的巨大損耗而不影響到他的富裕。
上面關於家庭勞役的發展和性質的帶些理想化的概括敘述，與這裡稱作「准和平」生產階段的那個文化階段的情況最相近似。在這個階段，個人勞役初次提高到了成為一個制度的地位，而這個制度在社會的生活方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在這個階段。在文化的進程中，准和平階段是緊跟著純掠奪階段出現的，兩者是未開化生活中相銜接的階段。准和平階段的特徵是形式上遵守和平與秩序，然而在這個階段，生活中仍然充滿著壓制與階級對立，還不能稱為完全的和平階段。從經濟以外的觀點來看，在許多用意下，或者也可以把這個階段稱為身份制階段。這個名稱很可以用來總括這一階段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方式，以及人們處於這一文化水平時的精神態度。但是如果要說明這個時期流行的生產方式的特徵，要指出經濟演進中這時的生產發展趨勢，則用「准和平」一詞似乎比較恰當，因為它能夠把這層意思表達出來。就屬於西方文化的各國來說，經濟發展的這一階段大概已成過去；只有一個數字很小而情況很顯著的部分是例外，在這個部分的社會中，那種未開化文化下所特有的思想習慣的蛻變只是比較細微的。
個人勞役現在仍然是具有重大經濟意義的一個因素，尤其是在有關商品的分配與消費方面；但其相對重要性，即使在這個方面，也已無疑地有遜於其已經占有的地位。這種代理性有閒的最高度發展是在過去而不是在現在，現在它的最高度表現可以在上層有閒階級中看到。談到屬於比較古老的文化階段的那些傳統、習俗和思想習慣的保存，就其得以被極度廣泛地接受、得以極度有力地發展來說，現代文化受到這個階級的幫助之處是很多的。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有助於日常生活的享受與便利的種種機械設備，獲得了高度發展。因此現在任何人，除了以早期的習慣傳統遺留下來的榮譽準則為依據的人以外，已很少雇用隨身侍者，甚至已很少雇用任何類型的家庭僕役。唯一例外也許是雇用服侍體力衰弱者或精神衰弱者的那類僕役。但這樣的僕役實在應該列入有訓練的護士一類，不應該列入家庭僕役一類，因此雇用他們只是通則的表面上的例外，而不是真正的例外。
舉例說，現在一般小康之家所以要雇用僕役，其近似(表面上的)原因是，家族成員不能在勝任愉快的情況下幹這樣一個現代家庭所需要完成的工作。其間的理由是：(1)他們「社交上的義務」太多；(2)所需要完成的這種工作太繁重。這兩個理由可以申述如次：(1)在帶些強制性的禮法之下，這樣一類家庭的成員，其時間與精力表面上必須完全消耗在表現明顯的有閒上，即消耗在拜會親友、旅行、體育比賽、俱樂部消遣以及婦女義縫團和各種慈善團體等類的活動上。把時間與精力使用在這方面的人，往往私下承認這一切俗套以及對衣飾和其他明顯的消費的不得不加以留意，都極其可厭，但絕對無法避免。(2)在對財物必須進行明顯的消費這一要求下，生活上的各種設備，如住宅、家具、古玩以及關於衣飾和飲食的各種裝置等類，已經逐漸發展到這樣精細繁重，以致如果沒有別人幫助，就不能在合乎禮儀要求的方式下加以使用。主人出了代價雇用僕役，叫他們出力幫助，是為了完成禮儀上所要求的日常工作，然而對主人說來，同這些人親身接觸，往往是不大愉快的；但是為了要把一部分家用器物的繁重消費事項託付給他們，對於他們的在場就不得不忍受，並給以報酬。由此可見，家庭僕役以及隨身侍從這一特殊階級的大量存在，對主人說來是一種讓步，是肉體享受對金錢禮儀的精神上的需要的讓步。
作為現代生活中的代理有閒的最大表現的是所謂家庭職務。在這些職務是為誰執行的這個問題上正在發生很快的變化。執行這些職務現在與其說是為了家長個人的榮譽，不如說是為了作為一個共同單位的整個家庭的榮譽——在這個團體中，主婦是在表面上處於平等地位的一個成員。一等到家庭——上述職務就是為這類家庭執行的——脫離了占有制婚姻的古老的基礎，這些家庭職務當然也就不再屬於原來意義下的代理有閒一類；除非這類職務是由被雇的僕役來執行的。這就是說，既然代理有閒只是在身份制或僱傭服務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則身份制關係在人類交往的不論哪一部分消失以後，在那部分生活中的代理有閒也將跟著消失。但是還應當在上列補充說明以外再加上一個補充，只要家庭制度依然存在，即使家長地位已經不再集中於一身，這種為整個家庭的榮譽而執行的非生產勞動，依然應當看作是代理有閒，不過在意義上稍有變更。在這個情況下，有閒是為「准個人的」共有家庭執行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樣為惟一的家長執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