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原理 · 第二篇　優生與抗戰

九　抗戰的民族意義 抗戰的意義，「八·一三」以來，談的人雖不少，切實了解的卻不多。有人告訴我，某次某外國宣傳家過境，本國招待他的人竟有把這意義問題提出來向他徵求意見的。甲國人與乙國人打仗，而要丙國人出來替其中的一方面找一個理論或道德的根據，真是一個笑話。前方正在殺敵致果，而後方還有人正向外國人討這一類的教，抗戰的成敗，豈不是根本要成問題！ 抗戰的最後意義無疑的是民族的，而不止是政治的、經濟的……，這是誰都已承認的。不過何謂民族的，恐怕很多人的了解未必清楚。我們大抵以為民族的生命已經到一個存亡絕續之交，為繼續生存計，不能不拚死抵抗一下。這看法不能說是錯，但是太消極，太簡單。這無異說，一個人遇見了野獸或暴徒，並且已經被迫到一個負隅的地步，不得不拼一下老命。這未免把民族的生命太看小了，也不免把抗戰的過程看得太消極了，太簡單了。我相信以前主張速戰速決的敵人至少猜透過幾分這種看法。 我們在這裡所了解的民族，指的不是籠統的民族的生命，而是這生命所由維持的元氣，或活力，或競存力。抗戰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來測驗我們民族的元氣，來量斷我們民族的活力或競存力。民族元氣、民族活力、民族競存力三個名詞也許有解釋一番的必要。它們所指的實在是一件東西。元氣一詞有些形而上的嫌疑，但資格較老，大家認識。活力一詞是研究人口數量的人所慣用的，他們把人口統計，叫做活力統計，又把人口增損的一種指數叫做活力指數。競存力的名詞是演化論者的貢獻，有時候也叫做競存價值。它有兩點可取之處。一是所指不限於人口數量，而兼及人口品質；講一個民族的競存力或價值，當然不但指它有多大一個人口，和這人口增殖得多麼快，尤其要緊的是指這人口的健康與智能程度如何。二是這名詞最能夠表示和別的民族比較與爭勝的意思。民族生存的力量是相對的，一樣一個中華民族，海禁開放以前和以後的競存力的估量可以很不相同。 上文說一般人所了解的抗戰的民族的意義是消極的，我們用競存力的測驗的立場看，卻是十分積極的。數千年來閉關自守的一個民族，當然不免和別的民族有許多不同與不齊之處。如今開關了，自給自足局面不能維持了，在在便不能不和別的民族發生比較，發生爭競，爭競到相當程度，不能不短兵相接一下，把實在的身手拿出來。新環境逼得我們如此，我們為求在這新環境裡位育計，也不得不如此。我們還可以更積極的說，我們在新環境裡濡染已久，學習已久，也很想尋找一個機會，來顯顯我們的身手。我們可以設兩個譬。好像是以前在少林寺里學武藝的人，一旦滿師，總得利用他學到的種種本領，打出山門來，打不出來，就算是沒有學好，或根本學不好，永遠滿不了師，即等於承認對於此道是失敗了。二十世紀的國際新局面，所謂新，包括一切軍事、政治、科學、藝術、工商設施在內，便是我們的少林寺，我們是學拳棒的，我們到如今學成沒有，我們不能說，也許還差一點點，也許還差很多，但無論如何，我們出寺的機會來了，並且我們非出寺不可，不打就根本出不來。打出手是學拳棒的人的代價，也正是我們得躋於新式國家之林的代價，是絕對無法避免，也是有志者所應認為「誰謂荼苦，其甘如飴」而以躲避為恥辱的。還有一個比喻，在初民社會裡，一個青年從童年進入成年，大抵得經過一種測驗性質的儀式，這儀式有很簡單的，也有很複雜的，一個青年須得把他的本領全盤托出，來勝過故意放在他前面的諸般艱難困苦；勝過了，他是一個十足的成人，得享受部落中一切成人所能享受的權利，否則，他不但不能加入成人之列，他在部落中的地位，根本會發生動搖。在所謂文明的社會裡，這種測驗性質的儀式是沒有了，要有，也不過是告朔的餼羊似的一些遺蹟；不過，一個女子，從一個普通的女子的身份，進而取得一個母親的身份，也得經過一番艱難困苦，這種艱難困苦所引起的生理與心理的反應和初民社會裡這種青年所經歷的還有幾分相像。在鄙薄賢妻良母的地位的今日，許多人也許不這麼看；但在一個正常與健全的社會裡，母的身份總比普通婦女的身份為高，卻是一大事實。 上文也說過一般人所了解的抗戰的民族意義是過於簡單。抗戰不是一樁取快一時或孤注一擲的舉措。抗戰，無論占多麼長久的時限，總是一個過程。因為是一個過程，其間經歷的種種就可以供我們體驗。 記得「九·一八」事變後二星期，我在朋友辦的刊物上發表過一篇短稿，叫做《民族元氣篇》（後入《論叢》第二輯，《人文史觀》 〔3〕 中）。當時我的論調很消極，很悲觀，認為民族在競存的能力上根本已經發生了問題，所以一面才會招致這一類嚴重的外侮，一面既經招致了，又一籌莫展的聽人擺布。我也曾把那次事變看做一個測驗；我們當時就沒有能接受這測驗，我們認著輸說，我們恐怕測驗不起。 我們究屬測驗得起，測驗不起，一直要到最近一年有半，才算取得一個找尋答案的機會。蘆溝橋開釁以至「八·一三」以後的種種，是有史以來我們民族競存力的第一個大測驗。這測驗目前尚在進行之中，結論如何，尚難逆料，不過有一點是已經顯明的。一年半的抗戰的經驗無疑的暴露了我們品質方面的許多弱點。這種暴露對一般民族分子也許還是簇新發見，對於一向研究民族品質與性格的人卻只好算是一個坐實。我們以前常說我們民族有幾個很大的弱點：一是體格過於柔韌，二是科學的智能過於薄弱，三是組織能力過於缺乏，四是自私的傾向過於發展。我在《民族元氣篇》里又特別提出科學智能與組織能力兩點。一年來的掙扎的過程，在在可以坐實這幾點，在目前，許多實例還不便列舉，但對於關心戰局與後方情形的人，是可以不言而喻的。大體說來，在準備上，以人力論，我們吃第一種弱點的虧為最多，就器械與器械的利用論，我們吃的完全是第二種的弱點的虧。作戰之際，無論進攻退守，所吃的虧，大部分要歸第三種弱點負責。後方的不夠緊張、政治方面的不孚人意、吏民借了國難的機會發財、大小漢奸的充斥等等，卻都得推溯到第四種弱點身上。 這種種弱點的受大家承認，還有一些旁證。就是，抗戰以來，我們已經漸漸的能利用我們的短處。自私的傾向，科學智能的缺乏，是絕對的弱點，亟切彌補不來的，但是體格的柔韌和組織力的不發達，其為弱點，卻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只要利用得法，於抗戰未必完全無利。所謂避實就虛的游擊戰術，或不重視點線的全面戰術，或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術，便是從「善用其所短」的原則下演變出來的一種適應性的戰術。讀者不察，或不免以此種戰術為軍事當局一種自圓的處置，那是一大錯誤，那是由於根本不了解我們民族的一部分的性格而產生的一個輕率的判斷。但若有人以為這是一種上好的戰術，從而加以揄揚，那也大可以不必。 民族弱點的體驗與認識，本身就是抗戰的一大收穫。一個人不怕害病，只怕不明白病的癥結所在，從而諱疾忌醫。民族也正復如此。不過我們到目前為止，所得的收穫並不止此。抗戰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我們的種種弱點，在民族分子中間，散布雖廣，卻還不至於普遍。以前的戰士，大都產自黃河流域，而今則西南諸省，全都有供給大量戰士的能力，並且這種戰士的戰鬥力並不在北方戰士之下。以前「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的分別看法，到此已不能不加修正，因而充分證明我們以前再三提到的「移民品質比較優越之說」是確乎不拔的。可作航空戰士的青年，雖數百人中只能選取一二人，我們如今明白，至少數百人中還有這一二人可選。此種入選的航空戰士，也有其省區的分布，據說東三省來的青年所占的成分為多。東省民品優越的話，也是我們以前再三論列過的，如今也取得了進一步的坐實。自私自利、愛財惜命的分子雖多，而肯為民族國家作壯烈犧牲的也正復不少。只須我們不把這些優異的分子，作無謂的消耗，作孤注的一擲，那上文所說的種種弱點，前途盡有減少與消除的希望。 抗戰之所以為民族競存力的測驗，或民族品性的個別量斷，決非上文寥寥的數百言所能概括。我們希望抗戰最後成功的一日，我們有機會在這方面做一個更詳細的分析報告。 抗戰的民族意義，不外兩層：（一）它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二）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不是教我們拚老命，而是教我們體驗我們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民族的體力、智力、以至於性情操守的力量；教我們體驗自己究竟老不老。要是所拼的真是一條老命的話，那就根本不值得一拼了。本篇所談的不過是這兩層意思，關於第二層，我們還有待於關心民族品性的學者替我們觀察分析，目前亟切還不能有什麼具體的結論。不過第一層是誰都可以明白了解的，誰都可以採取，作為他對於抗戰的態度的一部分。 一〇　又一度測驗 在三年多以前，在抗戰開始一年半以後，我對於抗戰的意義，曾經有所論列，認為最值得我們注意以至於寶愛的意義是民族的，而其所以值得寶愛的緣故是因為不經過抗戰這一條路徑，我們一時無法估量我們民族的競存價值。所以歸根結蒂，抗戰是此種價值的一個測驗，一個再好沒有的測驗。 我們接受這個測驗已經快五年了。這五年之中，成敗利鈍的成分都有。就大體說，成與利的成分比敗與鈍的成分為多。我們發見了民族品性上的許多弱點；但與其說發見了，不如說坐實了，因為這些缺陷，我們以前並不是不知道，不過知道得不夠深刻，即雖知道而承認它們只是一些浮面的行為上的過失，不難加以糾正，如今在長期抗戰的過程里，在兵荒馬亂顛連困苦的場合之中，在危機四伏迫不及待的時期之內，民族品性中的缺陷當然暴露得格外清楚，不容易加以掩飾，根據「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疾風知勁草」、與「時窮節見」的一類老話，我們時常觀察到一部分的個人，在承平時候的一副面目、態度、操守，和發生危機的時候的一副可以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是轉好的，有的是轉壞的，後面的一副總要比前面的一副自然，為率直，為更足以代表一個人的本性。個人如此，民族也未嘗不如此。後凋早凋，有節無節，只有在歲寒時窮的環境裡才見一個分明。 這一類缺陷的坐實，而其坐實勢又不能不由行為上的表現，可以說是測驗中敗與鈍的一些成分，特別是因為這種行為上的表現，直接間接不免影響到戰事本身的成敗。不過五年的艱難辛苦、簡練揣摩，居然教我們能坐實這些缺陷的存在，居然教我們測驗出一些結果來，從民族生命的大處遠處看，也不能不說是一種成功，至少是一個成功的初步；好比醫生診病，費了許多功夫，居然發見了，或檢查明白了，一部分的癥結所在，姑不論前途如何處方用藥，他對於病人前途的康復，不能不說是已經有了三分的把握。至於五年抗戰的經驗也坐實了我們民族品性中的許多長處或優點，發見了我們整體的元氣還是相當的健旺，恢復了我們對於競存力的自信心理，糾正了多年來認為民族已經老大的謬誤觀念——那顯然是測驗中一些成與利的成分，我們無須多說。 我們還是照常根據「安不忘危」「良醫苦口」的意思，進一步的說些關於缺陷的坐實的話。抗戰五年之中，自南京不守以來，我們在軍事上可以說沒有遇很大的挫敗，有之，就是最近的緬北一役。對於緬北戰役的所以挫敗，言人人殊，有的說是戰略上棋錯一著，有的說武器上太不如人，有的說運輸上太不便利……，大抵都是一些現成的責備的話，或粉飾的自慰的話。固然誰也不能承認這些話是完全錯的，武器不如人，運輸太不易，顯然是一些事實，戰略上多少有點錯誤，我想在軍事當局也不否認。不過前此經歷過的數千百次的大小戰役里，又有那一次多少不受這些條件的限制呢？換言之，這些解釋不是錯，而是不夠，隔靴搔癢，總可以減輕癢的程度，但不足以殺癢，比較殺癢的解釋還得求之於我們的身心品性。 我認為緬北的所以挫敗可以歸納到三個因素身上。一是沉著態度還嫌不足，二是組織能力依然薄弱，三是投機心理過於發展。第一點直接和軍事有關；第二點和軍事的運輸有關；第三點和後方的紀律有關；而三者直接間接終於影響到了軍事的效率。而三者之中尤其緊要的是第一點，我們不得不特別提出來加以討論。 抗戰到了五年之久，沉著的態度總算是很強的了，然而還不夠。一個人的生活，就平時論，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但若逆境的範圍很大，或拖延的時間很長，則處逆境轉易，而處順境轉難。只要看賭錢的人的態度與行為，我們就可以瞭然於這一點。當他牌風不利而每局必輸的時候，只要他稍有涵養功夫，我們可以觀察到他一定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心理上既時刻懷抱臨深履薄之戒，面貌上更絲毫不露憤懣抑鬱之情。這不能不說是很難能可貴了。既爾牌風一變，進牌轉好，和局易成，於是心搖手戰，不能自持起來，甚者更不免眉飛色舞、趾高氣揚，偶一失算，而牌風又轉入逆境去了。所以就個人論，如果沉著的態度不夠，這樣一個轉機往往成為一個更大的危機，而一個順境引進到更大的一個逆境。善賭的人往往在此種情境之下默察一個人的賭品。賭的生活如此，我以為一般的生活也未嘗不如此；個人的生活如此，團體與民族的生活也未嘗不如此。 抗戰五年，前三年可以說完全是逆境；我們的民族是吃苦慣了的，我們的品性中早就養成一個相當厚實的沉著的態度，而這三年的艱苦生活更為我們添上一些鍛煉的功夫。第四年情形一變，民主與軸心的陣線分明了，二十六國的大聯繫成立了，二十六國之中，ABC、ABCD、以至於中蘇英美一類的核心關係強化了，而英美等國終於加入了太平洋的戰事。於此，我們的地位便一天比一天的重要，我們為民主國家擋頭陣的功績一天比一天的顯著，此種地位與功績，我們既當仁不讓的自居，別人更見賢思齊的歌頌，別人歌頌得愈熱烈，我們的自信與自恃的情緒便愈高漲。這種情勢，到了緬甸戰事開始，特別是到了仁安羌的一役，而到達了一個頂點。 我們的民族一向受外族欺侮慣了的，特別是在已往的一百年之內，尤其是從日本強大而甲午戰役發生以後；一百年以來，幾度喪師失地的最大的惡果是在民族心理中養成了一種自卑與自餒的態度，覺得別人事事占優勝，而我則事事不如人，這種態度心理學家叫做「自卑癥結」，是一種心理上不健全的表示。有自卑癥結的人或團體固然經不起旁人的冷譏熱笑，這是誰都知道的，但我們似乎不大知道，如果此種人的沉著的態度不到家的話，更禁不起旁人的喝彩與鼓掌。一向沒有聽過旁人為他而發的掌聲與采聲的人，突然聽到，突然發見旁人在對他表示欣賞，他是難免不受寵若驚的。我們抗戰過了第四年，世界的局勢與眼光一變，旁人對我們的表演所發的掌聲與采聲居然越來越響，我們的表演也自然越來越努力。這種情勢，也是到了仁安羌的一役而達到了最高峰。 處逆境易，處順境難，一般人如此，沉著的態度不足的人尤其是如此，不但沉著的態度不足，而心理更有自卑癥結的人更不免自貽伊戚。抗戰第四年無疑的是我們久經逆境後的一小段順境。可惜我們沒有處好，我們慷慨仗義的熱烈情緒儘管有餘，而臨深履薄的戒懼心理總嫌不夠。 我以前再三的妄加論列過，我們的民族有四個很大的弱點，一是體格的柔韌，二是科學智識的薄弱，三是組織能力的欠缺，四是自私傾向的畸形發展。武器與技術的缺乏當然一部分要歸結到第二點；上文所提出而未加討論的二、三兩個因素顯然的是同於或可以推溯到三、四兩個弱點。然則沉著態度的不足又和那一個弱點最有關係呢？ 我以為無疑的是和體格的柔韌最有關係，如果健全的心理必寓於健全的體格的話，則柔韌的體格勢必包容柔韌的心理。柔韌的身心有柔韌的好處，我以前在別處早經討論到過。但一味柔韌，過分柔韌，也就大有壞處。柔韌的身心和沉著的態度未嘗沒有密切的關係，有此種身心的個人和民族並非不能表示沉著的態度，並且在表面上似乎更容易流露，但這種沉著，是等於在蟄伏中的爬行動物所表示的沉著，是消極的，是沒有活力的，是隨遇而安，不圖振作的，是接受了刺激以後，或因惰性太大不加反應，或胡亂動作一陣，但求應付一時，而不能始終貫徹的。但如果柔韌之中有適當的剛勁的成分，則其為沉著，情形就不相同了。這種有剛勁的身心做背景的沉著，所重的，不止是一個能含能忍的表面態度，而是一個既穩且健的實際功夫，處順境能安不忘危，處逆境能敗不喪氣，而自恃與自餒的兩種不健全的心理也就無處發生了。孟子所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其實指的就是這一種沉著的態度。可惜我們的身心品性往往和先哲的遺教背道而馳，在柔韌久成痼疾的今日，禍變之來，要持志而不暴氣，既屬困難，一遇小有成功，暫歸順境，便越發沉著不來了。《書·洪範》說，「沉潛剛克」，可見真正的沉著必須有剛勁的成分，而有適當的剛勁的成分的沉著才是真正的沉著。抗戰的最後成功，建國大業的永久樹立，所憑藉的因素雖多，至於如何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剛勁的成分，無疑的是最基本的一端了。 五年抗戰我們固無日不在接受測驗之中，顧測驗也分節目，有的比較不關宏旨，有的舉足重輕。緬北戰役是長期測驗里最大節目的一個，是許多度測驗之中最有意義的一度；我們雖遭了挫折，受了損失，如果我們能親切的體認到這沉著還嫌不足的一層結果，則不特亡羊補牢，猶為未晚，前途最後勝利的來臨亦未始不於焉利賴了。 一一　移民與抗戰 人的流動性是不一樣的。有的流動性很大，有時候可以大到一個流浪以至於飄忽不定的程度。有的很「安土重遷」，生長在那裡就像在那裡長下根似的，任何刺戟都動搖他不得。前者是進取者；後者是保守者。大多數的人就介乎這兩種人中間。太飄忽不定、見異思遷的人固然是和太故步自封、食古不化的人同樣的不健全，但大體說來，流動性大些的人總要比小些的人為比較有希望，有前程，尤其是在注重「趨勢」、研究「動向」、篤信「進步」的今日。 移民就是比較流動性大的民族分子。要做一個成功的移民，在流動性一端而外，當然還得有許多別的品性。例如，一、有了進取騖遠的意向，才會喚起移殖的志願；二、有了冒險耐勞的體格，才能維持移殖的經過；三、有了聰明幹練的才具，才能開拓移殖的環境。至少這三點是不能缺少的。所以大體說來，移民比一地間的土著，在品質上，總要高明一些。至於各個移民中間，在品質上當然還有高下，要看他遷徙時環境的難易而定，所謂環境，指的是路途險易，交通工具的便利與否，原住地壓迫的力量以及目的地吸引的力量的大小等等；大抵此種環境的難易與移民的品質成一種反比例，困難越多，選擇便越嚴，品質便越好，否則相反。不過，無論如何，我們不妨再說一句，移民總要比安土重遷的分子為更優秀，更健全。 移民品質的比較優越，從中外的歷史裡可以找到不少的例證。猶太亡國已二千年，但至今不失為一個優異的民族，即在亡國以後，它所產生的人才和此種人才對世界文化的貢獻，在量與質上，都不在任何其他民族之下。論者謂此種維持民族生命與創造文化的力量便得力於亡國前後的流徙生活；大抵經一次播遷，即多一番選擇，播遷的次數越多，選擇的結果自然是越精。近年來德國納粹黨的排猶運動又正在掀起一次很大的播遷，這番播遷把愛恩斯坦一流的人物都放逐到新大陸去，這在納粹黨認為是得計，我們卻認為是失計，為猶太的各個民族分子著想，自不勝其顛沛的痛苦，但為整個的猶太民族著想，為接受他們的國家與民族例如美國著想，卻正是一件大可慶幸的事。 再就近代的西洋史實而論，美利堅合眾國的建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的開拓，那一樁不是盎格羅-撒克遜人移民運動的功績。甚至於英國的工業革命，都可以推溯到法國新教徒的移入。近數十年來美國中部與西部的開發與勃然興起，更顯然的與移民的西進運動有因果關係；同時，移民所從出的東部諸州，即當初獨立運動的策源地，反漸呈凋敝之象。 移民也是中國史地學上的一大現象。太古遠的不說，太零星的也不說，最近二千年以內我們至少有過三次很大的人口播遷。第一次在東西晉之間，是五胡亂華的一個結果，即所謂「永嘉東渡」的運動是。它的結果，最顯著的自然是長江下遊人才與文化的充實，而人才的充實顯然是文化充實的一個主因；其次不大顯著的是閩粵一帶的初步開發，至今在一部分州縣的名稱里還留著一些紀念。 第二次是在五代之際，也是受了北方胡族南侵的影響。當時天下大亂，群雄割據，除了未大開闢的南方及政治比較清明的吳越、南唐、閩、蜀等區域以外，全中國幾乎沒有一片乾淨的土地，沒有一塊能安居樂業的去處，於是各地流動性比較大的分子便自然而然的向長江下游、錢塘江流域，以及更在南方的閩粵境內移徙。當時的四川，也從首都所在地的陝西吸引了不少的優秀分子，元人費著譜成都氏族，發見很大的一部分是唐末及五代時入蜀的。四川一省出的人才，向來不算太多，但在唐末及五代，至少在畫家一方面，竟然考過第一，顯然是移民之賜了。 第三次的移民運動，便是歷史上所稱的「靖康南渡」。當時渡江而南的，除了一個宋高宗和一些扈蹕的官員以外，當然是許多的有身家、有地位、不甘於受女真人蹂躪的民族分子。這次的移民運動拖延得最久，可以說，到元代滅亡，明代建國，才告停止；因此它的影響也似乎最深遠。因為首都改在杭州，受惠最多的無疑的又是江浙一帶。這三次人口的播遷，對江浙一隅都有直接的與大量的貢獻，江浙一隅之所以為人才的淵藪，歷久而不替者，可見是很有淵源的了。浙東、福建、江西等省區的人文在南宋、元、及明代前半葉的特別的發皇，固然和前二次的大移民也有關係，但貢獻最大的，終究是這第三次。至於兩粵及一般的西南，自然也受移民波動的影響；蠻煙瘴雨之鄉，終於能容納大量的人口，最後且成為「革命的策源地」，我們今日飲水思源，不能不歸功於這第三次的移民。 這三次大移民和許多零星的移殖行為的總成績是：一、把中國全部漸漸的開闢了。二、完成了中國民族從西北到東南，從東南到西南的弧形的發展；南洋的開發，雖然重要，其實不過是這弧形發展的一個餘波罷了。三、轉移了人才與文化的重心，宋以前在黃河流域，宋以後在長江流域，明清以還，更有經珠江流域而轉入西南的趨勢。這次抗戰的收穫之一，無疑的是要坐實這種趨勢，而其所假手的方法，無疑的也是移民運動。這一番總成績，原是誰都早已知道的，不過一般人的解釋，總是偏於教化或文化一方面，以前說「吾道南矣」或「聲教南暨」的人和今日高談「文化的傳播」的人都好像假定文化會不脛而走似的，其實，不有人的流徙，又何來文化的散布？今日西洋文化的輸入，不還得靠來華的西洋人和放過洋的留學生麼？因為有這一類普通的不察事實的偏見，我們才更覺得移民運動，尤其是國境以內的移民運動，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 移民品質的優越，還可以從近代省區間比較零星的移殖行為里看出來。正因為它們是零星的活動，為史籍所不載，於是注意的人便更少，而其對於移出地與移入地的文化影響，自更在不受人理會之列。其實這一類的零星的移動，積少成多，由一二個人的行為推廣為一村一邑的風氣，往往可以成為一地方人文興廢的一大關鍵。我們在此只預備舉一個例子。上文不是提到過浙東、福建、與江西的人文在南宋到明中葉稱特盛麼？明中葉以後如何？至少福建與江西是衰替了，並且衰替得相當的快，為普通侈言「文化傳播」的人所意想不到。福建的衰落，其初期的原因我們不甚了解，但其後期是和華僑出洋的運動不會沒有關係的。興、化、漳、泉的人文降落，瞠乎在省垣之後，這至少是一部分的原因。江西的情形，我們知道得比較清楚，它的衰落顯然是和移民出境有直接的關係。移民的目的地是什麼？直接是湖廣，間接是一般的西南，包括雲南在內，讀者中間怕就有不少的人是起初從江西來的。明中葉以前江西最大的人文中心是吉安，經此一番播遷以後，最吃虧的也就是它；而它所吃的虧就等於湖南以及滇黔等省所占的便宜；清代湘省人文的發達，無疑的是江西移民的貢獻。此外，可舉的例子尚多，如皖南移民之於江浙，直魯移民之於東三省，總是接受移民的區域占了便宜，所從移出的區域吃了虧。 雲南的人口中間，移民要占很大與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誰都知道的。雲南大規模的開闢，是近頃六七百年以內的事。「元跨革囊」說不定就是比較大批移民開始入境的一個象徵。沐英入滇，又帶來不少江南的人口，雲南人家譜中的「應天府」就好比廣東人家譜中的「南雄珠璣巷」一般，雖不盡可靠，要足以證明他們是外來的移民，而非土著。明清鼎革之交，也總有一些新的外來分子加入為滇省基本人口的一部分。此外，明代以來，陸續從江西湖南貴州轉輾移來的，當亦不在少數。近年移入最多的大約要推四川人。別的省分對雲南的零星貢獻，自亦所在而有，例如，雲南的代表人物錢南園先生灃，先世是浙江人，於明代成化年間游幕到滇，終於改籍。南園先生的性格，他應付疆臣如畢沅，權奸如和珅時的那種懍然的風骨，也十足證明他是一個移民的後裔，可以當一省人物的代表而無愧。 如今我們可以談到移民與抗戰的關係了。移民的性格，我們在上文已經暗示過，是一種輕易不肯遷就的性格。他的進取心，他的冒險耐勞的體質，他的聰明幹練，都是準備著他奮鬥的。和什麼奮鬥？和一個他所不能遷就的事物奮鬥。他是一個天生的抗戰者。在他移徙的時候，在他在新環境裡求位育的時候，他沒有一刻不在抗戰，所抗的對象也許是不良的氣候風土，也許是一種致病的微生物，也許是毒蛇猛獸，也許是同屬圓顱方趾的敵人。 我們不妨從移民史里舉一實例，以示成功的移民非富有抗戰的性格不可。讀者至少聽說過廣東的所謂客家人，他們原是中原的人口，在種族上完全和我們一樣，但在品質上也許比一般的漢人要強些。他們從中原向閩粵一帶南遷，前後似乎至少有過三次；晉代以來的三次大移民中間，一部分就是他們。其中第二次的事跡我們如今知道得比較清楚。在唐朝末年，有一部分豫南的人口，連眷屬約有五千人，因為不滿意於當地的政治，決心向南方別尋樂土，於是一半以難民的資格，一半以自動組織的軍隊的資格，且戰且走，轉輾南進，終於到達了福建，在那裡站住了腳，成立了一個新的政治勢力，在官史里就叫做閩，他的領袖就是王氏弟兄，王潮是移民時代的領袖，王審知是政治勢力所由確立與確立後的領袖。王氏王閩，在福建開闢史里是一個最大的事實，當時王氏保境安民的成績，也足與吳越的錢氏媲美；至今福建有許多世家大族，就是在這時候開基立業的。這一批移民的支流後來又南進到廣東的東北部，而成為客家人的一部分。 今日的抗戰，事實上仰仗移民與有移民性格的人的地方已經不少。西南諸省的戰士供給與此種戰士的戰鬥力的優強，便是一例。以前常說「關西出將」或「山西出將」，到了近代，很多人還迷信著黃河流域是出將才與戰士的唯一區域，這些人把清季湘軍的威力都忘記了。不過無論如何，一年半抗戰的經驗至少已經證明西南民族分子的善戰，決不在其他任何部分的民族分子之下。航空戰士的省區的分布，也是一例。就大體而論，越是新興的省區，即越是移民多、而移殖年代比較新近的省區，其所產生的航空戰士，在質與量上，越要占先，東三省便是一例。國外華僑的熱心愛國，踴躍解囊，自然也是很好的例證。抗戰以來他們所已捐輸的數目，不久以前在報端上所發表的，已經很足以驚人。華僑回國直接參加戰事或前線救護工作因而犧牲的，也頗不乏人，報紙上也曾再三揭載過。各地游擊隊的活躍又何嘗不是一個例子？淪陷區域以內，真正甘心附敵的自然是那些安土重遷的人，有能力的當漢奸，無能力的做順民。唯有那些流動性比較大而一時又不肯輕去其鄉的分子才會奮發起來，加入游擊的隊伍。流動的性格是游擊戰的第一個先決條件，也是移民運動的基本因素；在平時有志願與能力可以向外發展的分子，在這時候也就是首先加入游擊隊的分子。 最後，我們要提一提這一番討論所引起的一二當前的實際問題。一是抗戰期間難民的安插問題；二是就西南一隅而論，移民與本地人口彼此相處與相安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可以自成兩篇論文的題目，我們在此不預備多說。淪陷區域退下來的難民，根據上文移民品質的議論，是無論如何應當妥為安插的。西南人口的密度不算太大，待開闢的富源也不算太少，以移民的能力來開闢這些富源，從而充實抗戰的力量，是應當有良好的結果的。西南的各大都市，自從許多文化機關和中央的政治經濟機關移來以後，也平添了不少的外來人口。這些外來的人口和當地的居民在生活習慣上當然有許多不同，因此而引起的誤會與不了解，亦在所難免，不過，我們從研究移民問題的立場來看，這種誤會與不了解，是極容易消滅的。第一，大家應該了解誰都是移民，所不同的是時代上有些先後罷了。第二，後來的移民應該明白，他們在生活習慣上雖然比當地的居民要進一步，但這種浮面的進步，在交通日趨方便的今後，當地的居民也不難獲得；至於內在的品質，則新舊移民之間，根本上不會有很大的分別。第三，外來的人口更應當了解，他們的向西南移徙，是在交通便利的今日，而他們移徙的動機，至少一半是在求安全；約言之，即他們的移徙的環境要比舊日的移徙環境為容易，唯其比較容易，他們的品質也未見得有大過人之處。新來的移民真能有此種反求諸己的精神，他在新環境裡的位育與和當地人民的協調，是不會成問題的。作者自己也是一個外來的移民分子，故敢借這個討論移民與抗戰的機會，附帶貢獻這一點意見。 一二　抗戰與選擇 戰爭的選擇影響，本來是一個不容易討論的題目。中國對日的抗戰正在進行中，其選擇的影響如何，自更無從懸測。下文云云，一部分得諸近代西洋各國戰爭的經驗，一部分是兩年來個人的一些浮泛的觀察，觀察得究屬對不對，究屬有多大的一部分可以和別國的經驗相參較，總須等待戰事結束，經過一番精密研究之後，才可以知道。上文有兩篇文字，《抗戰的民族意義》和《移民與抗戰》，都曾涉及選擇的問題，不過所說的是戰前別種的選擇的勢力所已造成的局面與此種局面對於抗戰的影響，而非抗戰自身的選擇影響。本文是專說抗戰自身的選擇影響的。 戰爭的選擇影響應當分三個時期來看，一是戰前的準備時期，二是作戰的時期，三是戰後整理的時期；這三期中的影響是很不一樣的。我們現在正當作戰的時期，本文所論即以這一期的選擇影響為限。 選擇的途徑不出死亡、婚姻、生育等三條；婚姻所以促進生育，所以事實上只有生與死兩條，不過普通的習慣總是把婚姻也列作一條。選擇的種類也不一。抗戰所直接引起的生、死、婚姻現象，其間若有選擇，便是直接的選擇，大抵以前方將士所經歷的為多。抗戰也影響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此種社會生活更影響到生、死、婚姻的現象，其間若有選擇，這選擇便是比較間接的了，大抵以後方民眾所經歷者為多。 在分別討論生、死、婚姻三條途徑所表示的選擇影響以前，不妨先提一提戰爭的一般的選擇性。戰爭是富有選擇性的，即對於一個民族人口的品質，可以發生提高或削弱的影響。我們第一要看軍隊是怎樣組織成功的。大抵，在僱傭性的常備兵制之下，士兵的品質最參差不齊，其平均的品質大約和普通人口相等，或不如普通人口；在徵兵制度之下，士兵的品質，就要高得多了，大概要在普通人口之上；義勇兵，即激於義憤、自動投效的士兵，無疑的是一些人口中很優秀的分子。大抵，義勇的成分越大，而僱傭的成分越小，選擇的影響就越嚴重。抗戰以來，中國軍隊里，自然這三種成分都有；在抗戰初期里，第一種的成分為多；壯丁的抽調，相當於第二種成分；近來報端時常看見自動投軍的獨子長子之類，那就是第三種成分了。官佐的品質當然要比一般士兵為高，他們在疆場上的犧牲，為民族人格與命脈計，有時候雖屬必要，為民族品質計，總不免有幾分可惜。空軍的官佐，因為精選的緣故，往往屬於全人口中最健全秀拔的一部分，他們的為國殉忠最富有選擇的意義。我們第二要看戰爭延長的期限，長期的戰爭的選擇影響無疑的要比短期的為大。最初，也許僱傭性的一些常備兵夠了的，後來卻非再三的選拔徵調不可，而選擇的意義，隨了每一次的徵調而益見嚴重；在窮兵黷武的國家，在戰事結束以後，往往人口中只剩得一些婦孺與疲癃殘疾的男子；據說法國在拿破崙戰爭終了以後，男丁的身材平均矮了不少。這種現象的形成，一半固然直接由於戰爭所引起的死亡，一半也因婚姻生育的人口活動，到此雖非完全停頓，至少只是那些不合兵役資格的人還在奉行故事。 兩周年之中，我們軍隊中的傷亡總數，官方雖有統計，我們現在還無法知道，我們亟切也不求知道，但數目一定是相當的大，是可以斷言的。傷亡越多，從選擇的立場看，我們當然越覺可惜，因為我們相信，士兵的平均品質並不在我們普通人口的品質之下。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自慰的，就是，抗戰開始以來，我們和敵人的死亡比率已經漸漸的遞減，到現在，常有時候他們比我們傷亡得還要多。 士兵大量的傷亡，固屬是民族的一個損失，但其間也有不少的汰弱留強的作用。在開火的時候，耳目更聰明、手足更靈活、心神更鎮定些的士兵總要多占一些便宜。這種便宜就是一種選擇的影響。在陣地戰術之下，已經有這種現象，在游擊戰術之下，這種正面的選擇影響宜乎是更見得大。「八·一三」時代那種玉石不分的犧牲，在游擊戰術越來越發達的今後，可望是不會再有的。 近代戰爭中，官佐的死亡，和士兵死亡的比率，本來已經有減少的趨勢。例如，普法戰爭中，普魯士軍隊方面，將校每千人死四十六人，幹部官佐，每千人死一百零五人，指揮作戰的官佐，每千人死八十八人，下級官佐及士兵，每千人死四十五人；相對的比較起來，官佐的死亡比士兵為大。到了第一次歐洲大戰的時候，德軍方面，各級官佐四十一萬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四不足，而一百三十萬士兵（最下級官佐在內）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十三；至少雙方是拉平了。美國軍隊也有同樣的情形。這種進步大概是跟了戰術的進步來的，戰術越進步，則因暴虎憑河一類的勇氣而引起的無謂的犧牲越可以改少。第一次歐戰初起的時候，英國官佐死亡率很高，美國加入之後，當官佐的哈佛大學畢業生犧牲得也特別多，都是因為勇氣太大而作戰經驗不足之故。我們在抗戰開始的幾個月里，似乎也有同樣的情形，官佐與精良的士兵因此而殉忠的不在少數。但抗戰一經進入純熟的段落，無疑的這種富有選擇意義的損失自然會逐漸的減少。 在民眾方面，兩年來直接間接因抗戰而犧牲的為數當然更大。但數字是不容易有的，將來戰事結束以後，怕也不容易搜集。但無論數字大小，選擇的影響一定是有的。炮火彈片雖沒有眼睛，但在炮火下犧牲的民眾與九死一生而終於不死的民眾，平均說來，在品質上多少有些分別。上文所說關於耳目聰明、手足靈活、心神鎮定的話，適用於士兵的，也未嘗不適用於一般的民眾。民眾中有官守的人當然另有一個責任心與氣節的問題，責任心發達些的比不大發達的不免容易受犧牲，這當然又是可惜的，但假若責任心同樣發達的兩個人中間，甲在其它品性上要比較強，而乙比較弱，那甲的遭遇無謂犧牲的機會，總要比乙的為小，這又是正面的選擇了。淪陷區域的婦女也屬於這一類。移民的死亡，在數量上往往可以很大，尤其是戰爭所引起的急遽的移民。淪陷區域以及後方的生活艱苦所釀成的疾病與死亡，數量上也許不下於移民的死亡，不過，無論數量大小，兩者選擇的作用大概正面的多於反面的，也幸虧是如此。 其次提一提婚姻方面的選擇。戰爭期內，婚姻率的一般的激減，和死亡率的激增一樣，是許多民族共通的經驗。中國在這方面雖向無數字的紀載，恐怕不會是一個例外。這原因是很淺顯的。大批適婚年齡的男子於役在外，或正在訓練之中，不能有室家之好，是最大的一個原因。這是很有選擇的作用的；假若我們承認一般將士的品質，尤其是在體格方面要比普通民眾為強，可知這選擇作用大體上是反面的，即代表著民族的一個損失。在民眾方面，雖因生活的不安定而也有不婚與展緩婚期的傾向，但終究成婚的較多，但這也未必完全有利，一則因為此輩的平均品質，比起前方將士來，未見得高，再則因為此種婚姻的締結，總有幾分草率，不能如平時的考慮周密。後面這一點是我們在後方隨時可以觀察到的。 不過民眾在抗戰期內的婚姻，也有一點有正面選擇的價值。抗戰期內，後方的女子多於男子，男子選擇女子的機會既加多，其選擇的標準自可以加嚴。姻選標準加嚴是於民族有利的。不過這一點似乎最適用於性比例本來比較平衡而一夫一妻制比較能嚴格推行的社會；否則，怕情形又就不一樣了。我們人口的性比例向無統計，一二零星的研究又似乎發見男多於女；而多妻的傾向，至今還相當的流行；這一種意國奇尼教授（Corrado Gini）所堅持的戰爭的利益怕還是不屬於我的。（關於奇尼教授在這方面的見解，作者曾別為文加以評介，入《論叢》第四輯《優生閒話》中 〔4〕 ） 其次談到生育。抗戰期內，生育率的一般的激減是意料中的事；其激減的程度要在婚姻率之上，因為，婚姻方面，尚有草率從事的人，而生育方面則否，尤其在節育方法比較流行的今日。這一方面的選擇的意義，大體上和婚姻的相同，可以無須多說。大抵從軍將士的品質越高，反選擇的意義越大，而民族的損失不可以數計。其在民眾方面，生育的現象當然不會完全停止，以偌大一個中國人口，後方實行生育的，在絕對的數目上，當然還是很大，不過，所可過慮的是，上文所說，不草率從事於生育的人，也許是後方人口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他們眼光遠些（但往往並不夠遠），責任心大些（往往並不夠大），以為在這時候多生一個子女，即多一種累贅，對自己的行動固然不利，對子女自身的發育也是害多利少，所以總以暫停生育為宜。這種見解與行為顯而易見是反選擇的。 最後還有一點應當提到的，就是抗戰所引起的階級間的流動。這種流動，像移民一樣，也是富有選擇力量的。抗戰以來，有不少有產業的人，已經從巨富變成赤貧，同時，在淪陷區域內，許多有社會地位與正直性格的人也已經破了家；反過來，一部分的莠民、奸商、貪吏卻因發國難財而起了家。漢奸的起家，不管他們將來的結局如何，至少暫時也是一大事實。這都是可以發生不利的選擇作用的。但同時，我們也有不少的忠勇的民族分子，因抗戰出力的關係，從工農階級里抬起頭來，由士兵而官佐，由官佐而將校，成為領袖階級里的一派新興勢力。 一三　論疏散人口 作者於二十八年九月三日自昆明城內疏散到西北郊的龍院村，這篇文字就是在那一天寫的，上午脫稿，下午就盡室下鄉了。 作者在上文討論過一般抗戰的民族意義，認為它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它給我們一個機會，不是叫我們拚老命，而是教我們體驗我們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民族的體力、智力、以至於性情操守的力量。如今我們研究抗戰所引起的人口疏散運動，認為它的意義也正復如此；它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它不是要我們避免死亡，而是要我們增加活力。 抗戰開始以後，疏散二字很早就成為一個新名詞；它是官廳文告的大題目，報紙宣傳的好資料，也是民眾相見時寒暄的新口語。為什麼要疏散？不論明白說出與否，大家的答覆總逃不了有似乎下面的兩句：避敵人轟炸，免無謂犧牲。此外我們還沒有聽見過別的答覆。性命人人要，就是有時候不能不為國家捨身，也總須捨得有個名色，捨得有點代價，白白的舍在敵人彈片之下，既不是慷慨赴死，又不是從容就義，當然是誰都不甘心的。既不甘心，便須疏散。所以這個答覆的弊病，不是錯，而是太消極。 只見到疏散運動的消極的意義可以發生兩個結果。一是疏散時不踴躍。住慣都市的人根本不肯下鄉，他有他的惰性，敵機一日不來，就一日不走；今日有警報，便打算明日走，但若敵機終於未來，他又把走的念頭暫時擱下；在都市裡有特別職業與責任的人，這種惰性自然更大。這樣一再因循，到得敵機真正的大舉光降時，犧牲可以鬧得很大，幾個月前（二十八年五月）重慶的經驗就是如此。二是這種疏散不免引起不良的選擇影響。人的膽氣大小是很不一樣的；無名色無代價的死亡，固然任何人都不願意，但是一種可以實現而未必實現的死亡的威脅，對一部分膽氣壯大的人，是不怕的，是不足以打動他教他別尋樂土的。這樣，凡是接受官廳勸諭、報紙宣傳、以及親朋慫恿而實行疏散的人也許是一些特別膽小的人，而留守在都市裡的是特別膽大的人，一旦敵機真正的大舉來臨，豈不是這後一種的人多少要受犧牲。因疏散不踴躍而發生的犧牲是量的，因選擇作用而發生的犧牲是質的，無論質與量，總是犧牲，總於民族不利。為的要「避敵人轟炸，免無謂犧牲」而發動的疏散運動，結果可以適得其反，豈不是心勞日拙？總之，只是用消極的理由來教人疏散，是不夠的，是不行的，一切團體行動如此，固不止人口的疏散一端為然。 我們要疏散人口，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很積極與富有建設性的理由來。一、發展鄉村與一般的經濟，二、提高鄉村與一般的文化，三、增加鄉村與一般人口的活力。關於一、二兩點我們應當請經濟與教育專家分別討論，本文里姑且擱過。我們預備特別考慮的是第三個理由。 都市人口與鄉村人口在品質上是不很一樣的。就一般的情形說，都市人口的品質要比鄉村人口的為高。都市是爭取功名富貴的中心場合；都市裡刺激的種類多，程度劇烈，轉移的速率也快，其所引起的反應，自然也相當的複雜、緊張、與需要變化。在這種環境裡，一個體格虛弱、神經脆薄、智能低劣的人是無法維持的。鄉村的情況大體上可以說是相反。至於相反的距離，當然要看一地方都市化與工商業化的程度而定。閉關以前的中國，這距離大概不遠，然而即遠在戰國時代，《史》《漢》上所描寫的像臨淄一類大城的都市化的程度，已經是夠可觀了。至於近代歐美的國家，這種背道而馳的距離是很大的。無論古今中外，城裡人總是瞧不起鄉下人，看了上文，可知這種態度雖不對，卻不能說它全沒有事實的根據；城裡人最大的錯誤還在忘記了自己當初也是鄉下出身。 不過無論都市人口在品質上如何高明，這種高明是近乎曇花一現的性質的。看得遠些，說得兇險些，都市是殺人滅種的地方，都市化的程度越高，此種破壞的力量越大。一個初入都市的個人，爭名，奪利，好自由，愛享樂，便很有希望不結婚，或遲結婚，不生子女，或少生子女。都市人家的子弟也有同樣的前程。結果，就個人論，無論他的成就如何偉大，聲勢如何煊赫，就血系論，這種成就與聲勢，多亦不過幾世，少則及身而止。一人如此，人人如此，一家如此，家家如此，都市不就等於一個殺人不見血的屠宰場麼？就美國的情形而論，城裡人結婚的機會要比鄉下人少十分之一，再加上遲婚的傾向、出生率的低、嬰兒死亡率的大、與夫一般疾病率與死亡率的高，無怪講求民族衛生的人要口口聲聲的說，「都市不是人口的生產者，而是人口的消耗者」了。 都市既然是一種屠宰場，又如何維持的呢？不止維持，又何以能不斷的擴大與繁榮的呢？這又和真正的屠宰場一樣。屠宰場不管畜牧，只管宰殺，它所宰殺的牲畜是從四鄉運輸而來的。都市的人口也就取給於四鄉的移民；要不是因為四鄉的移民，倫敦、紐約一類的都市早就不存在了，事實上也根本不會發生這一類的都市，無論存廢。這種移民又是怎樣一類的人呢？年齡老大、疲癃殘疾、智能低下、眼光狹小、保守性成的人大概不會自動的遷移到都市裡去；惟有年富力強、體魄健旺、品貌整齊、思想靈敏的人才會有遷移的志願與適應都市環境的能力。約言之，人口對都市的向心移動是有選擇作用的。向心移動的本身，是都市所以能維持的原因。而選擇作用便是都市所以能繁榮的原因了。同時，因為移民多年輕力壯的分子，而少老弱的分子，所以在一部分的都市人口統計里，我們會發見死亡率反比鄰近的鄉村人口為低，而出生率為高；這種現象當然也未嘗不是都市所由維持與繁榮的一部分的原因，但這原因並不重要，因為它是暫時的，年輕力壯者的死亡率雖小，但他們終究要變老的；他們的生殖力雖大，染上都市的習氣以後，出生率終究也要變小的。總之，都市人口的維持，由於自力補充者小，而得諸鄉村挹注者大。 上文提到人口都市化的選擇作用；問題的癥結就在這選擇作用上。完全從都市的立場看，這問題並不存在，選擇得越是精到，都市生活便越見得繁榮。但鄉村如何？民族一般又如何？比較健全與優秀分子的一批一批往城裡跑，對於鄉村生活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經濟的凋敝、文化的落後、以及一般團體生活的無法維持，是一些無可避免的結果。土豪可以魚肉鄉民，正因為魚肉不了的鄉民，或見了別人被魚肉而敢於說話的鄉民，大都已經進了城的緣故！這些進了城的鄉下人如果能在城裡生存生殖下去，不但功成一時，並且裕垂後世，倒也罷了；事實上卻大不然，他們在都市的屠宰場裡，至多掙扎了四五代之後，終究不免於一個淘汰。這就引起了整個的民族健康的問題了。從整個民族的立場來看，這種淘汰多一分，民族的品質的善良程度就減低一分。而同時鄉村人口產生優良分子的能力也自有其限度，不能無限制的向城裡輸送。這樣，日子一多，一個民族的品質會降落到一個無法競存的地步。 根據上文的理論，近代民族衛生學者的一致的結論是：都市的發展不宜過度；已經有過度的危險的國家應當設法疏散。最近百年來，歐美各國的都市，都有畸形發展的趨勢，這趨勢是應當限制以至於挽救的。美國到一九三〇年為止，市鎮人口（二五〇〇人以上）的成分已經超過了人口總數的一半；這是有識者所認為可以深憂的。德國民族衛生會的會綱第十六條便是鼓勵鄉村與郊外的屯聚。意國泛系政府與羅馬教會合作的人口政策里也有這麼一條。 在中國，就一般的情形而論，都市化的程度不能說深。據說我們的鄉村人口還是占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至於八十五。也許我們還可以提倡相當的都市化，與工商業化並行。不過畸形發展的危險是不能不防的。就最近幾年教育發展的形勢而言，我們可以發見少量的都市化，即或尚不足以影響民族全般的健康，至少對鄉村生活的改進，已經可以發生重大的威脅。因為高等教育機關是十九在都市裡，又因為高等教育幾於全部以都市文化為對象，做題材，於是凡屬受過這種教育的鄉村優良子弟，於原有的輕去其鄉的傾向而外，又平添一層留城不去的理由，結果是，都市有才剩之憂，鄉村有才難之嘆。上文所提鄉村經濟的凋敝、文化的落伍、以及土劣的把持、與民生的愁苦所喚起的社會革命，總有一大部分，直接可以推原到人才的缺乏，而間接可以推原到不健全的教育制度所引起的青年都市移動。目前一般的都市化，縱還沒有成為問題，至少這一個局部的問題是亟應解決的；否則，一般的都市化一旦成為問題，流弊所及，將不知伊於胡底咧。 疏散運動是都市化運動的反面，它可以教一部分優秀的都市人口，重新回到鄉村，一方面可以替鄉村增加經濟的生產力與文化的創造力，從而提高一般的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一方面更可以培養個人的生存與生殖的力量，從而促進整個民族的活力。這便是疏散運動的最積極的一個意義了。要大家認識這個意義，疏散運動才會踴躍，才可以避免不良的選擇作用，才有希望可以維持到抗戰結束以後，作為建國時期里都鄙人口彼此協調發展的張本。 一四　交通與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的名詞是需要一些解釋的。它不是指一般的國家經營的教育或國家教育，而是指一切足以補救民族特性的偏蔽的教育。一個民族有和別的民族相同的通性。也可以有和別的民族不很相同或很不相同的個性或特性，而此種特性很可以發生偏蔽的弊病——這些，我在這短稿里是假定了的，即不準備加以解釋的（此種解釋詳見《論叢》第三輯《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 〔5〕 ）。不過偏蔽的特性可用教育來糾正，而交通便有這種教育的功能，尤其是抗戰期中的交通。 但在討論以前，不妨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加以說明。迎神賽會有很大的民族教育的價值。無組織、無秩序、或胡適之先生所稱的「亂」顯然是我們民族特性之一，顯然是有偏蔽的毛病的。在國家政治完全上軌道以前，在民族文化水準有一般的提高的機會以前，我們必須利用原有的社會機構，例如風俗習慣之類，來多少收一些撥「亂」反正的教育的效果，而迎神賽會就是這樣的一個原有的機構。假如主持政教的人，在二三十年以前，就能採取這樣一個立場，而不完全斤斤於「破除迷信」與「打倒偶像」的立場，充分運用警察制度的設備，就各地方各季節的迎神賽會在秩序上、組織上、公共衛生上加以適當的指導，我相信到了今日，不要說別的良好的效果，至少像大隧道一類的慘劇（三十年六月五日重慶遭敵機夜襲時所發生的慘劇）該不至於發生，大隧道慘劇所以發生的最大原因，如今大家都承認，是一個亂字。 偏蔽的中國民族特性有好幾個。平民教育促進會的一批朋友承認四個：私、愚、貧、病。胡適之先生承認五個，即在此四個之外，又添上一個，亂。其實貧只是一個社會病態，不是一個特性，而是一些特性的社會表現，也不妨說，就是私、愚、病三個或私、愚、病、亂四個特性的一個綜合的社會表現。所以我所承認的偏蔽的特性是這樣的四個：一是柔韌與不大能圖進取的體格，二是薄弱的組織能力，三是有缺陷的科學頭腦，四是畸形發達的私利心腸。一可以說相當於病，二相當於亂，三相當於愚，四就是私。這幾個特性的診斷與分類在大體上是相同的，即小有出入，也是無關宏旨。不過有兩層我們要認清楚。一是我們的診斷，能具體化到什麼程度，我們總要做到那個程度，所以就病、愚、亂三方面說，我的看法也許要更進一步。二是我們得承認這些特性，既可以稱為特性，便多少有些先天的根據，而不能完全以尋常習慣相看，好比個人的心理，它們不止是一些習，而是一些癖，是先天的根柢比較特別深厚的一些行為傾向，那就不是教育所能完全糾正的了。 到此我們又不得不提一提我們對於教育的效能應有的看法。教育不是萬能的。不過健全的教育有兩大用途：一是為大多數的中等人指定一條途徑和供給向這條途徑發展的機會與方法。中等人可左可右，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教育應該有方法教他走一條比較適中或時中而對於人我都比較有利的路。這其實就是孔子「上智與下愚不移」或「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的另一個說法。就我們目前的題目與範圍說，凡是具有上文所說的那些民族特性的民族分子，只要偏蔽的程度不太深，是可以接受這種教育而得到益處的。二是比較少數的極端的中上與中下分子，教育可以選擇或淘汰；對中上是選擇，對中下是淘汰。所謂大學教育所能做到的，究其極，其實只不過是把中上分子好比篩子一般的從人口裡篩出來；一般的智能薄弱的人，無論多少年的大學教育不能教他成為通才；特殊的才力欠缺的人，也同樣的不能成為一個專家。就我們的題目範圍說，話也是如此。假若已往大多數的人有過一些民族教育的成績，根據第一種的教育用途說，大隧道的慘劇的慘痛程度便可以減輕一些，傷亡的人數可以減少一些；但傷亡的人，在那種場合之下，多少總是不可免的；即使一無成績，事實上我們在已往二三十年內也確無成績可言，大隧道慘劇發生之際，也還有一小部分比較鎮定不亂的中上分子幸免於難。我說倖免，其實幸字是錯了的，他們的不傷亡是有內在的理由而不是偶然的，那理由就是鎮定，就是在危難中不慌張，不自擾。任何場合可以選擇人，淘汰人，教育的二大效用之一也不外此，而任何社會舉措的一部分的教育價值也就在此。 如今可以完全就題目範圍以內說話了。我們不能不承認交通事業有很大的民族教育的意義，特別是在抗戰時期。辦一個交通大學，設立許多和交通技術有關係的學校或訓練班，替交通事業人員的子弟專設一些學校，例如抗戰以前的扶輪小學之類，決不是已經盡了發揮交通與教育的關係的能事，不但沒有盡其能事，並且可以說很不相干。歷年從事交通事業的人，我以為多少是小看了交通事業本身的教育價值，因此也就沒有能負起這種應負而並不太費力的責任來。 交通是一種社會事業，整個的社會原就建築在人我交通之上，或人我之間「交」相感應與「通」力合作之上。人我之間所以能相交，是因為人我之間有不同的特性，所以能相通，是因為有相同的共性。換言之，個人的品性，以至於團體的品性，尤其是那些有偏特或偏蔽的傾向的品性，是最容易在交通的場合里表現出來，團體的共性，如其和其它團體相比，也往往不難在交通的場合里發見它的偏特的傾向。舉一個例吧。中國人在人多的地方，特別是這許多人有一個共同企求的目的的時候，尤其是這個目的有些時間、空間、或數量上的限制的話，便容易發生擠的現象，假如有生命危險的關係，那擠就更不容說了。迎神賽會可以擠，看鄉下草台戲也要擠，進考場必須擠，領賑米不得不擠，出大隧道中自然更非擠不可，其實全都是這一個道理。在近代的交通場合里，擠的需要往往更大，而擠的現象也就分外的清楚，買票要擠，上車也要擠，因為座位有限制，而開車有時刻，稍一落後，便有坐不到位子或根本搭不著車的危險；抗戰的形勢之下，這危險之上，又添了一些「性命交關」的意味，於是平時只擠到七八分的局面，如今可以擠到十分十二分以上。這擠的現象又從何而來的呢？好比上文說到的貧窮一樣，它也是私、愚、病、亂一類偏蔽的特性所構成的一個行為表現，私與亂的所以成為擠的因素，是一望而知的，但愚與病也有分，看不到擠的可能的危險，但知亟切達不到一種目的之為危險，而不識撞倒別人或被人踐踏之為危險，當然是一種「自用之愚」；惟有過分柔韌與能逆來順受的體格才能消受一種擠的環境，而這種體格我們不能不認為是有些病態的。 如今假若從事於交通行政的人看清楚了這一點，在凡屬可以發生擠的現象的場合里，與以周密的注意，使一切旅行的人明白了解，個人的公私事務雖然重大，公家的秩序組織與法紀，更有維持、尊重、與遵守的必要。行此十年，持之以恆，守之以固，行見中國社會上的擠的現象可以減少到一個很低的限度，而私、愚、病、亂一類的特性也不難間接的消除掉很大的一部分。中等的分子，由勉強而自然，終於會感覺到守秩序、重法紀的益處，而漸漸的自動的走上不擠的路，其偏蔽的特性過分發達而不能接受經驗的教訓的少數分子，遲早會因不能「安所遂生」而歸於淘汰。交通事業可以成為民族教育的一大工具，這就是可能的一例了。以前科舉時代，鄉試的科場前面，常因擁擠踐踏而發生慘劇，然而遇到賢明的提學使，事先加以布置，臨事加以糾察，也一樣的可以弄得井然不紊；從前做得到，現在應當更容易做。這一次歐戰開始的時候，英國的三十萬大軍，在德國的飛機大炮集中轟炸之下，居然安全的渡過了海峽，退回到英倫，顯然是平時秩序教育的一種收穫（讀者到此，應就抗戰初期南京退守以及三十一年五月緬北退守和英軍從騰客克（Dunkirk）退守的光景彼此對比一下）；別的民族在生死關頭猶且做得到的成績，我們至少在比較太平的場合里也應該做得到，而要做到這一類的成績，應從交通事業開始。 我最近（三十年八月至十月）從昆明經瀘州、內江、成都到峨嵋，再從峨嵋到樂山，由樂山改循水道到重慶，前後一個多月在路上，所發生的觀感，十之七八是在這問題上的。到處可以看見一些偏蔽的民族特性的表現。擠真是擠極了，輪船上擠，汽車上更擠；從成都到夾江的一段，坐的是名為客車的卡車，下層是貨，中層是行李，頂上是五十多個客人，真是擠得水泄不通，據說這條路上，在這個季候里，平均一車總要裝上七八十人，五十多人還是寬舒的。在成都開車的時候，車廂里已經有人滿之患，然而每到一站，總還可以加上幾個客人，每一個新的客人上來，初則在車中人的抗議聲中竭力攀上了邊緣，次則插一足進來，勉強占得一立錐之地，再則兩足併入，居然可以站立，經過了三四公里的搖晃，終於覓得了一席之地，可以坐下——總是這樣的一個套數。好像無論如何擠法，這輛兩噸半的卡車是不會達到什麼飽和點似的。大抵中國整個的社會就是這樣，個人的消極可塑性，或逆來順受性，以及社會的伸縮性，容受性，真是大得驚人，大到一個我們不能不認為是病態的程度，一樣一種性格，在泥土、橡皮、海綿身上，不成其為病態的，到了人身上，多少總是一個病態。這病態從何而來的呢？旅客的愚而苟安，司機的私而貪婪，司交通行政的人的裝聾作啞，都要負相當的責任。記得在某處購買商車的客票，三十多人中，我是惟一不接受額外勒索的人，一般旅客的逆來順受，予取予求，就可想而知了。 說起私，我不能不就這一次的旅行，再多說幾句。司機私攬搭客或「黃魚」的風氣是抗戰期中公路交通的最感棘手的一個問題。我從昆明到瀘州，五天之內，居然沒有遇見一條「黃魚」，原來我坐的是經交通機關介紹的商車，商車一面怕官勢，一面又愛護車輛，因為車輛是他的私產，司機自己是商行的股東，私攬旅客，即使無人發覺，難免不招惹是非，終於影響到他的私產安全與完整。從瀘州到成都，情形便大不相同了，兩日之間，每一輛車有「黃魚」項下的收入大約自一千元至一千五百元不等；除了若干大站之外，「黃魚」的上下也很自由；有一次經過了某站，大批「黃魚」登車以後，後面負責糾察的人，還放過一槍，但糾察的力量既不足，不能窮追，司機但須開足馬力，也就兔脫了！原來我在這一段里搭坐的是經過交通機關介紹的官車，開官車的司機，一面多少知道官的力量究有多大，一面對所駕駛的車，雖有愛護的責任，卻無愛護的興趣，即使因多攬客人而直接間接引起故障或損害，那反正和他不甚相干，萬一出更大的亂子，至少車輛不能牽制他個人行動的自由。總之官車的大載「黃魚」，是出乎私，而商車的不載「黃魚」，也未嘗不出乎私，二者都是私的特性畸形發展的表現，在平時這種表現已不在少，不過抗戰時期的忙迫慌亂更進一步的與這個特性以混水摸魚的機會罷了，負交通行政的人如能在這方面有些適當的措置，教中流者知所改轍，中下者有所忌憚，其肆無忌憚者，因斥逐或受嚴刑峻法的制裁而歸於淘汰，豈不是對於民族的一個很大的教育的貢獻？ 私、愚、病、亂的民族品性造成了貧的經濟現象，以及擠的社會現象，這些都還是比較的限於一時一地，而在物質環境比較改進之後，不難有一部分的解決的，最可怕的是這幾個特性所造成的一般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態度。這種生活態度，驟然看去，似乎與私的特性不大相干，普通的看法以為自私的人總想把一己的生活弄好，決不將就；其實不然，就很大的一部分中國人說，但須可以保全生命，維持這一口氣，或僅僅保持目前的安適順利，什麼都可以商量，可以順受。這種苟且偷安的生活態度，顯然是自私的了。這種生活的態度也顯然是最基本的，貧與擠一類的現象其實又何嘗不是苟安心理所由表示的兩個方式？ 苟且偷安的生活態度，不用說，在旅行中特別容易看出來。平時家居既可以苟安，出門旅行更可以將就了。某機關的一部早就沒有了閘車的材料車，居然可以從昆明開上川滇東路，向瀘州進發，車上除了一部分的材料以外，還裝著十幾個人；機關里負責人放這樣一部車子走這樣一條路，是苟安；司機敢於駕駛，也是苟安；十餘個人，中間還有婦孺，敢於搭坐，不是無知，便是苟安。結果，到了在川黔交界的某一地段，終於翻了，我們的車子駛過的時候，看見它在路旁，車身翻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身，十幾個搭客，坐在幾丈以外的坡上，居然一個重傷的也沒有，但當初既苟安的乘坐，現在只有苟安的等候別人搭救的一法了。 上文提到苟安的生活態度和愚的特性也有因果的關係，似乎還應該加以說明。搭客不知輕重，貿然乘坐一輛沒有閘車的卡車，把生命像鴻毛似的交付了出去不夠，也許還以為占了便宜，沾沾自喜，固然是愚不可及。那個司機，明知沒有閘車，也明知結果不但足以殺人，也可以自殺，其自用之愚，更是可恨。更可以教人傷感的是，這種人但知學習駕駛的一些技巧，初於構成汽車的科學知識和機械原理，並無一些愛好。我在樂山的時候，和武漢大學校長王復五先生談到這個問題，他也認為司機不知愛護汽車而力求機件的清潔完整，是根本因為沒有此種對於科學與機械的愛好的心理，假若有的話，則不論汽車的主權屬誰，他是一定知道如何愛護的。王校長又提到幾年以前一個德國的工程師對他說過，要中國的司機發生此種愛好的心理，而像西洋司機一般的保護他所駕駛的車輛，還需要二百年！二百年也許是形容過甚。但我以為這種愛好的心理的亟切不容易比較普遍的發展，卻是一個事實。上文提過，愚的特性的一方面是科學頭腦的薄弱，而此種薄弱又自有其先天的依據，那末，要在人口中發展愛好機械的心理，就教育在後天所能做到的說，也只有提示申說此種心理的重要，從而在人口中間，就科學頭腦不太過薄弱的分子，加以鼓勵與選擇的一法而已。而這樣一個方法勢非相當的長時間不辦。惟其需要的時間長，所以我們要希望正式的學校教育而外，一切運用科學技術的社會設施與公用事業能在這方面充分與以合作，而交通便是最犖犖大者的這樣一種事業。交通事業需要大量有科學頭腦與機械興趣的人，它一面招用學校里出來的人才，一面自己也在訓練這種人才；假若主持交通行政的人，特別是管理車輛及其他交通工具的人，能於駕駛一類的單純的技巧以外，更注意到一個人的一般的科學的興趣與機械的愛好，用比較嚴格的獎懲與升騭的方法，從而加以選擇與淘汰，則對於民族教育的健全發展，豈不是又多添上一種莫大的貢獻？ 一五　辨漢奸 二十八年八月十三日昆明各日報上登載著兩件比較重要的關於漢奸的新聞，一是上海所謂黃道會會長常玉清的被殺，二是上海私立上海中學校長陳濟成的附逆。一奸方去，一奸又來，真好比希臘神話里的多頭怪物海陀拉，砍去一頭，又生一頭；民族何辜，偏要生這許多漢奸的胚子，是目前最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十多年來研究民族問題的人喜歡在理論方面探討民族的病象，從事於平民教育與社會工作的人在實際方面也常和這類病象接觸；他們所得的結論是很相符合的，即大要不出四五種病象。胡適之氏講私、愚、貧、病、亂，定縣平民教育促進會裡的許多朋友講私、愚、貧、病；作者歷年來所說的體格的柔韌、組織能力的薄弱、科學頭腦的不足、自私心腸的發達——是大同小異的。我們不妨先看一看，這些病象和漢奸的產生有什麼關係；我們為討論便利起見，姑就私、愚、貧、病四方面說話。 大體看來，私、愚、貧、病四種病象，和漢奸的產生都有相當的因果關係。一個吸食白面的人，毫不遲疑的參加敵人所組織的遊行，為敵人搖旗吶喊，為的是好賺幾角錢去過一次癮，癮過以後，也就無所謂了，除非敵人對他有其它可以借來過癮的誘惑。這個人的所以當漢奸，雖則私、愚、貧、病四種病象都說得上，但主要的是病，要不因為病，廣義的體格上與精神上的病，他直接就可以不抽白面，間接可以不當漢奸。一個窮無立錐的人，饔飧不繼，求乞無門，當了漢奸，其所以甘冒大不韙的緣故，也不止一個，但主要的當然是貧。一個鄉下老，一字不識，一向過著天高皇帝遠的生活，既不知有晉，更無論秦漢，一旦遇上敵人，大概經不起幾句話的哄騙，便會很甘心的替他出力；這個人的毛病里顯而易見愚的成分是最大。一個平日但知牟利的市儈，一個魚肉鄉民的地痞土棍，一個誅求無厭的劣紳或貪官，一個愛權如命、專鬧意氣的黨政領袖，也是最容易掉進敵人的彀中的，其容易的程度並不在上文三種人之下；他們犯的病是一個私字；只要有更大的地位、利祿、權柄可以到手，他們是不顧一切的。 比較進一步的觀察又可以發見四種病象雖都是產生漢奸的因素，而其所產生的漢奸可以有很大的品質上的不同。基於病、貧、愚三種病象的漢奸，數目雖大，只是一些小漢奸，其為問題也小。基於愚的漢奸，其為問題也最小，其人也最可原諒。因貧因病的漢奸，假定我們承認保全生命是人生本能之一的話，也尚屬情有可原。最不可原諒的是基於私的漢奸；他們的數目雖小，但是病根最深；他們才是真正的漢奸，其為問題當然要大得多。一樣是基於私的漢奸，市儈土劣也還有幾分可恕之處，因為他們所貪的是赤裸裸的利，他們一面貪，一面也不諱飾其為貪，一面做漢奸，一面也不避忌漢奸的名號，他們是些真小人，真小人比較可恕。最不堪的是士紳官吏以及曾經在黨、政、教等界當過領袖的人；他們所貪的是比較抽象的權勢，所爭的是一口私人的怨氣；他們一面貪與爭，一面必諱其所貪所爭，不但諱，且從而為之辭，例如「民族前途的福利」「東亞永久的和平」之類；他們一面做漢奸，一面卻自承為民族的救星；他們是偽君子，是佞人，佞人最不可恕。二千五百年前的聖人早就預言過了，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常玉清是一個浴堂的老闆，陳濟成是一個有弟子三千的中學校長，恰好是這兩種人的典型人物。 上文說基於私的漢奸病根最深；這深淺之說還有解釋的必要。愚的病根最淺，鄉愚之愚，愚在無知識，不在無智力，無知識的愚是教育所能治療的。近年以來，尤其是抗戰軍興以來，這種病已大有起色，抗戰本身就是一種教育，就有很大的診療的力量。貧也是比較浮面的病，我們的民族分子，就大多數說，是很勤儉的，勤儉而猶不免於貧，可知貧之所以為病，其根源乃在外而不在內，是後天的而非先天的，後天的病比較容易治療。病，即一般的體格上與精神上的不健全，根源比較深，但事實上因此而做漢奸的究屬少數，遠不如因愚因貧者之多，並且這一類的分子，就其病根特深者而言，不論其吸食毒物與否，擔當漢奸與否，遲早要受自然淘汰的；總之，這一類人的問題並不太大。 最成問題的是私的病象。據民族衛生學者的見地，我們民族中自私自利心的畸形發展是淘汰的一種結果，是有先天的根據的，是幾千年來不斷的災荒經驗所提煉出來的一個特性；在災荒的淘汰影響之下，惟有最自私、最能搜括、最會保身家的分子才最有生存與繁殖的機會。我們一向懷疑這種看法，一向以為私的病是後天失調的一種症候，是可借道德的教育改正的。但自抗戰軍興以來，我們不由得不承認民族衛生學者的看法也許有幾分道理。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要是私的病根不深的話，抗戰是一個無上的機會，可以教大家蠲除門戶之見，黨派之爭，至於個人之間的權利的爭奪，恩怨的計較，自更應在遺忘之列。但事實似乎並不如此，即就大小漢奸之多的一點而言，就已經夠教我們失望；其他爭權奪利、貪多務得、爾詐我虞的種種行為的不減於抗戰以前，可以不必說了。 不過漢奸與有類似漢奸行為的分子雖多，我們對抗戰建國的前途還是很樂觀的。這樂觀的心理有兩個依據：一是私、愚、貧、病的分子，尤其私、愚、貧、病到一個非做漢奸不可的地步的分子，畢竟要居少數。抗戰維持到兩年以外了，所憑藉的是什麼？還不是這些病象的反面的一些優點麼？二是我們如今多少已經明了這些病象的根源所在。一個人治病，第一要承認自己有病，諱疾是不行的；第二要了解病源，了解到病源，病的一半也就等於消釋了；個人如此，民族也未嘗不如此。這種樂觀心理決不是一種憑空的願望，實際上等於基於事實的認識的一種自信，只要大家有此自信心，把持得定，漢奸與漢奸的胚子雖多，我們還是不怕的。 一六　精神總動員的基本條件 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蔣委員長發表《再告全國各地士紳及教育界人士書》，特別提出兩點：第一點是領導當地同胞實行精神總動員，誓踐《國民公約》；第二點是協助地方政府，整理地方財政，奠立自治基礎。關於第一點，我們想說幾句引伸與補充的話。 精神總動員無疑的是抗戰勝利的一個基本條件，也是建國成功的一個基本條件。不過精神總動員自身也有它的基本條件，要是基本條件不能滿足，我們儘管處處舉行「國民月會」，人人誓踐《國民公約》，所得的不過是一些浮面的團體精神，一到緊要關頭，就這精神說，還不免於雲散煙消，就國家前途說，還無補於土崩瓦解。月會有它的用處，公約有它的價值，但這些都不是動員的條件，至多不過是總動員的一些入手方法；要只靠它們，我們至多只能在我們的國民生活里多添上一層形式主義罷了。前清時代，鄉村民眾在初一月半不也有種集會麼？地方的官紳不也宣讀一種公約似的東西叫做《聖諭廣訓》麼？不過這種形式主義對於清朝國運的維持與發展，似乎不曾有過很大的幫助。 精神總動員的條件是什麼呢？我們不妨提出兩點來，而這兩點實在是一點。第一點，精神總動員應當有一個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的保障。《洪範》八政，食為第一。孔子講足食，又講既富而後教。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食廩實而後知禮節，雖然是法家的話，卻是歷來講政治、經濟、教育的人所誰都贊同的。孫中山先生主張的民生主義，更昭昭在人耳目，可以不必說了。以前只有真正的讀書人，真正的士，才能不恥惡衣惡食，才能居不求安，食不求飽，才能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至於對於一般的民眾，一個最低限度的溫飽，是一切團體生活所由維持的起點，榮辱的觀念、禮節的標準、以及任何方式的精神生活，都已經是進一步的說法了。孟子恆產恆心之說，所指的也就是這一層意思，恆字所暗示的也無非是一個限度，一個大多數人所共有而不能再加貶折的限度。推孟子之論，可知有恆產的，才能算做國民的一員，有恆心的一員，才能感之以禮義，動之以廉恥，感動之至，才可以教他為國家民族赴難死節，而無有顧惜。在提倡與領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官吏士紳，應知國民之中，有一員無恆產，即一員無恆心，有一員無恆心，即一員不能動，有一員不能動，即不能成其為總動。 近年來中國的政治與經濟狀況能不能給每一個國民一個最低限度的恆產，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是無待我們在這裡答覆的。在平時，在抗戰以前，土匪的充斥，乞丐的普遍，流離顛沛的民眾的比比而是；抗戰以還，漢奸之多，順民之眾，認賊作父者的實繁有徒！全都是答覆。這些人的所以為這些人，固然不全由於經濟的原因，但經濟總是主要原因之一，就其中一部分人說，是一個唯一的原因，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經濟的條件固然是基本，但我們並沒有忘記先民的另外幾句教訓：敬姜說，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孟子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從兩年來不斷滋生的一部分的漢奸與順民里，我們也證明了這幾句古訓的真確性。江浙淪陷區內，至今有一部分的城邑居然還保全得很完整，並且很有幾分歌舞昇平的景象；一部分的鄉村里，佃農可以照常耕種，田主可以按例收租，十足表現沃土之民的能耐與志節！由此可知精神總動員的經濟條件又自有它的條件，就是要適中，要有上文再三提到過的限度。陽虎講為富不仁；耶穌講富人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還難；提倡與領導精神總動員的官吏士紳應該進一步的明白，對太有身家的人，對太想保守身家的人，精神動員之難，就等於他的升入天國。 這就引進到我們要說的第二點了。第二點是精神總動員應該從肅清貪污入手。貪污的人之所以為精神總動員的障礙，其程度要在僅僅以保守身家為已足的人之上，因為他的所作所為，不止是保守已有的自己的身家，而是損了別人的身家以利己。在淪陷區域以內，這種損人利己的分子無疑的就是那些當漢奸做順民的分子。但在後方，這種分子又何嘗少呢？他們唯一的幸運是，所處的地位不同，或不當抗戰衝要的前方，或雖曾當過，而有充分的經濟力量，可以遠走高飛，跳出烽火圈子之外。要不是為這一點點境遇上的不同，他們當漢奸與順民的速率，又安知不在目前在淪陷區域內已經當漢奸與順民者之上。 何以貪污是精神總動員的最大障礙？蔣委員長在《告全國士紳書》里，反覆說明精神總動員的見諸實行要靠士紳們的「領導」，要由「地方賢達的躬行實踐」，要處領導地位的人不忘「先聖比君子之德，如風行草偃」，而不辭以君子自居。當此抗戰最嚴重關頭，試問，最需要領導的是什麼？最需要躬行實踐的是什麼？最需要以身作則，樹之風聲的是什麼？還不是克苦自勵廉潔奉公八個大字麼？蔣委員長書中也提到士紳要領導全民，「使……全民生活皆極勤儉」，以充實抗戰建國的物力。不過老實說，中國民眾的克勤克儉，是一向著稱的，是研究民族性格的國際人士所公認的，事實上原無待於士紳階級的再事提倡。士紳階級，包括官吏在內，就目前的事實論，是最不配做榜樣的人，至少他們是最不能克苦的人，不能克苦到相當程度，更不免進而為寡廉鮮恥、貪得無厭的人。不過假定做士紳官吏的人而真能克苦自勵，對勞苦的大眾，對國民生活，至少有另外一層好處。 這層好處可以分兩方面說。在消極方面，它可以教民眾安於他們的辛勤的境遇。他們會自己慰藉著說：我們大家的生活固然苦，但不見我們的領袖們麼？他們負的責任要比我們重，但他們的享受又何嘗比我們高許多呢？這種觀感雖則消極，是十分重要的，在目前抗戰時期固然有它的地位，在未來物力更加凋敝的建國時期，更不能缺少它。在積極方面，士紳官吏，平時若能克苦自勵，廉潔奉公，遇有什麼政治的或社會的措施時，便容易得到民眾的同情與合作。民眾是最富有同類意識的，士紳官吏既能和他們共甘苦，便是他們同類的人，而不是兩個不同的階級的人；民眾有了這種意識，便什麼事都好商量了。我們相信，蘇俄革命的相當成功，直接便建築於此種民眾的意識上，而間接的因緣就是領袖階級的砥勵廉隅，不因功成而自逸。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的先後成功，一部分的原因亦未始不是這一點。我們抗戰與建國的功績，其艱巨不在人下，其更不能不培植這種民眾的意識，自不待言。 我們目前的情形去這種意識的養成實在是太遠了。所謂上流階級的貪污，至今還是一個很普通的現象，其普通的程度不減於抗戰以前，或且過之。貪污所取的不外兩個方式。一是不廉潔，官吏犯者居多；一是與民爭利，官吏士紳共犯之。與民爭利，近代的人不看做貪污；但繩以先民所垂示的標準，其流弊所及，正不亞於貪贓納賄。岳武穆說，文不愛錢，武不惜死，則天下太平，可知文人愛錢，是一個致亂之源，初不論其所由愛之之方式；而與民爭利不能不說是方式中的一個犖犖大者，其足以致亂，是毫無可疑的。在這種情形之下，而欲求民眾始終維持他們的勤儉的生活，甘心於他們的極低的生活水準，更從而責成他們言聽計從，時而參加新生活運動，時而參加精神總動員，而求其不敷衍，不規避，不幾於緣木求魚麼？ 上文開頭時說精神總動員的基本條件，表面上是兩點，實際上只是一點，所謂一點之說，到此可以點明了。一部分經濟學家告訴我們，中國經濟的問題，就大多數人能吃苦的程度而論，實在不是一個生產的問題，而是一個分配的問題。信如這一部分經濟學者的見地，我們不由得不疑慮到，目前分配的不平均，目前一大部分的國民分子，連一個最低限度的物質生活都分配不到，以致根本談不上什麼精神生活，精神改革，至少一部分的原因是官吏的貪污與士紳的與民爭利。再直言之，官吏的貪污與士紳的與民爭利是造成民眾極度窮困的一個很有分量的因素。這因素一日不去，即民眾物質生活的水準，一日不能提高，亦即精神總動員的運動一日無法推動。官吏士紳，讀了蔣委員長這諄諄告誡的一封書後，應知所以自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