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原理 · 第七章 人文選擇一——戰爭之例
人文選擇的概念顯然的是從自然選擇的概念推論得來 〔201〕 。我們既然看到自然環境裡有種種勢力可以引起選擇或淘汰的影響，我們就不難進一步的發見意識環境或文化傳統里，也有種種勢力可以引起同樣的影響，特別是對於若干文明比較悠久的民族。達爾文和戈爾登的議論，早就暗示到這一點，不過二人不是社會學家，沒有能加以發揮。英國政論家白介特（Walter Bagehot）倒是在這方面有過發揮的一個人，並且有一部分的議論比達、戈兩氏的還要早幾年。 〔202〕 不過在這方面推究得最早而最比較詳細是法國的一位作家，叫拉普池（Vacher de Lapouge），他在十九世紀的末年（一八九六）就發表了一本著作，題目就是《社會選擇論》（Les selections sociales），所謂社會選擇，就等於人文選擇。拉氏是一位有偏見的作家，特別是種族的偏見，所以通常我們總把他歸在所謂種族武斷論一派，不過他的作品又和一般的種族武斷論者不同，他有許多不蹈前人窠臼的真知灼見，而對於一知一見，大都能旁徵博引，加以證實；他的社會選擇論就是很好的一例。如今我們把拉氏的理論簡單的介紹一下，作為本章的楔子，其中一部分種族偏見的話，我們撇開不引。 〔203〕
拉氏接受達爾文的演化論，認為物種的演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然選擇，是由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過一到人類，他認為自然選擇漸由社會選擇取而代之，而自然環境的重要地位也逐漸的轉讓給社會環境。自然選擇的影響，從人類所不能避免的價值觀念的立場來看，是有好壞的，好的是進化，壞的是退化，如今社會選擇的影響也復如此，而就歷史的事實與目前的趨勢而論，社會選擇的結果是弊多於利，退化多於進化。拉氏的分析認為重要的社會選擇的勢力有八個。
一是軍事的或戰爭的。拉氏認為在有機演化史里，戰爭的趨勢與頻數有增無減，即，人類愛好鬥爭，在其它動物之上，而近代人類尤在古代人類之上。除了原始時代的戰爭而外，一切的戰爭所消耗的總是人口中比較最健康，最強壯，最勇敢的部分。希臘羅馬以及其它古代民族之亡，可以說一大部分是亡於這種分子的消耗。
二是政治的。日常政治場合里的鉤心鬥角以及特殊的大規模的政爭，革命，和朝代的興替都有嚴重的反選擇的影響。古代的希臘羅馬，近代的法國革命，消滅了不少的優良的分子。而到了近代，因為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的末流之弊，政治生涯特別容易維持品質低劣的人，而淘汰品質卓越的人。智能淺薄、奴隸性成、與善於玩弄手段的政客與野心家比較容易得志，而特立獨行與夫在思想上能別闢蹊徑的分子反而遭受壓迫，屈而不伸。拉氏這一番話是在四十多年前說的，如果在四十多年後的今日，見到了集體主義與極權主義下的政治以後再說，更不知將如何的感慨系之。
三是宗教的選擇。宗教選擇的影響有直接的，也有間接的，有幾種的宗教主張獨身，尊崇童貞，因而發生的影響，是直接的；而獨身的實行又往往只限於一部分的信徒的領袖，例如僧侶或神父，而此種領袖在身、心、德行等方面又往往高人一等，所以影響所及，勢必利少弊多，而造成一種反選擇與退化的局面。從這個立場看，回教要比基教徒，特別是天主教，占便宜，因為它不但不主張獨身，並且容許多妻。宗教又因為堅持信仰要統於一尊的關係，不免壓迫所謂教外的異教，教內的異端，因而引起禁錮、放逐、殺戮、以至宗派戰爭等行為，這些便是間接的影響了。至於因為對於兩性關係的歧視，而引起苦行主義或禁欲主義，又因教條的限制過嚴，不容信徒與教外的人結婚，等等，則其影響可以說是直接與間接的參半（詳見下章）。
第四種選擇影響是道德的或禮教的。這在西方是和宗教的選擇有密切的聯繫的。禮教對於性的行為與性的表現往往多方的約束，例如對於裸體的禁忌，使我們對於體格健全與不健全的人根本無法辨別。道德又責成我們舉辦各種的慈善事業，教我們體天地好生之德，不但把身心品質十分低劣的分子維持到盡其天年，並且更培養了他們的血統，使他們不斷的長養子孫。這種影響顯然的又是反選擇的。
第五是法律的。在刑法方面，一部分接受懲處的人固然是罪有應得，即使因死刑而受淘汰，也不足惜。但所謂政治犯一類的分子，往往有很大的聰明才智，徒因政見的不同，而遭受禁錮、放逐，以至於殺戮，從一朝一黨的立場看，固然是成功，從整個而永久的民族立場看，卻是一大失敗。在民法方面，血親結婚的限制，多妻與重婚的禁止，使良好的血統不能集中，不能比較多量的蕃殖，而同時卻又容忍娼妓制度的存在，也多少發生過一些反選擇的影響。
六是經濟的勢力。這也是反選擇的，因為善於謀利的人往往不是人口中真正優良的分子，而真正優良的分子大都不重視錢財。這還是就一般的經濟生產活動而言，如果專就一部分蠅蠅苟苟、唯利是圖的活動說，或因僥倖，或用欺詐，或由貪婪，或不惜利用種種卑鄙齷齪的手段，來獲取財利，因而提高個人的生活，維持一家的血統，而潔身自好、廉讓為懷的分子反而不得不在個人生活與蕃殖方面，竭力的撙節限制，甚至於根本不能結婚，不能成家立業，這不是顯而易見的違反了選擇的原則麼？以財富做姻選標準的婚姻也有同樣的危險，一個貧困而優秀的分子和一個富裕而卑劣的分子配合，結果總是一個品質的降落。近代的重商主義與金錢政治可以說是整個的反選擇的。一個以財富為基礎的國家或時代是種族演進的最大的敵人。
第七是職業的選擇。職業是有高下的，其需要的才智是不齊的。人口統計的數字發見高等職業的分子往往結婚遲而生育少，而低等的則反是。這又是一種反選擇的局面。
第八種的反選擇的局面是由於人口有都鄙之分與夫人口在都鄙間的移動。近代工商業的發展是以都市為中心的，它必須靠大量的精力過人的分子來維持，於是原來居住在鄉間的這一類的分子就不斷的向都市裡遷徙，而一經遷徙以後，或因惡習與疾病等種種關係，不得不遲婚節育，或因名利觀念太深，享樂的欲望太大，而自動的遲婚節育，終於把良好的血統斬絕了；斬絕得愈快，則鄉間移來的分子不得不愈多，而這些後來的分子也必終於踏上同樣的覆轍。
拉氏的理論大要是如此。其實社會選擇或人文選擇的勢力遠不止這八種。大抵一個觀念、一個標準、一種風俗、一種制度，無論屬於社會生活或文化生活的那一個方面，只要歷史比較長久，所影響的人口部分比較廣大，多少總要發生一些選擇或反選擇的效果。例如近代的醫學衛生，因為過分的偏重環境的影響，又如近代的高等教育，因為過分的偏重個人的功利，都已經成為一些有力的反選擇的勢力。就中國歷史說，最強大的兩股選擇勢力殆無過於家族制度和科舉制度。 〔204〕
嚴格的說，自然選擇和人文選擇是不容易劃分的。一則文化選擇要發生效用，勢必經過生殖與死亡的兩大關口，而這兩個關口都是生物學的，都屬於自然的範圍。再則一部分的人文選擇的勢力一半也是自然的，例如戰爭，人類以外的動物也有戰爭的現象，而許多的心理學家承認鬥爭是人類的天性中的一種行為傾向，甚至於認為它是一種本能，不過自從文明日進以後，因為種種文化勢力的推波助瀾，更見得變本加厲罷了。我們在上文關於自然選擇的兩章里，事實上也不得不隨時關照到種種社會與文化的勢力，不但關照，並且還按了次序加以開列，特別是在關於生殖的一章里。
人文選擇的勢力既不一而足，我們勢不能逐一加以分析，姑就戰爭與宗教兩大勢力，分別在本章與下一章里作比較詳細的討論，隨後又有三章，或論種族，或論社會改革與經濟改革，多少也就人文選擇的立場說話。
戰爭的行為總不免改變一個民族人口的成分。從優生的立場看，這種改變是利害得失參半，而總結賬也許是盈，也許是虧，那就要看情形說話了 〔205〕 。這種改變的發生不出三個時期：
一、準備的時期。
二、作戰的時期。
三、戰後調整的時期。
一、第一個時期里很關緊要的一點是近代國家都有一個很大的常備軍。常備軍的設置不免把大量的正在生殖時期里的壯丁從一般人口裡隔離出來，以至於不能及時結婚生育；如果兵役的時期特別長，而加入的分子是由比較嚴格的選擇而來，即真正是一些壯健有為的分子，則其影響顯然是有害的。如果兵役的時期不長，即經過短期的嚴格訓練以後可以暫時退伍，非國家有事不再入伍，則影響自然較好，並且有人說，恐怕比四年的大學教育還要好些，至少沒有四年大學教育的那般壞，因為，兵役可以增進健康，養成能克苦、愛勤勞、有紀律的生活，因而於退伍以後，比較容易找到配偶，也比較容易成家立業，而做一個良善的父親。 〔206〕 在有的少數的軍隊里，這些也許是事實，但就別的與一般的軍隊而言，士兵的健康與習慣往往是所得不償所失。
在軍官的階級里，此種反優生的影響當然更見得顯著，一則因為從軍對他們大都是終身的職業，再則他們都是軍官大學出身的人，在智能上大都要高人一等。在歐美各國，又往往因為習慣和不得不維持相當高的社會標準的關係，他們不是不結婚，就是結婚得很遲，而對於子女的數量，也是限制得很厲害。目前主持軍政的人似乎還見不及此，對於他們的婚姻生育不但不能加以鼓勵，並且還變本加厲的予以限制，例如，一九三二年六月，美國當時的海軍部長亞當斯（Charles Francis Adams）下過一個令，教海軍大學的學生，至少要於畢業滿兩年以後，才許結婚。 〔207〕
常備軍的維持和花柳病的傳播也有很大的關係；據我們所知，這已經是維持常備軍的國家的一個通病，其間很難找到幾個例外。軍人於服役期內，雖不能結婚，勢不能不有不規則的性生活，這就是花柳病的來源了，而此種疾病的發生勢不能限於軍隊本身而止，終必散布到一般的人口之中，而引起不育與高度的嬰兒死亡率一類的很嚴重的影響。我們固然承認，常備軍的所在地未必就是花柳病傳播的中心，而就美國軍隊而論，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以後，花柳病的流行已經減少了很多，但即在今日，問題還是相當的嚴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英美一類國家的常備軍是不大的，並且大都由於應募的志願兵所組織而成，其中總有一部分是流浪性比較發達、情緒比較不穩稱、而不適宜於尋常生計的人，換言之，即優生的價值也許在水平以下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常備軍說不定可以有幾分正面的選擇的效力，就是把這一類不適宜於文明生活的分子整批的加以淘汰。 〔208〕 所以在當時的主要的優生損失是限於軍官階級的一方面，而不在一般的士兵一方面。
不過在強迫兵役制之下，情形就不同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現在，在這種兵制下得來的軍隊不再代表著人口中一部分直線的血系，而代表著種種血系的一個橫斷面，並且是一個在均數以上的橫斷面，因為凡屬身心品性有所殘缺而不適宜於軍隊生活的分子全都在被擯之列。因此，我們可以說這種兵役制度本身就是一個反優生的制度，而亟應設法加以限制或糾正的。
兵可以千年不用，而不可一日不備，而常備軍的設置，特別是在強迫兵役制度之下，又有這種種有乖民族健康的影響。欲求一個兩全之道是不容易的。我們姑且提出下列的四五點來，以供關心國防的國家當局參考。
（甲）如果一個常備軍是由徵募而來的士兵組織而成，而一經入伍，又須長期服役，那最好是不要收錄年歲太青的分子。太老當然也不行。那就得加以折中；我們要的是壯丁，但我們所要的壯的程度應當有一個限制，即以不妨礙軍事的效率為度。如果一個滿三十六歲的壯丁還沒有結婚，前途大概就不會結婚，而他的優生的價值，大概也不會太高。不過就體格與一般能力而論，他還不失為一個壯丁，教這樣一個人加入兵役，民族縱有幾分損失，那損失也不至於太大。但如果應募的是一個十八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情形就不可同日語了。
（乙）除非士兵都是才質樗劣的分子，軍隊之中無論如何不應當鼓勵獨身的政策。要避免這一點，最好的是要縮短在伍的期限。如能更進一步，鼓勵士兵結婚，與以成家立業的種種方便，自然更好，即使在士兵方面做不到這一層，至少為下級軍官要做到這一層。
（丙）就軍官方面說，除了這些方便之外，應更規定一種子女津貼的辦法，多生一個子女，應多領一份保養子女的補助金。這種力量雖未必太大，至少可以說軍官階級的出生率不再降低，甚至可以稍稍提高；就目前美國的海陸軍界而論，這種出生率是很低的，其它文明國家的情形怕也是大致相仿。
（丁）如果國家必須建置一個很大的軍隊，那與其徵募，倒還不如普遍的實行強迫兵役的制度，因為如果真正普遍實行，而標準又不過於嚴格，則後者的反選擇的影響畢竟比較的小。在大學的青年應當就在大學過程里接受軍事訓練，而不應另有訓練的時期，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就這樣實行過。大學生的應否接受軍事訓練，也要看國家實行的是不是普遍的強迫兵役制，設或不是，大學校里自沒有設置這一科的必要。 〔209〕
（戊）國家在危急存亡之秋，當然每一個公民有應召出力的義務，不過我們應當注意，各人的才具是不同的，所出的力應當是每一個人所能出而出得最有效率的一種力量。因此，如果把有過專門訓練的科學與技術人才往戰線上送，是判斷上的一個嚴重的錯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英國就鑄成過這樣一個大錯， 〔210〕 而其它國家多少也有同樣的情形。近代戰爭與古代的不同，後方的重要並不亞於前方，所以這種專門的人才應當用在後方，而不應當開赴前方，作為衝鋒陷陣之用。
二、第二是作戰的時期。上文說過，戰爭不止是一種人文選擇的勢力，也是一種自然選擇的勢力，所以我們必須從死亡、婚姻、與生育三方面來加以分析，換言之，必須從軒輊的死亡率、婚姻率、與出生率三方面加以觀察；同時，戰爭也是一種群內以及群際的競爭 〔211〕 ，而群際與群內的競爭也自有其選擇的影響，所以這些方面也應當充分的顧到，否則戰爭的選擇的意義還是不容易完全明了。
（甲）關於群際或群與群之間的死亡選擇，我們必須先就兩個民族的相對的品質加以比量，我們要問兩者之中，究屬那一個對於人類的演進已經有過而前途可以有更大的貢獻，其有更大的貢獻的一個自然是更有保全與維持的價值。
種族是有差等的，而由各種不同的種族成分所造成的民族也是有差等的。這種差等的現象可以從好幾個方面觀察出來。（一）彼此在比較隔離的狀態之下，即同樣的不受外來影響的狀態之下，兩個種族或民族的文化造詣是不齊的。（二）在同一個社會裡，在同一個競爭場合之內，雙方的造詣也有不齊，因而在地位上不免分一個高下。（三）一個種族或民族對於人類的文化多少總有一些自出心裁的貢獻，但有的多，有的少，其間也很不一致，貢獻多的總比少的要高出一等。（四）人類的品性雖大致相同，但種族與民族之間，總有後天環境所不能解釋的許多程度上的差別，而此種差別大都可以用統計方法研究出來，事實上這種統計的結果目前已經不少。在一個富有感傷主義而主張極端的環境論與平等論的人看來，這一類的觀察是絕對要不得的。不過事實終究是事實，種族之間或民族之間，在各種品性上，儘管只有程度上的不齊，即彼此變異性的範圍多少總有好幾分的掩疊，而彼此均數的不同，卻終究是很實在的。如果我們不接受演化的理論則已，否則這也是一個無可避免的結論，因為人類的來源儘管是一個，而一經移徙分化，一經不同的環境加以選擇與淘汰以後，即一經成為許多不同的種族，以至再從種族混合而為民族，其間程度上的差異與均數上的分別是必然的一種結果。
兩個敵對的軍隊，在品質上孰高孰下，有時候是不容易比較而加以判斷的。當初埃及人和尼羅河上流的部落作戰，這種高下自然是很容易劃分。不過到了近代的普法之戰，日俄之戰，南非洲英荷之戰，美國的南北戰爭，兩軍品質的優劣，特別是在精質上的優劣，我們所知有限，就很難下一個斷語了。
從整個人類的立場看，戰爭的優生影響究有多大，一則要看雙方品質究屬高低不同到什麼程度，再則要看雙方對比以及對雙方原有人口的比例上的損失究有多大。根據這一類的看法，可知歷史上的戰爭大抵不出以下的三四類。第一類是，一方面的軍隊是組織完整、紀律嚴明、武器銳利，而一方面只是一個好勇狠斗的部落所派遣的隊伍，結果是後者被前者完全消滅了。一八九八年英國軍隊，在吉青納將軍（General Kitchener）指揮之下把非洲中部蘇丹（Sudan）區的黑人悉數掃滅，便是最近的一個例子。在這一類的例子裡，大抵戰勝的軍隊，在精質上要比戰敗的軍隊為強，但也有相等的，甚至於戰敗的軍隊實際上比較勝的還要優秀一些。
第二類戰爭的結果是，戰敗的一方不是靡有孑遺，而只是作戰的丁男見殺。剩下的婦孺大抵被戰勝者劫掠而去，成為戰勝者的民族的一部分，並且終於在血系上發生混合。結果是在戰勝民族或部落的精質上引起一番變化，增加不少的變異性，這種變化有時候是好的，也有時候是壞的。
第三類戰爭的結果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在社會與生物學上並不混合，而前者只把後者用作一種經濟侵略的工具或對象，如果被征服者，在被壓迫的狀態之下，能維持充分高的出生率，甚至於逐漸高出征服者的出生率，則若干世代以後，不難復興起來。否則，到若干世代以後，也可以到一個靡有孑遺的地步，和戰敗後當場被戰勝者完全殲滅實際上沒有分別。
不過地位大致相等的國家發生戰爭時，勝負的決定大抵由於單個民族的品質者少，而由於合縱連衡的關係者多。交戰的一國，如果與國或同盟國多而且強，則操勝算的機會就比較的大。這一類同盟的締結和民族品質的良好往往沒有什麼特殊的關係，一則弱小的民族自然有一種聯合的傾向來應付一個強大的民族；再則主要作戰國的一方如果有勝利的希望，或此種希望越來越大，一部分本來中立的次要的國家就會中途和它發生聯繫；三則軍事同盟或政治同盟的締結，事齊事楚，往往也是一件碰巧的事，就是，要看當時在朝與掌權的是許多批領袖中的那一批。在近代國家，這種領袖的代謝往往是很快的，例如，在美國，一個喜歡戰爭的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一個尊尚理想的威爾遜（Woodrow Wilson）先後掌權，中間只差得四年。在俄國，羅曼諾夫皇朝和列寧的蘇維埃政府只差得八個月，法國內閣的朝夕更迭，更可以不必說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有同盟關係的發生，幾年以至於幾個月之間可以有很大的分別。
近代歐洲各國的戰爭，特別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一次，所參與的國家或民族在品質上都不能不說是很高的。而戰釁一開以後，誰也不肯示弱，誰都主張戰鬥到底，所以雙方的死亡率都是很高，從優生的立場看，其為人類亘古以來未有的大損失，自是不言而喻。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據最低而最仔細的統計，凡經動員而死亡的官兵大約有一千一百萬人（其中八百萬人死於創傷，三百萬人死於疾病） 〔212〕 ，而其它也比較切實的估計則認為至少還要加上二百萬人，即一千三百萬人。 〔213〕
至於每一個作戰國的內部發生了些什麼選擇的影響，我們必須把參戰的將士與不參戰的民眾，就年齡與性別，先作一番比較。換言之，我們要看作戰的軍隊是怎樣產生的。
如果軍隊是一種職業性的軍隊，並且和其它的職業一樣，所有的士兵也領取工餉，則也許除了體格一端而外，其品質大概不會比一般人口的水平為高，並且在許多重要的方面說不定比一般的水平要低劣許多。 〔214〕 這在上文已經討論到過。
如果是由普遍的兵役組成，則軍隊的品質，在體格方面顯然的要比人口的均數為高，而在其它方面，或許也要略微高些，因為在徵集的時候，體格上有缺陷的分子是絕對的不合格的，而心理上有缺陷的分子，大抵也擯而不錄，不過嚴格的程度要次於體格的檢查罷了。
如果一個軍隊是由志願兵組成，這樣一個軍隊的品質高下大部分要看他們所參加的戰爭究竟有什麼目的，究竟是一個尋常侵略性的戰爭，還是一個有道德意義的戰爭。如果是後一種，則自動參加的人中間一定有不少富有理想與富有道義感的分子，而這種分子的犧牲當然是特別的可惜。 〔215〕 不過春秋無「義戰」，後世真正的「義戰」恐怕也不多，為國的人往往會運用外交的手腕、宣傳的技術、以及其它激動群眾情緒的方法，使一個侵略的戰爭，一個好大喜功的戰爭，表現為一個十字軍東征似的道義的戰爭；其實十字軍本身又何嘗不別有作用呢。許多歷史家認為一八九八年美國向西班牙所宣告的戰爭也就是這樣的一個。越是一個有政治作用的戰爭，便越有人要把它說得天花亂墜，也就越有人要上當，而民族的損失就越大；君子可欺以真方，難罔以非其道，而上當的人中間總有一部分是這種君子。
但志願軍中間也有大部分是一些僥倖的分子，流浪的分子，在鄉土社會裡既無個人的地位，更無家族的繫戀，從軍以後，如果一時不死，反而可以圖一個溫飽，立一些功名，以至於發一些橫財，作一些威福。這種分子的品質大抵不會很高，大抵要在民族的一般水平之下，所以即使在疆場上遭受犧牲，民族決不會吃虧，甚至於還要占些便宜，因為此種分子一少，國內日常的合作生產的太平生活可以更進一步的容易維持。十九世紀末年南非洲戰爭中英國所派遣的遠征軍大概就屬於這一類。
近代歐洲諸國的國際戰爭對於各民族的元氣的斫喪，無疑的是再大沒有的，因為這種戰爭所用的軍隊全都由年富力強的壯丁組織而成。留在後方的大都是根本上不適宜於上陣的人，而至於讓他們生男育女，傳宗接代，一般人倒又未必認為不適宜，這顯然是一個矛盾了。
在一國軍隊的內部，選擇的力量也始終不斷的活動。作戰期間的死亡對於各色品質的士兵並不是平勻分配的，甚至於不是玉石不分的，而是玉碎多於瓦全。大抵越勇敢越容易遭遇死亡；冒失的與遲鈍的也有同樣的情形。後面兩種分子的死亡對於民族的損失不能算大，但第一種總是十分可惜的。近代戰爭中，自從大炮、地雷、炸彈、毒氣一類的武器越用越多以後，我們也承認，就軍隊內部而言，玉石不分的趨勢，已越來越大，即選擇的影響已越來越小。
在近代的戰爭里，大抵官長陣亡的數目相對的要比士兵為大，所謂相對，其相對的當然一方面是官長的總數，一方面是士兵的總數。這種較大的官長的損失當然是最可惜的，因為這些分子都有好幾分領袖的才具，一個民族在戰後要重新建設，就要感覺到這種人才的不敷分配，其為不合於優生的原理，自不言而喻。官兵相對的損失究有多大，每次戰爭與每次戰爭中各國軍隊的經驗當然很不一樣，真正周密的數字恐怕也不容易得到，姑舉普法戰爭中普魯士一國的損失為例：
各級官兵 千人中死亡數
將官 46
參謀官員 105
陣地官員 88
下級兵官及士兵 45
不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因為戰爭方式及其它情形的變動，在一部分的軍隊里，官長的死亡率已較前略有減少。德國四一〇〇〇〇個各級官員中，陣亡的占百分一三·八，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個下級軍官和士兵中，陣亡的占百分之一三·〇， 〔216〕 其間相對的差別已稍稍末減。亨特（Harrison Hunt）研究美國官兵的傷亡，也發見類似的情形。這大概是由於戰爭技術上的一些變動，使官員階級，在作戰的時候，以沉著應付為原則，而不再以勇於爭先、慷慨赴死見長。英國在作戰的最初幾個月里，官員中這種分子特別多，所以犧牲特別大，但後來也進步了。大抵一個戰爭進入持久的境界以後，各交戰國的軍隊知道一時的勇氣不足以取勝，便漸漸的轉進到鎮定與沉著的地步，於是這一類英勇而事實上無裨大局的犧牲便會相對的減少。不過，據亨氏的研究，在這次戰爭里，美國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死亡得特別多，其比率要在同年齡的一般男性人口之上；大學畢業生是一些出類拔萃的分子，特別是哈佛大學的，其為損失，已經是夠嚴重的了。
近代戰爭是玉石不分的，即使稍有分別的話，其所分的程度亦極有限，上文的討論已經可以說一個明白。但這是只就一個軍隊的內部而言。如果就一國的軍隊與同國的一般的人口而言，那玉石之分的程度就相當的清楚，換言之，在軍隊中的石塊比起一般男性人口來，還是一些比較良好的石塊，他們的損失還是可傷的；而真正的頑石則留在後方，照樣的吃、喝、享受、生殖，往往與平時沒有分別。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美國所強迫募集的士兵中，二八七〇〇〇個是身心有些缺陷的，其中因缺陷的程度較深而終於被擯的占到百分之八三，而保留的只百分之一七，而這百分之一七的士兵又並沒有都上前線，他們的缺陷反而保障了他們在陣線後面做一些比較不關緊要的軍事工作。就各種缺陷的類別言之，當時擯落與勉強入伍的比例如下：
瘋狂 每擯落141人，入伍1人
羊癇 每擯落118人，入伍1人
聾 每擯落103人，入伍1人
低能 每擯落56人，入伍1人
結核 每擯落55人，入伍1人
癌與瘤 每擯落2人，入伍1人
這是很顯然的一個選擇的局面。被擯的人當然是留在後方，而入伍的要上前線，在後方的，生存與生殖的機會較多，而在前線的，則死亡與不傳種的機會較大；這不就等於教美國的人口，在下一世代以至於許多後來的世代里，在瘋狂、羊癇、結核等等的缺陷上，更變本加厲的增加它們的相對的分量麼？反過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美國官兵共死亡一一八二七九人，這些人的死亡又等於教美國人口，在未來的世代里，在種種健全的身心品性上，更變本加厲的減少它們的相對的分量。 〔217〕 這一筆有出無入的虧本的賬單是再清楚沒有的。
上文的一番理論也適用於因戰時疫癘的流行而發生的死亡。戰時的疫病死亡率特別高。在以往的大多數的戰爭里，死於疾病的人總要比死於戰場炮火之下的為多。在軍隊內部，或不作戰的民眾內部，此種選擇當然有它的正面的選擇的效用，即抵抗力弱一些的分子，與衛生知識比較缺乏的分子，總比較的容易遭受淘汰，不過有組織的共同生活與公共衛生日趨發達以後，此種正面選擇的力量也不免日趨減少罷了。至於軍隊與一般民眾之間的比較，則因為作戰時生活的不規則，衛生的無法講求，以及士兵麇集在一處，傳染病特別容易流播等等關係，所引起的更高的死亡率顯然是反選擇的。軍隊的品質如果在一般民眾之上，而高度的炮火死亡率既為反選擇的，則高度的疾病死亡率當然也是反選擇的。
作戰的國家所選出的軍隊究屬占全國人口的多大的一部分，而這一部分的品質平均，不是高於其它的人口，便是低於其它的人口，則影響所及，當然也富有優生的意義。如果所派遣的軍隊在品質上恰好可以代表一般的人口，即與其餘的人口不相上下，則無論派遣的數量的大小，這種意義就不存在，因為在戰場所毀滅的一部分，遲早可因生殖而補足，而此種數量上的補足也就等於品質上的補足。但這種不相上下的局面大概是不可能的，在事實上軍隊的品質比起其它的人口來，不是高些，便是低些，而如果兩國軍隊的品質是同樣的壯健則派遣的數量就有很大的關係了；一個把所有壯健的分子都選上戰場的國家，比較只選出二分之一以至於十分之一的敵國來，無論最後的勝負誰屬，所吃的生物學上的虧，或所受的元氣上的斫喪，要大得多。
至於後方，戰時的情形與平時當然也大不相同。生活的一天比一天艱苦，醫藥衛生材料的一天比一天缺乏，顯然的是和死亡選擇最有關係的兩大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塞爾維亞國境內所發生的瘟熱症（typhus，由於虱子的媒介而發生的一種傷寒，一稱斑疹傷寒）的大疫是最好的一個例子。稍後，流行性感冒的廣泛傳染，成為一個世界性的大疫，一般人也公認為和戰爭有淵源的關係。
不過近代的戰爭也是比較的能兼顧到後方生活的整飭的，特別是在婦孺的保健一方面；所以一面雖不免於這一類疫癘的發生，一面對流浪兒童的收養、產婦的扶助、以及一般的婦嬰的福利，往往能加意的努力，所以摧殺敗壞的雖多，保全存活的也復不少。在以前，情形就大不相同，德國在三十年戰爭以後，全國的人口，泰半因疫癘的關係，較戰前減少二分之一以至於三分之二。這種慘痛的光景以後是大概不會再有的了，除非人心不能悔禍，前途再造成一次比第一次世界大戰更大的浩劫，把近代文明所有的基礎全給毀滅了。 〔218〕
（乙）至於作戰時期內交戰國的性的選擇，在近代的戰爭里我們並不能發見很大的變動，換言之，和平時並沒有很大的不同。結婚的人要比較少，當然是不免的，但那大部分是一個數量的問題。不過在古代，戰爭所引起的變動就比較的大，因為被侵略的國家的女子往往被侵略者所占有或遭受一時的蹂躪，例如猶太的經典上就屢次提到過，敵人的男子都被屠殺了，而女子則成為戰勝者的戰利品。
至於一國的內部，當戰爭初起的時候，總有一部分草草締結的婚姻。在有的地方，在訓練軍隊的地區，或久經軍隊駐紮的所在，不免發生許多不正規的結合，因而提高法律上所稱非婚生的出生率。無論正規的與否，這一類的結合大都失諸潦草，其選擇的周密程度總要比平時為差，這當然也是一種弊病。至於比較長期的戰爭使大部分的壯年男女，不能不勉力維持一種怨曠的生活，一直到戰事終了，才能議婚，其為一種更大的損失是不待煩言的。
（丙）至於生育一方面的選擇，最顯然的是出生率的突然降落，其所以降落的原因當然是由於於役在外的人，都是十八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正當生殖年齡的男子。而近代戰爭中，一部分密邇前方的工作，例如醫事與看護之類，又大率由多量的青年獨身女子負責，當然也發生不少的影響。於役的男子，或歿於疆場，或比較老大始克歸來，其對於生殖的損失是一種永久的損失，無法彌補的，而因其為人口中水平以上的分子，其為損失又不僅僅限於數量一方面而已。
我們討論到戰爭對於人口所發生的影響的時候，我們於實際與有形的損失以外，勢不能不估量到這一類潛在而無形的損失。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直接因炮火疾病而死亡的人數，以及間接因不能結婚、不能生育而損失的人數，如果合併了看，便不止一千三百萬，而是三千萬。而這三千萬之中，最大的一部分也是最壯健的、最有才力的，在太平的時候，最能夠把精力用在事業的創建一方面的人。所以有人說，人類自有史以來，在品質方面的損失雖所在而有，要以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短短的四年之間的一次最為浩大，最為萬劫不復。
三、到戰爭結束以後，還有一大部分的虧累的賬須待清算，有的過了幾十百年還清算不了。
（甲）戰爭直接所引起的死亡率是減低了，但因疾病、窮困一類的原因而發生的高度的死亡率，至少總要維持好幾年。在一個戰敗的國家，國土受了削減，或更須繳付大量的賠款，不能不用搜刮與朘削的方法而取償於人民，則窮困的程度勢必變本加厲，而疾病死亡的比率更不免繼長增高。同時，退回來的軍隊往往把種種傳染病挾帶回來，也未始不是死亡率加高的一個更直接的原因，在以往的經驗里，花柳病的傳播，以至於成為疫癘，便是數見不鮮的很大的一項。
（乙）性的選擇或婚姻選擇，到此似比較的不成問題。一般的結婚率是突然的加高了；但這種結婚率的選擇的意義還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題目。戰後男子是減少了許多，並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優良壯健的男子，結果是總有一部分年齡相仿，特別是品質相等的女子找不到對手，因而不得不放棄婚姻與室家的生活。婚姻對於女子的選擇，在平時便已比對於男子為嚴厲，已見上文，到此，因為供求的關係，自不免更見得苟細。換言之，在婚姻的市場上，男子是供不應求，價格高漲，無論品質如何低劣，也不怕沒有買主，而女子則供過於求，不免遭受折算。從理論上說，因為女多於男的關係，男子擇妻比平時更有比較與精選的餘地，而此種精選的結果可以抵補男子品質因戰爭的淘汰而發生的衰落。 〔219〕 但事實是否如此，尚有待於細密的研究，目前尚無法作肯定的答覆。
據史家的記載，在三十年戰爭以後，歐洲就曾一度深刻感覺到男子的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各交戰國也經驗到同樣的情形，而此種痛苦的經驗到了最近才慢慢的過去，因為當初應結婚而未能結婚的女子到此已歸於衰老，而不再發生配偶的問題。 〔220〕 不過近代最顯著的一例還不在此，而在南美巴拉圭一國和巴西、烏拉圭、與阿根廷三國的五年血戰（一八六四—一八六九）。巴拉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在戰爭開始的時候，全國的人口是一三三七四三七。五年戰爭的過程里，很早就把成年的壯丁消耗完了，到了後來，竟有整個的隊伍是用十六歲以至於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編成的。到戰事結束，全國人口只剩得二二一〇七九人（其中男子二八七四六，女子一〇六二五四，兒童八六〇七九）。到十年前為止，巴拉圭的全部人口怕還沒有恢復到五年血戰前的一半。有一位作家說：「在這樣一個小小的國土以內，在短短的五年之中，所發生的民族的浩劫，自從歐洲的三十年戰爭以還，是沒有可以倫比的例子的」。不過中歐的馬其頓也許是差可比擬的一例。據喬登（David Starr Jordan）一九一三年的觀察，當時在許多整個的村落里連一個丁男都看不見，留存的只是一些婦孺。 〔221〕 美國在南北戰爭以後，在一部分的南方也有相類的情形，特別是在佛吉尼亞和北加羅萊那兩州，據當時的估計，成年而終於死於戰爭，未能生殖的男子要占到百分之四十。其在北方，浮蒙忒州，康奈的克州，麻塞區塞州，所受的損失，在比例上怕也所差無幾。這種壯丁的壯健的程度既不在其它民族的壯丁之下，則其自身的死亡，以及因不能生殖而引起的後來世代的損失，決不是少些數字所能代表，其對於未來美國民族所發生的可能的影響，一般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的想像力雖大，也還似乎不能窮其底蘊。
（丙）其次又說到生育的選擇。這又和戰後的經濟生活有密切關係。戰後經濟生活上主要影響之一是很大一部分人口的謀生能力的降低，特別是受過傷而退伍的人，在醫學落後的國家，這影響自不免更見得深刻。同時，戰爭的賦稅也勢必加重，在幣價跌落的國家，人民的納稅的義務尤不免加重到一個擔當不起的程度，例如一九一九年以後歐洲的許多國家。美國政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總出賬，據財政部一九二八年度報告中的估計，是三五，一一九，六二二，一四四金元。這還是一些有賬可稽的損失，其無賬可稽的，例如大量公民，因參戰的關係，在收入上所受的損失，以及因殘廢的關係，根本不能再謀生計而所受的損失，那數目之大，便更不容易估計了。這些，再加上戰後傷兵的贍恤費，以及一般退伍士兵的獎勵金或酬養金，不多要由戰後的平民負擔麼？後一種的獎勵金或酬養金本來是不合理的，因為這些退伍的士兵在戰爭中並未受傷，在戰後依然可以自謀生計，但他們偏要團結起來，利用著政治的力量，假借著愛國的名義，自居著參戰的成功，來榨取國庫，為的是使他們自己的一輩子，以及他們子女的一輩子，可以不勞而獲或比較優遊自在的生活。但他們既有政治的力量，可以左右立法，因而有此類陋規的制定，我們也只好聽之了。 〔222〕 不過，生育之事是和經濟生活有密切的關係的，人民所納的賦稅愈重，則其於生育的任務，愈不免視為畏途，裹足不進；而納稅比較多的分子往往是能力比較高的分子。所以一次大規模的戰爭所引起的經濟的困難，就其窮年累月的種族影響而論，也許並不在戰場上的人命的傷亡之下；一樣是虧累一筆血本，後者的虧累是乾脆的，多則十年八年，少則三年五年，可以了事，而前者則拖泥帶水，可以延長到三五十年以上。美國的南北戰爭已經過去了八十年，但美國政府至今（一九三三）還在支付傷兵的養老金，甚至於墨美戰爭以至於一世紀以前的其它戰事的血本至今還有沒有完全付清的咧。
總結上文，我們知道自然選擇是多方面的，而每一方面必須加以衡量，然後再綜合起來，作一個全局的得失的觀察。不過分別衡量既難，綜合觀察更非容易。即就戰爭一端而論，我們所知的還嫌不夠，所待於搜討研究者尚多，一般的戰爭現象究屬是優生的或反優生的，或某一次戰爭是優生的或反優生的，我們目前都不能作十分肯定的斷語。大抵言之，優生與反優生的結果是都有的，不過孰多孰少，則須看每一次戰爭的情形而定，若就近代的戰爭而論，反優生的影響要遠較優生的為大，大概是一個定論，不容再加懷疑的。
一八七一年，達爾文在《人類的由來》一書所作關於戰爭的結論，在七十年後的今日，依然有效。他說：「在每一個有大量的常備軍的國家，強迫入伍或徵募入伍的大都是人口中最壯健的青年。他們的歸宿不外在戰場上傷亡，傳染到不治的惡疾，以及把丁年蹉跎過去，不能成婚。而反過來，矮小瘦弱先天不足的分子則留在後方，因而有更大的機會，可以結婚傳種」。
在以往的若干世紀以內，文明人類的戰爭似乎不但沒有減少，並且有繼長增高的趨勢，就戰爭的次數論，也許不如此，而就戰爭的規模與人數論，則確乎是如此，而人數的擴大特別的富有優生的意義。 〔223〕 即就第一次世界大戰，即號稱「以戰止戰」的一戰以後而言，戰爭的頻數也並沒有減少，平均一年中多至兩次。
只就理論方面說，要改革戰爭，使其影響所及大體上成為優生的，並不是不可能。例如，將官都讓五十以後的人來做，士兵都讓低能的人去當。但在事實上，這種奇蹟是不會出現的。不得已而思其次，則一種比較近乎優生理想的戰爭古代倒曾經有過。古代的戰爭里，大抵由兩員大將出馬，大隊的士兵在後面列陣以待，在金鼓聲威之下，兩將開始交鋒，到幾十回合以後，也許一方把另一方殺了，於是便鳴金收軍，至少戰役的一部分便告終結。可惜這種戰術早已成為過去，除了供小說家做資料外，別無用處。
我們在上文的討論里對於戰爭的美德隻字沒有提到，例如愛國的情操的鼓勵，國民責任的提高，犧牲精神的培植，合作與組織能力的養成等等。這些美德多少總有一些地位，我們並不否認，不過，在熱情的鼓動之下，宣傳的挾持之下，不察的民眾不免隨風而靡，許多在平時未必是美德的東西到此也往往可以當做美德，這也是不能不提防的。至於戰爭結束以後，甚至於尚在戰爭的過程中間，官吏的貪污、商人的投機、以及其它營私舞弊混水裡摸魚的醜行便會將次暴露出來，在當軸的人儘管多方掩飾，結果總是欲蓋彌彰。我們即退一步的承認戰爭確乎可以提高國民的情緒，但我們也得承認，根據張弛的原則，有一度興奮於先，終必有一度消沉於後，並且先後升降的程度相等，戰勝國如此，戰敗國可以不消說了。而這種消沉的意緒，再加上戰後經濟的衰落，又往往足以增加貪黷的行為與犯罪的案件。
這些，以及戰爭中的慘酷的屠殺，我們也許都可以容忍，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真正合理的話。但是除了為自衛而不能不在本國土地以內抗戰的少數例子而外，又有那一次的大規模的近代戰爭是有合理的目的的呢？佛蘭克林說過，「古往今來，天下從不曾有過一次好的戰爭與壞的和平」。二百年來，有識之士已經不能不漸漸的公認這是含有至理的一句名言。 〔224〕
雖說戰爭是人類行為中先天傾向的一種，或人類的本能之一，但越是文明卓越的國家，戰爭的頻數便越多，規模越大，組織越嚴密，武器越精銳，而引起戰爭的理由越充分，越能夠自圓其說，可見人類的戰爭，特別是近代的戰爭，泰半是一個文化的現象而不是一個生物的現象。也可見我們把戰爭列入人文選擇的範圍，是很有理由的了。我們誠能改變我們對於文明的看法，使自然科學的發展在在以全人類的和平幸福為前提，而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又能在推進和平、增加幸福兩方面努力研求一些實現的方案，則這一部分幾乎是有百弊而無一利的選擇勢力容有可以倖免的一日。 〔225〕 〔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