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原理 · 第五章 自然選擇一——死亡 〔119〕
在人生的過程里，自然選擇可以在三個關口上施展它的力量，一是死亡，二是婚姻，三是生殖。人口學家所稱的死亡率、婚姻率、出生率，都是有選擇的作用的，所以優生學家把它們叫做（一）選擇的死亡率，（二）選擇的婚姻率，（三）選擇的出生率。三者之中，有人一向以為死亡率完全屬於自然選擇的範圍，完全的看法是錯的，我們看了下文的討論，便會明白；出生率的選擇的影響，對於低等動物的關係少，而對於高等動物的關係多，一種動物，在演化歷程里的地位越高，則所受出生率的選擇的影響越大。
為我們目前的討論設想，我們不妨把自然選擇的各個方面作如下的分類：
達爾文當初講自然選擇，他所最注意而發揮得最周到的是死亡的一部分。這也是理有固然的，因為，如果一個種族之中，最壞的一些血系能夠不等到婚姻生育，即因死亡而受到芟夷，同時，最好的一些血系得享遐齡，得盡其天年，從而得以長養子孫，保世滋大，這樣一個種族自然而然的會趨於改進。達氏寫著說：「這種良好的差別與良好的變異得因生存而保留，以及不良的差異得因死亡而摧毀，我叫做自然的選擇，或適者的競存」；達氏接著又解釋給我們看，促成死亡的原因不外人口過密、食料缺乏、敵人侵襲、氣候失宜等等。這一類的原因有屬於上文分類中所稱的食料的，有屬於非食料的。
自從馬爾塞斯（Thomas R. Malthus）發表他的《人口論》以後，食料的因素對於人類的影響見得特別重要起來，一半固然因為這因素本身確乎是重要，一半也未始不因為馬氏的一支筆異常的有力量。他說：「一切有生之物都有一種不斷的傾向，就是繼續的增殖到一個食料所能供給的限度以外」。他又說：「動植物的孳生蕃殖是沒有限制的，要有限制的話，那就是因為實在蕃殖得過於稠密了，以至於妨礙到彼此的食料的供給。」他的最後的結論是我們都已經知道的，就是，人類的遞進增殖，如果不受限制，是按照著幾何級數的，而無論人類如何努力，其食料的遞進增加，決不能軼出算學級數，所以除非我們有方法可以減低出生率，人類遲早必有一天要受饑荒的壓迫。
馬爾塞斯這一番人口的理論是非常動聽的，而對於達爾文與沃勒斯（Alfred Russell Wallace）兩人，留下的印象尤其是深刻，因此學術界就有了進一步的一番自然選擇的理論。食物到不能贍給的時候，總有一部分個體要死亡，究屬誰先死亡呢？何以某一部分要先死亡呢？那些不死亡或後死亡的個體又憑藉著什麼力量呢？從這一類問題的答覆里，達氏與沃氏就不謀而合的同時發見了自然選擇的概念。而從兩氏以來，凡遇到討論自然選擇，我們說來說去，總不免歸結到馬氏的人口論，歸結到人口增殖與食料的關係。其實馬氏這一番理論是有些罅漏的，至少它並不適用於一切的動物，本書的原著者之一，在三十年前，就指出過這一點來，認為動物之中，真正把看得見的食料完全耗盡於先，以致不得不全體挨餓於後的物種是絕無僅有的。 〔120〕 而就近代的人類而論，除了人口特別稠密，經濟生產方式特別落後的東方而外，因食料不足而引起的死亡選擇，雖間或有之，恐怕數量甚少，不關宏旨。 〔121〕 就一般近代的國家說，食料不足的壓力可以引迫向外移殖，而不足以引起死亡，而自生育節制的理論與方法流行以後，食料的壓力即使繼續引起選擇作用，其所由引起的途徑顯然的不是死亡，而是生育的減少。
非食料的死亡選擇便與此不同。它的影響要實在得多，深刻得多，並且在人生任何年齡以內，都看得到。為討論方便計，我們可以分做下列的各期：
一、胎期的死亡選擇是很嚴厲的，而對於先天品質特別低薄的分子更容易發生淘汰的影響。我們知道孕與育是二個分得開的步驟，而事實上成孕的胎兒在數量上比出生的孩子要多得多，因此胎兒死亡率之高是可想而知的。有一部分的遺傳基因的遇合根本教胎兒不能存育，例如短指的基因， 〔122〕 如果受孕的時候，胚細胞所得到的此種基因，只有父或母方面來的一份，而不是雙份，或一對，它是可以存育的，否則很早就不免死亡，也許出生後就死，成為所謂啞產，也許半途流產，也許更要早一些，在孕婦根本還沒有知道她已經懷孕的時候，就遭受了淘汰。胎兒的死亡率（intrauterine death-rate）是一向很高的。即在產科醫學很發達與孕婦衛生很講求的近代，還是一樣的高， 〔123〕 這表示自然選擇在這方面的力量始終是很大。在這一點上胎兒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顯然的很有不同，近代以來，嬰兒死亡率確乎是漸漸的降低，表示自然選擇的力量已經逐漸減少，說詳下文。有一部分胎兒的死亡是由於父親或母親的疾病，其中最主要的是蛋尿症和梅毒，在統計里分別占第一位與第二位；有一種研究，講明所研究的一六七三個死亡的例子中，有四分之一是由於父母的病態，而與胎兒本身無干。不過這也有幾分選擇的作用，例如就蛋尿症一端而論，這種胎兒的死亡也可以減少下一代腎臟有缺陷的分子。
胎兒死亡的現象里，有一個方面最奇特，近年以來，引起的注意也比較的最多，就是，胎兒的性別似乎和死亡的傾向也有關係。從成孕的時候起，一直到出生為止，似乎男胎的死亡率一貫的要比女胎的死亡率為高。出生的時候的性比例是男多於女，大抵是一〇五男與一〇〇女之比，從這個比例推之，可知成孕的男胎本來就比女胎為多。據各家的估計，在成孕的時節，男的要比女的多出許多，最低的估計是一二五男比一〇〇女，而最高的是二〇〇男比一〇〇女。這一類的估計大都根據流產或小產一類的現象而來，是相當的有根據的。 〔124〕 男胎的死亡率特別高，不但證明自然選擇對於男性特別的嚴厲，同時也暗示兩性之中，男性的競存力不如女性，從嚴格的生物學的立場看，兩性之中，真正較弱的一性，不是女，而是男。大多數的生物學家認為男性的劣於女性是基於性的組織的不同，而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男性的活力不如女子，胎兒死亡以外，還有別的事實可以從旁證明。例如，男性有許多的缺陷是建築在性別的限制之上的，例如疝氣，許多男子，從嬰兒時代以至於成人，都可以有，而女子則因性器官結構的不同，無論如何不會有；這種品性或缺陷我們叫做「限於性別的」，或「性限的」（sex-limited）。又如，上章講到過的性聯的遺傳品性，例如色盲、血流不凝（hemophilia）、雞宿眼（night-blindness）、魚鱗皮（ichthyosis）等等，男子遺傳到的機會要比女子大得多，一個女子的遺傳基礎里，如果一對X染色體都含有色盲或其它性聯品性的基因，她當然也不免在品性上有所表現，但這種機會是絕無僅有的，色盲的人幾乎悉數是男子，就因為這個緣故。如果我們對於死亡率的性別再作進一步的探討，可知胎期以內，男胎的死亡率雖高，選擇的影響雖大，對於男性的一般的競存力並不見得能提高許多，因為，從出生起，到老年止，每一年齡以內的死亡，幾乎總是男子比女子為多，即男子一貫的要比女子為容易死亡，雖說男子的生活易於遭遇種種危險，與安居在家庭以內的女子不同，但萬不足以解釋這種一貫的傾向。能解釋的還是活力或競存力根本不如女子，因而容易遭受淘汰。無論在那一個民族與時代里，老婦人要比老翁為多，不用說，也就是因為這個活力不同的緣故。
總之，在胎期以內，自然選擇的威力是很大的，而此種威力的行使和兩性染色體的平衡與否很有關係，女的有一對X染色體，而男的只有一條，同時有一條不很相對的Y染色體，便是不平衡的一個基礎，而活力不相等的根源了。 〔125〕 活力既不相等，於是於一般淘汰之中，男胎更不免遭受一番更嚴厲的洗刷。
二、出生不是一個時期，而是一個關口，很重要的關口。這關口之中，自然選擇當然也是很厲害的，而其程度則視三種力量的大小以為轉移。最要緊的是胎兒自己的活力，從胎內轉到胎外，環境上要發生劇烈的變遷，活力大的可以擔當得起，否則就不免於死亡。第二要看產母的體格是否健康，能不能作正常的分娩。第三要看產科醫生或收生婆的本領與功夫了。這最後一項的選擇關係比較小，但別有一種重要性，即說不定可以發生反選擇的影響，如果胎兒的本質並不壞，甚或很好，徒以收生婆的手段太壞，以致白白的糟蹋了，那是一種反面的選擇。像胎兒死亡率一樣，近年以來，新生兒死亡率（neonatal death-rate）也沒有降落多少， 〔126〕 這不啻再度的暗示給我們看，自然選擇的力量依然是很大。
新生兒的死亡，原因不一，最重要的兩個是胎育不足和出胎時的創傷。第一個原因的情形我們現在還不大了解，一部分是月份不夠，是比較清楚的，但也有月份雖夠而依然不夠成熟的。第二個原因比較顯然，但這方面的統計數字也許包括不少墮胎的例子，所以往往不大可靠，例如在美國就有這種情形。要減少這種創傷，一方面對於孕婦在臨盆前的起居生活要特別注意，一方面更要訓練助產的人員，教他們在臨盆的時候，要避免過分的干涉，產育原是一件自然的功能，設非萬不得已，自以少用手術為宜。有不少的啞產與新生兒的死亡的例子是由於胎期的梅毒，如果別的原因無法控制，至少這一個是可因醫學衛生的切實推廣而加以防杜的。
三、嬰兒出生後不即死亡，而遲至一年以內才死亡，叫做嬰兒死亡。嬰兒死亡的數量究有多大，比率究有多少，我們現在還不大知道，在人口統計比較發達的國家如此，在不發達的國家尤其如此。在大多數的國家，或一個新式國家的大部分的地域，生死登記還沒有舉辦，或辦得很不周密，因此，這種數量與比率，就根本無法計算，或雖算也決不準確。就美國而論，在以往的三十多年間，國情普查局（The Bureau of Census）和其它社會行政的機關在這方面曾經用過很大的心力，特別在出生的登記一方面，但罅漏還是不少。大抵死亡登記的困難比較少，死亡發生以後，不得不營葬殮，而葬殮要尋專業的人，要向官廳領取埋葬證，而全部的過程總有一部分要進入鄰里鄉黨的耳目，所以容易，而生產則往往可以在家庭中為之，可以完全不假外力，所以困難。但既有後者的困難，前者所得的結果也就不免受到影響。
嬰兒死亡率的計算是以一千個生產做單位的，一周年之中，一個國家或一個地方所出生的嬰兒當然不少，但其中總有一部分活不到一周歲，如今如果我們知道每一千個生產中究屬分攤得到幾個死亡的例子，那我們就知道嬰兒的死亡率了。所以如果出生登記不完全，即使死亡登記十分周密，也沒有多大用處。各國嬰兒死亡率的大小很有不同，有少到千分之一二十的，也有多到千分之幾百的，前者的代表是紐西蘭、澳大利亞、荷蘭、美國等，後者的代表是中國 〔127〕 、印度，不過這些例子的統計的根據也很不一樣，有的根本就是一些估計的結果。美國是局部已經實施人事登記的一個國家，但因為出生登記不周密，問題也還是很多。美國近年來的嬰兒死亡率大約是千分之七十或百分之七。不過我們知道在不少的地方出生登記是很有遺漏的，也許一百個中遺漏了二十五個，即只有千分之七五完全。從這種不完全的出生的數字我們算得了一個千分之七十的嬰兒死亡率。如今假定某一個地方的內政與衛生當局忽然勵精圖治起來，居然把最近一年的出生登記做得很完全，於是原有的一〇〇〇對七〇的生死比例應一變而為一二五〇對七〇比例的，而這個新的比例事實上等於一〇〇〇對五六，即嬰兒死亡率本應該是千分之五六。不過一般人不察，以為從千分之七十到千分之五六，顯然是地方上民眾健康增進的表示，是衛生行政人員努力的成績，捕風捉影慣了的報紙更把這種似是而非的數字作為宣傳的資料，其實則全不相干。美國近年來所號稱的嬰兒死亡率的低降，多少便由於這種可以說是數字上的幻覺，據說最近三十多年以來，此種死亡率竟然減削了一半，這一半的減削究屬多少是由於實際的進步，而多少由於出生登記的漸趨於周密，怕誰也說不上來，據我們看來，說不定後面的原因還是更大的一個。由此也可見自然選擇假手於嬰兒死亡所表現的威力始終還是很大。
不過嬰兒死亡的選擇的力量雖大，並且雖大於任何其它後來的生命段落，就其對於民族健康的影響而言，實在遠不及生殖選擇的重要。所以即使嬰兒死亡率真有減低的傾向，我們也正不必過於慶幸。即使上文所說的千分之七十是一個真實的嬰兒死亡率，再假定衛生與醫學更加發達以後，居然有一天真正可以減削到一個千分之三五。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裡，這樣一個低的嬰兒死亡率，雖未必能維持久遠，但真要做到是可能的。不過做到了也沒有多大用處，就人口的數量而論，它的功用無非是千人之中多添上三十幾個人，或百人之中多添上三個到四個；但若因為生殖選擇的講求，而每一人家的平均的子女數能從三個加到四個，那就等於教人口總數量多添出三分之一，其功用之大，豈不要比嬰兒死亡率的減少大到十倍？反過來，如果一家的子女數本來三個，後來卻降到兩個（在英美等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人口裡，事實上就有這種現象，中國的自由職業人口似乎也逐漸踏上這種趨勢），這就人口的數量看，其為嚴重，也就遠在嬰兒死亡之上，若更就人口的品質看，則其損失之大，幾乎是無法估計。一面有這樣大量的損失，一面雖救活得少數的嬰兒，試問又有什麼用處。俗話說「大不算，小欠賺」，所指就是這一類的不聰明的行為。總之，我們應當知道，從優生的立場求民族健康的進步，生殖的選擇要比死亡的選擇重要得多，所以與其多努力於救死，不如多努力於贊生，一般從事於「慈幼」或兒童救護的人，一天到晚所為呼號奔走的，不是嬰兒死亡的減少，便是流浪兒童的救護，他們的熱心與毅力，誠然可以敬佩，但就民族真正健康的立場看，他們的認識是不夠的。有可救護的嬰兒，我們當然要盡力的救護，不過我們應當知道有一部分因特殊的救護而得以維持生命的嬰兒是根本上便很虧弱的，即根本的品質要在中人以下，即使勉強扶植成人，也徒然增加社會的負擔罷了，而就民族健康論，更是有損無益。 〔128〕 這一層我們在下節還須詳細討論。
至於嬰兒死亡的種種病因，近數十年來，雖已有一部分受醫學衛生的控制，但成功的程度也頗不一致，例如呼吸系統方面的成功就不如消化系統，並且呼吸系統的疾病依然很容易轉變為肺炎而引起死亡。無論病因如何，一大部分的嬰兒死亡似乎總因為先天的稟賦太薄，抵抗疾病的能力太小，經不起微風細雨的吹打，換言之，這還是因，而疾病不過是緣罷了； 〔129〕 嬰兒死亡的富有選擇的意義，正坐此故。在同一區域之內，嬰兒死亡的分布，往往極不均勻，有的部分死得特別多，有的特別少，這其間顯然的是有些選擇的作用，大抵死得少的部分，也許是從別處遷徙而來，對於某種疾病，在以前早有過淘汰的經驗，所以抗抵力大，而死得多的部分便不然了。例如在美國，民族的成分很複雜，各民族所處的雖同屬一個環境，其嬰兒死亡率便不一樣，幾乎是各有各的死亡率，而和這許多民族所從出的歐洲的各個民族比較起來，卻又大致相像， 〔130〕 可見嬰兒死亡決不止是環境的狀態所造成，而同時和民族的遺傳有密切的關係。嬰兒死亡有強大的選擇作用，觀此而更見得確鑿有據。
如果兩性之中，男性的活力不如女性大，誠有如上文討論胎兒死亡的一節中所說，則一地方死亡率的選擇力究有多大，一地方的性比例也約略的可以給我們一個指數，大抵選擇力越大，則比例越不平均。許多國家的人口數字都表示如果嬰兒死亡率高，則男女嬰兒的死亡數比較相等。 〔131〕 如果嬰兒死亡率低，則男嬰的死亡數要比女嬰死亡數為大，並且越低則男女嬰兒的死亡數越不相等，即男嬰相對的死得越多。如果我們假定每一個新生兒的環境與生活條件是安排得十分圓滿，則男嬰的死亡，和女嬰的死亡對比起來，可以到達一個最高的數量，因為環境雖同樣的好，男女嬰兒利用這種環境的力量卻不一樣，女的先天活力大，便善於利用，男的先天活力弱，便不善於利用，或總有一部分不會利用，因此，無論加上多少愛護的功夫，終究不免於夭折。
這一類的事實，加上上文已經說過的二三十年來的嬰兒死亡率的趨勢的實際情形，可知嬰兒死亡率的選擇力量始終是很大，一部分從事於衛生與醫學防護的人儘管把近年來的進步宣傳得很熱鬧，其實是不相干的。換言之，嬰兒的死亡，一大部分是由於內在的缺陷，由於脆弱的氣質，由於精質上的不適宜於生存。因此，從優生學的立場看，嬰兒死亡對於民族的損失畢竟是有限的，它不比山居民族的一次地震、或濱海民族的一次風潮、或工業區民族的火藥廠的一度爆炸，所摧毀的同樣的人數，因為這些死亡的原因，是無選擇的，是玉石不分的。
四、幼兒死亡指的是滿一歲以後滿五歲以前的死亡。不用說，它和嬰兒死亡有密切的聯帶關係。大抵一地方的嬰兒死亡率高，則幼兒死亡率低，嬰兒死亡率低則幼兒死亡率高。 〔132〕
這兩種死亡率的互為消長的關係，我們在許多不同的國家裡都已經發見過。不過這種關係是不容易量斷的，因為人口的流動太大，在搜集死亡統計的人不容易作長期的觀察。就我們知道的許多研究中，只有關於美國芝加哥城的研究沒有能表示這種互為消長的關係。 〔133〕 不過大都市人口的好動善移終究是一樣的，芝加哥的情形如果和紐約相比，大概不會有很大的分別，而據煤氣公司的報告，紐約市的住戶，平均兩年必換一次通信地點，即每兩年必搬家一次，如此，則市內每一區的調查結果，今年的和後年的可以很不相同，而後年的和後三年的也勢必有很大的分別；除非芝加哥有特殊的情形，不能和紐約相提並論，此種研究所得的相反的結論便教人難於置信。
無論如何，就大體說，上文所提互為消長的結論是可以無疑的。生命第一年以內的死亡率如果低，則勢必留下不少先天孱弱的幼童來，讓它們在未來的四年里終究走上死亡的路徑；如果高，則孱弱者在第一年內即死亡垂盡，等不到未來的四年內死亡，於是幼兒死亡率便自然而然的高不起來。有人說，嬰兒的死亡如果和流播很快的傳染病有關，則第一年不死的分子，多少已經養成一些抵抗力，所以後四年內便輕易不至於死亡，這說法固然也有幾分道理，但不足以完全解釋後四年死亡率之低，因為我們知道幼兒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也有互為消長的關係，可知這其間主要的原因還是先天的氣質，而傳染病的抵抗力未始不是先天氣質的一部分。
有好多種的研究告訴我們，壽命是一種比較顯明的遺傳品性。一人一家的先天氣質，究屬強韌與否，或對於環境的抵抗力究屬多大，或適宜於生存的程度究有多高，如果要單就一個品性而加以判斷，並且可望判斷得大致不錯的話，這樣一個品性就是壽命。美國電話發明家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曾經搜集過不少家譜的資料，其中一部分他就作為研究壽命遺傳之用。貝氏把凡屬有過高年（九十或九十以上，一家至少一人）的人家匯集在一起，然後加以研究，關係幼兒死亡一方面，我們可以從他的研究里摘取如下的一些數字（我們只摘取最初四年的死亡數） 〔134〕 ：
我們看了右列的數字，可知在這些家庭里，從一歲到四歲的死亡數，比起美國全國的同年齡的死亡數來，要少得多。而這些家庭，事實上並不是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家庭，大多數處的是一個相當艱苦的環境。以社會階級論，大部分可以說是屬於下乘的；許多是新近從歐洲移來的，並沒有很多的家產。他們在美國只有一兩代的歷史，不過在貝氏從事研究的時候，大吹大擂的所謂「救嬰運動」還沒有開始，而當時一般的嬰兒死亡率與幼兒死亡率比現在的要高出兩三倍。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家庭中的嬰幼死亡率之所以低，主要的原因還在遺傳的健全，而與普通所稱的良好的環境不甚相干。
如果普通所稱的良好的環境是一個主要原因的話，則歐洲各國的皇族與宗室家庭所表現的嬰幼死亡率應當比任何人口部分要低，因為，以它們的地位，每一個嬰兒所得的待遇無疑的是當時的科學知識與營養技術所能供給的最好的待遇。但我們在這方面所有的資料也證明嬰幼的死亡和父親的壽命有密切的關係 〔135〕 。如果父親不永年，則嬰兒所遺傳到的氣質也顯然的不會太好，因此夭殤的機會也不免比較的多：
皇家與宗室中父親壽命與嬰幼死亡關係表
（根據德人普祿茲Ploetz的資料）
*此列數字不合，938疑為983之誤。——編者注
在表中最重要的一欄當然是第三欄，父親的壽命越高，則子女在五足歲以前夭殤的機會越少，成很整齊的一個正比例。而兩個極端的分別，尤其是顯然。
嬰兒死亡與幼兒死亡雖有很大的選擇的效用，但我們也充分的承認，不是每一例都有這種效用，換言之，其間總有不少不應死亡而死亡的例子。甚至於即使每一個例子都有選擇的意義，我們也不能承認它是促進民族健康的一個最良好的方法，因為它也正復有它的種種弊病。因此，嬰幼死亡的數量總是值得減少的，我們總要努力把它減少到不能再減，而同時卻應儘量的利用生殖選擇的方法來積極的提高民族的品質。
五、青春期是人生中死亡率最低的一個段落，所以或許也是有選擇作用的死亡率最低的一個段落，我們無須特別討論。
六、成人期至老年的死亡也富有選擇的意義，但大體說來，這種意義並沒有嬰幼死亡的那般重大，因為一個人到成年以後才死亡，他大抵已經取得婚姻與生子的機會，如果他是一個先天氣質不很良好的人，這種不良好的程度大抵已經傳遞到下代。不過，從另一方面看，成人死亡的選擇意義要比嬰幼死亡為清楚，我們從成人的生活史和病因里可以看出他的品質究屬如何，因此可以知道他究屬為了什麼才受死亡的淘汰。而在嬰幼死亡一方面，選擇的意義何在，我們只有從父母的品質間接推論的一法，而此種推論的準確性勢必有限，因為我們知道，親子之間的相肖程度原是不完全的。
其次我們要就各種重要的傳染病和死亡選擇的關係討論一下。傳染病中最重要的一個是結核，一則因為它傳播得特別廣，再則因為它引起的死亡特別多。它的傳播之廣是很顯明的，特別是在近代都市化狀態之下；都市中人煙稠密，傳染的機會幾乎是觸處皆是，所以死後的檢驗發見凡屬已過青春期而死亡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傳染到過結核的病菌。不過有趣的是，這種傳染到的分子中間，大多數並不因此病而死，即大多數的肺部或其它器官受到傳染以後，結核的細菌便被人體裡生理上的自衛機構所包圍抑制，無法生長，甚至於連本人都不知道他身體中有結核菌的存在。當然在另一部分人中間，傳染到的區域一天比一天擴大，終於因此而死亡。
我們現在要問，為什麼有的人因此病而死，而他的鄰里鄉黨的人，雖也傳染到同樣的病，卻始終抵抗得住？一個普通的答覆是，抵抗力的大小要看一個人傳染到的時候的年齡大小。據說，如果傳染到的時候，是幼年，而病菌的數量又不大，則抵抗的力量便有逐漸發展的機會，而終於招架得住；如果傳染得遲，而病菌的數量又大，則一度猛烈的襲擊的結果勢必引起死亡。
另一個說法是，人與人的體氣既有先天的變異，而變異的傾向又無所不包，則對於結核菌的抵抗力，安知不是變異範圍內的一部分，或變異品性的一種？如今既人人不免於傳染，而終於死亡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的人，則可知後者大概是先天的抵抗力比較強的人，而前者是比較弱的人。
這兩種說法表面上似乎都有幾分理由。一大部分的死亡的例子似乎都可以用它們來解釋，即任何一個都解釋得通。例如，美國的印第安人特別容易傳染到結核病；這病原是當初發見新大陸的人和移殖的人帶來的，而一經侵襲到印第安人，便有如火燎原之勢。其它的傳染病如同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等也有同樣的情形，它們所毀滅的土人，在數量上比白人的征滅戰所屠殺的還要大。 〔136〕 主張第一種解釋的人說，印第安人幼年沒有傳染結核菌的機會，所以一旦發生接觸，其來勢必猛，其數量必大，雖有堅強的氣質也自無法抵抗。而主張第二個解釋的人則說，印第安人在他們的種族生命史里既從來沒有生過結核病，即從沒有受過結核病的淘汰，因此人口之中，不免有許多體氣特別脆弱的血系，而一般人口對於這種病症的抵抗力也勢必相對的弱小，因此一經傳染，便成披靡之勢。而在侵略他們的白種人，則情形恰好相反，他們在已往的幾千年以內，他們多少世代的祖宗，早就不斷的受過結核菌的襲擊與淘汰，其遭受襲擊而未至死亡的分子就把他的種子留傳到了後世，成為新大陸的發見者與拓殖者，而在發見與拓殖之際，一部分的人雖也攜帶著這種病菌，自身卻不一定死亡，至少大量的死亡是不會再有。 〔137〕
大體說來，兩個解釋之中，第二個解釋要比較的圓滿，更足以說明我們目前所有的一切事實，並且和一般的生物學的原則更相符合。它可以從動物實驗方面得到強有力的證據。動物學家用豚鼠做資料，先用近親交配的方法，把豚鼠的各種血系很清楚的劃分出來，所以就遺傳而論，這些血系是很不相同的；然後在同一環境之內，用同樣的人工傳染的方法，教它們和結核的病菌發生接觸；試驗的結果發見各血系的抵抗力很不相同。 〔138〕 這種抵抗力顯然的似乎是一個遺傳的特點，而不是一般的體力健旺的一個表示，因為有的血系，就一般體力說，是最脆弱的，而其抵抗結核菌的力量卻最強，反之，有些體力最健旺的血系卻很容易受結核菌的襲擊。
在人類方面的統計研究也證明這一點。三十多年來，這種研究已經是不一而足。 〔139〕 這些研究發見在結核的傳染上，親子之間的相肖程度比夫婦之間的相肖程度要高得多；這一層便非普通環境論所能解釋，因為夫婦有同床和其它特殊親密的關係，傳染起來總要比親子之間容易得多。在另一方面，這些研究又發見窮苦的生活狀況和結核的傳染幾乎是全不相關，或雖相關，而其係數極小，無關宏旨。所謂窮苦的生活狀況包括居處湫隘，營養惡劣，和個人衛生的不講求，等等。這又是普通環境的解釋所不能說明的。環境既不能說明，則比較能夠說明的還是遺傳的抵抗力了。
美國曆年來結核病的死亡率的變遷也多少可以證明這一點。歷年以來，這種死亡率有陸續降低的趨勢。不過在一八四〇年以後的二三十年來，結核病死亡率是特別的高。我們於事後調查，才知道這和愛爾蘭的移民有很大的關係。原來那時候愛爾蘭人正大量的移入美國，三十年之內，移入的愛爾蘭人約占愛爾蘭本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二，其數量之大，可想而知。愛爾蘭人的結核病的死亡率是出名的高的，當初如此，現在還是比較的高。一八四〇到一八五〇年間美國結核病死亡率的突然提高似乎和這種移民的入境有不少的聯繫。一八五〇年以後，結核病死亡率逐漸的降低，大概因為第一批抵抗力最薄弱的人已經遭受淘汰，越到後來，抵抗力強一些的人就越多了。到了第二十世紀，又有一種特殊的情形發生，使結核病的死亡率更來得低降。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那次流行性感冒的大疫。這次大疫範圍極廣，像當時的戰爭一樣，也波及到全世界，所毀滅的人口大約有二千萬，自中古時代的各次大疫癘以後，這還是最大的一次。二千萬個死亡之中，一部分是間接死於流行性感冒，而直接死於肺炎的，因為此種感冒對於肺部脆弱的人特別容易轉成肺炎。所以，假如沒有這一次大疫，說不定這些死於肺炎的人本來就不免死於肺結核；如今既死於肺炎，肺結核以及一般結核病的死亡率就更見得低降了；一直到今日，美國的此種死亡率算是比較低的一個。
上文的看法顯然是一個自然選擇的看法，它把結核病的減少追溯到抵抗力薄弱者的淘汰，而不歸功於醫學，公共衛生，以及「防癆運動」等的努力，至少不完全歸功於這一類的努力。這種看法大概是對的，但讀者決不應以辭害義，認為從此我們對於公共衛生和個人衛生，可以無須講求了。我們應知各人的抵抗力既大有不齊，則一個尋常的人，所以能避免尋常的傳染，就因為他能維持一個尋常的生活環境，而尋常的生活環境就包括適度的攝生功夫在內；同時，一個人對於某一種疾病的抵抗力究有多大，在未傳染此種疾病以前，自己無法知道，醫師也無法加以預測，所以最妥當的辦法是以一個尋常人自居，不太自恃，也不太怕疾病的來臨，而隨時攝護個人的健康。不過，根據了上文的看法，我們也承認，美國的結核病死亡率，從六十年、八十年、以至於一百年前的高處，降落到目前的低處，這其間一個主要的原因是自然選擇，唯其抵抗力比較弱小的分子，逐年的接受了死亡的淘汰，所以越到後來，抵抗力比較強大的分子越多，雖有傳染，也無須乎以死亡為歸宿了。所以，即使沒有「防癆運動」一類的努力，死亡率大概一樣的會發生降落的趨勢，所不同的是此種趨勢穩健有餘，而速率不足罷了。
就一般情形說，結核病似乎只淘汰一種分子，就是對於結核菌抵抗力不足的分子，換言之，它不大牽涉到其它的品性；也就是等於說，此種抵抗力的弱小和其它身心品性沒有什麼特殊的相關，和一些中上的優良品性既不很相干，和中下的稗劣品性也無甚聯繫。因此，自然選擇的影響似乎端在教一個民族對於結核菌的侵襲，可以逐漸的更加抵禦得住，招架得住，最後縱不能完全把結核菌完全消滅，至少可以和它相安。（上文說對於結核菌的抵抗力的大小似乎和其它身心品性不很關聯，當然只是一個大概的說法，關聯的地方自非完全沒有，例如胸部圓長而作桶形的人，也就是像新生的嬰兒的人，似乎特別容易受襲擊，以至於不治；普通以扁胸的人為易於發生肺結核，倒是不確的。）
梅毒便與結核病不同。就殺人的力量論，二者是不相上下，不過因梅毒而死亡的人是有許多特殊的身心品性的。換言之，梅毒的易感性（抵抗力的反面）和許多重要的品性有顯著的相關，特別是在心理的一方面。大抵在婚姻以外別有性的關係的人容易傳染到梅毒，所以凡屬遭受淘汰的人大抵是一些因種種原因，不安於單夫只妻的生活而喜歡拈花惹草的分子，至少，他們這種不安與喜歡拈惹的心理要超出尋常的程度，才會見諸行事，才使他們傳染到梅毒，才終於遭遇到淘汰。梅毒的死亡年齡不一，但大多數的例子不是發生在生命尚未開始之前，就是發生在生命已經成熟之後，前者指的是因胎期內傳染到梅毒而發生的許多啞產與流產的例子，後者則指許多已婚而生有子女的壯年男女。所以在胎期的死亡現象里，梅毒是一個重要的因素，應當屬於死亡選擇的一方面，不過就後一種的死亡而論，其意義所在應當屬於生殖選擇一方面，因為此種人的子女多少已經遺傳到父母的品性。就一般而論，梅毒的死亡所淘汰的是比較缺乏利它心、自制力、理想、與智力的分子。它所間接保全的是這些品性比較發達的分子。大抵智力比較薄弱，或比較有病態，以至於對情慾不能善自操持的人才容易遭遇到淘汰。性衝動特彆強烈的人，如果再加上自制力的薄弱，情緒的不穩稱，則無論男女，都有被此種疾病所犧牲的可能，而在男子，如果於強烈的性慾之上，又加上特別濃厚的侵略性，霸占性，則也會有同樣的趨勢。這種種特點既多少有精質的基礎，則梅毒傳播的結果，於幾個世代之後，說不定會在人口的品質上引起相當顯著的變遷。
梅毒在許多傳染病里是自成一類的，因為它的傳染所牽涉到的社會環境很特殊。另一種花柳病，白濁，也有同樣的情形，不過它所發生的對於種族的影響並不假手於死亡，而假手於生育力的斫喪，所以應當屬於生殖選擇的範圍，留待下章討論。大多數的傳染病，尤其是比較厲害的幾個，例如天花、霍亂、斑疹傷寒、黃熱病、黑死病，都可以和結核病歸做一類，因為它們所分別淘汰的大抵只限於缺乏某一方面的抵抗力的分子。同時，我們也承認，它們對於智力薄弱些的分子，不大見關識竅的分子，以及生活習慣不太守規則的分子，也多少不免有些淘汰的影響。不過，此種影響的優生價值是有限的，因為這種種傳染病所毀滅的，就大多數言之，總是一些比較健全的人，是一些有作為有貢獻的人，其品性中所缺乏的僅僅是某一方面的抵抗力罷了。因此，醫學衛生如果有法子消滅這一類的疾病，終究是民族生活的一大利益；民族為擴展它自身的健康計，也當然應別求一些更能分別玉石的途徑，而決不應消極的信賴這一類疾病的淘汰之功。
各種麻醉物所引起的死亡選擇倒和梅毒所引起的有些相像，所以雖非一類，性質上卻相近似，因為它也牽動到其它重要的品性。麻醉物中最最重要的一品是酒精，我們只須把酒精的影響討論一下，其它就可以類推。就許多的民族而論，飲酒的人的死亡率一貫的比不飲酒的要高。 〔140〕 我們對於酒精的影響似乎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易感性或抵抗力，大抵神經系統脆弱的人都容易感受麻醉物的影響，即容易受此種物品的吸引，其容易的程度又大抵和脆弱的程度成正比例。所以人口中見酒必飲，每飲必醉，以至於至死不悟的人大都是神經系統不健全的分子，因此，我們認為酒精是自然選擇中一股強大的勢力。此種狂飲的現象我們叫做酗酒現象（alcoholism），而這種人我們就可以叫做酗酒者（alcoholics）。因酗酒而直接間接致死的人究有多少，我們不得而知，因為，像梅毒一樣，這種死亡是不名譽的，大抵做醫師的人都不願意把真正的死亡原因宣布出來。同時因為法令對於酒精一類的飲料，時或放任，時或禁止，民眾釀飲的習慣又復時有變遷，所以即在短時期以內，酗酒的死亡率也時有升降，很不一貫，例如最近三四十年來的美國。在瑞士，飲酒的習慣比較悠久，比較普遍，也比較公開，不受法令的干涉，而歷年以來，死亡的統計也比較被認為可靠，則以酗酒為死亡的主因或副因的成分約占全部死亡十分之一。 〔141〕 因酗酒而死亡的人，其間雖也有不少品質比較優良的分子，但大體說來，此輩的神經系統是不健全的，而神經系統的健全既屬近代文明生活的一大基本條件，則此輩的不能盡其天年，為民族的永久健康設想，終究是利多弊少。 〔142〕 不過，要憑藉了酒精的威力來促進民族健康，畢竟是策之下者，因為它所引起的社會與經濟的損失實屬不貲，我們也正復不能坐視。酒精在已往曾經沙汰過不少的不健全的分子，對於整個的民族健康，已有過不少的貢獻，我們固然承認，但就前途而論，我們總得運用更積極，更分皂白，以及更容易自覺的控制的方法，來推進民族的衛生。
氣候也是選擇的一股力量，不過此種力量的活動是間接的，即必須假手於另一種直接的力量，就是一地方的氣候所引起的傳染病。所以白種人中間常有人說，只要他們能夠把各種熱帶的傳染病掃滅以後，白種人也未嘗不能向熱帶移殖。而持反面的論調的人則說，自從白種人的殖民運動開始以來，諾迭克一族的白種人（Nordics）從來沒有能夠在真正熱帶的地域作永久的移殖。唯一近乎成功的例外是第十七世紀中葉的前半從英國到巴巴圖斯（Barbados） 〔143〕 的一批殖民；這一批殖民大都是當時被排斥的保皇黨，三百年來，他們在新環境中，不但能維持於不敗，並且流品之高，人才之盛，平均而論，要在大多數居留在溫帶的白種人口以上。不過，話還得說回來，這一批殖民的所以能維持到今日，說不定因為有當地土著的幫忙。這些土著是黑種人，他們在熱帶的氣候里，位育已久，可以從事於各種勞力的工作而不至於遭受淘汰。不說別的，他們出汗的力量就比白種人為大，他們每一英方寸皮膚上的汗腺，要比白種人為多， 〔144〕 這就是數千年來，久經淘汰而已得所位育的一個表示了。在巴巴圖斯的白種人，有了土著的幫助，便無須自食其力，無須和熱帶的烈日、暴雨、潮濕、以及其它傳染病的因緣直接發生關係，才倖免於淘汰。所以，除非前途在這方面我們有更多的正面的資料，我們只能承認氣候大概是自然選擇的一股重要的力量。 〔145〕
失事也未始不是一個選擇的因緣，特別是在今日機械文明的時代。死亡眾多的一類失事，例如火車出險，往往玉石俱焚，但零星的失事，則富有選擇的意義，大抵筋肉強健、神經穩定、而計慮周詳的人失事的機會少，而行動冒失、體力薄弱、而神志脆薄的人失事的機會多，酗酒的人易於失事，可以說是屬於神志脆薄一流。在汽車交通最發達的美國，因汽車失事而引起的死亡平均每月差不多有一百個例子，其中大約有一半是兒童。
戰爭在自然選擇里的地位特別重要，值得提出來另成一題，從長討論，見下文第十二章 〔146〕 。
自殺的地位比較的不重要。在美國，一年之中，自殺的平均雖多至二萬人，大部分是已過壯年的男女，已經留有子息，所以不會有多大的優生意義。有許多自殺的例子可以推源到精神上的病態，但一樣不免於自殺，也可惜失之太遲，如果能提前二十年或三十年，那對於民族也未始不是一種裨益，因為說不定在這二三十年之內，他們已經有機會生男育女，已經把他們的精神病態交代下去。 〔147〕
產母的死亡也是一個不大關宏旨的項目 〔148〕 。在美國，這種例子每年平均約有一萬五千之譜，不過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不好算數而應當別成一格的，因為實際的死因是墮胎而不是難產。難產的死亡可以淘汰一部分腎臟有缺陷的血系，骨盤太小或有其它的結構上的特殊狀態的人也有被淘汰的傾向。至於墮胎所淘汰的血系，則其缺陷大率屬於心理品性一方面，而母性薄弱的女子特別容易受淘汰；母性薄弱，不用說，也是心理品性的一種。
本章的討論所牽涉的方面很多，但總括起來，我們總須承認，近代死亡率的一般低落對於民族的福利並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大。嬰兒死亡率果然是降低了，但幼兒死亡率則有增加的趨勢，所以即使前者有些好處，至少有一部分已經被後者抵銷。至於壯年人的死亡率的變遷也是似實而虛的。大體言之，傳染病的死亡率雖有減損，而所謂退化病的死亡率則反有增益，兩者之間也有彼此抵銷的形勢。所謂退化病之中，糖尿一症的死亡率增加得特別多。
要教傳染病的死亡率逐漸降低，在理論上原是不很困難的。我們只要有方法把體外環境裡傳染疾病的生物儘量掃除，例如某一種的蚊蟲，或把體內環境裡的寄生生物擯斥淨盡，則傳染病的機會既減少，因此而發生的死亡率自亦隨而降落。所以在未來的數十年或一二百年以內，此種死亡率的有利的變遷一定還可以繼續下去；固然我們也得承認，到了後來，這種利益勢必逐漸遞減到一個無可再減的地步，即一種傳染病的死亡率勢必降到一個不能再降的程度。我們也可想像得到，也許有一部分的傳染病前途會完全消滅，不再發生。
退化病的問題比傳染病要困難得多，因為此種疾病的發生，與此種疾病所招致的死亡，大原因在內而不在外，絕對不能用種牛痘一類簡單的方法來預防或補救。除非人類或一個民族根本改變它的生活習慣，各種退化病的疾病率（morbidity）與死亡率（mortality）怕不會有減低的希望。但改變生活習慣又談何容易？要一個中年的人吃上某一種藥，把肚子裡的鉤蟲完全打出來，或注射某一種針，來增加對於白喉症的抵抗力，是不難的，但要他從某一天起不吃或少吃某種東西，或開始運動筋骨，並且要持之有恆，卻不大容易。從生物學的立場看，近代所謂文明社會的一部分的生活習慣與其說是進步，無寧說是退步，並且正繼續的在退步。無數種類的藥品至多只能夠減少一個中年人的痛苦，而決不能增進他的健康，它們都是一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些權宜之物，從真正健康的演進的立場看，是沒有地位的。並且有的時候還可以發生飲鴆止渴的危險，因為此種藥物的效用既不過是浮面的，暫時的，則流行一久，病者既得多延若干年的生命於前，便可以多遺留一部分的子息於後，而民族一般的抵抗力勢必從而發生進一步的削弱。
看了上文的討論，可知我們的平均壽命在最近的將來不會有很大的增加。一部分樂觀的人認為人壽可以高到二百年，是沒有事實的根據的。真正的事實告訴我們，近代的嬰兒，在出世的時候，對於壽命的期望，固然較以前為大，而中年人的壽命的期望，則實較以前為小。 〔149〕 科學文明固然是進步了，並且目前還在進步，不過人的適生的內在的力量卻退步了，並且目前還繼續的在退步，優生學的目的就在改變這種背道而馳兩相抵銷的趨勢。 〔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