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錢人和沒錢人 · 第九章
我們都在弗雷迪酒館裡面；這個又高又瘦的律師進來說：「胡安在哪兒？」
「他還沒有回來，」有人說。
「我知道他回來了；我得見他。」
「那還用說，你把他的消息透露給他們，使他受到控告，現在你可要為他辯護了，」哈里說。「你別上這兒來問他在哪兒吧。他也許已經完全聽憑你擺布了。」
「你胡扯些什麼呀，」那個律師說。「我給他找了個活兒。」
「那好，到別處去找他，」哈里說，「他不在這兒。」
「我給他找了個活兒，確實是這樣，」那個律師說。
「你給誰都找不到活兒。你這人頭頂生瘡，腳底化膿，叫人噁心。」
就在這時候，那個長長的灰頭髮披在衣領後面的老人進來了，他是賣避孕用具的；他來買四分之一品脫朗姆酒；弗雷迪倒給了他；他塞上瓶塞，帶著瓶子急匆匆地走回到街對面去。
「你的胳膊怎麼了？」那個律師問哈里。哈里把一個衣袖別在肩膀上。
「我不喜歡它的模樣，所以我把它斫掉了，」哈里跟他說。
「你，還有哪一個一起把它斫掉了？」
「我跟一個醫生一起斫掉了它，」哈里說。他一直在喝酒，也一直在挖苦那人的話。「我一動也不動；他把它斫掉了。要是人們因為有人把手伸進別人的衣袋而斫掉它們的話，那麼你早已既沒有手，也沒有腳了。」
「到底出了什麼事兒，他們非把它斫掉不可呢？」那個律師問他。
「別釘著問，」哈里跟他說。
「不行，我是在問你。出了什麼事兒，你到哪兒去過？」
「去跟別人胡攪蠻纏吧，」哈里跟他說。「你知道我到哪兒去過；你也知道出了什麼事兒。閉上你的嘴；別跟我胡攪蠻纏。」
「我要跟你說話，」那個律師跟他說。
「那就跟我說吧。」
「不，到後面去。」
「我不要跟你說話。你從來不會有什麼好事情的。你叫人噁心。」
「我有事情找你。是件好事兒。」
「好吧。我就聽你一回，」哈里跟他說。「是什麼事兒？胡安的？」
「不是。不是胡安的。」
他們走到酒吧櫃彎曲處的後面，那兒有一個個小房間；他們去了好一陣子。他們走開的時候，大露西的女兒跟那個從她老是在那兒轉悠的館子來的姑娘一起走進來；她們坐在酒吧櫃前，喝可口可樂。
「人們告訴我，他們將不讓姑娘們在夜晚六點鐘以後到街上去，也不讓姑娘們進哪一家酒館，」弗雷迪跟大露西的女兒說。
「他們是這麼說的。」
「城裡會變得糟糕透頂，」弗雷迪說。
「城裡變得糟糕透頂，這話說得對。你只是出去買一份三明治和一瓶可口可樂；他們就逮住你，罰你十五塊。」
「這就是說，他們眼下要找所有的人的岔子，」大露西的女兒說。「不管哪一種賣笑的女人。不管哪一個有哪種愉快前景的女人。」
「要是這個城裡不是很快地出一點兒事情，情況就會變糟了。」
就在這時候，哈里和那個律師回到外面來了；接著那個律師說：「那麼，你會到那兒去嘍？」
「幹嗎不帶他們上這兒來？」
「不行。他們不想上這兒來。到那兒去。」
「好吧，」哈里說，接著走到吧檯前；那個律師繼續向外走。
「你要什麼酒，阿爾[阿爾（Al）：艾伯特的暱稱。]？」他問我。
「巴卡迪[巴卡迪（Bacardi）：一種古巴朗姆酒的牌子。]。」
「給我們來兩杯巴卡迪，弗雷迪。」接著，他向我轉過身子，說：「你眼下在幹什麼，阿爾？」
「干救濟活兒。」
「幹什麼？」
「挖下水道。把舊有軌電車鐵軌拆掉。」
「你掙多少？」
「七塊半[上文威利說六塊半一禮拜，此處艾伯特說七塊半一禮拜。譯文按原作直譯。]。」
「一禮拜？」
「你還想怎樣？」
「你怎麼還上這兒來喝酒？」
「在你請我以前，我可沒有喝過。」他稍微向我身旁挨近一點兒。「你想出門一次嗎？」
「那得看是什麼事兒。」
「咱們再談。」
「好吧。」
「出來，上車，」他說。「再見，弗雷迪。」他喝得有點酒意以後，透起氣來總是比平時稍微快一點兒；我沿著那條路面已經挖開、我們整天在那兒幹活兒的街道走過去，直走到他停著汽車的拐角上。「上車，」他說。
「咱們上哪兒去？」我問他。
「我不知道，」他說。「我會弄明白的。」
我們的車在懷特海德街上開著；他一句話不說；到了這條街的頭上，他把車向左拐；我們把汽車穿過城市的頂端；來到懷德街，在這條街上一直開到海灘。在這段時間裡，哈里始終一句話不說；我們拐到沙路上；在沙路上一直開到林蔭大道。在林蔭大道上，他把車開到人行道邊上，停住車。
「有幾個外國人要租我的船出門去一次，」他說。
「海關把你的船扣起來了。」
「那些外國人不知道。」
「出門幹什麼？」
「他們說他們要把一個非去古巴不可的人送過去干件事兒，那個人既不能坐飛機，也不能乘船入境。蜜蜂嘴告訴我的。」
「他們是幹這事兒的嗎？」
「沒錯兒。自從革命以來，一直是這樣。聽起來沒有一點兒問題。許多人是那樣走的。」
「船的事情怎麼辦？」
「咱們不得不去偷那艘船。你知道他們沒有把船修好，所以我不能開動它。」
「你怎麼把它從附屬基地上弄出來呢？」
「我會把它弄出來的。」
「咱們怎麼回來？」
「我一定會想出辦法來的。你要是不想去的話，儘管說。」
「要是幹這事兒有錢的話，我馬上就去。」
「聽著，」他說，「你眼下一禮拜掙七塊半。你有三個孩子在上學，中午得餓肚子。你的一家子人肚子都餓得發痛，而我給你一個機會，掙點兒小錢。」
「你沒有說多少錢。你得有錢掙才冒風險唄。」
「眼下，不管什麼風險，都掙不了多少錢，阿爾，」他說。「瞧著我。我過去在這個季節里送人出海釣魚，往往每天要掙三十五塊。唉，為了運一批倒霉的烈酒，那批酒最多值我的船的價錢，我挨了槍子兒，還丟掉了一條胳膊，還有我的船。可是，我肯定地跟你說，我的孩子們不會餓得肚子發痛，我也不會拿一份沒法養活孩子們的工錢，去給政府挖下水道。不管怎樣，眼下我不能去挖。我不知道，是誰制訂了法律，可是我知道沒有規定你得挨餓的法律。」
「我參加了反對工資這麼低的罷工，」我跟他說。
「可你又回去幹活兒了，」他說。「他們說你參加罷工，反對救濟。你一直在幹活兒，對不對？你從來沒有要求過哪一個人救濟。」
「什麼活兒都沒有，」我說。「不管在哪兒，都沒有什麼活兒能掙到能養活人的工資。」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說。「可是我的一家子也要靠吃飯活下去，活的日子也要跟任何人一樣長。他們嘗試的辦法是讓你們這些本地佬挨餓，餓得你們從這兒離開，那他們就能燒掉窩棚，蓋起有套間的公寓，把這兒變成一個旅遊城市。這是我聽說的。我聽說他們買下了一塊塊土地；然後，等窮人們餓得離開此地，上別處去，然而卻餓得更厲害，在這以後，他們就會來了，把這兒建成一個美麗的旅遊勝地。」
「你說話像激進分子，」我說。
「我才不是激進分子吶，」他說。「我窩著一肚子火。好久以來，我窩著一肚子火。」
「你丟掉了一條胳膊，這不可能使你好受些的。」
「讓我的胳膊見鬼去吧。你丟掉一條胳膊只是你去掉一條胳膊罷了。還有比丟掉一條胳膊更壞的事情哪。你有兩條胳膊和兩樣別的東西。可是只有一條胳膊和一樣別的要緊東西，人還是個人，」他說。「讓這事兒見鬼去吧，」他說。「我不想談這事兒。」過了一會兒，他說：「我還有另外兩樣要緊東西哪。」接著，他開動汽車，說：「走吧，咱們去見見那些傢伙。」
我們在林蔭大道上開過去，和風吹著，幾輛汽車開過，還飄來水泥地上的死海藻的氣味；那是在漲潮的時候，波浪衝過了防波堤，把那些海藻留在那兒的，哈里用左胳膊在開車。我確實一向喜歡哈里；過去，有許多回，我跟他一起在船上幹活兒，可是他眼下變了，這發生在他丟掉胳膊以後，那個從華盛頓來旅遊的傢伙遞交了一份宣誓陳述書，說他那時看到那艘船在卸烈酒，海關就扣了船。他只要在船上，他就感到很好；丟掉了船，他就感到糟透了。我想，他很高興有個藉口去偷船。他知道他沒法保住那艘船，可是他也許可以利用船在他手裡的時候，掙一筆錢。我需要錢，要得沒命，可是我不想卷進任何麻煩。我跟他說：「你知道，我不想卷進任何真正的麻煩，哈里。」
「你還會卷進什麼比你現在更糟的麻煩呢？」他說。「你到底還有什麼比挨餓更糟的麻煩呢？」
「我沒有在挨餓，」我說。「你到底幹嗎老是談挨餓？」
「也許你沒有，可是你的孩子們在挨餓。」
「別說了，」我說。「我會給你幹活兒的，不過，你不能這樣跟我說話。」
「行，」他說。「不過，你一定要打定主意幹這活兒，別三心二意。我在城裡能找到很多人。」
「我想干，」我說。「我跟你說過，我想干。」
「那麼，開心點。」
「你開心點，」我說。「你是唯一說話像激進分子的人。」
「呃，開心點，」他說。「你們本地佬沒有一個是有膽子的。」
「從什麼時候起，你不是本地佬了？」
「自從我吃了第一餐好飯以來。」
他這會兒說話挺沖人，沒錯兒；從他還是小孩子那會兒起，他對誰都從來沒有同情心。不過，他對自己也從來沒有同情心。
「好吧，」我跟他說。
「別激動，」他說。我可以看到，在我們前面，那所房子的燈光。
「咱們要在這兒跟他們見面，」哈里說。「把你的嘴牢牢地閉住。」
「你見鬼去吧。」
「呃，別發火，」哈里說，這時候我們拐進車道，開到那所房子的後面。他是個霸道的人，而且說起話來沖人，可是我確實一直喜歡他。
我們把汽車停在房子後面，走進廚房；那個男人的妻子在爐灶前煮東西。「你好，弗雷達，」哈里跟她說。「蜜蜂嘴在哪兒？」
「他在裡面那兒，哈里。你好，艾伯特。」
「你好，理查茲小姐，」我說。自從她常在那些烏煙瘴氣的地方出現以來，我就認識她了，可是城裡少數幹活最賣力氣的已婚女人從前往往是干賣笑這個行當的女人，而她可是個干力氣活的女人，我說的話千真萬確。「你家裡的人都好嗎？」她問我。
「他們都挺好。」
我們穿過廚房，走進後間。蜜蜂嘴，那個律師，還有四個古巴人跟他在一起，都坐在桌子旁。
「坐吧，」他們當中有個人用英語說。他是個長相兇狠的傢伙，身材粗壯，大臉膛，嗓音深沉；你看得出他喝了很多酒。「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哈里說。
「得了，」這個古巴人說。「隨你的便，不說也罷。船在哪兒？」
「船在停遊艇的內港里，」哈里說。
「這人是誰？」那個古巴人問他，望著我。
「我的夥計，」哈里說。那個古巴人仔細打量著我；另外的古巴人打量著我們兩人。「他看來像在挨餓，」那個古巴人說，接著笑起來。其他人沒有笑。「你喝一杯嗎？」
「好吧，」哈里說。
「喝什麼？巴卡迪？」
「你們喝什麼，就喝什麼，」哈里跟他說。
「你的夥計喝酒嗎？」
「我也來一杯，」我說。
「還沒有人問你哩，」那個大個子古巴人說。「我只是問你是不是喝酒。」
「啊，別說了，羅伯托，」另一個古巴人說，一個年輕人，比孩子大不了多少。「你幹什麼事兒，難道不能不惡狠狠嗎？」
「你說惡狠狠，是什麼意思？我不過是問問他是不是喝酒罷了。你要是雇個人，難道你不問他是不是喝酒？」
「給他一杯酒，」另外一個古巴人說。「咱們來談正事兒。」
「你的船要什麼代價，大老闆？」那個嗓音深沉的、叫羅伯托的古巴人問哈里。
「那得看你們拿它派什麼用處，」哈里說。
「把我們四個人送到古巴。」
「古巴哪兒？」
「卡巴尼亞斯。卡瓦尼亞斯附近。就在里埃爾海岸那兒。你知道它在哪兒吧？」
「當然嘍，」哈里說。「就把你們送到那兒？」
「就是這樣。把我們送到那兒，送我們上岸。」
「三百塊。」
「這太貴了。要是我們按天數租你呢，保證租你兩個禮拜，怎麼樣？」
「四十塊一天；你預付一千五百塊，作為船萬一出什麼事情的賠償。我得報關嗎？」
「不用。」
「你付汽油費，」哈里跟他們說。
「我們給你兩百塊，你把我們送到那兒，送上海岸。」
「不行。」
「你要多少？」
「我告訴過你們了。」
「這太貴了。」
「不，這不貴，」哈里跟他說。「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人。我不知道你們幹的是什麼事兒；我也不知道誰會向你們開槍。我得在冬天裡橫渡海灣兩回。不管怎樣，我在拿我的船冒風險。我同意收兩百塊送你們去，可你們得付一千塊作押金，以防我的船萬一出事兒。」
「這合情合理，」蜜蜂嘴跟他們說。「這完全合情合理。」
那些古巴人開始用西班牙語說話。我聽不懂他們的話，可是我知道哈里懂。
「好吧，」那個大個子羅伯托說：「你什麼時候能出發？」
「明夜什麼時候都行。」
「也許我們要到天黑以後才走，」他們當中一個人說。
「這對我沒有問題，」哈里說。「不過，要及時告訴我。」
「你的船的狀況好嗎？」
「那還用說，」哈里說。
「那是一艘模樣漂亮的船，」他們當中那個年輕人說。
「你在哪兒看到的？」
「西蒙斯先生，這兒的律師，指給我看的。」
「啊，」哈里說。
「來一杯，」另一個古巴人說。「你去過古巴許多回嗎？」
「去過幾回。」
「會說西班牙語嗎？」
「我從來沒有學過，」哈里說。
我看到那個律師蜜蜂嘴望著他，可是他生來極不老實，要是別人不說真話，他總是更高興。就像他到酒店來找哈里談這事兒的時候，他不可能直截了當地跟他說。他得假裝要見胡安·羅德里格斯，那是個壞到骨子裡的窮加利西亞人，他會偷他親媽的東西，蜜蜂嘴又使他受到了控告；那樣，他就能為他辯護了。
「西蒙斯先生的西班牙語講得很棒，」那個西班牙人說。
「他受過教育。」
「你會航行嗎？」
「我會去，也會來。」
「你是個捕魚人嗎？」
「是，先生，」哈里說。
「你用一條胳膊怎麼捕魚？」那個大臉膛的人問。
「捕起魚來動作可以快兩倍，」哈里跟他說。「你還要了解我別的什麼事情嗎？」
「不。」
他們都一起說西班牙語了。「那我走了，」哈里說。
「我會通知你關於船的事兒的，」蜜蜂嘴跟哈里說。
「得先付一點兒錢，」哈里說。
「這事兒我們明天會辦的。」
「行，再見，」哈里跟他們說。
「再見，」那個說話討人喜歡的年輕人說。那個大臉膛的人什麼也沒有說。另外兩個臉相長得像印第安人，在這段時間裡，除了用西班牙語跟那個大臉膛的人談話以外，始終一言不發。
「待會兒我會來看你的，」蜜蜂嘴說。
「在哪兒？」
「在弗雷迪酒館。」
我們走出去，又穿過廚房；弗雷達說：「瑪麗好嗎，哈里？」
「她眼下挺好，」哈里跟她說。「她這會兒心情好了，」接著我們走出門去。我們坐進汽車；他把車開回到林蔭大道，一句話也不說。他在想什麼事情，沒錯兒。
「我把你送到家，好不？」
「好吧。」
「你現在住在縣公路旁？」
「對。這回出門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說。「我不知道是不是會出門。明天見。」
他把我送到我的家門前；我向裡面走去；我還沒有打開門，我妻子就大罵我在外面閒逛，喝酒，這麼晚才回家吃飯。我問她，我沒有錢，怎麼能喝酒；她說，我一定賒了賬。我問她，我在干救濟活兒，她認為誰會讓我賒賬；她說，離遠點，別讓酒氣熏她，在桌子旁坐下。我就坐下。孩子們都去看壘球比賽了；我坐在那兒桌子旁；她端來飯菜，不理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