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 · 第八章 永不翻案

一 在自傳中，我父親哀怨地寫道：「我晚了一個星期才到達我的私塾；在社本，我是在夏天，而不像普通新生那樣是在秋天開始我的學業的。而現在，在牛津，我是所有人當中最不幸運的一個，因為在我遲來的露面之前，1885年的大一新生都已建立了很好的工作和友誼，而我花費了第一年所有剩餘的時間去找回失去的東西。」 雖然他自身的經驗已經使他意識到了這種缺陷，奇怪的是他還是給我安排走相同的路。我已經提到過自己在藍星第一學期的苦澀，逃避不了的寂寞。現在，1922年1月他決定立即送我到牛津。我非常渴望出發，而我的父親卻顯示了他在要完成任務時的習慣性焦躁；我的教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獲得的。他對每天都在查普曼和霍爾公司的慣例越來越厭倦並盼望退休。他相信（一個順理成章的錯覺），當我完成我的本科學業的時候，我應該離開他而獨立，那麼他就可以非常清閒或者較少費勁地工作。 最初的計劃是，如果我贏取了獎學金，我應該離開到法國九個月去學習一些法語。我沒有做成這件事是我到現在一直的障礙。但是我不後悔我過早的註冊。它把我送入大學成為了一位孤立探險家。 很多人對於把興趣和友誼限制於大學之中很滿足。如果我是在正常時間入學，我不知道我是否也會這樣。在當時，我除了去漂泊幾乎沒有選擇。 赫特福德是一個可敬的，但是相當乏味的小學院。當波爾比先生宣布了我的校級獎學金時，他把它描述成為「一個正在不斷上升的大學」，由於這個短語結合了支持的態度和語法的不當，這使我父親感到強烈的可笑。如果我可以相信我的孩子們的話，這所學校至今並沒有上升到一個比我當年更高的位置。那時，在大學教師中並沒有重要的學者，在學生中也沒有很牛的導師，沒有聯盟的主席或者牛津大學戲劇社；這艘船從來沒有到過河的上游。當時，在學生中有一個普遍認可的先後次序。赫特福德排在中等偏上，與奧里爾和埃克塞特相等。在目前和我同時代的人中，一個變成了大使，一個變成了主教，一個變成了首席法官，一個成了電影演員，一個成了著名的作曲家，一個變成了御用大法官。其他的名人我就不知道了。 赫特福德的好處是吃得好，而且上學上課只看是否住校；這邊沒有像其他學校一樣的點名和教堂禮拜，自然也就不必在寒冷的早上起床了。為了獲得獎學金，學生必須成為英國教會的成員以顯示沒有另外的歸屬感。我從來沒有去過教堂。 赫特福德也是很令人愜意的，因為沒有被稱為「大學靈魂」那樣的男生，他們是小大學的災星，其中的一些流氓偶爾會爆發一些怪癖；的確類似這些事件也偶爾發生過。我記得最後一次「新生見面會」即將舉行前夕，一個喝醉了的小霸王闖進我的房間，叫囂著問我「給學校做過什麼貢獻」，而我回答我來這喝了不少酒。後來他的朋友在衝突發生前把他拉走了。但是沒人被扒過褲子，也沒人去破壞他人的房間或者弄壞別人的橡木家具。它是一個容忍的、文明的、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合適生活的地方。 建築不倫不類，與它們的歷史相符。自從中世紀早期起它先後被建造成為禮堂、學院，再到禮堂，直到最後於1874年在雷威爾斯托克勳爵一世的資助下重建為大學。學校的前門在貓街上，人們常說它看起來像個銀行。但在學校外冒險奔波的人認為它是幾種古怪建築的混合體。從前面看這所學校是古老的卻很不起眼的方形建築物，又像是傑克遜時期法國文藝復興的禮堂。它的特別之處在於連接新建築物和新大學路的嘆息橋，路上沒有花園。而從我的大學時代起那建於中世紀時期位於學校角落裡的八角形的書店也重新修建起來了，並且與學校里其他的新建築融為一體。 政府部門無疑會譴責將這個地方作為一個懲戒機構之用，因為這裡有火災隱患並且衛生條件很差。這裡的條件介於只能洗個臀部浴和正常洗浴之間。當住在主要方形建築物的人想要洗澡時，他們必須穿過嘆息橋，來到新建築那滿是蒸汽的地窖里。在小禮拜的遮蔽下還多少有點隱私。校工每天早上帶來幾小罐刮須水，然後每天再把屋裡的水罐倒掉兩次。 在赫特福德我默默無聞地度過了第一學期。學校里有幾個曾在藍星就讀的男孩，但我只和馬沁一個人比較熟悉。從藍星的校長室里來的魯珀特·弗雷姆林和馬克斯·馬洛溫（現在是考古學教授）住在新學院的附近。還有為了獎學金而埋頭苦讀的阿超。我也經常到新學院去。也有一些高年級的學生給我打電話，我們的父母之間也有聯繫，我也給他們回過電話。那時我們也會印一些拜訪對方的卡片，我們之間的相識也是在那裡結束的。 赫特福德的有公德心的高年級生會請新生去喝茶，通常是徵召他們參加在啤酒花採摘工人中進行仁慈的福音傳道工作或者是加入位於倫敦南部的赫特福德學生會或者加入國家聯盟協會。我對這些都不怎麼感興趣。 我開始住的房子很一般。作為一位學者，我獲准在學校里居住三年。但是，因為報到去遲了，我發現唯一一套可以入住的房子竟位於一棟老掉牙的建築中，外面緊鄰著新學院巷。這套房子下面是J.C.R.學生食堂，裡面沏茶的方式很瘋狂，霧氣蒙蒙的下午，食堂樓梯上盤蓋叮噹作響；鳳尾魚吐司和蜂蜜圓麵包散發出濃郁的香氣，充溢在托盤周圍，這就是我所記得的食堂樓梯的大致情形。 我跟隨了學院的慣例。我們午餐通常吃麵包、乳酪和啤酒；可口一點的是新鮮烘烤的小麵包，精心挑選保管妥當的英國楔形乳酪、銀色大啤酒杯裝的從酒桶中汲出的苦啤酒還有茶。大部分人晚上都會在大廳里用餐，食物又好又便宜。不管我們有沒有在大廳用餐，我們每星期都必須支付五頓晚餐費。在後來的學期里，當我在其他學院裡有了社交圈，嘗過各種美食之後，便把錢都花在了喬治餐館裡，儘管那裡的烹調比較拙劣。起初我跟隨了用餐風俗，穿禮服和深色衣服。場合顯得也比較正式。學者坐在一張分開的桌子前，並且資深學者說話優雅。「罰酒算賬」是常有的事，而且很隆重。一旦有人犯了忌，諸如說外國話，提女人的名字，或者穿的衣服不對，就要被罰喝下一個大銀盆所盛滿的啤酒。如果一個人能一口氣喝完（我是肯定不行了），那麼費用由大家共同分擔。通常罰酒是輪流進行的，如果誰不小心端錯了盆或者拿錯了和盆配套的餐巾布，那就繼續受罰。這個風俗不是在所有學院都通行，並且據我所知現在已經取消了。 在開始的頭兩個學期我非常高興地追逐時尚，做著所有的新生都曾做過的事，購買盒上雕刻有大學紋章以及非常流行的印有牛津塔和尖頂的全景圖的香菸；學抽菸斗；第一次喝醉；步行和騎自行車參觀周圍的村莊；在學生會作一個非常卓越的處女報告；做好功課以滿足歷史學的考官。但是一直以來似乎對於我都存在著一個牛津的精髓，那是我在遠方就知道並喜歡的，並且故意在尋找的。 我的想像力是與文學熾熱地結合在一起的。我靠記憶，實際上是把馬修·阿諾德的《值得崇拜的夢想家》中的頓呼法引用到了我的論文中來。 奎勒-庫奇(1)的《母校》是我最喜愛的一首詩，我沉浸於《朱萊卡·多布森》(2)和《不祥之街》的第二卷中並且讀完了到我手中的所有牛津的小說，從《范登特·格林》到《拼湊》。從貝洛克和弗萊克曾作詩讚美過這個地方： 貝列爾學院造就了我，貝列爾學院哺育了我， 無論我有什麼，它都又一次給了我 最好的貝列爾學院關愛並引領著我， 上帝選擇了你，貝列爾學院人。 以及 驕傲和神聖的國王創造了她，很久以前，她成列的塔和墳墓及雕像， 她晴朗如花的空氣和愛徘徊在那裡， 偉大的人走過的街道。 劍橋也許造就了很多了不起的詩人，但是，的的確確（？），極少的詩是讚美她自己的。 我對這個地方有很清楚的先見之明，並且遭受了非常小的理想破滅。 汝可知他人從未言語過的關於她的秘密？ 三國君主之書記載的她的秘密？ 她所有的孩子並沒有去尋找或是發現這個秘密，但是在1922年，它差一點就浮出水面了。 牛津距我父親的（實際上，我曾祖父的）大學比到我孩子的大學更近一些。在錄取面試方面並沒有出現狂熱的競爭；彭布魯克港口的休·利功和來自考試系統的其他貴族們，他們並沒有參加面試。鎮子處在河流和牧場之間而與世隔絕。它的建築驕傲地顯示了它的灰色和金子、粉碎的方石，現在被專家譴責為「麻風病」並且以巨額價格被重建。其唯一的郊區包括了圍繞伍德斯托克和班伯里路的完好的庭院和羅斯金式的別墅。汽車製造廠位於克勞利，但遠離我們的視線和學校的聲音。在上學期間遊人很少。周圍的森林和小山是那些吉卜賽學者常出沒的並且在路中間能徒步到達的。我們沿著拉縴小道一直走並且在賓西抽籤占卜，我們相信我們的前輩也這樣干過。在寧靜的街上拚命斂錢的店主等在大學門口並且誘惑年輕人欠下不少債務，但學生們很少賴賬。在坎特伯雷門口和寬街停著可以被租用的雙輪雙座馬車和雙座四輪敞篷馬車。自行車和神職人員非常多，騎自行車的神職人員帶著牛來到市場，這些牛是唯一的交通隱患，我懷疑大學裡這三十輛車的擁有者是否是大學教師或在校大學生。電話從來未曾被使用過。書信寫在印有紋章的卡片上，通過騎自行車的學院信使來傳遞。 它是一個男性社區。在校的女大學生都蝸居起來，除了在第八個星期，很少見到女生在男生的學校中出沒。學監依舊擁有可以開除那些被認為是誘惑人心的獨立婦女的權利，在我那個時代至少這種情況下學監的做法是絕不受學校限制的。依據傳統，來自帕丁頓的晚點火車被認為是「私通者」，但也不總是出於那個目的。在鐵路出現以前，大部分男生都很滿足於生活在一個一直以來都受限制的社會並且沉浸在假期輕鬆的挑逗中和上學期間深刻的友誼中。 在我寫這部回憶錄的時候，倫敦大學審判心理學的高級講師發表了一個關於青年罪犯的報道。他說：「我們很熟悉關於違法的區域和違法的亞文化群，但是並不理解為什麼青少年犯不像同齡的合法者那樣有一個女朋友。」接著他繼續揭示到46%的男性少年犯並沒有異性交往的經驗。我確定我的同齡人中只有少於10%的人有吉本斯博士所謂的「女性朋友」。一些人和國外的妓女有過單獨的、不快樂的經歷。少數幾個人對女人有一些真誠的興趣，但是，據我所知。只有一個被送進了監獄（駕車問題），很少一部分人發展成為同性戀。 我們在某些方面比我們繼任者更老練，但是在其他方面僅僅是個孩子。 在我很多年前寫的一本小說中，我把相對較新的、有一個世紀的歷史但表面上卻是歷史悠久的英國公學教育制度與港口的製造品進行了比較。我寫到，它就像烈酒，混合了純淨的杜羅河葡萄和充滿黑色配料的易醉材料。當酒精阻礙了酒的發酵時，它立即豐富並且減緩了青春期的整個過程，使它不能飲用，以至於它必須放在黑暗裡，年復一年，直到它被培養到可以放在餐桌上為止。 在牛津待得乏味了的那些我的同齡人大部分是外國出生或者是接受了奇怪的教育。休伯特·達根，後來成為了我的一個親密的朋友，是部分美國血統，部分愛爾蘭-阿根廷血統。沒有女性的陪伴，他在學院悶悶不樂，在兩學期一直對潮濕的被單和不成熟的社會進行抱怨之後，他進入了皇家騎兵團。 我不時遇見的皮特昆內爾先生原本在一個日間學校學習，他同樣對這個地方感到很絕望，但是對我來說它卻是一個安樂鄉的王國，我覺得我是在我這一代里特別幸運的一個。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是一個聖盧克的，或者像一些人說的，印度的夏天。大學的傳統生活突然在1914年停止了；很多人認為，不會再恢復了。戰後產生了一代同齡的退伍軍人，他們比正常大學生大了兩三歲卻比他們的經驗豐富很多。這些退下來的人在我出來時故意隱居在住處，然後大學被年輕人重新占領了。 在我的時代之後出現了爵士樂，雞尾酒會，不斷地進入倫敦的外來者，新的聰明的俚語和對富裕的崇拜；很快被對無產階級的崇拜所取代。但僅僅五年時間，我們做得和說得和我們祖先十年一樣多。當我讀了他們的記錄（就像我寫《羅納德·諾克斯的生活》時所記的一些細節一樣）我認識了一位和我有親屬關係的繼承人。 我們中的一些人突然意識到了這些傳奇的人物，幾乎是毫無例外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消滅了。經常有人會充滿責備地提醒我們，尤其是那些大學的公務員，我們與那些偉人比起來是多麼的貧窮和沉悶。在二戰以後，似乎現在我的同齡人被認為是嫉妒和責難的混合物，像放蕩者和揮霍者。 我最近偶然看到了一篇雜誌上的文章，它收集了有關年長的大學教師對「現在的大學生是否越來越糟」這個問題的回覆。 新學院的裁決是：「學生已經變得更嚴肅並且更加小心他們的金錢。」默頓的回答：「大學生變得越來越複雜。有大學教育傳統的許多好家庭變得貧困，越來越多的沒有這樣傳統的貧困家庭，在幫助和功利主義的觀點下，希望改善他們的物質環境。」大學學院的回答：「現在的學生數量（我相信）是三十年前的兩倍。然後大多數都是合格學生，純粹遊手好閒的人比例是很小的。殖民地居民，美國和外國學生的出現刺激了大學生的知識興趣。」沃德姆的回答：「因為更窮，現代大學生是更加善良的，更加聰明；因為競爭更加嚴厲，他必須更加努力工作；因為更好的營養，他們身體素質更加好。」 這篇文章的日期（刊登在《斯特蘭德雜誌》上）是1911年。 二 從一開始，我就把牛津看作是一個適宜居住和令人享受的地方，並不是那種待一待就走人的地方。我沿著那條神話般的小河來到這裡，亞歷山大就曾在河邊給他的軍隊鼓舞士氣；河水是龐塞·德里昂從巴哈馬河引過來的。 在藍星的最後兩個學期，我獨來獨往，學習十分刻苦，或許是受到了厭世的犬儒主義的影響了吧。我在前面引用過的藍星學院雜誌的社論，描述了那個時期的屍體俱樂部。在牛津我重回青年時期。我天真爛漫，不諳世事，所做的荒唐事不計其數，想做所有的事，想認識所有的人，並無迂迴進入倫敦時尚界的野心；也無結交權貴朋友，打通未來事業的想法；更不會在知識分子中嶄露頭角，從而獲得布盧姆斯伯里的等級制度的注意。我甚至沒有去放眼大學校園以外，像位於蓋辛頓的奧特林·莫瑞爾夫人沙龍和博爾斯希爾的基布爾夫人的沙龍。我的興趣像古城牆一樣狹窄。我想嘗遍牛津所有的食物，購物只要能拿得動，買多少我都願意。 從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天起我就不再寫日記了，因此這之後的幾年發生的事情都無跡可尋了，唯獨有一件事還有模糊的印象。那應該是第二學期即將結束的時候，我開始變得溫和起來。第三個學期的時候我住在一樓一間大房間裡，屋裡很少沒有人。我已經通過預備考試；最終的學位考試似乎還離我很遙遠。我把獎學金看作是完成學業的獎勵，從不當作一項需要認真完成的工作。我的志向在藝術方面。但是當時有一個很流行的錯誤觀念，那就是有才能的人也會八個學期都虛度過去，最後臨近畢業每天靠咖啡支撐苦讀，幾周之內將所學課程全部掌握。我相信，是F·E·史密斯（伯肯黑德勳爵）的傳奇使我們大為苦惱。我們能像他那樣充分地玩樂，但卻不能像他那樣集中精力學習。我的大多數夥伴，包括許多在之後生活中非常成功的人，學歷都很低，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學歷。 這些書我都是在大學第一學期開學前的假期里讀完的。從第三學期之後，我對一些逐漸變得權威和威脅的勸告認真對待。我不希望被開除，並且我的成績剛好能夠避免敵對評論家的攻擊。我對歷史課的授課形式沒有興趣。有時一個歷史人物能激起我的想像，但是課程的設計似乎是為了顯示在世紀之交的英國議會制度是人類智慧的結晶，而其他國家只有通過這一途徑才能讓國家有一席之地。這一錯覺因我未經思考而選擇的「特殊課程」更加嚴重。比如，我讀過關於義大利文藝復興城市的書籍，那些書無疑十分吸引我。但是當導師問我希望讀些什麼書的時候，我只能記起那些「特殊課程」中的一個名字；代議政府。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事情能比世界上各種民主制度的獨特之處，以及我成為唯一一個因為指責這些而受到責備的人更讓我感到沮喪了。 我不是唯一一個這樣冷漠地對待學業的人。至少來到牛津的大學生有一半都把這裡當作自己成長的地方。有投身划船或板球運動的，有參與表演和演講的，有的只是娛樂。關於我朋友的政治和宗教觀點、風流韻事、經濟狀況、家庭背景，以及他們在著裝和吃喝方面的口味我全都了解，但是沒有詢問他們之前是在哪所學校讀書的，因為我覺得問這些太有失禮節了。英國文學是為婦女和外國人開設的；一個名為當代巨著的新成立的學院，現在被稱作P.P.E.（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統稱），是為「法學家和政客」開設的。古典摩登派和當代巨著派有著超群絕倫的聲望；在他們旁邊是現代史、法律和神學。數學家很受尊敬，但他們脫離了社會環境；應該把他們放在劍橋。據說那裡的實驗室比吉卜爾的要好，但是我未曾見過涉足那裡的人。我在這裡上學的時候，沒有赫特福德的同學或者校友涉足任何自然科學領域。 我未曾做出過放棄學業的決定。時不時地「良心發現」或與學院領導的一次談話過後我會打開書或去聽一場講座，但是我沒有堅持下去的心思。 也許是我大學期間不夠幸運，我的導師比起J·F·洛克斯伯格要遜色得多，沒有能激起我的想像力。 我沒有見到我在大學裡的第一名負責人。我來的時候他正在生病。在我第一學期剛開始的時候，負責我的是一個經常憂鬱的人，名叫貝特森。他經常說：「七點半了，校長死了。」他的繼任者是一個面色發青，骨瘦嶙峋的蘇格蘭准男爵，我和這個准男爵只有一些正式但又逐漸惡化的關係。在赫特福德，大多數的導師都很謙虛，這也許是他們的能力所限。只有一個很出眾，並不因他學問有多深，而是因為他的性格有特點。 C·R·M·F·克勞威爾是系主任，也是一位資深的歷史導師。他後來當上了校長，但卻因精神病去世了。在我評上獎學金之後，他熱情洋溢地給我寫了一封祝賀信，並且第二天晚上還把我叫到了他的房間去。我沒見過幾個導師，所以把他們都想像成離我們很遙遠的高層掌權者。克勞威爾的外貌並不吸引人。他個子很高，脾氣粗暴，生氣時臉就像易怒嬰兒的臉一樣。他的厚嘴唇裡面總是叼著一個菸斗。他從嘴裡拿下菸斗，在空中揮動著，為了強調他隱隱綽綽的講話，他這樣一直說著，直到從嘴裡吐出的煙全都飄走了。當他與我談話時我發現自己的注意力總是被分散，根本沒有聽他說的話，而是在那裡猜想他吐出的煙能飄多遠。 他在戰爭中十分英勇，現在我認識到，他其實是那場戰爭的受害者。毫無疑問，一位現代的醫生即便不能治好，也肯定能知道他罹患的是哪幾種神經官能症。他好像未曾清洗過自己身上粘著的戰壕里的淤泥一樣。他對歷史的概觀就僅僅局限於低地國家(3)里他戰鬥過的幾英里的土地，以及他用潛望鏡觀察敵人守區的最後的前線。他對萊茵河很著迷，並且這是第一個我們之間有鮮明區別的地方，我對它的流經路線一無所知。 比起其他士兵說話十分粗魯來說，他比較溫和，不喜歡爭鬥。在1914年之前，他是萬靈學院的教授，是一個非常有禮節的年輕人，因為他出身於非常有名望的家庭；但是經歷了兩年戰火的磨礪，一切都煙消雲散了。作為系主任，他非常喜歡對一群不服從命令的人發號施令。他像休假了的副官一樣狂歡，出去吃飯喝得爛醉，並且有時候當聖馬利教堂的午夜鐘聲響起的時候他還在外面，閉著眼，摸著雷德克利夫電影院的圍欄繞來繞去，以為這裡就是學校了。他經常在處理學校事務時暴飲暴食，突然大發雷霆。他極其厭惡女人，以至於拒絕女生在他課堂中出現。學院的樓管則需要將她們趕出去。如果有一個溜進來的，他會面紅耳赤地將她嚴厲喝叱出去。他有一個同事是柏拉圖主義者，他們一起當過步兵。這個同事經常被他稱作「小文丐」。有時他和這個朋友去草坪打網球；但更多的時候他們一起默默地散步，走上很長時間。 克勞威爾在政治上非常有野心，他為大學爭取保守黨提名席位，雖然口才笨拙但一直堅持不懈，當時那樣做是比較保險的。在這方面他成功了，但是在選舉中他卻因輕鬆的中立態度而落選。 總之，他不是我所期待像周伊特所描述的那樣的導師。 在前兩個學期里我很少見他。我對萊茵河流域地理知識的匱乏這個問題被解決了，但是我們之間的反感卻更深了。經過無知的一年新生學習之後，到第三學期，和學校至少三分之一的人一樣，有一次我明顯喝醉了，他試圖給我建議，稱他知道我的不利之處，同時還警告我說我並未選擇最佳適應大學生活的方式。他無疑是在試圖顯示他的仁慈。我感覺到我這樣墮落的不良後果，可是並沒有慷慨地對他，而是變得愚昧，變得傲慢，稱我對自己過分的荒淫行為表示後悔，但是那些並不是為了譁眾取寵，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我還補充說道，我相當不關心學校的意見。 我想就是從那時起，我們間相互的反感變得無法挽回。 我剛開始為自己最後的學位讀書時，幾次與他見面之後，他開始對我變得極度憤怒，有一段時間甚至拒絕見我，不給我任何指導。這段幸福的時光隨著我被移交給另外一位老師時才結束。這位新老師非常文雅，依然保留著那些我認為是通用的禮節。但我並沒有從他那裡學到太多東西。 在我第三學年初期，心靈受到良心上的觸動和一時的不安，知道自己在書本知識的學習上做得不好，我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想讓他把我轉到巴黎，去那裡充分享受喬治·杜莫里埃小說《氈帽》中那樣的生活。但是他告訴我我必須先要拿到我的學位。這個合理的判斷讓我感覺到，只要我還在上學，我就會被迫待在牛津。我就勉為其難地把這裡的生活當作完全享樂生活的通行證了。 我們對作息的要求很早。學校大門九點就關閉了，在那之後就不准外出也不接納訪客了。對於十一點以後回來的會有小小的罰款，並且晚歸者的名單會被上交到系主任那裡。過了午夜之後，進入學校就只能靠爬牆了。當時在赫特福德有兩條通道，一條穿過萬靈學院的花園，另一條穿過走廊，還需要從系主任的房頂爬過去，這兩條路對於喝醉酒的人來說都是十分艱難的，我自己這樣走的次數也不超過十二次。 在赫特福德可以遇到許多意氣相投的夥伴；特別是特倫斯·格里尼奇，我很快就對這個二年級學生產生了興趣。他有很多可以給學校當局留下好印象的地方。他是一個孤兒，現在他在庫房做司庫，父親以前是這裡的一位導師。像克勞威爾一樣他畢業於拉格比市市立學校。他是個牛津經典課程的熱衷者，在伊夫雷路上小有名氣。但是他有些古怪的地方，這使得他無法融入學生公共休息室的飯廳俱樂部的傳統精英們當中。他經常晚上在宿舍高談闊論希臘合唱劇。雖然他頭髮總是亂蓬蓬的，但他是一個堅持整潔的人，兜里裝滿廢紙。從宿舍的正門去往廚房有一個邊門。特倫斯的房間就在附近，因此他封自己為這個門的看門人。學生們要開門走下去拿他們的餐盤。特倫斯跳出來一把把門關住。學生們手中托著餐盤走上來，又不得不走回去，放下餐盤，再回來打開門，回去取餐盤。可他們剛轉身，特倫斯就又蹦出來，關門擋住出去的路。他們正式提出了抗議。特倫斯很坦白地說自己不知道那些事。最後，在特倫斯回住所以後，他們不得不在吃飯時間在那裡安排一名哨兵。 特倫斯還有很嚴重的盜竊癖。從牛津大學戲劇協會那裡，從學生會那裡，以及從別的房間裡拿他喜歡的東西——發刷，鑰匙，指甲剪，墨水瓶。他通常會將這些東西悄悄藏起來，經常是放在圖書館裡的書後面。有一次他從樓管那裡把學校所有的鑰匙都拿走了，藏了幾天。 當影片《婦女的敵人》在牛津上映時，特倫斯特別為之著迷。他一遍又一遍地看，把自己看作萊昂內爾·巴里莫爾一樣，但其實他們倆一點都不像。他有一件黑色短夾克，衣領和袖口都是用俄國羔皮做的。伯查勳爵在馬德蘭意外地來看望他的大兒子埃姆雷，特倫斯十分驚喜，趕緊穿衣打扮，埃姆雷雖然並不期待這次會面，但藉此他將特倫斯收至麾下兩個學期。 特倫斯有一套固定的貶低人的綽號——「為報紙寫文章的禿頭」指的是我哥哥亞歷克；「午夜獾」指的是夜間門房，這樣叫的目的是為了把他和學校其他服務人員區分開來；「苦修者菲爾布里克」；「人面獸心的人」指的是伍斯特一個戴夾鼻眼鏡的和藹的人，這個人被選為了學生會主席；「熱午飯」指的是阿超，因為皮特斯主張午飯吃熱食物；「崔斯特瑞姆先生，在早餐時談話非常文雅」。這些和更多不計其數的綽號都是他隨口想起來的，後來一直被他使用。這些綽號在現在看來並不是才智煥發的體現，而當時卻是我同代許多人全部知識的一部分。 特倫斯第一個編造了克魯特威爾先生和狗有性關係的謠言，而且從沃頓街上一個垃圾商店裡面買了一個填充玩具狗，我們把它放在宿舍，算是對他從萬靈學院那兒吃過晚飯回來時對他的引誘。同樣我們還時常晚上在克魯特威爾先生的窗下學狗叫。 與伯查勳爵不同的是，我母親對特倫斯特別喜愛，因為在她看來特倫斯是個無家可歸的孩子，所以他大部分假期都是在我家度過的。我父親通常對我所有的朋友都很熱情，但特別不歡迎他。他從辦公室回到家裡，很疲倦，不想被牽入康德和黑格爾之爭，這兩個作者他知之甚少，而且早就忘記了。有時候父親不知道的時候特倫斯也和我們待在一起。他會一直待在房間裡，直到我父親離開，然後下來吃早餐；在下午六點到十點之間他會再度掩藏起來，直到我父親準時去睡覺。有時他吸菸的味道讓他暴露了，「你又把那個男孩帶來了，」父親會這樣說，喘著氣開始咳嗽，一想到特倫斯比親眼看到他更讓他生氣。 特倫斯所住的控制廚房小門的屋子是學校唯一的一間雙人間。在我第一年裡，他與一個不熟的人共同分享，那人名叫詹姆斯·帕克斯，當時十分關注所謂的大學生公共生活，現在是一位英國國教牧師，在猶太研究方面十分博學，有著自己的影響。帕克斯是最後一批退役老兵，他平常都是待在宿舍裡面。為了繼續待在學校，以便於他參加各種委員會，帕克斯才和特倫斯住在了一起。他的長相粗糙，特倫斯說他就是銅像模型，曾矗立在帕丁頓車站的戰爭紀念館前面。和他這個夥伴一起吃午飯時我第一次見到了學生會主席和《伊希斯》的編輯。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他們都是威爾斯人，並且都不難對付，但是我被自己能出現在這些公眾人物之中而印象深刻，並且我利用這一機會得到了向《伊希斯》投稿以及在學生會裡講話的機會。 當特倫斯對萊昂內爾·巴里莫爾的痴迷消退以後，他又迷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總是對任何他感興趣的事投入他的全部熱情。後來他得到了一台電影攝影機，並且拍了許多滑稽電影，我們都被迫在影片中出演角色。 帕克斯在我第二年的時候離校了，我和特倫斯成立了個小集團並成為中堅力量，我們把它叫做「赫特福德黑社會」。其他成員還有托尼·布謝爾，他後來成為了電影演員，以及我在藍星的朋友P·F·馬沁。除非一起吃午餐或去參加一個午餐會，我們通常都是在我房間裡集會。這很快發展成我經常招待其他學院的人；有時能有十二個人之多；特倫斯給這些集會起綽號叫「下水」。我們大量喝啤酒，製造出很多噪音。我們沒幾個會唱歌的，但我們曾經一起背誦詩歌。 之後我生活中正式的午餐會越來越多。第二、第三學年裡我自己就舉辦了四五次午餐會，參加別人的則不計其數。很少有大學會批准私人晚宴聚會。在赫特福德，有一個充足的理由並經過會計員的特許是可以舉辦的，但是要搞四五次午餐會，安排放風的和廚師是個問題。食物很豐富，烹製得很好。在冬天主要的飲料是加熱的紅葡萄酒和普通葡萄酒。我們一直喝到了黃昏，而那些「滿身是泥的呆子」和「穿法蘭絨衣服的傻子」從窗子下面、河邊、小路以及操場上經過。他們中的一個人缺錢，我拍賣了所有我的書，那些大多是莫爾特比裝訂很精美的書，並且仍然物有所值。 但是在我無所事事的日子裡，「下水」還在繼續，直到我畢業了為止。 是特倫斯把我介紹到「偽君子俱樂部」的。這個小組在聖奧爾代茨街上的自行車商店上面有幾間房子，但由於它存在的時間太短了，所以就沒法把它稱作是一個「組織」。它在我同齡人的回憶錄中已經被描述好多次了。我加入那裡的時候，它正處在轉折時期。我在前邊提到的埃姆雷，也就是現在的伯查勳爵，那個可靠、寬容、高度受人尊敬的人，是新一任的秘書。他那時自願下鄉與自耕農一起過鄉村生活。學監要求所有的俱樂部都要有一名導師負責，這個俱樂部的資深成員是R·M·道金斯老師，他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研究現代希臘的教授，但他從未踏入過這裡。大多初始成員都非常喜歡喝酒，大都是憂鬱的拉格比人和溫徹斯特人，他們有著比較隱晦的藝術和文藝興趣，但是在我加入的時候，它正在被一群放肆的伊頓人所侵犯，伊頓人使得這個小組迅速瓦解了。後來它變得臭名遠揚，不僅僅因為醉態，更因為在著裝和舉止方面太張揚，在一些場合公開地做一些同性戀的事情。埃姆雷命令：「男士之間可以跳躍，但是不允許跳舞」，但是這些規定在他被隔離之後就再沒有遵守過。 所有學院的系主任都痛恨「偽君子」俱樂部的成員，特別是貝列爾學院的「衣冠禽獸」厄克特，他把「偽君子俱樂部」看作是自己莊重學術沙龍的死敵，也是腐敗的來源，之後再也找不到能夠關閉這個組織的資深教授或者學監了。在它短暫的全盛時期里，時刻都是不受禁令約束的狂歡場面。這兩個敵對組織的差異可以用打油詩來描述，老成員更願意用個古體式的措辭，叫道：「小二，請上一盞啤酒」，而新成員假裝著倫敦腔，命令道：「夥計，給我來一小杯倫敦干金酒下肚。」我兩個組織都沒有參加，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參加的會議上我什麼人都不認識，可是令我驚奇的是我發現自己被提名並當選為秘書。投票的人都搖擺不定。而我也一點都沒有盡秘書的職責。我的任命本身就是一個荒誕無稽的典型的例子，一段時間以後我有些生氣，要麼辭職了要麼被免職了，我也記不清楚了。在我之前擔任秘書的洛夫迪突然離開大學去學習巫術了。他在切法盧的阿利斯泰爾·克羅利社區神秘地死了，而他的寡婦，經常稱自己是「老虎女人」，在流行媒體中出現有一段時間了，「披露」了一些在切法盧的內情。 「偽君子俱樂部」所在的大樓是真正的都鐸式木製建築；至今它仍然站立在三十一號，作為一座歷史的紀念碑被保存了起來，這樣的原因並不因為它與俱樂部的聯繫，而是因為它是一處古蹟。走過一處狹窄的登高台階（就像在倫敦登普拉特大樓的台階一樣），一股濃郁的洋蔥和烤肉的味道撲面而來。執勤的警官站在廚房，一手拿著頭盔，另一手是一大杯啤酒。廚房的上面是兩個大房間。我親眼見了飛鏢的靶子和擲銅板賭博用的板讓位給了一位經常從倫敦來的訪客奧利弗·梅塞爾先生和羅伯特·拜倫的壁畫。屋裡有一架鋼琴，民間音樂讓位給了爵士樂和流行音樂，以及維多利亞時代的客廳敘事民謠。 讀者一定記得在斯科特·菲茨傑拉德的作品《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第四章的點名。（偶然的是，我在作者去世之後很久才讀了這本書。1946年一個美國戲院代理對我說：「您一定受斯科特·菲茨傑拉德很大的影響。」實際上當時那個作家的一句話我都沒有讀過。）「現在這已經是一張很舊的時刻表了，沿著折印快要散了，」菲茨傑拉德這樣寫道，「上面印著『本表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是我仍然可以讀這些灰色名字，並且他們比任何那些接受蓋茨比熱情好客的人的套話更能夠讓人有更好的印象。」 我可能仍然能列出在1923年7月常去「偽君子」那些人的目錄來，他們的名字對我來說不是灰色的，但是他們中很少有出名的。我可以做一份逝世者名單： 皮特·魯弗是我們中第一個去世的。他身體肥胖，喜愛音樂，脾氣不好，經常在他位於特爾的屋子裡想著自殺，最後他死在一個庸醫手下。基思·道格拉斯，他也是個音樂家，狹窄的臉，穿著1890年特為前往皇家咖啡館而穿的衣服；大衛·普倫基特·格林，個子高大而且英俊，穿著要遠超時尚的高度之外；魯道夫·梅塞爾：面色慘白，任性，慷慨；理察·裴瑞斯，被「衣冠禽獸」厄克特主任從波希米亞中解救出來，並一直過著學者的生活，可惜時日不長；休·利根是埃姆雷的弟弟，他總是錯過他尋找的幸福，沒有野心，在愛情中並不快樂，最親切的一個人；還有許多許多……他們的名字和那些活著但又分開了的人的名字，也許激起五十多個老人的記憶，不會再多了。 「偽君子俱樂部」，就像是蓋茨比的游泳池一樣，見證了當年最好以及最壞的那些人，他們或者是會員，或者是訪客。那裡是我一半牛津生活非常熟悉的地方，是我們友誼的源泉，至今友誼仍然溫暖。 三 我前面提到了我很早就開始喜歡學生會和牛津的新聞事業。不久之後我又將這兩個興趣合二為一，為《伊希斯》和《查韋爾報》報道辯論（這些同樣也在《晨報》中全文報道）。我唯一一篇獨家新聞是在一個星期四晚上，當時還在三一學院的約翰·蘇特羅先生站起來要面向報紙發表講話。很明顯他喝多了，在他說話的時候酒精的作用非常大，後來變得語無倫次了，主席遞過來的一張紙條：「你是不是最好還是坐下？」他坐了下來，在格萊斯頓的銅像下面發獃足足有幾分鐘，直到有人對他表示讚揚。他使勁鼓掌，站了起來，艱難地從辯論大廳裡面出來到了花園裡。我把這件事報道了出來，而《晨報》卻沒有。據報道說他父母經常看《查韋爾報》。因此這期報紙又單獨為他父母印了一份，把這件事情刪除掉了。 我在演講方面並不成功，從沒從最底層升上來擔任什麼公職。「牛津學生會的方式」被下議院指責是太過輕佻。這對我來說太過嚴肅了，無法實現。並且我太無知了。我在家從不聽任何關於政治的談話，也不讀政治報紙。我對名人、統計數據和社會問題一無所知。有一次我替約翰·馬里奧特出去遊說，但卻被一個我懇求到一票的自由黨工人所揭發。雖然大學並沒有像後來那樣很嚴重地分成幾派，大多數的辯論都是圍繞公共事務的。我很少關注新聞，所以在一個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沒考慮太多，就用一種玩笑的口氣跟一個貝列爾學院人打招呼：「我猜你的姐妹們在假期期間都被蹂躪了吧？」這個人哀傷而坦率的答覆十分簡單：「是。」因為他來自士麥那。 我也並沒有什麼演說方面的天賦。但大多數時候我都會穿上燕尾服，面向報紙發表講話，經常會被隨時打斷；我並不因為缺少成功而灰心，而且幾乎每場辯論都會參加，作為豐富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我自稱托利黨黨員，但卻不能針對當前的任何題目解釋托利黨的政策。工黨非常活躍，理察·裴瑞斯以及許多有頭腦的人都是工黨的成員。的確，它包括了許多最聰明的人，我認識一個平庸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出人頭地之前我對他說他會發現競爭太過激烈，建議他最好還是擺出保守黨的姿態。他採取了我的建議，後來成功了。 保守黨人在牛津的總部位於喬治街的拐角處。這裡更多的是社交，而不是政治，並且想擁有會員資格所需的不僅僅是對保守黨的忠誠。它的目標往大里說是成功，往小里說是達到倫敦俱樂部的氛圍。自由黨也有自己的黨部，位於穀物市場的拐角，名叫「新改革」，因為有勞合·喬治的慷慨贊助因此十分氣派。但事實證明這裡的一切都是社交。「偽君子俱樂部」被關閉時，有很多成員都轉投加入了自由黨，而我不偏不倚地同時加入了兩個黨，還加入了查塔姆，一個號稱是精英托利黨研究俱樂部的小型團體，它並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在各學院的宿舍里碰頭，大喝加熱的葡萄酒。（我們經常一起舉辦年度晚餐的坎寧會，就是一個完全相似的團體。）會議之前會有一個銀行信使送上一些銀燭台、鼻煙壺、雪茄箱子以及可愛的杯子等東西。後來我聽說這些在二戰期間消失了。我還加入了白玫瑰俱樂部，偶爾會在晚餐時出現，專注於斯圖亞特的事情。這些自1745年以來就被副校長所禁止，據說當時有兩名成員在馬達蘭橋上被襲擊了。我們每年都在金十字架那裡舉行紀念，紀念了他們的周年、復辟、那些偽裝巴伐利亞的人，以及斯圖亞特歷史上的其他事件，我們向這些人表示最誠摯的敬意。這些紀念活動經常受到學監的突然襲擊。會唱歌的人唱了保皇黨人的歌曲。我對威斯敏斯特的事物和斯圖亞特的復辟同樣不感興趣。 多數人都多多少少會有一些政治上的同情心。特倫斯有一個表兄，他頭髮蓬亂，穿著燈芯絨褲，信仰耶穌，他同時還接受共產主義的觀點。特倫斯那時候支持一個前馬克思主義者的俄國學生的革命信條。但是我們中很少有人把這些當回事；只有那些對公共生活有野心的人和那些希望引起倫敦各黨派領導注意的人才把政治信仰看得很重要。大多數人關心的是腐敗的城市議員下台，而不是誰當選了下一任首相。 學校的男學生只要願意繳付一小筆捐款都可以加入學生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學生會這個組織比起其他俱樂部和社團人員更多。很少有黑人學生加入，但是亞洲人加入的很多。不管他們是蒼白的埃及人還是黝黑的泰米爾人，都通常被叫做「黑人」。這樣的稱呼並沒有任何的敵意；只是這些外來面孔似乎在牛津的校園裡看起來就像是遊客在寺廟和清真寺裡面豪飲一樣荒誕；並沒有故意針對某個人的蔑視；也沒有任何敵意。它就像把吃人肉嫁禍到素食主義者身上一樣讓我們震驚。我們可能已經冒犯了他們。當然，我唯一認識的東方人，錫蘭人班達拉奈克，回到科倫坡之後極力反對英國。（在他失去了大不列顛王國政府的保護之後，這種反英的情感也沒能阻止他被同胞暗殺的命運。）在學生會裡，這些新興政客一點也不拘束，那種熱烈的勁兒在我們以前辯論的時候是很少有的。 我認為辯論的標準相當高，分歧往往在主辯提出觀點的時候體現，而不是在事先準備好的論點中。我記得有一次一個雄辯的美國人提出動議，支持禁酒令。辦公室的選舉並沒有按照政黨的方式舉行。另一方面，對學校的忠誠是強有力的武器。在某些學院，而且是那些最大的學院，參加學生會的人數相對較少。在我上學那時候，聖約翰和伍斯特的候選人要比馬達蘭的候選人更容易當選主席。 傑出的前任主席半身像，讓人感覺這個職位是一個人，一個社會主義者所能達到的卓越的最高處。我認識一個人，一個社會主義者，對於主席的職位是如此野心勃勃，為此又多留下了一個學期，由於經濟原因，悄悄地在新學院唱詩班學校任教。可他從未被選上，而且從此以後再也沒有過政治生涯。 實際上，當時很多的主席並沒有達到很高的高度。我的同代人中，除了命途多舛的班達拉奈克之外，唯一一個當上首相的是亞歷克爵士。他從未在學生會裡講過話，我記得他也並沒有積極參加任何政治團體。在我當時的那些主席當中，有一個很早就自殺了，另外一些則做了記者或是遠方大學裡的老師。我曾徒勞地在《名人志》裡面尋找他們的成就。他們之中只有四個廣為人知：吉姆·韋德伯恩（現在的鄧迪伯爵）；御用大律師傑拉爾德·伽德納；克里斯多福·霍利斯；以及道格拉斯·伍德魯夫。 韋德伯恩把態度的重要性與內心的輕浮結合在了一起。他當時是一個報紙上頗受歡迎的精神分析講座的主講人「埃米爾·布施博士」筆下的主角，克里斯多福·霍利斯在其自傳《沿著路去弗羅姆》中對這做了詳細的描述。關於韋德伯恩有一個小笑話，有一次他把學生會桌子上水瓶里的水換成了杜松子酒。演講者經常會在講話期間拿起水瓶喝上一口，潤潤嗓子，從而達到他們珠璣妙語的效果。 傑拉爾德·伽德納（伽德納勳爵）是新改革俱樂部少數的幾名成員之一，他是俱樂部的主席，是勞合·喬治的一個忠實黨羽。他也是《伊希斯》的編輯，是牛津大學戲劇協會的主席。他比我們大多數人年齡大很多。他那時同樣有著優雅的外表，冷靜精確的言辭和發音，能夠感染很多委員。他有過一次過失，在《伊希斯》上發表了一篇一位本科生寫的文章，抨擊當時針對女子學院的限制。據我所知，他是唯一一位在職期間被開除的學生會主席。 克里斯多福·霍利斯一直以來都是我最親密朋友之一。我在這裡只想談談他在學生會裡的表現。他的表現真的非常卓越，並且如果我們有美國那樣的習慣，選出每一年「最有可能成功的人」，我一定會把票投給他。但是克里斯多福從未有過野心。我們原本對他能在公共生活的高層占有一席之地的期望落空了。這並不是由於我們高估了他的能力，而是我們忽視了成功所需要的品質。 他對政治真的很感興趣，雖然他在下議院待的時間長得足以發霉，但是在其他方面還是可以同傑拉爾德·伽德納形成鮮明對比的；他的穿著不講究，甚至不整潔，他說話的口氣苛刻；他無比的和善，經常也會十分幽默；不會像學生會裡的有些演講者一樣像個小丑（伽德納除外）。像切斯特頓一樣，他講的笑話都是經過設計的，為了提出一個合乎邏輯的觀點。他隨後生活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對全世界各個地區的各種各樣的人的演說中度過的。沒有哪個演說者能在這些情況下保留自己一致的風格。在牛津他有一群特殊的聽眾，因此可以十分自信地講，每一個典故、每一個諷刺的轉折都能被聽出來。我所聽過的學生會演講者中，只有羅納德·諾克斯能夠超過他。 道格拉斯·伍德魯夫看上去像個老古董。傑拉爾德·伽德納比我們剩下的其他人大兩到三歲，也因此比我們更圓滑更自信；而道格拉斯卻是不老的、永恆的。和永世流浪的猶太人類比，我經常在思索，道格拉斯也許就是永世流浪的基督徒。想到他，我會同時想到他在家，在安布羅斯的米蘭，在中世紀經文注釋家的圖書館裡，在文藝復興的大學裡，在反宗教改革的法院裡，在德萊頓的咖啡店裡，或者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奧里爾學院的公共休息室里。他沉著頭蒙著眼睛，用約翰生流派的措詞寫了許多新奇的歷史傳說，筆調給人的感覺更像是回憶，而非研究；我從那以後開始觀察他在外面用熟悉的眼光注視著某一著名歷史景點、一片建築過多的地方，或者是一座被重建的紀念碑，已經完全無法用現代的眼光認出來了，而他好像幾世紀以前就了解它了。 道格拉斯有著講話的天賦，機智且不易動情。如果他有志向的話，那也是為了影響而不為名望。在我們的小世界裡，他喜歡在幕後激起其他人的興趣；他非常仁慈，有著顯赫風範。他有著成熟的智慧，這使得他能夠容忍我和克里斯多福的奢侈，但是自己並不那樣；他是一個沉穩的人，認為很多人和事不值得一顧，更不需要他的尊敬。在他這段長而多樣的生活里，他很晚才支持格萊斯頓的自由主義。很多年以後我才很好地了解了這位賢哲，但是在大學裡我覺得他遙遠而令人敬畏。如果克勞威爾都能鑄成他的肖像，那我也許就能成為學者了。 在二十年代初期，學生會的辯論本質上仍然是大學生活動。我們互相爭執以展示自己的力量。每學期一次，在主席辯論上，一個從更大的世界來的年長訪客會到場聆聽。在牛津大學划船周的辯論上有時會有一兩位幽默資深成員到場。（在我所稱的羅納德·諾克斯的黃金時代，沒有一個旁觀者到來。）但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風俗漸長，或許與收音機的發明有關，越來越多的專業藝人到來。在寫這段故事之時，我得知四名演講人全部是從大學外面請來的，這是很常見的。大學生回去後僅僅會嘲笑著表達他們的偏見。在我那時候，比起那些內閣大臣，我們對克里斯多福·霍利斯和道格拉斯·伍德魯夫的表現更感興趣。 我向《伊希斯》投的第一批稿是一些閒情詩詞。作者通常都採用化名，因此我選擇了斯卡拉梅爾。我經常用這個名字寫作，畫畫。我還保留下一本當時作品的剪貼簿，它們在我看來不比大部分大學生寫的文章差，也不比其好。無論怎樣我給牛津當時出現的大部分雜誌寫過稿。 《伊希斯》當時創刊大約有三十年之久，已經與一批廣告商建立了比較穩定的關係，讀者面廣泛，但被一些審美家和知識分子所鄙視，在之後的幾年裡的風格發生了很大改變。報紙最初有很多體育類版面。第一篇文章總是叫做「伊希斯偶像」；現在看來就是一位傑出大學生的「檔案」，比如大學各個運動隊的隊長，學生會以及牛津大學戲劇協會的主席等。這是一篇報紙上的主要文章，編輯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報道或披露這些人物的特質。接下來報道的是比賽和會議。報紙的第一大股東高爾，是一個住在聖·奧爾代茨愛酗酒的人，他對報紙本身也行使著一定的控制。他曾就讀於牛津聖·埃德蒙德學院，並且經常炫耀自己曾跟隨威爾斯王子外出過。《伊希斯》唯一吸引我的是投稿人是有稿費的。 正是在這一可以賺錢方面，《查韋爾報》出現，成為了《伊希斯》的競爭對手。《查韋爾報》歷史上經歷過多次興衰起伏。最初創辦它的目的是為了挑戰《伊希斯》，與其起到相同的作用。只要這些辦報學生的資金足夠支付印刷費用，《查韋爾報》就會不定期出版。而在我大學的第二年快結束時，一個奇怪的人乘遊艇來到了這裡。這是一個中年人，陪同他來的有他的妻子和他不整潔的子女，他在戈斯托停下。他放風說他非常有錢，並且很習慣這種為哲學而生活的方式。他稱自己沒有上過大學，他的孩子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甚至一點教育都沒有。他說自己通過生產抽水馬桶積累起了自己的財富。在某個地方結識了約翰·蘇特羅，但他記不清是在哪裡、怎麼樣結識的了，因此他這趟來的原因就是要接管《查韋爾報》，並要使其興旺起來。他在他三一學院的房間裡召開了一個會議，在會上這個神秘的人物的講話非常煽動人心，他說道：「先生們，《查韋爾報》的第一條原則是作者都是有稿酬的，並且稿酬很多。」之後他又講了一些具體的計劃，並將於7月份，正值長假期之中，開始出版。我們並沒有打消他積極性的意思，但卻給他指出7月不是學生刊物出版最好的時候。 「我所瞄準的是更廣大的公眾群體，」他回答道。 因此克里斯多福·霍利斯被安排在戈斯托做編輯，而我則在家每周都要投稿，（其中一篇寫的是一則有趣的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我第一本小說中的一位用功的學生），這樣一來，每周我們都能有三四英鎊的收入。克里斯多福當場就取走了一些薪水。我不記得自己是否得到了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都沒有得到他當初許諾給我們的，而且印刷工也不一定掙錢了。我們的經營商在牛津荒涼的街道上懇求店主讓他先以實物作為廣告預付款。而隨著秋天薄霧的到來，這位「馬桶大王」又航行去了其他令他幻想的地方了。 在那之後，《查韋爾報》由約翰·蘇特羅資助，羅伯特·拜倫任編輯，不定期出版。還曾經與《牛津先鋒報》合併，《先鋒報》是哈羅德·阿克頓先生創辦的，他在自己的《唯美主義者回憶錄》中對《查韋爾報》的描述十分生動。《先鋒報》發表了我的一篇短篇小說，完全背叛了我十九歲時相當著迷的詹姆斯·布朗奇·卡貝爾的《尤爾根》中那個荒謬的贗品。 我同時代的許多作家都比我更成功。我只在做裝飾圖畫這一件事上超群絕倫，因為沒有競爭者。在牛津，更需要我做的是設計雜誌封面和扉頁、書中的插圖、牛津大學戲劇協會節目單和諷刺畫。我最有成就感的作品是為了慶祝鐵路俱樂部的創建者約翰·蘇特羅二十一歲生日而畫的一幅描繪赫斯金森先生去世的圖畫（被第一輛火車從頭上碾過）。一個假期，我學習了木雕，當傑克·斯奎爾為《倫敦墨丘利》和善地接受了我的一些版畫的時候，我有些得意忘形了。其他一些版畫出現在一份名叫《金帆船》的漂亮刊物上，這是一份由我哥哥的朋友克利福德·巴克斯編輯並資助的刊物，但它運營的時間並不長久。 在學校期間，我還在牛津大學羅斯金繪畫美術學院裡花費了不少時間，那個學院與大學僅有一些細微的聯繫。我們每星期聚集在茶館上的畫室一次，對著裸體模特畫像。藝術大師是心中無人的；模特晚上從倫敦過來，學監禁止她們留在城裡過夜，為的是避免她們腐蝕我們的道德——這完全是多慮，因為這些模特都是些不吸引人的年輕女人。彼得·昆內爾是我在這裡學習的夥伴。 彼得雖然自己裝飾了自己的第一本詩集，沒有我畫得好，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天分是什麼了。我對自己的繪畫早就喪失了信心。其實我的繪畫天賦明顯不足，只不過是在家在學校以及在牛津被過分誇大了而已。我從未把自己想像成提香或委拉斯開茲。我渴望做的是繪畫，裝飾，設計和畫插圖。只要不用讀書、寫作，我很喜歡拿著畫筆工作。在這段記錄之後，我應該寫一寫自己各種各樣為擺脫文學命運的嘗試，這些工作更令我開心，但卻不那麼合適我。 四 沒有人，在我們漫長的衰落里， 如此艱難，惡意和分離， 能夠像我的朋友那樣愉快， 或者能有我一半那樣愛他們。 這是法裔英籍作家貝洛克對自己牛津生活的描述，而我也是如此。 對這段生活的紀錄，有一項非常重要，那就是友誼。 「我們自己辦學校自己學習。」 課程並不單純為獎學金或道德而設置。喝酒占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我們從貝洛克和切斯特頓的啤酒和葡萄酒的狂歡痛飲中得到了一種神秘，與同時期大洋彼岸對威士忌酒的崇拜截然不同。而且那時在英國真有實行禁酒令的危險。據說大多數下議院議員許諾他們的選民要支持禁酒令，如果要用投票來決定的話，只有少數人的精明能阻止這場災害。因而當時還有一小股抵抗醉漢組織。 在一部刻畫我牛津生活某些方面的小說《故園風雨後》中，我描述了兩位大學生自由進出一個極好的酒窖中並為與酒相識而狂喜。我從不曾有過這樣愉快的經歷。我甚至懷疑，在二十歲時，除了通過標籤和酒瓶的形狀以外，我還能怎樣區分波爾多紅葡萄酒和勃艮第紅葡萄酒。這段話寫於1943年，當時酒嚴重缺乏，而我也正處在感傷的受騙的情緒中。實際上我們很輕易就能喝很多——我用「很多」是針對我的年齡而言的。我們經常喝得爛醉，但是我們狂歡時實際喝的酒量比我現在完全清醒經常喝的量要少得多。幾杯雪利酒，半瓶勃艮第酒、波爾多紅葡萄酒或者香檳，幾杯波特紅葡萄酒，就能把我們放倒。再來一兩杯白蘭地或威士忌我們就不省人事了。 這種夜晚的慶祝相當頻繁。除了非常有錢的人之外，我們一般都是喝啤酒。我們享受的不僅是酒，更是酒後酩酊大醉的感覺。這裡的「我們」指的是少數派。我們專門有一套酒具，在我那裡放著。我的大多數朋友都是在喝酒時結交的。我的第一位摯友不喜歡喝酒，結果我們分道揚鑣了。 他就是理察·裴瑞斯，溫切斯特人，在牛津大學貝列爾學院上學，皮膚白皙，一頭金髮，藍眼睛，有著許多在貝列爾學院上學的溫切斯特人所具有的李爾—卡羅爾式的幻想。我們感情很深，但是他喝多了會吐酒，這在我們之間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我感覺喝酒讓我們感情更親密，而他卻感到噁心。不論主動還是被動，他不再和我們在一起了，獲得了許多學術上的成功，大學獎項，頭等榮譽，萬靈學院的獎學金，一個在北方的教授職位；如果不是因為脊髓癆而倒下，他也許能夠當選牛津大學貝列爾學院院長。他研究的主題是西印度糖貿易。在他從我們中退出前，有一次，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中有一個人染上了「凡諾克斯症」的未知惡習。約翰·蘇特羅回憶說那與鞭打生牛肉有關，與百合花有關。我們成立了一個俱樂部就叫做「凡諾克斯研究學派」，時不時地在戈斯托見面，一起吃早餐，我們不為別的，只為喜歡理察。 繼他之後成為我的知心朋友的是哈米什·倫諾克斯，他不是學者但不久就去倫敦參加了一門建築課程；但是他還時常出沒在牛津，並且我們倆有兩三年都沒有分開，而且即使分開，也幾乎每日通信，直到他像我同代的許多人一樣，收到黎凡特的召喚，移居海外了。 哈米什不討厭酒，我們經常一起暢飲。有時候他像偽君子俱樂部的成員一樣開心，但是他的某些精神使得他在一些年後成為了一名隱士。他避開了倫敦，避開了倫敦社會，沒有了體育和農業的興趣，而把蘇格蘭和英格蘭的農村當作自己的避難所。 哈米什的家與他的志趣不相投。他父親是英格蘭和蘇格蘭交界地區一個家庭的小兒子，已經去世了，母親脾氣火爆，非常有占有欲，很愉快但卻很古怪。（後來她成為我第一本小說中的「圓周夫人」的人物原型。）倫諾克斯太太為了打獵定居在了沃里克郡。她不再養馬，但是卻把所有打回來的獵物都存了起來。「這個地方我只是為哈米什留著，」她以前經常這樣說，雖然很明顯她是在自欺欺人，因為哈米什很少會去那裡待上一會兒。後來哈米什接手這裡後，從不掩飾自己要把這裡儘快處理掉的想法。青年人的懶惰景象使得她瘋狂地憤怒，因為我和哈米什那時候常常無所事事。「你們為什麼不去屋子外面做點什麼？總會有一個地方有事可做的。我丈夫不管到哪兒，他想到的首先都是有什麼我能幫上忙的。你們為什麼不去劈柴？為什麼不去清理灌木叢？為什麼不把盆栽棚舍的頂掀起來？」 對她所有的這些要求我們全都無動於衷。 她和我交朋友，把我作為連接她與她任性的兒子的橋樑，經常讓我來調節他們倆之間的關係，但總是沒有效果。 哈米什第一次來牛津時，我們就沒怎麼在學校里，整天開著他的汽車去周圍的村莊，晚上經常住在大學城居民家的旅館裡，草皮酒館、馬頭旅館、德魯伊特頭旅館、首相鄉間別墅以及其他，等等。 我不會受到影響而使自己的輕佻、淺薄涉獵和放蕩的本性得不到控制，或者在世俗雄心的鼓勵下，暴露出自己的粗俗與無用。 一個忠實的自傳作者在描述他青年時期的朋友時會遇到一些困難；他所要做的，要麼是讀者完全不熟悉的人物名字按照社會等級給列出來，要麼就寫他所交往的那些人都變成了名人、要人。像我前面所說的那樣，我挑選自己所熟悉的人物時是雜亂無章的。有些人我四十多年都沒見過也沒聽到過他們的消息了，對他們的記憶也十分模糊了，因此他們的名字出現在了最後。在我的青春期里有一段很重要的時光。我所能做的是至少給讀者提供幾個事例，來顯示我們那一代人的性格。 上面提到的約翰·蘇特羅就是一個不典型的失誤。 像伍德魯夫，他的容貌幾乎沒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改變，總是那樣突出，惹人喜愛，就像是沃特頓創作的一樣；好像一名怪誕的標本剝製者保住了某一過渡類人猿的標本，把它外面的獸皮全部剝落，又用一個紅潤健壯的嬰兒的皮膚把它包裹起來，在頭上戴上棕色的假髮，給它安上了從米特福德姐妹那裡取下的藍色天真的大眼睛。 像我在前面指出的那樣，約翰並不是一個禁欲主義者。儘管在家受到父母嚴厲的管制，但他手頭比較寬裕，生活已經很奢侈了。 許多年後，約翰參加了一家十分有身價的倫敦俱樂部，他的叔伯們也都是那裡的成員。為了避免被熟人認出來，把他的奢侈行為報告到他家裡，他在門房那兒存了一個假鬍子，每次去的時候都會把鬍子戴上。 蘇特羅住在聖約翰林地的一處大豪宅中，天黑後有夜間看守人巡邏，這個守夜人經常在約翰晚歸時令他尷尬。一次，約翰把一個丟失鑰匙的牛津朋友帶到房子裡，蘇特羅太太直到從布拉馬來的應急小組將房子各個門鎖全換了一遍才安心地睡覺。在那之後他就再也不留朋友在家裡住了。有時他們對霍爾路那裡的住宿條件感到不滿意，會去北角路那邊找住的地方。但是招待我們的午餐和晚餐都非常奢侈。事實上我是在他家第一次品嘗了鴴鳥蛋，而不是如《故園風雨後》中所描述的那樣。 約翰是我一生的朋友，他忠誠、好客，最主要的是幽默；是一個模仿天才。在1923年，電話還是一種另類的聯絡方式，約翰經常用虛構的設備之上的虛構的談話來娛樂我們。 其他人我不知道，但可以說約翰從沒有厭煩過任何一個朋友或與朋友爭吵。年復一年約翰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以及來自各個國家的人的朋友。 約翰是猶太人，因此人們猜測他對莫斯利夫人有些怨恨。實際上，在她從監獄裡出來以後，他像她其他任何朋友一樣也準備去歡迎她。 他以許多不同的聲音講話。的確，他能親自講話很罕見。他短期之內也將寫自己的回憶錄。除了那些令我感動的、令我十分高興的事之外，我就不在這裡替他寫回憶錄了。 牛津鐵路俱樂部就是約翰發起的，在哈羅德·阿克頓先生的《唯美主義者回憶錄》中，他對這個俱樂部以狂想曲的方式進行了描寫。我六十歲才開始寫自傳，這已經算是比較晚的了。許多和我同時代的人都對我的回憶錄很期待。一些已經被其他人生動地講述過的奇聞逸事，即使和我的描述有著細微的差別，也沒有必要再寫一遍了。但是我至今仍然保留著1923年11月28日，我們鐵路俱樂部成員一起吃的第一頓晚餐的菜單。在後來的幾年裡，當我們已經被載入歷史之後，我們的集會準備得更為精心，會員資格也更廣泛，目的是為了能讓約翰的那些劍橋大學以及英國陸軍士官學校的朋友們在我們成立之初也加入進來。我們當時從倫敦餐館請來廚師，還特地找來了好酒。銀色香菸箱子被作為禮物送給吃驚的司機們，接待委員會還去迎接我們。但是第一天晚上我們只是簡單地在彭贊斯至阿伯丁火車的私人餐車上吃的，這列火車途經牛津，在萊斯特停了半小時，又乘另一輛私人餐車回到牛津。我們對普通的五先令菜單比較滿意（當時一共有七道菜）。在返回途中，哈羅德的談話是我們最主要的樂趣。當時共有十三名成員在我的這張菜單上面簽字，一定還有其他的人，但是我和約翰都說不出他們的名字，這十三個人中，我在之後的二十五年里只見到了四個。 約翰對於鐵路系統是一個真正的業餘愛好者。他對火車時刻表的了解像我父親和哥哥對《維斯登板球年鑑》的了解一樣詳盡，但是對我們中大多數人來說，火車僅僅是我們度過一個快活的夜晚的方式。那時比利·克倫莫爾（現在的維克羅伯爵）在聖彼得大教堂的屋頂舉辦了一場大的宴會。當時在貝列爾學院的一家俱樂部名叫「顛覆」，其成員將自己的作息時間完全顛倒，晚上起來穿衣服、喝威士忌酒、抽雪茄菸、打牌，然後在十點鐘用餐，以開胃菜開始，以湯結束，以此來折磨自己。一兩年後，這股狂熱來到了倫敦，這不是因為「顛覆」俱樂部，而是因為在倫敦有合適聚會的場所，並且被倫敦報業所接納，稱我們是「聰慧的年輕人」，但他們卻損壞了我們的樂趣。在1923年11月「顛覆」俱樂部還是一個新成立的私有俱樂部，而我們也並非全都那麼年輕。支持我們的有康索爾博士，他在寬街經營著他自己的本科生福利服務，穿著粗花呢大衣，粗絲襯衫，打著霍爾兄弟公司生產的領帶，牛津大學戲劇協會的所有演出他都予以支持；還有一位講泰米爾語和泰盧固語的教授，雪梨·羅伯特，他年事已高，性格古怪，我們喜愛他不為別的，而是因為他在印度從事常規性服務之後，回到這裡，被我們的奢侈所吸引。 鐵路俱樂部是約翰的創意；同時也是哈羅德·阿克頓第一學期時眾多展示自己無可比擬的熱情的舞台之一。 哈羅德也一直都是我一生的朋友。在我的小說中有一些人物，像安布羅斯·希爾克，安東尼·布朗奇，人們總是不厭其煩地想要把這些人物和哈羅德聯繫起來，這使得我們都很煩惱。他們之間的確有一些相似。作家如果缺乏經驗和閱歷，就不會坐下來寫小說。而創作的原材料主要是來源於作家所見所做之事。但是剛才提到的兩個人物，我都不是為了塑造哈羅德而寫的。如果我會的話，那我現在就來描繪一下哈羅德這個人物。他的回憶錄就上演著這樣危險的技藝。他在裡面描述了自己是怎樣帶著任務來到牛津的。他已經在伊頓公學有了很好的聲譽，寫的一本詩集《水族館》被倫敦的一位書商所賞識，並且正在出版之中。他來牛津的目的就是要來煽動我們，同時自己也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功。 哈羅德和休伯特·達根一樣最初都是世界主義者，但是他並沒有為女性社會所苦惱。他的外表看上去有一點像東方人，身材瘦削，說話的調子輕快活潑，聲音洪亮，經常用一些源自那不勒斯、芝加哥和伊頓那裡的特殊詞彙。他打算推翻傳統審美家，以及那些生活簡樸、喜愛自然、愛唱民歌、喜愛遠足的乏味喬治亞詩人的繼承者們，而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晚期，這些人的殘餘仍到處都有。很奇怪的是，我和他註定會成為朋友的，因為我早期的品味也是這樣的。用英語詞來說，我們有著一樣的「愛好」；我們有著一種對多變、荒謬的生活的嚮往；一種對藝術家的崇敬，對假冒者的蔑視。他總是領導，而我並不總是他的跟隨者。他的目標比我遠大得多，我有點太封閉了。事實上在十九歲之前，我從沒有到過海峽對面的歐洲大陸，不懂得現代語言。哈羅德帶來了佛羅倫薩的鑑賞家之風，巴黎的創新者之風，貝倫松、格特魯德·斯泰因、馬尼亞斯科以及T·S·艾略特之風。上面提到的三位姓西特韋爾的人都是他欽佩愛慕的對象。當貝傑曼先生還是小學生，在教堂擦黃銅紀念牌的時候，哈羅德就已經開始收集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家具、用具、服飾等這類物品了。我當時偏愛洛瓦特·弗雷澤，也許現在人們已經將他遺忘了，他是一位插圖畫家、一位有著貝加斯塔夫兄弟行為方式的設計師；另外我還喜歡埃里克·吉爾。哈羅德帶領著我避開了弗朗西斯·克里斯，而是學習了巴洛克、洛可可藝術，還有艾略特的《荒原》。他當時還沒有像後來那樣博學，但是他對所有文學藝術的流行式樣都很敏感，具有豐富的鑑賞力，一絲不苟，有一點點的痴迷而且精力旺盛。他喜歡震驚我們，然後再用誇張的溫和進行安撫。他本人也經常受到震驚，對任何違反自己那精巧、獨特的行為規範的表現都格外吹毛求疵。他所鄙視的一個品質就是傳統牛津審美的無精打采。他是天主教徒，但是不勸誘別人皈依自己的信仰；他也不常參加學校里天主教圈子裡的集會。埃斯米·霍華德，一位新學院的朋友，也是我未來妻子的表兄，英年早逝，從沒進入過偽君子俱樂部。他有一次帶我去新人社團集會上聽切斯特頓講話，在那次會議上我第一次結識了哈羅德，雖然我們在許多方面都是對立的，但我們立刻就成為了好朋友，而且這份友誼十分長久。我肯定是被他顯赫的經歷所傾倒，但是我並不會因此就對他屈尊俯就。在赫特福德那些「下水」的成員里有一個帥氣的「夥計」，哈羅德對他懷有一種浪漫的依戀。正是因為這位美少年幾乎每天都來我房間，這使得哈羅德也來了，哪怕這裡的人和吃的都不對他的胃口。我們喝啤酒的時候他就抿一口水，熱情地緊盯著那位難以接近的年輕運動員。 哈羅德作為回報，也經常在他的住處舉辦午餐會，在他那裡我又迅速結交了一群新的朋友。這其中有不少是伊頓人，我在前面描述過他們那瘋狂的勁頭以及對偽君子俱樂部的破壞。 我新結交的這些人中，有一個是羅伯特·拜倫。大衛·塔伯特·賴斯教授在《通往奧克夏納之路》一書的序言中紀念他，而克里斯多福·賽克斯先生則在《忠誠四論》一書中更加充分地對他表示了肯定。前者認為他是拜占庭文化研究者，而後者則試圖為他勾畫出完整的畫像。但是克里斯多福比他小兩歲，在他自己被世人所熟知之前，從沒見過羅伯特。我比他要大上一年。在十八歲時，羅伯特並沒有冒險旅行的渴望，而是瘋狂地渴望得到知識。在這裡又一次提到他，是因為我們的路線總是有交叉。在這裡我想展示他的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時他的樣子。當時他跟我一樣與世隔絕。他旅行時經常叫出「打倒國外」這樣許多無知的話。這種無知是他的一種優勢，因為他總是不斷有新發現的激情，哪怕他發現的是一些熟知的事實和奇觀。我發現他做的最讓人捉摸不透的事是把我最喜歡的一本書，E·M·福斯特的《燈塔》，作為他的一項新發現，介紹給我。「你是怎麼知道這本書的？從哪裡找到的？是誰告訴你這本書的？」他在學校所學知識很少，後來他又給人感覺學校里的教授和指導老師都藏起來了，因為他們所講的知識他都學會了。他們教他什麼，不論是古典文學還是莎士比亞，他都覺得是在欺騙他。在之後的幾年裡，他對福勒的《現代英語用法》很尊重，但卻從沒學寫過優美正確的英文。他的天賦就是敘述，他敏銳地觀察到的場景、辛辣的軼事趣聞以及轉瞬即逝的怪誕言行。後來他的志向越來越大，但是在牛津這裡，他僅僅只是一個小丑，並且是一個非常稱職的小丑。 羅伯特個子不高，胖胖的，長得也很難看，面色發黃。在化裝舞會上他非常像維多利亞女王在她的周年紀念之時的樣子。他像其他人一樣，對自己不好的外貌經常自嘲。他喜歡招搖的粗花呢衣服，鹿皮打獵帽，角質架的夾鼻眼鏡，一口倫敦土腔。他一會兒拋媚眼兒，一會兒皺眉頭，時而尖叫時而嚎叫，有時真生氣有時又不是，讓人捉摸不透。不管去哪兒他都會製造一些騷亂，在街上學癲癇人走路，在汽車后座上衝著路人叫喊自己被綁架了。幾乎每天他都和優雅而充滿城市氣息的哈羅德形成強烈的對比。哈羅德很有錢，並且與上層國際社會很熟悉；羅伯特十分窮，決心不進入時尚領域；並且他成功了。哈羅德的一生都是在文藝作品中度過的；而這些作品對羅伯特來說十分陌生，每次看到，都會迸發出崇拜或者是叱責；要麼是如果大家都關心的話，「為什麼沒有人了解呢？」要麼是許多公認的傑作，其實就是「垃圾、渣滓、污泥」。哈羅德有時候喝酒會頭暈。羅伯特喜歡斗酒，也喜歡酗酒，晚上喝完酒就呼呼大睡。人們喜歡他的一切，並最終達到欣賞的程度。我也很喜歡他，直到我三十七八歲，脾氣變得暴躁，他極端的觀點已經讓我難以忍受，不過我依然十分喜歡他的陪伴。 比利·克倫莫爾是羅伯特一個親密的朋友，他的奢侈因他講話時經常使用一些古語而顯得文雅，又注入了基督教的虔誠，這在我們之中是很獨特的，並且從他那時髦而古怪的風格中是看不出來的。比利經常不計後果地爬上屋頂，而且在爭吵中非常機敏。 還有一位是大衛·塔伯特·賴斯，他似乎總是過著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但其實私下非常勤奮好學，因此他現在獲得了很多學術榮譽。他是唯一一位向女大學生求愛的人（那個過著隱居生活的愛德華·朗福德除外），那位聰明的俄國女孩後來成了他的妻子。 在那些人當中，格雷厄姆·格林先生成為了最傑出的作家。他在貝列爾學院的生活非常私密，因此在那幾年裡我對他了解甚少。我們都不曾彼此去過對方的房間。在後來的幾年裡，他成為了我、哈羅德和約翰·蘇特羅的朋友，但是在牛津的時候他總是自己一個人，生活簡樸，對我們一直保持冷漠態度。 我和格雷厄姆都不記得我們當時是怎麼認識的了。大概是通過我表兄克勞德·科伯恩的介紹，因為科伯恩當時正和格雷厄姆在同一所學校，後來科伯恩極不妥當地在我二年級的時候來了吉卜爾。我在比奇克羅夫特和雅各布斯一家待在一起的時候從沒見過他，我盡職盡責地去拜訪，心裡壓根沒有抱能找到令人愉快的人的期望，因為我發現母親家裡的人都很無趣。我遇見了一位高個子戴眼鏡的年輕人，有著布達佩斯的氣息，而非伯克姆斯特德的。他父親近兩年在這裡從事外交事務，克勞德已經完全迷上了中歐事務。他還沒有加入共產黨，似乎已經開始研讀威廉·格哈迪的小說，並且也向我介紹這些。我把他介紹到了偽君子俱樂部，他在自傳中對這裡的描述是「嘈雜、充滿酒氣，像河邊的老鼠窩一樣」。他和這裡的「老鼠們」一樣喜歡喧鬧、酗酒，很快他和哈米什、克里斯多弗·霍利斯以及所有「下水」的成員們都成了朋友。 一定不能少了安東尼·鮑威爾先生。這並不因為當時我們關係有多麼親密，而是因為他之後的成就。在讀他一系列優秀的小說作品的時候，我時常會想，人生的雜亂無章、循環往復是言語所不足以表述的，這些構成了他作品的主題。這個觀點我也曾自不量力地在評論中提到過。他的主人公從少年到成年，總是在一些似乎不可能的事情中和一些固定的人物不斷交叉。我在評論中對這些過多的巧合的真實性產生質疑之後，我開始反思自己和他的相識，理解了他是真正的社會現實主義。在牛津我們關係融洽，但談不上是朋友。我們很少約對方出來見面，並且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一直都沒見過面。這就是我們之間的關係。三年之後，我嘗試著在南安普敦路L.C.C.學校學習細木工工藝。在同一個繪畫課上我見到了安東尼，他正在學習印刷術。之後不久，我非常缺錢，希望能出本書來維持生計，正是托尼把我介紹給了我的第一個出版商。他結婚的時候，我的妻子正和他妻子的妹妹合租一套公寓。在戰爭後期，他和我表哥一樣，在陸軍部的同一部門工作，而且他還和我表哥一起在攝政公園合租一幢住房。在鄉下定居時，他在離梅爾斯一兩英里遠的地方選了一處房子，我也經常去那裡找他。我想，不論是在美國那樣鬆散的社會裡，還是在法國那樣緊湊的社會裡，這麼偶然的聯繫是絕不會有的。安東尼的一項主要成就就是能將我們間相互的影響用英語記錄下來。我想補充一下，在安東尼的作品中，任何一個人物我都無法在我們所共同熟知的人當中找到對應的一個。我記得他在同學中是比較傳統、守紀律的，是宗譜和軍裝的業餘愛好者。 羅伯特開始喜歡上寫作我一點都不驚奇；安東尼、哈羅德、克里斯多福·霍利斯、彼得·昆內爾和道格拉斯·伍德魯夫都在那個方向上進行。阿爾弗萊德·達根先生是我這一代人中的黑馬。三四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沒有什麼事能比阿爾弗萊德今日能夠成為一位勤奮而又多產的歷史小說作家這個事實更讓我吃驚了。我提到過他的弟弟休伯特，攝政時期的一位花花公子。阿爾弗萊德是一個復辟時期精力旺盛的浪子。他非常有錢，而且對財產的處置要比我的同代人大方得多。他還是大學名譽校長柯曾勳爵的繼子。這一關係使得學校當局很頭疼，要不是因為這層關係，他們早就把他給開除了。我們經常喝醉，尤其是阿爾弗萊德。他帶著一串獵狗出現；他在麥克弗森車行記賬，雇了司機，晝夜聽他差遣。不論是在早上的晚些時候騎馬，或者是一大早在梅瑞克太太在傑拉德街上的夜總會「43」出現，阿爾弗萊德穿得都很整潔；他從不凶暴，總是穿著得體，很有禮貌，但又因酒精而有些眩暈。貝列爾學院裡面貪婪的人通過玩牌從阿爾弗萊德那裡得到了一大筆錢。他每次都付錢。牌社散場之後，阿爾弗萊德爬出窗戶，來到等候他的小汽車前，乘車前往倫敦。在傑拉德街上阿爾弗萊德愉快地簽著各種擺在他面前的支票，並以此為榮。 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公開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生於一個天主教家庭的他，在伊頓正式向接收他加入英國國教的約克郡大主教提出改變了他的宗教信仰。不久以後他又轉信了無神論。柯曾勳爵看出了他的品質。他的記憶力好得驚人，在那些有陰影的歲月里，當他還在繼續狂飲，坐在哈克伍德的圖書館裡茫然地翻著歷史書的時候，他的大腦就像電子設備一樣在以一種無法解釋的方式將這些信息都儲存了進去。 在他敘述的時候他會再想起這些。我記得那時在大學裡，他的午餐會、晚餐會所安排的地點都是那麼鬼氣森森的，因為這都是在他喝醉的時候選擇的，並且酒醒後已經不記得了。 西里爾·康諾利還未將他的大學生活寫書出版。當他去寫這段時光的時候，我認為他將要表達一些不滿。由於他寫了《希望的敵人》，他在學校開創了一種神秘的文化，而這種文化伊頓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像許多發起人一樣，他深受寵愛，這也使得他喜愛上了大學教師的社交圈，從那裡他受到了他所期待的關注。導師們不僅看重一個學生的成果，更看重學生是不是有前途，而西里爾從不嚴肅地對待工作。他發現「衣冠禽獸」厄克特十分友好，但對他沒有任何智力上的啟發，也不奉承他。莫里斯·博拉爵士是新當選的伍德罕學院的研究員，西里爾主要就從他這裡汲取知識。當時我和西里爾認識，但是稱不上是密友。他過去、現在一直都是比較有克制的，而我在前面也說了，我把喝酒看作是友誼的誓言。而西里爾對我各式各樣的朋友也並不苛求。 雖然他沒有告訴我們，但我知道他正忍受著貧窮之苦。以前在學校里，零用錢的區別是微不足道的。上了大學他發現自己同從珀普一起來的老朋友的開支完全不等。這從沒讓一個在完全相同地位的人擔心，像克里斯多福·霍利斯，但西里爾被英國-愛爾蘭那種喜好修飾與時髦的幽靈所困擾，幾年後他終於把自己視為和蒙帕那斯區以及巴塞羅那為一體時，這股邪氣才被驅走。貝列爾學院讓他情緒上感到不適；這裡不是一座奢侈的學院；緊鄰著吉卜爾，這裡是最不奢華的地方了。建築讓人看上去感覺淒涼憂鬱。以一年七百五十鎊的津貼，西里爾在派克沃特也許會更開心一些。在貝列爾學院就差一些了，我覺得他感覺像是一個陌生人一樣。當他自己記述這些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完全錯了。我前面說過，我對他並不十分了解。他和莫里斯·博拉都是我在成為小有影響的小說家之後才結交的朋友。 要描述一下我那一代人，有三個人的名字我必須列出來，雖然我不喜歡他們，但在我天真無邪的時候為自己能認識他們而感到十分自豪。 巴茲爾·默里是一個窮凶極惡的年輕人，父母都是清教徒，性格怪異。父親吉爾伯特·默里是希臘語教授，母親瑪麗·霍華德夫人是家族裡面卡萊爾這一分支的。我在這裡特意用了「窮凶極惡」這個詞，因為有時候他像惡魔一樣愛搞惡作劇。南希·米特福德早期的幾部已經絕版的小說中，其中有一部裡面的一個人物就是以他為原型刻畫的。他有著過人的聰明才智。對於聚在一起的文學精英們，像安東尼·阿斯奎斯，艾迪·薩克維爾·韋斯特，傑克·麥克杜格爾，肯尼斯·克拉克，大衛·塞西爾，巴茲爾·默里太浮華，冒險精神太強了。他對這些人自以為是的優越感特別反感，並且模仿著劍橋的模式，組織了一群「使徒」；他自己選了十二個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像原先的十二使徒一樣真誠，而是因為他們的智商。克里斯多福·霍利斯是成員之一；而我不是。這十二個人中沒有一個人把這件事當回事，因此他們很快就解散了。 彼得·羅德先生有著蘭波年輕時的陰沉、傲慢的神色。作為一名大使的兒子，他是個絕對的世界主義者，但是他對傳統的上層社會沒有任何興趣，也沒有什麼文藝興趣。他是一個實幹家，心裏面一直惦記著公海和沙漠。有些讀者已經注意到了，我的幾部小說中「巴茲爾·希爾」這個角色就是巴茲爾和彼得的結合。 第三個人非常不同，並且我小說中的人物常常被錯誤地認為是哈羅德·阿克頓，但其實那些人物性格都是從這第三個人身上提取的。他叫做布萊恩·霍華德，這名字是他任性的父親給起的，據說出生時叫加薩韋。在我們都去世之前，一定會有人（不是我）給布萊恩寫回憶錄的。他那裡充滿了奇聞逸事。這些都已出現在西里爾·康諾利的《從奧斯卡到史達林》中，這是一篇寫於1937年特別睿智的諷刺文章，發表在《恩格斯未敢涉足處》中，文章記敘了一個被排斥者眼中的西里爾的大學生生活。布萊恩來牛津上學的時候，下定決心要避開文藝，發展體育。他從未加入過布靈頓俱樂部，但是他在攻擊破壞格蘭德酒館的柵欄時確是英勇無比。不僅僅如此，在那個十分勢利的時代，他設法讓自己成為不僅僅是在那些隨和的貴族中一個娛樂大家的人、一個鼓舞大家的人，而幾乎是一位權威，他通過自己塑造的一些傳奇性人物，希望能使那些貴族改過自新就像年輕時期的迪斯累里那鼓舞人心的「年輕的英格蘭」。「相信上帝」是他的座右銘，在生日這天他把這句話寫在橫幅上，掛在了自己的屋子裡。如今他的許多夥伴都說自己年輕時絕大多數的快樂都是從布萊恩那裡獲得的。但有時他也會讓朋友們難堪，比如像有時候三一學院的一些夥計們破壞了一個他參加的聚會，把客人往門外趕，他會威脅道：「我們回去讓我們父親提高你們的房租，把你們都趕出去。」在這種場合，我覺得他一定認為加薩韋是保守黨的財主了。他是個無可救藥的同性戀，經常受到一系列幻覺的影響，在他最終富裕了之後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之後我還會再提到他。在十九歲時，他十分有闖勁兒，也有幾分傲慢，有著謾罵的天賦，也有著機敏應答的才能，這些要比羅伯特強多了。一種高雅的殘暴，是我們那一浪漫時代所特有的。瘋狂，邪惡，非常危險。 這三個人所共有的品質是傲慢，一種要獨立地面對世界的決心。到中年後他們的假威風已不復當年了，但他們從沒有失去過自信。 五 十年後的一天，我在馬德爾斯菲爾德，這所房子已被以往的房主用銘文隨意地裝飾過。麥米·利根和我站在庭院裡的噴泉旁，庭院上面寫著：「若是你一天不開心，那麼美好的一天也就被浪費了。」她看後說，「我們從未浪費過一天美好的日子，是不是？」 否認大學生活一直充滿著快樂的說法或許並不正確。那裡會有爭吵，不安，還會有青春期時有的短暫的絕望（在我的日記中，我曾經寫過，要求父親把我轉到一所藝術學校）。那裡還會有惱人的債務。 讀者說不定已經在想，我怎麼能夠過得起我前些頁中所描述的生活呢。事實上，我負擔不起那樣的生活。我的獎學金一年也不過只有一百磅。從父親那兒拿來的零花錢名義上也只有二百磅，還包括生日時所得到的五十磅，聖誕節時得到的禮物和不時之需時所得的。這是我的大學期間的平均開支，但是我很大程度上超支了。我唯一有節制的時候是在假期期間。我從不出國，只和哈米什在我家或在他家玩。上學期間，我闊氣地花錢而且總是資金短缺。老銀行並不像以前那樣寬容地對我了；一部分英鎊的透支就導致了餘下資金也很可能到不了賬的危機。牛津商人更慷慨了，不會讓你為衣裳、書、煙或是酒付現錢。跟學校里的「戰鬥」也從未停止過。到了學期末，房費、煤費、學費、預訂費和其他一些費用一起向你湧來。這些賬單，再加上大學裡吃飯和喝酒用的錢，要迅速地支付。它們一般用去我零用錢中的一大部分。即便是商店在一年以後也變得局促不安，要求我必須用傳統的方式提前預購才行。當我喜歡常去喬治（一家拙劣的餐館，在當時卻非常流行）時，我對零花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當時我靠幫助《伊希斯》，為查普曼和霍爾出版公司設計書面封皮和為熟人設計藏書票來賺取卑微的利益。我母親她自己有少許金錢，我也花。我哥哥有能力偶爾借給我五英鎊，但是我欠下了更大的貸款。我並沒有因此去找我那些富有一些的朋友。阿爾弗萊德·達根原本能夠在任何時候簽任何面值的支票，但是他卻溫和地禁止了我懇求他。我轉向了我更可憐一些的老友。當特倫斯二十一歲的時候，他開始掌控他自己的遺產，我向他借了一百英鎊。他給了我一張一百鎊的鈔票（那是我曾經過手的唯一一張一百鎊面值的鈔票）。我欣喜地拿著它，從他的銀行跑到我的銀行。他那位共產主義的表兄弟試圖從我手上搶去一半，但是我逃避了他。直到多年後我有能力在資本投資方面做得很好時，我每年付給特倫斯五鎊。我與另一個赫特福德人簽了一個類似的協約。但是這些借款並不足以償清我的賬目（在當時的那個情況下）。我只剩大約二百鎊，並且在以後三年里我繼續在牛津賒賬，在倫敦也繼續賒了不少賬目，四年里我還是沒能夠完全地獨立，不欠債。窘迫並不能成為我當時經濟狀況的代名詞，因為我既不經常也不非常為我當時的境遇煩心，而認為它是沮喪，煩惱和失望的一個偶爾的來源。 我牛津生活中唯一一個嚴重的遺憾是我最後一學期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了書本上。如果我當時知道我會得到三等，我將會為四等做好準備。我曾經有過短暫的自信和希望，也曾每天夜裡花上許多或是一些時間用來試圖掌握被忽略的課本。但是克里斯多福·霍利斯，布拉肯伯里的一名學者，跟我一樣努力過，得到的也是同一個結果。我想在我那時，許多年以後我仍這麼認為，布拉肯伯里的多數學者都得的是三等。F·E·史密斯的魔力在我們這裡失效。 若不是對於學位的痴心妄想，最後一個夏天我該能擁有多少樂趣啊！當我期盼正在到來的第九個學期時，純粹出於興趣，卻被迫用來獲取學位證。休·利根和我一起參與了開掘與網球場相鄰的默頓街道的活動。我認為一學期相對的隱居將會被豐富地補償。事實上，我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 在我離開考試院的時候，我意識到這些問題已經很不簡單了。不過即便是那時我也並沒有絕望。克勞威爾和我的另一位導師為歷史學位的應考者舉辦了一個聚會，我到的時候已經有點醉醺醺的了，之後，我試圖通過高唱一首黑人靈歌遠離他們的同情。 在我畢業的前一天晚上，我參加了貝列爾學院的一個大型晚會。凌晨一點時，我被派屈克·巴爾弗用繩子放下，然後經過萬靈學院的花園，爬回了赫特福德。 我是7月份底的最後一批畢業的。哈米什和我住在貝克利的阿賓頓阿慕斯賓館。我穿著深色的西服，打著白色的領結走進牛津。我取了我的長袍，接受牛津的學位考試。我的問題純粹敷衍塞責。次日，名單被貼出來了，哈米什和我出發前往愛爾蘭。我收到克勞威爾的告別信件是在沃特福德郡的卡波昆旁邊的一所房子。 我只能說，（他寫到），你所獲得的第三等成績除了丟臉給不了你什麼了：因為這個成績實在太糟糕了。不過沒有給自己貼上一個對自己智力名不副實的標籤至少證明你還是明智的。我希望你能找到一個比在歷史學位更有利於發揮你的才幹的其他領域。 我的父親決定不再在三等的B和A上浪費時間，也不值得為此再多上一個學期。他曾經在學校里失敗的經歷讓他少了對我的責備，在即將來臨的秋季把我送到了藝術學校。 * * * (1)英國詩人、小說家、選集編者。 (2)英國作家馬克斯·比爾勃姆描寫牛津生活的著名小說。 (3)指荷蘭、比利時、盧森堡三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