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 · 第九章 英雄氣短
從離開牛津的那一天起，我又重拾了寫日記的習慣，並且在之後的兩年裡面一直斷斷續續地寫。這一時期的日記中表現出來的形象要比之前的更加熱心，也更加討人喜愛。那種自命不凡不見了，與之一同消失的還有大多數的惡意。可是無論如何這些東西讀起來都讓人覺得有些淒涼，因為與在藍星的成功故事相比，這一段所記錄的是連續不斷的失敗。
1924年和1926年從秋天到初冬，我在家待的時間比起1917年以來的這一時期要長。在這期間父親度過了他六十歲的生日。查普曼與霍爾出版公司的境況逐漸下滑，僅有的少量利潤也是從我父親所不感興趣的科技類圖書那裡獲得的，父親手下的那些作家並不贏利。一個揮金如土的人的時常出現打亂了家裡的平靜，父親也失去了能夠尋求庇護的地方。那一年10月是我的成年禮，因為這些事也沒有慶祝。
第一年的秋天特倫斯製作出了一部電影，其中大多數鏡頭都是在我們家的花園裡取的景。故事是虛構的，講述的是「衣冠禽獸」厄克特讓國王皈依了羅馬天主教的嘗試。我，埃姆雷和約翰·蘇特羅是其中的主演。女主角埃爾莎·蘭徹斯特，也就是查爾斯·勞頓太太，是一個跟我同歲，紅頭髮的柔弱女孩。當時她並不是專業演員，但曾經和哈羅德·斯科特一起在夏洛蒂街上出演過成本很低但頗受歡迎的歌舞表演《和諧之洞》。父親十分欣賞我們冒險之中的趣事，就像他年輕時喜歡私立戲院一樣。他很喜歡手裡拿著演員表，邊看電影，邊特別滿意地指著自己的東西說：「那個椅子是我的」……「小心別把那酒瓶給打碎了。」但是隨著秋葉的飄落，冬天來到，他的哮喘和支氣管炎突然發作起來，家裡的氣氛也隨之變得憂鬱。後天他弄來了一台收音機，但是與現代的家庭慣例不同的是，他總想聽廣播，而我總想把它關掉。
我選擇的藝術學校是希德雷斯藝術學校，當時位於紐曼街，做廣告稱自己為「倫敦的巴黎畫室」。它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前的學生大都很有意思，大多數人都成為了文學人士而不是畫家。泰特美術館所展示的塞繆爾·巴特勒所畫的受人讚嘆的圖畫，最初是希德雷斯先生所勾勒的，這地方本身就美麗如畫，擺放了各種各樣的古代盔甲、服裝，擺放的畫像我從未見過。這裡所吸引我的是學生在這裡可以立即就開始學習，而不像其他更專業的機構里所要求的一些基礎性的訓練，比如製作古董的石膏模型。
大部分的學生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女孩子，她們像我一樣在家裡被認為是「藝術的」。僅有的幾名男生對廣告製圖術有著較大的雄心。沒有人會把追求純藝術特別當真。同學之間的友誼就很少，更不用說我所期待的狂歡打鬧了。學費倒是微不足道。學校的經營者留著白鬍子，鼻子非常紅，每當他拿著炭筆要去演示的時候，手總是不住地顫抖，最後炭筆掉到了地上摔碎了。畫室僅僅是讓我們用來畫畫的，模特站在台子上，擺的姿勢相當傳統，我們則坐在「木驢」上，以台子為中心圍成一圈。每周上午的造型都是一樣的。下午我們畫一些速寫，每個造型只有十分鐘的時間。每周都有一天下午上「作品課」。這節課我們有一個固定的題目，通常是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比如「衝突」。然後我們發揮想像作畫，並且會從「韻律」、「明暗對比」等方面對我們的作品做出評價。課堂上不教授透視畫法。
我非常認真地學習了三四周，每天一大早就沿著去希思山的那條熟悉的小路去漢普斯特德地鐵站，晚上直到天黑才回來。為了讓這一路走得更有意思，我去的時候在牆上、柱子上放一些硬幣，再在返回的時候把剩下來的硬幣再收回來。托尼·布謝爾就在附近的皇家戲劇藝術學院學習，我們像在赫特福德一樣，經常午飯時一起到托特納姆法院路吃奶酪喝啤酒。
在畫室的這些練習使得我的眼光更加敏銳，手法更加靈活，但我還是受不了畫畫了。我喜歡畫線條和陰影，但我很不喜歡畫一些實物，沒有探究解剖學結構的熱情，沒有向大家相互間講述平面的凹陷的熱情，而這些卻足以能使我們在模特兒前面的幾個小時更加興奮。每周前三天的上午我就完成了木炭畫的學習，剩下的兩個上午我也從不虛度時光，在紙的邊緣畫出各種各樣的手和腳（不幸的是，肢體畫得十分畸形，根本不像《氈帽》小說中插圖那麼漂亮）。我給自己安排的苦行僧式的生活令人感覺十分厭煩。
哈米什已經漫遊到了非洲。我開始在晚上頻繁光顧皇家咖啡館。我哥哥亞歷克把我帶入波希米亞的世界，在那裡我結交了許多密友。沒有哪個傳統的主人手中的名單上有我的名字。沒有誰的名片能讓我想起龐特街上繁榮的世界。我參加的大部分宴會都是臨時或者口頭通知的。瑪麗·巴特是一個親切撩人的先鋒派女士。她從事短篇小說創作，當時和阿利斯特·克羅雷黑魔術圈子裡的一個人交往。她曾經在蒙帕納斯的圈內人士中結過婚。現在她在白賽姿公園裡有一處大房子，那裡為一些未婚人士提供住宿。那裡經常有聚會。我記得托尼·布謝爾坐在樓梯上吃她的面霜，花園裡全都是一對對的情侶。
在攝政公園也有一位印度夫人，她是一位印度王侯的女兒，由於過於自由而失去了社會地位，但依舊與少數王室成員保持著微弱的聯繫。女人有時候在她家會採取拳毆的方法。
格溫·奧特住在泰德沃斯廣場。她是一位永遠都熱情好客的未婚中年婦女，外表看起來像北美印第安人，生活並不寬裕。她的客廳裡面牆是黑色的，屋頂是金色的，堆放著一些帶穗的坐墊，和早期俄羅斯芭蕾的風格一樣。她忍受不了獨居的生活，因此屋裡面總是滿滿的人，從普通的食客到舞台和藝術界的名人都來她這裡。她從不去追尋社會名流。她所舉辦的沙龍最大的好處在於，所有人都可以約一些沒有約的人出去。
和這些人一起度過的夜晚，以及各種在不同地點的自帶酒聚會，使我感覺自己不適合工作，就好像我的導師不適合教學一樣。但是我還是會去參加這樣的聚會，有時候因為沒錢打車，經常會在沙發上睡上一晚，或者是一大早從切爾西或肯辛頓徒步回家。牛津同學的聚會對我的誘惑力很大，可是正是這一次使得我在希德雷斯藝術學校徹底地對自己絕望了。
我準確地記得自己衰落的那一天。11月10日，我到位於沃里克郡的倫諾克斯夫人家過周末。周日的時候約翰·蘇特羅從牛津過來，邀請我第二天和他一起到他博蒙特街上的住所吃午飯。那天晚上我在日記中寫道：「我有一半以上的願意去的可能。」並且我也是這樣做的。
11月12日星期一我去了牛津，並且與自己之前的打算相反，我在那裡過了夜。約翰的聚會上有哈羅德·阿克頓、馬克·奧格爾維·格蘭特、休·利根、羅伯特·拜倫、阿爾登·希利亞德以及查理·裴瑞斯。我的到來一直被保密（並且他們十分熱情地跟我打招呼，結果證明是我的毀滅。）午飯有龍蝦、鷓鴣和李子布丁，之後是雪利酒、法國波爾多紅葡萄酒還有一種奇怪的類似朗姆酒一樣的酒（這東西我覺得應該是約翰在溫布利展覽上發現的）。我離開了休和約翰，去了M.O-G的茶會，然後到了新改良協會，在那裡見到了特倫斯和埃姆雷正在喝啤酒。我也和他們一起喝酒，後來又和羅伯特·拜倫一起在默頓大廳吃晚飯。我見到了比利，晚飯後去了一個名叫雷諾茲的獵人的房間喝啤酒。然後我接到了牛津大學戲劇協會的消息，以及休和約翰的消息，要我立刻去班伯里。我去了車站，但是卻沒能說服他們放棄這次旅程，於是就去了馬頭旅館那裡去見埃姆雷了。克勞德·科伯恩和一個瘋狂的年輕婦人一同出現，跟他們一起的還有一個滿眼醉意的男子。我們被趕出去之後，去了原先偽君子俱樂部的房間，邊喝威士忌酒邊看特倫斯的電影。在這之後我就記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了。我不知從哪兒弄了把刀，進到了貝列爾學院裡面，在模仿了托尼·鮑威爾之後從一個窗戶溜了出來。回到博蒙特街的時候，我發現約翰的房間著火了。第二天早上我又和休一起喝啤酒，和阿超喝波特葡萄酒，和格萊斯·艾斯漢姆喝杜松子酒，又和休、德斯蒙德·哈姆斯沃思一起吃午飯。最後比利和哈羅德十分疲倦地去車站為我送行。
我上一次見這些朋友都是五個月以前了。他們對我的熱情讓我重新點燃了自己對牛津所有的愛。我之後的出現並不新奇。我發現自己並不是一個意外而又受尊敬的客人，而是給那些無法立即切斷自己和大學之間聯繫的人帶來了一些歡樂。我依然穿著像大學生一樣的衣服。那學期最新的流行是高領毛衣，寬褲子，我也是這樣穿的。每周末我都回去，認識了一位剛到馬格達倫的新朋友，他又瘦又黑，名叫亨利·約克。他後來以筆名亨利·格林發表的一系列小說令很多人為之驚嘆。
現在輪到我來舉辦午餐會和晚餐會了，我成了邀請人，而不再是被邀請者了，這些開支也都增加到了我的賬上。而且每周一開始他們就在我的人體寫生課上給了我許多苦差事。終於在聖誕節假期的時候我停止了在希德雷斯藝術學校的活動。
我和哈米什經常想著成立一家私營印刷廠，出版一些我寫的或者創作插圖的書籍。當時國內有許多類似的廠，出版的書籍有比較精緻的也有很粗糙、十分炫耀的。一次在一個展覽上研究一些樣品，我被一個蘇塞克斯郡的人獨自出的一些小開本書所吸引。這個孤獨的工匠不僅自己排版、設計出黑白色前拉斐爾派風格的插圖，而且以精美的彩色用印版翻印手稿，原本暗淡的色彩變得又濃又深，更像是油漆而不是墨水。印刷的東西里包含有普通喬治王朝時代的自然詩歌，和一些精美散文。現在看到這些令我覺得噁心，但是在當時放蕩之後，這些純潔的書勾起了我在利奇普爾的一個個下午的回憶，想起了克里斯先生的戒律，在哈羅德·阿克頓的強大影響下，我已經驅走了那些戒律的影響。我給這位印刷商寫信，推薦自己去做他的學徒。他立即就答應了我。我父親對這些他有興趣的項目予以支持，他付給了那人二十五英鎊。但是我第一次去拜訪他，看到的東西並不令我感到振奮。我本想著這裡和德齊林的聖多明尼克出版社一樣，十分簡樸、與世隔絕，但是這個印刷廠卻是博格諾附近一座非常現代的別墅。這家的小兒子和我一起在這鄉間小巷裡尋找住處，他告訴我說他立志要成為一名時裝設計師。而我曾經一度非常著迷的翻印的印版，其實全都是依靠照片；文字和圖片被送到一家商店，在那裡把這些刻到鋅板上，刷上墨水就印出來了。這並不是我所追求的手工藝人。
我還未處理完學徒的事情，就回到了北角路，在這裡所要面對的是一摞季節性的賬單，以及我新年即將到期的支票。在這樣的困境之中，我只有請父親來解決；他為我付清這些債務，我不再向家裡要零用錢，從今以後自食其力。
當時對我來說只有一個職業適合我。不論學歷多麼不完整，不論生活習慣多麼放蕩，不論能不能有值得尊重的保證人，只要能夠說話發音標準，接受過傳統學校和大學的教育，私立學校的大門都為這些人敞開。我來到一家學校代理點，收到了二三十個職位空缺：「立即回復，附照片，獎狀證書複印件，並且告訴他們是從我們這裡得到的職位空缺信息。」
我做老師的想法聽起來十分荒謬，但是我想起了一些在希思山工作過後來又離開的人，他們也都是從填寫申請表開始的工作。我沒有什麼證書和獎狀。希臘語忘得差不多了；法語和數學也丟了，也不能做板球教練。英國歷史在公學的入學考試和獎學金評比中並不是首要的。但是學校代理點的人說，校長們是找不到那種符合他們所有要求的老師的，現在社會這麼浮躁，我教什麼都會有人接受的。一周後我收到一封電報，通知我去馬里列本的一家賓館和凡鶴利先生面談。他是一所位於弗林特郡海岸的非常遠的學校的所有者，個子比較高，已快步出中年。他問我的唯一問題是我有沒有晚禮服。因為愛爾蘭學生的家長來學校看孩子的時候，他們需要穿這樣的衣服。這一點確認之後，他決定錄用我，每學期工資五十英鎊。他說由於學校太遠了，因此在學校期間是花不著錢的。我抽菸嗎？太遺憾了，因為菸草是學校唯一不提供的。這會耗費我的積蓄，否則直到復活節我的積蓄都是完整未動的，足夠我度過一個舒服的假期。我寫信告訴蘇塞克斯郡的印刷商，告訴他們我不準備到他那裡工作。他堅持說我父親肯定會失去預付的那一部分錢的，因為那筆錢已經花掉了。
我剛接受這份工作，哈米什沒通知就來到了我家。他在東非染上了瘧疾，手頭缺錢，淪落成了第三階級，什麼東西都沒有吃橫穿了歐洲。他沒刮鬍子，沒有洗澡，沒有行李，穿著一件法國大衣，裡面的帆布衣服又髒又濕。我們身材差不多；他從我衣櫃裡拿了衣服穿上，我們一起在倫敦狂歡了好幾天。
他依舊有開印刷廠的意願，對我暫時的放棄文藝也表示接受。他打算在家住上一段時間，到家門口埃文河上斯特拉福鎮為莎士比亞出版社的紐迪吉特先生做學徒。他的返回使得我去弗林特郡更像是痛苦的流放，而且還有一些其他更嚴重的影響使得我對這一決定感到後悔。秋天的時候我墜入了愛河，而且很像E·M·福斯特先生在《霍華德莊園》中所描寫的那樣，我愛上的是整個一家人，我的情感尤其專注於他們家中的一員，他們十八歲的女兒。我求愛既沒有經驗也沒有明確的目的。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就成了密友的關係，雖然十分偏愛，但我不主動，她也很保守。
她的名字是奧利維亞·普朗凱特·格林。她的弟弟大衛有六英尺七英寸高，是一個無精打采的花花公子，對所有時尚的東西都十分喜愛。大衛在我在牛津最後一年的時候來到了這裡。我們時不時地會見面，但是並不在一起住。她的哥哥理察在皇家音樂學院學習。我在最後一個學期才逐漸對他有所了解，那時他接收了偽君子俱樂部在聖奧爾代茨路上的房契。他的外表看起來像海盜，有時候戴耳環。他人很好，有一艘船，是一個菸鬼，經常吸味道很重的菸葉；和他的弟妹一樣，他也有一種憂鬱的氣質，但同時也有著狂熱的激情。他到收藏家那裡去買菸斗、買領帶。在後來的幾年裡，我目睹了他逐漸成為品酒的行家、摩托賽車手、最新爵士樂的倡導者，以及偵探小說作家。對每一項新的興趣他都像青少年一樣痴迷、上癮。他對自己的這種狂熱並不感到厭倦，相反，他卻能用這些使我們大家娛樂。
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心情十分沮喪；愛情讓他感到不開心，並不是因為沒有能力讓他所心愛的聰明而有魅力的女孩和他訂婚，而是因為他對婚姻前景的擔憂，因為他當時沒有錢也沒有工作，並且女方的父母也反對他們的婚事，不過最後他們還是結婚了。
我發現在剛結識的時候很難描述奧利維亞。哈羅德·阿克頓在他的《唯美主義者回憶錄》中僅僅提到「噘起的小嘴和含情脈脈的眼睛」；這些描寫太不充分了。她剛步入中年就去世了，去世時單身。生命的最後二十年是在遙遠農村的農舍里同她母親一同度過的。十八歲的時候，她有著大衛的優雅和理察的專注；她的興趣面更窄，但專注得更深。一本書，一場戲，一部電影，一場芭蕾，一位新結識但總是對她有害的朋友，突然發現的一處被人所熟知且廣泛接受的社會的不公，這些事情都能夠讓奧利維亞全身心投入一段時間；這種狂熱被一種特殊的嚴格所減弱，這些雖然不能阻止她說或做一些無禮的事，但卻能保持她完美無缺的精緻；而且由於害羞，除了那些被她所吸引而且強行獲取她信任的人之外，她不願意結識任何朋友。她時而嘮叨，時而恐嚇，受著一種病態的自我意識的困擾。她不懂得欣賞最普通的藝術，不會取悅別人，更不會炫耀自己；有一點瘋狂；追求真理和神聖。
他們家的父母兩地分居。有時我在薩維爾俱樂部見到過他們的父親。他是個非常帥的愛爾蘭人，是一位歌手、音樂教授，他的母親格林太太是兒童作家，我小時候很喜歡讀她的作品《坐墊和角落》。他們的母親格溫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剛步入中年，依然保持著青春的優雅。她是休伯特·帕里爵士的女兒，在充滿音樂與藝術的維多利亞晚期社會中成長；結婚之前她一直專注於小提琴。更為重要的是，她是神學家馮·胡格爾男爵最喜歡的一個侄女。她還不是天主教徒，雖然她叔叔年輕時是一位現代主義者，並且差點因此獲罪，但她叔叔並不強迫她加入天主教。相反，她叔叔給她寫精神信件，後來在1928年她將這些信件整理出版。我剛和格溫成為朋友，男爵就去世了。他的名字經常被提到，但我當時並不感覺她失去了很多，也沒有感覺到她叔叔在她身上種下的神秘種子。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她是「虔誠的」；這一點是當時她家裡的任何一個人所不具有的。當時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幽默和同情心。她的孩子們都對她十分關心，她輪流和孩子們一同居住，生活十分寧靜。他們間不像我和我父母一樣有代溝，更不必說哈米什或者約翰·蘇特羅和他們的父母了。我說「寧靜」的意思是，她除了分享孩子們的生活之外，還承受著他們各種的複雜的難題和不幸；她所承受的甚至比孩子們還要重。我現在發現，她的那種寧靜是來自她獨自的祈禱。這種很稀有的品質我之後只見過一兩個人有。在我二十一歲的時候，我只能以我的同代人所負擔得起的同樣的平淡無奇的興致來接受她。
格溫對年輕人的愛是有意識尋求和達到的。在我認識她幾年後，她在描寫自己父親和叔叔的書《兩名目擊者》中寫道：「我們謙遜地看著老人，想著如何避開他們失敗的地方……我們渴望避開對人評頭品足的想法……青春和年齡是分開的，我們永遠不會回到從前；但是我們想能夠再次走近青春，而不是要強調青春與年齡的區分……作為老人，我們需要彌補年輕人勇敢的希望，因為他們容光煥發、慷慨大方，因為他們相信真愛。曾經同樣的希望充滿了我們每一天的生活。我們想真正住在一個年輕的世界……讓我們來反思老人的世界是多麼的可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給了她勇敢的希望，是不是讓她感受到了容光煥發、慷慨大方，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讓她相信了真愛。
普朗凱特·格林一家並不富有。奧利維亞並不是以傳統的方式教養大的，她在自己的親屬和她兄弟的朋友之中選擇自己的交際圈。格溫和奧利維亞性格相斥的一點是他們總是不斷搬家，在我作為他們家裡一員的十年裡面，應該有五次。我剛認識他們時他們住在荷蘭公園一塊現在荒廢了的草坪那裡，十分愜意地過著隱居一樣的生活。後來他們從那裡搬到了吵鬧的梅費爾的一處公寓裡，又搬到過南肯辛頓、巴特西、聖約翰林地。雖然有時候搬家是出於節約的考慮，但這對那些僅僅有小額財產的人來說卻是非常昂貴的習慣。
理察·普朗凱特·格林的狀況就像我那年冬天一樣，沒有工作，窮困潦倒，這些又因他想要結婚而顯得更讓人惱火。他也決定下工夫做一名私立學校的老師。正是他的例子使我在這條孤注一擲的權宜之計上更加增加了勇氣。奧利維亞嫁給我是不成問題的，但是我的迷戀和她的興趣都是到了極致，我剛要打破她的含蓄，卻又要去弗林特郡任教了，這令我十分愁悶。
如果我去的這所學校像國內許多聲名狼藉的學校一樣的話，我心裡也許會好受一些。令我失望的是，這裡的管理很好。不可避免的這裡會有一些古怪的人，甚至是怪獸，就在教師休息室里，但學生們都很健康，開心，營養充足，學習成績也足夠通過他們所選的公學的入學考試。其中一半來自愛爾蘭，另一半是從北部的工業區來的，並且他們完全遵守傳統的模式。這些愛爾蘭的孩子們的父母都在英國和蘇格蘭工作，他們脾氣火爆，長得都挺漂亮，有勇氣但經常無禮；蘭開夏郡的孩子單調沉悶，做事謹慎，特別注重考試分數；愛爾蘭人更有魅力，英國人更柔順。就像晚禮服的問題所顯示的，校長對愛爾蘭人更加尊重。年輕老師自己的權威還沒有確定，這些來自北方工業區的孩子很喜歡這樣的老師。
也有學生不在這兩類之中。在尤斯頓這樣的學生足足有一車人那麼多，他們都戴著紅帽子，而我當時就負責照顧這些孩子。剛開始他們很聽話，吃了很多糖。一兩個小時後，我漸漸沒精神了，他們卻開始歡呼起來。在餐車裡我給他們倒薑汁啤酒，同車的乘客很同情地看著我。我感覺自己太過敏感了，好像自己是囚犯一樣，被看守用枷鎖鎖著，從一個牢房送到另一個牢房，以示警告。這些孩子中沒人生病。他們漸漸地從離開家的痛苦中走了出來，開始詢問我對各種遊戲是否精通。我忘了希思山學校那次的例子，老師只能通過自吹自擂來炫耀自己。我們到切斯特的時候這一切都非常明顯，那次我給人留下了非常虛弱的印象。又有一隊來自曼徹斯特的孩子加入了我們，這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
最終我們到達了里爾和科爾溫灣之間長長海灘上的車站，火車為我們行了方便，停了下來。我坐了一輛非常小的出租車，孩子們就只有走路了。他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包。「先生，您能幫忙帶著我的包嗎？您真是太好了先生！」於是各種各樣大小不一的包裹都扔了進來，堆放在我的腳邊和膝邊，把我整個都圍了起來，甚至都擋住了窗戶。我能不讓他們放行李嗎？顯然不行，不然我這個老師就太沒有人性了。但是這樣坐在一堆行李中抵達學校，又顯得我這個老師太沒有權威了。後來校長的夫人站在門口迎接我的時候，我的這種顧慮就完全沒有了。「孩子們應該自己拿自己的包。你不應該讓他們這樣對你，沃先生。」她略帶反感地對我說，「有一封你的電報。希望你能看懂，我是看不懂。」她說著把電報遞給了我。是休·利根和約翰·蘇特羅發來的，上面寫著：「上啊，伊夫林，上啊。」
我註定不會受到這位強勢夫人的喜愛和尊重。正是她管理著廚房和病房，正是因為學校對家長不同的社會地位予以區別的對待，才使得學校如此興旺。校長夫人唯一不管的是事情是助教的選拔。只要她丈夫把他們招進來，她就來管理他們。校長知道這些人很難找；而他夫人則知道這些人缺少某些很明顯的素質。她這種女人對我的經歷來說十分陌生，在我後來開始喜歡旅行之後，在許多車站見到了一些流放到偏遠地區的老闆夫人們，我發現這些人和校長夫人差不多。我最為接近讓她開心的一次是在我到達一個月之後，倫諾克斯太太和哈米什開車來看望我。他們開的是輛新車，比起那些最受尊敬的愛爾蘭家長，這車也很明顯有著十分高的社會地位。他們按她的門鈴的時候我在學校里。在她客廳里待的兩分鐘就足以讓她相信這兩個人應該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沃先生，您的兩位好朋友來拜訪您了，」她說道，「我相信他們在這裡的時候，凡鶴利先生會免去你所有的工作的。」
但是我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無用的人。校長夫人覺得倫諾克斯夫婦是在做行善的事，事實上他們也的確是在做。她有情報的來源，證實了她最初估計的是正確的。我從未行使過權威，從沒在黑板上寫過字，從未切過帶骨頭的大塊牛羊肉，而這也是最費力的一項工作了。我經常站在桌子的一頭，拚命地亂砍，可是一批還沒切好，第二堆的盤子就已經堆上來了。
我不是十分清楚凡鶴利太太是想從她的下屬那得到什麼。但是比起我的同事來說，我差不多就是一個無用的人；她把我列入自己丈夫最不喜歡的人之一，並且從不掩飾自己比克勞威爾的反感少多少。
但是我在期待。我帶著學生的包出現在房子前門的時候就已經讓自己難堪了，而我還要在這裡度過兩個學期。
後來當我開始寫一部介紹北威爾斯私立學校的小說時，我給那裡寫進去了很多座城堡。當然這並不是我那個可怕的下午正在等著我的建築的樣態。它們是現代的建築結構，保護得很好，但規劃得有些亂。位於一條斜路的頂上，並且往上延伸到半山腰。這樣在學校裡面行走，也是需要不斷爬樓梯的，樓梯上鋪有很光的油氈，並且總感覺自己是在底層。凡鶴利太太在門廳的一端有一間小客廳，裡面非常乾淨，就像手術室一樣。這個季節沒有什麼花，夏天這個地方就像美國的「殯儀館」一樣芳香撲鼻，像是從攝政街上的窗戶看到的銀色花一樣。凡鶴利夫人向家長承諾，她對孩子們的愛以及孩子們的天賦，足以使他們都通過入學考試。所有的都像這油氈一樣發亮。她就是在這裡領我進去，然後不斷地評判我、譴責我。
我想，像所有墮落的人類一樣，她也培育著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白馬王子、在水一方——每學期能給她帶來個五六十英鎊。她不應該期待著來一些非常有學問或者是非常有成就的人。我想知道那她在渴望誰呢？一個二十五歲的人，外表看起來像是《笨拙》周刊里C·E·布魯克畫的人物一樣，性格同伊恩·赫伊小說中的主人公很像，想加入牛津、劍橋的板球和曲棍球隊，卻沒有成功；而且數學很不好，難道是這樣一個人嗎？他是對教會十分忠誠的人，是鄉村教區司儀的孩子，決定要從事運動生涯；一個對小孩子有著很強很純潔的愛心的人，會娶一個像校長夫人這樣的老婆，開一所自己的學校，並按著她的這些戒律來管理學校，接收一些還達不到她標準的學生，會是這樣的人嗎？她一定這樣想過。在我身上她沒有發現這些她希望看到的，因此她一直很失望，備受煎熬。
除了在她鋒利的眼睛裡，以及那些和我一同從尤斯頓來的人眼中，我的不足並不是十分明顯，因為學期剛開始的時候還比較清閒。凡鶴利先生一點也不像格倫費爾先生一樣精力充沛。他先是耽擱，後又臨時起意，幾天後我就負責一個年級了。那段時光真是快樂，我坐在休息室里，在一塊書板上面刻著奧利維亞的名字。還寫了幾頁自己剛開始創作的小說。我只記得那部小說的名字是《茅草屋寺廟》，內容是關於一個大學生繼承了一份財產，除了一樁十八世紀的怪異建築以外什麼都沒有，他在那裡過著家庭生活，並且練習著巫術。
父親告訴我，他這一生每天晚上他都夢見自己還是一個小孩子，回到了社本。而我也有好多年一直都被一個夢所纏繞，我夢見自己回到了凡鶴利先生那裡。我對那些孩子們並沒有太多的情感，他們對我也一樣。「負責一個年級」這個說法並不準確，確切地說「面對」或者「面臨」應該表達得更準確一些。我被分配去教高年級的歷史課，低年級的拉丁語和希臘語。語言課程讓我屈服了，因為我上課唯一的樂趣就是讓課堂儘可能地變得單調乏味；而歷史課則上得十分混亂。我從沒能夠讓他們安靜下來過。最大的失敗之一是我對著一個圓臉、正在發獃的學生怒吼道：「你聾了嗎？」結果其他的學生異口同聲地答道：「是的，先生。」的確，他確實是個聾子。
後來我發現最好的辦法就是自言自語，不給學生「參與」的機會。在藍星六年級時所學的歷史課，以及在牛津聽過的幾次講座，我上課給學生們講的內容就是從這些內容中搜集的。在我剛開始教課的一天早上，凡鶴利先生出乎意料地來到我們年級，坐到教室後面聽我的課，當時我正在講查理一世的財政危機。我講「國王必須依靠自己生產」，以及伊麗莎白和詹姆斯對王土的劃分，封建社會的費用，銀器價值的降低，這些內容非常熟練。在凡鶴利先生面前學生們都很安靜。之後他把我叫到他的書房，對我說道：「我對你的課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深。但你講的內容對他們來說有一點難了。而且我注意到你總是不斷地提到『斯坦福』。」是的，我把他稱作「斯坦福」。
如今我已不再夢見那些羞辱了。時間已經撫平了我心中的傷口，甚至包括一天下午我和同事們去練習騎馬的事。馬夫從馬房牽出馬，問我以前騎馬的經歷，而我居然誠實地告訴他說除了小時候騎過小馬駒之外，以前我沒有騎過馬。出於對他馬的安全的考慮，而不是我的安全，他堅持要由他牽著韁繩。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幾乎全校的人都從足球場那裡回來了，正好看到了我。
我並不渴望著出名。不管我離自己騎馬的差距有多遠，這之後我就開始負責帶著那些否則就無所事事的學生去散步。這樣的遠足是從兩人一排的學生隊列開始的。到了山上，他們分散開來，直到重新集合好了之後才開始重新前進。通常學生們會爭著和負責的老師一起走。「我能跟你一起走嗎，先生？」「是我先說的，先生。」「他上周就已經跟你一起走過了。」
但是卻沒有人要求走到我的「邊上」，於是我一個人寂寞地大踏步走在這一隊可惡的學生前面，沒有人和我說話。
另一方面，我在教師休息室裡面很受歡迎。我們是一群古怪的人，就像是打了敗仗的士兵一樣。我記得有一個老師教我這個年級的唱歌課，在小教堂裡面製造出了難聽的噪音。第二個老師是一個嚴厲的蘇格蘭人，和我一樣也是新來的，但是個生意上的老手，他讓凡鶴利太太倉皇失措，因為他在期中的時候指出了一些學校的錯誤決定。「我覺得我們威爾斯的氣候不適合他。」凡鶴利太太說道。
但是休息室里的歡笑還是要比痛苦多。我們十分喜歡看蘇格蘭人和校長吵架。對凡鶴利夫人我們都很鄙視。我們都很尊敬愛爾蘭的父母們，也正是為了他們我們才穿晚禮服的。一些年之後，我的一位年輕朋友約翰·貝傑曼先生也做了一名私立學校教師。我去他被束縛的地方看望他，並不是開玩笑地對他說：「這些在學校的日子一定會成為你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但是我卻沒有幸福，只有熱鬧。
我對奧利維亞朝思暮想，經常給她寫信，並且經常因為焦急等她的回信，常去郵局而被凡鶴利先生訓斥。我很少得到過她的獎勵。仿佛我一生的命運都是這樣，我愛的人對我並不好。
我把她描寫得十分「嚴厲」。我和哈米什當時使用一種異想天開的嘲弄風格寫信，我在日記中還可以找到這種風格的蛛絲馬跡，因為我也使用同樣的措詞來記日記。比如，我記得在3月中旬：「地裡面到處都是可笑的白色東西，農民們稱它們是『羊羔』，把它們養大就成了綿羊。」同樣的話我也寫給了奧利維亞，她卻一點也不喜歡。「我不喜歡羊羔，」她在回信中寫道，「它們沒什麼不一樣的。」
有一次，我和我的同事一起去位於蘭迪德諾的一個大賓館，慶祝那位蘇格蘭人的離開。我選擇的酒是在皇家咖啡館和奧利維亞一起喝過的，當看到標有「克羅武喬酒莊1911」的這瓶酒時，憂鬱之感油然而生，就像把自己看作是非洲的「司酒宴之神巴辛頓」，和他那蹩腳的在草市戲院上演的第一夜節目似的。
因而這周在深深的自我悲傷中過去了。
最終，我拿著這點錢，經歷了漫長的旅途到達了尤斯頓，在不傷害這些小孩子的前提下，離開他們，獨自一人旅行，幸福地在另一節車廂中。
我大部分復活節假期在倫敦、在蘭迪島和普朗凱特·格林一家在他們租的廢舊燈塔里一起度過，還有和哈米什在沃里克郡一起度過的。奧利維亞責怪我在老師這個職位上浪費了太多時間，而不是把精力花費在如何成為一名藝術家上。但是，很清楚的是當我們在有風的海島上漫步，談話一直到黎明的時候，我的迷戀已經變成了她唯一的樂趣。在倫敦時，我的哥哥亞歷克告訴我，查理·司各特·蒙克里夫，一名翻譯，需要一名秘書。他現在在比薩居住。我不知道秘書類的工作應該怎麼做，並且我的打字功底不太好。但是我催促亞歷克按我的要求申請這個職位。我的母親認為我應該在一群不受歡迎的背井離鄉者中找出自我，但是我所有的希望都集中放在這個項目上了。
我的薪水很快就花光了，和我當初的決心和保證相反的是，我發現自己又陷入債務中，我曾經給我牛津的酒商朋友發了電報，送來的酒都在倫敦工作室的那些小型聚會上喝光了。
在沃里克郡，哈米什和我在他的房子裡住下來，因為他的母親正在哈羅蓋特接受治療，他每天都去他的印刷廠，我們用一個漫長、快樂的晚上來暢飲。
回到凡鶴利先生那兒和我在藍星的第二學期一樣苦澀。那裡似乎根本就沒有驚喜的預期。我的這種預感是錯的。有一個令人倍感驚奇的人，大約比我年長十歲，來這當副手，代替那個令人不快的蘇格蘭人。他性情愉快，衣冠楚楚，滿口軍隊里的慣用語。後來他就成了我的第一部小說中的格萊姆斯上尉的原型。
正如我現在這樣稱呼他的，格萊姆斯在學校很有責任心；晚餐上，他以溫和的態度招待凡鶴利太太，這樣使她感到沮喪但是卻消除了敵意；晚飯後，他和我一起去村裡的酒吧痛快地喝酒，酒吧里的其他常客講著威爾斯的故事，格萊姆斯和我在這裡度過了很多夜晚，起初，他對我來說有某種程度上的神秘，他不僅比我們其他的人付錢多，而且他看起來享受一些秘密的活動，我對他委身選擇把自己流放在我們之中感到困惑。但是他是一個不會欺騙的人。他的弱點，或者說是他的實力很快就暴露了，一兩個星期之後，為了紀念凡鶴利先生的生日，學校安排了一個假期。對於助教來說根本就沒有假期。一大早，整個學校的學生被塞進了大篷車，駛向斯諾登峰，在那裡遊戲開始了，一個野外午餐被學生們吃完並且被認真地打掃乾淨。那天得到額外的特許，男孩和老師們相互追逐，在草坪上嬉鬧。最終，夜晚降臨時，我們疲倦地唱著歌回去了。當一切都結束了，孩子們都上床了，我們坐在大廳里哀嘆白天的苦難，格萊姆斯獨自和一個面露滿意的微笑的伊特魯利亞的葬禮雕像坐在一起。
「我承認我很高興，」他在我們抱怨連連的時候說。
我們認為他不值得信任。「你玩得很開心啊，格萊姆斯，你覺得什麼讓你高興啊？」
「小諾克斯，」他簡單地說，「我覺得遊戲太喧鬧，所以我把小諾克斯帶到了岩石的後面。我脫下他的靴子和襪子，鬆開我的褲子，把他可愛的小腳放在那裡，享受到一次最令人滿意的噴射。」
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我發現他已經完全忘記了那次令人難忘的坦白。這樣的插曲在他所選擇的職業當中並不少見。
在學校遠足過後不久，我就接到了一封來自亞歷克的信，通知我接收來自比薩的任命。我把我的辭職書遞給凡鶴利先生，他完全沒有表現出任何的遺憾就接受了。
「我從來沒有遞過辭呈。」格萊姆斯說道，「我總是以另外的方式走人的。事實上，老男孩（他用了一個我後來經常挪來使用的簡潔準確的短語），這看起來像是我在三所學校裡頭一次待到第一個學期的結尾。」
6月份很熱。在這個學期之前，一直藏在山中的薄霧，呈現出美麗的鄉村景色。我們有一個廢棄的海灘，在那兒我們要指導孩子們做早晨沐浴，但是在那兒我們也可以在晚間獨自游泳。在漫長的、精彩的夏日裡，我的生活似乎充滿了希望。然後兩股刺骨的風吹到了。
我已經把我小說《茅草屋寺廟》的第一章寄給了哈羅德·阿克頓，請求他給予批評，期望得到讚許。他的回信很有禮貌，但是很冷淡。「對我的異域口味來說，文章過於英國化。」他寫道。「酒後閱讀有點昏昏欲睡。這本書應該印刷出版。」他建議道：「印成一些精美的版本贈給喜歡你的朋友們，比如我和……」下面列有我朋友當中最不夠講究的人的清單，就是那些為了餬口聚集到赫特福德的人，他們都被哈羅德所不齒。
我當時和現在都沒有和他爭論他的評價。我拿著那本寫有那些章節的練習冊，把它扔進了校鍋爐房的爐子裡。
此時，來了亞歷克的一封信，上面寫道他誤會了司各特·蒙克里夫的意思，他不需要並且負擔不起秘書之類的，尤其是我還有這麼多的缺點。「這是世界末日，」我寫在了我的日記上。
我不仇恨，但是很傷心，我和我所有的朋友形成了對比。克里斯多弗·霍利斯作為一個大學辯論隊的隊員在進行全球旅行。托尼·布謝爾在倫敦一出很成功的戲劇中扮演年輕的男主角，與格拉迪斯·庫柏是對手戲。理察·普朗凱特至少求婚成功，條件是離開他所在的飄搖欲墜的私立學校，在藍星找到了一份音樂教師的職位。誠所謂否極泰來。他未婚妻家裡一位接一位的姑媽姨媽紛紛為他們的訂婚慷慨解囊。羅伯特·拜倫在和他的兩個富有的朋友——阿爾弗雷德·達根和加文·亨德森計劃一項橫跨歐洲的汽車旅行。這趟旅行將會點燃他對於拜占庭世界的熱情，並且為他的第一本旅行書籍提供素材。哈羅德·阿克頓正在牛津風靡一時，倍受尊重，而我，獨自一人，似乎處於世界的末日，被整個世界拒絕了。
格萊姆斯尋求用他自己高潮和低谷的起伏經歷來激勵我。這些被認為是幻想的經歷，在他看來很合理。每種恥辱都曾降臨到這個壓抑不了的人身上。在中學，在大學，在軍隊，後來再到他熱心工作的教師的位置上。這樣的恥辱，例如：人家告訴他要他更名改姓，逃出英國。醜聞是如此的黑暗，不禁讓人想起他犯下的罪行的真實場景。校長們不願意承認他們窩藏了這樣的一個惡棍，迅速而又悄悄地將他傳遞下去。格萊姆斯總是表現出平靜的勝利的神情。他的經歷讓人覺得有趣，卻並不能安慰到我。我嫉妒他的明朗的快活，而不是他的英勇業績。
一天晚上，在接到來自比薩的消息不久之後，我就獨自一人來到海灘，滿腦子裡想的都是死亡。我脫下衣服開始游向大海。我真的想把我自己溺死嗎？我腦子裡面想著這些，在我的衣服旁留下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歐里庇得斯的一句話，講的是沖刷著人類詬病的大海。我還不怕麻煩地對這句話進行了核實，查檢課本，對對發音什麼的，原文是：
「人性罪惡，海浪洗滌。」
以我現在的年齡，我也說不清究竟是什麼促就了這趟危險之旅，是出於實實在在的絕望和意志力，抑或是故作賣弄？
這是一個美麗的上弦月夜晚，我慢慢地遊了出去，但是在我到達了臨界點之前，什羅普郡的少年被肩膀上的刺痛困擾，我偶遇到了水母，更多的一些划水動作，就會感到更多的刺痛。這平靜的水裡滿是生物。
一個預兆？一種突然的對美好感覺的回憶，就像奧利維亞所給予的？
我轉個身，順著月亮的軌跡游回了沙灘。那天早上在格萊姆斯的眼皮子底下曾有一大群不穿衣服的淘氣包們聚集在這片沙灘上玩耍。我也出於同樣的心理，故意沒有帶毛巾。我有些吃力地穿上衣服，把我的自命不凡的經典標籤撕成碎片，把它們留在海里，趁著比歐里庇得斯所知道的更加有力的潮水，繼續向荒涼的岸邊游去，去實施那去垢除邪的淨化職責。然後我爬上那座陡峭的小山，奔向我所有未來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