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 · 第五章 畢業

一 簽署停戰協議的時候，我正在一位無比沉悶的年級主任的指導下讀五年級初中，這是經典教育模式的中間階段。人們熱烈慶祝停戰事件。一切近在咫尺的懲罰都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教堂里的讚美頌，燃起的篝火，尋樂的人群，歡聲笑語和鈴聲悠揚。有些狂歡者做得有點過火了，我不記得是朝著什麼方向，反正他們要麼向消防車使壞，要麼往篝火里扔雜物；或者二者兼有，把消防車扔進了篝火里。我記不大清楚了，但我對波爾比先生的口頭表演記憶猶新。他在禮堂里向我們做了演講，譴責道：「骯髒的把戲，我重複一遍，骯髒的把戲。」他說著這話的時候，眼睛瞪著一名粗野的孩子，他正對著附近的桌子得意地笑呢。「巴尼斯笑了。好了，巴尼斯。現在我們知道巴尼斯的理想了。」接下來他不停地說明這種暴行的恥辱，而「但是巴尼斯笑了」就像斥責的疊句似的不斷重複。 這實在是一場絕妙的演出。 我哥哥在聖誕節前回家了，那段假日是我生活中最為開心的部分。我回到藍星，發現迪克·哈里斯做回了住校導師的老本行。有許多年輕的男教師和他待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J·F·羅克斯巴勒，關於他我本來有許多想說的——他懷著滿腔熱情參加了內戰。 當寇松勳爵向上議院發表獲勝宣言，提到「這個世界的偉大年代重新開始了」的時候，他表達了對於國家的感情，並從藍星的銅牆鐵壁上得到了回音。自此之後，學校的設施和福利都得以持續改善。 貪食，男孩兒們的熱情所在，又重建霸主地位。尋常的糕點重出江湖，往後的精蒸佳肴或是葡萄酒香，都無法與吃糕點的粗糙而簡單的快樂媲美。從前食品商店不定期限量出售水果和燕麥餅，如今全成了「生奶油核桃」，「奶油片」，冰棒，以及各種各樣的點心和巧克力。我們胃口大好，苦於囊中羞澀。大多低年級的男孩都有每學期一英鎊的零花錢，但是不消一會就用完了。當還有餘錢的時候，我們便大快朵頤。對於學校里三分之二的人來說，除草機和玩具盒——我們用來存放家裡寄來的食物的地方——是唯一可讓我們狼吞虎咽之地。對於學校里較高年級的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而言，他們還有各種消遣方式。最低級的是，周日高年級生在宿舍房間裡的「下午茶」。每個成員輪流上陣，得意洋洋地開始競爭。首先是烤脆餅，拿上八個或者更多，向下滴著黃油。我們從那兒迅速地轉移到蛋糕，油酥餅；要是應季的話，還有草莓和奶油；直到六點，我們才腳步踉蹌地回到教堂，吃得昏昏沉沉。學生舍長每天都可以在自己的房間裡享用由當值新生奉上的茶點；這事關他們的尊貴，他們不大張揚。在這當中還有「鏗鏘小組」，五六個男孩自發的研究小團體。在那我們個個兒都裝成美食家。偶爾會有來自倫敦的鵝肝醬與魚子醬，我們啜著茶，就像一圈少女那樣優雅。後來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北邊開了一家商鋪，售賣種類繽紛的中國茶。我們預定了零點二五鎊的茶包，畢恭畢敬地品味，並談論其質量，正如我們後來評論紅酒一樣。我們一絲不苟，等待茶壺充滿蒸汽，茶葉浮上水面，才加滾燙的熱水。我們沒用牛奶和紅糖。但是執行了所有儀式，展現了所有精緻之後，我們又回到了從前的狀態，大吃特吃同樣的食物。果腹就是萬歲。 1919年的學校生涯愈加快樂。 但是伴隨安寧而來的，是間斷的按照正常（或非正常）頻率的晉升。表現好的男孩留下了，正如他們在戰前那樣，直到他們滿十九歲。只有那些不太可能會得以提升的人，才早早地離開。如此一來，特別是在高層方面，便形成了一群滯留不前的不負責任者。獲得官方認可地位的第一步是「安定下來」；這最頂尖的八名男孩在宿舍里享有一定的特權和威信，在他們之上是「鏗鏘小組」，以及六名學生舍長（在他們當中，有一兩人是學校的風雲人物）。我和朋友們發現我們一年來都在通向飛黃騰達的路上停滯受阻，倒也安於現狀。在這極具顛覆性的階層當中，用時下的流行語來說，我們是「左翼分子」。首領就是富爾福德、我、還有魯珀特·弗雷姆林——這傢伙很善變，他父親還被誤傳為喪身虎口。他交替著容光煥發和悶悶不樂狀態——即「弗雷姆林的王國」——後來演變為抑鬱傷感。他大學還和我們在一起，後來非常年輕時就死在了非洲西部。 兩個學期之後，迪克·哈里斯從學校調走了，並得到了他自己的學校。我們將這變動視為喪親之痛，一點也不喜歡他的繼任者，覺得他狡猾極了。在我看來，這個繼任者如此狡詐，這職位對他實在太大材小用了。他對於我們的性格有著天才般的關注和了解，並且對我們滿懷善意。但是他實在是反覆無常又好奇於隱私。我們稱他為「躡手躡腳者」和「王牌大間諜」。我日記里的許多章節，都記錄了自己在斷然拒絕他的殷勤示好時的榮耀心情。當然，我很快就會產生千千萬萬的對他感激不盡的理由。但是，在失去迪克之後，我們就像在女校一樣愛使性子，我壓制住自己對他的信任和仰慕。 我在校的最後一年，他的繼任者是一位固執的牧師，我總和他發生爭執。 要詳細描述我在藍星最後三年中不同階段的進步，實在是冗長煩悶。我把它們記在了上文提及的日記中。在學校時我幾乎每天都記日記，在家裡時卻不太頻繁。從1919年9月到1921年12月期間，我把它們記在了一套有封皮的練習本上，我稱之為「藍皮書」。我離開學校時，把它們裝訂了起來，直到最近為了寫自傳才看看它們。我發現這些日記難以閱讀。許多年輕人的日記都幼稚、陳腐而做作。我的日記也不幸落入窠臼。每一部分的封面都有一段引言：「頭腦滿是狂風與盛怒的瘋子所說的傳言，什麼也不是」；「就像玩牌一樣，我們虛擲年華」；「我必須說，在這之後，我的生活體會良多」，如此等等。但是讀得越發深入，我的羞愧感就隨之而來。如果我所記載的都是真實的自己，那麼我便是一個自負、狠心、惡毒的人。我願意相信，即使是在這本私人小說當中，我也在掩飾著自己更為寬容的本質。我更願意相信自己當時荒謬地認為憤世嫉俗和心懷怨恨是成熟的標誌，我希望如此。但是令人惱怒的事實就在這兒，句句相連，頁頁相接，全是卑鄙。我不認得寫下這些的這個男孩。我相信我曾是一個熱心的孩子。我知道，作為一個男人，我的情感雖然有限，但濃烈而持久。在這些書頁中流露自我的那個青春期男孩，不僅看似冷酷，而且缺乏真誠。這或許是我們那個年代特有的精神紛擾的後果。 隨著年齡漸長，我們開始結識其他朋友。當中有兩人已經從政。一個是湯姆·德賴伯格，曾有一段時間他是工黨的領袖，一名保守謹慎的古典主義者，身材瘦削、臉色蠟黃，戴著老式的鋼圈眼鏡，對我信仰的國教高教會有著極大的熱忱。 另外一人我們稱之為「阿超」，因為在他第一學期的時候，每當我們問及他是否對政治有興趣，他總是回答「超自然地有興趣」。他在兩年後才來到藍星，在這之前他在達特茅斯。在1919年的時候，由於海軍裁軍，許多前海軍學員的生命都在十六歲這年遇到了轉折點。他們的航海教育與公學的課程並不適合，而他們的年齡也與入學的資歷不相吻合。他們當中的三分之二來到了藍星，並且企圖圓滑地適應艱苦的環境。阿超並未如此。他這人非常浮誇，異常精明，就像P·G·沃德豪斯小說《麥克》中的主人公珀史密斯淪落在塞德雷那樣，他淪落到了藍星。他在迪克·哈里斯的宿舍，並通過把迪克描述為「本質上是個好心腸的傢伙」，來誹謗我們這些崇拜迪克的人。他的話語，帶有愚弄之意，言行極為浮誇，這些到了他的後半生都成了習慣。但在十六歲的時候，這是格格不入的。作為一名保守黨派者，從此他在上下議院都占據了一席之地。我首次結識他時，他宣稱信奉社會學、無神論、反戰主義以及享樂主義。 在辯論社團的會議中，高年級生允許參加，但是只有六年級生可以發言。阿超提議為其他的五個年級組建一個社團。他需要從學校更具威信的男孩那兒得到支持，於是他從富爾福德和我那兒尋求幫助，並且打消了我們傳統的疑團。我們興高采烈的討論不斷發展，擴張成為一個我們稱為「樂事」的社團，這個名字是我選的。最初我在日記本上寫成了「樂是」，然後又寫成了「樂亊」，最後才拼寫正確。 阿超組建的政治團體，富爾福德組建的文學團體，和我組建的藝術團體蓬勃發展。迪克·哈里斯作為贊助者，授予我們使用各種課室開會的權利，而會議則是由我們自己全權操控的。我們面向整個高年級生招募成員，並且細細審查紛至沓來的申請表。有一些人加入了，或者希望加入所有這三個團體。熱潮持續了一年，在這期間我們幾乎所有的課餘時間都用於彼此之間的講演和詰問，無論是在辯論中，會議中，還是選舉中。 偶爾有那麼一兩次，我們邀請別人來為我們演講，但這並不是我們社團的重頭戲。我們希望的不是學習，而是說話。用更為繞口的話來說，就是一股潮流，用雄辯來推翻我們堅信不疑的信念。我們辯稱，任何人，都可為其青睞的事物尋求一個理由；然而，要為敵手尋求論點則是聰明人的所為。羅納德·諾克斯在《精神上的埃涅阿斯紀》當中說到，作為一名本科生，他「通過為毫無根據之事進行辯護，而贏得了名聲」。 「我曾經有一次，」他寫道，「多虧了贊成或反對同樣觀點的辯手不足……我在一群求真若渴的聽眾面前口若懸河地演講，一個很嚴重的後果便是，人們對不斷灌輸的觀點顯而易見地感到厭惡。你們在接觸任何事物的過程當中學習，從而迅速尋求新穎、原創、怪異的觀念，而非直白的道理。」 把我們的學生社團與處於大學黃金時期的本科生作比，顯然不合常理。但是，事實上，正如諾克斯判斷的那樣，我們的確飽受同一痛苦的折磨。 作為一名傳統觀念的攻擊者，我讓另外一個社團的同齡男孩如痴如醉、受控於我，而他之前一直都循規蹈矩地過著應該過的生活。我對他的忠誠大加批判，尤其是他對於我的臣服，儘管我內心對此得意不已。他非常信任我，而我總是一副恩賜和譏諷的態度。他向我朗讀了一首頌歌，這與《古今頌歌集》極為相似： 您粉碎了我所有的膜拜偽偶像， 賦予了我全新的教條。 您將我從夢中喚醒， 徹底從南柯一夢中擺脫束縛。 有些人天生將成就大業。 他們的前途之路平坦、筆直。 而我前路未卜、嚴峻彌黯。 給我指引，以免我誤入歧途。 最後作結： 為了您我放棄所有的摯愛， 曾經的友誼變成了詛咒。 請將您的知識毫無保留傳授與我。 我唯一的要求，我的朋友，請對我公正。 我在日記中記下了這些話語，並且評論道：「影響如此之大，詩歌如此糟糕，實在讓人尷尬不已。」 我不相信我曾經招致過這位對我推崇致敬的人的詛咒。他從前社團的一些同僚可能得對他另眼相看。他崇尚自然，在一兩年的時間之內，便把這崇敬獻給了J·C·斯奎爾爵士。這位先生鼓勵他玩板球，引導他酗酒，與我相比實在是一位更為和藹和有效的教練。 毫無疑問，這些智力活動對於一名十七歲的男孩而言，實在是消耗旺盛精力的絕好方式。除此以外，我和我的朋友們也能夠以別的方式尋些樂子。 我已經提到過了，我們是「左翼分子」。但讓我感到矛盾不解的一點是，我在閱讀日記的時候，對於我們曾經的惡行，留下的印記全是威脅和算計，而無關振奮與鼓勵。 在學生宿舍里，對於任何一個讓我們看不順眼的人，都不會讓他好過。不過我們不是傳統意義上恃強凌弱的霸王。對我們的學長，我們畢恭畢敬。但是我們作為一個小群體，隨時準備擊敗我們的同齡人。 在學校里，讓人垂涎三尺的並不是才華卓越而是受人追捧。有一個軍校班的男孩，他是健壯的長跑運動員，得到了晉升並且成了舍長。但他並不那麼受人歡迎。我想他後來可能自殺了。他本來在藍星就讀的時候就應該選擇此路了，因為我們總是在不違反規章制度的條件下，千方百計地羞辱他。我們稱他為「糞便」，不為什麼。一次，這個高大而絕望的男孩在漆黑的走廊里靠近我，說道：「如果你能不叫我糞便，你讓我做什麼都行。我可以幫你打任何人。」我回答：「哦，好啊，打你自己吧，糞便。」 還有一個很胖的男孩，我們稱他為「大屁股」。他總是因著自己的富有而裝腔作勢。為了給他點顏色看看，富爾福德和我作了一首歌，形式參照《德比郡的公羊》(1)。目的是羞辱他的大臀部，他的貪食，他在有事之前總要先晃動的個人特徵。一個學期的第三個星期天，當所有新來的男孩都得站在桌上並且唱歌的時候，我和富爾福德在所有人以及可憐的「大屁股」面前一躍而起，大唱這首歌。他現在和我同屬倫敦的一家俱樂部。對這樣的過節我們並不怎麼計較。 在個人魅力排行榜上總有些小小的變動。但是在社團里，我和朋友們實際上控制了人氣的熱度，要麼順其自然，要麼從中作梗。在這些種種的紛亂中，我內心埋藏著深深的恐懼，即在某一個時刻，我很有可能會從受寵的地位墜下，然後成為被眾人嘲笑的對象，就像我在第一年時的情況那樣。 我們在學校里總是嘲笑「惡臭」，表達我們的厭惡，並且保守地說我們還每周重複一兩遍。我們認為科學家是低級的社會物種，因此我們自負地嘲弄這些科目的老師。每當在實驗室引起爆炸的時候，我們總感覺到無比純真的樂趣。這些人妄想在玻璃制的天平中，通過砝碼制出聖潔之物。我們不能用手指觸碰它們，以防我們破壞了精確性。我們常常在煤油燈上加熱砝碼，然後把它們扔入盛滿冷水的燒杯中，任由其吱吱作響。 但是主要讓我們心生不悅的是軍官訓練團。我們假裝自己受到和平主義的極大振奮。實際上原因只是，這能讓我們免於重罰。我們當中的一人，從列隊中裝病離開了，但忍不住從更衣室的窗戶里朝樓下院子裡正監視我們的長官身上扔了一塊肥皂。這名男孩受到了懲罰，因為他作為一介平民卻冒犯了上級。但是論及罪行時，唯一能夠對其施行的懲罰卻是在連部辦公室讓違反軍規者進行列隊行進，這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一次我們整個排跌倒了，腳上一隻靴子擦得鋥亮鋥亮，另一隻卻滿是泥濘。通常我們會在訓練時裝作無能，或是掉掉步槍，轉向左右不分，或是四人行進前後不齊。實戰訓練時，我們或是躲起來，或是戰爭一開始就徑直走到「敵人」那裡，被敵人打死。 在便步行軍時，別人會勸我們唱歌。通常我們會忽略被世界大戰步兵奉為神聖的歌謠，而是一邊大步走，一邊低吟美國小曲： 「我沒有把我的孩子培養成戰士。 我培養他成為我的自豪和職責。 誰敢把來復槍放到他肩上 射殺另一位母親心愛的孩子？」 其實我們並不獨特。此時，在其他公立學校的同齡人也是這樣。在伊頓有一個排戴著角質架眼鏡，列隊行進時這樣報數：「……十，惡棍（撲克牌中的J），皇后（撲克牌中的Q），國王（撲克牌中的K）。」我們沒有如此時髦，不過我們也侮辱了當地的傳統。戰爭的前期和中期，參加軍隊是非常時髦的事，而且藍星對參軍感到非常自豪。正如在軍隊里，沒有贏得什麼榮譽的男孩也能憑藉熱忱獲得一官半職一樣，通過參軍這種方式，不那麼起眼的公學才能在其他學校面前保持優越感，儘管在板球比賽或獎學金評比中他們比不過其他學校。這確實是軍訓支持者所強調的軍訓目的之一。我們只是鄙視那些「軍隊狂人」，認為他們身上的軍階條紋更加證明了這一習俗的愚昧。（另一論點是，在戰爭時期，軍隊訓練使我們得以接受當時的軍事任務。但在下一場戰爭之前，任務已經改變了。最終當我服役的時候，沒有人會問我是否得過一級證書，孩童時期學到的東西在1939年的軍隊也毫無用處。） 1921年3月，高年級部反軍國主義思潮達到高潮。那時我十七歲，讀中六，而且很幸運地成為下一輪年級部學生社長提拔的候選人。這個學期，學校舉行年級盾牌杯爭奪賽。一般幾個年級會分為兩支分隊，每支分隊從兩個年級里調集排員。而在比賽中，高年級部會以一個整體出現。我們非常懈怠，列隊行進時和來自連部辦公室的訓斥成為每星期的家常便飯。現在我們正接受住校導師，即在上文提及的頑固的年輕牧師的訓話。他威脅道，在軍隊中不盡全力的人將無法晉升。 這個合理的要求使我倉皇失措，因為我不是像我假裝的那樣胸無大志。這一要求比對男孩們的暴行更能轉變追逐私利的心態，儘管對男孩的暴行令人作嘔，構成了我日記中體現的粗鄙。雖然內心傾向鄙視「團體」的形式，我卻暗自渴望得到儘可能多的團體徽章（拳擊、游泳和賽車是我很有可能拿到徽章的運動）。而且我想成為學生社長，從之前的自我的評價來看，不應該說我渴望權力。但由於我覬覦的職務，如雜誌編輯和辯論協會的主席，都只能由學生社長擔任，所以我想成為學生社長。 我們討論了住校導師對「鏗鏘小組」的挑戰。有一個黨派在加重的社會混亂中處於有利地位。投降會是可恥的。我不真誠地提出我們最後和最好的狂歡會要如何舉行。 在藍星有一個傳統，舉辦「頒獎慶祝會」，獎盃從一個年級傳到另一個年級手上。當落敗的一方聚集在他們的年級宿舍里鼓掌的時候，獲勝方的隊長則會參與進來，並被隆重地授予紀念勝利的獎盃。之後，聚集在外的隊友們會將他舉到肩高，並以極快的速度把他抬走，繞過迴廊，直到他的宿舍里，還伴著歇斯底里的歡呼。我的想法是高年級部應該贏得一枚徽章，如此便能說明誰都可以在這種不光彩的競爭中取得好成績。所以我們應該無視它，並拒絕參與這種比賽。於是我和我的同僚們召集了他們來開會，這是一個空前的舉動。會議對此方案進行了解釋，並得到了一致同意的投票贊成。離比賽還剩一個星期了。從那時起，所有高年級學員沉浸在一片對軍隊的熱忱和狂熱之中。我們學習一直忽略的手冊，擦亮裝備。低年級學生中表現出眾者可得獎勵。長官對這些明顯的舉動感到心神不安。他們知道我們曾開過會，但卻對會議的內容一無所知。很明顯，是這次會議使我們發生改變，而不是住校導師的規勸。 我使自己靜下心來，傳閱當天的命令。「為了年級的榮譽，我們應該贏得排隊盾牌。我們擁有年級前輩的承諾和自信。相信上帝，在隊伍中站穩腳步。」 我到底欺騙自己到了一種什麼樣的程度，告訴自己這並不是一個保全面子去實現我的志向的做法？單從我的日記判斷，在學校的紀律基礎上，我們尊重法律。在比賽的前夕我去找學校的負責人並且對於「頒獎慶祝會」是否是一個強制的事件問了他的看法。他說沒有先例，他不能對一假定的案例心存偏見，但是他認為我們應該遵守規則。 在那天，我們的排在出勤以及隊列訓練中領先。但是最壞的情況出現了，那就是到了疏散隊形的環節時，笨拙的表現令我們失去了徽章——那時候，我錯誤地認為這一定是上頭的陰謀。高年級部在最後的排名中僅名列第三。於是，我在日記中寫下了自己的懊惱。一兩天後，住校導師把我叫到他那裡，然後給了我兩個選擇：要不做學生社長，要不就捲鋪蓋走人。看上去他好像看不透我的心思。最後我接受了任命。在後來的兩個任期里，我漸漸地與之前的好友分離。阿超對我引用了布朗寧的《失落的領袖》里的一句話，然後埋頭苦讀《軍事法》。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想找出可以逃脫服兵役的方法——當然，最後他成功了。 除了一般性的兇惡和特殊的殘酷之外，我們並不十分兇殘。民眾反對性開放，他們認為它是一種骯髒的東西。性是那些永無休止的、冗長的黃色笑話的主題，而不能用來炫耀。無論那有多麼的令人嚮往，都必須保持它的私密性。另一方面，很多的高年級生，都迷戀一個或那麼幾個低年級的男生，跟他們演出一幕幕復辟時期喜劇風格的幽期密約、秘密的通信以及沾沾自喜地擔當護花使者。我對一些十五歲的漂亮男孩很敏感，但卻沒有成為激情的受害者，它令我很多的朋友都深受折磨（對於他們，我充當的是嚴厲的心腹知己）。 民意對於吸菸是給予譴責的，除非是在夏季學期的時候。在秋天和早春的時候人們覺得自己應該參加這樣或那樣的訓練，而吸菸被認為是十分有害的。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個夏季，小教堂的背後舉行了不少令人愉快的傍晚集會，卻沒有吸菸，那些甜味的，尾端為絲質的黎凡特香菸。 我們並不迷戀喝酒。儘管沒有煙，院長也會向他的學生社長們獻上潘趣酒或聖餐酒。最後一個耶穌升天節與我第一次的很不一樣。我與一位朋友外出，他借了一輛汽車。在齊切斯特，我的朋友在午餐會上喝得酩酊大醉，駕著車暢快地繞著市場十字架，向過往行人喊著我們在找救濟院。沒有人理會我們。後來，他把車駕到一條胡同，在灌木籬里睡至晚飯時候。 官方處理賭博問題的態度是不可捉摸的。雖說禁止，但某種程度上卻是同謀。他們總是發行五英里越野賽跑的彩票，官方批准的要求上寫著：「什麼都不要讓我知道。」這讓人感到不滿意，就像組織者冒著軍紀官會援用法律來警告他們的風險。 先開始允許在「鏗鏘小組」里打橋牌，然後被撤銷。 在學校的最後一個夏天裡，我喜歡在關燈後和另外一個年級里的社長外出走到海邊。這些遠行是十分單純的。目標是脫離學校一兩個小時，就像在海航中短暫歇息的著陸，然後在陌生的港口的公眾花園漫步。這件事迂迴地傳到我父親那兒，引起了一場隱晦的責罵。 當我們獲悉你晚上從宿舍逃脫出去並去海邊的事，你母親和我十分震驚。多年來這是我們聽到的最讓我們苦惱的事情。你，一個學生社長，深受你上司的信任，居然玩如此腐敗低俗的遊戲，這樣根本不配有沃之名…… 我不能威脅自己的兒子。我只能請求他們。當亞歷克告訴我這類事情發生在社本時，我要求他保證他從未做過這樣的事情。他承諾了，並堅守了。我請求你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你最寶貴的保證，保證以後不再發生此類事情。你任何愚蠢的行為只會危及你自己的將來，我不可能有背棄信任、品行自私的兒子。 類似的話有很多，我當時很好奇那些人在社本怎麼可能走到海邊，想像出一個城鎮與別的地方的不同之處。我當時想，父親實在是無事生非、庸人自擾。正如上文已經提到的，我是在四十年後，我哥哥出版的自傳中才得知他曾經被驅逐出校了。現在我才體會到，父親是怕我重蹈我哥哥的覆轍。 二 在藍星的最後兩個學期，我忙碌於學業。寫詩獲獎讓我父親感到高興。我通過寫詩獲獎給予了父親樂趣；主題背景是從馬洛禮中節選的，以斯賓塞體詩節創作。當時我選擇不是英雄主義或者浪漫故事，卻是貝德維爾爵士在亞瑟死亡以後充滿懷舊色彩的幻滅的沉思，這在我也是很典型的；我也獲得了英國文學獎，但是我主要關注的是阿超和我在12月同享的牛津獎學金。我們現在強烈討厭上我們六年級歷史老師——一個疏懶，幽默的神職人員，我們認為他在教我們的時候沒有充分地展示自己。在四年學期中和有干擾的假日裡，我們艱苦學習。很多個星期，阿超和我在伯欽頓占據了幾個房間並且恪守一張嚴格的時間表。即使如此我在學習時仍相當任性地閱讀，與探索考試設置的題目相反，我發現自己對那些無關緊要的東西更感興趣。 我父親希望我和他一樣去新學院。在同一群學校中，有兩三個其他的院校，而赫特福德就是其中的一個。當填寫申請表的時候，我發現高等赫特福德獎學金相對來說是比較可觀的。實際上，我父親和其他大多數跟他職位相當的人一樣，與十年前相比並沒有變富，實際上已經變窮了。我知道，和阿超的父親不一樣的是，他覺得拿到財政津貼十分容易。我也知道，我不能拿到新學院的獎學金（實際上，藍星的領導覺得測試是競爭的一種方式）。我在過去六個月勤奮工作主要是希望儘快離開學校。這些考慮敦促我採取了將使我的大學生活大為不同的行動。我把拿下赫特福德的獎學金作為我的首選。 因為對學校生活已經極度厭惡，我現在不再與左翼分子一道了。在許多人回憶中，在校的最後一個學期就如天堂般逍遙自在。學校是如此的無拘無束：只要你喜歡，任何一道牆都可以翻越，所有標明嚴禁入內的草地都可以隨意踐踏，還可以戴蝶形領結——所有校規都如一紙空談。話雖如此，可是我卻不喜歡這樣。因此，我為那些厭倦生活的人成立了一所「死亡社」。我們系黑領帶，在衣鈕上戴黑色流蘇，還有，在信紙上寫悼詞。在辦公室里，我的頭銜就是「送葬者」，我會在新成員的提名表中寫道：「『送葬者』以最沉重的心情，對××先生加入死亡社表示深切哀悼……」 我在校刊上發表的最後作品是一則宣言，主題是關於荒謬的幻滅。 1922年的年輕人會是什麼樣子的呢？（我那時寫道）無論如何，他們會是精明的，他們不會誇誇其談，也不會心有陰霾。也正是因為他們精明，他們不會成為革命者，不會當詩人，也不會變成神秘主義者；雖然他們會失去很多，但起碼是真實的。這年輕的一代，也會變得更謹慎……中年人會覺得他們的內心很難窺視。可是他們為自己辯護：有強烈的幽默感，能夠令自己「除了該承認的罪過外，幾乎所有罪孽都就此遠離」。他們會面帶諷刺的笑容，用比九十年代年輕人更自負的眼光來看待自身。這是一個奇怪的世界，當他們「感覺變老」之時，老一輩已經遠去，也沒有什麼理念或幻覺能用來自我安慰。因此，他們註定不會成為「快樂的一代」。 我寫下以上文字的時候只有十八歲，已經省去了許多華麗辭藻——這可能與當時的心境有關。那時對於當下以及未來的預測，在今天看來，是徹頭徹尾的錯誤。 獎學金測評的那一周，於我來說是純粹的享受。阿超和我是僅有的兩個藍星來的候選人。我們先在家過周末，然後約定在帕丁頓見面，一同去牛津旅遊。旅程中，我們在米特雷停留——那可是我第一次獨自在賓館過夜——在那兒我們找到了一疊過去住客的名片和邀請函。那裡的飯菜可口豐盛，我們還在劇院和工會裡與大家進行辯論。阿超只針對新學院開戰，成功率當然是低之又低的。可是，他會用馬錢子鹼來武裝自己——據他所述，這能令他的大腦變得興奮。（後來，當他畢業拿到第一名的時候，一位理髮師來到宿舍，在滿屋的論文裡幫他打理頭髮。） 接下來，我聽從了導師的建議，在某些科目上深究，並放棄了一些會讓自己顯得幼稚的科目。 在普通論文中，我寫了大量有關「拉斐爾前派」以及亞瑟·塞門茲的《比亞茲萊的生平》的主題。在口試里，一個有禮貌的新學院先生指出了我在十八世紀農業上認識的淺陋。儘管如此，我自信幹得不賴。於是，我們多曠了一天的學。五天之後成績送到了藍星。我獲得了赫特福德獎學金，並且可以自由離校了。更絕的是，我不是因為犯校規而被趕出校門，而是光榮離校。 總結一下我的校園生活： 我的英語文學知識主要是在家中獲得的。十年來，我在教室的大部分時間都用在了拉丁語、希臘語、歷史以及數學的學習上。現在我已經忘卻希臘語了，閒時也沒有讀過拉丁文。如果要寫篇墓志銘，現在恐怕是很艱難了。可是即使如此，我絲毫不後悔做過這般流於表面的古典研究。我相信，為古典研究的地位所作出的辯護是再正確不過的。只有學過古典學問，一個孩子才會明白，原來一個句子是有著邏輯結構的，單詞與其內在的意義是不可分割的——不管這個詞是用於文縐縐的暗喻還是露骨的謾罵。大部分沒多少教養的人，如女人和美國人，如果沒有接受那百里挑一的天才的指導，使用上往往會背離這些單詞的本意。也正因如此，在我們已經失去翻譯技巧以後，那舊式的英語測試題「解釋句子大意」仍然屹立不倒。 對於那些在藍星讀過六年級的人來說，他們的拼字是拙劣的，這全因他們很少讀書，僅僅把注意力放在評論風格或大意上；拼字是幼兒才會注重的事情，因此他們將其忽略。那些「專攻」歷史的人，對從伯里克利時代開始的地中海歷史認識模糊，對從亨利七世開始的英國歷史，以及由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到色當戰役的歐洲歷史認識稍好。我們能夠即席翻譯法國文學，但如果要說法語，口音濃重非常，諺語一竅不通。對於詩歌，古典的音步倒是好好地敲了我們一下——「敲」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詞了。那些音節、韻律在我們的耳中縈繞，使得我們對毫無韻律美的現代詩歌充耳不聞。對地理，以及所有的自然科學我們都不屑一顧。自從我們從預科畢業以後，數學幾乎沒再取得進步。我們的常識只能勉強解決《泰晤士報》的填字遊戲。 我所受的教育，現在看來，只是為一件事做準備，那就是當一位英語散文作家。這確實是再令人驚訝不過了，因為實在沒多少人有能力可以做到。 * * * (1)一首傳統的英國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