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半解 · 第四章 教育的開始

一 1910年的9月，當我快要到七歲的時候，我第一次被送到了學校。三年前我哥哥在薩里上了小學，回家後總是擔心著校內的涼水澡、手杖和牛奶布丁；今後我也要去他那裡上學了。同時，我被送到漢普斯特德一家名叫希思山的學校；最初只是打算讓我在那裡上一兩個學期，但是到頭來我很開心地在那裡待了六年。我並不渴望離開家，或是像我哥哥吹噓的那樣體驗節儉，而且我也沒覺得與家長分離有多麼痛苦，而這對像我這一類孩子來說本來是很常見的。 在希思山學校有六十個男孩，其中一大半都是走讀生。有時候當我父母出國的時候，我會在學校住上幾周；通常我都是早晚沿著那條路自己上學。這是一所比較古老的學校，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已經換過各種各樣的校長了，學校的財力也起伏不定。1934年，學校搬到了赫特福郡，但校名和校徽都沒有改變，如今它在這裡發展得很好，宿舍都已經蓋到漢普斯特德這裡了。 我在那裡上學的時候那裡的教室都還是希思街上的磚房。這些年教室又增加了一些，但我們當時是比較擁擠的。我記得當時只有四間教室。我們在體育館、餐廳以及校長的「單獨的餐廳」裡面上課。 當時大家一致認為這裡是附近最好的學校了。但是我不理解的是為什麼在別處居住的家長也把孩子送到這裡來上學。比如，有兩兄弟從大老遠的河間島上來。為什麼呢？希思山學校學費並不便宜，它不像漢普斯特德的另外一所學校艾爾弗雷德國王學校那樣，雖然那所學校各項設施都很先進，十分現代化，卻被人們所鄙視。希思山學校很傳統，而且名氣也不是很大。除了智力特別差的孩子外，這所學校當時的入學標準並不高；從沒有過男孩獲得入學獎學金的；至少在我那個時候是一個也沒有的。學校的板球訓練曾經很受重視，但後來非常地一般了。學校所有的事情都並不比其他五十所學校好，但卻相當成功。 校長名叫格蘭維爾·格倫費爾，一個在小說裡面令人難以置信的名字，他是我父親的校友，並且特別喜歡我。他的父親是一名海軍將領，雖然本質上來說他只是一名陸上居民，但他卻有著許多老水手才有的怪癖和習好，他鬍鬚修剪得很齊，一身嗶嘰布料的緊扣制服；他時而會大發雷霆，時而又和藹可親，這也許是他從後甲板上學來的吧。他的書房裡放滿了課本，還有練習本，鉛筆，機械削筆刀，一副滑雪板和一幅格倫費爾先生巨大的帶框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戴著英國聯合共濟總會總導師的徽章。也許正是共濟會的這點特質吸引來了學生。他是一個鰥夫，據說他在學校里的住處有一間是他妻子的房間，後來妻子在那間屋子裡去世後被他鎖上了再也沒有進去過。我們曾試圖通過窗戶找出那間房間，但沒有找到。那間死了人的房間不管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都非常吸引我。我猜那裡是郝薇香小姐(1)的新婚房，但那裡現在一定是落滿了厚厚的塵土，擺放著花圈，牆上的照片已經開始腐爛。 我在希思山學校的第一年，教我的女教師是教師名單上的最後一名，她幾乎還不算是學校的正式教師。我們只在上午上課，保姆十二點半過來叫我們下課。從二年級起我開始在學校吃午飯，負責的老師們起初還令我感到不自在，甚至有些威懾的感覺，但他們對我十分溫柔，從沒大聲吼過我或威脅過我。 每天上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學校體育館牆邊集合；聽從隊長的口令，他們總會用手輕輕拍拍我們；一次一個男孩被叫站了出來迎接老師們的到來。在喊道「注意了」的時候，隊伍一下就安靜了。格倫費爾先生走上三階黃銅鑲邊台階，說道：「同學們早上好！」我們一齊大聲答道：「老師早上好！」之後我們背誦主禱文，1914年我們的禱文里加入了為那些在海上冒險的人祈禱的內容；然後通知一些事情，我們就解散回到各自的教室了。周六早上由於要訓練軍樂隊所以不再集合了。 格倫費爾先生會拿著一個賬簿，上面記著前一天下午教師會議的內容。首先他宣讀受表揚的學生名單。「小蓋根，拉丁文獲得三加。小蓋根在哪？讓我看看他。好孩子，小蓋根……麥肯齊，數學和法語都是五加。繼續努力麥肯齊，我對你很滿意。」 然後忽然語調一轉：「現在說說另外的事。這是什麼東西？弗萊徹。弗萊徹一直比較懶散。站出來弗萊徹。」格倫費爾先生生氣地瞪著他。弗萊徹縮著頭。「這是什麼意思？懶散？孩子，我們最好能夠互相理解。你來這裡不是懶散的。我要看到你學習。再這樣懶散，弗萊徹，」突然他用手猛拍了一下桌子，接著說「我會狠狠教訓你的。」然後他對站在弗萊徹後面的助理教員說道：「先生們，多盯著點弗萊徹。他要是再不聽話，把他送到我這裡來，他知道會是什麼後果的。」 現在我意識到他那樣發火併不是真的，但是訓斥只是為了警告，之後他會很和藹地給予教誨。我很少，事實上只有一次，被他訓斥，之後他就對我很和藹，因為就像我所說的，他很喜歡我。但是周六的早上總是會有些憂懼的：上周二的練習做得很粗心，感覺像是很久以前做的一樣；我們甚至都記不起這一段練過沒有了，書上有沒有這一段呢？ 格倫費爾先生很少打學生，只有在學生極為無禮的時候才會那樣。撒謊和欺騙是我們大家公認的最邪惡的事情。當我讀到我同齡人記述的他們小學裡的老師和同學暴行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希思山學校有「非常好的基調」。 格倫費爾先生沒有在社本上過六年級，獲得了劍橋的學士學位。他從不炫耀學識，但他教高年級的幾何課，而且教得非常好；也就是說，他教給我們的是合理的論點，證明完畢一個命題之後我們就理解了它的意義了。他的教學方法就是讓我們在黑板前面坐成一排。如果前面的人答錯了，而我們答對了就可以往前面移一個座位。這是一種智力遊戲，不是記憶遊戲，因為我們要有一連串的證明。我在這方面有些天資，也很喜歡上他的課。答案瞭然於心，躍躍欲試時我們激動不已；一旦回答問題卡殼，便落落寡歡。「……下一題，下一題，好孩子，斯塔福德，真聰明，加油爭取到最前面！」 我們只學到第三冊書，此外諸如「比例」和「立體幾何」之類究竟是何「東東」我們就不得而知了，之後我也再沒自學過。直到我在藍星上了六年級我才開始「專修」課程，我學著和在希思山學校一樣的課程，二次方程，「根」，「圓周」，以及拉丁、希臘語法結構和不規則形式，英國歷史、羅馬歷史，法語（當作一門消失了的語言來講授的），西塞羅、維吉爾、奧維德的作品選讀，作文，有許多解讀標註的拉丁六步格詩和五音步格詩，莎士比亞戲劇（其課本在某一學期是英語課的考試範圍書）。這些課比起我們在藍星上五年級時學得更深入，但實質上入學統一考試和學校證書沒有太大差別。 助理教員來了又走，他們沒有誰擁有大學學位。有些喜歡孩子，有些不喜歡。根據他們的品味，他們以英國學術的方式體罰我們，撫摸我們，拍打或者並不殘忍地揪著我們的頭髮。有些老師的體罰真的很折磨，有些人的手段似乎比較陳舊；有的愛開玩笑；但他們大多數都喜歡自誇。在那時甚至很多年以後，預備學校的老師都是從比較混雜、不確定因素很多的下層社會引進的，而那種社會雖然我了解很少，但我註定是要降格到其中去的。 有個恃強凌弱的人讓我感覺驚慌不安，要不是每天晚上能夠回家得以庇護的話，我會感覺非常痛苦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的拉丁識字課本丟了，而且再也找不到了。 「沃，你的語法書呢？」 「丟了，老師。」 「胡說。怎麼會丟呢。一定是放在什麼地方了。找到它。」 第二天：「沃，你的語法書找到了嗎？」 「沒有，老師。」 「你找了嗎？」 「當然找了，老師。」 「胡說，仔細找肯定能找到的。」 又過了一兩天之後：「如果你再找不到書的話就不要來我班裡上課了。」 我回到家裡心裡極度痛苦，想著要是找不到書的話就會被開除的。父親問了我書的名字，答應我說他會讓辦公室的勤雜工再給我去買一本。但似乎除了那個討厭的老師發給我的那冊課本以外，那本書沒有別處能夠買到了。第二天我解釋說父親會給我買一本新書，下一節課我就會帶著書來啦，老師既高興又不安起來。「像這樣的小事就不必向你家長提起了。」 不久，另外一個小男孩的家長給格倫費爾先生寫信，抱怨孩子的老師恃強欺弱的教育方式。校長訓斥了他，於是在我們下一節課上，他表現出很少見而且很不體面的滑稽言行。我們當時正在學習「副詞比較級」。「告訴我，」他對那個被驚嚇了的男孩說：「feliciter這個詞的比較級是什麼？」 「是felicissime，老師。」（我們學的是當時的「新式發音」，其中字母C要重讀。） 「不對。我不會親（kissy）你的。」 我們都諂媚地大笑起來。但是這次食人妖魔也是有溫柔一面的證明確實使他的恐怖形象大為減輕，而且在學期末他又一次在單調但總無止境的私人教育的循環中露了一手。那些被責罵過的老師跳槽後都非常嚴格地服從紀律。也許這個不為學生喜愛的老師想在我們身上報復他在別處受到的羞辱，也許不論他以後走到哪兒他的臉上都會掛著他那虛偽的微笑和他那關於felicissime的笑話。 如果一個老師不合適，格倫費爾先生會懇求我們仁慈一些。「同學們聽著，我想告訴你們的是某某先生這學期就會離開了。他在這裡不成功。現在我只懇求在座的各位公平地對待他，對他在這裡剩下的幾周里能夠有禮貌。」 我們這些走讀生總是想著家長的存在，他們就在附近，對我們很仁慈，是我們最後可以求助的對象，同樣他們也很權威，這些住宿生們也都會間接地受到家長的保護。 還是會經常聽到有這樣的案例，憤怒的父母強行進入公立學校，責罵學校的領導，為自己孩子的不公正待遇抱不平。在希思山學校，我們有一種不易察覺但同樣有效的方式來引誘父母的殷勤。學校里的老師都是未婚。一些住在學校裡面，還有一些自己住。如果晚上有人邀請他們出去對他們來說是很愜意的。這些年輕樸素的人們也可以經常到極奢華的費斯瓊斯大道和弗羅格納爾區那裡用餐。我父親時不時地會邀請他們，因此在人類社會這種賄賂的體系中，這樣的方式很明顯使得我在學校的生活變得順利了。 一般英國的住宿學校每年都有一到兩天的體育、音樂節。在那幾天學校一定是最好的，因為掌控著學校命運的人會來這裡視察，不過通常他們都是匆匆看一下就走了。走讀學校則經常地被檢查，因此對這樣的事情習以為常。走讀學校能夠給孩子提供更寬廣的文化，但與公學相比，卻對孩子青春期忍耐力的培養不夠。 我小時候是個非常聰明的孩子。伊頓或者溫徹斯特那裡的預備學校會為了讓孩子得獎學金而給他們灌輸很多知識，如果我去那裡一所學校上學的話，可以想像出我也能夠得到獎學金。我也是一個非常勇敢的孩子。如果我能更早地適應學校里的暴力和艱難的話，我在十三歲面臨這些的時候也就不會感覺那麼孤獨淒涼了。但同時我也是很開心的。上學僅僅打斷了我在家的興趣愛好而已。父親為我讀書，我和羅蘭家的孩子們玩兒，我聽哥哥講述他的英勇行為，而且並不嫉妒他。我特別懷念秋天的晚上，我獨自一人踢完足球後沿著落滿樹葉飄著篝火味道的路回家。家中客廳里為我準備了茶點、雞蛋和水果，窗簾拉上了，篝火燒得很旺。這些收拾乾淨以後，我就在桌邊等著吃飯了，直到廳里的僕人進來擺放好晚餐。 功課很少讓我苦惱。但我記得有一天晚上很絕望，我在記憶拉丁語異相動詞最重要的部分，當時頭腦麻木，那種心情在我一生的不同階段都會出現。母親看到我幾乎要哭出來了。她不懂拉丁語，但她幫我尋找記憶的方法，越荒謬則越容易記。「molior，策劃，設法做到」她說道。「記住鼴鼠（mole）設法打洞。」我再沒有忘記過這個詞。 父親在浴室里換衣服。他出來後我進去洗澡，然後來到一間堆滿了各式各樣讓我迷戀的寶貝玩意兒的屋子裡面睡覺；母親聽到了我的禱告。我的房間是隱私和愛的世界，與大多數我這麼大的男孩子所要面對的淒涼的宿舍截然不同。 二 父母把我留在家裡是我在希思山學校最幸福的事，母親也因有我陪伴而高興，最重要的是這樣的考慮非常地經濟。按我當時的年齡，正常情況下我應該在一戰開始時轉到我哥哥上的預備學校。當時大多數商人都對即將發生的金融危機十分恐懼；我父親也不例外。各類文學，不論好壞，都前所未有地流行，但那並不是公眾的預期；出版業被認為是不穩定的行業，《每日電訊報》占了父親收入相當大的部分，在1914年8月，該報社突然通知所有不是他們正式員工的投稿人，他們不再接受投稿了。 我父親像往常一樣雷厲風行，馬上給格倫費爾先生寫信說他可能無法為我付學費了，我不知道他腦海中還有其他什麼為我提供教育的形式，格倫費爾先生回復他道，如果需要的話，他可以讓我免費繼續學習。父親有些嚴肅地給我讀了這封信，並勉勵我從那以後要成為一名模範學生。對我們來說，和其他人一樣，錢變少了，不過好在我們後來沒有淪落到貧窮的境地，父親也不再需要做這樣的請求了。這件事也使得他在喜歡格倫費爾先生的同時也對學校有了一份忠誠之心。我經常以更溫和的方式表達這種喜愛與忠誠，但是我卻不記得這樣的感激使我變得更加勤勉、有序。 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我非常激動。剛一爆發我就立即來到了米德爾威奇諾頓，高興地數著主幹線橋頭上的衛兵。我跟著從蒙斯撤退到馬恩河的部隊，畫了數不清的圖片，展現德國裝甲兵在英國步兵部隊中衝鋒的樣子，血和火藥到處都是。手槍隊解散了。羅蘭和我們家沒有參與武裝抵抗，我們通過收集、出售果醬瓶給紅十字會籌集資金。我們還用油毛氈給受傷士兵粘鞋底。 沒過幾周，父親就趕上了時代的熱情。他在米德爾威奇諾頓作徵兵演講；我聆聽了；用著巧妙的措辭和十足的真誠，他宣告如果獨裁者勝利了，那麼諾頓的礦工就永遠不能玩板球了。 他經常在鄉下度假，而德國軍隊經常從那裡經過。他對每一座被毀壞的城鎮都很熟悉，他用筆將這些表現出來，呼籲人們報仇。但這只是他簡短的表達，並且不典型。傷亡名單在這之前已經使他感到厭惡了。 我哥哥在他的自傳裡面，對他在1914年返回學校做了很詳細的記載。希思山學校的變化不大。有一兩個老師應徵入伍了，走的時候手上戴著發給他們的手錶。兩三個男孩的名字突然改得英國化了，比如一個叫凱塞(2)的男孩將名字改成了金斯利，我們對此並沒有和他們糾纏太多。有個荷蘭老師，我們覺得他一定是個間諜。還有兩個比利時難民，我們真誠地和他們交朋友。學校里一下子沒有了任何怨恨，而在別處則到處都是。漢普斯特德當時和現在一樣，有著大量的外來人口。在希思山學校里，我們讀完中世紀歷史之後，分成了蘇格蘭派和英國派兩派，儘管自己只有四分之一蘇格蘭人的血統，但我卻熱烈地擁護蘇格蘭派。我們和英國派都接納名字一看就是來自外國的孩子加入我們自己的派系中。我們父母的經濟狀況也不盡相同。一些孩子在陰雨天坐汽車來上學，身上裹著厚皮毯，司機還會下車為他打開車門。而像我們這些穿著膠鞋艱難行走來的孩子都對這些優越性不看重，不論是尊敬還是怨恨。我想這些都是學校有一個「好的基調」的標誌。 我參加了童子軍，從附近的地方部隊里籌集了希思山學校的巡邏隊。我們的童子軍比起巴登·鮑威爾書中組織的來說差遠了。我想我們應該訓練跟蹤、木雕，以及在畫軍事圖的時候如何標註敵人的要塞；我們應該被手槍隊的至高的榮譽感所感召。事實上我們的進展極少。我們周六下午在一家商店的地下室裡面進行檢閱，然後行軍前往希思山學校。然後我們分成作戰雙方，進行一種叫做「敲腳踝」的擊劍對抗；如果受傷我們就不讓再那樣玩兒了，但是仍然有許多孩子偷偷地玩兒。中間我們會停止一段，去希思谷里的商店買茶和蛋糕。我們的測驗也很草率。如果能帶來一些食品罐頭，並且有火能加熱它們，就算通過測試了，這樣的孩子叫做「二等童子軍」。能展示出六幅以上花朵畫作的都能受到「園丁」標誌的獎勵。由於我們學校的圖畫課經常畫這些，我們只需將繪畫本上交就行了。 在1915年的暑假，羅蘭先生讓我和他兒子去陸軍部送信。我們坐在一間煙霧繚繞的私室裡面，那裡住著一個老兵，時不時地把一些文件從一個屋子拿到另一個屋子裡。我當時的理想是為基奇納勳爵效力。我經常從他辦公室外面路過，但卻從沒見過他。我見過的最高級別的人是首席軍隊教士。羅蘭先生中午經常帶我們去他的俱樂部吃飯；我覺得自己滿足為國王效力的要求；整個經過都非常地開心。我覺得自己應該得到個什麼獎章，但實際上我從沒有得過。 我在希思山學校交了很多朋友，但後來都和他們失去了聯繫。有些和我大學時在一起，但畢業後就再沒見過了。有些已經去世了，但是他們的訃告並不那麼顯著。沒有人上台掌權；也沒有人犯罪。沒有人寫過求援信，但其實這是學校老同學間最常見的交流方式了。格倫費爾先生所炫耀的海軍軍人，沒有一個被送上過海軍法庭。 有一個孩子現在是專業的攝影師，也是一位劇作家，經常在我去倫敦的路上見到他。他頭髮稀少，笑得很牽強，衣著相當花哨。我記得他曾是一個非常體貼，又非常漂亮的小男孩。他長長的睫毛上附著晶瑩的淚珠，時常激起我們血氣方剛的施虐欲。我和我的夥計們常常找藉口修理他，誰讓他出了名的愛上音樂課，還愛戀女音樂老師呢！我可以肯定這些說法對他是無辜的。我們僅僅是用大頭針扎他，再沒有別的比這更過分的方式了，而且我們都因為這樣被狠狠地打了一頓。 還有一個男孩是我特別要好的一個朋友。他很早就遭受不幸，從巴黎一個臭名昭著的吸毒同性戀家的窗戶上跌落身亡了。他比我有錢，也更熟諳世事。他小時候有一個保姆，踢足球中場休息的時候會用保溫瓶給他送去檸檬汽水。他常去戲院，有那些節目冊，而且對女演員的私生活有很多的了解。 一個周六他請我去他家裡吃飯，並且很隨便地說道：「我們吃過可以去看電影。」看電影對我來說是非常期待但又非常罕見的事情，看過之後我很久都不會忘記。我激動地去吃午飯了，但是當我問到他有沒有座位的時候，他同樣鎮定地對我說，他還沒有看的那些電影其實並不怎麼樣。 正是從這個男孩那裡我第一次聽到了下流的話，而且是非常溫和的話，但是在發誓保密之後他才自知有罪地告訴了我。跟其他很多學生不一樣，我們對廁所非常會假裝正經。這個命運比較慘的朋友經常給我說一些愉悅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的淫穢的五行打油詩，但我並不覺得好笑。 他還給我講生殖的過程，以激發我的好奇心。我們對自己的身體和性行為都不感興趣。婦產科讓我們很迷惑，像成千上萬的男孩女孩一樣，在開設生物課之前，我們找一些相關的文字，到字典裡面去查「子宮」、「妓女」這樣一類的單詞，查「妓女」這個單詞時查到的是「一個淫蕩的女人」，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我記得有一次我們查「號啕」這個詞，因為我看到了女人「在生孩子時號啕」。我們幾乎是一點都不懂這些。穆里爾小姐給我講的男女解剖學上的不同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 從我這方面來說，我給他講了自己十一歲時對英國國教天主教派的興趣。 我定期回到北角區那裡服務。霍爾女士在那裡用小風琴彈奏村子集會時的歌曲以及穆迪和桑基的聖歌。一些業餘傳道者，以及一個從漢普斯特德基督教堂臨時來的牧師，講授的教義在非英國國教的教堂里也是可以接受的，這些實際上都是露西可以接受的。 露西走後，我和父母去教堂禮拜，他們帶我去漢普斯特德郊區花園的聖猶太教堂，那是一幢勒琴斯(3)的宏偉建築，由一名名叫巴茲爾·鮑徹的十分豪放的牧師掌管著。 他不自詡自己的教義就是正統學說。他身材高大，面色紅潤，口齒不清，在倫敦戲院外的小攤經常能見到他身著世俗的晚禮服。人們對漢麗埃塔·巴奈特夫人的理想都不陌生，對他教區那一流兒的居民也都不陌生。他廣泛傳播各類主張，名字經常在流行報紙上出現，問及他什麼話題，他的觀點都反覆無常。他有著非常強烈的愛國主義，是諾斯克利夫爵士的朋友，至少也是一位皇室成員的朋友。他對格雷厄姆街、瑪格麗特街和基爾伯恩聖奧古斯丁那裡的安納甘大公教會恨之入骨。來他這裡集會的人不僅僅是當地人。崇拜他的人從倫敦各地聚集過來。他的講道富有戲劇性，涉及時事問題，不合常理，而且不帶任何神學內容。據我父親說，這些文章長期成為《每日電訊報》的主要文章的稿源，並且他的評論是最嚴厲不過的。 我已經提到過父親古怪的教會行為。他從不會把牧師作為諮詢對象或者榜樣模範。他認為巴茲爾·鮑徹僅僅是一個笑話，而他卻定期去坐在下面聽他講，從不對其中的驚喜失去享受的樂趣。我母親只是冷淡地鄙視他。 鮑徹先生是一個十分荒謬可笑的牧師。他感覺愉快的時候就宣布一個節日，不論日曆上面標的季節和場合。他著裝整齊，到處遊行，燈和香就走在他前面。當他情緒上來的時候，他為自己特殊的儀式即興創作。一次，他站到了聖壇上面，穿著長袍，手拿鹽罐。「我的人們啊，」他說道，「你們就是地球上的鹽，」然後在我們面前的地毯上撒了一勺鹽。他的服務是「聖餐」，而在北角區這裡我們只有晨禱。撇開鮑徹先生過分的表演，我看到了一些更神秘的東西。 在米德爾威奇諾頓，我和一個性格截然不同的副牧師成為了朋友，他去世前成為了天主教徒。年輕時他是個研習禮儀的人，甚至連康妮姑媽都覺得他有些極端了，但他卻有著當時高教派的基本準則和虔誠。他教我在聖壇服務。我在其中發現了很多樂趣，而且在那兒絕不會裝腔作勢，因為我所從事的一項自己不喜歡的服務是「懺悔」。我需要大聲領著稀少的人群吐露心聲。這總是讓我覺得很尷尬。但接近神聖標誌，清晨的寂靜，以及和正在上演的事情的親密感都令我感到高興。 從那之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不再畫打仗了，而受到中世紀古書上圖案的啟發，開始畫聖人、天使。我對教堂裡面的裝飾和英國國教的等級也非常好奇——「新教徒、溫和派、偏激派、頑固高教派」都是他們所代表的。那是本科生羅納德·諾克斯半幽默、半虔誠地在鄉下騎車遊行時提出的這些疑問。我也在某種程度上被傳染了，在米德爾威奇諾頓我在奇康普頓的表兄妹們也加入了這個探尋之中，在倫敦給我講骯髒的五行打油詩的朋友也加入了。羅蘭家的孩子們對這不感興趣，那也是我們第一次沒有一起玩的遊戲。 在夜間育兒室里我在床邊做了一個神龕，一共有三層，一層比一層小，每一層上面都掛有一個小罩巾。我還在上面安上了黃銅燭台、花瓶和一個我在宗教商場裡買的聖人塑像。這些都是用白石膏做的。我嘗試著用水彩使他們變得生動起來，但顏料很快就剝落了。工廠生產的彩色塑像讓我愛不釋手，可就是買不起。我在這些東西前面用黃銅菸灰缸點上錐形的香。 我對紐曼的《傑隆修斯之夢》印象很深，我是在一本展現新藝術派畫作的書中看到的。在模仿的時候我還創作了一首海華沙(4)格律的悲情詩，名叫《來世》。詩所描寫的是靈魂在肉體剛剛死後的經歷。這首詩的手稿被拿給父親的一個朋友看，他擁有一家印刷公司，並且經營得非常好。他想出一個好主意，把這首詩製作了幾分附件，裝訂在一起作為送給我父親的生日禮物。它們在家裡傳播開來。我不知道製作了多少本，也不知道還剩下多少，但這本書的存在讓我感到很羞愧。 這個時候我開始表露自己想成為一名牧師的想法了。母親在小時候看了太多牧師生活枯燥的一面，不支持我的想法。當我開始背誦大段十分虔誠的話的時候，她不再聽我晚上的禱告了。這是她第一次不願分享我的興趣。 「興趣」這個詞用得對嗎？我在考慮。這件事情的一切都很荒謬，但本質上，大人們的虔誠又有多少不是荒謬的呢？上帝通過很多人講話，以無數不同的形式現身。是我自己住在一個自我想像的世界裡，還是我和一個客觀世界的聯繫比較模糊？把這些事實的預兆完全看成是異想天開而不予理會就有點太愚昧無知、以怨報德了。後來我對這些預兆的理解逐漸清晰，但仍舊無法做到盡善盡美。 我在教會學方面的興趣並不排除其他。我負責主編學校的雜誌，名叫《犬儒主義者》。是我父親的秘書為我們起的名字。雜誌的內容很浮躁，一點也不憤世嫉俗；僅有的幾個笑話顯得十分無力。我收集了「戰爭紀念品」——一些彈片，空彈殼，一個德國頭盔，這些都是從前線帶回來的。我覺得在維多利亞車站有一個賣這些東西的市場，在那裡從前線回來的士兵可以靠賣紀念品維持生活。但在戰後的前幾個月里，我對這一點都不感興趣。我把這看作是一種生活狀態。在戰爭的第一年裡，食物短缺還不明顯。一架高射機槍立在白石湖邊，當齊柏林硬式飛艇從天空飛過時，機槍發出震耳欲聾的噪聲。沒有炸彈落在我們一英里的範圍之內，但當我被從床上叫起來享受野餐的時候，防空警報在此時響起是很愜意的。我對危險毫無感覺，其實危險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夏天的晚上我們坐在花園裡，有時候看見敵人探照燈下面的銀杆。有一次極好的場面，我看到一個落下了，在火焰中緩緩下沉，和那些在外面路上歡呼的人連在了一起。 父親不再購買《笨拙》周刊，因為他不喜歡那種輕鬆的愛國主義風格。當看到那些陣亡名單中的名字時他心情沉重，一年前他還在社本看那些孩子玩板球，並且在迪格比請他們吃過晚餐。母親整天都作為志願救護支隊隊員待在海格特的醫院裡面。很多和父親同齡的人都成為了特種警察或給戰犯打包裹，但這兩者我父親都拒絕參加。他經營著那員工已經走得差不多了的生意，寫文學批評，觀察著西線的僵局，預感到我哥哥最終會被吸引過去。 哥哥在社本的興趣令人著迷。他同齡人的名字以及他們各自的特性我都像熟悉希思山學校里的學生一樣熟悉。板球比賽的比分通過電報接收得到。我哥哥在他的自傳里清楚地提過，他總是麻煩不斷，最終被學校開除了。要不是後來讀了他的自傳我還不曉得有這檔子事兒呢。父親絕對保密，亞歷克的不規矩他心裡很清楚。我在場的時候他從不提這些。有時我聽到流言蜚語的時候，我非常氣憤地否定了它們。亞歷克穿著一身卡其布的衣服出現了，首先在軍官訓練團受訓，後來又成了皇家陸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每周日晚上讀詩都是心酸的一幕。這些詩歌變成了他用來打發等待回營休假列車的工具。他特別欣賞英國九十年代的抒情詩人；他們那正在消失的節奏總是他啟程的前奏，父親總是送他走到倫敦火車站的盡頭。所以當我現在讀這些詩的時候，出現在我腦海里的畫面不是皇家咖啡館裡苦艾酒上的一縷鬍子和狂熱的眼神，而是綁腿布、大笨靴子以及在家裡圖書室玫瑰色的燈光下面一個年輕強壯的士兵端著一杯咖啡。 三 父親和哥哥都寫過由《青春的迫近》而引發的轟動和痛苦的文章，這是哥哥寫的第一本小說，是一部自傳，用現實主義的手法記述了他的學生時代，這在當時是很獨特的。一些報紙開始爭論，許多甚至斷絕了和父親的朋友關係。這件事對我的影響就是我被禁止去社本就讀了。這本書一被出版商接受，還沒有出版，他們就立即給我找了一所新的學校。因為很少留意，所以可選的學校有限。母親更想把我留在家裡，送到威斯敏斯特或者聖保羅那裡或者是漢普斯特德的大學學院學校。但這些似乎對我父親來說不自然，經過簡單的商議，他選擇了藍星，一個他從沒有見過也沒有任何聯繫的地方。 那裡是伍達德的基地之一，最初設計是為了培養高教士的，特別是牧師孩子的教育，也正是出於它這方面的名氣，我們選擇了這裡。 我父親的性格就是一旦決定了下來，就要立即實施。我參加了在復活節學期的入學考試，分數很低但通過了，下學期就去藍星了。 我記得自己去的時候一點也不害怕。我所讀過的學校里的故事，以及我在家裡所聽大人說到過的，使我感覺去公學上學能使我進入一個有著更多機會和冒險的世界。我應該為我自己一輩子上學都是走讀生而感到羞愧。當時的傳統是在9月份一學年開始時第一次把孩子送到學校，而且現在也是這樣。後來我去了那裡才發現我不應該去。我是父親那種對所有的事都要完成的本能的無知受害者。如果我在希思山學校再待上一個學期的話我會更加幸福，但我對如此匆忙地把我送出去並沒有心懷怨恨。 「送」這個詞也不恰當。父親把我帶到藍星。1917年5月9日，我們一同乘火車前往。那一天是我日曆里黑暗的一天，是這樣的，當時我一個口袋裡裝著一個日曆，在上面我標出來了這一學期的日子，根據我的運勢，有些日子會比其他日子更要黑暗，日曆的邊上我畫了一圈鎖鏈將它環繞起來。 春天天氣又冷又濕。我們在布萊頓轉車，午後時分到達肖埃漢姆，又乘出租車去了學校。 現在這一地區人口非常稠密，當時可不是這樣。阿杜爾河的水位很低，露出了平坦泥濘的河床；河的一邊有一間間軍營小屋，另一邊的一塊空地偶爾被用作飛機場；河水從東邊的海灘流過來，一直到布萊頓郊區都是一片荒涼；往西流向沃辛，沿途有藍星和桑普廷幾個村落、農場和耕地；正如父親提醒我的一樣，越過天空，是「丘陵的輪廓，光禿禿的卻很宏偉」。 有許多畫作描繪這裡的鄉村景色，有許多愛德華時代和喬治亞時代的詩歌讚美這裡的景色。山谷因小諾曼底式教堂的存在而顯得優雅，沒有樹木，修整得很好，零星地散落著幾個蓄水池、羊圈和一些分散的有些荒涼的農場。出租車轉過肖埃漢姆的大木橋之後，我們看到了在地平線上的校舍全景。 之後，父親開始談論它和社本的不同。學校圍繞著中世紀教堂所建，裡面也包括修道院的建築；房子是家庭式住所，由老師的妻子掌管著，分散在購物街上；這裡有一家非常好的酒店和一個主幹線上的車站。學校的生活與祥和的西部鄉村集鎮生活差別不大，每個人都悠然自得。藍星那裡的生活是修道院式的中世紀式的禁慾的生活，而且嚴格來說是英國哥德式的復興。學校的建築連成一片，遍布白堊山丘的山坡一側，呈階梯狀。遠遠望去，孤然聳立。我們收到了一些建築的照片，但是面對這裡小禮拜堂巨大的統治地位著實讓我們沒有準備。伍達德先生為了買下這裡花了高價錢。房子的地基據說要比上面的防洪堤還要深。他希望他所有的學校都能夠再度肯定英國聖公會的國教信仰。藍星小教堂是他設計時代的頂峰之作，以最清晰的色調錶達出他的目的。這座偉大的建築並沒有完工，但東邊我們所看到的那一部分根本就看不出來受損的痕跡；那些被臨時拋棄的房子就在後面。窗玻璃從外面看是綠色的，就好像走進了水族館一樣。來訪的傳教士經常將教堂半圓形的後殿比作一艘船的船頭。據我所知在這個王國里，宗教改革之後，再沒有比這座教堂更為壯觀的宗教建築了。 我們沿著私人車道向前行駛，教堂的中殿離我們越來越近了。門房是一間臨時的小屋。我們在這裡停了下來。看門人給我們指了指校長的住宅，我被帶了進去。這裡的人經過商討，都覺得這幢房子應該讓校長使用，因為它比別的房子更能體現出校長的高人一等。 亨利·波爾比，我父親在牛津時的校友，是當時的校長。他又高又瘦，非常帥，只是當地凜冽的寒風吹過時他那狹窄的鼻子會被凍得通紅。他走起路來有點跛，是因為當時他被送進牛津大學跨欄校隊，不幸受了傷。他是一個學者，有著在講話和寫信中引用一些通俗易懂的經典典故的老習慣，他對教育沒有特別的興趣。他希望能成為一名主教，這並不是特別無限制的野心。他父親就是一名主教，他曾在約克郡的大主教身邊做過牧師，在伊頓公學做過助理教員，這些經歷都足以使他升遷到現在的職位。校長的職務是通往主教職位的後一階段。到1917年他已經在藍星八年了，也正是我在他那裡學習的那段時間他意識到自己被忽視了。我後來聽說他在伊頓公學並不十分受尊敬，據說他在那裡在有名的學生父親面前惹是生非，和漂亮的學生母親、姐姐調情，這使得他自己非常荒唐。他的那一面，假設是真實存在的話，我們也什麼都沒有看到。我們紛紛模仿他，因為他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個將「apostle」和「epistle」兩個單詞中的字母T發音的人，但我們對他比較敬畏，而他也對我們一直保持冷漠，雖然我們大家都認同藍星沒有伊頓重要，但他從不掩飾自己的這一觀點。他最顯著的天賦體現在對下級的選擇上面。我們對他任命的老師都非常滿意。 波爾比太太是一個和藹但有些糊塗的女人，特別容易在社交場合失言失態。這些事被誇張地反覆流傳，成了我們在學校里全部傳說的一部分。也許正是她的這一弱點對她丈夫的升遷很不利。一天下午她讓我們到客廳里喝茶，她說的話讓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說這茶是「愛國」的茶；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吃點心，因為這些點心都不是用麵粉做的，而是用土豆、大米製成。 那段時間饑荒成為了主題，在後來的十八個月里又顯得尤為重要了，這對我來說完全是新的。作為我去學校之前對我的款待，我被帶去蘇格蘭音樂廳看喜劇演員哈里·勞德的演出，他在唱完歌之後又給我們講了講這件事情。「當你給自己又切下一片麵包的時候，」他說道，「看一看刀子，上面有血。是你拿刀子戳英國士兵的後背所沾上的血。」報紙上充滿了警告，只有自願克己的人才能將國家從羞辱之中拯救出來，我們嘲笑德國人，嘲笑他們國家控制糧食，但不論是在家還是在希思山學校，糧食都沒有缺過。1917年水下封鎖生效了。二戰時，青少年不再像一戰時那樣，政府定量給他們供應食物；我第一次來公學學習也正是我第一次感受飢餓。波爾比太太的愛國食品是我在暑假之前所吃過的最好的東西了。 很快父親就要離開了；和他分開我沒有感到痛苦。我那時堅信這將是一個全新刺激生活的開始。我從校長那裡出來，住校導師接管了我。 對藍星不了解的讀者可能會想了解一下校長的辦公室。校長在周日晚上朗讀家庭禱文，有時會在各個宿舍念，就像部隊的長官視察軍隊一樣，時不時停下來對我們中的一兩個人問候幾句。那就是他對我們全部的個人關照了。其他的都留給住校導師來做。我那時一共有四個住校導師。這是給那些排隊想獲得房子的助理教員的職位，因此儘管我們自認為會擁有一些權威，比起其他房間的孩子來說，我們的確很不利，因為他們上學期間一直都由一個他們已經了解了的老師帶著。英國孩子討厭變化，對熟悉的老師，哪怕這老師十分討厭，也會感覺很開心。像我之前說的那樣，波爾比先生選的住校導師都是非常好的。 我的住校導師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年輕人；特別是對新來的學生更為和藹。他名叫迪克·哈里斯。他的哥哥在沃辛有一所名叫聖羅南的小學，那裡的許多學生都來藍星這裡繼續學習了。迪克的哥哥英年早逝，之後迪克繼承了那所學校，並且一直維持著學校的繁榮。他和年紀小的孩子在一起時最好了。年紀大一些的孩子都說迪克是他們的恩人。在我來到一個新鮮刺激的環境裡的時候，沒有誰能夠比迪克更讓人感到放心了。儘管我不知道，但他在學期末的時候離開學校去了軍隊。他稱呼孩子們的教名，這是一項1917年以前很早的傳統。我發現自己無時無刻不在受到他的影響。第一學期這些快樂的痕跡都是迪克·哈里斯給我帶來的。 一個周日的晚上，當迪克有了自己的房子的時候，他像布道一樣朗讀利·亨特的《阿布·本·阿德罕姆》。這正是他和藹但又不成熟的性格特徵。 他身材不大，穿著整潔很有活力；是劍橋校足球隊隊員，他眼睛藍而清亮，皮膚白皙，待人直率、友好。離開學的時間還有一兩個小時。迪克借給我一本書，是馬克思·彭伯頓寫的《鋼鐵海盜》，並把我帶到了裡間，那裡有一張為「新人」擺放的桌子。我自己在那兒坐了很長時間。在最後的一年半里我在閱讀的選擇上變得早熟了。父親的書我都拿來貪婪地閱讀，沒有人給我指導，理解得也不透徹。我最喜歡的書是馬洛禮寫的《亞瑟王之死》和康普頓·麥肯齊的《不祥之街》。《鋼鐵海盜》並不吸引我。我在一間布有橡木家具和一處空壁爐的長長的房間裡，環顧四周，牆上掛有儲物櫃，屋裡有桌子椅子，相框裡的相片是一個運動隊，玻璃櫃裡有銀杯子，布告欄上已經有一些列表和訂單，我沒好意思看上面的內容。哥德式的窗戶外是老師的花園，一個橫幅上面用哥特體寫著「Qui diligit Deum diligit et fratrem suum」。房間剛被清掃過，還帶有微微的潮氣。 最後來了兩個男孩，說道：「哦，上帝啊。還是這個房間」；「還是同樣的味道」；他們很不屑地看了看我，又看了布告欄。「還是這樣的宿舍。」「他們把那個討厭的巴恩斯利搬到了前廳角落了。」「馬爾科森的天靈蓋，終於進駐了新生齋。」他們驚愕地讀著禁止奢侈的規定：從此以後禁止糧食包，還有一個我不知道的機構叫做「淳茶居」。雜食店裡面只賣水果。 最先大吵大鬧的就數他倆了。去學校的火車到達了肖埃漢姆，兩輛出租車不斷地來往於學校和車站之間，每次運送六個學生和他們的手提包。大約四十五個學生住在同一間房間裡面。他們在布告欄上按過印之後，向迪克報告，然後開始在屋子裡大吵大鬧，聲音令人作嘔，以此來警告新來的人。他們都無視我的存在。在離開格倫費爾先生那裡時，他告訴我了一些極神秘的對待年齡大的孩子的辦法。這一警告對我的境遇來說似乎並不合適。 最終一個大腦袋，說話溫和，年齡和我差不多的男孩帶我加入了「新人的桌」，他名叫小富爾福德。從他的名字可以看出他還有一個哥哥在學校。他享受著來自聖羅蘭的進一步好處。我認為我可能比他對權威更神志清楚些。從那以後羅傑·富爾福德先生撰寫、編輯了一些令人欣賞的歷史作品。他經常支持議會，並且在自由主義和皇室之間同樣忠誠。當時他是三百五十個男孩中唯一一個我可以結交的男孩。兩年後他和我成為了密友，但是我那時不會選擇他做朋友，他也不會選擇我的。 在藍星的前三個星期里，按照慣例，大家要經歷一個被低年級學生稱為「入學教育」的階段，在此期間管理、指導學生都要按規章辦事。雖然我不記得這是否實施過，但在理論上，在這期間他可能招致所有類型的處罰。諄諄教誨的主要是如何著裝，如何放置自己的腳這一類精心瑣細，但又不是特別使人厭煩的東西。前兩年的服裝是非常單調的；然後彩色襪子允許穿；六年級可以戴彩色的領帶。第一年裡，手絕對不能插到褲兜里，第二年手可以插進去，但是夾克衫不能往後拉。二年級的人可以拉一個一年級人的胳膊，但反過來就不行了。草地，雖然裡面的地面大都露出來了，但一般是禁止入內的；每塊土地都是一些特權階級的私人獵區，最神聖的要數「北苑」了，那裡只有學校官員才許從裡面走。所有這些以及和這同一類的，都向我解釋了。同時我「聽見了」我所爛熟於心的家庭禱告的形式。在這學期的第三個星期天，有一個人站在屋裡的一張桌子上，唱了一首歌曲，在這之後他成了這一伙人的一員，並遭受高年級學生的使喚和毆打。所有這些細節我都毫無疑問、不費困難地見識到了，他們成了學校新鮮事情的一小部分。 在前三個星期里我熟悉了教學樓，包括兩大棟四邊形建築，以前是修道院。宿舍在教學樓的兩邊。其中每一間有自己的儲物間、宿舍和更衣室，但是不用做令人瘋狂的家務。校長的妻子和我們分開居住，因此沒有太多的來往。舍監都是未婚的，一半都是牧師，我們共同在餐廳吃飯，老師們像在大學學院一樣站在講台上，不同宿舍的寄宿生在不同的餐桌上用餐。房子是用燧石建的。一種古老和逐漸被廢棄的蘇塞克斯雕刻工藝在房子上面已經保留兩代人的時間了。專家們經常來研究完美的餐廳南牆壁。窗口和曲拱上的網眼圖案用的是不太耐用的材料，這種當地的石頭已被猛烈的含鹽大風不斷腐蝕了。一位老石匠和他的徒弟終生都在修復朽爛的部分。屋子裡使用的都是煤氣燈作為照明設備。在那種戰爭時期，海岸地區會有部分停電，因此在天黑以後這裡感覺陰沉沉的。在中間休息的一個小時時間裡，有些朦朧，看不清臉龐的一對對學生在大廳和學校之間漫步。小教堂里由老師的座位上邊走道的爐子提供照明；教堂中殿的屋頂在晚上就看不見了，並且在我們進進出出的時候，腳上會映出各式各樣如萬花筒般稀奇的影子。 每個宿舍都有女舍監；在我們這兒的是波爾比孩子的前保姆，是一名令人敬佩，身材矮小的婦女，她對我們總是稱呼「先生」，這樣給了我們充分的自尊，她和其他宿舍的女舍監不同之處就在於此，那些女舍監直呼孩子家長的姓，而不加任何前綴。除了她們，以及整理床鋪、倒馬桶、在廚房幫工、在大廳和小教堂後面洗碗的「女用人」之外這裡就沒有女人了。還有一塊奇怪的荒地，除了樂隊在那裡練習之外，別的人都禁止入內。那裡有被遺棄的塔的地基、第一堵牆和拱門，有彈藥商店，有堆積的棚子，裡面瀰漫著燉湯（看著就像人肉湯一般恐怖）和煮髒衣服造成的白色的雲煙。我從不知道「女用人」們睡在哪裡或在哪裡娛樂。僅一位老師結了婚；一個牧師住在騎自行車可到的距離內，他也被看做有些怪異，在玻璃櫃裡面種了些味道奇特的菸草。我們未曾見過他的妻子。可能也有一些「站在時尚一邊」的老師選擇了獨身，但是他們構成了下層社會，未曾被任命過有權威或有影響的職位。我們沒有探尋他們的隱私，對於女性的影響和家庭生活的排除是絕對的。我們未曾進入一個人的住宅或看見了一個商店；對像我這樣的直接從家來的男孩來說，這經驗讓人感覺不寒而慄。 在四十年以後寫這些文字之時我再訪了藍星，略有顫抖和懷舊地在這裡漫步。這裡著實擴建了不少，但並不同於其他學校和學院，僅僅是出於對資金的考慮而只在維持舊有建築風格和材料的基礎上做了些許調整而已。枕梁，在我那時都是平的，在門廳台階之上，雕刻得非常精細。討厭的是岩石園藝，就在草坡上，離北苑幾步遠而已，我經常被叫去那裡割草。教堂的內牆到處掛滿了各式各樣的畫。宿舍屋子裡裝備了小隔間，一個男孩一個，是模仿溫徹斯特的「玩具」而建的。男孩們不再穿黑色外套。J·M·尼爾的神學作品集從圖書館消失了。岩石花園和教堂里的圖片再沒有挑起大孩子們的抗議或悲嘆。這是我來到郊區後令人吃驚的改變。紅色的小房子到處都是，有些是學校的財產。創建者有意設計的這種分隔式的簡單布局完全被打破了。其用意是好是壞（反正我猜是好意），誰也不曉得。 我看見一個小男孩跑在北苑的石渣邊際上，而且我正在進入南苑時，我看到了在我的少年期較不可以想像的事情。一輛汽車通過塔樓大門，停在了桑德森的門口，從裡面下來了一位年輕母親和兩個漂亮的孩子，他們是來去拿那個靠在牆上的踏板車的。 修道院被解散了。郊區居民駐紮進來並自主創辦了教會組織。 在餐廳里有一些青年服務員，他們也在學校里住，但是享受我們沒有的特權，比如使用自行車和菸草。有一群奇怪的「靴子人」，他們年齡大，不識字，身體殘廢，居住在學校下面的小暗室里，那裡全是鞋油和毛髮的味道。早晚他們出現，推著裝滿靴子的籃子，步履蹣跚地邊走邊小聲對自己嘀咕著。他們沒有任何休閒娛樂。在他們蹣跚的步履範圍之內沒有小旅店。除那些女用人、侍者和「靴子人」之外全部奴僕工作都由「菜鳥新生」他們來完成，並且還有著嚴格的紀律，結果會被嚴密詳細地檢查，一旦有缺點就會受到藤條的懲罰。 宿舍里幾乎所有的紀律都由級長和宿舍長一手控制；宿舍的頭兒單獨就能打，並且打三下是普通的處罰。更加嚴重的就由他們和教務長共同懲罰。很少有不公道之說。事實上盛行的是嚴刑峻法的準則。其他宿舍的老師報告過來的由舍監來打。多數男孩在他們的前二年期間至少一學期被打一次。 在我的第一學期期間，一個名叫菲茨傑拉德的愛爾蘭男孩創立了一家保險公司。保險費是一個先令，並且每筆賠付有三便士的利率。他研究了保險統計的形式，他肯定是盈利的。我和富爾福德受其誘惑購買了，菲茨傑拉德的非法行為被認為在新男孩之中是比較壞的，通過這個公司他們很快就讀過了一學期，沒有受到處罰。後來企業戲劇性地毀滅了。 年紀最小男孩的宿舍叫做「新生齋」。我們八點四十五分上床睡覺，年紀大的男孩要在九點關燈，這是他的義務。關燈之後所有講話和活動都是禁止的，強制執行這些規則是這個男孩的任務但我們不羨慕他。我並不是暗示我們的宿舍長很惹人煩惡或他做了許多暴行，但是在學期過了大約一半的一個晚上，突然許多人一起過來打他，我和富爾福德不解地站在床邊，嚇呆了，其他人壓住他的頭，拿皮帶和拖鞋打。最終他從混戰中沖了出來跑到了宿舍外面，穿過更衣室，後面的人仍然追著，下了塔樓台階到了迪克·哈里斯的住處。打他的人得意洋洋地喘著氣，等待著結果。不到五分鐘迪克就拿著藤條出來了。沒有調查。他簡單地說道：「你們全都得挨打。按照宿舍順序一次一個進更衣室。」其中一個共謀者說：「新的人與它無關，先生。」「現在不說這些。」 次日菲茨傑拉德付出了幾乎三英鎊，並且宣告破產。暴力受害者搬入了另一間宿舍，另一個年齡大的男孩被任命負責我們這學期其餘的日子。我從不知道是什麼挑起了攻擊。甚至連比我更知內情的富爾福德也無法解釋。後來我在藍星時這樣的事再沒有發生過。這是這地方典型特徵之外的一次插曲。 我感激迪克把我也包括在處罰之內。它給了我輕微的親屬關係感覺，以前我完全對此陌生。因為不論是當時還是在我的前兩年任何時候我都不受大家的歡迎。 沒有朋友起初不可避免地讓我感到自己被隔離了。憎惡是個人的事情，對我來說是新鮮的經驗。十三年來我只遇見了願意喜歡我的人。經驗告訴我，不是所有人第一眼看見我就會接受甚至喜歡我，但是我對別人對我的拒斥依然稍稍有點吃驚，這就是快樂童年建立的信心。 在藍星反感是相互的。我不喜歡不斷地接近這些大塊頭、大嗓門的大男孩。我這年紀，事實上是最壞的年齡，對於突然喪失隱私不能接受。我是一個吹毛求疵的孩子。長期以來我都覺得茅廁很噁心，因此特別怕去廁所。在希思山學校，像我前面提到的，我們對這個問題都出奇地沉默。在藍星，四座住宅樓組成了北苑和我們所說的「樹林」，一個在教堂里經常激起歡笑的名字，當我們聽到以色列國王和猶大輪流被命令砍伐樹叢又被指責需要將這些樹叢恢復的時候。樹林是一個被粉刷的圍場，中間被兩排柏油小便池隔開。兩邊各有一個廁所，一個供南苑的學生用，另一個供北苑的使用，但數量並不充裕，我對那兒有一種微妙的毛骨悚然的感覺。廁所沒有門，裡面有一條水溝，會周期性地沖水，消毒，但是並不經常。早餐之後這裡是一個說閒話的社交中心；這裡是我們與其他宿舍交流最近的了。為了搶到位子，必須從正使用的人那裡預定。經常會有人叫道：「在你以後」；「我在這三個中排第二」；「我接第三個人的位置」。我平時和陌生人說話總是感到害羞；但在那個地方我發現自己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能書寫二十五行文字，就可以在上課期間去樹林，我發現我寧肯如此。 當時食堂的飯菜如果放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救濟院裡都會引起不滿，但直到戰爭結束飯菜的質量都一直不斷地下滑。在比較好的時候食物由雜食店和從家帶來的菜籃子供應。在1917到1918年之間，所供應的食物僅夠維持生存，沒有任何可口的。我記得當時有一種可怕的東西，名叫「蜜糖」，這是一種甜的類似奶酪的東西，這種鬼才知道到底是什麼的化學品的副產物每個星期兩次出現在晚飯桌上。食物有不含奶的可可粉和人造黃油，還有限量的麵包。午餐通常主要包括燉煮的未剝皮的甘藍和土豆。也許我們的餐桌禮儀就是一種不自覺地對這種監獄飲食的抗議。我們星期天換上的乾淨衣服，到星期二就已經髒了。文明家庭里來的男孩們似乎對這種野性更覺得榮耀，這比他們灑出來的食物更讓我噁心。一些格外熟練的男孩能將黃油片甩到頭頂的高橡木椽木上，整個冬天都會一直黏附在那裡，直到夏天天熱融化了，落在下面的桌子上。 我們每周會在晚上洗一次澡。那簡直就是極樂。但是除了星期天外的每個下午也會被強制洗澡。每個宿舍有兩個浴缸。前兩個人洗完後熱水根本不夠再洗兩個人。冬天踢完足球我們就等待著泡在不太熱的「泥」裡面。在我們等待輪到我們的時候，從裡面爬進爬出用像桌布一樣的毛巾擦乾身上的水，在星期天身上還乾淨，星期二就髒了，我不敢想像這些赤裸身體之間的接觸，毫無疑問我的反感自己就會表現出來。 我不僅規矩而且死板。聰明的小男孩會在大孩子洗的時候去做準備，這是很討大孩子喜歡的。但我拒絕這樣做，因為我覺得這是不誠實的。比較識時務的人不僅會謹慎，更會寬容地服從。我的顧忌使我不受他們喜愛。 我發現自己並不是那段寒冷時間的孤獨學生。我記得所有的都是不一致。例如，我十分害怕出風頭。宿舍長的作用是分發信件。許多次他們把信扔給我，粗魯地說：「又一封沃的信。」雖然父親的信件能給我歡欣，但他們對我的態度足以使我要求他寫得少一些。另一方面在聖餐禮上我公然違背習俗在耶穌神像前下跪，這是我在聖猶大教堂養成的習慣。在藍星這是不妥的。在第一個學期里我與其他人站在一起。在我第一個假期中我感到很懊悔，好像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一樣。從第二學期以及幾個學期之後，這些看上去似乎不太重要了，我便開始下跪了；起初心裡充滿憂慮，但是並沒人對這稀有的方式發表評論。如果在藍星沒有忠誠的話，那至少還對宗教有一絲尊敬。嘲笑別人表示虔誠的形式是很不好的，那裡實際上有很多個虔誠的孩子從未在這方面招致不歡迎。 我沒有羨慕其他的孩子。我也不想和他們一樣。但是，相反我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我沒有遠大的志向，只渴望保持我自己，然後被接受成為這些令人厭惡的暴民中的一員。我無法解釋，但是我認為這就是我的想法。 或許我誇大了自己的反感，但是我知道在星期天的下午，當被關閉兩個小時，我們都戴著草帽穿著黑外套出去時，我經常自己獨自走著，或者和一些別的宿舍同樣不受歡迎的孩子們聚在一起。 在我來這裡第一個學期剛開始的時候，這種感覺最痛苦的一次是在耶穌升天節這天。這是一年裡一個完整的假日，也是我迄今為止沒有慶祝的一個節日。我無意中聽到很多關於在那天將會發生什麼的談論，但是我什麼都沒有準備。晨禱之後整個學校就解散了。那些在這裡有父母或朋友的孩子都被帶到了布萊頓或沃辛。其他人走了到布蘭伯，那裡有河邊茶園、一座破城堡和毛絨玩具貯藏庫。一個旅館老闆的愛好是收藏毛絨玩具。他給那些毛絨老鼠擺舞台造型，仿佛它們在洞裡喝酒打牌，結果被老鼠警官突襲，抓了個正著。一隻雙頭綿羊還有一些其他奇形怪狀的東西，在之後的幾年裡我都非常喜歡。第一年我誰也不認識，無處可去。整個學校好像得了瘟疫一樣空蕩蕩的。我打聽出當天食堂沒有晚餐。食堂的人給了我幾片麵包和一些難吃的香腸肉。下雨了。宿舍像星期天一樣是鎖著的。圖書館也不讓我進。我拿著那袋濕漉漉的食物瞎逛，來到一片叫藍星圈的樹林避雨。第一次也是許多年裡的最後一次，我哭了。那天下午我聽見假日遊客回歸的喧鬧聲時感覺是多麼的舒服。 我後來教育我的孩子要對落寞的孩子更加關注。 除了星期天外，空閒時間是很少的。稱作「俱樂部」的比賽和各種團體占去了每個下午。這些團體最讓人厭恨了，我從不喜歡比賽。它們對那些擅長的人來說是激烈的競爭、渴望和責備的根源；但對那些不擅長的人來說，則是無聊與不適。 不過板球是個例外。玩得很好的那些人似乎很開心。他們穿戴著顏色漂亮的衣服並且享受著偉大的聲望，但是對笨蛋並沒有責備。那些能打好板球的人被認為擁有奇怪且令人羨慕的才能，但是在第三聯合會裡花上很多無聊的下午也不是可恥的。在其他體育項目上的失敗是不齒的。「殘骸」是藍星對這樣不幸的人的稱呼。我並不完全算是殘骸。因為在足球、拳擊、游泳和八百米上我最終進入我們宿舍的隊。但是第一年我表現得並不夠好，因此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我未曾享受過競爭，並且很高興逃脫，不覺得羞愧。 有比賽的時候，那些不在隊里的必須觀看並且要鼓掌，夏天穿著破衣服躺在岸邊鼓掌，冬天則站立在邊線那裡歡呼。這是當時的慣例。現今在多數學校里更多注重學生想像力的培養。我在藍星的最後一段時間裡才有了一些娛樂消遣，但是我在那裡的前兩年里除了俱樂部之外，沒有其他的休閒形式了。 記得在第一學期里，我觀看了前十一場的比賽（都是與小富爾福德一起看的）。一個客隊的板球擊球手直接朝我們坐的地方衝來。一個體型巨大的男孩見此趕快跑開了。球速慢了下來，落到岸上，停在了我們的地毯上。技術更嫻熟的孩子都喜歡擲界外球。我和富爾福德坐在那，注視著這個神聖又更加可怕的東西，不敢去摸它。一個滿頭大汗、怒氣沖沖的人，腳穿鹿皮靴，靴底的釘子敲擊路面發出咔咔聲。他極不情願地從我們裝櫻桃的零食袋旁邊把球撿了起來。「你們這倆小虱子，」他說，「你們會為此付出代價的。」整個下午和晚上我們都擔心會遭報應。實際上我們再也沒有聽說這事了。 我第一年最好的時光是在圖書館、教堂和學校里度過的。 圖書館是一個寧靜的地方，藏書極多。在半假日和星期天的晚上對我們開放一小時。圖書館裡禁止談話。我們可以借閱書籍，也可以坐在那裡讀。我大部分時間都在翻看「藝術」書的插圖，特別是一套叫做《聖經中的藝術》的書，裡面將每一時段的經文用圖畫重現了出來。這樣我模糊地學會了辨認各類學派的特徵。我當時和現在都偏愛十五世紀和拉斐爾前派的作品，中間還曾喜歡過布格柔、皮維斯·德·夏凡納，但又回到了原來的喜好。魯本斯和倫勃朗的作品看上去非常丑。 在學校里我起初是在迪克·哈里斯手下，他給我們讀書，教我們的詩歌比我父親介紹給我的更現代——弗萊克，魯珀特·布魯克，拉爾夫·霍奇森，以及所有艾迪·馬什的年輕門徒。但是，哎呀，我以前的名次太低了。我不費力地就能每周排到前幾名，並且在期中的時候進入了前四名，期中我依然總是排在前面，但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我想自己對待入學考試太草率了。那學期末我進入了高級班，在那裡我找到了和自己在希思山學校第一陣營的相同級別的教育。 我們每天早晨和晚上各去教堂一次，星期天去三次。我聽過有人抱怨說這太過分了。即使當我公開宣布自己為不可知論者時我也沒有這樣抱怨。聖公會和欽定本的《聖經》措詞一直令我著迷。因為他們的高教士品質不是儀式主義的，在羅納德·諾克斯時代盛行的天主教教義亦不是如此。牧師穿白色法袍而不是背心。聖壇上有兩支蠟燭，沒有香火；巴茲爾·鮑徹先生一點也不奢侈。牛津運動精神里要求的都有了。 早晨和晚上去教堂使得周圍不再寂寞；和家裡以及米德爾威奇諾頓聯繫，而不是天堂。星期天晚上我們誦讀那些在戰鬥中喪生的老男孩們的名字。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有訃告。通往教堂的通道裡面掛著一排不斷增加的他們的照片，我不認識他們，但是我們知道他們的存在。牧師提到這些犧牲的人是很常見的，因為他們是為了我們的利益而犧牲的。這並不是欺騙，據說這類訓導詞現在會遭人嘲笑，但在1917年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教堂里的音樂非常好。如果我是另外一種材料構成的，音樂也許會成為我額外的安慰。風琴師布倫特·史密斯享譽學校內外。星期天晚上有高音獨奏的頌歌，之後有為那些留下來的人的風琴吟誦。有人特意從外面過來聽，但是我更願意去宿舍，那裡，夜校官員允許我們讀「文學」書，所有超過五十年歷史的書都屬於這一類之內。 學期延長了。聖徒紀念日這個假日是「蒙恩」日，那時候一學期有兩個假期，可以和父母朋友一起出去。我在這個區一個人也不認識，也很難有機會去一趟倫敦，因此我留了下來，像以往所有的星期天一樣孤獨。終於假期結束，汽車出現在宿舍前面，我被一種不可容忍的打擊所擊倒，出現了腮腺炎的症狀，症狀太過明顯，不可能是假裝出來的。我第一個假期的前兩星期是在療養院度過的，小富爾福德陪著我。 一名叫巴布科克的女負責人沒有做任何緩和我們哀痛的事情。她天生壞脾氣，並且在自己假日被縮減時會大怒。（她有很濃的小鬍子。一個俄國男孩提出要送她一把剃刀；他父親向教堂送了一幅聖像，但與教堂的宏偉相對比顯得格格不入。）幾周以後我可以下床了，但是依然被隔離。家裡人給我送來一隻雞，但被巴布科克的貓給偷吃了。巴布科克很不優雅地道歉，並且對沒有關食品貯藏室的病區女僕喊道：「不要打我的貓；打你們自己。」 經過了幾周的思慕我終於回到了家，那裡對我再沒那麼親切過了，但卻沒有以前快樂了。我哥哥被派往前線；帕斯尚爾戰役正在進行中，每天都有大量的傷亡名單。父母對他的安危無比擔憂。除此之外，父親在接到哥哥的作品《人到青年》後感到焦慮不安，對許多社本老朋友的漠視感到深深受傷。母親依然每天都來往于海格特的醫院，我經常和她一起走，但她每天都有很長時間不在家。我在家從不感到無聊和孤獨，但在這個假期以及這之後許多的假期，隨著假期過半，假期最後的這些日子裡我的幸福感也在衰退，憂鬱和擔憂要蓋過任何樂趣。 我的第二學期是黑色苦難的。返回學校的時候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經歷，只有令人討厭的熟悉。我現在是傳統五年級了吧，由一名專職牧師指導我，他叫何匯特，是一個虔誠的音樂人，紳士但又充滿激情，他來到了藍星，據說是在一個貧民窟教區里工作一段以後來這裡調養身體的；學校的時間安排對他總很合適。而且迪克·哈里斯最後還做了一件善事，那就是任命我為「圖書館小工」。這使我解脫了所有的宿舍苦活。這項工作的任務就是把圖書重新歸架，並對還回的書做一記錄。圖書館小工有著任何時候都可以進入圖書館的特權。這兩件事是一種安慰，除此之外其他的變化都是不利的。迪克·哈里斯被一個以前教德語、有著海象一樣鬍子的人接替了。他十分無能，對宿舍所有的管理都是靠舍長還有嚴格遵守紀律的人來完成的，這些人在和平時期僅僅只會是下屬而且對於履行公職來說還太年輕了。意外地有一群新來的男孩住進來了，後來我和他們成為了朋友，但在他們剛來的兩個學期里，宿舍固定的習俗是沒有人能和他們接近。我能交往的還是只有富爾福德。食物變得更加稀缺；服務員消失了，引進來了一些戰時服務的措施，由學生們輪流充當服務生；而且不單是低年級學生，除了最高年級以外的學生都要參加。這也使得野蠻的飯桌更加陰暗，因為給比自己級別高的人服務會被責備，高年級的給比自己級別低的人服務會把菜撒得到處都是以表不屑。天冷的時候就越發激烈了。當時的組隊還算是可以，我們作為一個小隊在樂隊老師的指導下進行操練。現在我們被分成一組。每周末要騰出半天休息時間來，正式著裝，練習檢閱。為了檢閱我們得把步槍擦亮，把臉擦白，靴子上油。步槍是為六尺高的人設計的；背起來簡直就是累贅。挖土豆也被加進了我們的愛國責任中。 早上我們匆匆趕往學校時，風雨交加，天空黑暗。凍瘡腫爛了。我強烈懇求父親把我轉移到別的地方，而他卻勸我再忍一忍。 我對這些苛刻不感到苦惱。讀者也許能感受到集中營的恐怖。我只是說自己受到傷害了。在最初的十三年的歲月里我太溫柔了。 我的哥哥和數以萬計像他那樣的人，比我大不超過五歲，正在戰壕裡面無比艱苦的條件下過冬。這些年對世界上一半的人來說都是淒涼的。我覺得對一個英國學生來說已是歷史上最淒涼的時期了。 在十九世紀初的學校里，有許多著名的恃強凌弱的事情，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我們所缺少的粗魯的人性以及多樣性。八十年前，男孩都在鄉下閒逛、酗酒，不是抽菸就是在火上烤野雞；他們互相打鬥，有時還把老師鎖起來。在1917年和1918年兩年里，除了一些在「新生齋」里獨特且無法解釋清楚的暴亂以外，藍星這裡在嚴格的管理下一切正常。 我聽說在上世紀，罪犯被從骯髒腐爛的老式監獄裡轉移到新監舍里，雖說這樣是為了對他們施以人道主義關懷，可許多犯人都瘋了。當時英國的學校也在發生類似的改造。這種改造如果是由心存善意、富有想像和熱情的成人和孩子實行，而且是在一個富足、具有美好前景的時代，其結果應該非常不錯。但所有這些在當時的藍星一概闕如。有權利的男孩太年輕了，老師又太老了。一切必需品都是代用品——我們穿的衣裳，吃的食物，學習用的書，以及應該教我們的老師。我們看上去是一群又冷又餓，衣衫襤褸，但又不是自由斯巴達，而是被圍攻，無力又被忘記的駐軍。 四 我聖誕節回家發現家裡又有了一個新成員。我並不感到驚奇。之前他們已經以書信的形式告訴我了，但是之前見沒見過新來的人，我現在記不清了。但我對她非常了解。她是巴巴拉·雅各布斯，我哥哥的未婚妻，他們之前剛戀愛不久。哥哥在自己的自傳里詳細描述了她。她比我大不到三歲，是一個溫柔的女孩，雖然反應有點慢，但是幹活娛樂都可以。我覺得自己就是她的興奮劑一樣。我聽說當我在的時候她就不大會沉湎在白日夢中。她對身邊所有的人和事都有一種輕微的荒謬感。她剪了短頭髮；穿低跟鞋子，並且著裝很有藝術感；從不穿奇裝異服，但是帽子手套和遮陽傘的搭配也擺脫了傳統的束縛，佩戴的有銀和銅的天然首飾，還有琺瑯，其他寶石還有琥珀，其中琥珀是伯克姆斯特德的一個鬍子怪人做的。她有很多追求者，但是我未覺得她特別美麗或者有吸引力（我當時對和我同年齡段的女孩是沒有鍾愛的）。我非常喜歡她並且很喜歡她陪著我。她一定也很喜歡我，因為直到我哥哥從部隊回來，她假期一直和我們在一起，陪著我玩，而她最初僅僅是為了參加攝政公園裡女子學院的講座才來的。 在記述我受教育這一章節裡面，巴巴拉理應享受到比單純提到她還要多的權利。她受過良好的教育，非常博學，但是她的知識和她尊敬崇拜的人我在學習中很少接觸到。她的經歷和成長與我的完全不同；她的口味，她讀的書，她的看法在某些方面是對立的，其他方面又是互補的。她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一個社會主義者也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在我見到她之前，我的那幾個未婚姑媽和英國國教牧師正處在主導地位；在巴巴拉那裡我見到了新的時代。我並不是毫無保留地向它屈服，而是被這次相遇所刺激。我的父親總是假設（就像我現在這樣）新的事物可能是很令人討厭的。巴巴拉在現代性中發現了特殊的魅力。她並不追求新奇；在時尚方面她並不是從旋渦派到達達派。相反，她本性極具顛覆力，像一隻跟在她母親腳後的小獵狗一樣迷迷糊糊地懶散閒逛。我與她唇槍舌劍，但同時我也吸收了許多她的觀點，之後的下一個學期我在隨筆中對這些觀點又進行整合，結果卻受到了何匯特先生的譴責，這在我之後的歲月里也是很少的：「他必須學會『贊同那些優秀的事物』，而不僅僅是超現代化。」 巴巴拉到倫敦最初的願望是進入斯萊德藝術學院學習，並不是因為她在繪畫方面有才能，而是因為那裡可以釋放自己。她父親覺察出了她的動機並且禁止她去那裡學習。在攝政公園的學校是專門的女校，沒有被波希米亞所污染。我不知道她在那裡能學什麼。不過這的確是一條逃離吵鬧家庭的捷徑。 她是一個大家庭一對不般配的夫婦最大的孩子。 她的父親雅各布斯是一個作家，中年時寫的記敘文非常精美。當我注意到他的時候他正在事業和名譽的頂峰，但是我並不為之所動。在希思山學校我們大聲朗讀他寫的故事；但我並不把這些故事當作是「文學」；他們只是些「預備學校的東西」；他的孩子們亦不對他的成就有任何自豪感。大人們教他們把他看作是一個勉強養家餬口的人。最近他開始引起那些認真學習小說的學生的注意。我懷疑他是否會像他以前那樣經常在年輕人中製造歡笑。 他是一個面色蒼白，皮包骨頭，尖嘴猴腮、長著水泡眼的人。像許多幽默作家一樣，他在私人交往方面的幽默發掘得很少。他在丟失自己維平口音時幾乎失聲了，只能通過他薄薄的嘴唇說話，但語氣總是偷偷摸摸的像犯罪的口氣一樣，在一個非常可敬，但其實令人生厭的人面前他會倉皇失措。他是一名世俗清教徒，是那些「誰沒得到信念，就不會獲得樂趣」當中的一個，並且他所有的觀點都是諾思克利夫勳爵的。但是隱瞞在這個單調外表之後，我這樣幼稚的眼神看不到的，是一位潛伏的純藝術家。 他的妻子比他年輕很多，是一個誠懇又溢於言表的威爾斯婦女，曾因作為婦女參政權論者打碎窗玻璃而入獄；是一個H·G·威爾士所描繪的「新女性」女主人公一樣。她有著漂亮的眼睛，十分慷慨，常幫助受苦的人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但其實是個笨蛋。 兩個人在每件事情上總會有連續而且激烈的爭吵，特別是在孩子教育的問題上。記憶里有幾個場合；我印象中雅各布斯太太經常帶著從學校「搶」來的孩子來我們家，藏匿起來。 他們在伯克姆斯特德郊外一座大的叫做比奇克羅夫特的現代房子裡居住。雅各布斯是當時收入最高的短篇小說作家之一，但是他們的繁榮卻沒有帶來一點舒適，因為雅各布斯夫人認為作為婦女參與家庭管理是有損她的形象的。性別的區分對於她以及那些和她有類似想法的人來說，就像是她的孫子女輩對種族和膚色的區分一樣遭人反感。甚至母愛都被看作是一種殖民，男人靠剝削女人獲利。在威廉·懷馬克更有序的世界中，女人還要承受分娩之痛。 在所有家庭中，孩子總會站在母親的這一邊。巴巴拉在她第一次來與我們一起居住的時候，接受了她所有的觀點。只有一兩年之後，雅各布斯太太為了通神學而放棄了政治學，巴巴拉才開始懷疑母親是否也容易犯錯。 在之後的兩年期間我去過比奇克羅夫特很多次，雅各布斯家裡的人也經常來我們家。他們開始取代羅蘭家成為我的假日朋友。 這段時間在伯克姆斯特德有一個和我相同年紀的男孩，他後來成為了我的一個有名的朋友，他叫格雷厄姆·格林，父親是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雅各布斯家的兩個孩子都是在那裡上的學。他父親和雅各布斯認識，但我在伯克姆斯特德參加的所有聚會裡沒有見到過他。這並不足為奇，只是可能會引起那些喜歡鑽研小說故事來源及其構思過程的人們的興趣。 我覺得我在小雅各布斯面前擺架子，把住宿學校嚴酷的生活和他溫和的走讀生活比較。然而這些吹噓的話一定在伯克姆斯特德學校傳播開了。格雷厄姆·格林對這一過程自己都沒有察覺。但是一次又一次在他的小說里，當他希望刻畫一個衣衫襤褸對小公學沒什麼特別多感情的人物形象時，他就會將這種感情歸因於藍星。我是他在藍星唯一比較了解的一個大孩子。我們倆都看不出我和他那些悲傷小說有相似之處，但是小雅各布斯說有些事會間接或次間接地產生。 雅各布斯家裡還有另外一個妹妹，她皮膚比較黑但很漂亮，年齡比我小一點。我和她的友誼與我和巴巴拉的完全不同。她不會教育我，而是會十分尊敬地仰望我。在比奇克羅夫特有一個大的音樂室，裡面的橡木地板很光滑，當地舞團經常借用這裡。在這裡有一種不定規則在黑暗中玩的小孩遊戲。玩的目的就是要讓一方從另一方的隊伍中爬過去到達儘可能遠的地方。在這光滑的橡木地板上，我和她互相追逐、摔打，有時則默默地緊緊擁抱、滾成一團。年紀小點的一看到我們被抓或逃跑，就興奮得哇哇亂叫。我們就藉口在打架。雖然我們從沒接吻，但能夠緊緊相擁就足以令我們欣喜若狂了。總之那份曖昧一切盡在不言中。遊戲過後，燈亮了，我倆相視一笑，彼此心照不宣。每次不是她就是我提議要玩這種「暗中」遊戲。 我和巴巴拉從未有過身體接觸。我發現她是我在藍星缺乏的一類朋友。同時我們一同探索了倫敦，之前我們誰對倫敦都沒有任何了解。我們花費一整天在無計劃地遠征，隨機搭上公共汽車，非常愜意。對於現代倫敦人來說，他們排長隊，然後在有軟座但卻吵鬧的沙龍里擠來擠去，對我們這樣踏上開心之旅的更開心的一代人一定很奇異。那個時候公交車隨叫隨停，但年輕人以在高速行駛的時候跳上跳下車為豪。從露天平台上可以看到遠處的地平線。不論晴天雨天我們都去，下雨的時候就在座位後面系一塊油帆布遮一下，因此對城市的地形也很了解了。 我們很少觀光，我在建築學方面的品味仍然是中世紀的，但是我們參觀了許多畫廊和畫展。我們都對後印象派畫家沒有任何領悟和理解，但是巴巴拉對這些畫很有同情，感覺它們是屬於她那一時期的。有一些作品是美學轉換，當眼睛看慣了傳統的風格，突然看到了新發現，在那些以前看起來丑與亂的當中發現了美與意義。我從未有過那種經歷。我欣賞著巴巴拉向我展示的最糟糕的作品，比如C·R·W·內文森的戰爭畫作。我在梅斯脫維奇的木雕中一下子就感覺到了舒適，但是我承認我對未來主義學家的欣賞是假的。巴巴拉告訴我她覺得徒步旅行很愉快。在我十四歲的時候，我寫的一篇文章發表在一本名叫《繪畫》的雜誌上。文章名字叫做《立體主義之辯》。我一本都沒留，文章一定很蠢，因為我不知道什麼運動的什麼理論，也只看到過極少數他們的作品。看到它印刷出來我非常激動，我試著成為立體派畫家，並寄給《繪畫》雜誌的編輯，建議他下一期應該把我的畫放進去。那是我最後一次擁護畢加索。畫很快就被退回來了，留言說我的作品不能算作一篇「文章」，而是一封「信」。 在這次被拒絕之前我和巴巴拉在原來的日間育兒室的牆上貼滿了立體派的畫作，也就是說，我們把原有的角度給縮小甚至變成平面的了。把這些畫給那個馬克·蓋特勒看了之後，他很難用和藹的語言來評論，他說我們的原創中運用了太多顏料——磁漆、油畫顏料、黑色塗料以及海報顏料。 我很快又恢復了模仿十三世紀的手稿，畫得儘量像比亞茲萊。 在青年人頭腦的空缺中，相互矛盾的原則是可以做好鄰居的。從比亞茲萊到埃里克·吉爾沒有太遠的距離，而且我對他的木雕有了持久不變的喜愛。我對他的教義沒有興趣，更喜歡巴巴拉介紹給我的塞繆爾·巴特勒的《筆記》，把它看作智慧的源泉。我沒有研究過羅斯金的作品，但是我在某個方面吸取了他大量的觀點；不管怎樣，那些對他來說如同詛咒的作品我都懷著非常崇敬的心情學習過，並且我的思想被一個觀點所支配，這個觀點就是所有的現代畫作都是違背羅斯金的法規的。我在兩個觀點之間止步不前了，想著更加賣弄地把新的觀點表達出來。實際上巴巴拉說我是審美偽君子。很多年後我才承認，巴黎畫派以及所有由它衍生出的畫派都是我憎惡的。或許巴巴拉是在攝政公園從《經濟學家》上讀到這些的。她比同時代的多數女孩對這樣的主題都了解得更多。而我卻對其一無所知，只是從她這裡學來一些專業術語，在之後的不少年間冒充是社會主義者。（在其他一些場合里我主張斯圖亞特王朝的復辟、無政府主義以及世襲的社會等級。）我的願望是能在巴巴拉完全無知的地方讓她震撼。她公開信仰不可知論，對窮人充滿了慈善和同情（雖然她對那些窮人了解很少，比起我母親來說要少得多），堅信人類的完美性，渴望社會的平等；我公開信仰基督教，對工商業資本家不屑一顧，很喜歡證明他們就是反面人物。 復活節假期因為我哥哥在進攻魯登道夫時「失蹤」的消息而格外黯淡。父親備受焦慮的折磨，而巴巴拉卻十分平靜。後來有電報出來的消息說他被關進監獄了。即使在勝利的時刻，父親依然恐懼德國人會不會屠殺他們關押的囚犯。俄國革命的勝利對巴巴拉來說是十分振奮人心的，她確信德國軍國主義已被摧毀，烏托邦即將出現。 * * * (1)狄更斯名著《遠大前程》中的重要人物。 (2)原文kaiser，意為德國皇帝。 (3)英國著名建築師。 (4)指美國詩人朗費羅的著名長詩《海華沙之歌》。海華沙為奧農達加（北美印第安人一族）領袖，曾組織易洛魁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