癔症研究 · 第二章 病 例

病例一 安娜·O小姐（布洛伊爾） 安娜·O小姐患病那年（1880）正是21歲。由於她的一些遠親患有精神病（psychosis），故考慮安娜有中度神經病的遺傳傾向。她的父母在神經方面是正常的，因此在她成長中一直是健康的，沒有顯示出神經症的體徵。她非常聰明，能令人驚奇地很快地掌握事物，並有敏銳的直覺。她具有很強的理智，這使她能領會較難的理性知識，儘管在她離校後無須接受一些知識，但仍需要這種能力。她有大詩人富有想像的天賦，但受到嚴厲的和帶有批判性的抑制，正是由於這一特點，她完全不受暗示的影響；她從不受哪怕一丁點兒的斷言的影響，而只是受爭論的影響。她的意志力是旺盛的、頑強的和持久的，有時甚至達到固執的程度，使人感到失去善性和不考慮別人。 她的一個基本性格特質是有同情心。即使在她本人患病期間，她也一直努力堅持照顧許多窮苦的病人，因為這樣她能使一種強有力的本能得到滿足。她的情感總是處於有點極端的狀態，或高興或悲傷；因此她有時受心境的支配。令人驚訝的是她的性慾未予發展。[152]這個我開始熟悉的病人的生活鮮為他人所知，她從未談過戀愛；在她生病期間所發生的許許多多的幻覺中，從未出現精神生活的這個因素。 這個智力上明顯出眾的女孩卻在她清教徒思想的家庭中過著極為單調的生活。她在敘述自己的生活時，沉湎於整天白日夢（day-dreaming），她稱這是她的「私人劇場」，而這可能在她的疾病中是起決定作用的。然而每個人都認為她是專注的，她生活在想像的神話故事中；但是她總是處於這樣一個境地，即別人和她談話時，無人能懂得她在說什麼。當她在做家務活時，她幾乎連續不斷地糾纏所做的事情，這是她平時的發泄。我將在此描述這種習慣化的「白日夢」，當時她完全不知不覺地在這種持續的情況下患了這種病。 該病的過程可明確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潛伏期。從1880年7月中旬到12月10日。這個階段的疾病通常對我們來說是隱匿的。但這個病例，由於其有奇怪的特性，所以表現得很明顯。這階段病史使人覺得無任何微小的病理現象，我現在就要描述這個階段的病史。 2.明顯疾病期。一種奇特方式的精神病。語言錯亂、內斜視、視覺嚴重紊亂、癱瘓（形成攣縮），其發生在右上肢和左右下肢，部分左上肢、頸肌麻痹、右上肢攣縮逐漸減輕。但某些症狀的改善因4月份的一次嚴重的心理創傷（病人的父親去世）而受干擾，此後便出現了。 3.持久夢遊症期，其後變成較為正常的狀態。有許多慢性症狀持續至1881年12月。 4.病理狀態和症狀至1882年6月逐漸停止。 1880年7月，安娜十分喜愛的父親患胸膜周圍的膿腫，因膿液不能清除而於1881年4月去世。在父親患病的第一個月，安娜竭盡全力照顧父親，沒有一個人為她健康的急劇損害而感到太多驚訝，甚至沒有一個人，就連安娜自己也不知道她發生了什麼事；但最終她出現了虛弱、貧血、厭食，身體狀況差得使她很沮喪，以致不能再照顧父親。緊接著出現非常嚴重的咳嗽，為此，我第一次給她做了檢查，這是個典型的神經症。不久她開始表現出下午特別需要休息，在傍晚出現類睡眠樣狀態，接著便處於高度興奮狀態。 在12月初，安娜出現了內斜視。眼外科醫生（錯誤地）把這解釋為眼外肌的麻痹。在12月11日，安娜臥床不起，直至次年4月1日。 該病迅速惡化，出現一系列明顯的嚴重紊亂，如頭左側枕部疼痛；內斜視（復視）由於興奮的作用而明顯加重；抱怨房間的牆似乎要倒下來（異常感覺）；難以分析的視覺紊亂；頸前肌麻痹，最後導致病人只能依靠在背後緊扶著她，強迫性地抬起其肩和移動整個背部而使頭向後運動；右上肢攣縮和麻木，後來右下肢也是如此。但它能完全伸展、內收和內旋。接著同樣的症狀發生在左下肢，最後是左臂，然而其手指一定程度上仍保持運動力量。同樣，肩關節也不是完全僵直。上臂肌肉攣縮最嚴重。兩個肘部的麻木也變得十分明顯，在以後的階段，我們能對此做較仔細的測試。而在疾病開始時，由於病人有焦慮感而抵制檢查，故不能有效地測試其麻木情況。 我是在病人處於這樣的情況下負責治療的，我立即認識到我必須處理的是嚴重的心理障礙（psychical disturbance）。在疾病過程中有兩種截然分明的意識狀態，其十分頻繁地交替著，而且沒有預兆，但卻變得愈來愈易鑑別。其中一個意識狀態是她認識其周圍環境，雖然有憂鬱和焦慮，但相對正常。另一個意識狀態是她有幻覺和「淘氣」——就是說，她帶有侮辱性的舉動，如常向人扔靠墊，因攣縮對手指沒有影響，她也常用可移動的手指解開睡衣和內衣扣等。在她患病的這個階段，如果移動房間內的某些東西或某人進出房間（在她的另一意識狀態中），她就會抱怨，茫然若失，並在她意識思維的軌道上出現斷裂。當她抱怨她會變得瘋狂時，為了試圖抵制它，並撫慰自己，她就亂扔枕頭，詛咒為她做事的人和離開她的人倒霉。 這些「失神」（absences）在她臥床不起前就已被注意到了。當時，她常常在一個句子的中間出現停頓，重複她最後幾個詞語，在短暫的停頓後繼續說下去。這種中斷現象逐漸增多，直至達到剛才所描述的那些病狀；在疾病高峰期間，當攣縮波及身體左側時，白天她只有短時間地保持某種正常狀態。而這種紊亂甚至侵入到她相對清醒意識的片刻之中。她的情緒變得相當迅速，這使她出現過度而又十分高昂的情緒，但在其他一些時候卻嚴重地焦慮，頑固地反抗所有治療性的努力。她把所見的自己頭髮上的綢帶和類似物幻想成可怕的黑蛇。同時她又始終對自己說不要這麼傻：她見到的實際上只是自己的頭髮等。她在思想很清醒的時刻抱怨自己頭腦中一片漆黑，不能思維，變得看不見、聽不著，判若兩人，即一個真實的她和另一個迫使其表現得異常壞的她，如此等等。 在下午的時候，她陷於睏倦狀態，持續約至日落時分後一小時左右。然後她清醒過來，抱怨一些折磨她的事，或以無人稱句的形式重複說「折磨，折磨」。與她攣縮發展並行的是在她的言語中出現深度的功能紊亂問題。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她說話中一時找不到用詞，這種困難逐漸增多。其後她失去語法和句法的支配，不會動詞的變化形式，最後發展到只會用不定式，在有規則變化的過去分詞中出現大部分都是錯誤的形式；而且她省略了定冠詞和不定冠詞。隨著時間的發展，她幾乎完全不會使用詞語了。她費力地用四五種語言羅列起來，而且逐漸讓人難以理解。當她（在她的攣縮尚不致完全不能寫之前）想寫字時，她使用同樣的怪僻詞語。兩周後她變得完全不能說話，儘管她盡力想要說話，但不能發出一個音節。也就是在此時是第一次出現此病的心理機制變得清楚起來。就我所知，她因某事而感到十分惱怒時，就會決定不再說起此事。當我猜測到是這樣，並催促她說出來時，這種同樣也會使其他言語表達都不能做到的抑制便消失了。 1881年3月，這種變化同時伴隨著她身體左側肢體運動力量的恢復。言語錯亂也消失了；但從那以後，她只能說英語——但是，顯然她並不知道自己是在用英語說話。她與她的護士爭論，當然護士不能理解她的話。而我只是在幾個月後才使她相信自己是在用英語說話。然而，她仍能理解她周圍那些說德語的人。只有在極度焦慮時，她的言語能力才保持完好，而在其他時候則混合使用各種語言。在她處於最佳狀態而又很自在時，她說法語和義大利語。在上述這些時候到說英語的時候，她表現出完全的記憶缺失。也同樣在這個時候，她的斜視開始消失，只是在非常興奮時又顯示出來。而且她又能夠支撐起自己的頭部。於4月1日，她第一次起了床。 在4月5日，她非常喜愛的父親去世。在她生病期間，她很少見到父親，而且每次見他的時間很短，這一事件可能是她經歷的最嚴重的心理創傷。她爆發出異乎尋常的興奮，在這之後，持續兩天的深度昏迷，接著她出現很大的變化。開始時她顯得比過去安靜得多，她的焦慮情緒消失許多。她的右臂和右腿的攣縮繼續存在，並伴有麻木，但程度並不重。視野高度受限，當給她一束令她非常快樂的花時，一時間她只能看到一朵花。她抱怨自己不能認人。她說通常她能毫不費力地認出人的臉，但現在感到「識別工作」非常費勁，而且必須自言自語道：「此人的鼻子是如此如此，頭髮是如此如此，因此他必然是某某人。」她所見的所有人似乎都像蠟像，與她沒有任何關係。她發現她對非常親近的一些親戚的出現感到非常痛苦，而且這種消極態度愈益強烈。如果某一個她過去十分喜歡的親戚來到她的房內，她能認出來，在短時間內能知道眼前的事，但很快就會陷入她自己的沮喪中，而且對來者感到模糊起來。我是唯一進入她房內她總是能認識的人，只要我與她說話，她總是能切入正題，並且談得栩栩如生，除了因她的幻覺性的「失神」所致的突然中斷之外。 那時，她只講英語，不懂別人對她講的德語。她周圍的那些人都被迫使用英語與她說話；即使她的護士也要使自己能用此方式去理解她。然而，她能用法語和義大利語朗讀，如果她必須用其中一種語言大聲朗讀時，她的語言非常流利，而且令人讚賞的是她能當即翻譯成英語。 她開始恢複寫字，但方式奇特。她用那不太僵直的左手寫字，她習慣於羅馬印刷體，抄寫莎士比亞版本中的字母。 她以前吃得非常少，而現在完全拒絕營養食品。但容許我餵她，這樣她不久便開始能吃較多的食物，但從不肯吃麵包。在飯後，她總要清潔口腔，即使在沒吃任何東西時，她也會以任何理由要這樣做，這顯示她對這樣一些事是如此的心不在焉。 她的午後睏倦和傍晚的深睡眠狀態繼續著。如果在這以後，她大聲自言自語（我將在後面解釋其意思），她就變得思想清晰、平靜、快活。 這個相比較能過得去的狀態持續的時間不長。她父親死後的幾十天，有一個會診醫生訪視了她，像所有的陌生人一樣，她全然不予理會，而我則向會診醫生說明她的所有怪癖，當我讓她用英語大聲讀法語課文時，她說：「那像是一個檢查。」並大笑。另一個醫生用會話進行干預，試圖吸引她的注意，但徒勞無益。這是一種真正的「負性幻覺」（negative hallucination），以後常常像做實驗一樣地發生。最後，會診醫生向她臉上吹煙霧來突破她的狀況。突然間，她看到面前站著一個陌生人，她衝到房門口，拿掉鑰匙，跌倒在地面不省人事。接著出現一陣短時的發怒，然後出現焦慮的嚴重發作，我費了很大勁才使她平靜下來。所憾的是那晚我必須離開維也納，幾天後，當我回來時發現病人情況更糟。她整天完全拒食，十分焦慮，她的幻覺性的「失神」中充滿了可怕的形象，死人頭和骷髏。由於她呈現這些事宛如她過去曾經歷過的，而且有一部分是用言語表達出來，因此她周圍的人逐漸意識到這些幻覺的許多內容。 每天工作通常的順序是：讓她下午處於睏倦狀態，接著，在日落時分對她採用深度的催眠，對此，她發明一個技術性的名稱「雲霧」。如果在這個狀態下，她就能講述白天發生的幻覺，思想清醒起來，顯得平靜而又快活，她會坐下來非常理智地工作、寫字或畫畫直至夜晚。約清晨4時，她上床睡覺。次日又開始重複這樣的順序。這是一個非常顛倒的現象：白天，這個無責任感的病人被幻覺糾纏著，而晚上，這個女孩的思想卻完全清醒。 儘管晚上她異常歡快，她的心理狀況卻一直惡化著。因為她有強烈的自殺衝動，所以讓她繼續住在三樓似乎不妥當。於是違背她的意願，把她轉移到維也納近郊的鄉村房子中住下（1881年6月7日）。我從來沒有威脅過她要遷居，她認為遷居是件可怕的事，但她不說什麼，期待著，並感到害怕。從遷居這一事情上，再一次清楚表明焦慮的情感在她的心理障礙中占有很大的優勢。正像她父親去世後出現較平靜的情況一樣，當她感到害怕的事真正發生時，她就再次變得比較平靜起來。但接著出現了三天三夜完全不睡不吃，多次想自殺（但只要她在花園裡，就沒有自殺的危險），敲碎窗戶等，在幻覺狀態中並未伴有「失神」——她能很容易地把它與其他的幻覺識別開來，在這以後她變得比較安靜，讓護士餵她吃飯，甚至晚上服下氯醛藥。 在我繼續說明這個病例前，我必須再回到描述她的怪癖方面，對此，我曾經僅僅提到過一次。我已說到此病至此，患者每天下午陷入睏倦狀態，日落時分後從前述階段進入一較深的睡眠——「雲霧狀」（如果把這種規則的順序歸因於只是她照顧父親數月的經歷，似乎是有道理的。晚上她必須在父親床邊守候著，或焦慮地警覺任何動靜，直至早晨；下午她躺下休息一會兒，這就像護士的通常習慣。這種晚上醒、下午睡的方式似乎繼續保留在她患病的過程中，而且這種方式持續較長時間，其後被催眠狀態所取代）。在深睡眠持續約一小時後，她變得煩躁起來，來回扔東西，總是閉著眼反覆地說「痛苦，痛苦」。我們也注意到白天在她「失神」時，她如何明顯地產生某些情境或情節，她用幾個輕聲低語的詞彙顯示其思路。接著先是偶然地，後是有意地發生這樣的情況——當她在抱怨「痛苦」的同時，某一近在她身旁的人重複她的這些話中的一句時，她立即參與進來，開始描述某些情景或講個故事，起始是遲疑的語無倫次的亂語，但時間愈長，則她的表達愈流利，以至於最終能很正確地用德語講（這僅在她開始講英語之前的早期）。她的故事總是悲傷的，其中有些還非常吸引人，在風格上猶如安徒生的沒有圖畫的故事書，實際上它們可能按這種模式構成了故事。一般來說，其出發點或主要情節是一個女孩焦慮地坐在病床邊。但她也編造與此很不相同的其他題材故事——在她完成敘述後不久便清醒過來，明顯的平靜或者如她所說「很舒適」。在晚上，她又變得煩躁，早晨，她在睡了兩三個小時後，顯而易見又糾纏到其他一系列觀念中。——如果在傍晚催眠狀態下，她因為某個理由不能告訴我她自己的故事，在這之後她就不能平靜下來，而在次日，她必須為此向我講兩個故事。 這個現象的基本特徵是：傍晚她的「失神」開始增長和加強，使她進入自動的催眠狀態，她的想像所產生的作用如同心理刺激一樣，在她被催眠狀態下，當她向別人低語時，則能減輕或消除這種刺激狀態，在觀察她患病期間，這種情況持續了整整18個月。 在她父親死後，她的情形自然更悲慘。然而，直至她的心理狀態更加惡化時，她接著出現如前所述的催眠的夢遊症（somnambulism）狀態，而她傍晚的敘述中不再有那種多少帶有隨意產生的詩意，轉而成為一串可怕和驚恐的幻覺（可能患者白天的行為使她處於這樣的情況）。我已描述過，她在害怕和恐怖的激動中重現這些可怕的形象並用言語敘述出來後，她的心理是何等完全地輕鬆起來。 當她住在鄉村，我不能每天訪視她時，她的進展情況如下：通常我在傍晚去看她，這時我知道我能發現處於催眠狀態下的她，而且我能把她從我上次訪視後她所積累下來的所有想像的產物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倘使在這之後有良好的結果，這基本上是完全有效的。在這種情況下，她變得完全平靜下來，次日她會很令人愉快，並容易相處，勤奮而且快活；但第三天她的情緒多變，對抗和不愉快，第四天這些情形變得更明顯。此時，就不太容易與她交談，即使在她被催眠狀態下也不易交談。她聰明地描述這個程序，並嚴肅地說這好像是「談療法」（talking cure），又開玩笑地稱此為「掃煙囪」（chimney-sweeping）。她知道她在低語其幻覺後，她的所有的固執會消失——她稱固執是她的「能量」（energy）；而在間隔較長的時間後，她會發脾氣，拒絕說話，而我則用催促和取悅於她的方式，諸如重複她習慣向別人講故事的樣子幫助克服她的不悅。但即使這樣，她也不說話，直到她仔細地感覺到我的雙手，滿意地證實是我時，她才開始說話。那些晚上，她因言語陳述而沒有平靜下來，於是必須對她用一用氯醛。我曾偶爾試著把藥用得早一些，但我只給她5克，在她入睡前她就進入陶醉狀態，而且持續數小時。我在時，她呈欣快狀態；我不在時，她就非常不舒服，表現出焦慮和興奮（順便說及這種陶醉的嚴重狀態與她的攣縮無差別）。由於她在幻覺時的低語能使其平靜，儘管不可能造成睡眠現象，因而我能避免使用麻醉劑；而她在鄉村住時，儘管具備每種條件，在她不能達到催眠作用的那些夜晚是這樣的不堪忍受，於是只得藉助氯醛。但可以逐漸減少其劑量。 持續症狀的夢遊症不復出現。但另一方面，兩種意識狀態卻交替持續著。在交談當中她常產生幻覺，跑開去，開始爬樹等。如果某人捉住她，她會很快地繼續講她中斷的句子而不知在這間斷中所發生的任何事。然而在催眠中，她所有這些幻覺都會浮現，並由她說出來。 她的病情總的來說有改善。她能吃食物而無困難，允許護士餵她；只是當她要麵包，麵包碰到她嘴唇時，她拒絕吃。腿的麻痹性攣縮消減許多。她的判斷力也改善了，她逐漸地很依戀我的一位朋友，一位訪視她的B醫生。她從別人贈給她的一條紐芬蘭犬中受益很大，而且她很喜愛這條犬，雖然她的愛犬偶爾會攻擊一隻貓，這時會明顯看到這個脆弱的女孩左手拿著鞭子去趕走犬，拯救受害者。後來，她照顧一些窮人、病人，這對她有很大幫助。 在我從連續幾周的假期旅遊回來後，我收集到了致病原因的最令人信服的證據，在她「失神」或「第二意識狀態」期間所產生的觀念情結髮生令人興奮的效果，證據的事實是在催眠期間的言語表達處置了這些情結。在這段間隔期間，我們沒有對她運用「談療法」，因為不可能說服她對除我以外的任何人說出她的事，即使是她在其他方面很尊重的B醫生也不行。我發現她處於深受困擾的精神狀態，無活力、不順從、脾氣壞，甚至懷有惡意。從她傍晚敘述的事中逐漸清楚的是她的想像的詩意的心情已乾涸，她敘述的內容愈來愈多地體現了她的幻覺。例如在她過去的日子裡被激惹的事。這些事被披上想像的外衣，但只不過是一種刻板式的想像，而不是精工細作的詩一樣的作品。但是在我安排把病人帶回維也納一周的時間裡，每晚我讓她對我說3至5個故事後，她的情況則變得好一些。當我結束這一做法後，我數周不在所積累下來的每一件事都處置好了。只是在這時，以前的節律重新建立起來；在她用言語陳述幻覺後的這一天，她順從和快樂起來；第二天較多暴躁，較少順從；第三天明顯「脾氣不好」。從她最後的陳述起，她的精神狀態與時間消逝有密切關係。這是因為她的每一個想像中的自發內容以及與她病態心理中所吸收的每一事件都是一種精神刺激，一直持續到她處於催眠狀態下能敘述出來，在這以後，這種心理刺激全無作用。 當病人秋季回到維也納（雖然不是患病時住的房子）時，她的病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可使人承受；只有少數經歷，事實上是她有較深刻印象的經歷，造成病理性的心理刺激。倘使她新受刺激的心理造成的持續負擔能夠經常用言語陳述加以預防的話，我滿以為她會繼續有更大的改善。但開始出現令我失望的情況。12月，她的心理狀況明顯變糟，她再次變得興奮、沮喪和暴躁，她甚至沒有「真正好的日子」，那時，甚至都不能察覺任何牽繫她內心的事情。及至12月底，在聖誕節的日子裡，她特別煩躁，整整一周，在傍晚時分，她不說什麼新的內容，老是對我說那些在1880年（一年前）聖誕時，她在非常焦慮和緊張的情緒中所編織的想像性作品，當說完這個情景時，她就緩解了許多。 此時離她父親去世及她臥床不起已有一年的光景。從這時起，她的健康情況變得更清楚了，並以非常奇怪的方式有條有理。她的意識交替狀態具有這樣的特點：從早晨開始，她的「失神」（即出現第二意識狀態）總是在白天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得更頻繁；傍晚時分，她完全處於失神狀態——這交替狀態各不相同，這是因為第一個狀態是正常的，而第二個狀態是精神錯亂的。然而，現在這兩種狀態的差別更大，因為在第一種狀態下，她像我們正常人一樣地生活著，這是在1881年到1882年的冬天，而在第二種狀態下的生活是1880到1881年的冬天——那時她全忘了所有後來發生的事。而有一件事似乎大部分時間仍保留在她的意識中，即她父親的去世。她是如此強化地被帶回到過去的年代，在新房子裡，她幻覺這是她的老房子，所以當她要走向房門口時，她敲打著火爐，因為在老房子裡，門與窗的位置與新房子裡門與火爐的位置是一樣的。這種從一個狀態轉向另一個狀態的變化是自發的，但也可通過任何鮮明的回憶過去年代的感覺印象而發生。只有當某人在她眼前拿著一個橘子時（橘子是她在生病初期主要的賴以生存的食物），才能使她從1882年回到1881年。但這種轉回到過去年代的情況一般不會發生或方式不明顯。她日復一日猶如生活在前一個冬天裡。我只能懷疑其發生的情形，即在每天傍晚催眠期間，她所說的那些令她興奮的事是否發生在1881年的同一天，她母親保存的私人日記中證實了其1881年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這種對前一年事情的再現持續至1882年6月為止。 這裡，同樣有趣的是觀察到了這些屬於她的第二狀態的、回憶起來的心理刺激的情形，被移至較正常的第一狀態中。例如，一天早晨，病人笑著對我說，她不知為什麼對我很生氣。幸虧有了日記，我才知道發生了什麼；確信這無疑是她又進入傍晚時分的催眠狀態中：在1881年的同一天傍晚，我很惹病人生氣。另有一次，她告訴我她眼睛有些問題，說是看到的顏色不一樣。她知道自己穿的是褐色衣服，但她說看到衣服的顏色是藍色。我們不久便發現她能正確而又清楚地區分視覺測試紙上所有的顏色，而只有在衣料顏色區分上有紊亂。理由是在1881年的同一時期內，她穿著睡袍忙於服侍父親，而睡袍與現在衣料是同樣的質地，但不是褐色，而是藍色。還要附帶說一下，經常看到的是這些經常出現的記憶顯示了其先導的作用，她的正常狀態的這種紊亂發生在第二狀態前一些時間，而她的回憶則在她的第二狀態中才逐漸地被喚起。[153] 她傍晚的催眠因此而成為沉重的負擔，因為我們的交談，要她不僅說出她當前想像的事，也要說出1881年的那些事和煩惱（所幸的是我當時就緩解了她那些當年想像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急需病人及其醫生要做的是以同樣的方式處置其急劇增加的第三組單獨的紊亂。1880年7月至12月，病人處於疾病的潛伏期，在這時出現的一些心理事件產生了完全的癔症現象，當她用言語陳述出來後，癔症症狀便消失了。 在傍晚催眠中，當這種偶然和自發的言語陳述第一次發生時，持續相當長時間的紊亂即消失——我為此大驚。夏天在特別熱的日子裡，病人口渴異常，沒有任何理由突然發現她不能喝水。她原來本會喝下所要的一杯水，但當她的嘴唇碰到杯子時，立即推開杯子，就像患了恐水症一樣。當她這樣做時，她明顯地有數秒鐘的「失神」。她僅僅依靠如西瓜之類的水果為生，這減輕了她痛苦的口渴。這種情況持續了約6周。有一天，當她被催眠時，她抱怨過去未曾關心的那個講英語、患同病的女士，並且以厭惡的神情不停地描述有一次她如何進入那個女士的房間，她的小狗——如此討厭的家畜——在房裡喝光了杯子中的水。那個女病人因出於禮貌，對此沒說什麼。當她在生氣中進一步消耗了精力後，她停止了抱怨，要求喝水，毫無困難地喝完許多水，當杯子接觸到她的口唇邊時，她從催眠中醒來；從此這個紊亂的現象就消失了，不再重現。許多極端頑固的怪念頭在她描繪其所引起的經歷後，以同樣的方式消失了。當她的第一個慢性症狀以同樣的方式消失時，她向前邁了一大步——她右腿的攣縮確實減弱了許多。這些發現即該病人的癔症症狀方面，當病人處於催眠狀態下，重現引起癔症的事件後，則症狀消失，使這種方法可能達到治療性的技術程序，而這種方法在邏輯上的一致性和系統應用上沒有什麼要求。在這個複雜的病例中，採取了分別針對每一個症狀的方法；病人所出現的症狀都以倒敘的方式描述，從病人出現睡眠問題開始，回到引起第一次出現這個問題的意外事件。經過這樣的敘述之後，睡眠問題的症狀就永久消失了。 用同樣的方法，她的癱瘓性攣縮和麻木、視覺和聽覺的各種障礙、神經痛、咳嗽、動作震顫等，以至最後她的言語障礙均「在談話中治療」。在視覺障礙中，我們是以下述方式分別處理的：例如內斜伴復視；兩眼右偏，故當她伸出右手夠東西時，總是指向東西的左側；視野受限；中樞性弱視；視物顯大症，看她父親似看到死人的頭；不能閱讀。只有少數個別的現象（如左側身體的癱瘓性攣縮）是由於臥床不起而引發的，在分析過程中，我們未予提及。事實上這些現象可能沒有直接的心理原因。 我們明白在引出她的記憶中，要立即去除產生症狀的誘因，這樣一種簡單的工作方式是非常不符合實際的。她不能發現症狀的誘因，而且變得糊塗起來，則比起她能夠安靜和穩定地追溯她的記憶線索時，事情卻進行得更慢一些。因為後一種方法，即傍晚催眠，由於她在述說其他兩個經歷時過度緊張和激動而花費時間太長，也由於回憶往事時需要時間才能使其達到栩栩如生，因此，我們發展了如下的程序。我通常在早晨訪視她，對她用催眠術（在我的經驗中使用的是非常簡單的方法）。然後要求她把思想集中在我當時要治療的症狀上，並讓她在思想出現時告訴我。患者則可能較快地進行敘述，並用簡單的主題反映有關外界的意外事件，這些，我會均速記下來。在其後的傍晚催眠中，我用所記錄的內容提示她，她會把這些情形向我做相當詳細的解釋。 下述實例將表明她完成這樣的任務中的詳盡方式。這是我們常規的經驗，即當與患者說話時，她並沒聽見。可從下述的情形中得知患者聽不見的習慣。 ①當她的思想分散時，聽不到某人進來。有108個標明日期、提及人和情景的詳細例子反映這樣的情況。第一個例子是聽不到她父親進來。 ②當幾個人在交談時，她不理解。27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她的父親，再就是她熟識的一個人。 ③當她獨自一人，並直接稱呼她時，她沒聽見。50個例子。最初是她父親徒勞地向她要些酒喝。 ④因（在四輪馬車內）被搖晃而聽不見。15個例子。最初一例是她弟弟有一天晚上留神看病房門口動靜抓住她時，生氣地搖晃她。 ⑤在嘈雜聲中因驚嚇而沒有聽見。37個例子。最初是因父親不適當的吞咽而致一時噎塞。 ⑥在深度的「失神」情況下沒聽見。12個例子。 ⑦長時間十分注意地聽著，以致當別人與她說話時，她完全聽不見。54個例子。 當然，所有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都可在她分心、「失神」或驚恐時而追溯以往的情況。但是在患者的記憶中，這些事件是如此清楚地區別開來，倘使在順序上有錯誤，患者會親自糾正，變為正確的順序；倘使不能糾正，則其述說中會出現停頓。她所敘述的事情是那樣的缺乏趣味和意義，卻又是那麼的詳盡，以致使人毫不懷疑這些是編出來的。其中許多事情包含了真正內心的體驗，所以無從查實；其餘的（或伴隨的情況）則是回憶在她周圍環境中的人。 這個例子也展示了當一個症狀被「談話治療」（talked away）時，總能觀察到這樣一個特徵：當她討論這個特殊症狀時，該症狀便強烈地出現。因此，在分析她聽不見這個症狀期間，她表現出是那樣的耳聾，以致有時我不得不用書寫的方式與她溝通。[154]首當其衝的誘發因素慣常是屬於驚恐一類的經歷，例如當她照顧父親時，她所承擔的細心照料。 回憶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患者會非常費力。時而，我們整個進展會停頓一些時間，這是因為回憶不能出現。這問題出在一種特別可怕的幻覺中。當她護理父親時，她看父親有一個死人的頭。她和她周圍的人記得曾經有一次，那時她外表看上去健康，她去看她的一個親戚。她開了門後立即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為了越過這個障礙使治療獲得進展，又讓她再次訪問同一個地方，在進屋時，她又一次跌倒在地不省人事。第二天傍晚的催眠中，這個障礙就逾越了。當她進入房內後，她看到掛在門對面鏡子中她蒼白的臉；不過她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她父親——有一個死人的頭。我們經常注意到她抑制著可怕的記憶的出現，而這需要患者和醫生強有力的克制。 在其他事情中，下述情況說明她的狀態有高度的邏輯一致性。在這期間，正如已解釋過的，患者晚上總是處於她的第二意識狀態，即宛如處在1881年。有一次，她在晚上醒來，聲稱她又一次被帶出家門，她變得非常興奮，以致整個房子裡的人都被吵醒。其中的理由很簡單。因為在前一個傍晚，談療法消除了她的視覺障礙，而這也適用於她的第二意識狀態。因此，當她在晚上醒來時，她發現自己在一個奇怪的屋子裡，因為她的家已在1881年春季遷居。我想辦法避免這類不愉快的事情，總是在傍晚（她要求時）蒙住她的眼睛，並提醒她不能打開遮物，直至第二天早晨，我親自解開遮物。這種紊亂只重複了一次，當時患者在夢中哭，哭醒後睜開了雙眼。 由於對她的症狀的費力的分析是在1880年夏季的幾個月中，這時正是她疾病即將開始的時期，所以我完全洞察了這個癔症病例的潛伏因素和症狀的發生，在此我將簡短敘述如下。 在1880年7月，當時她在鄉村，她父親患嚴重的胸膜下膿腫。安娜和她的母親共同分擔著護理父親的責任。一天晚上，她醒來後極端焦慮病中的父親，因父親高熱；她緊張地期待著從維也納來的外科手術醫生。她的母親暫時走開一會兒，安娜坐在床邊，右手擱在椅背上。她好似做了一個活靈活現的夢，看見一條黑蛇從牆上下來，朝向父親，並咬著他（很可能是這樣一個事實，在房後的田野里有幾條蛇，以前曾驚嚇過安娜，因此這給她的幻覺提供了素材）。她試圖趕走蛇，但她好似癱瘓一樣。她睡著時擱在椅背上的右臂發麻和輕癱；當她看著自己的右手指時，就好像右手的手指變成了小蛇，指甲就如死蛇頭（可能是她試圖用局部麻痹的右臂驅趕蛇，而右臂的麻痹和輕癱隨後便與蛇的幻覺聯繫起來）。當蛇消失時，恐怖中的她試著禱告。但找不到語言：她舌頭不能說話，最後她想到某些兒童用的英語禱詞，[155]於是她發現能用這樣的語言去想和禱告。火車的鳴笛意味著她所期待的醫生的到來，於是發作停止。 次日，在一個遊戲過程中，她把鐵圈扔進灌木叢中。當她從灌木叢中取鐵圈時，彎曲的樹枝使她再現了她見到蛇的幻覺，當即她的右臂呈現僵直的伸展。自此以後，當她看到多少有點像蛇的物體後，就會發生同上述一樣的情況。然而這種幻覺和攣縮只是在短暫的「失神」時出現，但從那晚以後，發生得愈來愈頻繁（直至12月，病人完全衰弱至臥床不起，攣縮便持續存在）。由於某一特殊的事件，此事我在筆記中沒有記錄，也回憶不起來，病人右臂攣縮又波及右腿的攣縮。 從那時起，她逐步地形成自我催眠的「失神」狀態。在我所描述的那晚後的第二天早晨，她正等著外科醫生的到來，她陷入一陣「失神」的狀態中，以致最後外科醫生已進來了，她都察覺不到。她長期的焦慮干擾了她的進食，逐漸導致強烈的噁心感覺。此外，她的每一個癔症症狀的引起實際上都是處於一種情感期。不能十分肯定是否每一個病人在那時都處於「失神」狀態，但有可能是在她清醒狀態下，她全然不知所發生的事。 然而，她的某些症狀在她處於「失神」時似乎沒有出現，而只是在清醒生活中以一種情感的方式出現；而如果是這樣的話，則這些症狀以同樣的方式再發生。因此，我們能追溯所有不同的視覺紊亂，較清楚地區分各種致病原因。例如，有一次，當她坐在父親床邊含著眼淚時，父親突然問她什麼時間了。她不能看清楚，費了好大的勁把手錶貼近眼前才看清。這時手錶的表面似乎顯得很大——由此說明引起她的視物顯大症（macropsia）和內斜的原因，或進一步說，她盡力克服流淚，以使生病的父親看不到這情景。 在一次爭論過程中，她克制著不反駁而引起會厭痙攣，以後在每一類似的情景中，該現象便反覆發生。 她失去說話的能力是在（a）晚上出現的第一次幻覺後害怕的結果；（b）另一次，因（主動抑制）克制說話；（c）因某事而受到不公平的責備；（d）在（當她克制時）任何相似的情況下。有一次，她坐在父親的床邊，聽到從鄰居家傳來的跳舞音樂聲，突然覺得想去參加，通過自我責備，克制住這個念頭，於是她出現第一次的咳嗽症狀。從此，在她疾病的全過程中，她對任何明顯節奏性的音樂的反應都是神經性咳嗽（tussis nervosa）。 我不禁後悔因我記錄的不完整，我不能列舉出所有的情景下她所出現的各種癔症症狀。她親自告訴我在每一個情景下所出現的症狀，只有一例我在前述已提到的除外。我已說過，在她敘述每一個症狀的第一次發生的情況下，該症狀便消失。 她整個疾病也同樣以這種方式近於尾聲。病人自己做出堅決決定：在她遷居到鄉村（6月7日）一周年的那一天，結束全部治療。因此，在6月初，她用最大的精力投入「談療法」治療中。在最後一天，通過有意的安排，即類似於她父親的病房，她再次產生恐怖的幻覺——這已在前敘述過了，這也是形成她全部疾病的根由。在原始發生的情景下，她只能想，並用英語禱告，但在複製情景之後，她能夠講德語了。更有甚者，許多過去呈現的紊亂便都消失了。[156]在這以後她離開維也納，做了短期的旅遊；但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她才恢復完全的心理平衡，從這以後，她享有完全的健康。 雖然我省略了大量非常有趣的細節，但安娜·O的病史比需要診斷的癔症病史要龐大一些，而這些病史本身反映的是一種不尋常的特徵。然而在描寫病史時，不可能不進入其細節，而對我來說，其特徵尤為重要，這也許就是這份較長的病史報告的一個藉口。就如同棘皮動物的卵在胚胎學上是重要的，不是因為海膽是一種特別有趣的動物，而是因為它的卵的原生質是透明的，因為我們對它們的研究，明白了可使其卵的原生質變為不透明的[157]可能的程序。我對這個病例的興趣完全在於非常清楚和可理解的病因方面。 當病人仍處於完全健康狀態時，有兩個心理特徵是她以後患癔症的誘發因素： （1）她單調的家庭生活和職業缺乏適當的知識性。這使她有過多的未被用的心理活力和能量，而她不斷的想像活動是這種發泄的一個方法。 （2）這導致了一種「白日夢」的習慣（她的私人劇院），成為她心理人格分離的基礎。然而，這種程度的分離仍在正常範圍內。在多少帶有機械式的職業中所出現的幻想和想法並不意味著病理性的意識分裂，因為若這些幻想和想法能被阻斷，當他人對其說話時，則可回到正常的意識的統一，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意識的缺失。然而，在安娜·O的病史中，這一習性是我所描述的焦慮和害怕情感的基礎，曾使安娜從習慣性的白日夢轉變成幻覺性的「失神」。很顯然，她發病開始最早的特徵是如此的完全，這已經呈現了其主要的癔症特性，在這以後仍維持不變幾乎近兩年之久。這些包括第二意識狀態的存在，第一次出現時呈現短暫的「失神」，以後成為「雙重意識」，因焦慮的情感致使她說話受抑，她發現在說英語詩句中找到了發泄的機會；以後語言錯亂，失去母語，代之以非常好的英語；最後由於右臂受壓而致意外的麻痹，並發展成為右側身體的攣縮性輕癱和麻木。這其後的情感機制完全符合沙可的創傷性癔症的理論——輕微的創傷在催眠狀態中發生。 而沙可在他的病人中實驗性地引起的輕癱立即穩定下來，在創傷性神經症中因嚴重外傷性休克也可立即引起輕癱，而這個女孩的神經系統進行成功抵制長達4個月。她的攣縮及所伴有的其他紊亂僅在第二意識狀態（second state of consciousness）中的短暫的「失神」時出現，處於正常狀態時則能充分控制自己的身體和感覺，因此她和她周圍的人都注意不到這一點，而她周圍的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娜患病的父親身上，結果轉移了對安娜的注意。 然而，她的「失神」及完全的記憶缺失，並伴隨愈來愈多的癔症現象，這些症狀從她第一次幻覺樣的自我催眠後出現得愈益頻繁，故相同類型的新的症狀的形成的機會就增多，那些已經形成的症狀則由於反覆的出現而變得愈益頑固。此外，逐漸發生這些情況，病人在任何突然痛苦的情感下，都產生同樣「失神」的結果（儘管事實上，這種痛苦可能在每一個病例中引起暫時的「失神」）；偶然的巧合造成病理性的聯想和感覺或運動的紊亂，並伴隨著情感的出現。但到現在為止，這隻發生在一瞬間。在病人臥床不起前，她已發展到出現全部癔症現象的症狀群，但無人知曉。只是在病人由於缺乏營養、失眠和長期焦慮而耗竭才完全垮了下來；只是在病人較正常狀態，更多的時間處於第二意識狀態時，癔症現象才延伸到了正常狀態中，並從間歇性的急性症狀發展到慢性症狀。 現在提出的問題是病人的陳述究竟多少是可信的，其現象的誘因和起因方式是否如其所述的那樣。考慮到較重要和較基本的意外事件，她的陳述對我來說，似乎信服大於疑問。至於症狀在「談話治療」後得以消除，我不能以此作為證據；用暗示來解釋可能會很好。但我總是發現病人說的是完全真實的、可信賴的。實際上，她告訴我的一些事是她最鄭重的情況下所提供的，無論她說的什麼內容，經他人核對，也完全得到肯定。即使再高天賦的女孩，也不可能編造一套這個病史中所出現的、內心如此連貫的資料。然而，無可爭議的是這種精確的連貫性導致她（以充分的保證）把某些症狀歸因於實際上不存在的一種誘發原因。而我認為這種懷疑也是不公正的。這麼多的病因非常不明顯，涉及的聯繫這麼多不合理，促使對其現實性提出爭議。病人不明白怎麼會是舞蹈音樂使她咳嗽；這樣的一種解釋是太無意義去深究了（順便說一下，對我來說似乎很可能這樣，她每一個良心上的痛苦帶來的是經常的會厭的痙攣，她感到一種運動上的衝動，因為她非常喜歡跳舞，是運動衝動感把這種會厭的痙攣轉變成為神經性嘔吐）。因此，我的觀點是病人的陳述完全值得信賴，是符合事實的。 現在，我們必須考慮有多少可信的理由想像癔症的產生在其他病人中也是以同樣的方式，以及儘管沒有截然分明的第二意識狀態，但是過程是相似的。我進一步支持這樣一種觀點，即目前的這個病例，正如我所敘述的，若不是在催眠狀態下讓她回憶某些事及與這些事有關的特性，則病人和醫生對癔症發展的情節均全然無知。病人處於清醒狀態下時對此是全然無知的。因此在其清醒狀態下檢查時也不能獲得在其他狀態下所發生的資料。我已指出目前這個病人對周圍的那些事物基本上不能察覺。因此，對於其他病人來說，只能採用像給安娜·O那樣的治療程序，即給予自動催眠而發現他們的病情。暫時我們只能闡述的觀點是較多地描述類似於這裡所述的一系列意外事件，較少去理解至今使我們猜測的有關的病理機制。 當病人被禁錮在床時，她的意識持續在正常的和「第二」狀態之間擺動，許多癔症症狀群原本是分別引起的，並處於潛伏之中，現成為我們所見的病症的特徵，即慢性症狀。這些新增加的一群現象似有不同的源處：她的左側肢體的麻痹性攣縮和抬頭肌肉的麻痹。我把這與其他現象區別開來，因為一旦這些現象消失，則不再重複，即使在其他所有症狀停止某些時間後，重又活躍起來，這些現象也不會以短暫或輕微的方式在結束期和恢復期中出現。同樣，它們也不會在催眠分析中出現，而且不會再追溯到情緒或想像方面的根源。因此，我傾向於認為它們的出現不是出於像其他症狀那樣相同的心理過程，而是歸因於構成癔症現象的軀體症狀在未知情況下的繼發性的延伸。 在經歷了整個疾病後，她的兩種意識狀態並駕齊驅地持續著：第一種意識狀態中，她的心理很正常；第二種意識狀態中，那豐富的想像內容和幻覺、大的記憶中斷、缺乏抑制和控制聯想很可能與夢有關聯。在第二種狀態中，病人精神錯亂。病人的心理狀況完全取決於從這種第二狀態闖入正常狀態，這點至少在癔症性精神病方面是相當清楚的。在傍晚，每一次催眠下所提供的證據表明病人的思想完全清晰、有組織，而且是正常的，因為她的情緒和意志方面沒有那種第二狀態下「潛意識」刺激的產物。[158]而特別明顯的神經症在吐露心事、卸下心理負擔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還表明在程度上那些產物影響著她「正常」狀態下的心理活動。因此難免這樣說：病人出現兩種人格的分裂，一種是心理正常，另一種是精神錯亂。我認為這個病人的兩種截然分明的狀態較清楚地顯示出許多其他癔症病人方面存在的大量不能解釋的問題。特別令人注意的是安娜·O病史中，她的「壞自我」（bad self）的產物——正如她自己所稱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她正常神志下的道德習性。如果這些產物沒有不斷地被處理，我們則面對著惡毒類型的癔症如執拗、懶惰、令人不快和病態的本性；在去除那些刺激後，她那與上述相反的真正的本性總是能立即再現出來。 儘管她的兩種狀態是如此截然分明，然而，第二狀態不僅闖入第一狀態（這畢竟是真實的，而且即使當她處於非常糟糕的情況下），一個眼光銳利和鎮定的觀察者，正像她說的那樣，坐在她腦海的一角旁觀察所有瘋狂的事情。當精神病實際上在發展時，會發現這種清晰思維持久地以一種非常奇怪的方式表達著。當癔症現象停止後，病人此時經歷一段暫時的憂鬱，她產生許多像孩子樣的害怕和自責，在這些想法中，她完全不是生病，而且所有的事都是假想的。正如我們所知，經常有這種類似的觀察。當這類障礙被清除後，兩種意識狀態又合二為一，病人回首過去，以未分裂的人格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所有的愚蠢舉止；他們認為如果當初自己想要預防的話，他們是能夠預防的，因此他們感到自己好似有意做了所有這些惡作劇。應當補充的是在第二意識狀態期間，持續存在的這種正常的思維必然有大量的波動，也必然會經常地完全喪失。 我所描述的這個驚奇的事實是從疾病的開始到結束。所有從第二狀態下引起的刺激，再加上其結果，在催眠下作出言語表達便永久地消失了。我只能補充強調一下這並不是我的發明，而是我對患者使用了暗示。它使我完全大吃一驚。直至我對所有癔症病人使用這個方法去除症狀後，我才因此而發展了這樣一種治療性的技術。 癔症的最後治療還須多說幾句話。如我已述，癔症病人的心理狀況伴隨著不少的紊亂和破壞。我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印象，即她在第二意識狀態下已靜止不動的許多產物現已強行進入意識狀態下；雖然在第一狀態下能回憶起僅在第二狀態下發生的事，然而這些事畢竟影響和擾亂其正常的狀態。在其他病例中是不是會有同樣的情況，其長期的癔症是否發展成精神病[159]，仍有待於我們觀察。 病例二 埃米·馮·N夫人，40歲，來自利物尼（弗洛伊德） 1889年5月1日[160]，我接受了一個約40歲女士的病例，她的症狀（symptoms）和人格（personality）使我非常感興趣，所以我在她身上花了許多時間，並決定為她的康復盡我能做的一切。她是個癔症病人，能非常容易地被催眠進入夢遊症中；當我逐漸意識到這點時，我決定在催眠中應用布洛伊爾的研究技術。該技術在他的第一個病人成功的治療中已給予我啟示。這是我第一次試圖應用這一治療方法。但是我遠遠不能掌握它；事實上，我既沒有對症狀做十分充足的分析[161]，也沒有十分系統地進行研究。興許我通過呈現治療最初三周每晚所記的筆記而能很好地描述病人的情況和我的醫療程序。這以後的經驗使我較好理解的方面，我將用註解和插入評語的方式使病史具體化。 1889年5月1日，當我初次見到這個女士，她正躺在沙發上，頭枕在皮靠墊上。她看上去仍年輕，善於修飾邊幅，富有性格。她的臉顯出緊張和痛苦的表情。眼瞼腫著，雙眼神情沮喪，前額雙眉緊皺，鼻唇溝較深。她說話語調低，好似有困難，言語中不時有痙攣性的停頓，好像結巴一樣。她的手指不停地亂動，宛如手足徐動症（athetosis）。她的兩隻手緊握著保持一種狀態。臉和頸部的肌肉常有抽搐樣的運動，特別是右側胸鎖乳突肌的抽動很明顯。還有，她常用嘴發出吧嗒聲而阻斷自己的說話，這種聲音卻又不是模仿。[162] 她向我述說的事十分連貫，顯示出她不同尋常的教育和智力程度。似乎十分奇怪的是每過2至3分鐘，她便突然停下來，扭曲著臉，現出恐怖和厭惡的表情，向我伸出她的手，張開並彎曲著手指，用不同的聲音，充滿焦慮地驚叫著：「保持安靜！不要說任何話！不要碰我！」她可能受到某些反覆出現的恐怖幻覺的影響，用這種方式把侵入腦海中的某些事驅趕掉。[163]這些插話都是突然中止，她在說這些話時，不表現任何片刻的興奮，也不對她的這一行為做出解釋或致歉——她可能沒有注意到自己這樣的插話。[164] 在了解到她的情況後，我懂得了其中的一些緣由。她的家族來自德國中部，但兩代人在俄羅斯的柏爾蒂克省定居，在那裡擁有大量的財產。她是家庭中14個孩子中的第13個。但其中只有4個孩子存活。雖然她受到精心的撫養，但受到精力旺盛而又嚴厲的母親的嚴格管訓。當她23歲時，她與一位非常有天賦和能幹的男士結了婚，這位男士是一位顯赫的大實業家，但比她年長許多。婚後不久，丈夫死於中風。鑒於此，再加上撫育兩個孩子的任務，現在兩個孩子分別為14和16歲，她倆常有病，並遭受神經過敏方面的困擾，她把這些都歸因於自己的疾病。自她丈夫14年前去世以來，她一直患有不同嚴重程度的疾病。4年前，經過一個療程的按摩，並結合電浴治療，她的情況暫時有所改善。除此之外，她所有增進健康的努力均告失敗。她很頻繁地旅遊，並有許多愛好。目前她住在柏爾蒂克靠近大城鎮的一個鄉間宅第里。[166]數月來，她再一次病得很嚴重，患抑鬱和失眠，並受疼痛的折磨；她去了阿巴茲[165]希望改善病情，然無濟於事。近6周，她一直在維也納，至今由一位傑出的醫生照顧。 我建議她應與兩個女兒分開，她們有自己的保姆；她應住到療養院去，這樣我可以天天去看她。她同意這個建議，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5月2日傍晚，我在療養院訪視了她。我注意到無論何時，當她的房門被出乎意料地打開時，她都會強烈地突然受驚。因此我要求護士和該院醫生訪視她時，應很響地敲她的房門，等她說可以進來時才進去。但即使這樣，每次任何人進她房間時，她仍有怪相併驚跳起來。 今天她主訴她的左腿發冷和疼痛，並發散到髂脊以上的背部。我囑她一天兩次熱水浴，然後我對她做全身按摩。 她是施行催眠術的一個很好的被實驗者。我只要面對著她，握住她的1個手指，命令她入睡，她就陷入迷茫和糊塗的樣子。我暗示她只要睡得好，她的所有症狀將會改善等。她閉著眼但清楚地集中注意聽著這些話，她的面部逐漸放鬆，顯得平靜的樣子。在這第一次催眠後，她對我的話保留了模糊的記憶；但在第二次完全的催眠的夢遊狀態中伴有記憶的缺失。我曾告訴她我要對她作催眠，她說對此無困難。過去她沒有作過催眠，但很可能她已讀過有關催眠術的書[167]，儘管我不能說出關於催眠狀態她會有哪些觀念。 一天兩次的熱浴、按摩及催眠持續了幾天後，她睡得很好，外表看起來也好一些，白天大部分時間安靜地躺在床上。我不限制她去看孩子們，閱讀或處理她的信件。 5月8日早晨，她以十分明顯的正常狀態接待了我，講了有關動物的可怕故事。她讀了放在她前面桌上的《法蘭克福報》中的小說，一個關於一名學徒如何綁住一個男孩，把一個小白鼠放進男孩嘴裡的故事，這個男孩因恐怖致死。K醫生告訴她已把所有的小白鼠送到梯比利斯（喬治亞城市）去了。當她告訴我這些時，恐懼的每一種體徵都表現出來。她幾次緊握和放開兩隻手，說著：「保持安靜！不要說任何話！不要碰我！」「好像有一個老鼠樣的動物在床上。」（她顫抖著說）「想想看，當打開一個盒子時，在一群老鼠中有一隻死鼠已經腐爛！」 在催眠期間，我試圖驅散她這些動物的幻覺。在她入睡時，我拿起了《法蘭克福報》。我發現了有關那個男孩被虐待的軼事，但沒有任何有關老鼠的事。因此這些是她在閱讀時的譫妄中引出的。（我在傍晚的談話中提到了白鼠，她對白鼠全然不知，表現出非常的驚奇和真心的大笑。[168]） 下午，她出現了她自稱的「頸部痙攣」[169]，然而，正如她所說，「僅持續了幾小時」。 傍晚，在催眠下，我要求與她談話，在經過一些努力後，她能繼續與我對話。她說話較輕，每次回答前稍有停頓。她的表情隨著她議論的主題而變化著。我根據她所說的給予暗示，當即她就鎮靜起來。我問她為何如此容易受驚，她答道：「這與我很年幼時的記憶有關。」我問她什麼時候，她又說：「最初是我5歲時，我弟弟和妹妹經常向我扔死的動物。那是我最先有的暈倒和痙攣。但我姑媽說這是不光彩的事，我不應當有那樣的發作，因此我不再有那樣的發作。當我7歲時，我又被驚嚇，當時我出乎意外地看到了我妹妹躺在靈柩中；8歲時，我弟弟經常披著床單，扮成鬼來嚇唬我；9歲時，我看見姑媽在靈柩里，她的下頜突然掉下來，我再一次地受到驚嚇。」 她這一系列的創傷性誘發原因回答了我所問的為什麼她易於受驚嚇的問題。這些事在她記憶中清晰可見，但她不能很快地回憶這些兒童時代不同時期的意外事件，在我問她答之間出現一短的停頓間隔。在每一個單獨的故事結束時，她全身驟然一抽，顯出害怕和恐怖的樣子。在前述的一個故事結束時，她張開大嘴，用力呼吸。她在描述可怕的經歷使用詞語時出現發音困難，並且在其間有氣喘，過後她的面容平靜下來。 在回答問題時，她告訴我，當她描述這些事情時，這些事以一種可塑的形式和自然的色調展現在她眼前。她說她總是想起這些經歷，在最近幾天更是如此。而且無論何時出現，她都看到這些事栩栩如生[170]，現在我理解了為什麼她接待我時，總是提到動物的情景和死屍的畫面。我的治療旨在消除這些畫面，使其不能再展現在她的眼前。為了支持我的暗示，我用手在她的雙眼上撫摩幾次。 5月9日［早晨］[171]我沒有給她任何進一步的暗示。她昨晚睡得很好。但早上有胃痛，這是昨天她和孩子們在花園裡待得過久的緣故。她同意我規定的看孩子限於兩個半小時的時間。就在前幾天，她還在自責離開了孩子們。我發現她今天有點處於興奮狀態；她的前額皺起，說話吞吞吐吐，並發出吧嗒聲。當按摩她時，她只告訴我一件事，即孩子們的保姆送給她一本人種學圖譜，裡面有些畫是美國印第安人，打扮得像動物一樣，這給她很大的震驚。她（震顫著）說：「我只是想他們是否會出現！」 在催眠中，我問她自從不再害怕動物後，為什麼對這些圖畫這麼害怕。她說，這些圖畫使她記起19歲時她弟弟去世的情景（我將在以後再探究這個記憶）。我當時問她是否總是說話結巴，她的這種抽動有多長時間（奇特的吧嗒聲）[172]，她說當她生病時就出現結巴；當她坐在病得很重的小女兒床邊，想要保持絕對的安靜時，她就出現抽動，這已有5年時間了。我指出自那次病後，她女兒什麼也沒發生，如此等等，以試圖減輕這種記憶的重要作用。她說無論何時她焦慮或害怕時，就出現這種情況。我教她不要害怕紅皮膚印第安人的圖畫，而是盡情地對他們笑，甚至把我的注意力也吸引到圖畫上來。在她從催眠中醒來後確實這樣做了：她看著書，問我是否看過，打開這一頁，對著奇形怪狀的畫像大聲笑著，她的表情沒有害怕的樣子，也沒有任何緊張。這時布洛伊爾和家庭醫生突然訪視她。她受到驚嚇，開始發出吧嗒鬧聲，這樣他們馬上就離開了。她解釋道，因為每次家庭醫生的到來，她都感到非常不愉快，所以她會表現出這樣的非常不安。 在催眠中，我通過撫摩也消除了她的胃痛。我告訴她儘管她可能會想午飯後疼痛將再次出現，但實際上是不會的。 傍晚，這是她第一次這麼快活和愛說話，並顯示出我所未曾預料到這樣一個嚴肅的女士會有的幽默感。在其他許多事中，她給人一種強烈的感覺，即她比以前好多了。她取笑我的前任醫生對她的治療。她說她早就想放棄治療，但不能發現這樣做的恰當辦法，直至布洛伊爾醫生有一次訪視了她，在一個偶然的談話中給了她擺脫的機會。當我對此似乎顯得驚奇時，她驚恐起來，開始為這樣的輕率而非常嚴重地自責。但我已能使她消除疑慮——儘管她期望會有胃痛，但沒有再出現。 在催眠中，我要她告訴我使她長期害怕的更多的經歷。她說出了這類性質的另外一系列的害怕，這是在她較後的青春時期，她說這時與說第一系列害怕同樣來得快，她再一次地使我相信所有這些情景經常生動和鮮明地展現在她面前。其中有一件事是她怎麼看到表妹被送進精神病院（當她19歲時）。當時她想呼救，但是不能做到，隨即又失去了說話的能力，直至傍晚才恢復過來。由於她在清醒時如此經常地提到精神病院，我就打斷她，問她有關使她想到精神錯亂的其他情況。她告訴我她的母親也曾在精神病院待過一陣子。她們曾經有個女僕，這女僕以前的女主人在精神病院住過好長時間，女僕經常給她講一些害怕的故事，即病人如何被縛在椅子上、挨打等。當她告訴我這事時，她恐怖地緊握著兩手；在她眼前看到所有這些情景。我盡力糾正她對精神病院的看法，使她相信以後聽到這機構時，不會把它和自己聯繫起來，此時她的表情才輕鬆下來。 她繼續說著一系列可怕的記憶。一次，在她15歲時，她是怎樣發現中風的母親躺在地上的（她母親在這以後又活了4年）。另一次是她19歲時，一天回家，她發現母親已去世，臉扭曲著。我自然很難撫平這些記憶。對她做相當長時間的解釋後，我確信她對這些畫面的重現變得模糊，也不強烈。另外還有一個記憶，即19歲那年，當她抬起一塊石頭時，發現石頭下有一個蟾蜍，這使她幾個小時說不出話來。[173] 在這次催眠時，我確信她知道上一次催眠所發生的每一件事，但在清醒時，她什麼都不知道。 5月10日早晨，今天是她第一次以麩糠浴代替通常的溫浴。我發現她樣子煩惱，有一張苦惱的臉，兩手裹在浴巾里。她抱怨冷和疼痛。當我問她怎麼回事時，她告訴我浴中有短時間坐著不舒服，並且感到疼痛。在按摩時，她開始說，她仍對昨天讓布洛伊爾醫生出去一事感到不妥。我用無惡意的謊言安慰她，說我已經知道了一切，這樣她的煩躁（發吧嗒聲、愁容）才止住。這樣，每次當我正在按摩她時，我的影響已經開始作用於她；她變得較前安靜，頭腦較清醒，甚至在催眠中不用提問也能講出那天她病態情緒的原因，而且在按摩時她的談話也不是平時那樣的漫無目的；相反，自我們上次談話以來，記憶的復現相當完整，新的印象影響著她，而且常常是在沒有詢問她的情況下，以非常意想不到的方式吐露她的病態記憶。這似乎表明她已適應我的程序，習慣我們之間的談話，顯然沒有拘束，而且偶爾聽從指點，這可看作對她催眠的一個補充。[174]例如，今天她開始談到她的家庭，用非常迂迴的方法提到了她的堂兄弟。他的頭腦頗為古怪，他的父母曾經一口氣把他的所有牙齒全拔掉了。她邊說邊顯出恐怖的神情，而且重複著她那保護性的慣用語（「保持安靜！不要說任何話！不要碰我！」）。此後，她的臉部表情平和下來，顯得高興。於是，在清醒的生活情境下，她的行為受到催眠期間經歷的影響，儘管她相信自己是清醒的，但她對催眠中的情況一點都不知道。 在催眠中，我反覆向她提問什麼使她困擾，我得到的是同樣的回答，但卻順序顛倒：（1）昨天她不慎重的談話；（2）因浴中不舒服所致的疼痛。我問她今天所說的「保持安靜」等語句的意思。她解釋道，當她有害怕的想法時，她害怕這些想法的過程被打斷，因為這樣會使每件事變得混亂和更糟。「保持安靜」是有關呈現在她眼前的動物形狀，在她處於糟糕的情況下，假如任何人在她面前移動時，這些動物開始移動，並且開始攻擊她。這最後一句習慣用語「不要碰我」是來自以下的經歷。她告訴我：當她兄弟在服大量嗎啡後身體狀況極差，那時她19歲，她兄弟經常抓住她；另一次，一位熟識的人突然在房內發瘋，用手臂抓住她（第三件類似的例子，她不能精確地記起），最後是當她28歲時，她的女兒病得很重，孩子在譫妄中強制性地抓住她，使她幾乎窒息。儘管這四個例子在時間上間隔很長，但她在對我說時用一個句子，而且以很快的順序敘述，好像這四個例子是在一次事件上發生的。順便要說的是，她所說的各件創傷在排列上分為各組，每組起始用「怎麼」，創傷的內容用「和」這樣一個連接詞把各創傷事件分開來。由於我注意到保護性的習慣用語是用來針對反覆出現這些經歷的防護措施，我便用暗示來去除這種害怕，實際上以後我再也沒有聽到這樣的習慣用語。 傍晚，我發現她非常高興。她笑著告訴我，她在花園裡被一隻對著她叫的小狗嚇著了。然而，她的臉有點扭歪，表現出內心的煩躁，這煩躁一直持續到按摩期間，她問我是否因她今天早晨所說的事而引起不快，我說「不」時煩躁才消失。她的月經在剛過14天的周期後今天又來了，我允諾她用催眠暗示來調整她的月經，在催眠中，調整到28天的周期。[175] 在催眠中，我又問她是否記得她告訴我的最後一件事，這時，我頭腦中的想法是昨天傍晚是否還有遺漏的事；今天早晨的催眠中她一開始就正確地說：「別碰我。」因此，我引導她回到昨天的話題。我問她結巴的緣由，她回答道：「我不知道。」[176]因此我讓她在今天的催眠中要回憶起來。她於是回答了我。今天她說話時沒有停頓，但非常煩躁，用痙攣性的口氣說：「一次，載著孩子的四輪馬車的馬曾經如何發生意外。另一次我帶著孩子在雷雨交加中驅車穿過森林時又是如何，一棵樹正巧在閃電中被擊倒在馬前，馬受到驚嚇，當時我想：『現在你必須保持安靜，否則你的叫喊將更嚇著馬，而趕馬的人將不能駕馭馬。』所以結巴就從那時開始出現的。」當她告訴我這故事時，顯得異乎尋常的興奮。我進一步從她那兒了解到在經歷上述這兩件事的第一件事後，她就立即出現了口吃；但不久消失了，然後又在第二個類似的事件發生後復又出現。為了消除她受這些事影響的記憶，我要求她再次想像這些事件的情景。她表現出試圖要去這樣做，並保持著安靜；從那時起，她在催眠中說話沒有任何痙攣性的口吃。[177] 發現她願意交流時，我問她生活中還有什麼事情這樣地驚嚇著她，以至於這些事情凝塑在她的記憶中。她向我講述了下述一系列經歷：（1）在她母親死後一年，她去拜訪她的一位法國女友，她和另一位女孩去隔壁房間取一本字典，當時看到某人坐在床上，此人與另一房間所見的一位女人十分相像。她頓時僵直定在那兒，站著不動。以後她知道這是特意安排的一個假人。我對她說她所見到的是幻覺，感染她有良好的感覺，這樣她的面孔就變得鬆弛了。（2）她怎樣照顧生病的兄弟，他因嗎啡的作用而痛苦地發作，這使她感到恐怖，並抓住了她。我記起她在今天早晨已經提起這個經歷，如同做一個試驗，我問她所發生的其他抓住她的事情。使我驚喜的是，這次在回答問題前有一段很長時間的停頓，然後疑惑地問道：「我的小女兒？」她顯然不能回憶其他兩件事。我的禁律，即消除她的記憶，因而產生效果。（3）當她護理其兄弟時，她姨母蒼白的臉如何突然出現在屏風上端。姨母曾使她兄弟皈依天主教。 我明白我已觸及她長久害怕受驚嚇的根子，我問起關於此類害怕更多的例子。她繼續說道：她們有一位朋友住在她家，這位朋友喜歡手腳很輕地走進房間，因此總像是突然出現一樣；她母親死後她病得很重，住進健康療養院，有一位精神錯亂的人幾次夜裡錯入她的房間，來到她的床上；最後一個例子是她從阿巴茲旅遊回來，在列車上一位奇怪的男人4次突然開她的房門，每次都兩眼盯著她看。她非常驚恐地招呼列車員。 我去除了所有這些記憶，讓她清醒過來，使她相信今晚會睡得很好，並省去了在給她催眠中給予的這樣暗示。她說她總的情況有所改善，這表示今天她沒有閱讀任何東西，而是生活在這樣一個快樂的夢中。（因為內心不安，她總是不得不做某事。） 5月11日早晨——今天她有個與婦科N醫生的約見，這醫生是來檢查她長女的月經問題。儘管埃米夫人比以前略現輕微的體徵，但我仍發現她處於頗為紊亂的狀態。她不時地大聲叫：「我害怕，非常害怕，我想我要死了。」我問她怕什麼，是不是怕N醫生？她說不知道，就是害怕。在我同事到來之前，我使她進入催眠狀態。在這狀態下，她說害怕在昨天按摩時對我說的某些事會冒犯我，因為她覺得這些事對我似乎是不禮貌的。她對任何的新事也感到驚恐，所以對新來的醫生感到驚恐。儘管N醫生在時她有一兩次驚恐表現，但我能夠撫慰她，除此之外，她表現很好，既不發出吧嗒聲，也沒有任何說話的抑制現象。在N醫生走後，我再給她催眠，去除因N醫生訪視所致興奮的任何可能的殘餘。她本人非常滿意催眠後自己的行為，對治療寄予很大的希望，我盡力使她從這個例子中相信無須害怕新事物，因為新事物中也包含著好的東西。[178] 傍晚，在催眠前我們的談話中，她顯得非常活躍和輕鬆，本人從疑慮中解脫出來。在催眠中，我問她在生活中什麼事情對她產生最持久的影響、並最經常地在她記憶中浮現。她說是丈夫的去世。我讓她從頭至尾敘述這事的細節，她在敘述時每個示意動作都帶有最深切的感情，但沒有任何吧嗒聲和口吃。她開始說道：她和丈夫曾在瑞凡拉這個地方，他倆非常喜愛這裡，當他倆走過一座橋時，丈夫突然倒地不省人事數分鐘，但過後又站了起來，看上去很好。不久，當她第二次坐月子躺在床上時，她丈夫坐在她床邊的一個小桌上吃早餐，看著報，突然間站了起來，非常奇怪地看著她，向前移了幾步，然後就倒地死去。她立即從床上下來，招呼醫生，她在隔壁房間聽到醫生們在盡力搶救他，但無濟於事。然後她繼續說到嬰兒，那時才生下幾周，得了嚴重的疾病，持續了6個月之久，在這期間，她本人因高熱而臥床不起。然後接下來便是按年月順序敘述她對這個孩子的不滿，她的臉看上去迅速表現出發怒的樣子，就像有人說某人變成討厭時的表現。她說這個孩子長期以來非常古怪，整天叫喊不睡覺，並發展成似無希望治癒的左腿麻痹。當她4歲時，她才有視覺；學走路和說話均較遲，因此很長時間裡她被認為是低能。根據醫生診斷，這孩子患腦炎和脊髓炎，她不知道還有其他什麼病。在此我打斷她的敘述，向她指出如今這個孩子是正常的女孩，正在健康地成長，我使她再看著任何令人憂鬱的事情時，不僅消除了她記憶中為之受影響的事，而且消除了她對這些事的回憶，就好像這些事從來不存在於她的頭腦中。我保證她這樣會擺脫長期折磨她的不幸的預料和全身的疼痛。上述這些就是她在敘述中的抱怨，從那以後的幾天裡，我們沒有再聽到什麼情況。[179] 從我的這次暗示後，使我驚奇的是她開始話題總是一成不變地說起從精神病院逃出來的L王子，當時人們對這件事議論頗多。她因此對精神病院產生新的害怕，那裡的人在治療中用冰冷的水沖洗他們的頭，然後把他們放在一個裝置中，使他們轉圈，一直轉到他們安靜下來。三天前，她第一次抱怨說她害怕精神病院，在她敘述第一個故事即病人被綁在椅子上時，我就打斷了她的敘述。現在我明白這種打斷在她身上沒有起作用。我不得不從頭至尾聽著她非常詳細的故事。在這些留在她腦海中的故事說完後，我也打消了她的這一系列新浮現出來的害怕的念頭。我要求她有良好的感覺，告訴她確實應當更相信我，而不是相信那個告訴她精神病院那些可怕故事的傻女孩。當我注意到她在告訴我較多這些事情時仍偶然出現口吃，我再問她口吃的來由。她不作答。我再問：「你知道嗎？」「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為什麼不知道？因為我不可能知道？」（她說這些話時粗暴而又發怒。）這種聲明對我來說似乎是我暗示成功的證據，但這時她表現出希望我從催眠中喚醒她，我於是就這樣做了。[180] 5月12日［早晨］，出乎我的意料，她睡得並不好，只睡了很短的時間。我發現她雖偶然有點很焦慮的狀態，但無她通常的軀體症狀。她沒說什麼事，而只說她做了不好的夢，始終看到的是同樣的事情。她說：「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實際生活中，那是多麼可怕。」在按摩期間，她回答問題時不太切題。之後她變得快活起來；她告訴我關於她在波羅的海亡夫房子裡的社交生活，在那裡她款待鄰近城市來的重要人物云云。 催眠，她做了一個可怕的夢。椅子的腿和扶手都變成了蛇；一個長著禿鷲嘴的鬼怪撕裂和吃著她的全身；其他野生動物在她的身上跳躍著等。然後她又轉到另外的動物性譫妄中，而她又補充道：「那是真的。」（不是夢。）即：那是在較早的時候，有一次她去撿一個毛茸茸的球，其實這是一隻老鼠，而且逃跑了。她散步時，一隻大的蟾蜍突然跳到她跟前等等。我明白我的一般性禁令對她已無作用，我應當把她的驚恐印象逐一地去掉。[181]我又利用一個機會問她，為什麼會有胃痛，原因是什麼（我相信她的所有動物性幻覺的發作是與胃痛伴隨在一起的）。她頗不情願地回答不知道。我讓她明天回憶一下。她當時用明顯咕嚕的語調說話，於是我就不再繼續問她諸如這是什麼，那是什麼原因，而是讓她明天告訴我說的是什麼內容。我用這種方法後，她繼續往下說卻無開場白：「當他們把他抬出去後，我不能相信他已死去。」（她又談起她的丈夫，此時我明白了她的不健康的情緒的原因，是她遭受前述事情殘存的痛苦。）她說，在這以後她恨她的孩子達3年之久，因為她總是對自己說，如果她不是因為生這個孩子躺在床上，她可能照顧她的丈夫，使他恢復健康。在她丈夫死後，留給她的只有受人欺侮和煩躁不安。她丈夫的親戚一直反對他倆的這樁婚事，他們因她與丈夫如此幸福地相處而很生氣，於是對她丈夫的死就散布謠言，說她毒死丈夫，因此她要求調查。她的親戚們使她捲入了所有的各種法律程序中，對方得到一位新聞工作者的暗中相助。這個卑鄙的人到處造謠以激起人們對她的反對。他拿著數張印著有關誹謗她文章的報紙，把文章剪下來給她送去。這就是她孤獨和恨所有陌生人的緣由。就在她告訴我的這些話我撫慰她後，她說她感到舒適些。 5月13日早晨，她又因胃痛而睡得不好。她昨晚沒吃飯。她又訴說右臂痛。但她情緒良好，很快活。自昨天以來，她待我特別不同。她問我那些對她來說似乎重要的事情我持什麼觀點，而且她變得很不理智的煩躁不安。例如當我尋找按摩所需的毛巾或其他東西時，她多次地發出吧嗒聲和臉的抽搐。 催眠，昨天傍晚她突然發現以前所見的小動物不知為什麼長得非常大。最初她是在D這個地方的舞台演出中看到過一條很大的蜥蜴。昨天，這個記憶也十分強烈地折磨著她。[182] 吧嗒聲再次出現的理由是昨天她的腹痛和她試圖不發出呻吟聲。而她對發出吧嗒聲的真正誘因一點也不知道。她倒是記得昨天我要她發現胃痛的緣由。然而她說不知道，卻要我幫助她。我問她是否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情況下，在非常興奮之後，她強迫自己吃東西。她肯定了這一點。在她丈夫死後，她長期完全失去食慾，只是完成任務似地吃；實際上她的胃痛就是從那時開始的。我當時用手在她的腹上部捋幾下，以除去她的胃痛。接著她開始自願地說起那些最影響她的事情。她說：「我已經告訴你，我不喜歡這個孩子。但我應當補充一點，我的行為並沒有使別人有這樣的感覺。我為孩子做了我必須做的一切。即使現在，我也因偏愛長女而自責。」 5月14日早晨，她很好，很快樂，睡到早晨7點半。她只抱怨說手的橈側部位和頭面部稍有疼痛。在催眠前她告訴我的話愈來愈有含義。今天她幾乎沒產生任何害怕的感覺。她訴說右腿疼痛和失去其他感覺。她告訴我1871年有過一次腹部感染；當時幾乎沒有恢復健康，但還在照顧她生病的兄弟，自那以後開始出現疼痛，甚至導致她右腿暫時的麻痹。 在催眠期間，我問她現在是否能參加社交生活，是否仍感覺害怕。她說她仍不喜歡任何人站在她後面或身旁。她因此而告訴我更多的有關某人突然出現時所引起的不快的驚人情形。例如，曾經有一次她與女兒們在呂格恩島散步，兩個看似可疑的人突然從樹叢中出來侮辱他們。在阿巴齊的一個傍晚，當她出外散步時，一個乞丐突然從岩石後冒了出來，跪在她面前。他看上去是個無惡意的精神錯亂者。最後她告訴我她那孤立的鄉村房子晚上被人闖入，這使她非常驚恐。然而，顯而易見的使她害怕的基本根由是因她丈夫去世而遭受的困擾。[183] 傍晚，儘管她顯得很有精神，但她迎候我時卻感嘆道：「我害怕得要死；哦，我簡直不能告訴你，我恨我自己！」我最終才知道布洛伊爾醫生訪視了她，他的出現使她產生驚恐。當他察覺到後，她使他相信「只有一次是這樣」。她對我感到非常抱歉，因為她本應該顯示以前神經質的殘餘。在最近一些天中，我不只一次地注意到她是如此困難地面對自己，如此易於嚴厲地自責自己最輕微的疏忽，如按摩用的毛巾沒放在通常的地方；當她睡著後，給我看的報紙，我一時找不到。在排除最初和最表層的痛苦記憶後，她心理方面過於敏感的個性及自我貶低的傾向就明顯起來。在她清醒狀態和催眠中，我都及時告訴她好與壞之間有著許許多多不同的小事，對這些事人們無須自責。她沒有接受我的說教，即：只有是苦行僧或中世紀的和尚，在他生活中把每一件小事都看作上帝的手指或撒旦的誘惑，不能在描繪世界一瞬間或最小的一角時不提及他自己。 在催眠中，她產生某些進一步的恐怖性想像（例如在阿巴齊，她看見每一次海濤猶如流血的頭）。當她醒來時，我讓她重複我對她的說教。 5月15日早晨，她睡到早晨8點半，但在上午變得煩躁起來，在接待我時有些輕微的抽搐、吧嗒聲和說話抑制，她又說著：「我害怕得要死。」在回答一個問題時，她告訴我她的孩子們住的膳宿公寓是第四層樓，有電梯。昨天她堅持要孩子用電梯上下樓，而現在自責自己這個主張，因為電梯並不完全可靠。該公寓的房東也是這樣說的。她問我是否聽說過伯爵夫人茲克的故事，她在羅馬因這類意外致死。我碰巧熟悉這個膳宿公寓，我知道這個電梯是房東的私人財產；對我來說，這個男人似乎不是在宣傳電梯的特殊情況，而是警告人們不要使用電梯。我認為這似乎是她因焦慮而產生舊事幻想的一個例子。我對她說了自己的看法，並且繼續毫無困難地使她嘲笑自己不太可能發生的可怕的事。至於這樣一個理由，我不能相信這就是她焦慮的原因，故決定在她催眠的意識中向她提問。幾天停下來的按摩，今天又恢復了。在按摩期間，她斷斷續續地告訴我過去的一系列事情，這些可能是真的：如在地窖里發現一個蟾蜍；古怪的母親用奇怪的方式照顧著她愚笨的一個孩子；一個女人因患抑鬱症被關進了精神病院。當她處在不安的心理狀態時，上述這些記憶就會浮現在她的腦海。而當她說出這些故事後，她就變得非常快活。她描述自己階級地位的生活，和她與德國、俄國的和德國北部的知名人士有來往；我確實發現，要使這類活動與如此一個嚴重神經質的女人一致起來是件十分困難的事。 因此，在催眠中我問她為什麼今天早上如此不安寧，她告訴我的不是她對電梯的疑惑，而是她擔心她的月經快要來了，這會影響到按摩。[184] 然後我讓她告訴我腿上疼痛的由來。她開始以與昨天同樣的方式敘述［關於護理她兄弟］，然後繼續述說她那長長的一系列所經歷的往事，其間交替出現憂鬱和煩躁，同時有腿的疼痛；而且每次都使疼痛加劇，甚至於達到兩條腿麻痹並失去感覺的程度。同樣情況也發生在她的上臂。當她過去照顧某個生病的人時，腿和臂的疼痛就出現過。同時還有「頸部痙攣」的感覺。關於這後一種感覺，我只是知道是在某種稀奇古怪的不安狀態，並伴有以前就有的抑鬱出現後才接著發生。其症狀是頸背像「被冰緊抓住」，同時肢體一起僵直起來，手足都有疼痛性的發冷，不能說話，不能平臥。這現象持續6～12小時。我試圖指明這複合的症狀代表了她回憶的失敗。於是我問她一些問題，以發現她在照顧譫妄的兄弟時，他是否抓住她的頭頸；但她否認這點。她說不知道這些發作症狀怎麼會有的。[185] 傍晚，她精神很好，現出很好的幽默感。她順便告訴我，電梯的事不是如以前所說的那樣。電梯主人只說他這樣做是不讓人乘坐電梯下樓的一個藉口。她問了我許許多多與疾病無關的問題。她的面部、手的拇指側和腿部有令人痛苦的嚴重疼痛。如果她坐著不動或凝視某一固定點相當長時間後，臉就會繃緊和疼痛起來。如果她提起任何重的東西，手臂就感到疼痛。檢查她的右腿表明她的大腿具有相當好的感覺，腿的較下部位和腳有高度的麻木，臂和髖部程度較輕。 催眠中，她告訴我她仍偶爾有恐懼的想法，諸如某事可能會發生在她的孩子身上，孩子可能生病或失去生命，或正在度蜜月的弟弟可能有意外，或弟媳可能死去（因為她所有兄弟姐妹的婚姻都很短暫）。我不能再列舉她所有其他的有關害怕的例子。我不准她在沒有理由值得害怕時害怕起來。她答應放棄害怕，原因是「你要我這樣做」。我對她的疼痛、她的腿等做了進一步的暗示。 5月16日早晨，她睡得很好。她仍訴說臉、臂和腿痛。她很快活。對她的催眠沒有提供什麼情況。我用感應電流刷子刺激她麻木的腿。 傍晚，當我一進去，她一驚並說道：「我很高興你來，但我很害怕。」在這同時她說到每一個恐怖的事情，並伴有口吃和抽搐。我先是讓她告訴我在清醒狀態下發生的事。她彎起手指，又張開她的手掌，以生動的畫面述說著她的恐怖：「一個非常大的老鼠突然在花園中從我的手邊穿過，一剎那不見了；有一些事情一直在來回閃動著（來自幽靈遊戲的幻覺？）；一大群老鼠在樹上；難道你沒聽到跑馬場上的馬蹄聲嗎？隔壁房間有個男人在呻吟，必定是手術後的疼痛；我能去呂根這地方嗎？我能否有個那樣的火爐？」她因腦海中接二連三出現的大量想法和盡力從中找出她周圍的真正事物而感到混亂。當我問起現在的事情，諸如她的女兒們是否來這裡時，她無言以對。 我盡力在催眠中解決她頭腦中的混亂。我問她什麼事使她害怕。她複述著伴有各種恐怖症狀的老鼠，還補充道：當她下台階時看到一個可怕的動物躺在那兒，又突然消失。我說這些都是幻覺，告訴她不要害怕老鼠；只有醉漢才會這樣看它們（她非常討厭醉漢）。我告訴她比肖普·哈托[186]的故事。她也知道這個故事，並且很恐怖地聽著這個故事。我接著問她：「你怎麼會想到馬戲場的？」她說她清楚地聽到近處馬廄里馬的跺腳聲，馬被韁繩拴住，這可能會傷著馬。通常此時約翰都出去鬆開馬匹。我否認附近有馬廄或隔壁房間有任何人呻吟。那麼她知道自己在哪兒嗎？她說她現在知道，但在這以前她以為是在呂根。我問她怎麼會有這樣的記憶，她說他們曾在花園裡說話，花園的一角很熱，她突然有個想法想到呂根那遮掩的露台。當時我問她，在呂根有什麼不愉快的記憶吧？她說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在那裡她的腿和臂得了最可怕的疼痛病；當她外出遠足時，幾次遇到大霧而迷失方向；有兩次，當她散步時，一個公牛總是尾隨著她等。那麼今天這事怎麼會侵襲她的呢？她回答著：「怎麼會？」她今天寫了許多信，花了3個小時，使她頭很疼。我因此推斷她的譫妄發作是因為疲勞所致，而其內容是聯想到花園中無遮掩的地方等，我重複著我習慣給予她的教誨，使她安然入睡。 5月17日早晨，她昨晚睡得很好。在今天的麩糠浴中，因麩中有蟲而驚叫起來。我從護士那兒聽說此事。她本人不情願地告訴我這件事。儘管她幾乎顯得過分快活，但終究哭了出來，發出了「嗚」聲，臉上有恐怖的表情。她的口吃也比前幾天厲害，她告訴我昨晚做夢，她在許多水蛭上散步。昨夜，她做了許多可怕的夢。夢著自己要埋葬許多死人，把死人放在棺木中，但沒能放上棺蓋（顯然是對她丈夫的回憶）。她進一步告訴我在她生活歷程中，她有許多與動物在一起的驚險活動。最糟糕的一次是一隻蝙蝠掛在她的衣服上，所以她沒穿衣服就赤身裸體地衝出房間。為了治癒她的這種害怕症，她弟弟給她一個蝙蝠造型的胸針；但她從來不戴。 在催眠中，她解釋害怕蟲的由來是：她曾經收到一個很漂亮的針插禮物。但第二天早晨當她要使用時，許多小蟲從中爬了出來，因為針插里裝的是不十分乾的麩糠（幻覺？可能是事實）。我要她告訴我更多的一些動物故事。她說，曾經有一次，當她與丈夫在聖彼得堡的一個公園裡散步時，通向水池的道上都是蟾蜍，於是他們只好迴轉。曾經有幾次她不能向任何人伸出手來，因害怕變成可怕的動物，以後這種情況經常發生。我試圖逐一使她從動物害怕症中解脫出來，就逐一地問她是否害怕每個動物，在某些情況下她回答「不害怕」，但在另一些情況下，她答道：「我未必害怕它們。」[187]我問她為什麼昨天有那麼多的口吃和肌肉痙攣，她回答當她非常驚恐時總是這樣。[188]但為什麼昨天她如此的驚恐？這是因為在花園裡，各種強迫性思想出現在她的頭腦中：在治療將結束時，就她如何能特別地阻止某些想法再次充斥於頭腦，我反覆說出她可放心的三點理由：（1）她已變得較健康和有較強的抵抗力；（2）她應當養成習慣將自己的思想告訴與她相處很好的人；（3）今後她應不在乎所有那些已經加重她精神負擔的事情。她繼續說因近來沒有感謝我對她的多次訪視而感到擔憂；她擔心因最近情況的退步，我會對她失去耐心。她非常困擾和害怕的另一原因是負責該房子的醫生在花園裡問一位紳士是否現在願做手術。他的妻子坐在他身邊，她（病人）不禁想到這可能是這個不幸的男人的最後一個晚上。在這最後一件事敘述完後，她的憂鬱似乎被掃除乾淨。[189] 傍晚，她非常快活和滿意。催眠沒有發生什麼事。我致力於治療她的肌肉疼痛和恢復她右腿的敏感性。這在催眠中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在清醒時，她恢復了的敏感性卻再次部分地喪失。在我離開她之前，她表示出驚訝，因為她的頸部痙攣的感覺已有很長時間了，而這通常是在每次雷雨前出現。 5月18日，她昨晚睡得比以往幾年的所有晚上都好。但在浴後她訴說頸背、大腿發冷，臉、手、腳疼痛。她的面容緊張，兩手緊握著。由於她的頸部痙攣，催眠術沒有顯示出心理意義。在她醒來後，我用按摩使之得到了改善。[190] 我希望最初3周治療的這一摘錄足以清楚地描述出該病人的狀況、我在治療上努力的特徵及其成功的程度。我將在下面的病史做進一步的闡述。 以前我描述過的譫妄在埃米·馮·N夫人病情中持續相當長的時間。由於我沒有主動去尋找其症狀及基礎，而是等病人出現症狀或要她告訴我引起她焦慮的某些思想，她在催眠不久便停止產生這些想法。因此我主要是使用這樣的方法，目的是使她頭腦中始終存在一些準則，以免她回到家中後又倒退到以往相似的情況。在那時，我完全受伯恩海姆書中暗示的影響[191]，我期望從這樣的教育性的措施中得到比我今天所得到的更多的結果。我這個病人的情況改善得非常快，不久她使我確信自從她丈夫去世以來，她就從未感覺這樣好。在治療持續7周後，我允許她回到巴爾蒂克的家中。 是布洛伊爾博士，而不是我在7個月後得知她的近況。她的健康狀況持續數月很好，後來又因新的精神休克而再次衰竭。她的長女在第一次與母親待在維也納期間，也隨母親一樣發展了頸部痙攣和輕度癔症狀況；特別是她因子宮後傾在走路時感到疼痛。在我的建議下，她到我們最有名望的婦科N醫生那兒去治療，用按摩的方法使子宮正位，所以已有數月不疼了。然而現在又復發了。她們在家時，她母親從鄰近大學區請了一位婦科醫生。這位醫生為女孩開出了局部和全身的處方，卻引起了她嚴重的神經過敏性疾病（那時她17歲）。可能這已經是她病理素質的一種跡象，而在一年後所表現的特徵是她的性格改變。她的母親抱著那種通常兼有溫順和多疑的態度把女兒交給這些醫生。由於治療效果不佳，她母親被強烈的自責所壓倒。一連串我未曾察探到的想法使她產生這樣的結論，即N醫生和我應對女孩的病負責，因為我們疏忽了她的嚴重病情。因此，我的治療在她身上失去作用，她迅速倒退至我曾經解脫她以前的狀態。在她鄰近有個知名的醫生，她去那兒尋求治療。布洛伊爾醫生與她一直保持通信聯繫，成功地說服她，使她相信，她所責備的兩位醫生是無辜的。但即使這個想法澄清之後，那時她對我產生的厭惡仍舊存在，就像一種癔症的殘餘，她宣稱我已不能再對她治療。在同樣的一個醫學權威的勸導下，她轉而到德國北部的療養院去尋求幫助。應布洛伊爾的要求，我向那裡的醫生解釋我所發現的對她有效的催眠治療的矯治作用。 這種試圖「轉移」（transfer）[192]完全失敗。從一開始她似乎就與醫生處於對抗中。她竭力抵制著為她做的任何事。她衰退下去，失眠和失去胃口，只是有一位女友去療養院看她，並把她從療養院悄悄地帶回家中照顧，這樣她才恢復過來。在那以後不久，確切地說是她第一次遇見我後的一年，她又來到維也納，再一次把自己交給我治療。 我發現她比我收到的信中所說的要好得多。她能夠走動，擺脫了焦慮；大多仍維持著我去年治療成功時的狀況。她主訴是經常有混亂的狀態，她把這稱為「頭腦中的風暴」。除此之外，她患有失眠，常常一次要哭幾個小時。她在每天特定的時間感到悲傷（5點）。這是她在冬季看望住在護理院的女兒的規定時間。她的口吃和發出的吧嗒聲很厲害，兩手一直摩擦著，好像是在發怒。當我問她是否看到許多動物時，她只答道：「哦，保持安靜！」 在我初次試圖誘導她催眠時，她握緊拳頭叫道：「我不要注射安替比林，我情願疼痛，我不喜歡R醫生，我討厭他。」我發覺她是聯想到了在療養院被催眠的回憶。待我一把她帶回到現時的情景中來時，她就鎮靜下來。 在一開始恢復治療時，我已經有一個啟發式的經驗。我問她口吃重現有多長時間，她遲疑地回答（在催眠中）是冬天在D這個地方一次休克之後。她所住旅館的服務員藏在她的臥室里。她說在黑暗中，她誤以為是大衣，伸出手去拿它時，這個男人突然「從天而降」。我則把她的這一記憶畫面驅趕掉，事實上從那時起，她在催眠和清醒時都明顯停止了口吃。我記不起是什麼導致了我暗示試驗的成功，但當我那晚轉到另一個話題，用簡單而又無惡意的語調問她，當我離開時（她那時已躺下睡了），我拴住門，這樣沒人能偷偷溜進房間。令我驚奇的是她又開始粗暴起來，出現磨牙，摩擦雙手。她表示她曾因這類事情在D處有嚴重的休克，而我又不能說服她對我說出這個往事。我觀察到在她頭腦中有著那天早晨催眠中告訴我的同樣故事，我以為我已掃除掉了。在下一次的催眠中，她告訴我這個故事的更多細節和更真實的情節。一次在她興奮中，她在走廊上來回走動，發現女傭的臥室門開著。她想進去坐一坐。她的女傭擋住她但她不甘休並進了女傭的臥室，然後看到一個暗的東西靠在牆上，該東西實際上是個男人。這個小小的奇遇顯然是個性愛的因素，這使她對此事產生不真實的解釋。這件事使我懂得在催眠下一個不完整的故事並不產生治療的效果。我本人已習慣於不完整的故事產生症狀不改善的現象，我逐漸能從病人的臉上覺察出他們是否沒有隱瞞所表白的基本內容。 這次，我對她的治療是在催眠中針對她女兒的治療問題，以及她本人在療養院所得的不快印象。她對強迫她在催眠中拼出單詞「蟾蜍」的醫生充滿著被壓抑的怒火。她要我答應再不要讓她說這個單詞。由此我冒險在我對她的暗示中開了一個有實效的玩笑。這是我僅有的一次濫用催眠，但毫無惡意，我必須請求病人的諒解。我已使她確信她所待在溪谷的那個療養院已離她如此的遙遠，她不再能記起療養院的名稱，無論何時提起它，她就會在小山、溪谷和森林之間猶豫。這果真起作用。不久，她說話受抑制所剩下的唯一體徵是對療養院名稱的不確定。最後，在布洛伊爾醫生的留意之後，我使她免除這種強迫性的舊事幻現。 我對她描述的「頭腦中的風暴」的鬥爭比起其餘以往經歷花了更長時間。當我初次見她處於這類狀態中時，她正躺在沙發上，臉扭曲著，全身不停地躁動。她一直把雙手壓在前額上，以渴望和無助的語調叫著「埃米」的名字，這是她長女，也是她自己的名字。在催眠中，她告訴我在她女兒治療期間，反覆出現許多次壓倒自己的沮喪狀態，當她花費數小時，試圖發現方法糾正其不良作用時終不得其解。在這時，她感到自己的思想變得混亂起來，她就搞出叫出她女兒名字的方法，這樣有可能幫助她回到清醒的思想中來。當她女兒的疾病賦予她新的責任期間，她感到自己的神經狀態再次使自己變得強大起來，她決心無論為女兒做什麼都必須避免混亂，無論她頭腦中的一切事物有多麼混亂。 在幾周治療過程中，我們也能處置這些記憶，我對埃米夫人的觀察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她的情緒十分好。在治療即將結束的時候發生了一些事，我將加以詳述。因為這些事十分明顯地反映了病人的性格和她的各種精神狀態的表現方式。 一天，我在午餐時間招呼她，嚇得她把某物包在紙里扔進花園中，而紙團被守門人的孩子拿到了。在回答我的問題時，她承認紙里是她的（乾的）布丁，每天她都這樣做。這導致我調查其他所剩的幾道菜，我發現一半以上的食物剩在盤子裡，我問她為什麼吃得這麼少，她回答道，她不習慣吃得較多，因為如果吃得多，她感到不舒服；她與她已故的父親的體質一樣，也是吃得較少的人。當我問她喝什麼，她告訴我她只能耐受濃的飲料，如牛奶、咖啡或可可；如果她喝水或礦泉水，就會損害她的消化。這完全是神經質選擇病症。我取了她的尿樣，發現其濃度高，尿酸鹽過多。 因此我想，介紹她喝更多的飲料是合適的，增加她的食物量也是無疑問的。確實，她看上去不是十分明顯的消瘦，但畢竟需要花精力針對她的飲食做少量的增加。當我下一次訪視她時，我給她訂了一些蘇打水，並禁止她慣常處理布丁的方法，她顯得相當的煩亂。她說：「我會這樣做的，因為你要我這樣做，但我以後告訴你這樣會更糟，因為它違背我的本性，因我父親就是這樣的。」當我問她在催眠中為何不能吃得更多或喝任何水時，她用較低沉的語調回答：「我不知道。」次日，護士報告她吃完了一份食物，喝了一杯蘇打水。但我發現埃米夫人處於極度抑鬱狀態和非常粗野的情緒中。她抱怨有非常厲害的胃痛，「我告訴你會發生什麼的，」她說，「我們已經犧牲了這麼長時間鬥爭所取得的成果。如果我吃得較多或喝水，每次總是損害我的消化，在我能吃東西前，我必須自己完全禁食五天到一周。」我使她確信沒有必要餓著自己，這樣做不可能有害於她的消化：她的疼痛只是因對吃和喝的焦慮心所致。很清楚，我的這種解釋沒有對她產生哪怕是最輕微的影響。之後不久，我試圖把她引入催眠，可第一次出現催眠失敗；她向我投來狂怒的目光，使我相信這是她公開的反抗，這情景是非常嚴重的。於是我放棄了催眠意圖，宣稱給她24小時仔細考慮這些事，並接受這樣的觀點，即她的胃痛只是出自她的害怕。24小時以後，我將問她是否仍認為她會因喝一杯礦泉水或吃一份適中的飯菜而有一周的消化問題，如果她說是，我將要求她離開，這個小小的情景與我們平時大多友好的關係是截然相反的。 我發現24小時後的她變得溫順和服從起來，當我問她對胃痛的緣由怎麼想時，她毫無搪塞地回答：「我想是因為我的焦慮，但這僅僅是因為你這樣說的。」然後我將她置於催眠中，再次問她：「你為什麼不能多吃些？」 回答很迅速，又根據年月順序從她儲存的記憶中產生一系列的理由：「我正在想這怎麼會的，當我是一個孩子時，淘氣時總是拒絕吃我的那一份飯。我母親對此很嚴厲，在將受懲罰的威脅下，我必須過兩小時後才能吃留在同樣盤子裡的那份飯，那時飯已很涼，油脂變得很硬。」（她顯示出厭惡的神情）「……我仍舊能看到我面前的叉子，其中一個叉子的尖有點彎曲。無論何時我坐下來吃飯，我總是看到我面前盤子中的冷肉和食物上面的油脂。許多年後，我與弟弟住在一起，他是個官員，患著可怕的疾病。我知道此病是傳染的，所以極害怕出錯，害怕拿他的小刀和叉子（她震顫著），儘管如此，我還是和他一起用餐，這樣沒人會知道他有病。不久以後，我又照顧我的另一個弟弟，因那時他得了很嚴重的肺結核。我們坐在他的床邊，而他的痰罐總是敞開著放在桌上（她又震顫著）。他習慣於吐痰時，穿過盤子，把痰吐到痰罐里。這總使我感到厭惡，但又不能顯現出來，怕傷害他的感情。無論何時我吃飯時，痰罐總在桌上，使我感到厭惡。」我自然是要徹底清除這一系列討厭的印象，於是問她為什麼不能喝水，她回答說，當她17歲時，她的家在慕尼黑待了幾個月，幾乎所有的家庭成員都因喝了不好的水而感染上了胃黏膜炎。其他家庭成員經醫治後很快得到緩解，但她卻始終病魔纏身。別人介紹她飲礦泉水，她也沒因此而改善。當醫生開出處方時，她立即想到「這對我沒什麼用處」。從那以後，她一直無數次地不堪忍受普通水和礦泉水。 在催眠中揭示出的治療效果是立即出現的，並保持下去。她沒有飢餓一周，而恰恰在第二天毫無困難地又吃又喝。兩個月後她在一封信中寫道：「我吃得很多，體重增加許多，我已經喝了40瓶水。你認為我會繼續這樣嗎？」 第二年的春天，在她的靠近D的莊園，我再次見到馮·N夫人。這時她的長女（即「頭腦中有風暴」時叫她的名字）已進入異常的發育期，她呈現放縱的動作，這是因為她的天賦較差，她變得不馴服，甚至粗暴地對待母親。我仍讚賞她母親的自信，向她說明我對她女兒情況的觀點。對這個女孩心理上的改變，我形成一種不良的印象。事實上也正如我所預言的，她父親哈拉·馮·N與前妻所生的子女都死於偏執狂。她母親家庭中，也有神經病變的遺傳性，儘管沒有一個近親發展成慢性的精神病。我與馮·N夫人的交談中，對她的提問均毫無保留自己的觀點，她平靜地接受和理解。她變得強壯起來，看上去日趨健康。自從最後一次治療以來，過去的9個月她覺得很好。只有稍微的頸部痙攣和其他輕微的不適。我在她家住的7天中第一次認識到她的責任、職業和智力活動所有方面。我也遇見了她的家庭醫生，他沒有對這位女士發泄多少抱怨，因此她已經達到某種程度的中止治療。 儘管我改進的暗示沒有改變她的基本性格，但她因此在許多方面較前健康和能幹。她似乎不再接受「無關緊要的事情」這類說法。她的自我折磨的傾向比起治療時要少得多。但是在這段較好的時間裡，她的癔症性情仍沒有終止。例如她不能在任何長途旅行中坐火車。這是在最近幾個月內表現出來的。急於解決她的這個困難的嘗試只是導致她在近來到D的旅行留下許多瑣細的令人不快的印象。然而在催眠中，她似乎不願談這些，甚至當時我開始懷疑她對我的影響再次採取退縮的態度，而她反對坐火車的秘密目的是不要再去維也納旅行。 這些天中，她也抱怨記憶的中斷，「特別是那些非常重要的事件」。由此我斷定過去兩年我所治療的完全有效，並繼續產生效果。一天，她與我沿著林蔭道散步，這是她房子通向海邊的一條路，我冒險問她是否此路經常有許多蟾蜍出沒。她向我投來責備的一瞥作為回答，但沒有恐怖的症狀。過一會兒，她因此而言過其實地說：「但從前這裡卻真是這樣。」針對她不願坐火車的毛病，我引導她進入催眠，在催眠中她本人似乎不滿意她給我的回答，顯出一種害怕，怕以後在催眠中不像以前那樣聽話。我決定讓她相信結果恰恰相反。我在一張紙上寫了一些字，交給她並說：「今天午餐時，你要給我倒一杯紅酒，就像昨天你做的那樣，當我把杯子舉向唇邊時，你就說：『哦，請給我也倒一杯。』當我去拿酒瓶時，你又說：『不，謝謝你，我想我不會喝的。』然後你會把手放在你的提包中，拿出一張紙，發現紙上寫有那些同樣的字。」這時正是早晨。幾個小時後，這個小插曲在我事先安排下真的發生了，它是那麼的自然，所以這麼多在場的人中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了什麼。當她向我要酒時，顯出明顯的內心鬥爭的樣子，因為她從不喝酒，當她拒絕喝酒後伴有明顯的放鬆，她把手伸到提包中，抽出一張紙，上面寫著她剛說過的最後幾句話。她搖著頭，驚奇地凝視著我。 在1890年5月訪視後，我知道馮·N夫人的消息就漸漸地少了。我間接聽到她女兒的悲慘情況，這使她非常憂鬱和不安，甚至損害她的健康。最後，在1893年夏，我收到她的一張便箋，問我是否同意另一位醫生給她催眠，因為她又病了，不能來維也納。開始，我不明白為什麼我的允許是那麼必要，直至我回憶起1890年，在她本人的要求下，我曾出於保護她，不讓她被任何他人催眠，以免使她因為受到一個她所不喜歡的醫生的控制而產生抑鬱的危險後才恍然大悟。因此我寫信給她，表示放棄我對她專有的催眠特權。 討論——除非我們一開始就完全同意所涉及的術語，否則就不易決定一個特殊的病人是否該被診斷為癔症或某些其他的神經症（我們這裡說的神經症不是純粹的神經衰弱型）；我們仍期待著的指導方針是它會在一般發生的混合性神經症中建立界限性的標準，為這些病勾畫出基本的特徵。因此，如果我們仍習慣於用較狹窄的術語觀念，即用所熟悉的典型病例的相似性來診斷一個癔症患者，那麼，無可爭辯，埃米·馮·N夫人這個病人就是一個癔症患者，她的輕度譫妄和幻覺（同時她的其他心理活動仍保持完好）、她的人格變化、在人工催眠夢遊狀態下的記憶的儲存、她疼痛的那條腿的感覺缺乏、她的病歷中透露出的某些資料以及她的卵巢神經痛等，無疑是癔症的特性，或至少說這是個病人。我們所要提出的問題就是病人的一個獨特特徵，這也為診斷一般癔症的可信性提供了一個機會。我們已在該卷開始的《緒言》中解釋過，我們認為癔症的症狀是創傷作用於神經系統而導致的興奮作用和殘存。如果最初的興奮被發泄或通過思維活動發泄出來，就不會遺留這種殘存的興奮，也就不可能出現一定量的觀念（縱然其數量是不能測量的），我們必須把這考慮為興奮總量作用於神經系統的過程，由於該興奮量沒有相應地被用於外部的行動，因而轉變成慢性症狀。[193]現在我們通常發現癔症病人中，這種創傷性的「興奮總量」的相當一部分轉變成單純的軀體症狀，正是癔症的這種特徵的表現方式而被認為是一種心理障礙。 為了簡潔起見，如果我們採用術語「轉換」[194]來標誌精神性興奮轉變成慢性的軀體症狀，這是癔症的特點，那麼，我們可以說埃米·馮·N夫人病例中只表現了少量的轉換。最初屬於精神性的興奮，其大部分仍保持在精神範圍中，很容易把它與非癔症性神經症等同起來。有一些癔症患者，他們全部的過剩的興奮都轉換了，因此癔症的軀體症狀看來好像進入了完全正常的意識中。然而，較多見的是不完全的轉換，所以至少伴隨創傷的某些情感持續存在於意識中，作為病人情緒狀態的一個成分。 我們這個只有很少轉換的癔症病人，其精神症狀分為情緒改變（焦慮、憂傷的抑鬱）、恐懼和意志缺失。後兩類精神紊亂被精神病學家法國學派看作精神衰退的特徵。但就我們這個病人來說，他們卻視為是創傷性經歷所決定的。這些恐怖和意志缺失大部分起源於創傷，我將在下面詳述。 確實，某些恐怖相當於人類原發性恐怖，特別是神經質的人，例如，她對某些動物的害怕（蛭、蟾蜍以及梅菲斯特吹噓自己為所有害蟲的主人[195]以及雷暴雨等）。而這些恐怖也由於創傷性事件而較牢固地保存下來。因此她害怕蟾蜍是由於她兒童時代早期的經歷，即她的兄弟們向她扔一隻死蟾蜍而得到強化，導致她癔症性抽搐的第一次發作；同樣，她害怕暴風雨所出現的休克使她產生一種吧嗒聲；而她害怕大霧是因為她在呂根島散步時的情形所致。然而，這一群原發性恐怖，有人可能說成是本能性的害怕（認為是心理特性）起著優勢的作用。 其他較特殊的恐怖也是因特殊的事件所造成的。她懼怕不能預料的和突然出現的休克是因為看到她丈夫可怕的印象的結果，那時她丈夫看上去很健康，卻在她眼前死於心臟病發作。她對陌生人和一般人的害怕是由於受到丈夫家庭的迫害，迫使她去見代理機構的每一個陌生人，那時她似乎覺得陌生人很可能知道擴散在外有關她的文章和說的話。她害怕療養院及其同住者可追究到所有一系列她家庭中不愉快的事，以及一位傻乎乎的女僕告訴她的一些故事。除此之外，這種恐怖一方面是由於健康的人們所感受到的原始和本能的精神病的恐怖引起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像她那樣的、不亞於所有神經症患者的害怕變瘋而引起的。她十分特別的是害怕某人站在她後面，這是她年輕時及以後生活中許多恐怖的經歷所造成的。由於在旅店中發生的事特別使她痛苦，由於它含有性慾的暗示，所以就強化了她害怕陌生人偷偷溜進她的房間。最後她害怕被活埋，這點與許多神經症患者一樣，完全可用她的信念來解釋，即她認為她丈夫的軀體被抬出去時沒有死。這種信念給她一種如此令人感動的表現——不能接受她與所愛的、一起生活的男人就此突然去世的現實。然而，以我的看法，所有這些心理因素[196]儘管可解釋不同的恐怖內容，但不能解釋其持久存在的問題。我認為有必要引證神經症的因素來解釋其持久存在的問題，即病人數年來一直生活在禁慾狀態中。在諸多引起焦慮[197]的原因中，這個情況最為主要。 該病人的意志缺失（意志的抑制、不能行動）比起認為是精神症狀的恐怖要少一些，這是由於其能力的總的受限。相反，該病人的催眠分析清楚表明她的意志缺失是由兩類心理機制所決定的，其實際上是單一的。第一類意志缺失可能就是恐怖的後遺症。當恐怖不是出現在（對外部事件的）期待中，而是伴隨著主體的行動時，便出現意志缺失——例如我們這個病人害怕外出或與人相處，就像害怕某人悄悄地溜進她的房間一樣。這裡的意志抑制是由於伴隨的焦慮作用於行動而引起的。如果把這類意志缺失看成與相應的恐怖截然區分的症狀則是一個錯誤，儘管必須承認這種恐怖可以不產生意志缺失而單獨存在（倘使恐怖並不太嚴重的話）。第二類意志缺失取決於存在著表達感情情調和未予解決的聯想。這些聯想阻止與其他有關聯的事，特別是那些與之不相容的事的聯繫。我們這個病人的厭食提供了這類意志缺失的最好例子。她因為不喜歡其味道而吃得很少；因最早年時期把吃的行為與令人厭惡的記憶聯繫起來而不愛吃，她對吃的這種厭惡的情感量從來沒有任何程度的減少；人們不可能在厭惡吃的情況下同時對吃感到快樂。她早期建立的吃飯中的厭惡持續存在而不消失，這是因為她迫使自己一直抑制著，不是用反應來消除它。在兒童時代，在懲罰的威脅下，她被迫吃她感到厭惡的冷飯菜。以後的日子裡，出於對弟弟的考慮，在他們共同進餐時她抑制自己所面臨的情感表達。 在這個問題上，我或許可以提到一篇短論文，其中我試圖對癔症性癱瘓做心理學的解釋（弗洛伊德，1893c）。我做出一個假設，即這些癱瘓的原因是一組相關的想法難以達到新的聯想，我們認為這些想法與軀體的肢體之一有關。因為不能達到新的聯想，轉而又依賴於這樣一個情形，即癱瘓的肢體被捲入創傷性回憶——一種帶有情感的、未被處理的回憶。我從病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實例明白，那是一種對未予解決的情感的一個想法的貫注，[198]這樣的貫注總是涉及一定量的不能聯想和一定量的不相容的新的貫注。 迄今為止，我尚未成功地藉助於催眠分析來證實這種關於運動性癱瘓的理論，但是我能引證埃米·馮·N夫人的厭食症來證明這種機制是某些意志缺失的操作性機制，意志缺失不是別的，而是一種高度特殊化的——或用一個法語來表達「系統化的」——心理癱瘓。 埃米·馮·N夫人的心理情境特徵從其本質來看，著重有兩點：（1）抑鬱的情感聯繫著她的創傷經曆始終未予解決——例如，她的抑鬱、痛苦（關於她丈夫的死）、怨恨（她丈夫家親戚對她的迫害）、厭惡（強制性進餐）、害怕（有關她許多驚嚇的經歷）等。（2）她的記憶活躍，有時是自發的，有時是對當時刺激的應答（如關於聖多明各革命的新聞），使她把帶有情感的創傷一點一點地帶入當前的意識中。我的治療程序是基於她記憶中的這種活動過程，致力於日復一日地解決和擺脫在特殊的日子裡所浮現的任何問題，直至她為之受影響的病態記憶的貯存基本消退。 我考慮一般存在於癔症的發作中的這兩種心理特徵，引發我許多重要的思考。然而，我直到注意了軀體症狀的機制後，才討論到這一問題。 我們不可能把這些病人的所有軀體症狀歸因於同一緣由。相反，即使軀體症狀不太多的病人，我們發現其癔症的軀體症狀是由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因此我首先從軀體症狀中的疼痛進行嘗試，正如我所見，埃米·馮·N夫人的疼痛從根源上肯定是機體的肌肉、肌腱或韌帶的輕微（風濕性）改變，這種疼痛在神經症患者中遠較正常人為多。另一種疼痛很可能是對痛苦的記憶，這是煩躁時的記憶象徵[199]，而照顧病人對患者的生活起著非常大的影響。這些疼痛也可能本來是器質性原因所致，但因神經症的緣故，病人會適應這些疼痛。我主要根據對馮·N夫人的觀察而對其疼痛下這些斷言的，這在我以後的章節中將有報告[200]，在這個特殊問題上，我們從病人身上幾乎收集不到資料。 埃米·馮·N夫人的某些明顯的運動症狀實在是作為情緒的表達，而這易被認識清楚。因此，她所表現的在自己面前伸出雙手、手指張開成彎曲狀表示恐懼，同樣她的面部表情也是如此。這當然是她這樣教育水平和種族的婦女更生動和公開地表達其情緒的方式。實際上她本人在非癔症狀態時克制著自己，幾乎在動作表現上處於僵直狀。而其餘的運動症狀據她自己認為，與她的痛苦有直接的關係。她以不停地玩弄手指或兩手摩擦來抑制自己的叫喊。這就有力地提醒人們想起用達爾文的一個原則——興奮過剩原則（達爾文，1872，第三章）——來解釋情緒的表達。例如用這個原則來解釋狗搖動尾巴。當我們受痛苦的刺激後，我們習慣於用其他各種運動刺激反應來替代叫喊。某人決意在牙醫面前保持頭和嘴的不動，不用手擋著，而他至少可能出現雙足咚咚敲地的現象。[201] 轉換的一種較複雜的方式，在埃米·馮·N夫人身上顯示了抽搐樣的動作，諸如舌頭髮出吧嗒聲，口吃，在混亂狀態下叫「埃米」的名字，使用複合的慣用語句「保持安靜！不要說話！不要碰我！」在這些運動表現形式中，口吃和吧嗒聲可根據我所描述的機制來解釋，即關於催眠的暗示治療這篇短文中已提到的（1892～1893b），這些運動「起著對立性觀念的作用」。[202]我們現在將該病人的這一過程說明如下：這個癔症病人因擔憂和長時間坐在最後入睡的生病孩子的床邊觀察著，以至於力竭而睏倦，她對自己說：「你必須完全保持安靜，不要吵醒孩子。」這種願望可能引起一種對立性觀念導致害怕，認為發出鬧聲就等於是吵醒睡覺的孩子，而她最大的願望是讓孩子睡覺。當我們不肯定自己能否完成某些重要的意願時，我們也會有相類似的對立性觀念，並且以明顯的方式表達出來。 我們不難發現，在神經症病人的自我感覺中有一系列抑鬱或焦慮的期望，形成較正常人更多的對立性觀念，甚至較容易發現這些觀念；而神經症病人卻將這些觀念視為比較重要。我們這個病人在衰竭的精神狀態下，其對立性觀念（在正常情況下被抵制）表現出其自身更為強烈。正是這種觀念產生了它本身的作用，對病人的恐懼來說，實際上卻產生了她所害怕的吵聲。為了解釋全部過程，可進一步假設她的衰竭結果只起了一部分作用，用讓內及其追隨者的術語來說，它所影響的只是她「原發的」自我，而不能削弱這種對立性觀念。 我們也可進一步假設，正是她對吵聲的恐懼產生了對抗其意志的暫時創傷，而這種吵聲的固定保持下來可看作整個情景的軀體記憶症狀[203]。實際上我相信抽搐本身的特點是病人抽搐性地發出一系列的聲音，如痙攣性地發聲、中間有停頓，而這最有可能聯繫到吧嗒聲，揭示了其緣由的過程痕跡，表明她的意圖和對立性觀念（反意志）之間發生的衝突，產生了抽動這一間斷的特徵，並作為限制對立性觀念的一個途徑，而不是因為刺激了言語的肌肉器官而發出習慣化的抽動。 病人言語的痙攣性抑制，她特有的口吃是一種基本相類似的興奮因素的殘餘所致。然而，這不是最終的神經支配的結果——發出驚叫，而是神經支配這個本身的過程——試圖抽搐地抑制言語器官，這成為她記憶中事件的象徵。 吧嗒聲和口吃這兩種症狀因此通過其起源史而緊密相關，並繼續關聯著，在相似情況下反覆出現後成為慢性症狀。自此以後它們被進一步地利用，原是由於當時強烈的害怕而引起的，以後就成為對任何害怕都產生吧嗒聲和口吃（根據單一症狀的癔病機制，這在病例5中有描述），甚至在害怕不導致對立性觀念時也產生這樣的行為。 這兩種症狀最終竟聯繫著如此多的創傷，有許多根由使之在記憶中重複出現，他們持續地、無特殊原因地干擾病人的言語，以無意義的抽搐方式表現出來。[204]然而，催眠分析能說明這種明顯抽搐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意思；假如布洛伊爾程序在這個病人身上沒有取得一次性完全消除兩種症狀的成功，那是因為心理發泄僅僅波及三個主要的創傷，沒有波及次要的有關聯的創傷。[205] 依據控制癔症發作的規則，在重現混亂的發作期間叫喊「埃米」，這將使她回憶起其女兒治療期間，她經常處於無助的狀態。這種叫喊通過一條複雜的思想線索與發作的含義聯繫起來，而且叫喊是對抗發作的一種保護性習慣用語。叫喊也可能通過更寬泛的應用其意義而退化變成抽搐，而實際上這個病人已使用複雜的保護性習慣用語「不要碰我」等。在這兩個實例中，催眠治療都阻止了這些症狀的進一步發展；但只有「埃米」的叫喊仍舊存在，而我對這叫喊的領悟是，它仍有著本身的意義，限制混亂的發作。 正如我們所見，這些運動性症狀是以不同的方式產生的：對立性觀念被轉換成結果（發出吧嗒聲）；精神興奮簡單地轉換成運動性行為（如口吃），或在癔症發作時的自主行為（保護性的方法，從叫喊「埃米」擴展更長的習慣用語）。儘管這些運動症狀可能有起因，但他們通常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它們有一個起因或與創傷有著長期的聯繫，在記憶活動中作為這些創傷的象徵而存在。 病人其他的軀體症狀完全不是一種癔症性的。例如頸部痙攣確實存在，我認為是偏頭痛的變換形式，這不歸為神經機能病一類，而歸為器質性疾病。癔症的症狀則是有規則地與之結合起來，例如埃米·馮·N夫人的頸部痙攣是作為癔症的發作時出現的症狀，而她確實沒有由自己支配下的癔症發作的典型症狀。 鑒於所觀察到的病人意識的病理變化，我將詳述埃米·馮·N夫人的精神狀態。像她的頸部痙攣，當日使她痛苦的事（如在花園裡最近一次的譫妄）或她強烈回憶起以往任何一種創傷的事均使她進入譫妄狀態。我對這種狀態下病人觀察的少數資料中所得出的唯一結論是——存在對意識的限制和一種類似於在夢中的強迫性聯繫；當幻覺和錯覺上升到最高程度後，病人就會做出愚笨的或甚至不合理的推論。這種狀態，比作一種幻覺性的精神錯亂，可能意味著一次發作。我們也可以把一種急性精神病（相當於一次發作）歸為「幻覺性混亂」一類。我們發現，她的這些狀態和典型的癔症發作較相似之處，表現在過去建立的創傷記憶常常是構成譫妄的基礎。從正常狀態轉到譫妄的發生常很難覺察。她能在談及與情緒不太有關的事情時暫且顯得十分理智，而當她談及令人痛苦的想法時，我從她的一些逾常姿勢或出現她那慣常的用語等，可覺察到她處於譫妄狀態。在治療開始時，其譫妄整天持續著；因此難以確定哪些是特殊的症狀，例如她的姿勢反映了她一部分的精神狀態，只不過被看作一次發作的症狀，或像吧嗒聲和口吃，這些是否變成真正的慢性症狀，我們常可在事後才鑑別出她在譫妄中或正常狀態下所發生的事。因為這兩種狀態在她的記憶中是分離的，所以聽到譫妄逐漸闖入她正常談話中的一些事時，她往往會非常驚訝。我與她最初的約見就是這樣一個最明顯的事例，她的兩種狀態未受到任何注意而相互交織在一起。只有在聯繫當前的事，她表現出一瞬間心理性地見到過去的事時，她正常的意識才受到影響。當她在譫妄中回答我，說她是「上一個世紀的女人」時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對埃米·馮·N夫人譫妄的這些狀態的分析並不太費力，這主要是因為她的情況改善得如此之快，所以她的譫妄與正常生活能很明顯地區分開來，而譫妄只限於其頸部痙攣之時。另一方面，我收集了該病人處於第三種狀態下的許多行為方面的資料，即人工催眠的情況。而她在正常狀態下，對譫妄期間和催眠中的精神經歷全然不知。在催眠中，她出現所有這三種狀態的記憶。因此，從這個事實來說，在催眠狀態中她最為正常。確實，如果我不考慮她在催眠下比起正常生活最佳狀態時對我有更少的保留，也就是說，在催眠下，她向我提供有關家庭和某些事的信息，而在其他時候，她對我如同陌生人；進一步來說，如果我不考慮她所顯示的充分程度的催眠下易受暗示的特徵，則我應當說她在催眠中處於完全正常的狀態。使我引起興趣的是注意到她催眠中的另一方面，即沒有顯出超常的痕跡，但這是因為我們習慣於把她所有心理缺陷與意識的正常狀態聯繫起來。 如下這些例子使人明白催眠中她的記憶行為。一天在交談中，她說她喜歡療養院入口處用一棵美麗的樹裝飾著。「但那樹叫什麼名字，醫生，你知道嗎？我以前知道它的德語和拉丁語名稱，但我已經忘了這兩個名稱。」她在植物方面有廣泛的知識，當時在這種情況下，我有必要承認我缺乏植物方面的教育。幾分鐘後，在催眠下我問她現在是否知道門廳那棵樹的名稱，她毫不猶豫地回答：「德語名是火雞冠百合花；我確實已忘了它的拉丁語名稱。」另一次，當感到很健康時，她告訴我她曾去羅馬看過地下墓穴，但卻無法回憶起兩個專業術語；我也不能幫助她。接著在催眠中我立即問她是否記起這兩個詞彙，但她在催眠中卻兩個詞兒都不知道。這樣我對她說：「現在不要再為此困擾，但當你明天下午5～6點，接近6點而不是5點鐘在花園裡時，這兩個詞彙會突然從你的記憶中冒出。」次日傍晚，當我們在談某些與地下墓穴無關的事情時，她突然冒出了教堂地下室做墓穴用的單詞「地窖」和放骨灰的「壁龕」。我說：「啊，這些單詞正是你昨天想不起來的。你什麼時候想出來的？」「今天下午在花園裡，就在我要回到我房間之前。」我明白她是讓我知道她在非常準時地遵循著我的指令，這正是她通常在6時左右離開花園的時間。 因此，我們發現即使在催眠中，她也沒辦法得到她所知的全部知識。甚至於在那種狀態中，也存在著實際的和潛在的意識。當她在催眠期間，經常發生的是這樣的情況：當我問她這個或那個現象是怎麼來的，她常常皺起前額，停頓一會兒用表示很不以為然的語氣回答：「我不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經常這樣說：「想一會兒，它會直接出現在頭腦中的。」停頓一會兒後，她會給我所期望的信息，但有時她什麼也想不起來。於是我就答應把這任務留到明天再回憶，這樣做從未失敗過。 在正常生活中，埃米·馮·N夫人拘泥細節地避免任何虛假，她在催眠下也從不對我說謊。然而，偶然會給我不完全的回答，隱瞞她部分的故事，直至我堅持要她再次說清楚為止。一般就像我已引證的例子那樣，在催眠中凡激起不快的話題時，她就像平常那樣，閉起嘴來不說話。然而，儘管有這些約束性的特徵，總的來說她在催眠中的心理行為表現是她的心理能力無抑制的一種表露，也是充分控制她記憶儲存的無抑制的一種表露。 雖然不可否認的是在催眠狀態中，她非常容易受暗示的影響，但她遠不是現出病態的缺乏抵抗。總體上可斷言在那種狀態下，我沒有對她產生更多的作用，如果我對一位完全有個人能力、完全信賴我說的話的人從精神機制上進行研究的話，則我可能得到更多的結果。唯一的差別是埃米·馮·N夫人不能像她在正常狀態下那樣用某種贊同的心理態度來滿足我。倘若，例如她有對動物的恐懼時，我沒能給她信服的理由，或不考慮這種症狀起因的精神病來歷，而是試圖施行命令式的暗示，我總是觀察到她臉上的緊張和不滿的表情；當我在催眠結束時，我問她是否害怕這動物時，她會答道：「不害怕，因為你堅持主張這樣。」類似這樣的回答主要是出於她對我的順從，而不是什麼成功，若我反覆用簡單的暗示來代替加於她頭上的許多一般命令，可能會好一些。 但同是這樣的病人，面對暗示治療如此頑固地纏住她的一些症狀，只是在精神分析或個別說服下才消除，這樣的人在某個醫院環境中被人發現症狀有所減輕，這是由於治療中無關的暗示，或是沒有聯繫到她的疾病的一個問題。我已在病史過程中舉例她催眠後的順從。對我來說，這行為似乎是沒有任何可反駁的。而這也是一種較為強烈的觀念一定要表現自己。如果我們探究「固定觀念」的機制時，我們發現它是有基礎的，基礎是如此之多的經歷的支持，這些經歷是這樣的強烈，以至於我們不禁驚奇地發現這些觀念能成功地保持下來，抵抗由暗示所產生的相反觀念，使病人具備僅僅有限的能力。大概真正病變的大腦才有可能通過純粹的暗示除掉因強烈的精神事件所導致的產物。[206] 當我正在研究埃米·馮·N夫人的意志喪失症時，我開始第一次懷疑伯恩海姆的斷言「暗示最重要」，以及他聰明的友人德伯夫的推斷「如果是這樣，就沒有催眠這樣的事」的可信性。至今我不能理解怎麼可能在我僅僅舉起一個手指，說一聲「去睡覺吧」，就能使病人處於特殊的心理狀態，使她的記憶通向所有她過去的心理經歷中。可能是我通過暗示喚起了這樣的催眠狀態，但我並沒有創造這種狀態，由於其特徵偶然被發現而具有普遍性，使我非常驚奇。 該病史以非常簡單的方式表明病人在催眠期間，我們所做的治療工作。這正如催眠心理治療中的一般實踐一樣，我是通過確信和禁止的方法及提出各種針鋒相對的觀念與病人的病態觀念做鬥爭的。但我並不滿足，我研究了個別症狀的起源，這樣我能針對其緣由，對抗其病態觀念。在這樣一種分析過程中，習慣性地發生了病人對帶有情感的事情，以最嚴重不安的言語表達出來，這是到目前為止唯一發現的表達情緒的發泄方法。我說不清每次由於我的暗示而在症狀的消除上有多大的治療成就，通過宣洩，我能解決多少情感問題，因為我結合了這兩種治療因素。因此，這個病例不能嚴格地看作精神宣洩治療有效的證據；同時，我必須補充的是，正是這些症狀，當我採用了精神分析後才真正永久地消除了。 總的來說，治療的成功是顯著的，但卻不是持久地有效。在新的創傷作用下，病人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得病的傾向並未消除。任何人要承擔像這樣一位癔症病人的確切治療，他就必須比我更徹底地進入現象情結中。埃米·馮·N夫人的性格無疑帶有嚴重的神經異常的遺傳性。很可能沒有這種素質，她就不會有癔症。但另一方面，單獨的遺傳素質也不會形成癔症。必須有產生癔症的原因，我認為這些原因必須是適當的：病因具有特定的性質。我已經提到埃米·馮·N夫人這個病人的創傷性經歷中的許多情感始終保存著，她記憶的活躍性表現在不是這個就是另一個創傷浮現在她的思想中。我將大膽地對為什麼她以這種方式保存情感的理由提出解釋。該理由與她的遺傳素質確有關聯。因為一方面，她的情感非常強烈，性情激動，具有最強的感情；另一方面，由於她丈夫的去世，她生活在完全的精神孤寂之中；她親戚對她的迫害使她對朋友們產生懷疑，並戒備地警惕任何人對她的行為施加過多的影響。她的職責範圍很廣，她單獨做著他們加在她身上的全部精神工作，沒有一個朋友或知己，幾乎與她的家庭隔離，意識受阻，傾向於折磨自己，也常常覺得自己是一個無助的女人。簡言之，這個病人除了其他之外，不能忽視的是保存大量興奮的機制，這部分是基於她的生活環境，部分是她天生的素質。例如，她很不喜歡說起任何有關她自己的事，在1891年我驚奇地注意到，常去她家的客人沒有一個知道她生病，或知道我是她的醫生。 這個癔症病人的病因是否已詳盡無遺了呢？我不這麼想。在兩次治療中，我還沒有提出我頭腦中想的問題，在有可能費力解釋該病例之前，這些問題我必須回答。我現在的觀點是，在這些年中必然有某些附加的因素恰恰激起了癔症的爆發，考慮到起作用的病因多年前已經存在。也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該病人給我內心深處的所有信息中，完全沒有性慾的內容，而這方面畢竟比起其他更易受到傷害，她不可能在這方面的興奮不留任何痕跡，毫無疑問，她讓我聽到的是她生活故事已刪節的版本。病人的行為舉止高雅，外表十分自然，沒有過分做作的痕跡。然而，當我考慮她在催眠中告訴我的有關在旅館裡她女僕小小的冒險故事時，我覺得她有保留之處，我不禁懷疑這個如此熱情和有強烈情感的女士，如果不是經過激烈的鬥爭是不會贏得其在克制性慾需求上的勝利。那時，她盡力克制所有本能中這一最強烈的部分，這使她面臨嚴重的精神耗竭。她曾對我承認她不會再結婚，因為從她擁有的大量財產來說，她不可能相信她不感興趣的求婚者；也因為再結婚會損害她兩個女兒的前景而使她自責。 在結束埃米·馮·N夫人的這份病史前，我必須做進一步的評論。布洛伊爾醫生和我相當熟悉她，我們認識她已有相當長的時間了。當我們把她的性格與可以回溯到早期的醫學界論著和觀點所描述的癔症性心理做比較時，我們通常會感到可笑。我們對凱瑟琳娜·M夫人的研究中懂得最嚴重類型的癔症與最高天賦和大多脾氣古怪的一類人有關。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在歷史和文化中，對傑出女人的傳記無疑應當寫得簡單。同樣，埃米·馮·N夫人給了我們這樣一個實例，即癔症是怎樣與潔白無瑕的品性和自我控制良好的生活方式相容。這位我們漸漸熟悉的女士是一位值得稱讚的人，她把道德上的嚴肅性看作自己的責任，她的智力和精力不比男人差，她受到高度的教育和熱愛真理給我們兩人很深刻的印象，她樂善好施地照顧著所有依賴於她的人，她思想上的謙卑和舉止上的文雅也揭示了她本質上是一位真正的女士。描寫這樣一位女士為「變質」，則是扭曲那個詞彙的所有公認的含義。我們應很好地鑑別用在評價人方面的「素質」和「變質」這兩個概念，否則我們將發現我們自己被迫承認人類偉大成就中的大部分歸功於「變質」的作用。 我也必須承認我沒有從埃米·馮·N夫人的病史中見到讓內把癔症起源歸因於「心理效能差」。[207]根據他所說，癔症素質形成意識領域中異常的局限（由於遺傳變質），從而導致對整個觀念群的漠視，以後，至自我解體和形成第二人格。如果是這樣，在癔症組成的精神症狀群消退後，殘存自我也必然較正常自我效能差；實際上，按照讓內的看法，癔症的自我受精神聖痕（類似基督殉難時的痕斑——精神分析術語——中譯者）的折磨，被定為單一觀念，並失去在正常生活中的意志行動。我認為讓內在這裡犯了一個錯誤，即把由於癔症而發生的意識改變的後效提高到癔症的原發的決定因素。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考慮[208]；但埃米·馮·N夫人這個病例中沒有任何這種效能差的症狀。在她處於最糟糕狀態的時候，她能並仍保持著在大企業管理中起作用，一直注重孩子們的教育，與知識界傑出人士相互通信。簡言之，她很好地完成她的義務，以致她的疾病無人察覺。因此我傾向於認為，所有這些涉及相當超常的效率可能不會保持長久，必然會導致衰竭，走向繼發性的「精神枯竭」。很可能她這種效率上的紊亂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已開始顯現出來，然而也可能嚴重的癔症病人在衰竭症狀出現前已存在多年。[209] 病例三 露西·R小姐，30歲（弗洛伊德） 1892年底，我熟識的一位同事轉診給我他正在治療的一個病人，這是個有慢性再發化膿性鼻炎的年輕小姐。後來才弄清其疾病頑固存在是由於篩骨骨瘍的緣故。近來她主訴的一些新的症狀使見識淵博的醫生再也不能視為局部感染了。她完全喪失嗅覺，幾乎持續受到一兩種主觀嗅覺的糾纏。她感到這是最令人痛苦的。另外，她感到精力差和疲勞，訴說頭有沉痛感，胃口減小，辦事失去效率。 這位年輕女士以照管維也納邊緣地區一家工廠總經理的家為生，她不時地在我的診療時間來就診。她是個英國婦女，有著嬌美的體質，皮膚有輕度的色素沉著，除了鼻部感染之外，她顯得很健康。她最初的陳述與那位醫生告訴我的一樣。她感到抑鬱和疲勞，並遭受主觀嗅覺感的折磨。至於癔症症狀方面，她表示有相當明顯的一般的痛覺缺失；但未喪失觸覺感，大致的檢查（用手）沒有顯示視野的局限。她的鼻腔內完全痛覺缺乏，也沒有反射；觸壓敏感，但作為感覺器官，它對特殊的刺激和其他刺激（如氨或醋酸）沒有適當的感知。那時她的化膿性鼻黏膜炎正處於改善時期。 我們最初的意圖是要弄清這個疾病，為此必須解釋她的主觀性嗅覺感，因為有反覆的幻覺而被看作慢性的癔症症狀。她的抑鬱可能受創傷的影響，我們應當有可能發現這些已成為主觀性嗅覺的一個客觀經歷。這個經歷也許就是個創傷，使其記憶中出現象徵性的反覆嗅覺感。可能把這反覆的嗅覺上的幻覺與伴隨的抑鬱一起，考慮為等同於一次癔症發作而更為確切些。而反覆幻覺的性質在慢性症狀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稱的。但這個問題並沒有在這個病人身上提出來，因為它也僅僅是剛剛開始發展著。然而，從本質上來說，這種嗅覺的主觀感覺應假設為有一個特定的來源，是來自某些非常特殊的真正的對象。 這種預見很快得以實現。當我問她什麼樣的嗅覺一直使其煩惱時，她答道：「一種燒焦的布丁味。」因此我只需要假設燒焦的布丁味實際上在她的經歷中發生過，而這起著一種創傷的作用。無疑，把嗅覺選作創傷記憶的象徵物是不同尋常的，但對這種選擇的解釋並不困難。該病人患化膿性鼻炎後，結果她的注意特別集中在鼻和鼻的感覺上。我所知道的這個病人的生活環境局限於她照看著兩個沒有母親的兒童身上；他們的母親在數年前死於一種急病。 因此，我決定把燒焦的布丁味作為分析的出發點。我將可能在合適的情況下描述這個分析的過程。事實上，本來應當是一次診治的時候卻分成幾次進行。因為病人只能在我的診療時間來，而我也只能對她花較短的時間。再者，由於她的職責不允許她經常從很遠的工廠到我這兒來，因此一次這種討論常常需要拖延一個星期。我們常常在短時間內中斷談話，下一次又從同樣的話題繼續下去。 當我對她嘗試催眠術時，露西·R小姐並沒有進入催眠狀態。因此我是在沒有進行催眠，而實際上可能處於與平常稍稍不同的狀態下對她做全面的分析。 我將對我的技術程序的這一方面做詳細的闡述。1889年，當我參觀南錫的診所時，我聽到一位催眠術的老前輩李厄保醫生說：「如果我們只是設法使每個病人處於夢遊症狀態，則催眠治療會是最有效的治療。」在伯恩海姆的門診中，似乎這一技術確實存在，也似乎有可能從伯恩海姆那兒學到這樣的技術。但當我試圖對自己的病人實踐這一技術時，我發現自己的能力至少有嚴重的局限性，如果我對一個病人三次試行催眠而不成功的話，我就沒有誘導催眠的招式了。在我的經驗中，催眠成功的百分率遠低於伯恩海姆所報道的。 因此，我所面臨的選擇是：要麼放棄對大多數病例可能適合的宣洩方法，要麼冒險嘗試用這種方法而無催眠的夢遊症，即催眠作用很輕，甚至是否存在尚有疑問。我似乎並不在意非催眠狀態所達到的催眠程度，催眠程度是根據提供的這個或那個量表測出來的，就我們所知，每一個病人通過暗示所採取的每一個不同的形式均有別於他人的形式，而木僵性昏厥、自動性運動等均不是我治療的目的，也就是說我應當用在比較容易喚醒所遺忘的記憶的病人中。再者，我不久便放棄了用各種測試來表明病人所達到的催眠程度，因為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這樣做引起許多病人的抵抗，並動搖了他們對我的信任，而這恰恰是我實現更重要的心理治療所需要的。況且我很快厭煩起發號施令，諸如「你打算睡覺！……睡覺吧！」厭煩聽到病人對我的抗議——經常發生在催眠程度很輕時。病人抗議說：「但是，醫生，我並不困啊。」也厭煩其後對病人所做的高度規勸性的解釋：「我不是指正常的睡覺，我指的是催眠，正如你見到的，你在被催眠，你不能睜開你的眼睛」「總之，你無需進入睡眠」等等。我確信其他許多做心理治療的醫生比起我來能夠用更多的技術克服困難。如果是這樣的話，他們可能採用一些非我所用的程序。然而，對我來說，如果某人能估計在使用一個特殊的詞彙而使自己經常處於一種窘迫的情景的話，則他避免這詞彙和困境將是明智的。因此，當我的第一次嘗試既沒有導致催眠夢遊症，也沒有因一定程度的催眠而發生明顯的生理改變時，我顯然就放棄催眠術，而只是要求病人「集中」。我讓病人躺下，有意閉起眼睛，作為達到「集中」的一種方法。可能用這種方法，我只是稍稍努力，就能使一個特殊的病人達到最深度的催眠。 但是如果不使用催眠夢遊術治療，我可能在精神宣洩方法似有效的情形下剝奪了我自己的先決條件。因為這個方法很顯然在於病人已進入記憶的意識狀態的改變，並能夠認識到不在他們正常意識狀態中的聯繫。如果沒有用夢遊症擴展記憶，也就不可能確定任何致病因素，這些致病因素在病人告訴醫生時好像是不知道的。當然，正如我們在《緒言》中已說過的，當病人處於正常精神狀態時，這些病態的記憶「不存在於病人的記憶中或只是以高度概括的形式存在著」。 我回憶起我親眼見到伯恩海姆提出證據的情景，即在催眠夢遊期間的記憶事件卻在清醒狀態下明顯地遺忘了，而用輕微的命令詞語和用手的輕壓試圖表明意識的不同狀態可使其再現，這些回憶使我避免了這種新的窘境。例如，他給一位婦女施行催眠夢遊術後，她的不良幻覺作用不復存在，然後，他致力於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把她的注意吸引到自己這兒來，採用包括某些果斷的帶有進攻性的方法，他沒有成功。在她喚醒後，他要病人告訴他，當她以為他不在時，他對她做了什麼。她驚奇地回答說什麼也不知道。但他不接受這個回答，他堅持認為她能記起每一件事，他把他的手放在病人的前額，幫她回憶。嗨，你瞧！她果真描述了在催眠中顯然沒有覺察到的和在清醒狀態下也明顯回憶不起來的每件事。 這個驚奇和直觀的實驗就作為我的模式。我決定從這個設想開始，即我的病人知道任何具有致病意義的事情，問題只是要讓他們講出來。當我達到這一治療程度時，如問病人一些這樣的問題：「這個症狀你有多久了？」或「什麼緣故？」之後，我會碰到這樣的回答：「我確實不知道。」接著我就採用以下的方法。我把一隻手放在病人的前額，或用兩隻手把住她的頭說：「你在我手的壓力下會想出來的。當我放鬆我的手時，你將會在你面前見到某些事，或者某些事會進入你的頭腦中，抓住它，它就是我們要尋找的，好，現在你看到了什麼或發生了什麼？」 在我第一次使用這個程序中（不是用在露西·R小姐身上）[210]，我本人驚奇地發現它產生了我所需要的那種精確的結果。我可以有把握地說從那以後很少使我遭受失敗。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個分析方法應當採納，它使我能夠在沒有用催眠夢遊術的情況下把每一個這樣的分析進行到底。因此，我的自信心增強了，如果病人回答我「我看不到什麼」或「我什麼也沒發生」，我會消除顧慮，將此視為不可能，並使他們相信他們肯定會知道我想要知道的而他們又拒絕相信或抵制的事情。我告訴他們我準備重複用這個程序，只要他們喜歡，我就經常用。每次他們都會看到同樣的事情。結果我總是對的。病人尚未學會緩解其危機的能力。他們否認冒出腦海中的記憶或曾經有過的想法，因為這些記憶和想法在當時是無用的，而且是一種離題的干擾；當他們把這些告訴我後，每次都證明這就是我所需要的信息。偶然情況下，我在3～4次輕壓後，終於引出了信息，病人會這樣回答：「事實上我第一次就知道了，但那時我就是不想說」或「我不希望情況是那樣的」。 當作意識受限而擴大治療是費力的。至少比起催眠術中的研究要費力得多。然而它使我不受催眠術的支配，使我洞察了常常造成記憶遺忘的動因。我能肯定這種遺忘常常是故意的和所期望的，而其治療的成功卻並非顯而易見的。 我發現甚或更令人驚奇的是用這樣的程序可引出從表面判斷已遺忘很久的數字和日期，從而揭示病人會有未預料的正確記憶。 在搜尋數字和日期中，我們的選擇是很有限的，這使我們能從所熟悉的失語症理論上得到幫助。也就是說，對記憶來說，認識某事較自發地想起某事是個更輕鬆的任務。[211]因此，如果一個病人不能回憶一個特定發生的事件的年、月、日，我們可以對他重複可能有關的年份的日期，12個月份的名稱和月份中31天的日子，使他斷定當我們說對數字或名字時，或他感到是正確的數字或名字時，他的兩眼將睜開。實際上大多數病人是在特殊的日期做出決定的。很可能（如凱瑟琳娜·M夫人）經常是從一段時期的紀實情況中正確地認出日期；而在另一些病例中和其他情況下，日期的無可爭辯的正確性是從病人所回憶的事實的前後關係中推斷出來的。例如，病人把注意力放在「從頭至尾點數」的方法而達到說出其日期後，她會說：「啊唷，那是我父親的生日！」並補充道：「肯定是的，因為我們正說到期待他生日這天的事！」 這裡我只能是附帶地說到這個話題。從所有這些觀察中得到的結論是：起著重要的致病作用的經驗及其所有次要的伴隨物均正確地保存在似乎當時已遺忘的病人的記憶中——而當時他不能在頭腦中回憶起來。[212] 在這長長而又不可避免的離題後，我再回到露西·R小姐這個病例上來。正如我已說過的，我對她施行催眠術的意圖不是產生催眠夢遊症（hypnobadisis）。她只是表現出很安靜，願接受到某種適度的影響，她的眼睛始終閉著，回答有些呆板，手和腳不動。我問她是否記起第一次聞到燒焦的布丁時的情形。「哦，是的，我完全知道，大約兩個月以前，在我生日前兩天，我與孩子們在教室里，和她們一起玩烹飪遊戲。」（她們是兩個小女孩）「正好郵送員送來一封信。我從郵戳上看出其手跡是來自格拉斯哥我母親那兒，我正想打開看看，孩子們衝到我跟前，從我手中搶去了信並哭叫著：『不，你現在不能看信，你必須在生日時才能看，我們為你保存著！』正當孩子們在與我玩這個遊戲時，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氣味。他們忘了正做著布丁，而這布丁燒焦了。從此以後，我總是被這種氣味糾纏著，整天存在，當我焦慮時，氣味更強烈。」 「你很清楚地看到你眼前的情景嗎？」「與真的一樣，就好像我正在經歷著。」「什麼事使你如此焦慮？」「因為孩子們對我這麼有感情，我很感動。」「他們不總是這樣吧？」「是的，但在我收到母親的信時是這樣。」「我不理解為什麼孩子們的感情和你母親的信之間存在對比，你認為似乎是什麼原因呢？」「我想回到母親那兒，但想到離開可愛的孩子，使我感到如此的悲傷。」「你母親有什麼事嗎？她是否感到孤獨而召你回去？或者她生病了，或你正期待著她的消息？」「不，她不是很強壯，但也不是生病，她的一個同伴與她住在一起。」「那你為什麼非得離開孩子們？」「我不能再在這所房子裡待下去了，房主、廚師和法國女教師似乎都認為我把自己地位擺得太高了。他們聯合起來與我搗鬼，向孩子的祖父說了所有各種反對我的事情，當我向兩位先生抱怨時，我沒有從他們那兒得到我所期望的那麼多的支持。因此我給總經理（孩子的父親）一個通知。他用友好的方式回答我，希望在我給他最後的決定之前，最好對此再考慮兩三周。那時，我處於不確定的狀態，雖然心想我應當離開這房子；但我現在還應待在這裡。」「除了你依戀孩子，孩子們喜歡你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特殊的事嗎？」「是的，孩子們的母親是我母親的一位遠房親戚，我在她死前保證過我將為兩個孩子竭盡全力，我不會離開他們，我將代替他們母親的位置。而我的通知卻毀了這一保證。」 這似乎已完成了病人主觀嗅覺的分析。實際上已弄清原先有一個客觀的感覺，這個感覺與一個經歷小場景密切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小場景中兩種對立的情感在相互衝突著：她後悔要離開孩子們，而受到輕蔑卻又使她下決心這樣做。她母親的信沒有不合情理地提示她去做出決定，而是她打算離開這裡，與母親在一起。兩種情感的衝突在信來到時上升為一種創傷，而氣味的感覺與這種創傷聯繫在一起，保持下來成為其象徵。我們仍有必要解釋為什麼在實際生活中，一個場景所涉及的全部感知覺中，她就是選擇了氣味作為一種象徵。然而我準備用她鼻子的慢性感染作為解釋這一點的幫助。在回答一個直接的問題時，她告訴我正是在那個時候，她的鼻子再次患重傷風，以致不能聞到任何氣味。然而當她處於不安寧狀態時，她覺察到燒焦的布丁味，這卻突破了器質上她所失去的嗅覺感的限制。 但是我並不滿足於所做的這個解釋。雖然貌似有理，但我遺漏了一些事，即為什麼這些不安寧和這樣的情感衝突一定導致癔症，而不是其他疾病。為什麼所有這些事沒有保存在正常精神生活的水平上？換句話說，什麼是發生轉換的正當理由？為什麼她不總是在頭腦中回憶發生事情的生活場面本身，而代之以聯繫到她所選的感覺作為回憶往事的象徵？如果我們在處理一慢性癔症患者，其轉換機制是習慣性的，那麼上述這些問題則可能就是過於好奇和多餘的。但就是這個創傷，或無論如何這個麻煩的小故事畢竟使這個女孩得了癔症。 現在我從相似的病例分析中知道在第一次患癔症前，必須有一個基本的條件：一種觀念必定在意識中有意被壓抑，並排除在聯想性的矯正之外。我認為這種有意的壓抑也是全部或部分興奮總量轉換的基礎。與心理聯想分開的全部興奮較易沿著錯誤的通路趨向於軀體的運動感覺。壓抑本身的基礎可能就是一種不愉快的情緒。一種被壓抑的觀念和構成自我的占優勢的許多觀念之間出現不相容。而被壓抑的觀念以逐漸成為致病性因素的方式進行報復。 因此，我從露西·R小姐已屈從於癔症轉換這點而推測到在創傷性的決定因素中，可能存在一個她故意要隱瞞和盡力要忘卻的因素。倘若將她對孩子的喜愛及她對這所房子裡其他成員一些事情的敏感綜合在一起，則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我十分大膽地向病人做出這一解釋。我對她說：「我不認為你的情緒的所有理由均與孩子們有關。我相信你愛上了你的主人，即總經理，儘管你可能自己不察覺這一點，而在現實中你暗暗希望代替她們母親的位置。由此，我們必然想起在你與傭人們多年平靜的生活後，而現在你卻對他們產生敏感。你怕他們窺探到你的希望並取笑你。」 她用通常說話簡短的方式答道：「是的，我想是真的。」「但如果你知道自己愛上主人，為什麼不告訴我？」「我不知道，或者說我不想知道，我想把這想法從我的頭腦中驅走，不再想它，我覺得最近我成功了。」[213]「為什麼你不願意承認這種傾向，是否你對愛上一個男人感到害羞？」「哦，不，我不是不合情理的過於拘謹，我們畢竟不能不對自己的感情負責，令我沮喪的唯一原因是他是我的主人，我為他服務，並住在他的房子裡。我感到對他不像對其他任何人那樣有完全的獨立性。我只是一個窮女孩，而他出身於一個好的家庭，而且又如此富有，如果人們知道我的想法，他們將會取笑我。」 現在，她毫無抵抗地道出了這種想法的緣由。她告訴我最初幾年，她在這所房子裡生活得愉快，執行著她的職責，沒有任何非分之想。然而，有一天她的主人，一位嚴肅的、過度工作的、對她總是採取保守行為的男人開始與她討論起有關孩子們養育方面的事。他較平常隨意而又熱誠地告訴她，在照顧兩個失去生母的孩子上，他是這樣的依賴於她；當他說這話時，他富有意味地看著她……就在那一刻，她開始了對他的愛，她甚至沉迷於因這次談話而令她高興的希望中。但是，當這種情形沒有進一步發展，當她徒勞地等待著第二次這樣親密地交流看法時，她決定放棄她頭腦中的所有想法。她完全同意我的觀點，即她在與主人談話期間所見到的主人的樣子，可能是出於他對妻子的思念，她非常清楚地認識到她對主人的情感不會得到任何回報。 我期待這次討論會使她的情況發生基本改變，但眼下並沒有發生。她繼續精神低落和抑鬱。與此同時，我對她進行了水療，而治療期間，她在早晨感到精神有些振作。而燒焦的布丁味沒有完全消失，但出現的頻度減少，強度減弱。她說只有在她非常不安寧時燒焦的布丁味才出現。這種記憶象徵表示的持續存在導致我疑及除了這一主要的事情之外，還有附屬於此事的、意味著許多小創傷的事。因此我們尋找其他可能與燒焦布丁有關的事；我們深入到這個家庭事務出現摩擦的有關事情，如祖父的行為等，當我們這樣做時，燒焦的味道日益消退。這期間，治療卻因她鼻部疾病的復發而中斷了相當長時間，這時發現了她篩骨的骨疽。 她回來後，她說聖誕節收到房子兩位男主人，甚至僕人們的許多禮物，好像他們都很焦急地要補償對她的傷害，使她掃除最近幾個月中她與他們之間衝突的記憶，但這些良好的願望並沒有對她產生任何效果。 當我再次詢問燒焦布丁味一事時，她告訴我已經完全消失了。但又被另一類似於雪茄菸的味道而困擾著。她想這種味道也許早就存在，但過去被布丁味所壓倒，現在這種煙味冒了出來。 我對這樣的治療結果並不十分滿意。實際上這純粹是對症治療：我只是去除了一個症狀，卻又被另一個症狀取而代之。因此，我毫不猶豫地用分析方法去除這種新的記憶象徵。 但是這次她不知道這種主觀嗅覺感來自何處——在什麼樣的重要場合下才具有一種客觀感覺。她說：「我們的房子裡的人每天吸菸，我確實不知道我所注意的氣味是否與某些特殊的情景有關。」當時我堅持認為她應試著在我的輕壓下回憶起有關的事。我已經提到她的記憶帶有可塑的、生動形象的性質，她屬於「視覺」類型的。事實上在我的堅持下，她面前逐漸開始時隱時現而又零星地顯現了一個畫面，那是在房子的餐廳里，她和孩子們等著兩位男人從工廠回來午餐。「現在我們都圍坐在餐桌，那兩位男人，法國家庭女教師、女管家、孩子們和我。但這似乎每天都是這樣的。」「你繼續注意這畫面，它將會進一步展開，變得更加獨特。」「是的，有一位客人。那是總會計師。他是一位年長的男人，他非常喜愛兩個孩子，好像孩子們是他自己的孫輩一樣。而他經常來這裡午餐，但這沒什麼特別的。」「耐心點，繼續觀看這個情景，必然會有某些事發生的。」「沒發生任何事。我們起身離開桌子；孩子們說『再見』，與往常一樣，孩子與我們一起上了二樓。」「然後呢？」「現在我記起來了，畢竟這是一次特殊的情景。當孩子們說『再見』時，會計師想要去吻他們，我的主人突然發怒，竟然向他吼叫：『別吻孩子們！』我感到我的心被刺痛；當時二位主人正在抽菸，而這種雪茄菸味就印在我的記憶中了。」 因此，這是第二次，而且是印象更深的一次情景。像第一次一樣，它起著一種創傷的作用，留下了事後記憶的象徵。但這種情景造成什麼樣的結果呢？「這兩個情景，哪一個發生得較早一些？是這一個還是燒焦的布丁？」我問道。「我已告訴你的這個情景發生得早一些，大約早兩個月。」「當時你為什麼在孩子父親阻止那位老人時，感到刺痛？他的責備不是針對你的。」「他對一位老人，一位於他有價值的朋友吼叫是不對的，再者，他還是一位客人，他本可以平靜地說話。」「所以這是否只能說是一種傷害你的粗暴做法？你對他的做法感到窘迫嗎？或者你可能想，他為這樣一件小事對老朋友和客人如此的粗暴，如果我是他妻子，他更可以對我這樣了。」「不，不是這樣。」「但這肯定和他的粗暴有關，不是嗎？」「是的，當別人吻孩子時，他從來不喜歡那樣。」 當時，在我手的壓力下，第三個情景，甚至更早時候的情景出現了，這實際上是有作用的一種創傷，如這種對總會計師的情景就有著創傷的作用。早在幾個月前，有一位熟識她主人的女士來拜訪他們，在她離開時，吻了兩個孩的嘴。當時孩子父親在場，克制自己沒對這女士說什麼，但當她離開後，他的氣憤發在不幸的保姆身上。他說任何人若吻孩子的嘴，他要追究保姆的責任，她有責任制止。如果她允許別人這樣做，她要為自己的失職感到羞慚；如果這樣的事再次發生，他將把哺育孩子的責任交給其他可信賴的人。這事發生在她仍以為他是愛著她的時候，她正期待著他們第一次談話的再一次出現。而這件事粉碎了她的希望。她對自己說：「如果他能這樣突然對我發怒，為這點小事發出這樣的威嚇，更何況我對此沒有絲毫的責任，以後我難免會有差錯，他可能不再對我有任何熱情，或者他們已教唆他更多地監督我。」這顯然是她記起了令人不快的情景，即當總會計師欲吻孩子時受到孩子父親的責備。 在最後一次分析的兩天後，露西小姐再次來看我，我不禁問她什麼事使她這麼高興。她好像變了一個人，微笑著，高昂著頭。我當時想了一會兒，但畢竟是我估計錯了，那些孩子的保姆已成了總經理的未婚妻。她消除了我的想法，說道：「沒發生什麼事。你不知道我的情況。你僅僅在我生病和憂鬱的時候看到我，現在我始終很快活。昨天早晨當我醒來時，已不再覺得有精神負擔了，從此以後，我感覺很好。」「在這所房子裡，以後你怎麼想？」「我很清楚這點，我知道我已沒問題了，我不要再使自己為過去而不快。」「那麼你現在會與傭人們很好相處嗎？」「我想我的過分敏感大多與那些事有關。」「你仍愛著你的主人嗎？」「是的，當然是這樣，但那不會有什麼差別，畢竟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和情感。」 然後我檢查了她的鼻子，發現她對疼痛敏感，幾乎完全恢復了反射興奮性。她也能區別不同的氣味，儘管不太肯定，而只能區彆強烈的氣味。然而，她鼻子的疾患究竟在她氣味感覺損害上起著多大的作用？這是我的一個疑問。 這一治療持續了整整9周，4個月後我偶然在一個避暑勝地遇見了這個病人。她精神很好，使我確信她已保持著康復的狀態。 討論——儘管這個病人只有輕度的癔症和少數的症狀，但我並不想低估我所描述的這個病例的重要性。相反，倒是對我有所啟發，即縱然像這樣一種疾病，當考慮其為神經症時，是徒勞的，而它是由這麼多心理因素所引起的。實際上，當我更仔細地考慮這個病例的病史時，我試圖把該病例看作特殊類型癔症的一個範例，也就是說，這個疾病的表現可能是一個有遺傳傾向的人在某些相應經歷後的結果。應當這樣理解，我不是指癔症是獨立於任何原已存在的素質。很可能並不存在這種癔症。但是我們並沒有認識到這類患者的素質，直至她真正成為癔症患者時才清楚；而過去又沒有這方面的證據。正如一般所理解的，神經病素質是一種不同的事情。在疾病發作前，病人大量的遺傳特徵或他全部的心理異常方面就已很明顯。就我已述的露西·R小姐沒有這兩種因素的痕跡。因此，她的癔症可以說是獲得性的，推測她可能具有相當廣泛的傾向性——獲得癔症的傾向性。至今我們尚未注意到這種傾向的特徵可能是什麼樣。然而，這類病例中，主要強調的是創傷的性質，當然，也要結合患者對創傷的反應。現在清楚的是癔症的獲得是因為自我和某些代表自我的觀念之間發展為不相容性。我希望能在別處表明，[214]為了躲避這種不相容性，「自我」採取的不同方法而如何出現不同的神經症障礙。癔症的防禦方法（如我們所見必然具有特殊的傾向性），在於興奮轉變成軀體的感覺運動；這樣轉變的好處是自我意識中的不相容的觀念受到抑制。轉而，那種意識含有經轉換形成的軀體記憶（在我們這個病人身上是主觀的氣味感），並且因情緒多少明顯附著於那個記憶而受困擾。由此而產生的這個情境不易發生進一步變化；因為要求除掉情感因素的這種不相容性，多虧壓抑和轉換而存在。所以產生癔症的機制，一方面象徵一種道德上的怯弱行為；另一方面象徵由自我支配的一種防禦措施。我們應充分承認通過癔症的產生而抵制增加了的興奮，這在某些情形下是最便利可行的。當然，我們會更多地做出這樣的結論，即較多的道德勇氣可對所慮及的個人有益。 因此，真正創傷性的瞬間是一種不相容的力量本身作用於自我的瞬間，也是自我決定拋棄不相容的觀念的瞬間。而那個觀念沒有通過這樣的拋棄而消失，只是把它壓入潛意識之中。當這個過程第一次發生時，則發生與自我分離的精神症群形成具體化的中心，即暗示接受不相容觀念的每件事其後匯集成一個症狀群。因此，這些獲得性癔症患者的意識分裂是故意或有意的，至少他常常是通過意志活動而引入的；所以真正的結果有別於病人預期的結果，病人所想要的是驅趕掉一種觀念，就好像它從來沒出現過一樣，但是他所做到的是從心理上把它割裂開來。 在我們展現這個病人的病史中，創傷性的瞬間就是她的主人因反對他的孩子們被一位女士親吻，而對她發怒的那一瞬間。然而，當時的情景沒有明顯的作用（可能過分敏感性和精神不振最初是由於此事的緣故，但我說不準），她的癔症症狀直至後來才發生的，而在當時可能被描述為「輔助性」的。[215]我相信這輔助的瞬間的特徵是兩個分裂的精神症群暫時集中在一起，就像他們在催眠時擴展開的意識中所表現的那樣。露西·R小姐這個病例，發生轉換的第一次輔助瞬間是在吃飯時，當總會計師試圖吻孩子時的情景。這裡創傷性的記憶起著一種作用：她的行為沒有表現出她好像已擺脫每一件有關她愛自己主人的事。（在其他病例的病史中，這些不同的瞬間重合在一起；轉換是在創傷的即刻作用下發生的。） 第二次附屬的瞬間相當精確地重複著第一次輔助瞬間的機制。一種強烈的印象暫時再次與病人的意識相結合，而轉換再次像第一次情景所採取的那種方式。我們有趣地注意到第二次症狀的發展掩蓋了第一次症狀，所以第一次症狀沒有很明顯地被察覺，直至第二次症狀被清除後才發覺。我似乎也值得在此評論一下進行分析後的逆轉過程。我對我的所有病例有同樣的經驗，即稍後引起的症狀掩蔽著較早出現的症狀，理解整個情景的關鍵在於通過分析觸及後一種症狀。 這個病例的治療過程迫使已分離的精神症群再次與自我意識結合起來。十分奇怪的是，在一定量的治療後，並沒有取得很明顯的成功。而只是在完成最後的治療工作時，病情的恢復突然完成了。 病例四 凱瑟琳娜（弗洛伊德） 在1891年的夏季度假中，我旅行去了胡黑塔雷爾[216]，這樣我可以暫時忘掉醫學，尤其是忘掉神經症。我幾乎已成功地達到了目的。一天，當我避開大道，選一條稍偏離大道的路爬山，此山以其景色和管理很好的鳥類禁獵棚而聞名。在費力爬到山頂後，我感到精神振奮和輕鬆，深深地置身於沉思遙遠的未來中。我的思想變得迷茫起來，最初，當有人問我：「先生，你是醫生嗎？」在我耳邊響起時，我都沒有反應過來。但這確實是向我提問。這是個看上去較沉悶、約18歲的女孩，過去曾招待過我的用餐，而女房東曾把她叫作凱瑟琳娜。根據她的衣著和舉止來判斷，她不像個僕人，似乎毫無疑問是女房東的女兒或親戚。 我反應過來後答道：「是的，我是醫生，你怎麼知道的？」 「先生，你在來訪者簿子上籤了你的名字，我想如果你能花一點時間的話……事實是我的神經壞了，我去L看過醫生——關於我的神經問題，他給過我一些治療，但我沒有好。」 因此，我在這裡再次遇到了神經症——對這個強壯的、裝束好卻不愉快的女孩，再清楚不過的就是這麼回事了。我有趣地發現在6000英尺以上的高度，神經症以這樣一種方式活躍地呈現出來。因此，我進而問她一些問題。下面我敘述銘刻在我記憶中我們之間的談話，並且我沒有改變病人說的地方方言。 「好，你感到有什麼不舒服？」 「我感到透不過氣來，不總是這樣，但有時會這樣，所以我想我會窒息的。」 乍一看，這似乎不像是個神經症症狀。但不久便在我面前發生了，可能就描述的病情而言它只意味著焦慮的一次發作：她因焦慮所引起的感覺征群中，選擇了氣短這一症狀，並對這一症狀顯示了過分的緊張。 「坐在這裡，當你『透不過氣來』時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種情況總是突然發生的。開始時像什麼東西壓在我的眼睛上。我的頭變得很沉，有可怕的嗡嗡聲，我感到頭暈以致幾乎倒下。然後有某種東西壓在我的胸口，使我不能呼吸。」 「你沒注意到你的喉嚨有什麼東西嗎？」 「我的喉嚨擠在一塊，好像我要噎住一樣。」 「你的頭部還發生了別的什麼嗎？」 「是的，有錘擊，足以敲開我的頭。」 「當這事發生時，你一點兒也不感到恐懼嗎？」 「我總想我要死了。總的來說我是勇敢的，自己到處走，進地窖和到山的各處爬。但在白天，當那件事發生後，我就不敢到任何地方去；我總在想某人會站在我背後，突然會一下子抓住我。」 事實上，這是一次焦慮發作，有一種癔症性的先兆[217]，或更確切地說，這是一次癔症發作，其內容是焦慮，總不至於還有些其他內容吧？ 「當你在發作時，你想到什麼嗎？是否總是同一件事？或你看到面前有什麼東西嗎？」 「是的，我總是看到一張可怕的臉以嚇人的樣子看著我，因此我感到恐懼。」 這也許是能得到病情實質的最快途徑。 「你認識那張臉嗎？我的意思是你是否在某個時候看到過這張臉？」 「不認識。」 「你知道你因為什麼而有這樣的發作嗎？」 「不知道。」 「你第一次是什麼時候發作的？」 「兩年前，當我仍與我伯母住在另一個山上時（她過去在那裡經營鳥棚，18個月前遷居這裡），以後就一直出現這樣的情況。」 我會試圖做一個分析嗎？我不能冒險把催眠術遷移到這樣高的地方進行，但我也許可用簡單的談話方式進行。我應當做一次幸運的猜測。我經常足夠地發現，在女孩子身上焦慮是恐懼的結果，而這恐懼是因為當她們初次面對性慾的情境，她們純潔的心理被懾住的緣故。[218] 因此我說：「如果你不知道，我將告訴你我是怎麼想你會有這樣的發作。在兩年前的那個時候，你必然看到或聽到過某些使你十分窘迫而又不願見到的事。」 「天哪，是的！」她答道：「那是我看到我伯父和我堂妹弗蘭西斯卡。」 「是關於那姑娘的什麼事，你能告訴我嗎？」 「我認為你可以對醫生說任何事。」「好，在那時，你知道，我的伯父，即你已在這兒見到的我伯母的丈夫，在科格爾經營一個小旅館。現在他倆離婚了，他們分手是我的過錯，因為是我講出伯父與弗蘭西斯卡的事。」 「那你怎麼發現的呢？」 「是這樣的，兩年前的一天，一些男士爬山要些吃的。我的伯母不在家，而一直做飯的弗蘭西斯卡到處找不見。我的伯父也找不見，我們到處尋找，最後一個叫阿洛斯的男孩，即我的堂弟說：『啊唷，弗蘭西斯卡肯定在我父親的房間裡！』我倆都笑了，但我們沒想到什麼壞事。然後我們到伯父的房間去，但發現門鎖著。對我來說這似乎很奇怪。這時阿洛斯說：『在過道那兒有個窗，你可以從窗口看到房間裡面。』我們走到過道處；但阿洛斯不願去窗前，並說他害怕。因此我就說：『你真是個傻男孩，我去，我一點也不害怕。』我思想里一點也沒想到什麼壞東西，我從窗口向里望，房間較暗，我看到我的伯父和弗蘭西斯卡，他躺在她身上。」 「是嗎？」 「我馬上離開窗子，倚在牆邊，簡直透不過氣來——這幾乎像是發生在我頭上一樣。眼前一片空白，我的眼瞼緊靠在一起，頭腦像被人敲打似的嗡嗡作響！」 「你是否在當天告訴你的伯母了？」 「哦，沒有，我什麼也沒說。」 「然而當你發現他們在一起時，你為什麼這樣害怕？你懂得什麼意思嗎？你知道會發生什麼嗎？」 「哦，不，那時我什麼也不懂，我只有16歲，我不知道害怕什麼。」 「凱瑟琳娜小姐，如果你現在能記得當時在你身上所發生的情形，即當時你第一次發作時在想什麼，這對你會有幫助。」 「是的，如果我能這樣。但我很害怕，所以我忘了每件事。」（轉到《緒言》中的術語，這意味著：「情感本身產生了一種催眠狀態，然後在這時表現為切斷了與自我意識之間的聯想性聯繫。」） 「告訴我，小姐，是否你在氣短時總是見到的那人頭是弗蘭西斯卡的頭，像那時你見到的一樣，是嗎？」 「哦，不，她看上去沒那麼可怕，而那是一個男人的頭。」 「或許是你伯父的頭？」 「我沒有看清他的臉是那樣的，因房間太暗，為什麼那時他會有這麼可怕的臉呢？」 「很對。」（思路似乎突然中斷了，也許有些她故事中其他的事浮現出來。） 「然後發生了什麼？」 「哦，他倆必然聽到鬧聲，因為他們不久便出來了。我整天感覺很不好。我一直在想著這件事。然而兩天後，正好是星期天，有許多事情要做，我工作了一整天。在星期一早晨，我又感到頭暈，我病了，躺在床上，不舒服了三天。」 我（布洛伊爾和我）經常把癔症的複合症狀與象形文字做比較，在經過少數兩種語言文字的使用後，我們發現其症狀就明白易懂了。因為字母作嘔意即憎惡，因此我說：「如果三天後你作嘔，我相信這就意味著在你向房間裡看時，你感到憎惡。」 「是的，我確實感到憎惡，」她思索著說，「但我憎惡什麼呢？」 「也許你看到某些裸體的事情？他們那時處於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太暗而看不到任何東西；另外，他倆都穿著衣服，哦，要是我知道是什麼令我憎惡就好了！」 我也沒了主意。但我告訴她繼續說下去，請她告訴我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我滿懷信心地期待著，她能確切地想到我需要用來解釋病情的材料。 她繼續描述她最後怎麼告訴伯母關於她的發現。而她伯母發現她有變化，並且懷疑她隱瞞了某些秘密。接著就發生了伯父和伯母之間很不愉快的事，在這過程中，孩子們聽到許多事情，使他們在許多方面開闊了視野。其實對他們來說，不聽到則更好。最後她伯母決定和孩子、侄女搬到現在的小旅館裡，留下她伯父一個人和弗蘭西斯卡，那時弗蘭西斯卡已懷孕了。然而，在這以後，使我驚奇的是她中斷了貫穿的思緒，開始對我講另外兩件較早的事情，比這創傷早兩三年。第一件事也是這個伯父對她本人有性進攻，那時她僅僅14歲。她敘述她曾經如何與伯父一起在冬天到一個山谷去，在那裡的一個小旅店待了一晚。他伯父在酒吧喝酒、玩撲克牌，而她感到睏倦，早早去樓上的套房睡覺，當伯父回到房裡時，她還沒有完全睡著。後來她睡著了，突然在床上「感覺到他的身體」而醒來。她跳了起來，對他抗議道：「伯父，你想幹什麼？為什麼你不待在自己的床上？」他試圖安慰她：「繼續睡吧，你這傻姑娘，別作聲，你不知道這有多好。」「我不喜歡你的『好』事，你甚至不讓人安靜地睡覺。」她仍站在門邊，準備叫出聲來以示抗議，直到最後他讓步，去他的床睡覺。然後她回到自己的床上，一覺睡到早晨。從她所說的自我防禦方式中，她似乎沒有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一次性攻擊。當我問她是否知道他想要對她幹什麼時，她答道：「當時不知道。」她是後來才知道的，她說她因為不喜歡在睡覺時被打擾才抵抗的，「因為這不好。」 我有責任詳細敘述此事，因為這對以後理解每件事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她繼續告訴我以後日子裡的其他一些經歷：她如何再次在小旅館裡當他完全喝醉後防禦他，以及類似的事情。在回答是否因這些事件，她感到有點像以後她喘不過氣來時，她肯定地答道每次她感到眼睛和胸部有重壓，但不像發現那件事時的強度那樣大。 在她完成這一記憶的敘述後，立即開始告訴我第二件事，這是關於她注意到伯父和弗蘭西斯卡之間的某些事。有一次全家穿著衣服在馬廄草料閣樓過夜，她突然因吵鬧聲而醒來；她想她已注意到躺在她和弗蘭西斯卡中間的伯父而轉過身去，而弗蘭西斯卡剛躺下來。另一次，他們在N村的一個小旅館裡住下，她和伯父住在一個房間，弗蘭西斯卡住在隔壁。她突然在晚上醒來，看到門邊有一高大的白色身影，在搖曳的燭光中，她說：「上帝，是你嗎？伯父！你在門邊做什麼？」「別作聲，我只是在找東西。」「但是出屋得走另一個門。」「我只不過犯了一個錯誤」…… 我問她那時是否有懷疑，「不，我沒想到什麼，我只是發覺了此事，但沒想到更多的事。」當我問她是否也被這事所驚嚇時，她回答說可能是的，但不十分肯定。 當這兩件記憶中的事說完後，她停止說話。像是變了一個人。她那緊繃著、不高興的臉變得活躍起來，她的雙眼明亮，顯得快活和興奮起來。同時，對我來說，也清楚地理解了她的病情。她告訴我的後面一部分內容顯然是漫無目的的，是稱讚性的解釋她所發現的事件中自己的行為表現。她記得在那時有過這樣兩次經歷，但不理解，而且從這經歷中沒有得出什麼推論。當她看到倆人性交的場面時，她立即把新的印象和過去的兩種記憶聯繫起來，她開始理解他們，同時避開他們。接著就有一個短暫的即將產生結果的時期，即「潛伏期」。在轉換的症狀出現後，嘔吐就代替了道德和生理上的憎惡。這個謎就解開了。使她的作嘔不是看到倆人而是看到該情景時激起的曾發生在自己身上的記憶。而且，使這些事件真相大白的，只能就是那晚在她身上圖謀不軌的記憶——當時她「感覺到了伯父的身體」。 因此，當她已說完自己的表白後，我對她說：「現在我知道當你向房裡望的時候在想什麼。你想：『此時他對她所做的正是那晚或其他時候要對我做的。』那就是你感到憎惡之處，因為你記得當你在晚上醒來時，感覺到了他的身體。」 「可能是這樣，」她回答，「那就是我憎惡之處，也是我所想的事。」 「再告訴我一件事。你現在已是個長大的女孩子，知道所有的事……」 「是的，現在我是這樣。」 「就告訴我一件事，那晚你感覺到他身體的什麼部位？」 她沒有給我明確的回答，而是很窘迫地微笑著，好像她已被查明真相，有責任承認別人已摸清了的基本情況一樣——無話可說。我可以想像她後來才懂得去解釋的觸覺感。她的面部表情似乎對我說她認為我的推測是對的。但我不能夠再深入一層。不管怎麼說，我感謝她，因為對我來說，與她談話比起我所在的城市中那些過於拘謹的女士們要容易得多。她們常把平常的事當成令人害羞的事。 因此，這個病例已經很清楚了，但稍停一下！在她發作期間和發生恐懼時，頭腦中反覆出現的是什麼樣的幻覺？致使其出現的是什麼緣故？我繼續問她這些問題，通過我們的談話，好像她的知識也開闊起來，她迅速地回答：「是的，我現在知道了，頭是伯父的頭，我現在認識了，但不是從那次認識的。後來，當所有的爭論爆發時，我的伯父無緣無故對我發怒。他一直說這完全是我的錯：如果我不饒舌，他就不可能離婚。他一直威脅說他可能要對我採取行動；如果他在遠處看到我，他的臉便會因發怒而變得扭曲起來，而且也會舉起手做出向我襲擊的樣子。我總是逃避他，總是感到驚嚇，怕在我一不防備的情況下被他抓住。現在我總是見到的臉就是他發怒時的臉。」 這個信息提醒我，她的第一個癔症症狀，即嘔吐已消失；而焦慮性的發作仍存在，並獲得了新的內容。因此，我們要處理的是一個癔症患者相當範圍的發泄問題。實際上，在產生了這樣的發泄以後不久她就報告了發現伯父的事。 「你告訴伯母關於他對你性進攻的其他事嗎？」 「是的，但不是立刻告訴的，而是在後來，當已經談到離婚時，我伯母說：『我們保留這件事情不說，如果他在法庭找麻煩，我們也要說起的。』」 我能很好地理解這確實是最後的時期了——當時這所房子裡存在愈來愈多不安寧的場面，而且當時伯母對她的情況已不感興趣，伯母的全部精神都投入到爭吵上——可能就是這個時期積累和保存下來的事情使之成為記憶象徵的殘餘（幻覺到的臉）。 我希望這個在這樣早的年齡，性敏感性就受到傷害的女孩從我們的交談中有所受益，以後我再也沒有見到她。 討論——如果有人斷言，這個病例是一個無須多加分析、通過猜測就能解決的病例，那麼，我無言以對。確實，病人同意我在她敘述事情中的插話可能是正確的，但她沒有認識以往所經歷的事，我相信在施行催眠術後會產生這樣的作用，假設我的猜測是正確的，這裡我根據病例3的提示，試圖把這個病例歸為一種獲得性癔症的圖式。因此，似乎有理由比較一下這兩個有性慾經歷的病例——它們都有「創傷性的」瞬間和認識一對「輔助的」瞬間的場面。事實上兩者有相似性，在前者的經歷中，產生的一個意識成分被排除在自我的思維活動之外，但保存下來，而後者的一個新的印象強制性地產生了單獨症狀群和自我之間的一種聯想性聯繫。從另一方面來說，不能忽視兩者的不同。病例3的單獨病因不是一種作用於自我的意志行動，而是無視自我的作用，不能應付性慾方面的一些經歷。叫凱瑟琳娜的病人就是典型的病例。在對一個癔症病人的性創傷的每一次分析中，我們得到這樣的印象，即在性慾前期，對兒童不產生作用，而是在以後發生創傷的作用，這顯然是由於記憶的緣故，這時該女孩或已婚的女士已獲得對性生活的理解。[219]精神症群的分離可以說是青少年發育中的正常過程，很易明白的是他們後來接受的東西進入自我中，常常為心理障礙提供機會。另外在這一點上，我願意進一步表明自己的一個疑問，即一個出於無知的意識分裂是否與出自有意拒絕的意識分裂是完全不同的，是否青少年比人們所設想的或比他們自己所認為的更不具備性慾方面的知識。 這個病例心理機制上的進一步區別是發覺了一個事實，我們稱為「輔助的」，也值得把此稱為「創傷性的」。它有效地說明了其具有的含義，而不只是回想起以前創傷性的經歷。它結合了「輔助的」和「創傷性」瞬間的特徵。然而似乎沒有理由，為什麼這種一致性卻導致我們放棄概念的分歧，而是在另一些病例中也和分歧有關。順便說一下，凱瑟琳娜病例的另一奇怪處，是我們長期來所熟悉的轉換，這是癔症現象的產物，它並不是在創傷後立即發生的，而是在潛伏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生的。沙可傾向於把這個間歇期描述為「心理上產生後果的時期［精心製作］」。[220] 凱瑟琳娜在發作時的焦慮是一種癔症性的焦慮，也就是說，這是聯繫到每次性慾創傷後所出現的焦慮的再生，我不準備評論我在大量病例中發現的經常存在的事實——即只不過對性關係方面的猜疑便引起處女們的焦慮情感。[221] 病例五 伊麗莎白·馮·R小姐（弗洛伊德） 1892年秋，一個我熟悉的醫生要我檢查一位年輕的女士，她患有腿痛已有兩年多了，並且走路困難。這位醫生在請求我時補充道，他認為這是一個癔症患者，儘管沒有一般的神經症跡象。他告訴我他稍微知道其家庭情況，在近幾年中她家遇到過許多不幸，沒有多少快樂。首先是病人父親去世，然後她母親接受一個重大的眼睛手術，不久已婚的姐姐在坐月子後長期患心臟病而撒手西去。所有這些困境及照顧病人大都落在了該病人身上。 我與這位24歲的年輕女士的第一次約見並沒有幫助我在理解該病例方面有很大的進展。她看上去理解力強、智力正常，忍受著她的煩惱，而這擾亂了她的社會生活和快樂，並擾亂了快活的氛圍，我不禁想到這是一種癔症泰然漠視。[222]她走路時身體上半部前屈，但沒有使用任何拐杖支撐。她的步態不像任何已知的病變類型，而且情況並不十分壞。所有明顯的情況是她訴說走路時感到很痛，走路和站立時很易疲勞，休息片刻後，疼痛減輕，但症狀並未完全消失。這種疼痛具有模糊的特徵；我推測它屬於疼痛性疲勞。疼痛定位相當大，在右大腿的前面，從這裡經常向周圍擴散，而在該部位疼痛強度最大。在這部位，皮膚和肌肉也對壓力和捏起（儘管用任何針刺她一下，她表現出一種滿不在乎）特別敏感。皮膚和肌肉的痛覺過敏並不局限於這個部位，整個兩腿多少也可觀察到類似現象。肌肉甚至比皮膚對疼痛更為敏感；但大腿是疼痛最敏感的部位。兩腿的運動能力不能說小，各反射顯示中等強度。無其他症狀，所以無理由疑及任何嚴重的器質性感染的存在。在過去的兩年中，該病逐漸發展，其強度有很大的變化。 我認為對該病例下診斷不易，但我有兩個理由決定同意我同事所提出的看法——這是一個癔症病例。開始時，我對這個極聰明的病人所有描述疼痛的模糊特徵有很深的印象。一個患器質性疼痛的病人，除非他還有神經質，在描述病情時會如此肯定和鎮靜。例如，他會說，有刺痛感，它們發生在一定的時間間隔中；從這個部位延伸到那個部位，對他來說，似乎是由某一件事或其他事所致的疼痛。還有，當一個神經衰弱患者[223]在描述其疼痛時，他給人以這樣一個印象，即他正在從事一個困難的、他的能力不太勝任的動腦筋的工作。他的面容呆板並扭曲著，好像受一種沮喪情感的影響。他的語調變得顫抖起來，並努力去發現表達的方法。他否認醫生所做的有關疼痛的描述，儘管其後清楚無疑是這麼回事。他的語言能力顯然太差，以致難以找到表示他感覺的詞彙，而這些感覺是獨特的，過去所不知道的，所以他不可能對此給予一個詳盡無遺的描述。鑒於此，他從不試著增加新的細節，當要求他停止說話時，他肯定認為自己的講話沒有為醫生所理解。所有這些是因為疼痛分散了他全部的注意。馮·R小姐的症狀是以相反的方式表現的，由於她總是把自己的症狀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這驅使我們下結論，即她的注意也許放在別處，而疼痛僅僅是個附帶的現象——她的注意力可能放在與之有關聯的思想或情感上。 但是第二種因素甚至更有利於這種關於疼痛的觀點。如果一個人刺激某個患器質性疾病或神經衰弱患者的疼痛敏感部位，病人的臉會表現出不適或身體疼痛。而且他在檢查中有退縮和拒絕檢查的表現。然而在馮·R小姐這個病例中，如果某人壓和提起兩條腿痛覺過敏的皮膚和肌肉，她的臉呈奇特的表情，是一種快樂而不是疼痛。她大聲呼喊——我不禁想到她猶如有一種激起情慾的、令她高興的感覺，她的臉變紅，頭向後仰，雙眼閉起，身體後傾。每一個動作並不很誇張，但十分令人注意，這種樣子只能說她的疾病是癔症性的，而刺激觸及了產生癔症的[224]區域。 在捏她的肌肉和皮膚時，她臉上的表情沒有明顯的疼痛樣子；可能這與隱藏在疼痛背後的主題想法比較一致，刺激她的身體部位激起了她聯想到某些思想。我反覆觀察到癔症患者在他們痛覺敏感區給一個刺激時，他們具有類似的重要表情。她的其他姿勢顯然是癔症發作的一個微不足道的線索。 一開始我們並沒有解釋她癔症區域的不尋常定位。事實上痛覺敏感主要影響肌肉，也提供思考的材料。常見的慢性肌肉的風濕病——肌肉的風濕性浸潤最常見的表現是對壓在肌肉上時有彌散的或局部的敏感性。我已說到過該病例可能同時類似於神經性疾病。這種可能性與病人持久存在的肌肉的痛覺敏感不相牴觸。在肌肉中有無數硬纖維，它們似乎特別敏感，因此，可能這種肌肉的器質性改變是存在的，而神經症本身又附於此病，而使其症狀似乎是誇大了。 治療的進行是根據這樣的假設，即此病是混合類型的。我們用持續的、系統的按摩和用感應電流刺激敏感的肌肉，而不考慮所引起的疼痛，為了能與她保持接觸，我一直自己對她的兩腿用高強度的電流進行治療。她問我她是否能強使自己走路，我回答是肯定的。 用這種方法，我們之間有了稍微的改善，特別是她似乎十分喜歡由高強度電流所產生的疼痛性電擊，作用愈強，似乎愈是把她自己的疼痛推向不太重要的背景。而我的同事正準備給她用心理治療，在我偽稱治療4周後，我提出另一個方法，並給她說明治療程序及操作方法，我很快得到理解，未遇任何抵抗。 現在我開始著手的任務清楚了，然而這又是我所接受的最艱巨任務。長期以來，我也不能抓住她的疾病和實際症狀中事件之間的聯繫，而這分明是由一系列的經歷所引起和決定的。 當有人開始對這類病人採用心理宣洩治療時，他自問的第一個問題是：病人是否知道病情及疾病的促發原因，若是這樣，無須特殊技術就能使她複述患病的情節。醫生對她感興趣，理解她，讓她去感覺，認為她有希望痊癒，所有這些決定了患者放棄她自己的秘密。從一開始我似乎就感到伊麗莎白小姐意識到她疾病的根由，在她意識中具有的事情僅僅是個秘密，而不是一個異物。看著她，人們不禁想到這樣的詩句： 她面部的表情揭示一種隱蔽的感覺。[225] 因此，在開始時，我能夠不用催眠術。然而，為保守起見，倘若在她剖露事情的過程中，激起了她闡述時所不能勝任的記憶時，則我可能在以後採用催眠術。因此，從這點上，我採取了對一個癔症患者的第一個全程分析，我獲得了一個程序，以後我把它發展成一種常規方法，謹慎地用著它。這個程序是一種清除一層又一層的病態心理素材，我們願把程序比作挖掘廢墟的技術。我從病人告訴我她所知道的內容開始，仔細地注意某些思路中存在的隱匿點或在因果關係中似乎遺漏的某些聯繫。我在催眠中進行調查或使用某些類似的技術，然後，進入她記憶的更深一層。當然，整個工作是基於這樣的期望，即可能為所考慮的事件建立完全正確的一系列決定因素。我將在此討論用於深入調查的方法。 伊麗莎白小姐訴說她疾病的過程是個令人厭煩的故事，是由許多不同的痛苦經歷組成的。當她訴說時，她不是處於催眠中，但我讓她躺下，閉上眼，然而我也不反對她偶爾睜開眼，變換她的位置，坐起來等。當她敘述的故事比通常更令人感動時，她似乎或多或少進入類催眠狀態。此時她會躺著不動，緊閉雙眼。 我就開始反覆問其出現於記憶中最表層的內容。她是家庭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個，很脆弱地依附於她的父母，她的青春是在她家在匈牙利的莊園中度過的，她母親的健康問題如眼病和神經質狀態常常令人煩惱。因此，她與父親特別親近，父親是一個世上有生氣的男人，他常說他把這個女兒當作兒子和朋友，他能和她交流思想。雖然女孩的智力受到與父親這種關係的促進，但他觀察到她的心理素質已由此而離開人們喜歡看到的在一個女孩身上實現的理想。他開玩笑地稱她為「不要臉的」和「自信的」，警告她不要太過於肯定她的判斷和毫無保留地告訴人們真相。他常說她會發現自己很難找到丈夫。事實上她也很不滿自己是個女孩。她充滿著雄心勃勃的計劃。她要學習或得到音樂方面的培訓，她對犧牲自己的喜好和自由，應該結婚的建議感到憤慨。她滋長了從父親那兒繼承來的傲慢、從家庭中來的威信和社會地位，並且她戒備地注意每件與這些利益密切相關的事。然而，出於無私，她把母親和姐姐放在首位，又由於她性格嚴厲的一面，偶爾她也能完全調解父母的不和。 鑒於對女孩年齡的考慮，家庭決定移居首都，那裡伊麗莎白能夠短期內享受家庭環境較充裕和較快樂的生活。然而一個意外的打擊破壞了家庭的幸福，她父親隱瞞或可能自己疏忽了他長期身患的心臟病。一天，當患肺水腫被抬回家時他已不省人事。他被護理了18個月，伊麗莎白認為她在照顧病中的父親方面起著主要的作用。她睡在父親房裡，如果他在晚上叫她，她就醒來。在白天照顧父親期間，強使自己看上去快活，而父親對自己無望的狀態甘於持無怨無訴的順從態度。她疾病的開始也許就與照顧病父時期有關，因為她記得在最近6個月，整天臥床，其一半理由是我們已描述的疼痛的緣故。然而她曾斷言疼痛會很快過去，不會造成任何不便或引起對她的注意。事實上，她父親死後不到兩年，她感到生病了，因為疼痛而不能走路。 因為她父親去世，由四個女人組成的家庭出現了裂口，他們的社會性孤獨，那些帶給她如此之多的興趣和快樂的親戚關係斷絕，而她母親的健康問題又變得較明顯起來，所有這些給病人的情緒狀態籠罩著陰影；但同時又點燃了她強烈的希望——她的家可能不久會找到某些東西代替已失去的快樂，這使她注意起自己的全部情感，並照料著仍活著的母親。 當悲傷的那一年已過，她的姐姐與一位很有才能和精力充沛的男人結了婚。他得到了相當重要的地位。他的智力似乎肯定他有宏偉的前程。但更接近他後，他顯出病態的敏感和自我中心地堅持著自己的愛好。他是這個家庭環境中第一個敢於不顧及老夫人的人。這使伊麗莎白難以忍受。她覺得無論何時只要有機會，就應當與他鬥爭，而其他女士則沒有把他氣質上的暴怒當回事。她要重建過去家庭的快樂，由此被擾亂，這對她來說是痛苦和失望。她不能原諒她姐姐那種女性的柔順而一直對此逃避介入。伊麗莎白在她的記憶中保存著許多這種關係的情形，包括怨訴及其不是用言語表示的反對她的第一個姐夫。由於以她為主反對他的情況仍存在著，又為了以後他的晉級，他和他的小家庭移居到奧地利的一個遙遠的城鎮，由此又增加了她母親的孤獨。在這件事上，伊麗莎白真正地感到自己的無助，她不能補償母親已失去的快樂，不能實現她在父親死時所形成的願望。 第二個姐姐的婚姻似乎對這個家庭帶來較好的前景，因為二姐夫雖然智力不太出眾，但他是這些有教養女士們的主心骨，他把她們當作需要別人照顧的學生一樣對待。他的行為使伊麗莎白接受這樁婚姻的建立，並且為之付出一些代價，更何況這對夫婦住在她母親的鄰近，伊麗莎白十分喜愛他們的孩子。不幸的是另一意外事件在這個孩子出生的那年投下了陰影。她母親的眼疾治療使她必須在黑暗的房間裡待數星期，那期間伊麗莎白與母親住在一起。當時宣布了她母親的手術是必不可免的。對此手術的不安恰遇她第一個姐夫的遷居。最後她母親由一位有高超技術的醫生順利地為之做了手術。這三個家庭在假期避暑勝地相聚在一起，這時他們希望在最近幾個月因焦慮而精疲力竭的伊麗莎白能完全康復，這期間也是家庭自她父親去世以來第一次擺脫悲傷和畏懼，出現了快樂。 然而，也正是在這假期中，伊麗莎白的疼痛和局部運動能力減退發生了。她在某種程度上注意到有短暫的疼痛，但當她在浴室小溫泉洗熱水澡後，第一次出現劇痛。早在幾天前，她有過一次長時間的步行，事實上這是長達半天的常規步行，他們把這與疼痛的出現聯繫起來，因此輕而易舉地認為伊麗莎白起初是由於「過度疲勞」，然後是由於「感冒」的緣故。 從這時起，伊麗莎白是這個家庭中的病人。她的醫生勸她在這個夏天去奧地利的阿爾卑斯山的伽斯汀接受水療，她和母親去了那兒，但此時出現了新的焦慮。因為她二姐姐又懷孕了，而且說她的情況很不好，因此，伊麗莎白很難再決定待在伽斯汀。她和母親在那兒待了兩周，此時她姐姐已臥床不起，情況很糟，這個消息把她倆招回了家。 接著就是一個令人極度痛苦的旅行，在這期間，伊麗莎白不僅被疼痛，也被可怕的期待所折磨著。她們到家時，出現的情景使她們害怕到極點，當她們進入病房時，無疑她們來得太遲而不能向她訣別了。 伊麗莎白不僅遭受著失去親愛姐姐的痛苦，同時也因姐姐的死激起許多想法，並因而發生了一些變化。她姐姐因懷孕而加重心臟病而去世，當時她出現一種觀念。認為心臟病是從父親的家系中遺傳下來的。然後回憶起死去的姐姐在孩提時患舞蹈病伴輕度心臟功能障礙。她們責怪自己和讓她們結婚的醫生，同時也不能饒恕不快活的鰥夫姐夫，責怪他造成兩次接連的懷孕而危及了妻子的健康。從那時起，伊麗莎白的思想一直無間斷地被憂傷的想法占據著。這曾經是一樁難得的幸福婚姻，但這幸福卻走向如此的一個盡頭。她再次明白希冀她母親的一切已成泡影。她的鰥夫姐夫極度沮喪，離開了他妻子的家。他自己的家自他短暫而幸福的婚姻以來已疏遠了他，認為這時讓他回到自己的環境中來是有利的時機。患者的家沒辦法維持以前的完整性。對他來說，考慮到伊麗莎白未婚的緣故，他與她母親一起生活是不現實的。也由於他拒絕讓兩位女士監護已故妻子唯一的遺贈——孩子，他第一次招來她們的責備，說他是鐵石心腸。最後，最痛苦的事即一個謠言傳到伊麗莎白這兒，說她兩個姐夫之間發生了爭執。然而，她唯一能猜測的原因似乎是鰥夫提出經濟上的要求，大姐夫聲稱不合理，實際上，鑒於母親現在的悲傷，他的這種要求可描述為是一種最壞的敲詐。 這就是這個渴望愛的驕傲女孩的不幸故事。不順的命運，她欲重新恢復家庭過去輝煌的一些小計劃的失敗造成的痛苦，兼之那些她愛過的人死的死，走的走，或疏遠，她不準備去愛某個不熟識的男人來躲避現實，她過了18個月幾乎完全與世隔離的生活，除了照顧她母親和疼痛的自己之外，什麼也不想。 如果我們把這些較多的不幸撇在一邊，而進入這個女孩的情感的話，我們不禁對伊麗莎白小姐深表人性的同情。但我們對這個患病故事的純醫學問題，它與她的局部運動受限的關係，應用這些心理創傷的知識去解釋和治療方面能說些什麼呢？ 就醫生所考慮的，病人的剖露來看，乍看是非常令人沮喪的。這是個由平凡的懷疑激變所組成的一份病史，沒有什麼可解釋她為什麼特別地患上癔症，或為什麼她的癔症採取的是痛苦的步行無能這種特定的方式。她的癔症既不清楚其原因，又不清楚特別的決定因素。我們或許可能這樣假設，在病人的痛苦心理印象與同時體驗的身體疼痛之間形成了一種聯繫。現在，在她記憶中，她把身體的感覺當作心理感覺的象徵。但仍不能解釋的是，作為這樣一種替代的動機是什麼？它在什麼樣的時機下發生？順便說一句，一般這類問題不是習慣性地由醫生提出來的。我們通常滿足於聲稱病人的素質是癔症性的，在無論什麼樣的強烈興奮的壓力下易發展成癔症症狀。 她的剖露對疾病治療的幫助似乎比對疾病解釋的幫助要小些。從她最近一些年代所遭受的扼要複述中不易看到伊麗莎白小姐從中獲得什麼有益的影響——對這些苦難她家庭的所有成員都很熟悉——對於一個陌生人來說，聽完這些後僅有做出公道的同情。她的剖露也沒有任何跡象產生這種治療作用。在第一階段的治療中，她總是重複道：她仍感到有病，她的疼痛像以往一樣糟；當她看著我時，就好像說對我的失敗帶有一種狡猾的滿足，我不禁想起她父親對心愛的女兒的判斷——她常常是「不要臉的」和「舉止不良的」。但我不得不承認她站在正當一邊。 如果在這階段我停止對病人做心理治療，則伊麗莎白·馮·R小姐這個病例對癔症理論方面顯然不會有幫助。而我繼續著我的分析，因為我始終預期她意識的更深層水平能夠產生對癔症症狀的原因和特殊的決定因素的理解。因此，我決定在病人處於擴展的意識狀態下向她直接提問，問她兩腿第一次出現疼痛時的心理印象。 以這種觀點為目的，我提出將病人置於深度催眠中。但遺憾的是我不禁觀察到我的程序不能置她於除了使她複述之外的任何狀態。在這次情形下足以使我高興的是她對我不是洋洋自得地抗議：「我沒睡，你知道，我是不能被催眠的。」在這個極窘困的境地中，我產生了一種想法，即憑藉裝置把壓力置於她頭部的方法，這是我在露西小姐病史中已做了詳細描述的。我在用這方法時，指導病人實事求是地告訴我在她受到觸壓的片刻，閉眼時眼前所出現的或在記憶中所掠過的無論何事。她保持長時間的沉默，之後，在我的堅持下，她承認她想起一個晚上，在一次晚會上，一個年輕的男人送她回家，她想到他們之間的交談；想到她回家後在父親病床前的感覺。 這第一次提到年輕男人，揭示了目前我逐漸引出她想法上的新線索。這是個秘密的問題，因為她除了一個摯友外，沒有把這個年輕男人以及想要與這個年輕男人戀愛正式介紹給她的親戚們。這位男人是一個長期與他們和睦相處的家庭中的兒子，住在她們以前的莊園附近。這個年輕男人本身是個孤兒，對她父親很親近，聽從他父親的勸導，追求自己的事業。他把對她父親的讚美延伸到這個家庭的女士們。他們許多時候在一起閱讀、交流看法，別人對她重複著他的評論，她逐漸滋長了一種相信他愛她、理解她，與他結婚並非是她通常所害怕的，即把結婚看作是犧牲自己的事。不幸的是他不比她大，也還不能自立，但她堅定地等著他。 在她父親患嚴重疾病後，她花費很多精力照顧父親。她與朋友間的會面愈來愈少。她最初記得的那個夜晚代表著她有真正的感情高潮；但甚至於就在那時他們之間的關係也沒有明朗化。在那時候，她聽從家庭和父親本人的勸說參加了有可能見到她的聚會。她想要早點回家，但當他答應送她回家時，她做出讓步，迫使自己待著不走。那晚當他陪伴著時，她對他從沒有過這樣溫暖的感覺，而當她帶著極度快樂的心理晚些回到家後，她發現父親的病情惡化，於是非常痛苦地責備自己為了個人的快樂而犧牲了這麼多時間。這是她最後一晚上讓父親獨自待在病床上。以後她很少見到她的朋友。在她父親死後，這個年青男人似乎出於考慮到她的悲傷而躲避著她。然後他的生活歷程改變了方向。她逐漸地使自己明白，他對她的興趣已轉移到別人身上，她已失去了他。但無論何時，當她想到他時，初戀的失敗仍刺傷著她。 因此，這種關係及上述關係的結束使我能找到她第一次癔症性疼痛的原因。在她讓自己那次享受到極度快樂的感覺和回家後看到父親的狀況變糟之間的對立構成了一個衝突，即一種不相容的情境。這個衝突的結果是性慾的觀念被聯想所壓抑，而附著於那個觀念的情感往往被強化或喚起了生理性的疼痛，這種疼痛以前是自發的或短暫的，因此，這是一個用於防禦目的的轉化機制，我已在別處詳述過了。[226] 當然在這點上可能有許多的評論。我必須強調的事實是我沒有成功地從她的記憶確認當她回家的那會兒發生了轉換。因此，我尋找在她護理父親時的相似經歷，由此引出許多這方面的事。在這些經歷中，根據所發生的頻度，特別突出的情況是當她父親召喚她時，她從床上跳下，光腳站在冰冷的屋子裡。由於她在訴說腿疼之外，也訴說痛苦的冰冷感覺，於是我傾向於贊同這個因素對她的疾病有某種重要性。縱然如此，我還是不能掌握任何可能證實發生轉換的情景。因此，我傾向於認為在這點的解釋上存在著空白，一直到我回想起事實上在她護理父親期間，她腿的癔症性疼痛並沒有出現才罷休。她只記得有一次疼痛的發作，僅僅持續了一兩天，也沒引起她的注意。至此，我針對疼痛的第一次出現而向她提問。我成功地使病人恢復了對疼痛肯定的記憶。在那個非常時期，有一位親戚來拜訪他們，她因臥床不起而不能接待他。這同一個男人也夠不幸的了，當他兩年後再次看望他們時，發現她還是待在床上。儘管我們一再地嘗試，但沒有追蹤到第一次疼痛的任何心理原因。我想謹慎地把它假設為事實上沒有任何心理原因，可能是輕度的風濕病；我確信這是個器質性疾病，此病是她以後癔症中複製的模式，總之可追溯到從那次聚會後她被陪伴回家之前。然而，從事情的本質來說，可能這些源於器質性的疼痛一直持續了一段時間後，程度減輕，以致沒有引起明顯的注意。疼痛的模糊性是由於分析指出了心理興奮轉換成身體上的疼痛，但當時這疼痛肯定未被察覺是問題或在其後不能回憶起來，這是一個我希望在日後深入思考及在許多病例的基礎上能解決的問題。[227] 第一次轉換理由的發現打開了以後富有成效的治療期。病人不久驚異地報告，現在她知道疼痛為什麼總是從右大腿特定的區域發散開來，最疼痛處在每天早晨她父親習慣於把他的腿擱在她現在最疼痛之處，而她因該處很腫用繃帶繞了起來。這種情形已發生了數百次，直至現在她才注意到兩者的聯繫。這樣她給了我所需要的解釋，即出現的是非典型的引起癔症區域。進而在我們分析期間，她疼痛的雙腿「加入到談話中」。在我的思想中接著出現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即當我們開始工作時，病人通常沒有疼痛。然後，如果向她提問或輕壓在她頭部，我喚起了她的一種記憶，則疼痛的感覺開始出現，常常是這樣地銳痛，以致病人開始驚起，並把手放在疼痛點上。由此引起的疼痛會在記憶的作用下一直持續著。當她告訴我他要傳達的一些基本的和決定性的內容時，疼痛就達到極點；而在陳述至最後一個詞語時，疼痛則消失。我及時地把這種疼痛作為指南針來指導自己；如果她停止說話但承認還有疼痛，我知道她沒有告訴我每一件事，我就堅持要她繼續講下去，直到說疼痛沒有為止。只有這樣，我才激起了她新的回憶。 在她「宣洩」期間，病人的身體和精神狀況都有了明顯改善。我通常對此半開玩笑地說成是，每次我消除了一定量的引起疼痛的動力，如果當我消除了所有的引起疼痛的動力，則她就是健康的了。不久，她大部分時間不再感到疼痛；她聽從勸說，讓自己多做散步，並放棄以前的自我孤立。在分析過程中，我時時密切注意她狀況的自發性波動；當我認為我沒有完全抽空她疾病情節的某些內容時，我往往會注意自己對當時的情景的評估。 在這樣的工作期間，我作了幾次有趣的觀察，這是我在以後所發現的經驗教訓，這個教訓在對其他病人的治療中得到了肯定。首先，鑒於病人情況的自發性波動，我發現實際上通過聯想當時的意外事情而並沒有激起了什麼。有一次，她聽到一種熟悉的疾病後，使她回憶起父親疾病的細節；又有一次，她死去的姐姐的孩子來看他們，孩子很像母親，這激起她悲傷的情緒；還有一次，她遠方的姐姐寄給她一封信，信中明顯流露了她那無情姐夫的影響跡象，這引起了她的疼痛，使她說出尚未告訴過我的有關家庭方面的故事。由於她從不對同樣的促發因素引起第二次的疼痛，這似乎是我假設以這種方法引出許多促發因素的理由，因此我毫不猶豫地使她進入一種情境，在這情境中產生尚未到達表層的新的記憶。例如，我送她去看姐姐的墓，我鼓勵她去參加可能再次遇見她年輕時的朋友的聚會。 下一步，我洞察到可被描述為「單一症狀」癔症的起源方式。因為我發現一方面當她在催眠術中討論到她照顧生病的父親、她與年輕朋友之間的關係或她生病第一階段經歷的意外事件時，她的右腿便疼痛起來；另一方面，當我激起有關她死去的姐姐或兩個姐夫的記憶時，她左腿的疼痛出現了。簡言之，這是我對她疾病情況所得到的另一半印象。因此，這種有規則的聯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經過進一步研究後，形成了一個印象，即這種區別更明朗化，每一個所回憶起的疼痛感的心理決定因素都與她兩腿的疼痛區域的某一點有關聯。最初她右大腿的痛與她照顧父親有關，疼痛區已從這點因新的創傷而延伸到鄰近區域。因此，這裡我們所處理的，嚴格地說，不是一個單一的軀體症狀，而是聯繫到心理中各種記憶情結，但是從表面來看，呈現的是許多相似的症狀合併為一個症狀。但是我沒有繼續再勾畫出相應於不同心理因素的疼痛區，因為我發現病人的注意力不放在這個主題上。 然而，我確實把注意力轉向了步行不能的全部症狀情結可能在這些疼痛區域建立起來的方式，在那種關係方面，我問她各種問題，諸如行走、站立和躺下時疼痛的起因是什麼？這些問題中的某些是自發地回答的，某些是在我的手輕壓下回答的。由此而引發了兩件事。第一件事，她把所有與疼痛有關的生活經歷按站著、坐著等分成幾組。例如，她父親因心臟病發作而被帶回家時，她靠門邊站著，驚恐中的她站著不動，宛如固定在地上一樣。她繼續對當她站著時發生的、第一次驚恐的事例補充了許多其他的記憶，直至害怕的場面再次出現，她又再一次站了起來，好像被她姐姐臨終的符咒鎮住似的。這整個的連鎖記憶可望用來顯示她的疼痛與站立有著合理的聯繫，而這個事實確實可被看作是一種聯想的證據。但我們必須記住在所有這些意外事件中必然證明有著另外一個因素，使她的注意正好放在自己的站立上（或行走、坐等），結果導致了轉換。她對這些方面的注意只能從走、站和躺的功能和構成疼痛區域的身體那些部分的狀態，即雙腿來解釋。因此容易理解這個病例的步行不能、站立不能和第一次發生轉換之間的聯繫。 根據這個分類，在這些情節中察覺到行走性疼痛的一個特殊明顯處是在療養勝地，她與許多人一起走很長的路，這可能是走的時間太長的緣故。這個情節的細節只是被懷疑，留下了幾個未解之謎。她具有特別順從的性情，非常想參加她的朋友們的聚會。這是個不太熱的晴天，她母親待在家裡，她的大姐已離開了家。她的小姐姐覺得不舒服，因此不想依從她參加聚會；姐夫這時說要和妻子待在家裡，但後來決定依從伊麗莎白一起參加聚會。這情景似乎與疼痛的第一次出現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她記得當她散步回來時，她十分疲勞，受劇痛的折磨；然而，她說她不肯定是否在這之前她已經注意到疼痛。我向她指出如果她有任何厲害的疼痛，她就不可能忍受這麼長的行走。我問她在行走時，什麼情況能產生疼痛，她給我某些含糊的回答，即她自己的孤單和她生病姐姐婚姻快樂（她姐夫的行為舉止一直出現在她眼前）之間的對比使她感到痛苦。 另一個情景在時間上與第一個很相近，在聯結她疼痛與坐著方面發揮著作用。這是在幾天後，她的姐姐和姐夫已離開此地。她發現自己處於一種煩躁不安和懷念的心境中。她早晨起得較早，爬上小山的一處。這裡是她們曾經經常在一起的一個景點，可看到可愛的景色。她坐在那兒的一個石凳上，引發了各種想法。再一次地想到她的孤單和她家庭的命運；這次她公開剖露自己燃起了像她姐姐一樣幸福的希望。她從這天早晨又開始沉思，同時出現了劇烈的疼痛；同日傍晚洗了澡，洗完澡後疼痛便一直存在著。 毫無疑問，這又進一步顯示了她通常走路和站立的疼痛在躺下時減輕。疼痛與躺下無聯繫，直至她聽到姐姐疾病的消息後，她從伽斯汀旅行回家，在晚上因擔憂姐姐而受到痛苦的折磨，這時她躺在車廂里疼痛劇烈。在這以後的相當長的時間裡，她躺下實際上比走路和站立更感疼痛。 首先，她以這種方式使疼痛區延伸到鄰近增加的區域即每一個新的有病理作用的主題向兩腿一個新的區域傳導；其次，每一個對她有強烈印象的生活場面留下了一種痕跡，導致兩腿產生各種功能長久和不斷累積的宣洩作用，這些功能與她的疼痛感建立了聯繫。而在她形成站立不能、步行不能中還包含了第三個機制。病人在結束她全部系列情節的描述時，她抱怨它們使她「獨自站立」非常痛苦。在另外一系列情節中，即包括她不成功地嘗試建立自己家庭的新生活，她不厭其煩地重複著那些痛苦的、使她感覺無助的情緒，這種情緒使她不能「朝前邁一步」。由此，我不得不想像在造成她不能步行的影響中，她自己的想法起了部分的作用。我不禁想到病人必須做的莫過於尋找她痛苦想法的象徵性表示，並且在加劇她的疼痛中發現了這樣的表示。事實是癔症的軀體症狀可能通過這類象徵化而產生，這在我們的《緒言》中已做了肯定。在討論現在的這個病例中，我將提出二至三個這方面的結論性實例。這種象徵化的心理機制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身上沒有起明顯的作用，它並沒有造成她的步行不能。但是每件事都表明已經存在的步行不能在這種方式下受到相當的強化。因此，我偶然遇到的病人正處在發展階段的步行，不僅不能與以心理聯想為基礎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而且也與以象徵化為基礎的功能性麻痹相等同。 在我繼續闡明這個病例前，我將在這治療的第二階段就病人的行為方面補充幾句。在分析當中，我自始至終地利用壓在病人頭上的方式使其腦中的圖像和觀念清楚地呈現出來，這個方法沒有病人充分的合作和注意的配合是不可能產生作用的。事實上，有時她的行為完成了我的最高期望，在這種時候，令人驚奇的是不同的生活場面與特定的主題嚴格地以年代順序迅速地展現出來。好似她正在看一本長篇的畫冊，在她眼前翻過一頁又一頁；在另一些時候，她的性格似乎存在障礙，對此，我毫無懷疑。當我壓在她的頭部時，她會堅持說什麼也沒發生。我會又重複我的壓力，並告訴她等著，但仍沒發生什麼。開始幾次出現這樣的抵抗時，我中斷治療，說這是個不適宜的日子；我們在另外的時間再嘗試。但是有兩個觀察結果使我決定改變態度：第一，我注意到只有在伊麗莎白處於快活狀態，不感覺疼痛、情緒總是很好的情形下用這種方法失敗；第二，她經常斷言她什麼也看不到，然而過了一段長的間隔時間後，她的緊張和面部出神的表情卻違背了事實，她發生了一種心理過程。因此，我決定採用催眠術，該程序從未失敗過：每次在我手的壓力下，伊麗莎白都產生一些觀念或在眼前出現一些畫面，但她總是不準備和我交流這些內容，試圖再次壓抑憑幻想產生的這些內容。我設想這種隱藏有兩個動機：要麼她對這些觀念採取批評的態度，而她沒有道理這樣做，而且這些內容並不太重要；要麼她猶豫不決怕告訴人是因為發現這些事太討厭而不願說。於是我繼續進行下去，我好像完全確信自己技術的可靠性。我不再接受她所說的什麼也沒發生，而是深信她必然發生了什麼。我還說，或許她沒有足夠的注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喜歡重複我的壓力。或許這可能使她認為自己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我告訴她，這不關她的事；她應當有責任保持完全的客觀，說出在她頭腦中無論是適當的或不適當的事。最後我宣布我非常清楚她已經出現了某些事，而且她正對我隱瞞著這些事；只要她隱瞞著，她的疼痛就不會消失。因此，通過我的堅持，從那以後，我轉變了情況，我壓在她頭部後，從未失去其效果。我不得不得出結論認為我對這種情況形成了一個正確的觀點。從這個分析中，我對自己的技術獲得了確實絕對的信心。常常是我要壓在她頭部三次後，她就會產生一種信息；而她本人事後評論道：「我本該第一次就對你說的。」「那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我想那不是你需要的。」或「我想我可以避免的，但每次又出現了。」在這艱難的工作過程中，我開始觸及到病人再現記憶中呈現出抵抗這更深一層的意義，並仔細地收集特別明顯的標記。[228] 至此，我到達治療的第三個階段。病人情況較好，她的心理痛苦減輕，這時她能成功地去努力，但她的疼痛沒有明顯的消除，並不時發生，其疼痛的嚴重程度和過去一樣。這個不完全的治療結果是與分析的不完整有關。我仍不能精確地知道疼痛是在什麼時刻和由什麼機制所造成的。在治療的第二階段中，大量的各種生活情景再現的同時，我觀察到病人拒絕告訴我這些再現的內容，我便產生過一種特殊的猜疑。然而我沒有冒險把它作為我進一步行動的根據來採納。但一個偶然發生的事決定了我的去向。一天當我為病人治療時，我聽到鄰屋的一個男人的腳步聲和似乎問某個問題的悅耳聲音。我的病人隨即站了起來，要求我們今天停止工作，說她聽到她姐夫來了，要見她。這時，她的疼痛不見了，但她的要求遭到我的阻止後，她面部表情和步態又突然出現了嚴重的疼痛。通過這件事，加重了我的猜疑，我決定加速決定性的解釋的發生。 於是我問她關於第一次出現疼痛的原因和情境。在回答中，她的思想轉到夏天去伽斯汀旅行之前曾去參觀了療養院，有許多生活情景再次浮現出來，以前我未曾很全面地對待它。她回憶起那時她的情緒狀態：擔憂母親視力以及母親手術，她護理後的精疲力竭、她在生活中不能享受快樂或獲得成就、自己是一個孤單的女孩，這些使她感到最終絕望。直到那時，她一直認為自己不要男人的幫助就能勝任任何事，這種想法被現在認為自己是個弱女子而壓倒，她渴望著愛，用她自己的話來說，她冰凍的本性開始融化。在這種心境下，她為第二個姐姐的幸福婚姻而深深地動情，她看到姐夫體貼入微地照顧姐姐，乍一看就知道他們之間是如此相互理解和信任。無疑懊悔的是在第一次懷孕後這麼快地又接著第二次的懷孕，她姐姐知道這是她疾病的原因；但她如此甘願地隨著，因為這是他引起的。在一次與伊麗莎白疼痛密切相關的散步中，開始她姐夫不願和她一起去散步，要和生病的妻子待在一起。然而妻子用眼光說服他一起去，因為她想這樣會使伊麗莎白快樂。伊麗莎白一直在他的陪伴下走著。他們討論著各種各樣的話題，其中有一些最親近的話題。她發現自己完全贊同他說的每一件事，心目中強烈希望有一個像他這樣的丈夫。幾天後，在與她姐姐和姐夫辭別後的一個早晨，當她走向以前他們散步時喜歡去的地方時，出現了這樣的情景：她坐在那裡，再次夢想著要享受像姐姐一樣的幸福，夢想要找一個能贏得她的心，像她姐夫那樣的一個丈夫。當她站起來時，她感到疼痛，但又再一次地消失。直至下午，當她洗熱水澡時，又再次感覺疼痛起來。從此，疼痛不再消失。我試圖發現當她洗澡的同時，她頭腦中占有什麼樣的思想，但我只知道澡室使她回憶起已離開的家庭成員，因為這澡室是他們都在時建的。 這不可避免地使我清楚了長期以來發生的全部情形；但是病人仍然沉浸在她又苦又甜的回憶中，似乎未注意到她正走向毀滅，並繼續再現著她的回憶。接著她去了伽斯汀，焦慮地盼望著每一封信，在長長的等待中，直至一天傍晚，結果是由於她姐姐的壞消息使他們離開了伽斯汀，然後經歷著痛苦的不肯定姐姐的結果和無眠的旅行，所有這些伴隨著她疼痛的加劇。我問她在旅行中是否想到後來發生的令人悲痛的可能結果。她答道她曾謹慎地迴避這種想法，但她相信她母親從一開始就預料到最壞的結局。這時她的回憶繼續著，他們到達維也納，在那裡遇見的親戚們給他們的印象。然後從維也納到鄰近她姐姐住的夏季療養院的短途旅行，他們在傍晚到達那裡後，急匆匆地穿過花園到一個小花園式的房門口，門口是靜寂的、難以忍受的黑暗，她姐夫怎麼不在那裡接他們，他們怎麼站在姐姐的床前看著已去世的她。在那害怕的片刻，她心愛的姐姐沒有向她們告別並在最後的日子裡沒有她的照顧而死去，也就在這片刻，過去另一種想法曾經掠過伊麗莎白的心中，此時不可抵制地又強行出現了，像是黑暗中的閃光：「現在他再次自由了，我可以成為他的妻子了。」 現在事情明白了，分析者的努力有了豐厚的回報。一種不相容的想法「擋開」的概念，心理興奮通過轉換成為某些軀體的癔症症狀的概念、通過擋開的意志行為形成的一個獨立的心理症群，所有這些在當時都以具體的形式展現在我眼前。因此，這個病例的情況以這種方式完全清楚了。這女孩感覺到的在意識中所採取的對姐夫的溫柔遭到她全部道德方面的抵抗。她使自己痛苦地承認她愛姐夫是一種罪過，而代之以引起她的軀體疼痛；也就在那些時刻，這種罪過的想法強制性地作用於她時（即在她與姐夫散步時，她早晨的幻想期間，在洗澡時，在姐姐的床邊）。多虧成功的轉換，她才出現了疼痛。當我開始對她治療時，許多有關她愛情的想法已從她的認識中分離出來。否則的話，我想她決不會同意開始治療的。她反覆的抵抗是因為起創傷性作用的以往生活情景的再現，這些再現事實上是以這種能量把不相容的觀念從她的聯想中驅趕出去。 然而，這個階段後接著是醫生的一個艱巨階段。這種被壓抑的觀念的恢復對這個可憐的女孩有摧殘的作用。當我冷冰冰地在她面前說這句話「因此，你長時間愛上你的姐夫」時，她就大哭起來。在這時她訴說有最劇烈的疼痛，並做最後絕望的努力拒絕這種解釋：這不是真的，我已經說過此事，這是不可能的，她不能這麼邪惡，她決不會為此而原諒自己。她本人告訴我的事很容易證實她別無其他解釋。但是這麼長時間我才得到兩件可以告慰的事情——即一件是我們不應對自己的感覺負責；另一件是她的行為是她道德性的充分體現，是她在這些情形下患病的。在我從她身上獲得這兩個安慰之前，花費了這麼長時間。 為了減輕病人的痛苦，這時我必須用多種方法對她進行治療。首先我要給她機會消除長時間積聚的興奮，我用的是心理宣洩。我們窺探到她與姐夫關係中第一印象在她身上起作用，對他情感的開始保存在她的潛意識之中。我們發現在她的回溯中能得到這麼多的所有小的前驅症狀和逐漸增強的激情的直觀。在她姐夫第一次到她家時，他誤把她當作了與他成親的姑娘，當著姐姐的面問候她，而對不太好看的姐姐卻並不在意。一天傍晚，他們在一起進行了一次很快活的交談，似乎相處得非常好，以致他的未婚妻以半帶嚴肅的神情打斷他們的談話，說道：「事實是你們兩人非常相投。」另一次，在一個聚會上，人們不知道他的訂婚，在說到這個年輕的男人時，一位女士批評他的身材有缺陷，猜測他兒童時代有骨骼的疾病。他未婚妻靜靜地聽著不吱聲，而伊麗莎白卻怒氣發作，熱情地辯護她未來姐夫的身材是勻稱的，對此行為，她本人也難以理解。當我們通過這些回憶後，逐漸清楚了伊麗莎白對姐夫的溫柔感已潛伏了很長時間，甚至可能從她認識姐夫開始起，並且始終隱藏在她僅僅是他妹妹這個情感的假面具背後，而她強烈要求成家的情感本來可以使她自然地接受這個事實。 這個心理宣洩的過程肯定使她好多了。但是我通過對她目前境況的友好關注能使她減輕更多的痛苦，以這種想法為目的，我安排了一次與馮·R夫人（她母親）的約見。我發現她是個善於理解人和敏感的女士，儘管她許多精力因最近的不幸而減退。我從她那裡經過更仔細的詢問後知道大姐夫反對鰥夫小姐夫的無情敲詐，對他提出起訴，這使伊麗莎白感到非常痛苦，不得不為此而退縮。其實對這個年輕男人的性格來說沒留下污點，由於不同的價值觀，這是個誤解，正像我們所見到的，錢能吸引一個商人，對商人來說，錢是他購物中的一個工具，一個公務員。這只是一個留下的痛苦插曲。從那時起我請求她母親告訴伊麗莎白每一件她需要知道的事，將來給她機會卸掉我們已習慣了的她所具有的思想負擔。 當然，我也焦慮地想要知道這個女孩的願望有著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個願望現在在她的意識中，她希冀著能兌現。但前景不太理想。她母親告訴我，她很早就猜到伊麗莎自愛上這個年輕的男人，儘管她本人未意識到在她姐姐活著時就已有那種感情。沒有人預見到他倆會結合在一起，儘管事實上現在是不太可能的事，因為會懷疑她的焦慮是討好於他。但是她母親告訴我她本人和家庭顧問都特別不同意他倆的婚姻。因為這個年輕男人的健康狀況不好，他在心愛的妻子去世中受到一次強烈的挫折。完全可以肯定他的精神狀態尚未完全恢復到使他能締結新的婚姻。這大概就是她為什麼採取如此保守的行為的原因；而作為他來說，也可能是因為他不能肯定是否自己再被接納，希望避免可能因此而產生的議論。從雙方的保守來看，不可能獲得伊麗莎白渴望的解決方法。 我告訴這個女孩我從她母親處聽到的事，並對她受益於對錢的事務的解釋感到滿意。另一方面，我鼓勵她冷靜地面對撲朔迷離的將來，而未來不可能是很清楚的。但這時已接近夏季，這促使我們的分析接近尾聲。她的情況再次得到改善。自從我們研究了其發病原因後，她不再訴說疼痛。我們雙方都感到已面臨結束，儘管我告訴自己她長時間保持的愛沒有很充分的得到發泄。但我認為她已治癒，向她指出現在能依靠自己解決困難，因為道路已經打開了。對此，她沒有爭辯，她和母親離開維也納，去見她大姐，和她的家人一起在那裡過夏天。 我還有幾句話要補充說明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過程。在我們分別後的數周，我收到她母親寄來的一封絕望的信。她告訴我她主要是討論女兒對待她的鬧心事，這女孩劇烈地反對她，從那以後又患上嚴重的疼痛。因為我泄露了她的秘密，她對我表示憤慨。她變得完全不可接近，治療完全失敗了。她問我現在該做些什麼？伊麗莎白和我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我沒有回這封信，其理由是伊麗莎白離開我的治療後再次試圖拒絕她母親的干預，再次用孤獨迴避。但我確信，一切都會變好的，我的辛苦治療不會是徒勞的。兩個月後，她們回到維也納，那位向我介紹這個病例的同事告訴我有關伊麗莎白的消息，說她感覺十分好，她的行為表現好像根本沒生過病一樣；但她偶然仍有較微的疼痛。自此以後，她幾次給我相似的信息，每次都答應來看我。而這是從治療這種病中產生的個人關係，但至今她從未這樣做過。正如我的同事讓我放心的那樣，別人認為她痊癒了。她姐夫與這個家庭的關係仍保持不變。 在1894年春，我聽說她準備參加一個私人舞會，而我能得到這個舞會的邀請，我不讓這個機會失去，我見到了我以前的病人在活躍的跳舞中捲走了她的過去。從那以後，根據她自己的愛好，她與一個我不認識的人結了婚。 討論——我始終都不是一個心理治療者，像其他神經病理學者一樣，我受訓於應用局部的診斷和電療預後。使我本人也感到奇怪的是，我所寫的這些份病史讀起來像個短篇小說。也許有人會說，他們缺乏科學的嚴肅特性。經過思考，我必須安慰自己的是病人的性格顯然應為此負責，而不是我自己的任何偏愛。實際上局部的診斷和電反應在癔症研究中是找不到的，而心理過程的詳細描述，就像我們慣於在一個想像力豐富的作家的著作中發現的那樣，使我能應用少數的心理治療程序來達到至少對那種情感過程的某種洞察。這種病例往往易被診斷為像精神病一樣的疾病，然而前者有某一點優於後者，也就是說病人遭受痛苦的情景和她疾病的症狀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這種聯繫我們仍在其他精神病的記述中徒勞地搜尋。 在報告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中，我盡力編排我能夠給予的解釋，把這放在我對她恢復過程的描述里。再次提一下那些重點恐怕會是值得的。我已描述了病人的性格，人們也會經常在癔症病人中碰到這樣的特徵，這個特徵不應作為藉口被視為衰退的結果：她的才能，她的抱負，她道德上的敏感性，她對愛的過度要求，首先從她家庭中得到滿足。她本性的獨立性已超出女性的理想，並且在相當固執、好鬥和保守中得到表現。因此，我的同事告訴我沒有明顯的遺傳影響可以追究到她家庭中的任何一方。確實，她母親多年來患神經症性抑鬱症，過去一直未予調查；但她母親的兄弟姐妹和她的父親、父親的家庭成員都是神智健全的人，沒有神經質方面的問題。在她較近的親戚中也沒有發生嚴重的神經精神病。 這就是病人的性格，它始於她照顧長期生病的心愛的父親後逐漸消耗自己的精力，受到痛苦的情緒折磨而致病的。 有足夠的理由說明這樣的事實，護理病人在癔症病例的發病前起明顯的作用。顯然還有許多因素在這方面起作用，如因擾亂睡眠引起一個人健康方面的障礙、對某個人的疏忽、一直擔憂一個人營養功能所產生的影響。但是，我認為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應從其他方面去尋找。任何一個人的頭腦中可有無數的想法，但是在數周或數月來只有一個任務即護理病人，而這個任務接二連三卻無休止，這一方面會使他採取壓抑自己每一種情緒表現的習慣；另一方面又會很快地把他的注意從對自己的印象中分散開來。因為他既無時間，又無力量去判斷他們，因此他積聚了大量帶有情感的印象，又難以充分地察覺，在任何情況下，又未被宣洩而削弱。於是他產生了「保持癔症」的素材。如果病人康復了，當然所有這些印象便失去了它們的意義。但如果他死了，出現了悲哀期，在這時期唯一有價值的似乎是那些與死者有關的事，而這些印象未被處理，也成為頭腦中的形象；在精疲力竭的一個短期間隔後，在護理病人期間播種下的癔症種子便開始爆發出來了。 我們偶爾也發現在護理病人期間所積累的這同一類創傷是在以後進行處理的，我們沒有由此獲得患病的一般印象，但癔症的機制卻已存在於其中。因此，我了解到一個很有天賦、患有輕度神經質疾病的女士，她的全部性格具有癔症的證據，但是從未尋找醫學的幫助，或不能擔負起她的責任。她已經護理了三四個她所愛的人，每次她都到了完全衰竭的狀態；但她沒有在這些悲劇的努力後病倒。然而，在她的病人死後不久，她開始在眼前浮現過去疾病和死亡的情景。每天在眼前再次展現一下每個印象，為此悲傷，並安慰自己。人們可能會說她在空閒時是這樣的。處理她的印象這一過程與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相呼應的，兩種活動並不互相干擾。全部事情都以年代順序掠過她的心頭。我不能說是否這樣的回憶是與過去日復一日的事情相一致。我只是猜想這取決於她通常完成了家庭事務後，允許她有多少的空閒時間。[229] 除了她遺留下的悲哀的爆發和疾病致命的死亡之外，這個女士在每年追悼亡靈的節日裡追憶著她遭受的各種災難，在這些情景中，她生動的視覺再現和情緒的表達使她能回憶起過去精確的日期。例如，有一次我發現她在落淚，便同情地問她那天發生了什麼事。她半帶發怒地漠視我的問題，說道：「哦，不，今天只是有個專家來這裡告訴我們沒有希望了，那時我沒時間號哭。」她提到了丈夫最後的疾病。他死於3年前，我很感興趣地想知道每年她追悼亡靈的日子裡是否總是有同樣的過去生動的生活場面，或每次宣洩中是否呈現不同的細節，作為對我自己的理論觀點提出的疑問。[230]但是我不能肯定這一點。這個性格上的力量不如智力的女士羞於回憶中所產生的強烈作用。 我必須再次強調：這位女士沒病，她延遲的宣洩不是一個癔症的過程，然而又與癔症過程何其相似。我們可能問為什麼護理病人後接著就出現了癔症而不是別的。這不能不說是個人易感性的問題。我認為這個女士的易感性達到相當的程度。 現在我必須回到伊麗莎白·馮·R小姐上來。當她護理父親的同時，正如我們所見，她第一次發展了一個癔症症狀——她右大腿的一個特定區的疼痛。通過分析方法可能發現對症狀機制的一個恰當解釋。這時有一大群觀念縈繞著她，她認為有責任照顧生病的父親，而這種觀念和那時她感覺到的性慾的欲望發生了衝突。在鮮明的自責的壓力下，她決定傾向於前者，這樣的做法產生了她的癔症性疼痛。 根據癔症轉換理論的觀點，其發生可做如下描述：她在意識中壓抑了性慾的觀念，將情感量轉換成軀體的疼痛感。我不清楚是否她出現的第一次衝突僅僅是在一個情景下或在幾種情景下產生的；很可能是後者。一個十分相似的衝突——儘管具有較高倫理學的意義，經過分析後卻更清楚了，它在數年後進一步發展，並導致同樣的疼痛增強，且延伸開來，超越了原來的定位。這再一次是一大群性慾類的觀念與她的全部道德觀念的衝突。因為在她姐姐生前和死後，她傾向於以姐夫為中心，她認為自己被這個男人如此吸引住的想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分析提供了這種衝突的詳細信息，這構成了病史的焦點。病人對她姐夫的情感起源可能存在已久；其情感的發展是由於長時期的病人護理導致體力上的衰竭和多年長期的失望導致精神上的衰竭。她開始產生性格上的淡漠，並承認她需要男人的愛。她在姐夫的陪伴下，她們在療養勝地待了數周，期間她的性慾情感和疼痛達到最高程度。 再者，分析提供的證據是病人在同樣的時期中，她處於特殊的心理狀態，這種狀態與她的性慾感覺和疼痛聯繫起來，可理解為是根據轉換理論所發生的現象。我想靠得住地說，在那時，病人並不清楚地意識到她對姐夫的情感，儘管這些想法很強烈，除少數例外，而且只是瞬間出現的。如果不是這樣，她也不可避免地會意識到這些情感和她道德觀念之間的衝突，就可能經歷心理痛苦，好似經過我們分析後，我見到她那種情況一樣。她沒有任何這些痛苦的回憶，她逃避著這些痛苦。要注意的是她並不清楚她這些情感的本質。在那時和在分析期間，她愛姐夫就像異物一樣存在於意識中，但沒有與其他觀念形成活動、發生關係。在考慮這些情感時，她是處於一種奇特的、既認識到卻又同時沒有心理症群被中止的情境。這無非就是我們所說的她對這些情感不清楚的意思。我們不是指他們的意識性較低或意識程度較低，而是指他們阻斷了思維和心靈中其他觀念性內容的自由聯想性關係。 但是一個伴有如此情緒化的觀念群怎麼能單獨地隔離開來？總而言之，一種觀念在聯繫中所起的作用伴隨著其情感量而成比例增加。 如果我們考慮兩個無疑可以用來說明的事實，則我們就能回答這個問題：（1）在形成這種單獨心理症群的同時，病人的癔症性疼痛有了發展；（2）病人呈現強烈的抵抗，抵抗試圖產生單獨心理症群和她意識中的其他內容之間的一種聯繫。儘管如此，當這種聯繫完成後，她感到很厲害的心理性疼痛。我們關於癔症的觀點是肯定第二個事實表示這種意識分裂的動機，而第一個事實則表明其機制，藉此把這兩個事實與她的意識分裂聯繫起來。動機是防禦性的，即拒絕代表全部的自我屈服於這種觀念性症群。機制是轉換的機制，即代之以她所逃避的心理痛苦，軀體疼痛便出現了。以這種方式進行的轉換有其益處，即病人逃避了不能忍受的心理狀況問題。然而，事實是這是以心理異常為代價的——產生意識分裂和軀體疾病——她的疼痛，並由此而產生步行不能。 我必須承認我不能提供任何有關這種轉換是如何產生的線索。它顯然不是以同樣一種有意的和自主的行為方式表現出來的。它的產生有一個過程，是在某個人防禦動機的壓力下發生的。這個人的組織，或是其暫時的改變，具有傾向於那個方向的傾向。[231] 這個理論引起更周密的調查。我們可能問：是什麼促使其轉向軀體疼痛？一個謹慎的回答可能是：某些可能成為或必然成為心理痛苦的事情。倘若我們稍稍大膽和試圖用代數方法的圖像來描繪這類觀念的作用機制，我們可能把一定量的情感歸因於存在於潛意識中的這些性慾感覺的觀念性情緒。我們說正是這種情感量被轉換了。直接從這個理論的說法會得出，潛意識的愛「可能通過這種轉換而在強度上減少了許多，可能還原為一種較弱的觀念」。這種力量的還原是可能使這些潛意識的情感作為單獨的心理症群而存在的唯一東西。然而，這個病例不是很符合對這一微妙事情的清晰描繪。因為該病人可能只存在部分的轉換，而在其他病人中可能會顯示完全的轉換。在那種情況下，不相容的觀念事實上被「壓抑」僅成為強度很微弱的觀念。在與不相容的觀念建立聯想性聯繫後，病人往往聲稱他們的思想與此無關，這是因為癔症的症狀出現了。 我斷定在某些情形下，雖然僅僅是瞬間的，但病人意識中認識到她愛著她的姐夫。有這樣一個例子，我們可能回想起當她站在姐姐床邊的那會兒，她頭腦中閃出一種想法：「現在他自由了，你可以做他的妻子了。」我必須考慮到這些瞬間在我們對所有神經症觀點上所產生的意義。對我來說，似乎「防禦性癔症」這個概念的本身即意味著至少發生了一次這樣的瞬間。當不相容的觀念即將突然發生時，很清楚，意識是不能預先知道的。以後不相容的觀念及其伴隨觀念一起被排斥，形成單獨的心理症群，追根究源還是與思想的主流有關。否則這種導致排斥的衝突就不會發生[232]。因此，正是這些瞬間被描述為「創傷性的」，也正是在這些瞬間發生了轉換，其結果是意識的分裂和癔症的症狀。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病史中，一切都指向幾個這樣的瞬間——散步的情景、早晨的夢幻、洗澡及在她姐姐的床邊。甚至可能在治療中也發生同樣性質的新的瞬間。一種類似於最初引入的不相容觀念的經歷對分離出去的心理症群增加了新的興奮，因此暫時成功地阻止了轉換，這就是可能造成幾次這樣的創傷性瞬間。而自我參與這突然閃現的觀念中，經過進一步的轉換後恢復原來的狀態。伊麗莎白小姐多次受到姐夫的陪伴，必然特別容易發生新的創傷。就我目前表明的觀點來說，我倒寧可說這個病例的創傷史存在於過去的全部之中。 現在我應當轉到我所描述的對該病例理解的困難部分。根據分析的證據，我假設為當病人照顧她父親時發生第一次轉換，那時她的責任像一個護士，出現護理與她性慾望的衝突，然後發生典型的事情是在阿爾卑斯山療養院的意外事件，這導致了疾病的爆發。但從病人的敘述來看，在她護理父親時和以後，即我描述為「第一階段」，她沒有任何疼痛，也無局部的不適，實際上她曾在父親生病期間因腿疼而臥床過幾天，但是否這次發作已屬於癔症仍是個問題。在分析中，無法追溯這些最初的疼痛和心理印象之間的因果聯繫。有可能，實際上可能就是那時她患的是普通的風濕性肌肉疼痛。而即使我們偏向於認為疼痛的第一次發作是當時她因否定性慾思想的結果而導致癔症轉換的發生，但事實是疼痛僅僅持續數天後就消失了，所以病人的行為舉止在現實中與分析中所表現的似乎不同。她在我稱為第一階段的回憶期間，伴隨著她的全部故事是關於父親的疾病和死亡，關於她與第一個姐夫相處的印象等，並出現疼痛的特徵，而在實際體驗這些印象時沒有什麼感覺。這不就是個矛盾，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降低了對這種分析的解釋價值可信度嗎？ 我相信我能這樣解決這個矛盾：我們假設疼痛——這個轉換的產物——在病人體驗第一階段的印象中沒有發生，而只是在意外事件後，即在第二階段，她的思想中再現了那些印象。也就是說，當她的印象是新的時，則轉換不與之發生聯繫，而是與她記憶中的印象發生聯繫。我甚至相信這樣一個意外事件的過程在產生癔症症狀中，沒什麼不尋常的，實際上起著其通常的作用。但由於像這樣一個斷言是不能自我證實的，所以我願意提出其他一些病例，使之更顯得有理。 我曾經在分析治療的實際過程中在一位病人身上遇到新發展起來的一種癔症症狀，這樣我能夠在症狀出現後的當天即著手消除它。對此，我將插進來這個病例的主要特徵。該病例相當簡單，但不乏興趣。 羅莎莉·H小姐，23歲，一個受訓練數年的歌唱家。她有副好嗓子，但她抱怨音域中的某些部分不能控制，她有聲音哽住和喉嚨的阻塞感，所以她的嗓子發音很緊。因此，她的教師至今不准許她在公眾場合作為歌唱家亮相，雖然這個缺點僅僅影響了她的中音域，但它不是器官本身的缺陷。這種失調有時完全消失，這時她的教師表示相當滿意；但另一些時候，如果她處於稍微的不安寧中，甚至有時沒有任何明顯的原因，這種阻塞感會再次出現，於是她的發音受到損害。不難理解這類相當令人厭煩的感覺是癔症的轉換。我沒有採取步驟去發現事實上是否有聲帶肌內的某些攣縮。[233]我對這個女孩實施催眠分析的過程中知道其病史的如下情況及以後才知道的病因。她早年失去雙親，被有許多孩子的舅母扶養。結果使她逐漸捲入了這個很不快樂的家庭生活中。她的舅父是一個明顯病態的人，蠻橫無理地對待妻子和孩子。他傷害他們感情的較特別表現是：公開對家中的僕人們和保姆顯示性慾的偏愛，而且孩子愈長大，他愈是表現得令人作嘔。她舅母死後，孩子們成了沒有母親的孤兒，受到父親的壓制，此時羅莎莉成了眾多孩子的保護人。她認真地擔負起了她的責任，她的地位使她要平息所有的衝突，但這需要很大的努力來壓抑她對舅父的厭惡和蔑視。[234]在這個時候，她開始出現了喉嚨的阻塞感。每次當她不得不克制自己的頂嘴或強使自己在面對某種蠻橫的詛咒時保持沉默，她感到喉嚨里有一種抓搔、一種阻塞感，失去聲音，所有這些感覺定位於她的咽喉部，因此干擾著她唱歌。在這種情況下，她要尋找使自己獨立的機會是不足為奇的，這樣可逃避舅父家每天發生的不安和令人沮喪的經歷。有一個很有才能的音樂老師無私地支持她，使她相信自己的嗓音正適合選擇歌唱為職業。這時她開始秘密地聽他上課。但當她經常因家裡發生粗暴情景後仍留下喉嚨阻塞感時，就匆匆離開家趕去上聲樂課，結果她唱歌和癔症性的感覺異常之間牢固地建立了一種聯繫——通過唱歌而建立的器官感覺的一種聯繫。當她正在唱歌時，這些發音器官本應完全受她的控制，卻轉變成無數被壓抑的情緒刺激的宣洩。從這以後，她離開了舅父家，遷居至另一城市，這樣做是為了與這個家庭分離。但並沒有使她擺脫自己的困難。 這個相貌好、智力不一般的女孩並沒有顯示其他的癔症症狀。 我盡力使她擺脫這種「記憶性癔症」，使她再現所有不安的以往經歷，並在此後讓她得到心理宣洩。我讓她責罵舅父、教訓他，告訴他未加任何渲染的實情等，這種治療對她很好。然而，不幸的是她住在維也納的情況也不好。她與自己親戚的關係運氣不好。她受到另一個舅父的款待，這個舅父以友好的方式待她；正因為如此，她的舅母不喜歡她。懷疑她丈夫對他的外甥女有較大的興趣，因此安排她住在維也納，可以表明對她的討厭。舅母本人在年輕時被迫放棄當藝術家的願望，妒忌她能夠受到這一方面才能的培養，儘管這女孩並非是自己的願望，而是她需要獨立而做出的決定。羅莎莉[235]在這所房子裡感到如此地緊張，不敢大膽地做某些事，例如在她舅母能聽得見的範圍內唱歌或彈琴，並小心翼翼地避免在舅父面前唱歌或彈琴（是她母親的哥哥、一位年老的男人），因為舅母可能會出現。當我試圖掃除這些過去不安寧的痕跡時，又發生了與男女主人關係的新問題，這甚至干擾著我治療的成功，也帶來持久的不良影響。 一天，這病人有了一個發生不到24小時的新症狀而來就診。她訴說其手指末端有討厭的刺痛感，她說從前一天開始，每數小時便出現這樣的感覺，這迫使她的手指做出奇怪的扭曲動作。我沒能觀察到她的發作；否則我毫無疑問能從她動作的性質猜到引起這症狀的情形。但我即刻用催眠分析法，試圖進人解釋症狀的軌道（事實上這是一種輕微的癔症發作）。由於整個事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形成，我希望自己能很快地解釋和去除該症狀。令我驚奇的是病人產生了全部的情景，沒有遲疑，而且按著年代順序，從她童年早期說起。[236]這些情景似乎通常對她來說是某些對她的傷害，而她又不能自我防衛，並且可能造成她的手指痙攣。有這樣一些情景：例如，在學校里，她的手被拉出來，老師用尺子打。但這是十分普遍的情況，我準備否認它們在癔症症狀的病因中所起的作用。但接下來是她少女時期的另外一件事，她那不好的舅父患有風濕病，要她按摩他的背，她不敢拒絕他。他那時躺在床上，突然脫下睡衣，跳了起來，試圖抓住她，把她按下。當然，按摩就此中止，其後她逃脫了，把自己鎖在屋裡。她顯然不願回憶此事，也不願說她在舅父突然脫衣時看到什麼。她手指的感覺可解釋成在這種情況下，因為壓抑自己對舅父懲罰的衝動，或簡單地就是她那時為舅父做按摩所造成的。就在與該情景建立聯繫後，她到我這裡來之前一天，她手指的這種感覺和痙攣，作為一種重複記憶的象徵出現了。現與她住在一起的舅舅曾要求為他彈奏，她坐在鋼琴旁邊彈邊唱，以為她舅母已出去，但突然舅母出現在門口。羅莎莉跳了起來，砰地關上鋼琴，扔掉樂譜。我們可以猜想出她頭腦中會引起什麼樣的回憶以及在那一瞬間，她要避開什麼樣的一連串思想。這是一種她受到不公正懷疑後所產生的強烈的憎恨感，而這也本應該促使她離開現在這所房子；但實際上她因為要治療，又別無去處，不得不住在維也納。當她再現這個情景時，我見她做出的手指動作是要拂掉某件東西的情景，簡直是象徵性地要扯掉某件東西——扔掉一張紙或拒絕一個建議一樣。 她很明確地堅持認為，她以前沒有注意到這個症狀——她第一次敘述時沒有提到這些情景。因此，我們只能這樣認為，前一天所發生的初次的意外事件喚起了較早相似主題的意外事件的記憶，並由此形成一種被應用於全部記憶群中的記憶性的象徵。轉換能量的提供一方面是通過新的體驗的情感，另一方面是通過回憶的情感。 當我們更周密地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認識到這種過程是癔症症狀發生的慣例，而不是一種例外。當我調查這些情況的決定因素時，我幾乎總是發現，並非單一的創傷性因素，而是一群相似的因素（病例2，埃米夫人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某些這樣的病例中，症狀在第一次創傷後的短時間內就已出現，然後停止，直至再發生，並在以後的創傷中固定下來。然而，在第一次激發因素後出現的暫時症狀與這以後潛伏下來的症狀之間，原則上不存在任何差別。實際上在大多數病例中，我們發現第一次創傷後沒有留下症狀，而在以後遇到同樣的創傷產生了一個症狀。若沒有前面一個激發因素的相互作用，後來出現的這個症狀就不會持續存在；而在沒有弄清所有的激發因素的情況下，這個症狀就不會消除。 根據轉換的理論，這種創傷的累積作用及症狀預先潛伏不變的事實告訴我們轉換可同樣來自於新的症狀和記憶症狀。這種假設完全解釋了我們觀察到的伊麗莎白。馮·R小姐的疾病與對她所作分析之間的明顯矛盾。毫無疑問，未予處理的情感在思想意識上持續存在，健康人能做到很大的耐受。我剛才提出的這個觀點並不是說癔症患者的行為幾近於健康人的行為。我所考慮的顯然是量的因素一個有機體能耐受多大這樣一種情感緊張的問題。即便一個癔症患者也能保持一定量的未予治療的情感；由於發生相似的激發因素，倘若其量經過累積作用超過主體能忍受的臨界點，則該量提供了轉換的動力。因此，當我們說癔症症狀的形成是基於記憶中的情感強度和新的情感強度時，我們將不做任何新的斷言，而只是陳述幾乎能夠接受的一個假設。 我在這裡討論了這個癔症患者的動力和機制。但我仍然在考慮如何正確地確定癔症症狀的問題。為什麼病人的心理痛苦會以腿部而不是別處的疼痛呈現出來？這些情況表明這種軀體疼痛不是由神經症產生，而只是被其應用、增加並保持著。我可以立即補充我已發現的情況，幾乎所有我能洞察的癔症疼痛均有相似情形，即在開始時總是真正的、屬器質性的疼痛。在癔症中起作用的疼痛似乎最常選擇的是一種最普遍、且最廣泛的人類疼痛：特別是伴隨牙病的骨痛和神經痛、因許多不同因素所致的頭痛、常未予認識的並不少見的風濕性肌痛。同樣，我把伊麗莎白·馮·R小姐第一次疼痛發作歸因於器質性基礎，其發生追溯到她在護理父親的時候。當我試圖為此去尋找心理因素時，我沒得到什麼結果，所以我傾向於、我也必須承認在採用謹慎的操作方法後，喚起了患者隱藏著的記憶，由此做出了鑑別診斷。這種源於風濕性的疼痛[237]以後成為她痛苦的心理興奮的記憶象徵。就我能夠弄清的，疼痛的發生遠不止是一個理由。首先，毋庸置疑的是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即疼痛與興奮同時存在於意識中。其次，那時她頭腦中存在的許多觀念與疼痛聯繫起來，或可能聯繫起來。實際上疼痛可能就是在許久以前，她必須承擔護理病人的責任，在護理時期缺乏運動、飲食減少的結果。但女孩對此並未清楚地認識到。另外一個更重要的事實是她在那有意義的瞬間必須感覺到了疼痛。例如，當她在冰冷的冬天因她父親的召喚從床上跳下來時。但是明確地決定性地影響轉換方向的則是另一條聯想性聯繫線：事實是在那漫長的日子裡，她疼痛的一條腿與她父親腫脹的腿被換繃帶時聯繫起來。此後，標記這種聯繫的她右腿疼痛區仍然是其疼痛的焦點，並由此向四周發散，形成一種人為的癔症發生區，其源處在我們現在這個病例中可清楚地觀察到。 如果人們對軀體疼痛和心理情感之間的聯想性聯繫上存在這樣豐富和人為的特徵感到驚奇的話，我應當回答它不足為奇，因為事實是擁有最多錢財的人才是富人。[238]如果沒有這麼眾多的聯繫，實際上就不會形成一個癔症症狀，因為轉換將不能發現通路。在考慮其決定因素方面，我能肯定伊麗莎白·馮·R小姐是一個較簡單的病例，我已解開了最為纏結在一起的線圈，特別是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 在這份病史中，我已討論到病人的這些疼痛發展成步行不能的途徑，它是在打開了轉換的特殊通路後發展起來的。然而，在那個通道方面，我也表示了我的觀點，即病人通過象徵化的方式產生或增加了她的功能障礙，她已經在步行不能中發現，軀體表達說明她缺乏獨立地位和在環境中不能做任何改變，所謂「不能往前一步」、「沒有什麼可倚靠的」這樣的句子為這種轉換的新行為起著橋樑的作用。 我試圖用其他一些例子來支持這個觀點。轉換，以同時存在為基礎，也還有一個聯想性聯繫的問題。一方面，轉換似乎對癔症素質的需求最小；另一方面通過象徵的實現而發生的轉換似乎喚起更高程度的癔症性改變。這在伊麗莎白小姐的病例中可觀察到，但這只是出現在她癔症的後階段中。象徵的實現的最好實例是我在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所觀察到的，這是我所描述的病例中最嚴重的和最有啟發性的病例。我已解釋過了，遺憾的是不可能對她的疾病做詳細的報告。 凱瑟琳娜夫人在其他症狀中有一種極度強烈的面神經疼痛，一年突然出現2至3次，每次持續5至10天，她拒絕任何治療，然後突然停止。疼痛區局限在三叉神經的第二和第三分支。由於明顯存在異常分泌的尿酸鹽，不太能肯定的「急性風濕病」在病人的病史中起一定作用，而痛風的神經痛診斷似乎是相當有理由的。這個診斷是在每次發作時請了不同的醫師會診後所確定的。通常的治療是這樣的順序：電刷、鹼水、清洗，但每次神經痛直到移向另一個症狀之後才去除。她生活較早時期的神經痛是在15歲，當時怪罪於她的牙齒引起的。要求拔掉這些牙，在一個晴天，在麻醉下，拔掉了7顆作怪的牙齒。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的牙齒是如此堅固地附著在一起，而大多數牙齒根部不得不留了下來。這個殘酷的手術未取得暫時的或永久的結果。在那時，神經痛猖獗了幾個月。即使在我治療時，每次神經痛發作時，牙醫也被召喚進來。每次他都診斷為牙根的問題，並開始對此治療；但一般來說，牙醫很快被阻止了。因為在要求牙齒治療的同時，這種神經痛可能會突然中止。而在間隔期中，她的牙齒一點也不痛。一天，當疼痛又一次劇烈起來時，病人要我給她作催眠術治療。我對她的疼痛進行強烈的抑制，就在那會兒，疼痛止住了。從那時起，我開始懷疑起神經痛的真實性。 在成功的催眠治療一年後，凱瑟琳娜夫人的疾病有了新的和驚人的轉變。她突然顯現出新的病變狀態，與前幾年的特徵有所不同。但病人在某些思考後，宣稱以前在她長期患病過程中，她在不同時間具有全部這些症狀。這已經持續了30年，現在發展為確實令人驚奇的多次癔症發作。病人能將此歸因到過去相應的事上。而過了不久也有可能接下來出現的是經常密切涉及的一系列思想，這些思想決定了癔症發作的順序，他們就像帶有解釋性文字的系列圖畫。皮曲里斯必定有某種看法，提出他的描述即「部分記憶缺失的一種形式」。[239]我們能很清楚地看到這類癔症狀態屬於過去的再現。最初是在病人處於最健康時，出現一種帶有特別色彩的病態的心境，她常常對其發生誤解並歸因於幾小時前的某些平常的事件。然後，伴隨著意識色彩的增加，接著出現癔症症狀：幻覺、疼痛、痙攣和長的朗誦式的說話。最終這些症狀以過去經歷的一種幻覺形式持續出現，而這個過去的經歷可能解釋她最初的心境，並決定了她現在發作的一些症狀。在最近一次的發作後，她的思想恢復了清晰。她的症狀魔術般地消失，她又感到很好——一直維持到下一次、半天后的再發作。一般來說，我是在她發作高峰時被請來的，引導她進入一種催眠狀態，喚起創傷性經歷的再現，通過人工的方法中止發作。由於我在這個病種上治療了數百個病人，我在確診癔症症狀方法方面獲得了最有啟發的信息。事實上，這個值得注意的病例的研究，是我和布洛伊爾一起參加的，也因此直接導致出版《緒言》一書（1893年，在書中介紹了現在的這一卷）。 在這個階段的工作中，我們終於再現了她的面部神經痛，當神經痛即時發作時，我本人對她做治療。我也好奇地想尋找是否這也是由心理因素所致。當我開始喚起創傷性情景時，病人看到自己回到她對丈夫很大的心理激惹時期。她敘述了一次她與丈夫的談話，並評論她對這次談話感到好像是一種痛苦的侮辱。突然她把手放在面頰上，疼痛地哭叫：「就像掌擊我的臉一樣。」從這時起她的疼痛和發作均消失了。 毫無疑問，這是一種象徵的實現。她感到好像真的被人掌擊了臉。有人會問怎麼會用三叉神經痛的形式表現出「掌擊臉」的感覺呢？為什麼局限在第二和第三分支呢？又為什麼在張嘴和咀嚼時更痛，儘管在說話時不覺得更痛呢？ 次日，神經痛又發作了。但這次是通過另一個情景的再現而消失，其內容又一次是一種假設的侮辱。該情況持續了9天。這似乎是她多年被侮辱的事，其中特別說到的是通過象徵化引起面部神經痛的新發作的一件事。 但我們終於能用我們的方法把她帶到神經痛的第一次發作中，這是早在15年以前的事。那時沒有象徵化，卻有同時發生的轉換。她看到帶有自責表情的痛苦景象，這迫使她回溯另外一系列的思想。因此這是一種衝突和防禦的情形。在那瞬間產生的神經痛只能假設為那時她患輕微的牙痛或面部的疼痛，而這也許是可能的，因為那時她正處於懷孕早期。 因此，這個解釋證明該神經痛是通過慣常的轉換方法表示了一個神奇的心理興奮，但以後，這種神經痛可通過她心理生活中的聯想性反射或象徵性轉換而出現。實際上，我們發現伊麗莎白·馮·R小姐就有這樣的行為表現。 我再給出第二個例子來證實在其他情況下所表現的象徵性行為。在一個特殊的時期，凱瑟琳娜夫人被強烈的右足跟疼痛折磨著，每走一步都有一種刺痛，這使她不能走路。分析使我們把這一現象與她在國外療養院那段時間聯繫起來。她曾在床上躺了一星期，療養院的醫生第一次準備把她從床上抬下來，讓她到通常的餐廳去用餐。當她挽著醫生的手臂離開房間的那會兒出現了疼痛；在再現這個情景時，疼痛消失了，這時病人告訴我，因為那時她害怕面對餐廳中的這些陌生人時「發現自己走步不對」。 首先，這個例子似乎是明顯的，甚至是喜劇性的，它通過言語表達反映了一種象徵化的癔症症狀的產生。然而，對環境的進一步檢查倒使我們傾向另一種觀點。在那時，病人患有一般性的腳痛，這可能就是她臥床不起很久的緣故。當她要下地跨出第一步時，所有能說明象徵化的是病人被害怕所壓倒，此時她從所有困擾她的疼痛中選出一個特定的疼痛作為合適的象徵，這就是右足跟的疼痛，將其發展為心理疼痛，使之特定地持續存在著。 在這些例子中，象徵化的實現機制似乎降到次一級重要的位置，好像這無疑是一般的規則。但是我所用的這些例子似能證明癔症症狀的產生僅僅是由象徵化的實現引起的。下面是最好的一個例子，並再次與凱瑟琳娜夫人聯繫起來。當這個女孩15歲時，她躺在床上，受到祖母的嚴厲監視。女孩突然哭叫了起來，她感到兩眼之間的前額有一種刺痛，這種疼痛持續了數周。在對這種疼痛的分析中，她再現了過去將近30年前的事，她告訴我她的祖母給她看到的樣子是如此「刺骨寒冷」，這情景完全進入她的頭腦中（她害怕老婦人那種懷疑的目光）。當她告訴我這種想法時，她爆發出大笑，疼痛再次消失。在這個例子中，我不外乎覺察到了象徵的實現機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處於自我暗示和轉換的中間。 我對凱瑟琳娜·M夫人的觀察使我得到經常收集這種象徵化的一個機會。通常被看作是由器質性因素決定的全部軀體感覺症狀，在她的情況中，具有心理起因或至少具有心理意義。她的一系列特殊經歷伴隨著心臟區域的刺痛感（意指「它刺入我的心」）。在癔症時的似釘子刺入頭中的疼痛在她的病例中無疑與思想有關（某事人我的腦海中）。一旦當所涉及的問題被解決，這種疼痛總是立即消失。在感受到一種侮辱後，相當於癔症先兆的喉嚨中的感覺便出現了，患者認為「我要吞下這個感覺。」她有大量相互平行的感覺和想法。有時感覺會喚起觀念去解釋它，有時觀念會通過象徵化方法產生感覺，而常常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這兩個因素中究竟哪一個是原發的？ 我沒有發現其他病人如此廣泛地使用象徵化。確實，凱瑟琳娜·M夫人是一個天賦非同尋常、特別在藝術方面更是如此的女士。她高度發展的形式感覺在某些很完美的詩中已得到表現。然而，我認為當一個癔症患者用象徵化方法為一種帶有情緒色彩的觀念做出軀體的表達時，這就不太像人們所想像的取決於個性或主觀意志控制的因素。在把某種略帶評論的話視為真正的意外事件時，病人用文字和言語表示為「刺入我的心」或「掌擊我的臉」，這不是癔症病人糟蹋詞語，而是生動地再現口頭語言應該為其說理的感覺。除非病人在遭到蔑視時實際上曾有過適合當時所具有的那種心前區感覺，而那種感覺又是同時發生的，否則怎麼會出現我們說到某人被蔑視時會出現「刺入我的心」的感覺呢？當我們說到面對一種侮辱不作反駁時，有什麼比說「吞下某些事」更為確切呢？當我們抑制自己說話或阻止自己對侮辱做出反應時，是否真的會引起咽喉部的神經支配感？所有這些感覺和神經支配屬於「情緒表達」的範圍，正如達爾文已經教導我們的，這種「情緒表達」是由行為組成的，而行為有其原本的意義，並起著一種目的的作用。而病人用詞語表達的大部分作用卻大大地削弱了，因此，對我們來說，這種詞語表達只是起著一種形象性的畫面作用，而這種描述的全部可能的結果在於文字的表示；癔症病人正是保存了文字的原本意義，即描述其不尋常的強烈神經支配。實際上，說癔症是通過象徵化產生這些感覺，多半是有錯誤的。有可能它完全不是採用語言學的慣用法來作為其模式的，但是癔症和語言學的慣用法一樣都是從普通的來源中提取他們的素材。[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