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三三 南屏十年
我在莫干山籌辦戰時臨時中學之際，一日的傍晚，傭人拿進一張紙條來，說有三個女客看我；紙條上有鉛筆寫的名字：高君珊、曾季肅和季肅的女兒曾彌白。季肅我曾與她在辛亥共過事，久未相見；君珊二三年前在北平教，曾晤及；彌白還是幼時見過一次。我在膺白喪後，忍耐一時，要大慟一次，這日恰又在大慟後，面目浮腫，甚怕人見，而她們三位已經進來。我不像平日多說話，君珊問了我「臨中」的事，她們是假日由杭州來山，即日回去。
從漢口、香港回到上海，我與德容、熙治、大綱住在賽伏公寓。湛侯五舅一家亦已由杭州遷滬，他家孩子一向在杭州讀書，舅母君輝對兒女教育很認真，學校里的人亦都認識她。一日，她告訴我有杭州女中的朱文央君去訪她，為杭女中在滬複課事，要她介紹晤我。她覺得我已經著手的事，負擔甚重，我的性情，答應一分，心裡要負責二分，此時不可再加重我擔子，她先自代我向朱君解釋謝卻了。德容在金陵女大與彌白同學，在上海又同在東吳大學借讀，一日問我可否將住址告知彌白，季肅要來看我。戰時謹慎，我的公寓甚小，故曾戒熙治、德容勿攜朋友來。
季肅來訪我，我已搬到麥尼尼路，她告訴我，杭女中同人避難到過龍游，一部分又到上海，擬在上海開學，望我參加其事。我很率直勸她，上海非辦學之地，租界不定靠得住，「此時」與「此地」均不相宜。至於我個人，除上述理由外，能力有限，不敢參加，亦很清楚地謝卻了。以後，季肅有時電話，有時來訪。我們不但辛亥共過事，共事時離家的情形亦相仿佛：我含淚托性仁以雙親之事；她不敢面別老母，出門後向郵筒投一別母之函。我在愛國女學讀過一學期的國文專修科，這班底都是季肅的同學，所以我耳朵里和她一樣，彼此未見面先聞過名字，她和君珊和我都是做過蔣竹莊（維喬）先生弟子。
一日，季肅又電告，杭女中同人相議「解散」與「複課」不止一次，終於師生皆泣，情不能已，決定開課。杭女中本屬省立，季肅系教導主任，此時擬改為私立，季肅為校長。她與同人所擬之開辦費數目，亦告訴了我。我沒有在上海辦學經驗，比之庾村，覺其估計過於簡單。然不忍拂其意，對國難中女子熱心教育更十分敬佩，願盡一臂之力，籌半數。
私立杭女中在上海法租界，借一個小學的幾間教室，下午二時起，上半日課，開起學來。抗戰時，蘇浙兩省遷滬開學的學校，借教室和上半日課的辦法，甚普遍。招生廣告，能全日上課者都特別聲明，以資號召。杭女中改為私立，須組織校董會，重行立案，校董而兼教職的曾季肅、王元璋、王元琪、吳之微、姚韻漪、陸仰蘇六人，和不兼教職的校董黃九如、朱文央二君，同來訪我。他們都是省立杭女中舊人，其中只陸仰蘇（欽軾）一人是男子。我被邀參加校董會，且被推為董事長。除我之外，另一位不與杭女中有關的校董為高君珊，時在重慶中大任課。立案先要有發起人，同人推季肅和我二人，於是我又成為發起人。全部校董都分擔開辦費，除君珊與我，都兼教課。薪水甚薄，季肅第一年所受校長薪水，除去她擔任之費，每月不過十餘元，她兼課不兼薪。
我提議，何不向浙江省教育廳立案？我一向以為杭州的風氣比上海好，她們願在上海立案。戰時，鄰近幾省的教育廳、教育局都在上海留有辦事處。私立杭女中，向上海教育局辦事處接洽立案，時期甚久，約晤地點常在「茶室」等類，表格填之又填。照章私立學校須有若干數月公債作基金，我拿出自有之公債票，照數借用。我不知蓋了多少圖章，對季肅說：「事至此，瞎著眼睛蓋章。」立案終無消息，而辦事處已經介紹教員。於是同人商量，改計向重慶臨時首都教育部立案，請君珊代表接洽。我寫過一封信，請有關當局早予核准，維持此向心力。教育部職員葛成慧，與君珊、季肅和我均同過學，給許多指點和幫助，後來我們請她亦參加校董會，她不肯；她是先學產科，後來考取官費留美學公共衛生的。
在決定遠向重慶教育部立案之際，我們想到杭州女中雖加上「私立」二字，總帶著地方性，何不改名，一勞永逸。同人相與擬名稱，季肅不主張迂闊或誇大，電話又到吾家。我尊重同人從杭州輾轉到滬一段歷史，第一期的師生都同此歷史，因此從杭州地理、歷史想，提擬「南屏」二字，同人一致贊成。從此「南屏女中」一個名稱，印在千百個同事同學心上，永遠覺其可愛，感到光榮，我無論在地角天涯，不忘記她。民國廿九年（一九四〇）的元旦，君珊由重慶電告立案核准，遂以此日為南屏誕日，年年在此日舉行校慶。季肅與我相約，各服務十年，她為校長，我為董事長，時時留意與培養後繼人。
學生不滿足於半日上課，屋主的嚴格更令人不快，時間未到，逢天雨，南屏學生只能候在門外，教職員沒有固定辦公與休息處。一日，季肅來電話，有鎮江中學將遷居，房子出頂，明早九時前須決定，言下甚急，我聽得出她要我去看，我極少出門，親友家有事均熙治或大綱代致人情。我雖然已經是南屏發起人與董事長，然事皆季肅電話或來訪決定，還始終沒有到過校門。這日為時間緊迫，我匆匆答應，借了親戚的車，獨自到校，由當時惟一男教員陸仰蘇君偕往看屋，一路窪地泥濘，陸君頻頻以手電筒探路，始步行到鎮江中學。看後區域和頂費都不合，未成議。我所以獨自作此行之故，倘合適，我將大膽決定也。
我家裡大綱和仰先嫂看我認真，都對南屏熱心起來，每日注意報上招租廣告。租金尚可，頂費都大得驚人，上海二房東在國難中以頂費剝削人而獲利者不在少數。南屏覓屋久而不得。適大綱工作的一家綢廠附近，有孫姓租地造屋，有可容四五百人之廳，有樓足夠作教室，有小園勉強能作操場。屋甚講究，租約廿五年，尚餘十三年幾個月可用，但只賣不租。以建築及地點言，索價不算太貴。南屏覓屋既成實逼處此之勢，一切規模須視校舍之先決。遂請大綱奔走成交，我們惟一條件要屋主提早讓屋。這次雙方奔走之人都不收佣金，大綱以公益號召而得此。廿八年（一九三九）的春季，南屏學生歡呼進入自己的講堂，整日上課。這間校舍的地點在膠州路四四五號，抗戰時，名義尚為我有，戰後我正式函贈南屏女中。所以如此，防校舍可能被徵用，而私產則尚可與理論。我出國時，南屏還在這所校舍。只有過一件小不愉快之事，時勢變易，小學部有人以為中學有賴於小學，擬分家而獨占校舍，幸而季肅有我贈屋原函為證，我只寫中學，此實出於無意。南屏先有中學而後設小學，大家心中從未分彼此，然亦季肅之公正無私，無懈可擊也。
立案與校舍二事既定，我辭董事長職，願仍為一董事繼續貢獻。我是真的，我的毛病喜新鮮，對新鮮不待督促而起勁，然能力不過如此，辭職是告一段落，讓賢接力之意。我以為世事倘都如此，人盡其所能而止，讓新鮮的人後繼，則世界將更新鮮。弄得同人奔走挽留，季肅以自己去就爭，於是我的「誠意」變為「虛文」。自此我一直擔任到一九五〇年元旦校慶，始辭去，則並董事會亦不復參加了。下面是當時一首辭職復留的代簡七律：
答南屏諸君子
桃李盈盈爛欲開，偶然負土築為台。奮飛已折衝天翼，絢素何須劫後灰？諸子必同憐跼躅，殘生肯獨忍徘徊！只今角逐風塵里，冀北群中一駑駘。
我生於甲午，肖馬，這首打油詩處處三句不離本相，至為可笑。自此以後，季肅更常來吾家，我正向書店借書看書，她來，我們不談校事即談書事，她漸漸慫恿我去教書。一次我不知信口開河說了些什麼，次日她叫校工送信來說：「昨晚回家一夜未睡著，思索復思索；憑君吸引之魔力，若能登台講文史，必駕輕而就熟。教育英才是一樂，請毋吝千金諾！」她這封帶韻長短句，引起我好奇心，我答她一首白話「賀新涼」如下：
高帽從天落。恨頭顱內多凹凸，外生稜角。妙手安排安不上，辜負多情季肅。豈未解英才樂育？拄腹撐腸煙與酒，那堪駕文史輕和熟！參也魯，莫鑄錯。新詞半首待君續，想宣文終朝辛苦，此時休沐。不比人間閒散客，無用埋頭思索。便提筆吐完心曲。縱有千牛牽不動，任推磨不改我幽獨。從我好，樂人樂。
這首白話詞同人們稱為「卻聘書」，而季肅的慫恿仍不已，她自己正擔任著國文課。季肅在南屏，從高三到小學，無論哪一班國文或英文教師缺席或缺課，都欣然代。後來君珊返滬，在暨大及震旦任課，一次願來南屏授小學英文，季肅卻之，二人的精神都不可及。二人早年家庭生活均優裕，抗戰時，一次我到君珊家，留飯，高伯母親入廚，飯菜極儉，歸來不勝感動。我全家吃一盤炒醬，即由此始。季肅在校的生活更簡單，所用床桌均與學生同，衣服掛在門後，君珊送她一隻舊衣櫥，無處放，放在過道。我看見她在校的生活，她看見我居家的情形，都有一點新認識。
我們談到一件事業的進步與改良，最要緊在後繼人，而中國人最忽略於此。我告訴她，我亦與鄭性白談過此，性白年紀比我輕得多，我請他自留心，恕不代勞。季肅比我大三歲，我說五年後須隨時注意培養後繼人了，她其時已到五十歲。我們亦談到請教師務從多方面，我們沒有門戶之見，亦不造成門戶機會。我們又談到教育目的究竟為何。中國宗教勢力很小，人與人間道德，靠一點傳統習慣，已經漸漸消失。我們一代的人，大概讀過幾本倫理之書，受其拘束，且亦有個宗旨。人如果沒個「做人宗旨」，弄得不好將泛濫無歸，抗戰時已有顯著形象。現在學校里的課程，哪一門有關做人標準？於是我們談到國文教師可以多負一點這個責任。國文教師除寫作技能，還需要正確高尚的思想。這是我們應該用點心的大事。
南屏的學生漸多，班次增加。季肅來與我商如何添請國文教師。我們先從中學生讀物的作者中注意，幾篇好的文章可惜有點投少年之機，不敢取。我忽然想起一個人，譯《愛的教育》那位夏尊先生，卻不與相識，知他與開明書局、杭師、白馬湖中學都有過關係。杭師與白馬湖中學都是有名學校，而我在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看教科書時，甚欣賞開明書局幾種出品。我提起夏先生，季肅甚贊成。有一世交孫君與相識，請其前往先容，倘夏先生肯就，由季肅親往延請。孫君告我：「此人看相闌珊而有脾氣，不識我個人，而知我家世，可能不答應，勿失望。」孫君去後第一個星期日，季肅正在吾家，夏先生來了，坐下就說：「我是什麼事亦不想做了，知己之感，無條件答應。」不但出我意料之外，我亦不勝知己之感。
夏先生和季肅分任南屏高中國文功課，另外亦出入過好幾位好教師，季肅的鐘點因以伸縮。我們又討論到歷史、地理兩科之重要，史地教師和國文教師應該合作。幾年來，我個人所感覺教育部所做的好事：一為教會學校必須立案，守中國學制，是蔣夢麟部長任內事。二為歷史功課每周稍增鐘點，是陳立夫部長任內事。史地鐘點太少，學校只能請兼任而不能供養專任教師，兼任不但分心，而多數的時間要放在奔走道途之上。德容畢業金陵女大地理系後，曾擔任過南屏地理，教得很不錯，她沒有家累，拿月薪十二元。我見過她指導學生所做一個地區的紙制立體模型，這地區即是台灣。我記起幼時讀地理曾發奇想，要掘土成高低形勢，承屋檐雨水以像黃河長江發源奔流之狀。那時不知有此，後輩讀書真機會愈多而愈幸福了。我和德容亦討論到因時事而將教課提前或挪後，可以加強認識。蘇聯侵入芬蘭之日，她則將芬蘭一課提早講授。不久，德容離滬到了重慶去。
為要留得住歷史教師鄭效洵，季肅請其擔任全校各班歷史課。鄭先生是南屏新人中對學校最關心的一個，南屏女教師多於男教師，中國社會有許多方面要男子出去接洽，除早期的陸仰蘇先生，後來鄭先生的奔走為多。他不但授課得同學們信重，戰時南屏可以閉關自守，他亦常常先為表率，免季肅許多困難。一次季肅暗示我，外面有廉價或優待配給生活品之事，教師們生活大都清苦，她拒絕似對教師們不情，然受之又烏乎可！在教職員會議席上，鄭先生首先表示不可。他有一個賢德的太太，與他同志而合作，雖兒女多而負擔重，他能如此。問題容易解決，而南屏同人可以守正獨立不倚，終抗戰之世。鄭先生是季肅心目中後繼人之一。
一個美國老朋友福開森先生送他太太的靈柩回國，從北平來，訪得我住處特來看我。他說：我們同病相憐，故欲一見。又說：我失去一個廿五年的伴侶，比他失去一個五十年的伴侶略好些。我答曰：「您有五十年還嫌不足？」以後他過滬一二次都來相訪，我常問問他所知時局，我告訴他：「中國雖打敗仗，無投降之兵，淪陷區更有許多愛國之人。」他答我：「中國兵是好的，將不好；百姓是好的，官不好。」真是一針見血之言。一次他來，告我為新聞報館開會到滬。隨手從口袋裡取出一紙條，是他的主張：「實事求是。」問我寫東西不。又說在一老友家，見其家少奶奶曰：我是愛國的，將往內地。他說：「愛國豈須擇地？你們以為這已經不是中國了麼？」我猜到其人為誰，但未問他。他忽然又問我何不教書？他說為下一代努力，是最切要之事。我從來沒有談過庾村的事、南屏的事，不知他何所據而勸我如此？這日他走後，我彷徨躊躇甚久，終於自動打電話給季肅：「願教書，請指派。」我教書之願雖早有，然愈看書，愈見同人，愈自慚不學，是以不敢為人師。季肅的慫恿，福開森無意中之激勵，我遂不顧一切，自此之後十年，我竭盡其心力。倘略有貢獻於後一代，此益者二友焉。
夏尊先生和季肅的園地里，分了一席給我，我們三人是南屏三老，隨著許多少年，自忘其老。夏先生曾在一次學生作品展覽中，自己參加一篇短文說，每天走進課堂聽見一群少年：「先生早，先生好。」把一切憂患都忘了；這是真話，我有同感。夏先生是一位飽經憂患之人，有時告訴學生：「曾先生、沈先生要我如此，你們讀也罷，不讀也罷。」肯讀書的學生並不因此而欺侮他。夏先生是熱極而冷，放任；季肅溫文，主張自由；我憑一片熱誠。同學對此三個個性不同的先生，都有不尋常的情感，家長亦常使孩子們有事就商我們。
廿八年（一九三九）十月廿八日，我上南屏高二第一堂課，教《孟子》。季肅初以我對歷史有興趣，要我教歷史，我不敢應。不敢的理由有二：近年學校教師要憑資格，只國文視學力或作品，我須守法。民國以後歷史，我曾身歷其境，與教科書所記不全同，我如何說法？我不願生事。我對學校歷史課卻有一點意見：中國歷史太長，上古的記載文字深奧，故一開始易感艱難乏味。讀到近代都是國恥紀錄，令人氣餒，令人怨憤。又初高中各只有兩年本國史，讀到近代，實是最要緊處，時間已無幾。編書者或顧忌，或投機，取捨無遠大標準，毀譽過分。一個民族的神聖生存紀錄，變成君相之起居注，或好漢鬥爭錄，青年不感興趣，無怪其然。看學生周記，很易發現討厭史地的話：以為死人死地，不與吾人今日有關。我曾提議：初高中歷史連接而非重複，不用雙圓制。初中先給一個首尾銜接的時間觀念，高中以紀事體的重點單題提出。我是在教職員聚餐桌上臨時想到，當時隨便提出一個異民族入中國題目為例。後來看見呂思勉先生的「大學通史」教本，與我的程序相反，他先講單題，以氏族、婚姻居首，二十個文化單題為第一冊。第二冊為從頭到底的通史。大學與中學不同，學生富有閱讀能力，且都有過根底，故可先從單題著手。我們的先民傳給我們如此悠久的歷史，用種種方法生活在這塊可愛的國土上，我們應有義務把他編成最容易了解的方式，使後代的人發生興趣，加以愛護。我有此心，而無此力。曾對季肅說，倘由我試，要讓我第一年教到末一年；學生亦如此，不插班，不轉學。我瑣瑣述此，期諸有心人。青年們亦需要更多的課外讀物，不僅史地科。
講《孟子》是我自己的選擇，經季肅同意。南屏學生沒有看過整本線裝書，聞線裝書而厭怕。我第一堂功課上完，將「民本」「厭戰」「性善」幾點中心思想，和「王」「霸」的界說，分清楚。「王道」從人民「不飢不寒，養生喪死無憾，謹庠序之教」開始，而仍以「若夫成功則天也」，功不必由己出。孟子不屑道齊桓、晉文之事，為其喜功，是針對梁惠王之好戰不顧民生。青年們初聞王道、霸道疑為迂闊，我將二者分列為表，結論「王道」即為人道，以民為主，霸道為成功主義。治本治標，按時勢都屬需要，而「人道」是天經地義。抗戰初期，尤其經過逃難生活的青年，更為可愛，她們用不著我多說。我雖然很魯莽的如此介紹《孟子》，她們再讀原文，對於本國的先哲從了解而起敬心，知道前人亦有對其時代的見解，和對其時代的努力了。從這經驗，我覺得近代青年，到高中沒有對本國學術思想有成段的認識，學校里只讀短篇選文，是不夠的。
南屏初期幾班同學，眼見學校從篳路藍縷中生長，休戚相關，連她們個人升學成家問題都肯向先生商量。季肅事事促成「學生自己做」，故學生主持一件事或一個會，如何布置，如何發言，都很自然，不必指點。在我的功課里，每兩周我請她們發問，筆問筆答，往往有很有趣的見解如：「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做間諜的人何以從容不迫？」「皋陶為士，瞽叟殺人，執之甚是，舜竊負而逃，未為合理」等類。我回答：間諜工作如純為國家，胸中沒有歉然。皋陶一段，正是中國倫理與法律的矛盾。日本維新時代，極力灌輸法律重於倫理，戲劇中常表現。時局一日一日黯淡，她們常常要問時勢，我給她們兩個比喻：「抗戰如比球，建國如考試」。「比球」有陣線，同隊者互相照顧，我們可以靠人；「考試」只靠自己用功，父子兄弟不能相顧。開羅會議後，我知道戰後台灣將還給中國，忍不住一天向學生說：可能明年我要求曾先生讓我教地理，大家對我呆看；我說：我生而國家失掉的一塊土地，拿回來的時候，給我機會在地圖上將這塊地區畫成本國一樣顏色；我告訴她們我是甲午年生的。
苦中得樂，一年過去。新升的高二仍要我講《孟子》，而高三要我繼續任課。為考大學有「國學常識」一門，學生和季肅都想我擔任這件事。這題目如大海撈針，而高三的時間有限，我請夏尊先生擔任，而願為助。夏先生要改兩班文卷，已經想讓出一班來，不肯再添鐘點。於是我固請其答允，由我先教，無論何時，感覺不濟，請他接下去。如此我擔任高三「國學入門」，而且不得不兼一課《論語》。加《論語》的理由為「國學」如一百貨公司，時間有限，每個部門只能見點零貨樣品。而「儒家哲學」直接間接影響中國文化最大，則最少這一部門能認識個主流。我選了坊間現有的幾種國學概論、常識、入門之類，與季肅商定一本講授。一星期過去，空氣甚為沉悶。我試試離書自講，寫幾頁講義，甚受歡迎。於是如入了陣，只能向前，不能退後，一直寫下去。這一年，不是我教學生，而是學生引導我。為減少出門次數，我的功課是兩小時連續，初恐學生厭倦，後來常在休息期間學生問長問短，我出不了講堂。我混在這些可愛的少年中，不能自拔，心思時間差不多都為了她們用。不但我的講義採取前賢時賢的意見，其他我看的書報、聽的消息、聯想的故事，凡於功課有助，都透一點給她們，我成了無事忙的販子。季肅說我的講義是中國哲學思想史縮寫。許多補助教材都承夏先生在國文課中講的。
我同夏先生都不喜出題目考人，季肅堅持以考試鼓勵讀書。後來南屏高年級不用監考，由學生自治，是季肅的主張。我對學生說，我心裡想的題目，連我自己回答不出：時代發生思想，思想又影響時代，以我們此刻所處社會，未來的思潮將為何？如何的思想有益於我們的未來？
南屏的同事們都兼人的努力。經濟狀況漸慚穩定，除季肅外，必須提起王元璋君，她教生物功課，兼會計主任，亦擔任過事務。南屏經濟公開，涓滴歸公，愛惜公財，節制浪費。到南屏去，晚上只必要的幾處開著燈；進浴室，水龍頭常有一根繩子繫著，用幾次然後沖一次水；廚房燒剩的柴，都一刻不浪費，取出作焦炭：而南屏圖書室里的書時時有增加。初搬膠州路校舍時，屋多人少，辦過一時膳宿，伙食由元璋主持，很注意到營養；南屏校董會同人都主張把健康放在讀書之先。我那時還未見過美國的「小飯堂」，每遇親友中長於調度的人，常做一個請願——辦簡易食堂。看重營養，這是報國一件大事。我是由自己經驗，和所見學校包飯情形而發此念。在莫干小學，我同膺白皆極力提議；飯菜品少而量多，每桌一葷一素，同樣盛兩碗，用公筷，雞蛋為常有之菜。因南屏辦伙食，我始知道上海哪一種菜場可以買到「講究人家」挑選下來的便宜貨。
季肅出自生活優裕之家，元璋亦然；季肅自己不知理財，而為南屏惜財，元璋為南屏理財如自己，我都不勝欽服。我曾對季肅笑說，我若另外辦一件事，第一個想要挖她的人是元璋。在同事中，我同元璋多一種特別接觸。在幣值跌落無定之際，教職員薪給隨時需要調整，由季肅定幾條原則。元璋按原則結算分送。季肅自己的薪水如何辦？開校董會將不勝其開。每次由元璋電話告我增薪比率，大概季肅所定者，低薪的加得多些，高薪的加得少些。我代表校董會決定季肅在中間一級，我說：「取最高，曾先生不安；最低，校董會不安。」元璋算出數目告我說「如此，我送了」，以此為常。
南屏不向外界募捐，艱難時都由校董會自設法。我曾陳述我的意見：「受人之惠而不感激則無良，受人之惠而即改觀感則無宗旨，教育與其他善舉不同，寧缺無濫。」同人無異議。抗戰後，我的親友由川滇歸來，分別送我現款，指明轉贈南屏。此事由君怡、性元提議；遠道而返，不送我其他禮物，而助我正需要的地方。他們知道庾村毀損太多，難於著手，而南屏則根基已固。我後來知道這些是他兩家擺地攤賣去行李之錢。勝利初期情緒興奮，則亦受之而安。在昆明植桑制酒成功的運成舅匯來五十萬元，是最大的一筆款，在當時亦不算少數。贈款者還有其他朋友。這是南屏惟一接收贈款的一陣，後來聞者漸多，卻之不恭而受之不安，恐違同人原來之意，我婉轉請停止。這筆款成為南屏基金的一部，在後來金圓券時代悉數遵令拿出兌換，有負贈者盛情，故記此以志不忘。
南屏立案成功後，季肅提議定「校訓」「校歌」。在第一次校慶典禮，我代表校董會解釋「校訓」，及其「用功標準」如下：
「忠」：忠於國，忠於事，忠於人群；不以小忠害大忠，不以私忠害公忠。
「誠」：不妄言，不妄行，不自欺欺人，守信義，守信念。
「仁」：敬長，扶幼；同情可憐者，援助不能者。
「毅」：不淺嘗而止，不畏難而退，不見異思遷，迂迴曲折以達目的。
「宏」：心境寬大，善與人同；責己重，責人輕；不嫉人之勝己，樂他人之成功。
「勤」：心不懈怠，體常勞動；今日事今日畢，明日事今日定。
校訓匾額掛在禮堂，我說明，講的人亦只「高山仰止」，與同人共勉之。最後我口述一付對聯，送與全體同學為祝，辭曰：「求得有用知識，表現合理行為。」這付對聯在南屏十周年校慶時，請沈尹默先生寫了木刻，由教職員合送，掛在兩旁；那是我最後一次代表校董會的時候，我自己亦屬教職員一份子。
我從未作過歌曲，莫干小學「校歌」不是我作。我覺得校歌要以唱者——學生為主，不能自稱自贊，亦不能用命令或受命令口氣。最好做到「若自其口出」。於是南屏的校歌又派到我身上。草稿先給季肅和夏尊先生看過，同人同意，即請音樂家李君制譜，歌曰：
江潮滾滾，鬱郁群倫，以播以遷，誕我南屏。
木欲茂兮培根，水欲長兮資深。
滿堂同學兮莘莘，載磨載硺；滿堂同學兮莘莘，載磨載硺！
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成德成能，百年之基在吾身！
亦由我在校慶時先解釋歌意而後合唱。「江潮滾滾」是浙江之潮，推動教育者之熱情，不忘南屏前身由杭州而來，記歷史而不是分門戶。南屏每年有兩次大典：元旦的校慶，六月間的畢業式：兩次我都作校董會的代表致辭，每次都唱國歌為始，唱校歌散會。我最後一次聽此歌聲，在一九五〇年的元旦，卅八年（一九四九）暑假前，局勢甚緊急時，我完成教書十年之約，參與所教最後一班高三畢業式。向例，行畢業式之下午，同學會演劇送畢業同學。這年是最寂寞的一次，代以師生聚餐，我亦參加。在這以前幾個月，我的親友陸續離滬，仲完和性元離滬時都邀我同行，仲完且為我定妥船位，我均以十年之約相差無幾，情不能已，而得她們諒解未同行。自抗戰以來，我又一次自願孤立矣。這次，季肅不但未強留我如往日，且時時為我耽心，私問同事中之比較「左」傾者：「如沈先生者，留著不要緊否？」有一個時期，我亦見季肅日夜或冒暑奔走，老人與老人有難言之同情，然不愧對責任矣。卅八年的除夕，我備好兩封信送南屏：其一是正式致校董會的辭職書；其二是致季肅、元璋、元琪、之微、韻漪、仰蘇六位最初來邀我參加的同事，說明次晨我不再代表校董會出席校慶典禮，下午當到學校看同學會的戲，吃學校壽麵。附花籃一隻為我的賀禮。時季肅正北上為女兒入院分娩不在滬。我所以只早一日送信，免同人再來相勸，十年之約是有言在先的。抗戰中，我曾經有一時表面上不為董事長，租界被占領後，校董會議決教育不中斷，我願隨諸同事照常上課，並聲明異日如有過必同受，惟董事長或不免為外界注目，請准我辭。季肅願代我，在議事錄上寫我因病辭職，待我康復，實際我負責至此時始交卸責任。
十年來，大半的時間在艱難中過。在一個無可告訴的時期，處五六百個同學和三十來位同事中，日日向前推動，季肅校長的職務是不易當的。她儘可能請到好的教師，安排可以讀書的環境；我儘可能周旋其間，說幾方面可得平心的話；我們都儘可能自己少做壞的榜樣。在艱難的生活中，教職員希望待遇稍好，家長希望學費不增加，這兩個問題就絕對衝突。每遇校慶開會，各級都要獨有表現，節目安排到兩天。我只能在自己的班上說幾句話，我說：整體須互相隨喜，庶幾「八音克諧」，若一音硬要獨出，反傷全調。南屏短短歷史，慶祝要兩天，若干年後校慶，要放假一星期，引得全班大笑。我在講前賢往哲不同的思想見解時，勸同學對當前問題要用自己的判斷。不但贊成一件事，要深下功夫，即反對亦須如此。若只盲從，則成系僥倖，敗乃冤枉。青年無不可愛，然甚易變，能有理性，則差亦不遠。一個同學曾問我：想做好人，往往碰壁。我告她：社會有病，故不容健康，然必支撐；支撐者愈多，則病去愈快，少碰壁矣。我離滬前不久，這同學正由金華過滬北上，夫婦都任教職，生活不像寬裕，而精神健康，我步送她至電車站送其上車，甚為高興。從我這一輩以來，中國已經有不少青年，承受國債多於國恩。剎那間，壯志被習俗、生活引誘，所捲去者多矣，人情之可移本如此。若干年來，利用或壓迫青年，政治勢力滲入學校，為國家民族，這點是難以苟同的。據同人經驗，抗戰中的上海，是最無干涉而可以專心辦學，言之傷心。勝利後，一般人由希望而到失望，學子亦被幾方引誘或壓迫，漸多外騖。民國卅五年（一九四六）六月的南屏畢業式，我的致辭超出平常範圍。往常速記者事後都來索我原稿，這次未曾，手頭尚有草底，理出大致如下：
南屏是在國家播遷中產生，一直在風雨飄搖戰戰兢兢中過生活。今日首次在勝利復員中舉行畢業典禮，大家應該特別高興。回想去年此刻的上海，敵人從西南太平洋節節敗退，美國兵在琉球登陸，在中國大陸幾百萬日軍還想作最後掙扎。上海地方東也濠溝，西也炮位，這些設備雜放在居民住處之中，將拖中國人與同死。我們則日日望飛機來轟炸，望美軍從海上登陸，因只有轟炸和登陸可以解決上海，可以早結戰事，連我們自己生命可能提早結束都忘記了。勝利如果延遲一年，上海或作戰場或成焦土，我們在座大眾，不是死亡，亦得散夥，今日之會決不可能。想到這點，在我們個人而說，該是僥倖而當滿足的了。個人雖如此，然對國家則一點希望沒有看見。我們在抗戰中預作的好夢：國難後大家識得艱難困苦，困難後知道奮發圖強；中國人了解愛中國人；不再打自己、欺侮自己。這些好夢一個未曾實現，所見卻都與之相反。敵人在占領期間還能做一點他們所謂建設工作，而我們接收以後連管理下去的能力都沒有。苛刻一點說，我們十足表現了「缺德」和「低能」。我們有不少的「光明」方面，但全被「黑暗」籠罩，為「黑暗」抹殺，我們幾乎「白抗戰」「空勝利」。
想挽救這現狀，有人注意政治，說民主；因民主則治人者為人民所選舉，人民所監督，壞人不會被舉，亦不敢作壞事。有人注意經濟，說工業化；工業化則生活水準提高，衣食足而後知榮辱。有人注意人心風化，說教育。事要人做，民主要好的民，工業化要好的工，人的問題應居第一。我們在教育立場，不由不以教育為第一，首先要緊，如此要說到各位同學身上。我常以為青年必須注意時事，了解實際，如此將來做事時，有素養的常識作底子，一切可以多明白而少錯誤。然讀書時期，不要附從政治活動。政治不是一件簡單問題，看似容易，做來甚難。我講點個人經驗，我十幾歲和今天在座同學差不多年齡時，正當前清末年，內憂外患紛至疊來，我們以為妨礙我們自強者是滿清異族專制，只要推翻滿清，光明即便到來。我們希望、擁護，乃至參加了辛亥革命。革命以後，出現了軍閥，年年內戰，我們又把一切不好的責任加在軍閥身上，以為打倒軍閥便諸事解決。結果軍閥雖倒，內爭還是不已。後來我們又把一切責任加在帝國主義侵略者身上，現在我們一個最大的侵略者已經被打倒，雖然時間不到一年，但一切趨勢並不向好的方向走。變來變去如此，是不是人的問題？我們要造新的中國，必須要從新的中國人開始！
同學們！專攻擊黑暗是消極的，自己不負責任的。社會儘管有不平，然光明之點還是很多。我們欣賞光明，擁護光明，則自己亦不得不光明，這是積極的，自己亦負責的。
對將要離開我們的同學們，我再說一遍：不要荒廢寶貴的讀書時間，隨便參加政治活動！利用青年做政治活動，是反教育而不是教育！
這些話，我頗大膽而說，由衷心而言，然空洞無益。此時不但青年，即非青年亦懷疑，都覺一片漆黑，以為我的話還是偏袒黑暗。
我同季肅曾互勉，以五十歲後歲月貢獻於後輩，此時家庭兒女責任已盡，我們不但不為利，亦不為名，在學校只為教育而教育。我除開嚴守分際，不問學校行政之事，此事季肅先責我而後了解，其他心無不盡。這合作情形是可感念的，個人亦快樂的。
若干年中，同學們遇進修、行止乃至成家問題不決時，常承家長之囑：「去與曾先生、沈先生商量商量。」有時她們先就我與季肅商量，而後告家長；這段國難中得同輩和後輩的信任，我永遠引以為榮。我到美國，第一班同學馮德璋、王定揚夫婦曾接去做客，孩子稱我「外婆」，鄰居以為德璋的母親到了。每年元旦，必來長途電話，德璋說過後必曰：「定揚亦要和沈先生講幾句。」德璋是勝利後首屆考取的自費留美學生，南屏在美惟一的同學。
吾弟君怡戰後初次到滬，返渝之日，天大風雨，我正有課不能送他。將出門，熙治在旁說：「舅舅！幾年來媽咪都如此，勸之不聽。」君怡說：「媽咪是對的。」在緊張時期，我坐黃包車赴校，大綱騎腳踏車送我。這許多校內校外的朋友鼓勵我，成此志願，都是難得的。地角天涯，遙祝健康，並告不忘。我在南屏雖僅短短的十年，南屏是萬萬歲的。
〔補記〕我後來由美返台，遇見南屏學生孫淞月，從淞月聽到另一同學沈嬰齊。又回到我自序里所提到的陳仁慧的父親陳紹虞先生，來打聽我有否他女兒的消息。再來美國，又遇到吳冠芳，她同丈夫徐拔和及兒子們來看我，她一家同孩子們都務說中國話，頂大的孩子能讀中國書報，在此是不容易的事，冠芳囁嚅著說：為引孩子興趣許看武俠小說，孩子們以為媽媽的老師是個老先生，發見我是一老太太。冠芳就是在學校時有事先來和老師商量，而我和季肅要她先報告母親的人。國難時在講堂里的夥伴，她們的一代，比我們的一代更艱難，而都能努力適應。
（原載《傳記文學》第十一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