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三二 重回上海
我在一日之內決定離莫干山，離山之前，聞訊者識與不識，紛來看我。有的想留我，請共患難，有事必先顧我。有的要搭車同走。我自己本有小車，可容計嫂、樓君、德容、熙治和我。大綱坐卡車，我們的行李很簡單，遂以剩餘座位請先接洽者先坐。蔣益之先生一家是日與我們一同到南京，說明到了南京，他們自有辦法。說到這輛卡車，我又要想著伯樵、仲完，他們得此不易，而且車頂裝有樹葉之網，以作掩護，車上坐著兩個路警，原是膺白的衛隊。這些安排，使我觸動舊情，不感生疏，而不得不走。
計仰先嫂為每人縫一布袋，分藏現款，掛在貼身，相約倘遇警報，各顧自己，分散而不集中。我們黑夜行車，車行甚慢，時時停車讓兵車先過。京杭路上所遇小隊士兵，大都身材短小，神氣鎮定，據說系廣西兵。對這些以血肉性命捍衛國家的同胞，我們貢獻甚少而期望甚大，每次低頭默致敬意。進南京市，天尚未明，路上車輛縱橫，已不如平日之有秩序。這是我最後一次到南京，以後十餘年至我出國，沒有再到其地。
我們的車直駛上海路我的妹妹性元家，性元已帶著孩子們到上海，她家裡住有過路客人甚多，伯樵、仲完亦在那裡。乙藜讓自己臥室給我，我們五個人只有一張床；仰先嫂辛苦又暈車，她與樓君年紀都比我大，我請她二人睡床，樓君謙讓，計嫂知我脾氣，在吾妹家，請從我意；我與熙治、德容打開鋪蓋睡地板。這幾日乙藜家外戶不閉，人出人進，似一家沒有賬房的飯店，這風格我很合意。樓君本吃淨素，我們勸以前路正長，請隨緣便人便己，她從言開葷。
乙藜指衣櫥書架，叫我要什麼取什麼。我離山時棄一切如敝屣，與熙治各穿著黑嗶嘰棉袍，我們還都在喪中，禦寒有物，除鋪蓋外只攜短期替換衣衫。我看書架，取《蘇長公詩集》一部，《十五年前之蔣介石先生》一部，後者在漢口看畢留下，前者帶到上海，戰後仍還之乙藜。仲完見櫥內有羊皮統兩件，口中念念嫌我行李單薄，取了一件，到漢口即為購料做成皮袍。這是抗戰期中我惟一裘衣，後來常在大冷天穿到「南屏」上課。
江浙不守與首都撤退之事，以中日軍事實力比較，原非意外，但不料如此之速。大家以為修築有年的「興登堡線」上，至少可支兩三個月，豈知這條線未曾用著。我身逢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南京開國之盛，亦略知民國十六年（一九一七）國民政府再建都南京曲折。民元南北和議告成，中山先生已在南京辭職，讓位袁氏，袁藉口兵變不肯南來就任。我在學校曾參加過一次辯論，題目是：「首都應在南京抑北京？」我是在主張南京的一邊。我的理由之一：海通以來，中國與國際關係海上多於陸上，建都東南，風氣早開。我是被「祭明陵」「昭告光復」的一股興奮空氣所影響，實際所知道的南京比北京更少。有人說歷史上南都往往是短局，我以歷史並無重演，冀其不中。亦有人言「九一八」瀋陽之變，政府若在北方，不至於事先茫然不察，而事後猶視作邊患，不以為心腹之憂。事後先見，言之者易。然民國二十六年長長歲月，勇於內爭，各不相讓，致招外侮，無可諱言。今南京又是倉皇辭廟之日，不能不令人回憶當年，傷心不已。我沒有在南京住過家，每去都不久留，常比膺白先走，似與南京少緣。此次京滬滬杭鐵路皆中斷，我之逃難初步，偏要到「與歷史有關，而人事無緣」的南京開始，實始料所不及，情懷至苦。仲完和我，都是民元參加祭明陵典禮的。
我仍在轉念頭要回莫干山，山村角角落落容身之處甚多，已經著手之事多做一天是一天。終以德容尚在大學，熙治還只高中，莫干山與庾村不可能有其讀書長久之計，而他們亦決不肯讓我一人回山。仲完告訴我，他們已擬之計劃，鐵道部名下一條江輪，他們和我各得到一間艙房，不日西行。此事得之不易，出自張公權先生好意，公權先生時為鐵道部長。朋友們臨難不遺我，使我感動，然增加我心上的困難。這預定的一間艙房是兩個鋪位，顯係為我與熙治，我母女棄同行者於半途而走乎？與我相處者一向以我為可靠的人，我良心能如此？我在山時，見報載杭州省當局談話：敵人決不能來杭州，當局必與杭州共存亡。後來敵未至而省政府倉皇撤退，船車俱受統制，老百姓欲走不能，望錢塘江而興嘆。此種不負責任之壯語，與臨難不顧人民的行為，我曾憤慨痛心。今事未兼旬，我得到公家的方便，易地而即忘懷一切乎？我終於謝卻已得之艙位。伯樵、仲完因我而亦留在南京不走。
許靜芝君系大綱的姊夫，第一個知道我到京。我因不願煩有責任朋友的神，尚未通知岳軍先生。靜芝見他還在設法叫莫干山的電話而接不通，代我報告已經到京之事。戰事起後，岳軍先生曾與我通過長途電話，叫我安居在山，候他指示。膺白在時，我們沒有通過長途電話的。岳軍先生到乙藜家看我，見面彷徨，不知語從何起。辛亥以來，我們失敗而共患難之事不止一次，這次是大大不同。我問起蔣先生，知蔣先生時時叫人請他，到後又無話說。談到行程，他勸我到重慶，四川是岳軍先生家鄉。公權先生來，我謝他好意，我知道為我留這間艙房是不容易的，我有點不受抬舉。
我決定買著一般人可以購票之船，即搭以動身。初擬到重慶，算賬時始覺攜款不夠。我離山時儘量留給學校，各人身上究有多少，至此方才明白。款不足，改計到漢口，伯樵、仲完跟著我伸縮。仲完看我算賬猶豫樣子，急急塞五百元鈔票在我手裡。新華銀行王志莘先生是他們的朋友，我亦相識，請我們到漢口住新華銀行行員寄宿舍，於是住的問題亦暫時解決。一天，我們買到了民生公司的「民俗」輪船艙位，岳軍先生派副官楊守茂送我上船，楊副官系膺白舊人，在船上數日，候至「民俗」開行始別去。
「民俗」船泊南京江邊久不開行，為被幾處機關要扣用。此時雖有新設之船舶管理處，並不能指揮如意，各機關不相為謀，所派的人各自坐在船上不許開行，最後一次是軍政部要用作長官辦公用。此事我後來知道楊副官每日報告岳軍先生。我們獲准放行之日，乘客人人稱慶。「民俗」此次上駛，系規定裝政府的疏散物資而售普通客票。這次乘客比平常加倍擁擠，一個鋪位有兩個人日夜分用者，王大綱即與沈來秋君分一個鋪位。許多平日坐頭等艙的人都坐了統艙，我和熙治仍分得一間兩個鋪位的房。從我們到南京，以至船到蕪湖，天一直陰或雨，敵機未來。舟抵蕪湖，奉令停船候裝兵工署之貨。船停在江心，不能靠岸，靠過一次，散勇紛擁而上，向行李堆中藏躲，呼之不出。沿江和沿粵漢線所見散兵，與在京杭國道上所遇小隊，情形大不相同。
如此船泊江中，日日用小駁船到蕪湖候消息，而貨並不至。「民俗」不是一條大船，在南京已經裝了載重量三分之二的物資，只餘三分之一容量，而乘客則已倍於平時。在蕪湖江中幾日，天氣放晴，敵偵察機不時在空中盤旋，乘客起慌，船上執事亦出怨言。乘客說：千餘人的生命不及未準備之物資。執事說：如果政府辦事劃一，多少物資限多少日子裝到目的地，與船公司合作，諸事要合理快當得多。即如「民俗」停南京江岸碼頭，與停蕪湖江心之日，多過於在長江行駛之時。倘不硬扣而早放行，則已裝之貨早經到達，而船亦已作第二次之上駛矣。
我與伯樵、仲完商，如何將這些情形報告有關的機關，和我們所認識的朋友，請求准船早開早回，不誤公事，實際有效而怨望可平。目標是軍政部兵工署一個方向，我們同時發函發電，都簽了名。並聲明：發出函電將不待回音而開船；因此時政府各機關已都在移動，函電何時到達與能否到達，均不可知，故不得不如此。從商酌、定議、起稿，以至送信人登陸，再回船，天已黎明。四時頃，船身開動，我們始休息。此事經過，除船上執事外無人深知，惟一夜出入上下人聲，而忽開船，人知有異。次日我們進飯廳時，有人高聲言：代表全船難友向昨夜為大眾努力的人致謝，我們的一桌都低頭不語。據聞後來漢口報紙傳說其事，或謂有人出頭，或說有人發脾氣，則皆似是而非，有錯誤。三人中起稿是我，仲完甚性急，趕出趕進。伯樵有病，疲乏而不肯先睡，則系事實。
舟抵漢口以前，船長成君拿紀念冊要我寫幾句，他告訴我這次旅程有不少知名之士同船，我已經見過左舜生先生，和《大公報》記者范長江，他特別指出佛學大家歐陽竟無先生已經寫了很長一段文在冊上。我先躊躇，他固請，我寫了「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他有點驚愕；連下去寫：「人人求諸己，盡諸己，與復可期，小挫勿餒」，他始點頭同意。成君的夫人姓羅，正由京滬接父母弟妹返贛，羅家幾個姊妹都天真活潑，喜與我親近，臨別索通訊地址，我正前路茫茫，答以太平後在莫干山。
漢口新華銀行宿舍在租界一所弄堂房子的三樓，我們一群人擁到，頗有難於安置之狀，他們分給我們大小空房各一間。仲完處處怕我不安，在人地生疏之際，她立刻到木器店租得用具，把小房間布置得床桌椅櫃俱全，安頓我和熙治。她自己與計、樓諸君合住大房，每人一隻床，另外只有一張方桌。伯樵住到志莘先生房內，大綱睡在穿堂即吃飯間，白天把帆布床寄在大房。這兩間房不久有別處行員來住，我們客又攜客，不便久擾，心亦不安，我同仲完四出覓屋，無奈租界早已人滿，空屋被捷足先登，或已被機關指定。我們看屋，地點愈看愈壞，租價轉身即加，大戲院隔壁、薦頭店樓上都去過。為用款問題，我托大綱到浙江興業銀行看看葉揆初先生是不是在漢口，我在上海有點錢在興業，請在漢口給我支票開用，我務不用超過四千元。這樣無憑無據，且我從沒有向揆初先生商量過款項的事，竟承他一口答允，如此解決了一部分的困難。揆初先生後來在上海接洽救濟莫干山上難民之事，戰後又參加我們的莫干農村復興委員會，那時他已七十多歲。大綱去訪他時，他正接到他女兒女婿合家老小逃難在錢塘江覆車不救消息，意態頹喪，而我不知其事，以此相煩，甚為不安。
李曉垣（書城）先生家在武昌，曾有函電勸我下山，我都未收到。他已經為我借到武漢大學教授耿季釗之屋，離他家咫尺可望，耿君之兄伯釗是膺白同學，我亦相識。曉垣夫婦請我們到武昌吃飯，我見他自己之屋甚陋，而耿家之屋甚整齊。朋友之為我謀可謂至矣。我要求到黃鶴樓參拜克強先生銅像而歸。此時曉垣先生已覺武漢未必能久守，不勸我住此。
公權先生來，我與商前途去處，他看我念念不忘莫干山，勸我往川滇旅行一周，由海道回上海。我即作旅行計劃，擬覓同伴，商之曉垣夫婦，太太因小孩不能遠走，先生可以同行。一日黃任之、江問漁等四五位先生同來訪，都是新中國建設學會教育組同人，我說到戰事勢必持久，許多地方將淪陷，必須有人做一種精神工作，團結一般人的愛國心。他們都贊成這意見，但言我們這些人太易受注目，不能當此，勸我同往重慶。這時政府還沒有遷重慶之說。
我於是想：我是女子，年已不輕，膺白在時我躲在背後時多，我不致被注意。我又忽然想到，朋友顧我，我如何不顧朋友？同下山的人我未有安排而將漫遊？伯樵有糖尿症，飲食特別，針藥不可離。他夫婦本極簡單，為了我日日變計，無所適從。我正擬取消旅行之計，適逢有英國代使赴香港專車，可以附掛客車一節，倘我不欲，伯樵、仲完亦不走。於是在匆促幾小時中決定了搭粵漢車南行，仰先嫂、樓君比我遲一班車走。
到香港又經一番覓屋程序；高貴之區不敢去問，便宜之處亦已人滿。逃難尚只幾星期，經驗增加不少，把錢看得重起來。大家已注意到幣值，這時港幣與國幣還是同價，伯樵、仲完有聞必告，一日叫我把國幣全拿出來換成港幣。他們在旅館的房間從大搬小，從有浴室搬無浴室，電車必坐三等，點菜扣得甚緊。伯樵不能吃澱粉質，要以菜餚飽腹，我叫熙治坐車跟黃伯伯，吃菜要讓，熙治回來總嚷餓，我叫她吃塊糖，不許響。伯樵、仲完在港熟人比我多，飯時總回來帶我們，不放下我們一次。我估著計嫂、樓君等將到，我長此為朋友累如何？於是寫信給在上海的舅舅葛運成（敬中），與商我返滬的意見，請其電復。我所以請教他，因他自己是個農業專家而又熱心農村工作的人，他知道我對莫干山的痴心。膺白去世，他每日早晚來看我兩次，一日，我同他談到庾村的教育辦到職業中學，生產配得上學生出路，他才放心下來，知道我已轉念向積極處，這僅是一年前的事。所以我第一個想著去問他，他回電以為我可以回滬。仲完偕行，她送我到後，收拾剩留的行李再到香港居家，直到香港淪陷，他夫婦回滬，在吾家做客至戰事終了。運成舅則在我返滬後不久，到昆明植桑去了。
二十年來，我的弟妹中，很巧總有一人或一家與我同住一城，我那時還沒有感覺手足相需之必要。不幸在膺白去世以後，不久戰事爆發，我需要他們，而他們都不能不遠走。我返滬時，性仁、性元和弟婦懿凝都將動身。性仁行時甚躊躇，我說：「弟妹安，我即安。」力勸其行。性元有一病孩，後曾與我同住一時。懿凝陪我看得麥尼尼路之屋，此屋三樓三底，我們四姓——計嫂家、性元家、大綱、我和熙治——同住過。懿凝家、仲完家都有家具借給我用。到上海後。熙治回允中讀書，樓君回允中任課，德容到東吳借讀；借讀是戰時各大學相通的辦法。初幾個月我們侷促在賽伏公寓，搬家後生活漸漸定下來。第一件事我寫信到莫干山通知性白，從此之後，性白、雪鈞每年總到滬一二次。我搬家後，每次他們都住吾家，有一段緊張時期，他們兩個孩子念祖、憶祖送在我處代為照管。在上海租界被占以前，山上莫干小學書籍文具都由上海採辦，水運可到三橋埠。商人來滬辦貨，款由我處劃，只憑性白字據，彼此省匯兌之煩，免攜帶之險。這些都由大綱接洽，沒有誤過事。
我在賽伏公寓的幾個月，只有一間臥室，一間坐起間。我與德容、熙治同住一室，她們分睡一隻兩用沙發，我睡一隻小鐵床。計嫂住在性元家，大綱住公寓配膳室。我忽然想起西藏路的中國書店，相距不遠，是老交易，請大綱去問問可否借點書看。我其實不想再買書，只想借看，使親友知我有得消遣，不必要常來看我。書店的夥計真好，不厭煩的一大包一大包背來，我沒有書架，鋪上報紙著地沿牆擺，我看得愈快，他們送得愈勤，使我不能不再買些，後來我在上海添出十來箱書，即從此時而起。幾種大部的日記，如《越縵堂》李慈銘，《緣督廬》葉昌熾都看了又買的。我想收集地方志，數量太多，未曾著手。把洪楊時代集子收得很多，不著名的我亦要。到我搬麥尼尼路時，書已是一大件的行李了。
我要順便提起一個讀書朋友黃紹蘭，她又名朴，號君素，湖北蘄春人，與黃季剛（侃）婚一年而仳離，有女名珏，號允中。紹蘭在上海法租界辦博文女學，博文租校舍兩宅，臨街相對，暑期屋空，常出租一宅。我最近見某種記載，說早期共產黨開會在博文女學，大概為博文暑假出租之屋。紹蘭與季剛同為章太炎先生弟子，季剛死後，太炎先生記其事略，未提及她。我慰之曰：「季剛入贅君家，當俟君百年，記其事。」紹蘭歿後，允中擬刻其詩集，要我寫其生平為序，告我紹蘭患神經錯亂之原因，為季剛死前囑小兒女事二姊如大姊，二姊者允中。季剛之子遠來認母，行大禮，紹蘭泣如雨下，自此愛子甚於愛允中，所喜書籍圖章皆送於子，而精神恍惚遂病，則以此病死。我與紹蘭交久，「百年」之約，又承允中之託，不幸不久世又亂，我需要允中的詳細世系未至，無從下筆。而所存紹蘭詩詞稿擬交允中亦未果。負此良友，不勝慚愧。紹蘭系北京女師第一期學生。讀書出自家學，曾示《自述》七律如下：
當年詩酒作生涯，潔膳晨昏負玉階。居業每從惠姬志，從征深契木蘭懷。蓼莪廢誦成長恨，風雨教吟憶舊齋。一線傳經期贖罪，天行恆漸應和諧。
每年我的生日她必有詩，一次集《詩經》句為長歌，尤天衣無縫。風雨之夕，有詩，輒令女僕持以送我，有時帶點糖果；我責之曰，君有雅興，女僕何辜？然我偶有句，亦必送去。以下是她和韻答我之詩：
春回雪霽旅懷開，撥悶殷勤鴻去來。九品難量人似海，一麾曾共子登台。如今薄俗貪齊偶，自古多情屬楚才。且喜夭夭桃李盛，相逢莞爾便銜杯。
她四十歲生日，適值淞滬之戰，我請她到吾家為壽，或送酒菜邀友到校相敘，均不欲，遂送筆墨一包，以句代簡曰：「四十年來霜雪姿，東風無奈歲寒枝。匈奴未滅家何為？鼙鼓聲催祝壽詩。時難年荒禮意虛，未容樽酒擾清居。湖毫宣紙黃山墨，佐述胸中五斗書。」
她在京師女師時原名學梅，紹蘭是字，見「東風無奈歲寒枝」句，深為高興。
下附其「蝶戀花」「臨江仙」「卜算子」三首，並七絕。詞中湯君影觀乃章太炎夫人。允中若見我稿，恕我以此塞責也。
與雲妹暢譚歸途作
雄辯清譚張一軍，廿年瀛海更逢君，搴裳獨向斜陽路，回首高樓隔暮雲。
蝶戀花湯君影觀邀賞牡丹作此謝之
驛亭執手丁寧語，寶馬香車紛似風前絮，朝夕往還輕舉步，門前記取相攜處。綠暗紅稀春欲暮，載酒看花忍踏當時路，天若有情深看覷，明年顏色應如故。
臨江仙
花事一春開已遍，樓頭楊柳飛綿，杜鵑啼澈奈何天，別愁濃似酒，長日靜如年。陌上玉驄留不住，溝前流水潺湲，雲囊心影記嬋娟，斷腸原已久，極目渺無邊。
卜算子
怕別怯相逢，小聚如初見，花落花開獨往來，也似辭巢燕。月缺盼重圓，花謝期還艷，楊柳無情不綰春，化作牽愁線。
雲妹吟政君素倚聲
紹蘭從太炎先生學文字學——樸學後，改名為朴而號君素。她的歐體字很有功夫很美，我處有她不少的詩、詞和字。她能背全部《易經》，亦懂卦理。這些我都不能。她論我寫字性急，意在筆前，我的詩做不好，她說讀史者一字不能無據，而美文常寓意於可解不可解之間。我初回上海，她有詩曰：「小隱同居市，書城且作侯。」我答言：「持節懷蘇子，種瓜比故侯，死生淒以厲，天地肅然秋。」她說我從前無此意境，二詩今已不能全憶。她的詩常源源向我處來，她長我兩歲而自居為姊，她談卦理時絮絮不休，我笑說：你的吾道「易」以貫之，是對牛彈琴。我的讀書方法在她看來是離經叛道的，我對她說：生今之世，服古之服，徜徉通衢，以為如何？終承她謬許我。她對男性社會不平，有時表露，一次談到古制：妃嬪原是皇后的女官，上古原是男女平等。我說：如今民主之國，男的總統以外應有一女總統，各部部長亦然，但不知這些女總統女部長，是否即是男總統男部長的太太。抑另行男女分治之制。她知我在諷刺，大笑後默然無言。她出口成詩，仲完給她綽號「詩囊」，叫她刻詩集，讓我等在她詩集裡亦成詩人。仲完自稱「李逵」，她們給我綽號「太史」。一次仲完從香港來信問紹蘭生日，想來滬看她，我亦不記得，要問紹蘭自己，寫一便條送去曰：「香江昨夜雁書來，問是仙桃幾日開？我說『詩囊』正蕭索，君其禪語解徘徊！會看秋九『旋風』至，且待春三逸輿催，知否『子長』意致好？清歌檀板正悠哉！」這首打油詩里，三個綽號都在內了。
上海是畸形地方，亦有畸形命運。有租界時，靠歐美人勢力，如同化外。租界被占領後，日軍主力已在太平洋對美作戰，無暇顧及中國一般居民，除物資漸缺，生活日緊，其他不受影響。車子我早已不用，司機仍留吾家，吾家一向只有傭人辭我，我不辭他們，尤其在患難時候。性元、懿凝走時，都留一個老傭人給我。這時水電都已有限制。我們晚上很早休息，飯菜從四菜一湯減至一葷一素，最後每餐只用一盤炒醬，葷素俱在其中。我向廚子解說，得家人同意，並非刻薄自苦，是對一般人的同情，廚子是抗戰勝利後第一個辭我而去的人。司機張子翔識字最多，能讀報，常在廚房讀報給眾人聽。他會在字裡行間，找出國軍勝利和敵人崩潰情形，他解說「崩潰」就是「嘩拉拉」，照他的說法，戰事似已早該結束。我常覺得愈簡單的人愈愛國，他們的愛國是無條件的。
我初到上海時，人心正在惶惶。傳說北火車站大廈是日軍最作惡的地方。這次的日軍軍紀非常不好，比傳說中的庚子時代不相同。同時各處偽組織紛起，許多人認識不清起來。在國軍節節敗退，而國際軸心國閃電戰成功的一段，是最可怕時期。一個很粗心的人來看我，他說：「黃夫人！你住在高樓不知外面情形，政府已經完全失去人心。」我說：「人屬於國家，不屬於政府，儘管不滿於政府，不可對不起國家。對不起國家，亦將對不起自己，千萬小心，勿聽邪說！」我請此人說話留心，可能暗殺之風將開。暗殺是我們最反對的事，尤其出於政府，我們不要忘記二次革命，因何而起。我說此話，非有預聞，不過一種猜度，不久果有陸（伯鴻）案、唐（少川）案、周（恭先）案，後來正偽對殺，不知究有多少人。一個憂國而憤無處效力的人，我怕他彷徨，說「扶持正氣即是報國，未有失人格以求國格者」。君怡曾受我請託，對進入內地的人曲意聯歡，多給面子，我亦受他的托，婉轉勸人定心，勿因甘言搖惑。我甚至誦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詩「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把「男兒」兩個字說得很重。變態的人我都不再相見。有兩個人使我十分痛苦，其一隔了五年，入而復出，忽然送信給我說，出處問題不欲有所爭辯，一日突然而至，自述經過，我不發一言。此人述畢問我近狀，我取一頁我的《半生雜記》序文示之，文曰：「雖渺渺之身，滄海一粟，然為正為負，無不影響斯世之盈虧，能不悚然恐而懍然懼耶？」他看後起身告辭，說不來這一次心不能安，我請留得與國人相見之地，他說不再求諒解矣。此人困於色，至此，萬想不到。又一人老實來告訴我要到北方去，他先述開戰後一段經過，兩國既作戰，認識的日本人概不往來，首都將撤退前，日使館的清水去找他，請再為萬一之和平努力，即將其所說之點，寫信送京晤王芃生君。王已赴漢口，乃求晤另一人，此人言某君亦認識當局，何不自達？他說國家緊急關頭而乃如此！又說戰事必延長，政府用焦土政策，不恤人民，人民何辜？他將盡保護之力。又對我說：「黃夫人！你研究歷史，當向遠處看。」於是我開口說：「天下豈有失去人敬意而能救人者！正因歷史，一失足遺恨千古，雖孝子慈孫不能敢也。」連下去我說了些當年膺白期望之意，維護惟恐不足，拳拳之誠當有所知？膺白論此人為對日人才第一流，惟尚須多認識本國與世界。惜其不久即病，無此機會。我說到此，他閉目默坐，極感動之狀，這感動是個人知己之感，對政府似更怨望。我又說：「我能繼黃先生，效他掬誠苦口之言，而不能像他薦賢報國；雖然，報國豈必從政？途徑正多，而叛國千萬不可。」最後我說得幾乎淚下，我說：「黃先生的政治生涯隨其生命而終，他的風骨我將繼之，有誤傳其主張者，我必聲明。」次日，我心仍不死，再邀之，謂時間甚促，但必遵邀而來；再盡忠告，已經不及。聞此人後來做不少建設工作，病終前，猶言不得我諒解為憾。嗚呼，此何能諒解耶？惜哉！
我斟酌甚久而後記此事，心甚痛。當時不入於楊，則入於墨，有被暗殺，有被政府買回，有的間接取利。政府派出地下工作之人，亦有黑地昏天生活。我曾為黑白分明，大義所在，而和極好的朋友爭執，爭執得幾乎絕交。我們的正氣何在？我歸罪於「政治」和「內爭」。「內爭」忽友忽敵，不惜結外援，夷夏之防甚疏。「政治」則得之者排斥異己，不得者不擇手段，如吸鴉片欲罷不能。許多人的犧牲是可哀的，可警的。我大聲疾呼「報國不必從政」，以中國而言，無寧「不從政」是報國，應之者很少的人。
我的心時時在莫干山，我放不下膺白遺給我的鄉村工作。終抗戰八年，莫干山是自由區，庾村是陰陽交界無人管，武康淪為偽縣。原來的武康縣政府遷在山後辦公，我們的莫干小學搬在山上，與臨時中學都受其管轄。性白第一次到滬，我與商定，小學是義務的，且膺白所倡，我們儘可能維持私立。「臨中」本系應一時需要，如地方政府要辦，即交出，我們作客不作主，減少麻煩。歸縣立後，我仍有一個時期的按月捐助，張競心跟了「臨中」遷徙，為「臨中」校長。我這推讓，為見到小器風氣，有好事必攫為己有，不然即加以麻煩。弄得全社會活力毫無，生氣窒息，這是為國家我不能恕的一件事。
莫干山難民最多的時候，為數約三四千人，曾有一個「中外難民救濟會」施粥。參加者三個方面：蘇州、湖州來的幾個教士，在上海的莫干山公益會董事長葉揆初，和莫干小學校長鄭性白；而性白實董其成。我對他說，教育的事我們獨任，救濟的事我盡居民一份之責，不得已時他可代我作些主。由公益會、莫干小學這些民間組織看來，保全莫干山大半由此。我後來看見一份教會的報告書，亦有山上辦教育的事。有益於人，功不必誰居，我們都不在乎的。幾個熱心的教士，尤其一位明小姐，年事已高，最後離山，至可感佩。蘇州的許攸之教士，往來滬與山之間次數甚鄉，到滬常來訪我，談所見鄉間情況，對游擊隊感想極壞，逼迫鄉人錢財，至以蠟燭燒人臀部，為幾斗米而傷人性命。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們的大使詹森，中有很著重的一句：「如果人民不被愛護，戰爭不會勝利。」這封信不但先給我看，而且托我投寄，這時各國駐使正跟著中國政府遷移，我寄到漢口請外交部長張岳軍先生轉交。
中國的老百姓——尤其平常與政治無關的老百姓，無不赤子般的愛國，他們既不能遠走他徙，亦沒有資本逃避，他們是最對得起國家的澈底中國人。我寄出了許君的信，還念念不能忘此事。那時還有人視淪陷區的人為亡國奴，未淪陷的人亦無人管。我不得已寫了一信，信致蔣夫人，要點有二：一、勿視淪陷區人民為甘心亡國，他們是被棄，而不是棄國，要維持其向心力；二、對游擊隊紀律之宜注意則更露骨言之。數月後接到回信說「完全贊同，後者尤當努力」云云。這些信都不曾留稿保存。我為許君的話所先入，此後數年每遇與游擊隊有關或可通之人，必懇懇為民請命。一個較熟的人告我，無餉故不能不就地籌，則亦惟有望其「得人錢財，與人消災」而已。
性白遇過幾次險難：一次被土匪綁架，轎子到學校門口等他，他中途跳幾丈石砌，受傷久而始愈，因他的機警報告公安派出所，匪亦破案。一次他下山查田，被敵軍拘禁，幸他夫人鎮定，代理校事。我得訊請甘可權君輾轉到武康探望，時性白已由鄉民保在偽縣政府幽禁，待遇甚寬，他暗示可權叫我勿急，被拘四十五日而出。我聞訊時，大綱先告奮勇，我未知性白被拘的原因為何。恐係為吾家農村工作之代表，則大綱去多一人投羅網。可權在鄉間系生臉，而關係與大綱同，二人皆勇於為友可感。性白的兩個孩子在滬，念祖入院割盲腸，計嫂住院陪，大綱代表簽字。憶祖患中耳炎，大綱每次抱同就醫。
最可氣的一次是我們的武康縣政府派人捉拿鄭性白，搜查其寓所，他的寓所即是吾家「白雲山館」。其時他正離山到滬，他到滬為接洽救濟難民捐款，與我接洽教育經費。這兩件在莫干山均是大事，在武康縣下亦不算小事。性白動身，縣長吳君知其事且促其行，囑其速去速歸。捉拿與搜查的消息到滬，性白在吾家，他將如何回去？不回去則工作交與何人？以後與當地政府如何相處？他的罪名為「態度灰色」，這有關人格的事我有義務為他澈底求個清楚。我自己寫信給浙江省主席，那時已不是朱主席（家驊）而是黃主席（紹竑），我再申述我們的農村工作經過，鄭性白是膺白請來辦農村義務教育，愛國不後人，我以身家人格擔保他，請指示以後辦事方針；又請程遠帆先生寫信給教育廳長許紹棣；二函都由性白持以面呈。他坐海船到浙東，轉麗水方岩——省政府所在地。戰時浙江省有臨時參議會，我被派為參議員之一，但未到差出席，曾由議長徐青甫代陳，亦由他告知開會情形。
事後查得山館被搜查之故，為有人眼紅性白有槍械。戰前庾村工作中有兩個小單位用槍，一是壯丁訓練，一是「騎射分會」。前者屬於我們的「鄉自衛」，在保甲制度下；後者屬於省。浙江省規定每縣有一「騎射會」，因經費關係，應者寥寥，庾村有馬有場有槍，故特准設立「莫干山騎射分會」，成立於廿四年（一九三五）九月十五日。那日杭州總會來的代表是航空署長周至柔，主任蔣堅忍，教育廳長許紹棣，公安局長趙龍文等，膺白帶病出席，故我亦陪同參加。會裡有向南京國術館請得的弓箭，槍支系與壯丁班合用，山凹里有一打靶場，學校里有幾輛腳踏車，還有膺白的四匹馬：「蒼松」「白鹿」「武康」「安吉」。莫干小學同仁都能騎能射，我與膺白都參加過打靶。槍十二支為「漢造七九步槍」，是蔣先生所送，向軍政部領得，手續均合法的，膺白去世，我為鄭重再呈報一次。抗戰開始，性白得我同意，為國家有用，為地方免憂，將這批槍支呈繳政府。槍是戰時內地最值錢寶物，有人以為性白手中定還有不少，故借題乘其離山之際，猝然來搜查，小人並無所得而去。這件事使我神經極不愉快，更加努力做得處處天日可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