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三一 抗日戰起
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七月的一日，我從杭州上莫干山不久，接廬山管理局局長譚炳訓君快信說，他奉命為我尋了寓所，我將被邀參加在牯嶺召開的廬山談話會；此會議中有不少膺白的朋友們參加，張岳軍先生夫婦不日可到云云。同時范石生先生由牯嶺致書上海徐鹿君先生，請其送我到九江，他將下山到蓮花洞接我。
朋友們的不棄和想得周到，令我感激。我這次上莫干山是懷著極沉重的心情，躊躇趦趄而後至。半年來為膺白葬事，和陪親友去掃墓，我雖已到過庾村幾次，上山這是第一次。白雲山館一草一木，片紙隻字，都有深長歷史，其滋味只我二人知道，若不為庾村工作，前途尚遠，我實在無勇氣面對這些情景，再至其地。我既已在膺白病榻前說過壯語，這些壯語言之容易，我內心曾幾次怯弱退縮，究竟是生死之盟，我不能不守。我將以庾村工作為我後半生的寄託，則這個山頂是我無法逃避之處，我是不得已而來，既來即不想再走。且我還有什麼意見可對政治貢獻！政治二字，我見而生畏，聞而厭之。陪我同住在山的計仰先（宗型）夫人汪吟霞，雖一再勸我不妨一行，她的好意是勸我不要離群索居。我斟酌而後，不離群的道路甚多，此路我不再走了。寫信謝了譚、范二君盛意，並請代將我的愚忱陳報所有關切我的人。
蘆溝橋事變起，中國對日本，除抗戰已無他途。在此一年多以前，膺白和我在庾村，他亦看到局勢已無可挽救，一日忽問我：「如果大戰爆發，我二人將做些什麼？」我請他先說，他說：「我們夫婦年代不算太短了。中日開戰是中國存亡關頭，我不想要自己看見戰爭結果，任何事，任何去處，只要為國家有一點滴之用，不惜拼此一命，不能顧你。你則如何？」「拼此一命」四個字，他用極沉重之杭州音說出。我回答他：「奔走呼號的事我不擅長，我將在有緣而方便之地區，對壯丁們留下來的老弱，做點安慰鼓勵工作。倘有機會教書，願從史地二門激發下一代的愛國心。年來國、英、算三門功課占去讀書大部分時間，其中國文實亦徒有其名，不被重視。史地二門鐘點既少，青年不感興趣，時空的觀念模糊，對事看不準確。有什麼方法對此有點貢獻，我極願為。」這一席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的「各言爾志」。膺白已經沒有機會再拼其一命，剩我一人，循此心愿摸索，抗戰八年歲月，我戰戰兢兢依著這條路走。
八月初，戰事快到長江，上海市銀行經理朱達齋（豪）先生來電話，勸我返滬為個人生活作個安排。他的好意很動我心境。我一向不負經濟責任，社會上真的赤貧和暴富滋味，都不了解。我亦不善理財，買國家公債存在本國銀行，由銀行代管公債還本付息的事，極方便且亦極安心的一件事了。膺白在時就這樣，我不必操這條心。現在家已破，國瀕危，在一面說，我理財何為？有何法？又一面說，我不但須對自己負責，肩膀上，志願里，還有其他責任需要我負，我不能逃避。我只得匆匆赴滬。這是我搬家杭州後第一次到上海，住在善鍾路賽伏公寓伯樵、仲完家。依照達齋先生建議賣去公債，照一般人當時布置辦法，從金子、美金票到銀元、銀角，我每樣有些。莫干小學校董朱炎之（炎）先生是我姨夫，與我同行到滬，曾提醒我應否將學校基金換成外匯。我考慮而後，這學校基金是膺白頗費心思的一個布置，用國家公債作教育基金是雙重的愛國觀念，我當時參與其事，贊成其主張。我如何在此時忘記這點精神？這點愚忠後來吃了大虧，弄得一文不值，我對不起學校，自己亦十分顛倒，以求補過而難能。
仲完極勸我租屋留滬，她為我著想，租界總較安全，出路亦容易。我的想法，只有在前進中求安全，安全的本身是不安全的。吾人過一日有一日的交代，於心可安，時時在憂愁中過日子，有何趣味？我無論如何解說，她不放心。這時各地到上海覓屋的人日多，托她的人亦不少，她甚至先急我的親友，而擱後她自己的姊妹，我甚為感動。恰巧她所住公寓的下一層，有屋空出，她是七樓兩間臥室，空的是六樓一間臥室，我即租下，她放了心，我仍回莫干山。
我返山不久，八一三滬戰爆發，大家明了這是延長持久的全面戰爭。山上的人都鎮定有秩序，不隨便說話，每日下午到郵局門口候信件報紙。郵局一個胡姓職員最先看到報紙，常對眾演說戰況。他敘述宋哲元軍隊在廊坊與敵爭持的勇敢情形，如同身在其境，大家以為他所知獨多，心焦的時候就去訪胡大海。「大海」是人們給他的綽號，聽他說說亦好。可惜山上的人正欲募捐慰勞，而敵人已在平津成席捲之勢。
我家有收音機一具，每日許多人來坐聽廣播的戰事消息，熙治隨聽隨錄出，分送給聽不到消息的人家。一日，聽到政府募集救國公債消息，我家大小主客都踴躍應募，學校師生更集款輸送慰勞品、救濟品，有人想到秋盡冬來需禦寒之物，能做針線的人開始縫棉背心送前線兵士。一日又聽到政府提議捐獻不動產為救國捐，這消息立刻打動了我的念頭。我願捐獻我惟一的住宅，並其中所有比較值錢之物，我親自起電稿曰：
南京蔣委員長蔣夫人勛鑒：連日聞前線將士奮勇殺敵衛國情狀，心血為之沸騰。殘生有終天之恨，兼人之憤，無以報國，謹將杭州住宅，除書籍及一部分紀念品日用品外，所有房地器具字畫陳設，一併獻之國庫，以供抗敵之用。現居莫干山，以上捐件應與何方接洽？謹候示遵。沈景英敬。（廿六、八、廿四）
不數日接回電三通曰：
杭州周市長探轉黃膺白夫人：敬電誦悉。毀家紓難，為國犧牲，高義熱忱，足以振勵國人，而慰膺兄於地下，無任欽佩，容確定辦法後，再行電告，以副雋意，中正儉京。（廿六、八、廿八）
周市長探轉黃膺白夫人：茲電朱主席騮先接收台端所捐各項房地器物，即請台洽，中正艷京。（廿六、八、廿九）
周市長探轉黃膺白夫人：敬電誦悉。吾姊熱誠救國，慷慨毀家，義聲所播，不但女界同胞人人感動，而我將士亦必聞風興感，奮勇救國，以慰膺白先生地下之志也。感佩無量，特電奉復。妹美齡艷京。（廿六、八、廿九）
我已經毀棄從前密電本，亦久不發電，我的去電系托浙江省政府代發，送交浙江省財政廳長程遠帆先生。遠帆先生曾把我的電報壓住一日，親自到山勸我再考慮；他說：「自己立錐之地總須顧到。」這意思實可感，另外的親友知道了亦有同樣好意相勸，我不復瞻顧，電仍發出。這時，我體會到文字中「義不反顧」四個字的意味，明知朋友們是好意，終將自己一個痴願衝過這些好意，是要點勇氣的。
從此以後，我個人亦有一件小事改正，我的名號劃一，以後我只用「亦云」二字了。
我捐屋的決心，有積極消極幾個理由：其一我與膺白，為其職務故，所感所嘗日本軍人滋味最多，隱痛與敵愾心比人更甚。其二亦為其職務故，被一般人所誤解，以為不主戰即是主和，主和即是甘心屈辱。今烽火既起，國家的政策已定，戰只有向前，各樣的力量愈大愈對國家有益。「人心」是極重要的一點，我為膺白代表此意，首先提倡，以示抗戰決心。此外，有些人不知吾家平日生活狀況，以為總有點家藏珍物古董，我藉此公開，與社會共見。自在山發出電報後，我自己即未再到此屋，不但至戰後，即到現在，我未嘗再經過此屋，進過屋門。膺白為我喜歡杭州西湖，且與庾村往來方便而建此屋；我為膺白喜歡建築，建築是他最磨功夫之娛樂，而鼓勵成此屋；這所屋是吾家南南北北前後住宅中自己購地建築，亦是最講究的一所。設計既定，膺白對我說：「離家鄉數十年，一無成就以報桑梓，乃造屋以炫後輩，中心慚愧。」於是我們決定用此屋時，儘量改變我們閉門孤僻習慣，務多開門與當地人接觸；不用此屋後，贈給地方作公益之用。膺白遺囑還提到我們此約，我今不過提早，用在當前更緊要關頭而已。
我得到許多親友的讚許；吾弟君怡在滬見報，首先來信說：「此舉，雖在手足亦不能不表敬意。」在廬山幾個朋友來信說：「聞訊，只有默然嘆服。」我離上海時，有新銀洋一包，是每年新歲用作兒童壓歲錢之積存，托仲完代為隨緣作有益之事。她來信曰：本擬代作救國捐，今戔戔者不再充公，已送銀行入我戶內；其時政府重申禁令，不得私藏銀幣也。吾家所有字畫，大半系年節生日親友們的贈品，我一一報告：「所惠賜，襄成義舉。」江浙撤退匆匆，未有機會善用此屋，當時我所交出器物，列一清冊，今尚保存，簽名者七人：我的代表人王大綱，接收保管者中央銀行行長張忍甫，主任翁雲生，監點者民政廳長閻幼甫，科長夏翀，財政廳長程遠帆，科長汪筠。昔日空負痴心，今日絮絮記此，不勝慚愧。抗戰後我見過浙江省主席黃紹竑的《回憶錄》，提起住過此屋，一若不知此事不識其人者，故述經過。還有後來的事，下章再記。
莫干小學每年暑假在山上開暑期班，用公益會房屋上課。公益會是莫干山中國人的一個組織，全部住戶分擔造此會所，第一任理事長是膺白，第二任是葉揆初（景葵）先生，是住民公選的。暑期辦學原是公益事項之一，由莫干小學校董會擔任。這一年的八月底，正要結束山校而回庾村開學的時候，發見許多在山避暑之家不擬離山，孩子們需要繼續上課，不但小學，還有不少中學年齡的男女學生。於是我與校長鄭性白教導主任張競心二人商量，擬在山上設立莫干小學分校，且添設臨時中學。這「臨時中學」四個字，後來在抗戰八年中，以浙江而論，各地都有，然最先發起者是莫干山。山上不但有許多學生，亦有現成的教師。除性白、競心，還有校董徐青甫、朱炎之、葛湛侯幾位在山，我們商量之下，用莫干小學校董會名義籌備臨時中學。這是連我六個校董的決議：由兢心擔任教務，性白擔任事務；一面通知在山各住戶，一面由莫於小學校董會呈報浙江省教育廳，為學齡兒童緊急必要而如此辦法，請求承認學生在臨時中學之學歷。住戶的反應極快，不但讀書的學生，亦有願意擔任功課的教師。教育廳的復文不得要領，大意不以臨時辦學為不當，但說明不能承認學歷。官廳不設身處地在戰時民眾的一邊，而只拘泥平時條文。幸虧家長和學生都不在乎承認不承認其資格，在山之家無人不來。從提議到開學，用極短時間完成。
莫干山臨時中學共有初中三班，高中一班，校址即在吾家白雲山館毗連的三宅房子。莫干小學雖仍回庾村開學，山上亦附設了幾班，借蘆花盪小禮拜堂上課。小禮拜堂與「臨中」相隔僅百餘石級，如此照顧容易。所用桌椅，除庾村現成多餘者外，臨時由山上工人製造，白木不加油漆。我們凡可儉之事務求其儉，不可省之事絲毫不吝。向來各校用的教科書，均不一律，我們用兩個原則決定：其一從多數，其二徵求主任教師的意見。我們在油印的報名單上，請學生填明其原來學校所用教本。如此先得一個多數概觀，商之主任教師，然後到杭州購買。後來亦有因杭州書店缺貨，而從便改變之事，此時的交通應以供軍用和難民為主，我們不再求全轉向上海採購了。原來在山上的有英文教師二人，數學和地理教師各一，張競心自己在文理兩科都能擔任些，暫時只缺高級文史及生化教師。幫我們請教師最熱心的是浙江大學的鄭曉滄（宗海）先生，就是譯《小婦人》的一位，他介紹國文教師張惠衣、歷史教師柳定生；張先生請到來山；柳先生系名學者柳詒徵先生女公子，我慕名甚久，當時顧到戰亂情形，對女教師我們需要更多責任以愛護，故未及遠道邀請，柳君本人大概始終不知有此事。生物教師章子琨系由浙東請來，能自己走山挑行李，授課甚重實驗。我們所有簡單設備及儀器都曾應用了。據學生言，都市中的學校未盡有此。自有莫干小學以來，每逢吾家年節有事，親友饋贈都以學校用品，故莫干小學雖在鄉村，而圖書儀器均比較完備，這次都借給中學用了。我在此附帶向這些親友們致謝，我們都一一用到在來學的孩子們身上，未負盛意。「臨中」開學之日，師生群集在白雲山館東面廣場，競心致辭，勉勵學生用「最後一課」的精神讀書，我介紹教師從文史先生開始。
這裡我要特別提起幾個人，都幫我們不少的忙。計仰先夫人汪吟霞，在膺白去世後即來吾家相伴，她的兒女晉仁、德容原是我們寄兒女，計先生做過嘉興中學校長、浙江省教育廳長，與鄭曉滄先生相熟，故托請教師及赴杭買書，都由吟霞、德容母女擔任。那時我在庾村還有一輛車，我家一向鄉居時不有車，有事則臨時向杭州雇用。年前膺白由北方歸，政整會撤銷，汪院長飭將膺白在職時坐車送庾村使用，膺白謝不受，將上海家裡的車開到庾村，以原已有車，為不受的理由。後來膺白臥病，時時要到杭州買藥，車子很需要，以後我一直把它留下來。
吟霞母女正要到杭州採買書籍文具，我臨時接到一封信，是曾在上海允中女學任教的樓文耀先生寄來。熙治曾在允中讀書，我與樓君見過幾面，未通過信。她這次的信是由杭州一個尼庵寄來，大意說：國難中擬有所效力，而不知何所適從，問我庾村工作中有無她合宜的事，並言她是單身，不求待遇，此時正在尼庵教小尼姑書，倘數日內不得我信，即隨眾他徙云云。我將原信交吟霞嫂，請其往訪樓君，告以辦「臨中」之事，倘合意，即偕來。樓君帶了洗而未乾的衣服，當天傍晚即到山上，住在吾家，擔任初中文史功課。
湛侯五舅母陶君輝，長於事務及會計，仕在山館東面之屋，此屋樓下後來作了講室，我們將賬目之事盡拜託她。我們的中學是收費的，但以月計，以便學生中途隨家長離山。若月底入學，則由下月起算，月初來則扣去未到的幾日，務便來學，不使因學費而荒一日之學。學生中途退學，書籍照價收回，如此後來者不缺書。舅母能唱歌，兼授唱歌課。
「臨中」的學生每晨八時上早操，唱《義勇軍進行曲》，住得最遠的學生步行到校，從不後時。離校最遠的一家是浙江興業銀行蔣益之先生家，他家兒女孫兒女都很用功。在山有屋避暑之家，大半家境很好，在「臨中」所見，無不願意克己，愛國心熱烈。上海聞人杜月笙、張嘯林家孩子，與他家司機的孩子同來上學，主人出錢。杜家一個兒子在樓先生班裡，經樓先生循循善誘的教導，從卅幾分考到五十九分。我問樓君何獨惜此一分，不與及格？樓君說，使知前程極有望，而努力尚不足，張家的孫女品學俱佳，詢知其母教甚好。有一男生在高中，年事已長，最不守規，其家與張家有素，由張女暗告其祖父，警戒該生自動退學，不結怨於學校。募救國捐，縫製慰勞品，全體男女學生俱出力。
我每日早晨向窗外望著一個個「小壯丁」步上石級進學校，課畢看他們跳躍而去，亦有時到操場看早操，他們的體操姿勢並不像受過認真訓練。近年的學校對於體操，尤其團體操和步伐姿勢，似乎比我少時的學校更不著重，不知是否因學科太多沒有功夫？抑或都市地貴沒有操場？熙治知道我在看操，往往特別賣力。對著這些年青學子，我相信中國否極泰來，復興有日，寄以無窮希望。我的情緒這時尚甚脆弱碰不起，然心裡亦在準備能參加一課兩課的書。平常國文教師張惠衣請假回家，他的功課由競心代；一次，適值競心自己有課，我知道他很希望有人代完一篇《左傳》「子產壞晉館垣」；這是我幼時父親為我講得聲容並美的一篇，我很想告奮勇去代，嚇得熙治和我一個表妹朱西牧百計懇求我勿去，說她們一定自己讀之爛熟。我如此不受歡迎，以後遂未再嘗試。
我們這個臨時中學雖然沒有校長，但是人人效力。我住在隔壁，每天有一定時間，等候師生來問訊。每星期六的中午，全體同人在吾家聚餐，廚子總預備大碗可口的餚菜。屆時各人提出應興應革之事，經眾同意者，次周即實行。國文教師得意而背《孟子》「未之有也」，樓先生說生平未有如此痛快之事。我覺得是我們規模小、人少而集中之故。莫干「臨中」氣象之好，在乎教者讀者和家長都能「合作」「認真」。因這個學校，許多人延遲離山，亦有認莫干為桃源而特來避難者。「臨中」曾請他們到小禮拜堂講演，各自擇題，這講演會每二周舉行一次；記得有顧壽白醫生講「傳染」常識，林烈敷先生講「西北邊疆人民生活和風俗」等。本校教師及學生亦有參加過講演的。
五舅湛侯是一位業餘自我學成的農業家，我們稱他為「多九公」。以前膺白同他談農牧之事，是選購精種，不惜工本，成就在遠處大處，我無此氣魄和力量。庾村的地，土層極薄，產物瘦得可憐。幾年來僅在山坡植了松林，開墾過一片桐園，由嚴州聘來工人指導。浙江不是產桐油的大省份，但嚴州的漆與桐油亦算有名。我們種的是「七年桐」，還是膺白手裡的事，此時尚無出產。
我同五舅商，我們先「小做做」，從畜牧著手，畜牧從本地羊和豬開始。我說，十塊錢一畝荒地，加工加肥四十元，當地熟地。他驚奇我能懂得到此，他說我肯如此，事便不難。仰先嫂是崇德人，崇德的羊很好，她聽見崇德農人的話：「養在棚頭，賺在場頭。」棚頭飼畜，其肥料利及土地，是盈餘。我就想如此做，五舅不反對。管庾村農場的潘雪超，原是五舅在閘口農場的工人，娶仰先嫂的使女，仰先嫂待使女如家人，將來當可替我照顧幾分。我已經備款要叫潘雪超到崇德買羊，金華買豬，紹興買雞，性白趕來表示異議。性白的看法是對的，戰火眼看要延到內地。豈可再拖開場面？而且這些場面，將來責任都要擱到他身上。我的想法亦不為無理，地方一日在手，一日需要有活力生氣；庾村的工作基礎，人和地皆現成，並非突然多事；失敗有限，成功則更增我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但結果是我尊重性白的意見，而中止這個計劃。
秋收期到，農民照例來「公共倉庫」押米。我們的米倉在庾村公路車站對面，可容一千擔米。每年秋收以後，農民押米於庫，資以周轉，明春待價而沽，他們最以為便，是我們無意而成的一件實際工作。性白、競心來與我商：米倉地處衝要，萬一因亂被劫，不但虧本，還須賠米。又戰況不利，米價大跌，而農民需款更急，宜如何辦？我們商討而後，覺平時向通有無，何況此際？決定照押。且因米價下跌之故，往年押六折七折，本年加成受押，值五塊錢的米，以九折四元五角押付。這年的存米地點，由性白與農戶商，不集中於大倉，而分儲在各小處。有性白的安排，和農民的合作，這件事後來結果甚好，毫無損失。倉庫押米，只取極低手續費，不收利息，我們開始是戰前的法幣五千元，收回亦是此數。
提到我們這個米倉是無意而成，我要得罪一個或幾個並不知名姓的公務員，浙江省公路通到庾村以後，有了一個車站，這車站離莫干小學不過百步，頓成一個熱鬧區域。安慶工人出身的王有芳得到「公路局」許可，在車站對面沿河自己的一塊地上造了一間大停車房，四間小車房，供往來旅客洗車停車之用，經營一年，獲利頗厚。照原合同，試辦一年，可以繼續，條款中須有救火清潔等設備，亦未違章。不料一年期滿，王有芳一連接到幾個公文：初責以設備不周，不准繼續，次責以估價呈報，公路局將收買其車間。王有芳決定停止營業，不願作價被收買。最後的公文是其年九月底以前，不准停業；此因秋季海寧觀潮，各地來浙江遊客可能轉到莫干山，需要車間。王有芳年事已高，在安慶工人中為前輩，受人尊重，他的後輩雖已讀書，本人識字無多，對這些公文不甚了了，但知不是好意。來見膺白，看前後公文，顯屬有意為難，問他意欲如何。他堅求莫干小學收買其地。膺白問：「既肯出賣，何妨估價讓公路局收買，或者並不吃虧亦未可知。」他意有未平，言即使高價亦不願讓，於是膺白照其價買歸學校，將四間小車房無代價借給公路局使用，以一年為期，而以大車間改成倉庫。吾家在鄉間不管公家閒事，只此一次救王有芳之急，然仍借給小車房，不使公路局難堪。這倉庫與車間，抗戰時毀為一片瓦礫，我迄無力恢復之。
浙江大學竺校長藕舫（可楨）夫婦到山來訪，他們正在打算浙大遷徙的問題。我自己在山雖未萌退志，然莫干非可久安，於大學不宜，據實以告。他們想把孩子送「臨中」寄宿，我答應照顧，後來局勢急轉，未成事實。我想起杭州的「圖書」應早搬開，請其向有關的人陳述。他談起我所捐屋，謂聞有人提議發彩票出售，問我意見。我說：「為抗戰用，已經提出，但憑政府處置。個人則不取賭博方法的。」
同學趙佩文（懋雲）由她家鄉四川榮昌縣來信，謂江浙恐不守，請到她家避難，這是第一個來邀我的朋友。後來還有武漢方面膺白的朋友，都令我感激。我函謝佩文，我以為江浙駐有重兵，且築有極堅固之防禦工事「興登堡線」，不想半年的堅守都不能的。
白雲山館石砌前有一棵大楓樹，為全國最大的一棵，入冬葉褪深紅色，以前我們在此時都已返滬，故未見過。這一年滿樹紅葉，扶搖上天，婆娑蓋地，景色正對著「臨中」高年級的講堂。我常常想，這小小山頭，能作「避秦的桃源」，亦能作「亡秦的三戶」。同居的計太太、樓先生漸漸以避地之說打動我，她們聽到幾家人家的遠行計劃。一日我對她們說，在山我還可以做一點自己以外的事，出門將何之？人地生疏，累朋友於心不安，無人照應，寸步難移。於是我們心又定下來，不作任何準備，但我從不勸別人留在山上。即我們學校的安排，亦只使人在山一日有一日書讀，始終給人以流動自如的。伯樵、仲完曾來山上，伯樵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已在夜間疏散重要物資，暗渡錢江大橋。仲完想留在山上，又想勸我走。他們離山赴杭，我又清靜下來。浙江省政府決定撤退之前日夜間，財政廳長程遠帆偕王大綱到山，告我明日將離杭，在杭與伯樵等談過，恐我出門無人照顧，與大綱商，願否再來吾家，大綱一口答應，故立刻請他攜鋪蓋及一小皮包，隨同上山。危難中許多故人不忘我，令我感激。從此，大綱等於吾家一個子弟，助我各種事務，在抗戰時及抗戰後，我所經手之公私各事，無不有其一臂之勞，到一九五〇年我全家離香港到美國為止。
廿六年（一九三七）十一月的一個深夜，庾村來電話，說話者是吾舅葛振民（敬康），他剛由南京到庾村，有卡車一輛來接我，是伯樵等所安排。他告訴我，白日有空襲，在京杭國道上車須夜行，他們深夜到此，擬次日夜間回京，要我在傍晚以前下山到庾村起程。他另有小車來接敬安姨母返京。我斟酌之下，時勢至此，不再以無用之身，僕僕道途。與仰先嫂商，請她攜德容，並代我將熙治帶走，我仍留山。康舅再來電話，我不下山，他亦不歸，請勿固執。我的妹夫錢乙藜，與仲完復由南京來長途電話，謂此系最後且難得借通之軍用電話，請勿負朋友之情。仲完說話等於哀求我離山，她們在乙藜家候我。一日之間，仰先嫂代為整理各人行李，女教師無家在山者均同走。性白、競心都主張我走，減少山上目標，說我可為之事他們必繼續為之。遂與性白商必要時學校、農場種種措置，我告訴他，同人安全為第一，身外之物請勿顧惜，屬於我私人者更勿措意。我堅守此約，抗戰八年中，性白夫婦及其他往來山滬之人，我從未乾以私事。對於文件，托以不能保則毀，此事性白夫婦為我辛苦妥善保存，使我今日還有一點可貢獻的史料，連裝置藏山的工友，我終生感激不忘。性白夫人名李雪鈞，亦屬莫小教師，後亦參加我們校董會。終抗戰之世，她夫婦堅守崗位，直接保全了莫干小學，間接保全了莫干山。
在夜色蒼茫中，我們一行人到庾村「文治藏書樓」，此時吾家在杭州的書亦已搬到此地，我曾與浙大竺校長談杭州圖書館的書，而我們自己的書我一點未有安排。這時莫干小學的小朋友們已放學回家，都未得見。經過膺白的墳，我默念：萬一被炮毀如何？繼思普天之下，何處非先人廬墓！膺白若不死，正欲「拼此一命」，則何惜此白骨？忽然一個奇想湧上心頭，我托性白：此地若為敵占，臨走請用泥土掩蓋石碑，不留名姓於淪陷之區。
（原載《傳記文學》第六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