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二四 莫干山
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這辛稼軒詞句，我拿來安慰膺白，勉勵自己。我二人和女兒熙治，亦就是在山的二三子。我生長河濱，愛水不愛山，為膺白故，我遷就他。我們與莫干山成生死之交，一家三口，走遍山上可走的路，認識每一個同時的人。提起「五百〇九號」或「黃部先生」，附近的人無有不知，而且帶點親切感願意做朋友。黃部先生是許多山中朋友給膺白的名稱，他們不知道什麼部長不部長。
浙江多佳山水，然莫干山既不秀麗，亦不雄壯。我們到莫干山是偶然的事，非經選擇，而莫干山占了我們各人一生很大地位，很久時間。熙治還在小學年齡，我自課其讀書，她沒有同輩作伴，非常孤單。膺白在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秋病重，從莫干山到滬進醫院，旋即去世。我則在一九五〇年，等候我們莫干農村工作同仁年假到滬，商量我是否應該離去，而後決定出國。莫干山占我一生最好時間，從我卅五歲到五十五歲；亦占我和膺白夫婦生活最後一段，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到廿五年。在此地，盛暑嚴寒，風天霧季，殷勤晨夕；在此地，盡忠補過，得理安心，孜孜歲年；此地給我的記憶太深。有人以為我們享「高蹈隱居」清福，我們是很寂寞的；有人以為我們有「離群索居」怪癖，我們是始終熱情的。抗戰前後，我已孤身，為它鍥而不捨。一九五〇年，人勸我尚有可為，我為它掉首遠行。我的行和止，絲毫不敢先為自己打算，念茲在茲為莫干，迄今莫干山的人和事，雲樹依稀縈我夢寐。
關於莫干山我要寫前後兩章。前章即本章，我先述匆促到山經過，和立願在此為農村工作情形。後章則在抗戰後，如何謀復興這些工作，俟下文再見。
民國十七年的五月底，膺白辭去外交部長本兼各職。如此，一般人更覺得濟南慘案責有攸歸，他無論如何願為國家受過分憂，他究竟受了委屈。正在「彷徨不知所之」之際，他的總角交徐青甫先生已從杭州趕到，立刻要我們跟他同走。這正是需要朋友的時候，我雖然一向稱青甫為大哥，這時他真是一個大哥了。我收拾簡單行李，與膺白隨他同到杭州，嫂嫂已在他們龍興路住宅為我們安排好了房間。不久，浙江省政府蔣伯誠先生為我們備好游富陽的船隻；我們認識伯誠夫婦由於伯樵、仲完；仲完是青田人，比我們更熟悉浙東情況，特地從上海來陪我們同行。青甫兄嫂、仲完、膺白和我，溯錢塘江一周回來，到過嚴子陵釣台，那釣台其實離水甚遠，我們記起「江河今日下，愈見釣台高」和「子陵有釣台，光武無寸土」的詩句。心裡徘徊，不知向哪一處走！總之不想回上海。忽然記起幾個月前曾到過莫干山，於是再作上山之計。仲完在上一年的夏天，到莫干山住過一星期，回上海後告訴我山上情形，有鐵路旅館，有西洋傳教者避暑房屋。其時膺白正忙於組織上海市政府，我們不敢作游山之想。不久，蔣先生下野，膺白立即辭職。蔣先生偕岳軍先生往日本，囑膺白勿離滬。我們偶有遊興，只到杭州為止，電話可通，當日可返。直至這年十一月底，在滬無事，由仲完陪往莫干山一次，時已冬季，旅館已停，借住莫干山療養院隔壁一所空屋，由療養院廚房供給我們伙食。恰巧遇見療養院一個沈醫生，是以前總司令部軍醫，曾在廬山相識，招待我們十分殷勤。我們白天走山，晚間在屋內生柴火取暖，談閒天。其時山上家家屋空，管屋的人都肯開門給看。西人避暑設備簡單，而皆清潔可用。據云最近二年，因中國排外口號，西人皆不敢上山，故夏季屋亦空著。這次所得印象甚好，因十二月初蔣先生婚禮，我們必須回滬參加，僅小住不到一星期。
從富陽回來，我們決定再上莫干山。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館已開，每日有從杭州拱辰橋開往三橋埠的小火輪，約三小時可到，由三橋埠坐藤轎上山，約一小時半，一切聯絡組織均甚便利，是滬杭鐵路所主持。小火輪每日接候由上海來的快車。中國人自辦的旅館，我們住過山海關及莫干山兩處的「鐵路旅館」，皆與外國普通旅館相仿，且價廉物美。
我們住在莫干山鐵路旅館，朋友們陸續來山訪問。凡和膺白共過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為朋友。他在職時，不肯慷國家之慨，未必盡如人意，事後則人常想著他的個人熱情，和沒有門戶之見。他儘可能留用前任留下來的重要職員，亦決不鼓勵和他關係深切的人跟著他辭職。「入我門下，不可再入別人門下」的那種狹窄態度，他從未有過。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長時的總務司長陶益生（履謙），幾年後政府發表他兼任內政部長時，他還保薦益生先生為內政部次長代理部務。有人以為「陶履謙」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親戚，其實一個廣東人，一個天津人，毫無關係；膺白和他系初識。
膺白覺得我們必須靜下來，安居一地，勿再累朋友們為他不安。我們商量在山上借一空屋居家，他本來愛山有癖，我極力贊成。這一年，西人業主尚都不上山，空屋極多，許多願出賣。我們在鐵路旅館臥室遠望的一面，一堆樹林中有一所屋，我同膺白每日望見，甚為合意。去看，一塊梯形園地最高端一座屋，屋內一臥室一起坐間均極大，朝南有甚寬暢陽台，後面有儲藏室，上面假樓亦可置榻。業主去世，太太在滬急等錢用。於是膺白留在山上，我獨返滬成交，即帶行李，攜熙治到山；無論如何，這個夏天決計全家住在山上的了。
我下山之日，逢大雨，衣履盡濕，到滬即做雨衣兩件，為自己與膺白各一。不料返山又逢大雨，小火輪原定下午四時可抵三橋埠，因河水高漲，幾處橋洞不能通過，繞道而行，至晚八時始到埠。膺白亦向朋友借了雨衣兩件，下山接我們，我們冒雨登山，坐著藤轎，轎夫涉水而行，以樹葉掩護手提燈籠，行路甚慢，到旅館已午夜十二時。熙治坐我懷中，一路早已睡著，次早醒來，見山頭屋宇都在眼下，以為「與天已近」，她時年六歲。
莫干山一共三個山頂，都在一望之中。五百〇九號英人「瓊司」家的屋在東頂，種有不少楓樹，入春滿園紅葉，原名「春園」。這些楓樹，我們進屋時小者二三尺，大者身高，迨我最後一次到山——民國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已蔭可蔽園。屋內器具都現成，床榻碗盞俱備，我們喜其簡樸，一切保存使用。若干年中，僅添藤沙發椅一套，各人書桌一張。其後吾家在山上添築客舍，山麓建藏書樓，向上海搬來用具均較新式，但自用之件始終是瓊司家舊物。我們不能不除去瓊司家原有門牌；這舊主遺物，後來我們以之砌入園中一處石座，以存紀念。膺白同我商量給這屋一個新稱，得來全不費功夫。在這以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整理由天津運來的書箱；一向我們書放在書架，搬家則裝大木箱，書架已一再放棄，書籍裝卸亦苦費手續。膺白想起舊時以小木箱置書之法，平時疊疊如櫥，搬動時原箱加上夾板。伯樵介紹其素識利通木器店，價目公道，主人頗有匠心。膺白和他討論，他建議在書箱門上標明書類，並刻上一個齋名。膺白沒有用過別號或書齋名，忽然想起我二人有過一個宿願：「他日終老山間，讀書為樂」，不期脫口而出「白雲山館」四字，遂即以此四字刻在書箱。此時要為山屋易名，一索即得，故「白雲山館」是先有其名而後有其處。
人不難有淡泊之志，而難有寧靜之心，我同膺白時時互相勉勵。君怡有一年送過我幾種商務書館出售的石印對聯，中有一幅康有為寫的「天爵自尊吾自貴，此心無怨亦無尤」，我很喜歡。山上霧多濕重，普通字畫易霉易蛀，我們捨不得用。這幅石印的對聯我拿到山館掛著，掛在膺白書房，亦即在我們臥室門口。我們已把大臥房隔分為二，成為一間書房，一間臥室。後來又把假樓改為真樓，則我亦有一間和熙治合用的書房在樓上。熙治在課卷里天真的寫出：她所最不喜而我所最喜的地方。
膺白的一個朋友李曉垣先生，自己研究佛學有心得，常以此來慰藉我們。在他以前，膺白曾有兩個佛門朋友，那還在我們居天津時，一個是太虛和尚，一個是韓達齋（玉辰）先生。太虛和尚並不向膺白說法，膺白因他而略知經典的事，我似乎知道他解說《四十二章經》。韓先生來吾家時常講「瑜伽」「因明」，膺白聽得不耐煩而託故退出，往往客廳里剩我一人，我並不懂，只為禮貌而陪客。到上海後，李先生送給我們幾種佛書均未開看。我們在滬之日，每至傍晚有點寂寞時，膺白常問我：「叫車去接菩薩來談談如何？」「菩薩」是我們給李先生的綽號。李家的傭人傳述李先生如何孝事老母，每晚要陪老太太，等老太太睡好，摸摸蓋被，然後退出；遇著自己遲睡，或風雨之夕，還要進去看看。這些話由我家傭人傳到我們耳朵。膺白雖和李先生有數十年交誼，但不深悉其居家情形，聞此，我們二人都有點感動。李先生口才大不如前述二人，但我們對他所說法，因其人而漸漸聽受。任何宗教是雙軌的，以佛法言，一條是「上求菩提」，一條是「普濟眾生」。前者亦稱「自求解脫」，得心境之平安是也；若學佛而只為此，佛家稱為「自了漢」，遠非究竟。
我們上山時的心境，幸虧有過這點因緣，一日一日平安起來。我記山館之事，曾有「東頂頻添舍利座，春園買作維摩室」，「更年年攜手白雲中，尊天爵」等句，都是寫實。我們一年一年在山上住下去，大概每年清明回鄉掃墓後上山，冬季下雪後返滬。山上沒有生產，食品都從三橋埠肩挑而至，冰雪載途之日，販夫不能按期而來。跟我們的傭人亦歲晚思歸，故每年最冷幾個月不得不回城裡住。
在山日常生活，我以教熙治書為主；我以自己幼年新舊參半的讀書方法教她。性情不同，我講得好點的功課，未必她所喜歡。時代亦不同，我有機會讀書是很幸福，等於有伴娛樂；她的時代已經學校林立，同學成群，而我將她與我困在一間書房，我們師生成績都不大好，我成為嚴師而非慈母。膺白獨在樓下書房，他每日早餐以前，已經跑過一回山。「塔山」是莫干山中間一個山頭，亦是最高點，他通常晨起出繞塔山一周而歸早餐。我和膺白開始學靜是臨帖，他寫隸書，我臨魏碑。他書法並不佳，我的字是性急塗鴉，無可再糟，用功已來不及。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言「我心有神，我手有鬼」，我看了懍然，寫字，我豈只手有鬼，心亦然。包安吳和康南海的書都看了，所述碑帖路數，有機會亦買來看了，終是無用。我們寫了一時字，手依然故我，然心境則大為改變。我常常在熙治放學後還不出書房。熙治放學，膺白帶她跑山，和她玩車馬炮，她還不會下象棋。這玩意是二人手中各捏一隻二隻或三隻棋子，攤出來比，車大於馬，將士相贏過車馬炮。輸幾次吃幾記手心。熙治輸，當然伸出手心來；膺白輸，問她：「你打我麼？」熙治覺得不好意思，願代受打。她貪圖這玩意，不論輸贏都挨打。前廊陽台上我們用粉筆畫成格子，叫木匠做木棒木餅，做輪船上的甲板高爾夫，這運動有時我亦參加。我其實頗能走路，但他們父女出門常流連忘返，使我不敢同行；走了出去，沒有他法，累亦只有仍走回來。膺白慣走崎嶇的路，像他在世時的命運。春天花開，和秋季稻熟，是我們合家坐轎游山時候，經過各個山村，有時借農家一席地，吃我們自帶的乾糧，煩農家煮一鍋飯和菜，請轎夫們。逢山路曲折，轎夫走得氣喘時，膺白總自下轎步行，轎夫一再催他始再上轎。幾年以後，這些木匠、農家、轎夫都成了我們莫干小學學生的家長，我們在學校的禮堂、飯廳，都有與他們同座聊天機會。
白雲山館正面前即是那個梯形園庭。莫干山多竹，但我們園裡竹不多。除楓樹外，有松有杉；杉有柳杉、刺杉兩種，我同膺白都喜柳杉之似柏樹而不喜刺杉；後知刺杉方是有用之材，始恍然樹亦不可以貌相，遂謹謹培養。白雲山館是山上最整潔一個園庭，主人自任花匠，他從書房出來，即在園中修枝剪樹，高者搭梯而上，亦不假手他人。石工木匠是膺白最喜接待之來賓，上門必有生意。可能一不知二不曉，工人來拆某一間房頂，或改某一處行道，我欲參末議而已不及。建築是膺白最喜的消遣，亦即我家最大漏卮。白雲山館樓梯下空處做成壁櫥，有三個方向，分七個門，放碗盞、報紙、雨鞋、煤油燈、蠟燭台，各有定所，均其得意之作。
浙西的農村有絲茶之利，本稱富裕，但我們所居屬武康縣——武康是浙江省一個三等縣，所屬山鄉皆地瘠民貧。我們每次游山所遇鄉村老小，大概都不讀書。上面述過我們一個宿願：「終老山間，讀書為樂」，這次竟在無意中做到。一日，膺白又和我談到我們另一個志願：這志願形成於民十四（一九二五），我們在北京郊外香山，熊秉三（希齡）先生請參觀其所辦「慈幼院」，慈幼院的學生都是孤兒。膺白那天演說第一句謂自己是個不滿七歲喪父的孤兒。參觀回來，我們討論慈幼院，念著這許多孩子和將來他們在社會上的立場，如何成家立業？我記起一件事：清末我由母校派在保定教過半年書；保定府倉門口的女學校，即後來河北第二女子師範，最初是以育嬰堂的女孩子組織而成。那時河北省還稱「直隸省」，保定是省城，一個方伯（藩台如後之民政廳長）增韞，將自己的女兒送到這學校讀書；他是旗人，有氏無姓，育嬰堂的孩子亦無姓，他的女兒和這些孩子同以「鍾」字排行，不分彼此。在那時女子不定入學校，入學而與孤兒排行取名，這位方伯是非常人。我們固主張革命排滿，對這樣的事與人，應超出政治種族一切而起敬的。這位增方伯在辛亥革命時正為我們浙江巡撫。幸而膺白告訴我，當時問其自願，一家平安送出省境的。
我同膺白曾經商量過：我們將來做些什麼事以貢獻於社會？二人都同意「不拘一格」。因此我們立了一願「受諸社會，報諸社會」，但視需要，沒有成見。至此，他提議在鄉村盡一點力，從義務教育著手，我立刻贊成慫恿，乘自己健康，可多加一分心力。我們決定儘量用自己的力，方符報答之意。在開始進行時，我向膺白表示我的決心和服務方法：他空閒，不需要我時，我不插嘴；他無暇，事情需要我，我決不卸責。這工作在二十個年頭中，四分之一時間在膺白生前，一切宗旨規模由他手定，其餘四分之三時間在我手。經過抗戰，力不從心，事倍功半，我將在後面《戰後之莫干農村》章中自白。此處記膺白所開倡之事，先節錄感憶錄中鄭性白、張鏡心二先生文，說明他躬與其事的經過。鄭、張二人都是我們工作同仁。
鄭性白《黃先生與莫干小學》如下：
「我從小沒有父親，家境困難，除母教外，全靠國家和社會的培植。近年常居莫干山，每次經過鄉村，總看見許多小孩，或逗留道旁，或嬉戲山間，一無所事，這當中不知耽誤了多少聰明有為的青年。我國自古以來，成功的將相以及各種大學問家，多半是窮鄉僻壤的農家子弟，在這樣山清水秀的莫干山四周的鄉村中，正不知蘊藏著多少聰敏可造的兒童，但是他們的父母都無知識。在國民教育還不能普及的我國，眼看著他們又得學著他們的父母，豈不可惜。把一個國家建設在這樣的國民身上，又豈不危險。回想吾幼年曾受社會的幫助，現在也應做些社會事業，這也是應盡的義務。所以我在購買山上五百零九號房子的一年，同時在山麓的庾村也買了十幾畝園地，想將來在那裡辦一個小學，同時做一點改進農村的工作。在一年以前，因為中華職業教育社在徐公橋主辦鄉村改進很有成績，就托黃任之先生物色一位辦學並主持農村改進的人，但至今尚未找到，無形中又擱了一年多。不意『九·一八』和『一·二八』事變相繼發生在南北，鄰國的謀我愈急，國事日非，所以我想要為社會盡一點義務，也得趁這還有可為的時候了。」這是吾們故主席校董黃膺白先生在「一·二八」事變定後對吾一番很懇切的談話。四月下旬開始選擇辦學的適宜地點，因為庾村已在一年前設有鄉村小學一處，想在山麓其他方面另擇一未有學校的地點，但多是山村，人口稀少，交通又不便，後來查得庾村學齡兒童有一百多人，而在學的只二十人左右，曾去參觀了一次，在上課的不過十一二個學生。據校長說，開辦時也曾有三十幾個兒童入學，後來都中途輟讀了，家長都不明了子女求學的重要，實在沒法辦理。從他的說話里，可以知道這個學校還沒有適合於村民的要求，我把這個情形報告先生之後，先生為審慎計，決定親自做一次視察。在隔日我陪著先生步行到庾村，走進西面山谷里的一個小村叫做莫乾塢的，看見許多天真爛漫的兒童在溪邊玩著，先生問他們空著為什麼不去讀書，他們只低下頭去微微一笑。後來碰著一位老者，先生就和他談話起來，知道這個小村子裡也有三十幾戶人家，大約有二三十個兒童，都還沒有上學。先生問他為什麼小孩子都不讀書？他說：「庾村雖然有一個學校，但是在汽車站外面，小孩子走過車站總不大妥當。況且我們農家的孩子讀這些洋書也沒多大用處，要想自己請個教師來教他們又沒有錢，也請不到好教師。」先生問：「那麼要是我請一個教師來教他們怎樣？你們村子裡有沒有房子可以辦學校的？」老者說：「那當然好的，那面這個庵（手指著一箭路外的白雲庵）倒是六開間門面的房子，要是可以用，那麼學生上課和先生住的地方都夠了。」說到這裡他才想起問：「先生你尊姓？是哪裡來的？怎麼這樣好？肯請教師來教我們的孩子讀書？」待我替先生向他說明來歷之後，那老者驚訝地叫了一聲：「原來是黃部長先生。」一種雖未見過面而景仰已久的神態畢露在面上，就此到庵里去商量著怎樣修理校舍，怎樣招收學生等問題。後來先生對吾說：「你看他們望兒女讀書的心是如此之切，我們趕緊籌備，決在最短期內開學，你一個人先教授起來，讓他們早一天有得讀書也是好的。」第二天清早，先生手裡拿著一張圖來對吾說：「我昨夜半夜睡不著，我想辦學校總得建築幾間校舍起來，一方面兼作將來改進農村的辦事處才好。我已擬了一張校舍草圖在這裡，你把它謄清一下，就給營造廠估價，我想最好在舉行開學典禮的一天，同時行奠基禮。」一所五年來很覺適用的校舍，就是這樣脫稿在先生半夜的不睡之中。
張鏡心《黃先生之農村事業》如下：
自民十七以還，黃先生頻歲山居，常以暇日遍訪山陬村落。以深入民間，故於農村生活見聞親切，目睹村人知識之幼稚，身體之羸弱，道德之媮薄，與夫生產手段之拙劣，益覺鄉村為國家之本，以如此之鄉村與人民，何以興建近代國家，而抗敵圖存。於是決於莫干山麓之「庾村」，手創農村改進事業，以為實驗而資倡導。黃先生所以以莫干山麓之庾村為初期實施改進之區域者，因於庾村之自然的與社會的情形有明晰之觀察也。庾村四圍皆山，修竹茂林，經冬常綠。西有莫干山，滿綴近代建築，不啻一幅風景油畫。然而蚩蚩者方凍餒之是虞，比年交通愈便利，汽車可以直達京杭，而農產山貨之運輸，依然惟人力是賴。嗚嗚汽笛，傳來近代消費之風，硜硜農人，不改中世生產之舊。五年以前，成年者僅二三人曾受舊式教育，兒童則皆失學，風俗澆薄，苟安懈怠，僥倖自私，復多染有飲酒賭博之惡習。故庾村實為崩潰中之典型的中國農村。黃先生既決定以庾村為改進區域，即根據以學校為中心之原則，於二十一年六月設莫干小學於地點較為適中之汪家村（組成庾村之一小村），其始僦民居為教室，辟荒地為運動場，繼即自建校舍，半年而落成。廿二年三月，借一通力合作之事件為動機，組織「莫干農村改進會」，組織既具，村人亦以學校為一切活動之中心，於是按步驟實施預定之計劃：
一、自教關於兒童教育，設有莫干小學。成人教育，由學校輔助改進會辦理之，設有農民夜校、農民教育館等。
二、自養
（1）改良蠶種之推廣前數年來，絲價慘落，蠶業大衰，經改進會提倡新法推廣新種後，黃先生授意，特許以土種掉換新種，如有損失，照土種預計收穫賠償，收入大增。
（2）改良麥種之推廣村人向少冬作，勤勉者略種芸苔蠶豆。廿二年冬提倡種麥，特約農家試種金陵廿六號種麥，成績甚佳；乃收集麥種，貸與農人，推廣面積。
（3）提倡造林與植桐莫干山建築繁興，原有林木紛紛砍伐，未成新林多為人偷作燃料。改進會四年以來，提倡造林，先後所植松杉苗木幾三萬餘株。去年復提倡植桐，先由學校植桐二百餘畝以為之率。
（4）信用合作庾村信用兼營合作社成立於廿二年春，辦理放款、儲蓄及購買等合作事業。
（5）公共倉庫廿三年冬，黃先生在山見村人新谷初登，即盡數賤價出糶，以償夙逋，不留餘糧，越年青黃不接，勢不能不高價糴入，因指示改進會設立押米倉庫。
（6）旱災救濟二十三年大旱，先生夫婦見災情嚴重，斥資救濟，並詳示辦法，務本自食其力之原則，分貸賑、工賑、急賑三種。工賑結果，開池二，築閘二，修堰三，疏溪修堤十餘里。此次救災歷時百五十日。
三、自治地方自治事項中之戶口調查保甲組織等，本有鄉長負其責。學校及改進會輔助其進行。此外另組調解委員會以處置糾紛而避免訟累，立山林公約以尊重產權而保護林業。至婚喪禮俗之改良，亦有相當效果。
四、自衛包含警衛、衛生及消防等事項；其中衛生事業開始於學校初立之際，余則發端較遲。上述為五年來見諸事實之一般情形。自去歲起，黃先生見改進區內各種事業漸就軌道，乃先後輔助鄰近鄉村（孫青鄉、何村、莫干山）。組織阜源、何村、劍池等三小學。於是鄰村人士就「以學校為中心發動農村改進」之觀點，而確信黃先生將擴大其改進事業於該數村矣。
在膺白手裡四年多時光，除上列工作外，有「文治藏書樓」是紀念其父親友樵公諱文治而名的，其他工作皆冠以「莫干」地名，實際是在莫干山麓的庾村。庾村是由三橋埠上莫干山必經之路。「文治藏書樓」是未來的「莫干圖書館」，已經附有公開的閱覽室。建築時為思親，膺白作有《懷抱思親圖記》，事先請章太炎先生作有《文治藏書樓記》，門前「文治藏書樓」五字橫額，是吳稚暉（敬恆）先生寫的篆書。
《懷抱思親圖記》略如下：
我生未七歲而孤，先父友樵公聲音笑貌均不能記憶。少時見他人之有父者，輒羨而慕之，則瑣瑣問先妣陸太夫人以先父在世時事。先妣為言予三歲時，偶溺，婢為更衣，不慎，痛予足，予大哭，不令更。時值嚴冬，父恐予寒，亟解襟納予懷抱，指門上聯句使讀，意在止予哭也。隔晨，予忽自指門聯成誦，先父大奇，自是日課以字。嗚呼！此予一生受教之始，乃在親恩無意之中。五十年來，每一回思，淚涔涔下。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春，予年五十七，距先父棄養正半世紀，爰築藏書樓於莫干山麓庾村，莫干小學之前，以先父諱名曰「文治藏書樓」。樓成，予妻亦云議作「懷抱思親圖」，以志永慕，友人許君修直為請賀天健君繪之，懸於藏書樓之堂。瞻對畫圖，緬懷當日，悲涕隨之。雖然，父之事實，母之傳語，妻之同情，友之推愛，至性所集，可謂得倫常之獨厚，宜足以慰憂患之餘生也已。中華民國廿五年正月黃郛謹志。
《文治藏書樓記》如下：
項王有言「書足以記姓名」，人至沒世而名不忘者，書持之也；故知書則知榮辱之分矣。莊周欲絕學捐書，以潰其名，世終弗洵，寶玩之未嘗衰。甲者侈其博贍，期與中秘書競勝；乙者亦隨所嗜，以為庋藏。上以承其先人，下以求自補過者，眾矣！情固有不能恝然者也。華亭黃氏者，余先王妣家也。清嘉慶中，徙浙之嘉興。逮今百餘年，而膺白始以朝官著戶籍於杭。膺白於先王妣為弟之孫，宦既通，俄而倦遊，則上述其先人友樵丈之志，入莫干山，樹樓藏書，以無忘世德，而為反初服計。樓成，屬余發焉，以志其事。余少時聞黃氏尊屬子周丈者，尤好書，家貧，每得銀十兩，輒造書肆盡之。性樸拙，亦不盡通其義。嘗以雜職待敘浙江，人或誡之曰：「初謁撫院，宜自飾容止，無喋喋作簡明目錄語為也。」遽大言曰：「皇帝尚當見，何撫院也！」以是人點焉以為戇，卒落魄不遇以終，亦不遺鄉里惡聲，顧其好書不可尚已。今聞友樵丈之風，乃知黃氏勤學敦古，世相漸濡久矣！後之人誠不可以無繼也。自墳籍之興，仍世逾富，今佚書時出四庫外，非其材亦無由遍觀。當友樵丈存時，亦時蹙蹙不足於財，雖好書，因弗能廣致，今膺白有其力矣！材又足以周覽之矣！所謂勝其任而愉快者非歟？雖然，人固有一患，非讀書難，周用難；周用非難，求令聞難；求令聞非難，完之則難。吾視膺白非廓然忘其名者也。當今之世，道衰人澆，求點焉以為戇者固罕；如膺白者，於仕宦得聰慧名，顧亦自用其戇，不自馴伏於強有力之人，以是拒鄰援，故位不極尊寵，名亦不至於大辱；由是日進碌碌然，以樸拙自將。蓋所以上思承先，下思補過者，固非有他道也。余老病且入墓，異日稱與無稱，固弗計，獨念與黃氏三世異姓之好，懼膺白需於去就也，故如其請，作是記發之。章炳麟。
《懷抱思親圖記》寫成立軸，至今尚存；《文治藏書樓記》是一橫幅，不幸在抗戰時失去；太炎先生與膺白均在作此文一年內去世，二者可能都是絕筆。
當我們無意中到了莫干山，萬不料與此地結如此深緣。膺白初以我每日與熙治在書房時間太多，陪他太少，我說：我們想避俗，萬一我不耐閒，則豈能久安於此！熙治還不能住校，又不便延師來山，則只有我自己任教，此不專為孩子，各人忙起來，使有妨山居的問題都自然解決了。
膺白因國難而提前實行他報答社會的心愿，開始在庾村的工作。後亦因國難而不得不受命往華北，焦頭爛額，無濟於事。每抽暇回莫干山，輒加緊工作，他自己所想到或同人所建議，說做即做，毫不躊躇。我無不竭力贊成慫恿。朋友們不知我們有多大抱負、多少力量。仲完看我一心一意跟著忙，一日私下問我：「好像在急急要了一件事？」她的話直中我心坎，我見膺白體日瘦形日憊，種種勞而無功，深恐來日不長，讓他儘量在這裡了他一個願——報答社會，得到些微心裡的安慰。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