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二〇 上海特別市
中國有「市」的組織，自國民政府始。上海是國民政府第一個「特別市」，膺白做了第一任上海特別市市長，亦是他第一次接受國民政府任命。這時中國還沒有過民選的行政官，故市長系由政府任命的。所謂特別市是直接隸屬於中央政府。另有普通市則屬於省政府。
上海的繁榮本只在租界，中國地區等於附庸，後來人口增加，有識之士漸漸注意到吳淞、江灣與黃浦江對岸之浦東的重要。孫傳芳時代曾設有淞滬市政督辦，丁文江先生擔任過總辦，規模不大，後來上海特別市所接收的「淞滬警察廳」及「滬北工巡捐局」，乃由此而來。首先注意到上海的重要，要將上海築成東方第一大港，且擬有大上海建設計劃的，是孫中山先生；這計劃載在中山先生所作《建國方略》書內。
蔣先生對上海注意得很早。我們在南昌，那時上海還在軍閥手中，一日晚間膺白從蔣先生處回來，手裡拿著《建國方略》一冊，說蔣先生叫他看，其中特別折出的一章，是大上海建設計劃，膺白並未十分留心。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的春天我們正回杭州去，在靈隱寺山門口，一個朋友趕來送交蔣先生由南京發往上海吾家的一份電報，要膺白擔任上海特別市市長，膺白立刻復電辭謝。待我們事畢回滬，政府明令已發表，蔣先生亦又一再來電，並囑膺白草擬《上海特別市組織法》，送中央政治會議通過。這個時候「寧」「漢」猶未合併，北伐還未開始，政府忙亂如上「南歸」章所述，膺白實在不願為一件地方職務所困，如果擔任，他要認真做，而此時不可能。他復了一份火氣十足的電報如下：
南京蔣總司令：昨返滬讀筿哿各電，感慨萬狀。兄南歸五閱月，自問未嘗避艱險，辭勞苦，表面雖未居名受職，實際上苟能力之可及，幾於無職不居，無事不做。所以然者，無非為遵守「共嘗甘苦」之遺訓，期以慰大兄於地下，並以完吾儕二十五年來純潔精誠之情誼而已，他無所求也。兄以為今日吾弟之所急，莫過於對國際則運用某國，箝制某國；對國內則緩兵東北，聯合晉陝；對內部則改良組織，搜羅專材；如斯而已矣。茲數者，兄雖不自量其綿薄，卻無日不竭我智慮，盡我全力以為之。今若再益以局部事務，則上述種種，欲兼顧而時間精力有所不許，不兼顧而事實歷史有所不容；此中之輕重緩急，切望吾弟一衡量之。弟若疑兄在滬安居而閒逸者，深願赴寧與弟朝夕同甘苦，較之在多數翁姑下充當媳婦，終日周旋來客，敷衍人事，既不能辦事，又無裨公私，實覺彼善於此。兄年近五旬，性猶如昔，戇直之處，諸希原諒。所有上海市長一職，務望代請政府收回成命是幸。雲漾申。（十六、四、廿三）
膺白怕居職位，不是鳴高，亦非虛偽。他不肯入黨就是不預備在政府做事。他對國家對朋友很熱情，而為自己很冷淡。他最得意的事，是對來請教他的人，說了很心平氣和的話，或出了很合理的主意；對請教他的事，從各方面觀察，而有個近情的答案。還像一個學生對一個考題一般，交得出很好的卷，心裡滿足。我曾經對我的朋友說過，我的朋友大概亦都以為我是個熱情人，我說做朋友先取他。我逢人有急尋我，先懷疑其人究竟對不對，要先明經過而後有勇氣答覆。曾有他兩個部屬，位均中等以下；一次，一人在南京被拘，太太哭到吾家，訴說去探監看見丈夫坐在地上，罪名不知；又一次，一人被上海巡捕房拘留，太太哭訴丈夫被剃光了頭冷水沖浴。兩個太太來時實系找我，我還在盤算時，他已經站起來作行動。在南京的一人平常說話粗心，恐其在清黨時受何嫌疑，他立刻電問原委。在上海的一人，他立刻出去請律師為之辯護，他請的律師是章行嚴；他自己到行嚴先生律師事務所大概生平只此一次。這二人都案情得直而出，經過法律程序而未專靠人情，他的奔走使當事者少吃苦而案早了結。至於願意為別人而低頭之事，隨時皆有，不像他本性之驕傲。
中國政治上最要緊的一件事，他所最怕且最不擅長，是人事。人事弄得好，其他馬虎些亦可圓轉如意，否則會無端荊棘橫生。每次發表一個職務，介紹書雪片飛來；不安插則得罪本人，失歡介紹者；安插則冗員浮於事，慷國家之慨。進了衙門的人亦永遠圈子兜不出來，患得患失，前程老去。尤其不安插舊人，一般人視為人情最薄。政治飯如滾雪球，愈滾愈大，如繞葛藤，難得解開。每次做事，想延攬的人無機會請到，而推不開者必須安排；從政第一關要經過此。在北方時，膺白常臨時吃情，事後向我發牢騷。一次，一個預約說有公事建議，在極忙時消耗他一個多鐘頭而結果是謀差使，他回家將一卷說帖履歷向我丟，我立正對他說，「小的無職，請與貴部下討論」，始一笑而罷。有胃病以後，他這脾氣更厲害，故我亦不望他擔任用人行政的事。
上海特別市市長之職畢竟明令已頒，未收回成命，而且先令膺白草擬《特別市組織法》，送京通過照行；這亦是稀有之事。不僅蔣先生對朋友的信用，還信用他所擬的「章則」能合情理，更可證幾個月來膺白隨時提到之「法制」「制度」等問題，蔣先生很是有意。可惜其時軍事既擾攘，政府亦紛紛，沒有許多人想到「法」和「制」是建國第一步，有了法和制始可納一切「人」和「事」入軌範之中。一個市的組織法不過局部又局部而已。
膺白所擬上海特別市組織法，在當時有特點二：其一是市長制，不是委員制；其二是分權制，不是集權制。這兩點初看似乎矛盾，且與當時一般情形相反；當時一般組織無有不是許多委員，而實際則一人或幾人集權做主。為解說膺白所以既主張分權制而又不取委員制之理由和經過，我先節錄當時上海特別市兩個局長在《感憶錄》里的文章，再述膺白對地方行政制度「多級總攬制」的主張。
公用局長黃伯樵先生（寫文時為京滬、滬杭兩路局長）《懷黃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膺白）先生任上海特別市第一任市長，余承邀與籌備，旋被任為公用局局長，是為余第二次在先生屬下工作。在職中有特別感想兩點：（一）國民政府下特別市之成立以上海市為始，其組織法未有先例。方擬組織條例時，有主張市長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中央各部之各司，但守承啟之責；有主張各局分權制者，以所屬各局如院之各部，有各就範圍議政處事之權；先生獨主後說，使專家可充量設計執行各專門性之事業，無與於市長之進退。（二）上海特別市各局皆系新創，所屬職員自秘書科長以下數百人，市長未嘗推薦一人，一任各局長全權選拔；余之公用局如此，其他各局亦如此，局長中從先生多年者如此，與先生初識者亦如此。以上兩點，深感先生處事無私，立法純公，權責嚴明，相從者不致有越級掣肘之患。
農工商局長（後改稱社會局長）潘公展先生《想到初次會見的膺白先生》文曰：
民國十六年的五六月里某日下午，膺白先生托友人帶了口信，約我去見他，我遵約於次日午前往謁。膺白先生說：「果夫兄曾說起先生在上海工作多年，情形熟悉，而對工潮蔓延更有處理的意見，願聞其詳。」我作如下的答覆：「中國民族工業的一些薄弱基礎幾乎全在上海，如果讓勞資衝突的事實，長此推演下去，不加挽回，深恐民族工業摧毀殆盡。惟如何使勞資雙方互相協助，各得其平，不得不有賴於政府擔負這個責任。國民政府今方奠都南京，軍事倥傯，尚無餘暇及此，如果市政府成立，實不能不先代中央負起這個責任來。」膺白先生說：「非設法使勞資間相安無事，則其他一切市政建設都會受到影響，你看市政府應該怎樣辦？」我說：「本來普通所謂市政，大抵指些路政、警政、捐稅和水電等等公用事業而言，關於勞工問題的實際行政，似乎是屬於中央政府機構所職掌的。不過上海既稱特別市，眼前勞資間形勢又如此險惡，中央又急切間無專職處理的機關，且感有鞭長莫及之苦，則市政府不妨專設工商局處理工商行政。」膺白先生不等我說完，說道：「我們不但要使工商業安定繁盛，同時要它成功一個田園都市。一個都市的繁榮，不僅繫於它範圍以內工商業的發達，同時還要使它周圍的農村一樣生產發達，才有希望。我以為不但要有工商局，簡直可以有農工商局。」我受了他的感動，自告奮勇說：「我願意為先生草擬一個農工商局的組織大綱，同時寫一篇處理勞工行政的計劃。」卻不料膺白先生後來，竟責成我這個沒有行政經驗，同時與他向無深交的人來擔任農工商局的事務。
膺白不取集權而取分權，不取委員制而取市長制；他對地方行政制度主張「多級總攬制」。以省為例，他主張：（一）提高縣長地位，加重縣長職權，這是親民之官，人選極為重要。（二）恢復府制，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每省至少數十縣，省政府鞭長莫及，顧不到。他亦贊成舊制的「貧富均籌，互相倚賴」制，例如浙江有金衢嚴之貧乏，有杭嘉湖之富庶，上級兼籌並顧，則可以有餘補不足。分區的意義如此，省與府之間然，府與縣之間亦然。後來的行政督察專員制相似而不同，他不盡同意。（三）省政府簡化，所司僅1.考核，2.調查督察，3.研究改革方案，如是已足。以上意見，《感憶錄》沈覲宜先生文，紀錄膺白與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談論中國地方行政改革問題都有之。二人所見很相同，晏納克先生且以歐洲情形相證，以他在德國所治理之敘來西恩州相比。膺白批評當時制度的紛亂，頭重腳輕，地方官無可負責，則只有傳遞公文，敷衍了事。他的「多級總攪制」實系「分層負責制」，頭小腳重，如此以漸進於地方自治之意。
他對上海市之受命雖極勉強，而所擬章制則十分慎重，完全為上海市久遠計。他見到上海將屬首都屏藩，在民選市長以前，市長的進退要受中央政局影響，所以把重心放在各局。他對各局局長人選非常重視，延攬以後，惟恐愛護之不足。把人情上不可卻之冗員，都安置在自己身邊秘書或科以內，絕不以各局為尾閭；有以他身邊人手不夠精彩者，則真不知其用心之苦也。膺白自己一生，從來沒有像當時上海市任何一個局長的用人自由過。他所延攬的局長如下：
財政徐鼎年，教育朱經農，土地朱炎，工務沈怡，公用黃伯樵，衛生胡鴻基，農工商潘公展，港務李協，公安沈譜琴，公益黃涵之。
除港務局李協（宜之，亦稱儀祉）先生道遠未到，余均與他同時就職；李先生是中國有數之水利專家，後在其故鄉陝西極有治水之功。當時上海市各局長中，除農工商與公安二局長外，多數尚非黨員，黃伯樵則系辛亥老同志，雖都經他慎重考慮而定，半數非所素識。其中公安局系蔣先生推薦，膺白先請淞滬警察廳長吳禮卿（忠信）先生轉任，曾數度親往徵求屈就，未能答允。沈譜琴先生已決定後，蔣先生又來電保楊虎；膺白於楊、沈個人均無關係，惟上海人正有養虎成群（楊虎陳群）之謠，談虎色變，相與莫可奈何。膺白自草的復電火氣甚重，有請蔣先生作最後決定俾定去留之語；這去留是他自己的去留。君怡適見此電，力勸修改，始改成後列之陷電。其實為處理當時由黨部自發之擾攘，楊比沈更相宜亦未可知。沈譜琴雖屬老革命黨，且為國民黨員，後與教育局朱經農最為黨部所攻擊。膺白這時還未想到清黨以後之國民黨，亦是向各學校插手，而必須出於同一系統的。教育界受或明或暗之麻煩，言之傷心，在抗戰時之上海倒反覺無人管，可以純為教育而教育。上海市有兩個局長是我親戚：土地局長朱炎，上海人，留比理學博士，在此以前為上海中法學校校長，由北京教育部而來。膺白從天津到滬，又從南昌受命先到上海，秘密工作時期都住朱家，朱家即在中法學校校舍。國民革命軍到滬，中國文化界的法國系統，亦即主持法國庚子賠款的一派，自然注意到中法學校，派了褚民誼為校長。膺白始以經過說出，上章《南歸》中蔣先生一函所言「朱君事緩接」云云即指此。工務局長沈怡是我的弟弟，留德工學博士，歸國甫及年，伯樵任漢口市工務局時邀為科長，他未成家亦未訂婚，不急謀事，南京杭州兩處都有人約他。他自己和我不但未向膺白求差，而且請求不要用他。我的話曰：我弟倘有用，不在乎一時，如不中用，不可累他。君怡的話曰：未有家累，不擬即離姊丈而他去，盡另求賢，不必位置。他知道膺白非常喜歡他，珍愛之無異於我。在柏林時，我們與他同住，我與膺白對問題看法有不同時，我說話甚急甚直，膺白常說：同樣的話，倘以君怡的婉轉態度出之，就使他受得下，反而易於接受。上海市成立時，君怡很想彼此避嫌不參加，不便離膺白，願留左右；我甚至說，還到伯樵處幫忙則仍在近處。
伯樵甚冤枉，他說他無法不姓黃，他跟過三個人共事都姓黃，人都以為是一家。克強先生湖南人，任之（炎培）先生上海人，膺白杭州人，而他自己是太倉人。杭州市曾邀伯樵為工務局長，另一個不知是哪一局的科長亦為杭州所邀而留在上海不去；杭州是普通市。因這兩件事，市長邵元沖先生來信大責備上海吸引他的人。
下面是幾份上海市籌備期間的電報，都是膺白給蔣先生的。蔣先生催促膺白早日就職甚急，膺白則必欲章制定後定人事，然後定地點，定日期。
蔣總司令：微亥電悉。滬市組織，擬全體布置就緒後，赴寧面商妥貼，即作一次發表，較為穩妥。譜琴事，請暫緩四五日再定奪為幸。又麻未電諒達，尊意如何乞復。雲陽四。（十六、六、七）
宥午電悉，一號實來不及，已與各局商決趕緊籌備，准七號就職。盼弟及中央黨部政府代表於六號來滬為幸。翊唐如有話說，可囑其再赴寧，如何盼復。雲寢。（十六、六、廿六）
儉電陷午二時始到。公安局一事，以嘯天（楊虎）與譜琴比，兄亦以嘯天為宜，惟譜琴發表多日，驟令驟改，是否相宜？且譜琴已通知警廳，明晨十時會同禮卿（淞滬警察廳長吳忠信）實行交接，離此刻僅十數小時之隔。好在譜琴亦系吾弟動議，兄於二人之間，毫無軒輊，究應如何辦理，還請酌奪飛電見示為幸。雲陷。（十六、六、卅）
關於市政府籌備事，報告如次：（1）房屋現決定單用舊道署，竭力避免與他種機關為難，惟道署亦僅接收半部。連日接洽，尚須三四日方能搬盡，故前電請展限至七號就職，實系無可再早。（2）印章大小廿四顆，就職之日亟須啟用，屢催未蒙頒發。昨日聞已鑄好，急派專員赴寧請領，不料枝節橫生，謂奉政府諭：「上海市印章不准用特別市」字樣。現已鑄好之印系按照頒布命令而刻，文曰：「上海特別市政府之印」，所轄各局之印亦然，故一律須改鑄，是則又不知何日改鑄完竣矣。此不過一二小節，然無屋無印即可使我不能就職。其他如財政如何劃分，前在寧時曾面請財政部釐訂清楚，而迄今未蒙見示。僅見政治會議中通過張處長壽鏞之提案，謂「上海特別市區域未經確定以前，所有一切稅收機關向歸江蘇省庫者，應維持原狀」等語。又如外交如何溝通，前曾擬市政府虛設一交涉局，即請復初兼任局長（外交部駐滬特派員郭泰祺），謂須請示梯雲（伍朝樞）部長，尚無確切表示。益以小部隊林立，各不相屬：二十六軍有兩團駐閘北，一團駐吳淞；二十二師蔣光鼐所屬兩團駐滬南；總指揮部特務團周濟民所屬二營，駐南車站及高昌廟一帶；總指揮部憲兵一營陳穎所屬，駐龍華及十六鋪一帶；總司令部炮兵團四營蔡忠笏所屬，駐江灣；警備司令楊虎所屬憲兵二連，步兵未詳，駐滬西；而浦東方面尚不在內。再加黨部、工會、政治部等等，亦尚待切實之聯絡，與嚴格之權限劃分。否則近日之對日經濟絕交問題，房租減價糾紛問題，各種團體註冊問題，工廠歇業問題，均亟待解決而又無法解決者。此種瑣屑情形，本不欲一一瀆弟聽而勞弟神，因弟屢次電催速就，不得不將各種困難摘要奉聞，尚希諒察見教是幸。雲勘。（十六、六、廿八）
上海特別市成立於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七月七日，膺白與各局長同於是日上午十時就職，政府除派古應芬先生監誓外，蔣先生親到參加；其演說辭提到辛亥（一九一一）在滬與英士先生和膺白共事，稱英士先生為先都督，謂膺白為屈就上海市長等語。我從未參加過膺白任何就職典禮，這日將近十時，家裡有關的人都去了，差不多隻我一人在家，忽然岳軍伉儷來，知膺白已行，問我為何不去？硬挽同走。我們到楓林橋市政府，正見新聞記者在拍蔣先生和膺白的照。我始終躲在來賓後面，我一向怕聽熟人演說，尤其是膺白。中國人同我們同輩的，大概都未有長篇公開演說訓練，膺白算是說話很流利而有組織的一個，我還是不肯向台上看。那日如有人看見來賓叢中一個穿白夏布衫黑綢裙者是我。我在美國見太太或兒女陪同競選、就職或遊行，知為與世人共見本人和家屬；家屬是很要緊的一件事，亦即看出其人私生活和背景。在中國時，我未了解到此，只是怕沾丈夫的光。
膺白憑空手創一個地方政府，從辛亥（一九一一）幫英士先生組織滬軍都督府以來，這是第二次。在攘攘中找出秩序來，向一理想和目標努力，是他長處之一。辛亥，英士先生對他言聽計從，滬軍都督府不可無他，可惜那是革命時期而不是建設時期，滬軍都督府亦只一臨時機構，而不負上海地方建設責任。這一次，他是上海市長，有這個責任了，但除開蔣先生，黨政軍三者他都不熟；三者各有派系不相統屬，即對蔣先生亦有面從心不從的。沒有法而只有黨，又無所適從；膺白只憑蔣先生的交情信用，許多事要多費周折而事倍功半，且起人誤會的。一點小事要煩到蔣先生，又好像一點小事要蔣先生從高壓。在這種情況下談建設不是容易的事。蔣先生親自到上海參加膺白就職典禮，說那樣客氣的話，他非常重視這件事。膺白對上海市，籌備設計期間多於他在職期間。人都知上海為國民政府下基礎最穩的一個地方政府，這基礎連後在江灣的市中心區計劃，都倡之於他；關於這些計劃的文件都在市政府，我未見過。到抗戰為止，繼任的四位上海市長：張伯璇（定璠）、張岳軍、吳鐵城、俞鴻鈞，都對他有過紀念的文章；前三者在《感憶錄》，後者在「七七」紀念刊。其他同人之文，兩次均有之，我不能再加一辭，亦不能一一摘錄。他的就職詞，不但提起辛亥滬軍都督陳英士先生和滬軍同僚，而且稱道北洋軍人盧（永祥）、何（豐林）之軍工路和豐林橋亦足留紀念於滬民。這態度是公平的，當時風氣不都如此。下面是他的就職詞：
上海為中外通商巨埠，輪軌輻輳，商賈雲集。近且密邇首都，資為屏蔽，於軍事、政治、外交、金融各端，莫不居全國中心而為之樞紐。中外觀瞻所系，關係實至重要。特別市計劃，一般學者與多數市民早有提議，論著具存，可以復按，匪始今日。向使無軍閥官僚之種種壓迫與障礙，民意早得實現，或已草創一種大規模之市政，使吾中華民族建設之精神與能力，由上海一隅開始而表現之，亦未可知。乃屢議屢輟，迄未能粗具規模，實為憾事。然因此愈見我國民政府與全上海市民所負責任之艱巨也。
鄙人受國民政府任命，忝膺市長一職。自審智識材力，深懼弗逮，數辭不獲，謹於本日宣誓就職。按照政府所頒上海特別市條例，分設十局，局有專責。鄙人自當督率各局，就本市範圍內，參酌既往及現在情形，量地方財力之可及，為著手興革之準備；並當儘量公布市政設施之內容，務使市民多得參預市政之機會。值茲就職伊始，更願就左列四點，為簡要之聲明：
（一）市政設施，純系建設事業。中山先生畢生研究，多屬建設。當民國七八年之交，中山先生在滬，閉戶草建設方案時，曾對郛言：革命事業，其目的原在建設，破壞特其手段耳；蓋不圖建設，革命為無意義。偉哉言乎！惟建設事業，類多艱難宏遠。世界各國完美之都市皆非一朝一夕之功，所有各種事業均有按年興築逐次進行之計劃，可以稽考圖籍，詳細追尋。甚至最初之時，因全部關係或財政影響，能辦之事不能有多量發見，此為創辦之始，實際情況使然。蓋所重在規劃之妥善，效用之遠大，並有無逐步進展之希望與辦法，而不宜遽繩以近功；是以鄙人對於上海市政，決不敢以急於見功自欺，尤望一般市民於此能予以充分之諒解。
（二）鄙人於地方行政事務素少經驗，而所可硜硜自信者：凡事必以躬親為原則，財政尤以共喻為旨歸。軍閥時代，假施政之名，行斂財之實，不滿人意，理所固然。但在國民政府之下，剷除貪官污吏，建設廉潔政府，著為標語。鄙人不才，從政十餘年，對於操守一層，差堪自信。凡所延攬各同事，亦必能共諒此懷，構成一體廉潔之政府，並可保證此後地方之所出，必悉應地方之所需。而同時希望市民，於正當租稅，均應踴躍輸將，助成其美。蓋欲造成繁盛之都會，優美之環境，不能僅僅責善於政府，而最健全與穩固之進步，仍在全市民之自致其力也。
（三）凡事非人不舉，然欲求真才，必先除私見。此次市政府組織，用人標準，純以專門學識與辦事經驗為衡，而因上海環境之惡劣，同時尤不得不注重於德性。故各高級職員之選定，有多年深知者，亦有素未謀面者，但求合乎上述之標準，決不敢稍挾成見於其間。惟市政範圍有限，對於專才之延攬，當然有不少遺漏，而經驗一層，尤必其人從政較久而後得。吾國近年政治變遷過速，凡從政較久者，雖堯舜或不免有所指摘。關於此節，須視其將來之工作成績以為斷，萬不可預有所責難。況市政府中，自信多數均為忠實有為之同志，與學識經驗德性兼備之前輩，此則當可得各方之諒解者也。
（四）上海市民經多次兵事之餘，人人心目中均暗懸有一秩序維持問題，此為不可掩之徵象。不知中央政府對此已早有籌劃。政治會議中且通過陳委員果夫所提出之整理上海計劃案二十餘條。今後市政府成立，中央為昭信全國起見，對此整理案必分別實行。鄙人亦必上體中央意旨，極全力以注意此一點，故秩序維持一事，敢請市民可十分安心。回憶辛亥之歲，隨先都督陳公英士之後，勉參戎機，兼領師干，前後一年有半。鄙人所屬各部，滬人士能舉出一例，有一兵一卒騷擾地方否？今日在座各位中，尚不少當年共患難之同志，諒能證實其不虛。此後當視能力之可及，督率同僚，益加勉勵，以副市民之矚望。
雖然，十六年來之上海市，雖不能有大規模之設施，卻亦有相當之成績。回憶民國元年時陳都督毅然下令拆城，至於今日，不獨城內外交通稱便，而「民國路」一帶，繁盛異常。鄙人雖無寸土尺地於其間，至今每經其地，必起今昔之感。嗣後盧何時代所築之軍工路豐林橋等，亦足留紀念於滬民。只因所謂全國第一巨大之上海商埠，其精華悉在租界。界外各地，商業既極蕭條，居民又不甚多，以致集款進行，實力有限。故所謂大上海市者，細細分析，實屬有名無實，非政府與市民全體動員，加倍努力不為功。外則勿使對吾領土主權欲久假不歸者借為口實，內則勿使嫉視黨政之成功者，謂黨國種種標語，種種主義，悉屬一張不兌現紙幣而資為挑撥。言念及此，不禁凜然於上海市責任之重，關係之巨影響之大，而有望各方當事者之互相策勉者也！
膺白何以席未暖而即辭職，為蔣先生下野。那日正是八月十二日，他就職只一個月零五天，諸事略有頭緒，他入京報告，亦有向政府請示之事，臨走告訴我要二三日方歸，忽然次日一早已回了家。原來在京到蔣先生處，正是桂系在外間，蔣先生在裡間，何敬之、張岳軍二人代表雙方中間傳話，蔣先生決定下野；此即世傳所謂桂系逼宮。此日在外面者何人？中間人傳話幾次？所傳何話？膺白均未提過。他自己是個一攻即退之人，對蔣先生下野是所贊成的。不但這次贊成下野，後來還極勸蔣先生勿再出。最早有下列一函：
茲托岳弟（岳軍）帶上協和（李烈鈞）來電一通，剪報一頁，乞詧閱。事已至此，大不足以經綸國家，小不足以整理地方，萬無輕易再出之理。處此局勢，惟有力持淡泊寧靜四字，以與各方相周旋。語云：收帆須在順風時；此次下野，弟享為黨國犧牲之名，人受篡竊犯上之罪，幸喜保持此令譽。否則方寸稍動，外誘即來，草率再出，試問外交、財政、軍事、政治有何把握？天授忠實篤摯者以好機，然亦僅能一次不可再也。幸自重自慎，拿住一個定字，一個靜字，千萬勿為甘言所惑，掮客所誘為要。余請岳弟面詳。（十六、八、十七）
當蔣先生決定下野離京時，膺白亦立刻提出辭呈，與蔣先生同坐夜車到滬。他告訴我與蔣先生同坐汽車出城至下關上車，一路見居民家家插香，知為陰曆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在車上以佛語慰蔣先生。
在漢口時，一日膺白會同我討論這次國民革命軍成功之理由，我告訴他說：「照你的做法是不會成功的。」我們相喻無形，不敢冒聯俄容共之險。再看以上膺白的信，其對進退觀念更為守舊。他看爭奪的人都以為濁。他自己對部下很客氣，視作朋友，但對為權利而犯上，非所贊同。他稱蔣先生為「忠實篤摯」，如此力阻其再出，他的做法又是不會成功的。蔣先生後來再出山，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沒有什麼主意在內。
上海市經過長期極鄭重之籌備，而成立未久，市長突然辭職，事先各局長都未知道。在中國，文官制度不確立，事務官沒有保障；平常新舊長官交替，是人情最恐慌，政務最受影響時候。上海市當草創之際換長官，後任市長且系接近新與蔣先生對立之桂系，而基礎不動搖；後來亦始終為國民政府下比較健全的一個地方政府，應歸功於「分權制度」和各局局長人選；這兩點膺白的主張和用心算是不錯的。此外，有三個人的態度頗生影響，不嫌煩瑣述其事如下。三人者：後任市長張伯璇（定璠）先生，他的秘書長周靜齋（雍能）先生，和膺白自己是也。
張伯璇先生就職頗突如其來，事先未預通知各局。照一般人看，這樣大概對前任的事不賣賬。他就職前，亦未與膺白通消息。在他就職後幾天，五舅湛侯因與張家在金神父路為緊鄰，又曾做過張在南昌時總司令部參謀處長的後任，一日受張之託，來約膺白相見；膺白約以次日上午十時，在亞爾培路朱宅，他一向藉以見客之處。大約過了十一時半，張猶未出門，五舅是知道膺白向來嚴守時間的，而且在這段經過中，以個人論，不約則已，既約，則不該過於唐突的。於是一面到隔壁張家提醒其預約，一面電話告膺白有事不必老等。膺白回答是日上午無他事，午飯前不離朱宅。及張市長到，他誠懇坦白解說市政府成立經過；制度的所以然；各局設置的意義；以及局長人選；識與不識，他所取才的標準；他沒有托一個人或一件事。他這態度很得到張市長的認識，以後他們做了朋友。數年後膺白得病，醫者斷為肝病時，他來訪候，還嘆息說：像這樣肝膽的人，如何會生肝病！
據說張市長左右初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全班調動，一派主張完全不動。主張完全不動者，即是張所請作秘書長的周靜齋先生。所有上海市膺白所延攬的各局長，除徐青甫先生（鼎年）自動必欲與膺白同辭職，後來留任的各局，都與張、周兩位維持極圓滿的交誼。而周之助手俞鴻鈞先生，後亦經過張岳軍、吳鐵城兩市長，而升任秘書長，終為市長。上海市可稱人事上有十年「善始善終」歷史。
在岳軍先生任市長以前，蔣先生曾再三要膺白回任，膺白堅決不肯。蔣先生派岳軍先生來，並囑我勸膺白；我笑曰：我是勸退之人，如何勸也？磋磨不少日子，膺白舉岳軍先生以自代。
膺白在上海，及其在上海市長任內，與外人接觸，除日本，以英國人為多。可記憶者：駐使館領館之人，從北方來之海關稅務司，到中國視察之人。我只見過一位懷德爵士，同吃過飯。倘有文件可尋，當插入有關各章。下面有一關於英軍撤回印度，飛機練習限於租界上空，及租界問題的電稿附後：
日前英人盧司系朱爾典時代之參贊，特約英軍司令鄧鏗及其參謀長等會宴於其私寓，所談軍事上兩點：（1）印度調來一旅准本星期起開始撤回；（2）飛機練習已令限於租界之天空，惟空中界線，技術上不能過於嚴格乞鑑諒等語；已托（葉）楚傖兄代陳，計已接洽。惟同時尚談到租界問題，兄謂工部局董九名乃按照六十年前之人口規定，現人口激增，當然應擴充名額；愚意最少須擴大一倍即十八人，華董應占半數，董長須選華人。昨午盧司來說，華董名額可否改為三分一以上，二分一以下，董長或即以上海市長為當然董長，惟三年內可否讓英人輪充一年？並謂租界近日因抗納加捐風潮，形勢甚嚴重，然其原因仍在租界無解決辦法之故，何不趁此時一談根本問題，庶幾一解百解等語。彼雖聲明個人意見，似上次談話後，英人間必有一種暗中商榷而來；以後如再有此種機會，應否逐漸醞釀進行？惟事關外交，職權不屬，從前誤會尚未全消，究應如何應付之處，乞示遵辦。雲漾戌。
此時在上海排日運動及對日經濟絕交甚為激烈，前章《南歸》所錄諸電中已有述及，以下再抄致蔣先生電：
對日態度中央黨部既有密令，政府又有宣言，弟蒞滬時對日領談話極懇切，詎近日排日運動益形激烈。據公安局報告，徐家匯有扣留買賣日貨人民，議站木籠情事，並有區黨部人員在內。又據銀行公會報告，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會正式函告該公會，令各銀行與日人斷絕款項往來，並有日人購米，查出後強行索還之舉。民眾固驚擾不安，而銀行營業，若強迫斷絕往來，必致全部商業立行停頓，社會上將現極大之恐怖。兄甫任市政，整理未遑，而政治外交忽起重大糾紛，制止苦於無權，責任亦所難負，設因此釀成國際交涉，社會動亂，於國民政府前途影響實大。特飛電馳陳，可否由弟商之政府及中央黨部，特派重要及有力之專員到滬，嚴重監視，免生軌外行動，以保治安而維秩序，敬候施行。雲寒。（十六、七、十四）
此間對日空氣日益緊張，有稱為對日經濟絕交大同盟者，以私立之團體，頒布懲辦奸商條例，內容苛烈，商民稱艱；近復派員查封日商東洋棉花公司，及在紗布交易所交割之棉花二百七十餘包；復命銀行錢莊兩業對日商一律拒絕匯劃及兌換，甚至強迫商民不賣米菜等日用品於日僑。現聞上海日紗廠因銀行拒絕兌換零錢，以至不能發給工資，謀將工廠停閉，而海軍陸戰隊則以無端查封日商商品，有以武力強行啟封之說。萬一實現，日廠內華工人數七萬餘，連其家族二十餘萬人，將何以支持生計，維繫治安？且武力啟封之說實行，默視則主權何忍，阻止則釁端以開。再四思維，決於十八日上午十時在市政府召集商會、黨部、工會，以及楊司令（虎）、陳主任（群）、斯副官長（烈）等，共為一度懇切之會商，或可得通力解決之方法，務請中央亦派要員於星期日晚車來滬參與此議，借昭鄭重而收實效，佇候電復。雲銑午。（十六、七、十六）
建設不是難事，但建設須從秩序和治安。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已久，日本是更新的侵略者。吾儕從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至民國七年（一九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戰終了，始終反對政府屈從，亡命時寧客死異鄉，不作妨礙當時當局者之活動，歸國後專心用筆，喚醒國人；愛國豈敢後人？對日本亦豈忘敵愾？事有先後本末，北伐未成，一也；不可自擾後方，二也；更不可先害本國人，三也。黨政軍要人均住租界，即吾家自己及市政府同人亦然。膺白倡議以江灣為市中心區，不為附庸而圖自振，其意甚深。君怡告我，膺白指示建築的一條大道，具有包圍租界，使租界不能再擴展的意義。向來有所謂「越界築路」，路成而主權即入租界，地價漲而治安與租界同，人亦安之。後來江灣市中心區成立，市府同人遷居江灣者甚多，君怡首居其一。排外無準備而徒叫囂，是刺激敵人之更多準備，於國何益？以前之排日運動，是在無可理喻之軍閥親日政府時，或在聯俄有蘇聯為後盾時。今為國民政府，且清黨後已失蘇聯之助，作此排外運動的後果是要國民政府負責的。
有一件事，朋友們很幸膺白在滬不久於位，以他性格，何以處與全市社會道德有關之法租界黑勢力？另一件事，吾家祁齊路住宅之基地，系由世俗所重外國律師出面之租界「道契」，改為上海市土地局的「土地證」，且用地主本名「黃郛」；這在上海為稀有之事，是膺白卸任後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