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九　對黨和政的不同意見

膺白沒有進黨，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是自然的。辛亥以前他參加革命為同盟會會員。民國成立，以同盟會為基本成員而組織國民黨，行兩黨對峙式的議會政治。凡同盟會會員實際都自以為是國民黨黨員。惟當時以軍人不宜干政，故軍人不入黨，雖不入黨，他們的精神和行動，都向著跟著國民黨的。膺白是軍人如此，與他同樣的還有不少。那時，國民黨、革命黨、民黨在一般人看來有同樣意義。 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改組，參加者除宣誓還蓋手印。有些人不贊成如此，未去參加，膺白亦然。他重法甚於人，重自由意志甚於服從領導。他的朋友在他身後論他：從此常持獨立見解，革命方式與前不同，亦不朝三暮四，忽友忽敵。膺白沒有入國民黨，然亦從不屬任何其他的黨或派或系。 國民黨經過十年的困苦艱難，在國內國外俱不順手。在國內有軍閥的敵人，亦有軍閥的同伴。在國外，日本不願中國之成功，歐美亦報中山先生以淡漠。而這時四出招徠者有蘇聯，中山先生遂採取了聯俄容共政策，國民黨再改組，近於蘇聯方式。 我至今不解，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左右何以中山先生會聯絡一向壓迫南方革命黨的奉張、皖段？又何以北方的國民軍在醞釀時不早點告訴南方？南北相呼，彼此都加聲勢，不必落軍閥之手，而對國際亦不必一面倒去！在膺白方面我所知道的，他埋頭醞釀，而力不在手，事無把握。 在北方，我們不敢提容共之事。我個人只有兩次經驗：一次在北京，不知如何同我妹妹性仁，提到我們住屋的房地契，她說：這些都將無用了。她的屋是舉債而得，夫婦二人積年賣稿償債，成功比我的更辛苦。她言下甚為沉重。又說：現在還可能，多吃點雞吧，將來沒有得吃。她的身體比我壞，需要營養，有此感覺。我的說法不同，預料要苦，在不苦時先練習起來。這是僅有的一次我們姊妹間為未來生活而討論到的話。又一次在天津，膺白已南歸，我亦將動身，膺白來信有給張敬輿先生的一頁，叫我面交，信內的話很簡單，大意有兩點：一、「洪水」有挽救可能，二、希望他在北方亦努力，使國家早統一。敬輿先生看信後，當我面，照膺白囑，將信焚去。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冬膺白南歸後，蔣先生幾次叫他入黨，膺白不願。蔣先生是十分好意，在國民政府下從政，必須是個國民黨員。要發言有力，必須是個中央執行委員或監察委員，中執、中監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出。又國民政府以中央政治會議為最高行政決策機關，而中央政治會議系由中央執行委員所組成。不是黨員則不能參與這些事。又膺白屢次言「法」和「制」和「黨的組織」，他的意思：國家要立「大法」，政府要有合理的「制度」，黨要有合理的「組織」。這些亦須是黨員才有資格建議。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春，我們從南昌到九江，正要坐船到上海，其時膺白離開蔣先生還不過一二天，忽然楊虎（嘯天）匆匆趕到，面交一封蔣先生的信，信內別無他事，只是膺白的入黨志願書，上面介紹人張靜江先生和蔣先生自己都已簽了名，只待膺白自簽。膺白沒有簽名，原件由楊帶回。蔣先生初到上海，一日在亞爾培路我們家裡，談到政治，又談到英士先生，嘆息著說：如果英士先生不死，可以辦黨，蔣先生自己專心軍事，而由膺白辦政，可以合作分工。然英士先生究竟已死，而膺白始終只願做一客卿，無意參預黨的政治。那日何以有這段談話我不如道，我因參加送客，在他們很閒散的神氣中，聽著上述幾句。其時亦正是汪精衛、宋子文二先生一同到吾家來，他們二位以前沒有到過吾家，以後亦未再到這所房子，匆遽進來是尋蔣先生的。我不大了解寧漢與左右派爭執的真點，尤其人事上忽左忽右的變化經過。大概這是在汪與陳獨秀共同宣言之際，只記得第二日報上登出蔣先生聲明與汪合作之事。亦記得膺白看了報，覺得那日他和蔣先生談話不是如此，頗惋惜這變化。當時汪從蘇聯歸，宋從武漢來，都尚稱為左派的。 民國十七八年之際，有一次報載河北省黨部指導委員中有膺白名字，當時不解原委。後來聞知幾位老同志以為膺白當然是黨員，如此不必再經過入黨手續。蔣先生如此容忍一個倔強的朋友，老同志如此要為他開方便之門，而膺白終不動心者，不是矯情。 膺白對當時黨的組織、政治作風、政治制度，均有異議。這些異議他大概都對蔣先生陳述過。在北伐告成之後，他覺得蔣先生已經是全國數萬萬人共戴的領袖，不必以黨自外於國民。在黨有左右及地區派系之別，而在國只要為國家人民做事，可心無二用。他曾列舉一個領袖的成功，國民要多少負擔，民國以後袁世凱用國家多少錢，段祺瑞用國家多少錢，他當時說的數目好像是四五萬萬元。袁、段二人都錯過了機會，沒有導國家上建設之路。他勸蔣先生快準備對國民的成績。他說之再三。依我印象，蔣先生對這類話都很傾聽，不然膺白不會說而再三。蔣先生是繼承中山先生的人，對中山先生有知己之感，革命黨中尚有元老很多，他必須站在現有黨的立場。膺白則以為清黨而不改其組織，則有其短處而無其長處，失去可得之人心，錯過機會是可惜的。 膺白對於國民政府下政治制度之異議：一為委員制，一為頭重腳輕現象。委員制人多而不負責，結果不是被不負責任者誤事，即是成就負責任者之獨斷，事無大小集中一人，多半是由此制度而養成的。中央政府及省政府組織複雜龐大，親民之官——縣長——愈無力亦無能。膺白主張「多級總攬制」，分層分職，而負全權全責。看後章他自擬的上海特別市組織章制，與他和國聯政制專家晏納克先生的談話（見《感憶錄》沈覲宜先生文）可以知之。早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初，他和蔣先生討論過改革制度如下電： 前在鎮江所談「改革制度」建議案，急需執行委員會及政治會議迭次議事錄全部為參考，可否飭檢一份寄滬？如系秘件，請借用數星期，即可歸還也。雲陽二。 電稿無月日，我記得膺白到鎮江是民十六（一九二七）春夏之際，穿夾衫而去，單嗶嘰衫而歸。他一件灰色嗶嘰單長衫，我不小心交洗衣作去洗，縮得甚短，未曾覺察，放在小箱內。回滬時我見他穿著不成樣子的長衫，幾乎失笑，他告訴我在鎮江還穿著遊行。他說：沒有知道蔣先生有許多本家在鎮江業商，這次歡迎蔣先生，蔣先生一路步行，推膺白前走，觀者不知這樣一個不倫不類的是何人。電中所談當即是那時的事，後來不知有何結果。僅自上海特別市起，有非委員制之地方政府。膺白建議過省與縣之間恢復府制，則後來之行政督察專員有其義而不盡同。 下面是膺白對國民黨改組的建議鱗爪，見於日記： 十八年一月十二日陳果夫君來談黨之組織，擬為三月間開代表大會之備，予仍以去秋所說各節為主張，即縱面改組取二級制，橫面改組取分類專門委員會制，庶幾地方之流弊少，而黨員分類歸隊，則知識可以提高，團結可以鞏固。 二十年三月三十日徐佛蘇君來函論時局，最後有三斷案：「（一）不反對黨治，但欲以黨治國，必先以才治黨；（二）現制度凌亂錯雜，當局無論如何奮發，決無成效；（三）不先謀經濟建設，決不足以剿滅『共匪』。此斷案如不決心改革，恐多則三年，少則二年，社會各方面必有群起決算之一日。」全函約三千言，均期望成功甚切者也。予故作函復之，內有「名言高論，無任敬佩，而尤以最後所列三斷案，對於時局全般之觀察，完全與弟相同。年來每與當局晤，必言及此，且言必儘量，言不一次。惟因緣——歷史關係、環境關係——既由漸而成，亦必由漸而化，局內人之應付，當不如局外人進言之易，箇中苦情，吾輩當深諒之也」等語。 日記里亦有蔣先生派陳布雷先生來談憲法之事。膺白所為蔣先生代擬改組黨部提案如下： 為請改善黨部組織，藉以順應大勢鞏固黨基案： 辦法一：縱的方面擬改為中央黨部及地方黨部兩級制（地方黨部指各省黨部，各特別市黨部而言），但因特殊歷史關係，得設特種地方黨部，如海外黨部是。 理由及說明：查世界各國政黨組織，除俄美外大都采兩級制。蘇聯之政治主張與吾國情勢扞格，不能採用，姑勿具論。若言美國：（一）因非一黨專政，各政黨各須運用其在鄉黨部之勢力，競選候補總統之直接選舉，故有採用多級制之必要；（二）因產業發達，教育普及，下級黨部之組織又極簡單，故耗費極少，人才易得，有採用多級制之可能。今吾國以一黨治國，縣市以下各級黨部在競爭選舉上之作用，不若美國各政黨之殷切，即將來推行憲政後，似亦未能採取美制，由人民直接選舉候補總統。而依農村衰敗之現狀觀之，興復地方事業尚非指顧可期，不特才能卓異之黨員，無法使之屈居於鄉野，即具一能一技識力比較充備，德行稍可稱道者，亦往往為都市所吸收，以是鄉區間所可容留之黨委，自難望其盡為優秀之人才。馴至青年學子，才識未充，即拋棄其求學之光陰，濫竽其間，坐誤歲月。謹愿者莫展一籌，同於冗吏之虛設，狡詰者不守分際，橫召民眾之怨尤。及時改善，實屬要圖。矧今訓政結束，憲政開始，已有定期，吾黨政策應力減公帑之資助，漸進於自給之一途。坐是諸因，各省黨部各特別市黨部以次之各下級黨部，實已無永久存留之必要，亦似不必耗此竭蹶維持之物力。至所遺各下級黨部之指揮聯絡監察事宜，可改由該管省黨部或特別市黨部派出委員或秘書幹事巡迴辦理，以免偏廢。或疑下級黨部一經停止，將失本黨在鄉之實力，予反動者以活躍之機會，殊不知黨治下之縣市地方政府，自有其制壓反動之天職，而在鄉黨員之報告，省市黨委之巡查，均足以助政府之不足，彰顯著之功能，固無庸作鰓鰓之慮也。 辦法二：橫的方面，擬於執行委員會之下，視事實需要，酌設各種專門委員會，為各項問題研究設計之樞機（如外交委員會、經濟委員會等）。另設總務部，以總管黨部各項事務，並得分處辦理秘書、組織、宣傳、編纂、財務、庶務等工作。 理由及說明：本黨既為吾國惟一重要之政黨，其對於國家所負政治隆替之責任，異常重大。全體黨員自不能不於各項政治問題，有相當之訓練，具真切之體認，實為從事政治工作者必須具備之基礎條件。因此黨部組織，自應注意於此，細察現制似尚無此項基本組織。偶有待決要案，輒由少數負責之高級委員開會商決，或更臨時延致專家倉卒研討，多數黨員於實際政治上殊少研究之機會。縱於政治會議設有分組，但一人兼任二組以上者不在少數，且其分配標準亦未必依據學識經驗。素習技術者或令預聞外交，專精財政者或令侈談教育。一堂聚訟，於案情始末，事態趨向，難免有不盡洞明之處，致扼要中肯之讜言，每為似是而非之議論所掩，未由貫澈。欲求以正確敏活之手腕，迅赴事機，殆不可能。上述改組辦法，乃係將本黨黨員各就其學識經驗，並擇其效力較大興味較深者，分別各加入一個專門委員會。自經選定之後，無論服何公務，營何事業，其對黨無可諉卸之職責，即為調查、研究、設計該委員會主管之各項問題。求知攻錯，趨於一的，終身以之，不輕旁騖。誠以如此組織，每一專門委員會內均可以養成多數專家，遇事本其學識經驗，從容不迫，相互為確切之討論與判斷，以資應付。膚淺之爭既無發生之可能，紛紜之見亦必易趨於一致。如是分工合作，勞逸可均，叢脞可免。久而久之，黨部本身，將因各種委員會對於主管問題體認之真切，益堅其信賴。同時各專門委員會又懍懍於黨付託之專，職責之重，各奮忠忱，敬恭其事。整個黨部之主張及設施，必漸見其完整而有力，利溥效宏，其有裨於國家蓋非淺鮮。至總務部之職掌，純為處理黨內日常應行實施之事務，如秘書、組織、宣傳、編纂、財務、庶務等工作是（如有特種地方黨部之設置，應於總務部下增設特種黨務處以管轄之）。惟關於宣傳及主張事項，應依據各種專門委員會所提供之意見及材料，暨其提經執行委員會議決交辦之方案行之。至其分處辦法，應視實際需要而定。 上舉縱橫兩方面改善辦法，係為鞏固黨基，使組織更臻完密訓練易著功能起見，先為原則上之建議。至將來實施之時，在縱的方面，應否於各省各特別市以下黨部停止之後，每縣設書記官一員，使任傳達及聯絡之責；在橫的方面，應否於各種專門委員會設置之名額，加入之資格，酌予規定；並應否遴選學問淵博經驗宏富之人，任各種專門問題領導研究之責，擬請大會於通過原則後，發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詳擬實施細則，分別施行。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這個代擬的提案，聽說後來交給了陳果夫先生。 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閻馮之戰，是中國內戰中最傷元氣的一次。有人歸過於這場戰事，以為如果無此戰，政府用不著請東北軍入關，而後來日本侵略我東北，中國亦還拿得出幾支可戰的軍隊以御外侮。當雙方苦戰勝負難決之際，有人到莫干山要膺白下山調停，他痛苦得說不出，內戰是他最反對的事，而這次兩面都是他共過患難的朋友，看上章《南歸》徐州之會，和他親筆的馬電、艷電、感電，他雖不是舌戰群儒的諸葛，亦堪比惟願玉成的魯肅。事僅兩年，戰事又起，他無能為力，沒有下山。戰事了後，有人擬慶祝凱旋，膺白電政府直言不可，傳說中雙十節舉行的凱旋式並未實行。蔣先生在國府紀念周且說：「此種重大之犧牲，無論為敵為友。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之沉痛語。 幾個朋友為預防將來及祈求長久和平之計，有所商量建議，下面摘節膺白的日記： 十九年十月七日李石曾兄到，乃繼續昨晨所談各節，復為具體之討論，予允待蔣先生返寧，赴寧訪問一次，石曾並同意我所提各點：（一）蔣先生兼全國剿匪總司令，漢卿（張學良）副之，欲變換方向，引導至有用之地也；（二）黨部按照民十六予所提縱面橫面兩層改組法，切實斷然改組；（三）為中央與地方之切實合作起見，予供獻「參政院」辦法；（四）為政府與人民之切實諒解起見，予以為可用「最高經濟會議」機關解決之。果如是，則黨政軍三者均有相當之改良辦法，或可漸引政治入軌，而保持較長歲月之和平。 十九年十月八日李石曾、張公權二君先後到，共午餐，並商決：由予起草對時局改良黨、政、軍三項辦法。又決議由公權擔任調查內戰間接損失，由予擔任轉託湛侯調查直接損失，擬編一冊《內戰之所得》，廣為分送，為大大的和平運動，期以半年內完成。 這次膺白由莫干山回滬，系由石曾先生之電促。石曾先生是中央執行委員，他要膺白同往南京，以為膺白可向蔣先生說話。膺白擬行而終未行，建議稿交給石曾先生帶去。 公權先生甫自海外歸國，他看了世界情形，對本國有不少感觸。在歐洲時，他有信給膺白歷述所感想，及夢中與膺白劇烈討論政治情形，他所看到是屬於財政金融經濟方面的事。從外國回來，對本國特別焦急而熱心的人很多。可惜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是一磨人洪爐，漸漸的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終至壯氣蕭然而止。他們預擬的小冊子一直無暇著手，不到一年，東北的外患就逼上來了。膺白在擬議的一個月中，作了一篇《祈禱和平》之文，因次日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這篇文章交由石曾、公權二先生送登上海《申報》《新聞報》《時報》《民國日報》《時事新報》，同日登出，是從來稀有之事，可見當時一般人厭惡內戰的心理，擁護這個主張。藝員程硯秋正上演一個劇本，以「苛政猛於虎」故事為背景，初名「荒山淚」，一時亦改稱「祈禱和平」。 以下節錄膺白《祈禱和平》之文，原文見十九（一九三〇）、十一、十，上海各大報。 ……本年國內戰起，戰線之長，在近代世界戰史上，除歐戰外無可與匹。戰爭之烈，在國內戰史上亦少其例，雙方死傷總數達三十萬人之巨，而戰地人民之傷亡流離者，當什百倍於斯。鐵路交通一項，據專家估計，謂合營業損失與車輛車軌之破壞損失，當在六七千萬元之譜。農產品中之菸葉一項，謂豫魯皖三省，當菸葉收割之期，正戰事劇烈之日，其損失當在二千萬元至三千萬元之間。其他津浦沿線之中興煤礦，與平漢沿線之六河溝煤礦，均因軍運頻煩，無車運貨者幾半年……嗚呼，吾國自前清末造以還，外受甲午庚子兩役割地賠款之巨創，內受二十餘年或間或續之內戰影響，舉凡國家財政，社會經濟，兩俱枯竭。國力之疲，已如風前之燭，其猶賴以不滅者，實因不得已而放下一切進展政策，過極消極的苟延殘喘生活。明知產業落後而無力開發，明知教育落後而無力普及，明知水陸交通不備而無力振興，如斯而已矣！為問尚能經此巨大之犧牲耶？ 若舉此次因戰事而死傷流亡之數百萬兵民以充建設事業之工役，因戰事而直接間接損失之數十萬萬財力，以充建設事業之經費，吾敢斷言總理二十萬英里之鐵路計劃，南北兩大港之工程計劃，至少已實現過半。言念及此，不能不痛心疾首於輕言啟釁，任意挑撥者之無良。今幸軍事告終，重告統一，國人經此極度之創痛，切望朝野共同覺悟，務保持全國之統一，以求得長久之和平…… 膺白十九（一九三〇）、十、七日記所言黨政軍三者改良辦法，除上面已錄其對黨改組方案外，茲錄其對政治軍事辦法草稿如下： 政治 （甲）中央與地方擴充國民政府委員名額，除中央各部院最高長官為當然委員外，各省區主席得特保一人為委員。國民政府會議分大會常會兩種：常會每周一次，限於各部會長官，得就各項專門問題從容討論；大會每月一次，連各省特保委員全部出席，以便一切大政盡情公開，並求得中央與地方之切實諒解。 （乙）政府與人民訓政時期，國會未立，政府與人民之間，無一可以溝通聲氣之機關。似應特設一機關，由政府認為合理之組織團體，農工商學各界，各選代表，與中央黨政兩方所派人員，共同組織。舉凡國政中最犖犖大者，如外交案件之解決，財政出納之實情，經濟建設之計劃等項，悉使有共同討論共同參與之機會。 軍事 （甲）軍費問題前次召集編遣會議，擬實行節省軍費，不料枝節橫生，演成今次（閻馮）大戰，雖原因眾多，而編遣之不能急切施行，亦一明證。惟今日軍費二十倍於政費，不能不設法核減。竊以此次大規模之持久戰後，死傷逃亡為數必巨。政府對國家對國民之良心責任，似應速下嚴令，各師缺額暫不准補，然後由中央派員點驗，實額實餉，所有師旅待遇及名稱不妨仍舊，以安軍心。如此則枝節不生，而軍費最少當可減三分之一。 （乙）軍紀問題在長時期之極度緊張以後，一旦忽告和平，軍紀必然弛懈，不知中國今日，同袍應盡之義務正多正急，現在殺人放火，擄人掠城之事，無地不有，無日不有，故剿匪問題已成為全國上下無南無北之共同切望。似應由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兼全國剿匪總司令，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司令兼全國剿匪副司令，劃分區域，命各路總指揮分任一區，限期肅清。肅清後再有匪患，則各該區內之最高指揮者科以實際之責任。蓋今日各地之土匪，既非一縣長所能防，亦非一省主席所能了。全國標榜建設已二年余，而向建設方向開步走之第一步，即為此匪患所阻。同時內政設施亦宜相輔而行，所有農工運動、租稅徵收等等，勿操之過切而為淵驅魚，亦屬切要之圖。如此，軍事動作之方向，一轉移間，不獨國家蒙其庥，而民心之歸附必如水之就下。（十九年雙十節草） 閻馮戰後，各方粉飾太平，除文章系登報公開，其他建議無甚反應。 日本關東軍在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占領我瀋陽，舉國震驚而又束手無策，後面我還有專記之文。這時在上海的日本人，亦在積極醞釀擾事。膺白聞蔣先生有辭職之訊，平常他對蔣先生從不勸進，他自己更是一向難進而易退。這次國難當頭，出乎意料之外，他寫了一封極長的信勸蔣先生不可辭職。他建議：取消訓政而早行憲政，與全國人共負對外之責，函曰： 東省事發，舉國震驚。兩月以來，苦心焦慮，冀得一策，以紓國難，而減弟憂。乃內審國情，外察國際，戰固不能，和又不可，亦只有外賴國際之制裁，內圖國家之統一，然後徐覓出路，以圖補救之一途。默察中央步驟，正復相同，故遂無言以貫左右。顧旬日以來，時聞人言弟將以一去示為國之公忠，而促成內政外交之解決。初以弟素負責任，未敢輕信，然今則某主國府，某長行政，一切皆已內定，只待發表時機，果爾則兄不能無言矣。竊謂今日之局勢，非弟一人去留問題，實全黨能否打開難局之問題也，全黨而能打開難局，弟不去亦未始絕對無辦法，全黨而不能打開難局，弟去何益？露骨言之，弟去而日本能立刻無條件撤兵，東北完全無恙，則弟決然而去可也。弟去而日本之軍事行動如故，要求條件如故，則不能允許於代表國民黨之弟者，謂可允許於代表國民黨之繼代人乎？此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若曰喪失權利之交涉，寧可成於他人，不忍成於弟手，則後來之成此交涉者為弟之代理人乎？責任固仍在弟也；為與弟無關之繼任人乎？則責任仍在全黨也。故外交之困難未必因弟之去而稍紓，而國內之困難勢將因弟之去而加甚，此不可不深思熟慮者也。兄建此言，非謂今日之難局仍可泰然處之，亦非謂結束東省事件之約，可泰然由弟親訂之，惟為弟謀，為國家謀，覺尚有勝於去之一途耳。其道安在？則惟有以解決外交之責任，不以一黨負之，而與全國國民共負之是也！以兄觀察，今國民之不顧國力，漫然以收回失地責弟而主一戰者，或由於血氣衝動，或由於局外不明實際，或另有作用而故為高調者。是故在黨的政府之下而言解決外交，計惟有戰，戰則舉國家為一擲之孤注。然不戰則外交之終局勢必出於讓步，讓步則國民之責難紛起，反動乘之，內亂將更甚矣。故於此中覓一比較安全之路，惟有令黨外之國民共同負責。然此非可以望於一時之國民會議或國難會議，以一時之會議，國民必不顧代政府分謗也。誠欲令國民共同負責，計惟有稍稍舉憲政時期之權利畀諸國民耳。夫訓政之必入憲政，僅為時間問題，揆之中山先生建國初心，亦未嘗不欲早成憲政，故於《建國大綱》第廿二條有「由立法院議訂憲法草案」之規定。以今國民之不滿於黨治，乃至黨內之無限糾紛，即無國難，猶宜早日開始憲政，況國難當頭，欲實現舉國一致之時乎？然完全脫去訓政以入憲政，或慮過早，則有折中之法焉，事在以訓政與憲政參酌行之。其道宜由立法院議訂憲法草案，或稱臨時憲法，規定民選國會為下議院，而以今之中央黨部為上議院，並規定元首對宣戰媾和之大權，應得上下兩院之翊贊，而審核預算決算之權，則舉而專畀諸下院。同時除國民黨外允許組黨自由，俾國民得藉以練習中山先生之《民權初步》。如此，則弟可以不必去，即去亦可為中國之華盛頓，且可收大效如下： （一）由軍政而訓政而憲政，由弟一手貫澈完成。 （二）舉國民對黨之嫌怨與黨內之糾紛，一掃而空。 （三）對目前外交問題，民選國會既與中央黨部共同負責，則和戰之責，國民自然與黨共負之。 （四）下院有審核及通過預決算之權，全國必真切有效的擁護政府。 （五）因組黨之自由，不特黨外人才有機發表政見為公開之討論，即黨內人員亦感於網羅人才之必要，而黨務可不致腐化。 解決外交，匡濟國難，兄窮思累日，以為計無逾此。或慮議訂憲法草案與民選議會需時過多，非可應急，則亦似是而非之論也。今日本態度頑強，國內民氣激昂，國聯方有調查委員團之派遣，距解決之時尚早，而按照德國在歐戰後建國之先例，則其臨時憲法，僅僅以十五日時間由起草而議決採用。今由立法院議訂草案，尚可急就，由此以召集國會，以最大之速率行之，當亦不出兩三月。國會成立之日，國民將歡欣鼓舞，慶得民權，以稍慰其在外交上所受壓迫之苦，而中央黨部仍居於控制地位，與訓政之精神毫不相背。弟且將為全國國民信賴之領袖，較之飄然一去，得失懸殊。一國安危大計所關，兄不忍再事緘默，尚祈斟酌採納；如大計既定，對於入手辦法有所垂詢，兄仍當續為研究，借供參考，臨穎仰望，不盡欲言。兩知。二十、十二、四。 得蔣先生復書如下： 二兄大鑒：手示敬悉，是否能見諸實施，尚待考慮，而弟之去留問題，決不輕易斷行，要以黨國之利益為定也。余托乙藜兄轉達不贅。順頌近安。弟中正手上。（十二月五日） 膺白在十二月六日的日記曰： 六日早餐後乙藜由寧來，帶到蔣先生手書，對昨陳大計謂能否實施，尚待考慮。而另一問題，乃將去春之舊話重提，要我出而長蘇，予覺非其時非其地，以緩詞復之。又熊天翼君亦奉命由寧來，與我及岳軍商量外交方針，談三小時未能決，約晚間再談。午後三時半至總商會演講《努力之方向》，五時歸寓，七時天翼岳軍再來，商定大體方法，由天翼專差赴寧報告，十時散。 在這次日上海學生欲赴南京請願，北站夜車被學生所阻，未能開出。又次日天翼、岳軍二位來，出示蔣先生函電各一件。又次日，學生三千人包圍上海市政府一日夜，在市政府開「民眾法庭」，李烈鈞入團調解未成，膺白與君怡偕往市政府，在門外鵠立一小時未得入。學生退後，岳軍先生細述此案經過內容，膺白以為可嘆可悲，起因由南京來，出自好弄小巧幾惹大禍之輩。這月十五日各地學生在南京打毀外交部、中央黨部，擊傷勸解之蔡孑民先生和陳真如。膺白曾告何敬之先生上述四日致蔣先生之長函，並以為此法尚可救濟目前難局之一部分，請其返寧再詢蔣先生，並言：如蔣先生已下野，不便有所主張，則膺白願以國民地位發表之。這些均散見於其日記。 膺白對政治說得最多的有兩點：（一）國事應由全國人共議共定之，民十三（一九二四）他所手草之國民軍通電即如此主張；（二）國家須有一定之法。「不有一之，國無寧日，一之之道，法而已矣。管子曰：『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讀世界亡國季史無不起因於法紀之敗壞。」（見民七〔一九一八〕所作《中國之將來》）。在民十八（一九二九）、一、廿一的日記里言：「晤宋子文先生，請其轉達蔣先生，在三次代表大會中，規定幾條『法源』，使政府得依法產生，一可以安人心，二可以絕惡例，蓋政府能有一定之『時間性』，則萬事始可著手，且以民元先制約法為例。」 這極起碼之步驟，而當時均難做到。膺白對黨和政的不同意見在此，我完全了解他的意見的。 下面兩段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在天津學界俱樂部的講稿，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德、奧二國收拾難局情形，說得很詳。大概是他最憧憬的政策和開國人物風度。不嫌陳腐，節錄如下： 去年十月，德國戰敗消息傳播國內，一時人心慌恐，秩序動搖。在基爾城之海軍，受勞兵會之鼓惑，於十一月三日首先謀叛，柏林漢堡同時響應，德皇威廉第二出奔荷蘭，聯邦君主亦相繼遜位。內憂外患交迫俱來，四面楚歌，已陷於無政府地位。社會民主黨之愛倍爾8氏應運而出，經眾舉為臨時行政首領，惟時南部巴威、瓦敦堡、巴敦9三省，紛紛獨立，北部勞兵氣焰，又異常猖獗。愛倍爾氏默察全國情勢，以為欲收拾此難局，第一須得列強同情，第二須潛移勞兵之勢力，第三須維繫南部之人心。此三項內以第二項為最難，亦最要。蓋歐洲各國方畏過激主義如虎，若贊成勞兵，勢必招列強幹涉，反對勞兵，則彼之政治地位立刻推翻，而國家要無法維持。十一月二十五日愛倍爾氏乃召集各聯邦代表，開協議會於柏林，力述內外情勢之逼迫，全國統一之必要，結果遂得議決三條：（一）各代表立誓，嗣後必傾注全力，反對分裂；（二）速開國民會議，取決政體，且須在柏林以外地點行之；（三）國民會議未召集前，人民意志暫由勞兵會代表之。總觀三條，第一條足以打消南部獨立，第二條可以避去勞兵干涉，第三條可以暫安勞兵之心，不使其立生反動。從此局勢漸定，彼乃決定召集國民會議於巴威、瓦敦堡間之韋瑪10韋瑪為德國文化發祥之地，歷代碩彥大半產此，其因習與柏林之醉心物質文明及鐵血主義者，絕對不同。一則對外可表示新政府已採取文治政策，而棄曩時之武力政策；二則全國代表集此，使之追念前哲，以激發其愛國心，鞏固其團結力；三則可使獨立氣勢最盛之巴瓦兩州人民，日聞韋瑪議事消息，深知國步之艱難，打消分裂之禍於無形；四則不受勞兵干涉，俾各代表得以自由意志從容議政；五則國家大事均由該會議決施行，得減小自身左右之攻擊目標。一舉而數善備。嗣後數月，政府基礎漸固，勞兵會不甘屈伏於愛倍爾勢力之下，為鋌而走險之計，與政府軍巷戰於柏林，適其時近衛軍由戰地撤回，加入戰線，遂一擊而敗之。於是愛倍爾之內外信川益形堅固，韋瑪之國民會議公舉彼為第一任大總統。 奧大利11民族複雜，戰敗之後，奧皇退位，社會民主黨勢力瀰漫全國。今奧總統薩易志12即兼奧國國民議會議長者，非常人也，幼為孤兒院之孤兒，長肄業於裁縫學校，出處雖微，而抱負絕大，時為各種政治運動，此次國民會議成立，周旋於各政黨之間，嶄然露頭角，並以國民議會議長資格，被選為總統。薩氏所擢用者，大半皆社會民主黨中之貧賤出身，而經過若干年之苦戰奮鬥生涯者。如國務總理凌額13初為圖書館書記生，外交總長保威曾為印字館排字匠，內務總長哈斯邱曾充工廠藝員，陸軍總長施也治曾充商鋪生徒，然皆刻苦勤學，得有學位，著作宏富，而尤以凌保二氏之著述為最多。凌額曾著匿名書十餘種，率皆宣揚民主主義，保威曾著《民族問題與社會民主主義》一書，風行各國，膾炙一時。今年三月十二日凌額被舉為總理後十五日，至議會宣布大政方計謂：對於由奧分離成立之各鄰邦，當永久維持親交；對於內政問題亟須整理紊亂已極之財政；裁減軍紀敗壞之軍隊；改良貴族中心之教育。末謂欲救新奧國之危亡，端在全國民之「自由」與「勞動」，蓋惟自由可以免全國之紛擾，惟勞動可以復國家之元氣。故自組織政府以來，半年於茲，內則制定大法，外則簽訂和約，人心日見安定，不若匈牙利之忽而過激，忽而復辟，尚在風雨飄搖中也。或謂奧之不流於過激，實因其外交總長保威氏曾被虜於俄，深知過激主義之弊處，回國後，力將俄國過激政府經濟上之失敗原委，告之國人，引為炯戒所致。據吾人觀察，奧國當局既系由貧賤而奮鬥，而得學，而成名，且皆為服膺社會民主主義之人物，不僅民間疾苦，專制流弊，世界潮流，社會思潮等等，知之素詳，而一種勵精圖治之精力亦必倍於常人。況所謂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切設施，悉以社會為前提，民主為基礎。以民主為基礎，則少數專制無由發生，以社會為前提，則過激思潮不滅自戢。故就表面論，奧國創巨痛深，欲言恢復談何容易，而探其實際，反使奧人四顧彷徨，知非自覺自誤，不能自拔自立。蓋異民族愈分離，同民族愈團結，此人情之常，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以民主為基礎，則少數專制無由發生；以社會為前提，則過激思潮不滅自戢。」是膺白在民國七八年對德奧兩國戰敗復興的評語，他大概是嚮往的。對幾個領導人之「由貧苦出身，而經過奮鬥」，亦如中國歷史上開國或中興之主常出自民間而深知民間疾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