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二一　我印象里的日本

我沒有在日本進過學校，二次革命後亡命在日本小住，及以後過路二三次，為時均不久。勉強看日本文，並不深入，不敢說對日本有何認識。但在我的《回憶》里要寫「濟案」和《塘沽停戰協定》等事，這完全是對日關係。這兩個問題影響我的國，影響我的家，我不能不寫。不容我不想一想：日本究竟是如何一個情形，而如此欺我中國？膺白在世時，直接當濟南慘案及塘沽停戰之沖：為這兩個問題，前後受大謗，為國家故，他願過則獨受。在當時折衝之苦，與事後隱忍不言，真是「打落門牙帶血吞」「萬箭穿心」「腹背受敵」各種成語的滋味都嘗到。為國家，我不敢怨；然「國家」今如此，我豈能忘！ 中國革命受日本明治維新影響甚大，亦得到日本志士的同情贊助。但一般人不甚研究日本，國交愈惡時，愈不屑研究。下兩章《寧案》《濟案》，我以性質不同之事相聯而論，為寧案時的日本態度，比英美兩國均溫和而忍耐，可知日本政策亦有伸縮不同，而我們更有了解其國情之必要。我所知道的日本真是微乎其微，我只有一個籠統的印象，得之普通書報或耳聞的零星片段。怕一般的中國人連我這點印象都未加意，故不管膚淺，我說出來。我並不能代表膺白：膺白對日本，時常在佩服、疑懼和期望之中，與我隨時在無意中片段談及，而沒有過具體的整個討論。茲述我的印象大致如下： 三百年前，清軍入主中原，我浙餘姚朱舜水先生（之瑜）到安南，到日本，心存乞援復國。安南人對他無禮，他不能留。日本人准其登陸，且破例准其永居；知他是中國儒者，敬禮有加，向他問禮問學，有的還分俸養他。日本最有勢力的諸侯——實攝國政的源光國父子——事以賓師之禮，留他住在他們的釆邑江戶（即東京），到他晚年特許招他在中國的子孫一人來侍奉他：他的孫子快到日本時候，他怕這孫子已經沒有明朝衣冠，叫他寧穿日本衣服來見，不願睹清廷胡服。他死，源氏葬他在平素愛好的櫻花園裡：源氏——就是日本明治維新「諸藩歸政，尊王攘夷」的領袖諸侯，世所周知的德川公。在朱舜水集中有不少他答弟子們的信，比洙泗之風，且饒有人情味。朱舜水先生在異鄉做了王者師，影響日本人情政治，而三百年前中國人還拿日本與安南等量看。 一百年前，日本還是閉關自守的封建國家。 一八三〇年代，（美國）屢次與日本進行通商不成。在北海捕鯨的美國漁人遭遇風險到日本海上，常被當作盜賊治罪，或被禁錮。一八五三年七月，比亞士總統遣柏利提督，14柏利現多譯為佩里，這裡指美國海軍准將、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休·佩里。佩里前往日本，是受美國第13任總統米勒德·菲爾莫爾之命，並不是受皮爾斯之命。率兵艦四艘，到日本東京灣，日本高估柏利實力，於一八五四年三月與之訂約，開二小埠。從此日本終止其鎖關政策，立意步武西方強國，為黃色人種在世界抬頭。以珍珠港事變論，柏利做的或是錯：在當時，美國是得到通商之益的。 以上節譯巴克教授著《美國通史》。 美國幾隻小兵船的示威，打開了日本閉關政策，更警醒了日本上下人心，於是有「尊王攘夷」口號，於是有日本維新。中國人何以被更多的兵船警不醒？警醒而又麻木呢？明治維新（一八六七至一九一二年）是改藩設縣，諸侯歸政天皇，亦即是全國統一。從此定憲法，立國會，興工商業，普及教育，裝備海陸軍。不到半世紀，日本的工商品推行世界，日本的郵船航行全球，日本的教育吸收幾萬中國學生，日本的武器足以供給強大海陸軍，日本的海陸軍在十年內擊敗兩個老大鄰邦——中國與俄國。俄國割送半個庫頁島，中國則琉球、台灣、旅順、大連，加上賠款。我生在甲午中日戰爭之年，中日戰爭是我對近代史很敏感的一頁。膺白在日本學軍事測量，熟悉庫頁島割分故事。中國庚子拳匪之亂，八國聯軍進我北京，光緒母子倉皇西狩，「拳匪」固幼稚，聯軍亦極野蠻。當時的日本軍隊，號稱最守秩序，日本力自尊重，而表示文明和紀律。執世界牛耳之大英帝國，與訂《日英攻守同盟》條約。歐美人從此發見天之選民，不定是白種人。這是日本不世出之天皇明治，以及無數忠君愛國的人民，和維新時代許多有建國精神的政治家合力奮鬥之結果，言之令人忻慕。 膺白在日本讀書，正當日俄之戰。他學測量常在鄉間選點，一日要走幾個山頭，寄宿民家，見日本人民之勤儉、耐勞、好學、愛國。不論車夫使女，工餘人手一張報紙，他們用不著政府或特殊組織來訓練或指導，自然而然了解其國策國情而能合作。我記述過膺白的日文教師江口先生，後來做他很好朋友，是他尋書的同伴，亦是他買書的代辦。窮讀書人逍遙書店之樂，男女老少均然。膺白譯過《旅順實戰記》，原名《肉彈》，是日俄之戰一個中尉櫻井忠溫所作，戰爭毀去他一臂，這書是左手寫，還有左手畫的一張戰畫。這書不但在日本再版無數次，歐美都有其譯本。以日本武職「將」「佐」「尉」各三級共九級而言，中尉是第八級，比他再低只有少尉的一級，程度如此！此人後來再到旅順憑弔戰場，著書名《銃後》，江口先生寄來請膺白再譯，膺白未暇為之。譯《肉彈》時在前清，意在振勵吾人。《銃後》出時，中國已勇於內戰，不能再揚人武功了。即在《肉彈》，譯者亦重在：「此何地也？而有此戰！」旅順是中國的土地呀！ 江口先生曾為我講日本兩個軍神的故事：乃木大將和廣瀨中佐。乃木是日俄之戰攻旅順要塞的統帥。俄國人在旅順築的要塞十分堅固，要塞之外滿布通電的鐵絲網，一道道深厚的濠溝。日軍屢進不能越過。當時的日本是悉索敝賦，傾國家力，不能曠時日久，必須急戰速決。乃木兩個兒子——勝典、保典——都在攻旅順的部隊里。他第一個命令給大兒子的一隊向前攻，全軍覆沒，兒子死焉。第二個命令給小兒子的一隊，又全軍覆沒。兩個兒子相繼犧牲，兩次全軍覆沒的屍身填滿了濠溝，於是人人感動，效命當先，攻下旋順。這是半世紀前的人海戰術，主將首先喪其愛子。凱旋之日，乃木有詩曰：「王師百萬征強虜，野戰功成屍作山，愧我何顏見父老？凱歌今日幾人還！」他豈但難見父老，他難對他的太太，他們絕了後，他鬱郁想自殺。明治天皇識其意，對他說：「我活著，你不可死！」請他做「學習院」院長——學習院是日本皇族及勛戚子弟讀書的學校：請如此一位為國家立蓋世功勳的名將做校長，使這些生而安樂的青年知道國家的光榮是如何拿國民的血肉生命換來的。乃木活到明治天皇死，靈柩出宮發第一響禮炮，在家切腹自殺，室內放著兩個兒子的照片。簡單的遺物，有遺囑託太太送給指定的人。太太靜子亦早識其意，等他死後亦自殺。 另一軍神廣瀨中佐的事：日俄戰時，日本海軍力遠不及俄國。傳說在一個酬應機會，一個日本海軍軍官在俄國軍艦上故意在不經意小地方碰一碰，回來察看白手套上有小污點，知道俄艦並不如表面之潔淨。日本陸軍仿德國，海軍仿英國；潔淨是重要條件之一，他們是事事偵探過而準備的。俄國海軍分開在東海（旅順口）及北海（波羅的海）兩處，相距甚遠，日本海軍當局設計阻止俄國兩個艦隊之會合，要先將旅順口封鎖，以分其力：封鎖的方法是拿船來沉在海口。有名的三菱造船廠主捐獻舊船四十艘，廣瀨中佐自告奮勇率領著沉沒在旅順口外，完成任務。這不是「敢死」而是「必死」。旅順口鐵鎖橫江，俄國的東海艦隊困住不能用，遠來的波羅的海艦隊遂被日本海軍一擊而破，決定了日俄海軍勝負。 不但日本軍人如此獻身，和資本家如此獻財。維新元勛之風格，如西鄉隆盛只有外衣一襲；一日，開御前會議，候他不至，急足往催，他正在家裡張衣烘火候干。伊藤博文到朝鮮，有人警告他可能遇險，他甘心拿最後的生命作日本合併朝鮮主權土地的代價。不但知名之士如此，日本女子、日本小學生，寧走較遠的路，出較多的錢，買較劣之日本自製貨品，不貪價廉物美的外國貨。 這樣上下一心的「建國熱」，究竟把日本建國成功了。看我中國，豈曾有一於此？亡命時，一日膺白與我傾談，我們許多有建國抱負的人，生活均不足示範於人。當時我們自責，甚至歸罪到上海租界，租界生活五光十色，足以銷人志氣，與一般內地實在太不相同了。我們見得到先進國家之「建國藍圖」，而不知各人須自備之「建國精神」和自經之「建國路程」。 在日本合併朝鮮以前，中國人對之大都有好感，存敬意。日俄之戰，所爭是中國的土地，但多數中國人同情日本，幫助日本，對日本戰勝喝釆，把「甲午」「庚子」之事忘記。中國人固自不爭氣，對日本是不念舊惡，仁至義盡的。所以然者，中國當著殖民主義之洪流，欲圖自強，不論戊戌維新，辛亥革命，都須步武日本，得日本之好意援助，且以日本為有色人種爭光之先鋒。弄到中國人厭惡日本，崇拜西洋，是後來的事。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明治天皇及多數元勛均已死去，但日本武力和產業經濟，基礎已固，因緣時會，他不戰而勝，陳兵海上，輾轉運輸，大發「世界難」財。對中國積極實行其侵略，不但遏住了中國一線自興之機，他自己的成功，亦即為其後來之禍患。經過如下。 因日英同盟之故，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在遠東屬地都賴日本海軍保護。一九一四年秋，我們在新加坡親見日本將校「以天下為己任」的尊嚴態度，和英國下級軍官向之敬禮情況。參戰國家的物資輸送亦由日本海軍護航，直至地中海；日本海軍的氣勢大張。又因參戰各國無暇東顧之故，不得不默認日本在東亞行動。於是日本對中國為所欲為：二十一條之提出，操縱安福系政府，占領青島，武力承襲德國在中國的權利。日本在中國欲獨霸，山東成為問題，均自此始。日本的陸軍從此亦躍躍欲試。 日本海陸軍人，因歐戰之故，正輕心以掉天下事，而戰後一般空氣——一般想望，以為：德國戰敗——黷武者縮頭，世界從此不要戰爭。華盛頓會議決定英美日海軍軍縮，比例為「五·五·三」，國際聯盟又提示普遍裁減陸軍。巴黎和會中國不簽字，華盛頓會議議決日本歸還山東權益，在日本以為列年徒勞，受國際挫折。又加軍備受限制，職業軍事減少，軍人失去重要性，擁護天皇萬世一系的日本皇軍，向來成仁取義白刃可蹈的，忽然傷了自尊心。這是後來軍人出軌的第一刺激。 日本工商業應戰時各國需要，又填補各國平時市場，生產驟增，獲利無算。社會上新添不少資本家暴發戶，財無處用；這些暴發戶生活奢侈，舉動若狂。我和膺白在歐洲看見各國在戰後生活之苦，不論戰敗的德奧人民飽暖為難，即戰勝的英法亦家家寒酸。接到在日本一個朋友信說「成金舉止若狂，一夕吃五百元一客的飯」；「成金」系日語暴發戶。此種豪奢舉動不但大違日本向來勤儉之風，為有識者所側目，金錢萬能還影響日本政治。到後來，各國工商業漸漸恢復，這些新興的資本家市場減少，尋求市場與保持已得勢力之心愈切，他們本身亦成問題。 明治維新是西方技術制度與東方道德精神的結合品。日本是聖君賢相的領導政治，多於人民代表的政黨政治。日本當時有兩大政黨——政友會和民政黨——他們代表資本家的色彩重。資本家生活引起社會厭惡，於是政黨亦不受重視。後來政友會做了軍閥工具，與侵略中國大有關的田中義一，即以大將而為政友會總裁而組閣的。政黨徘徊在軍閥財閥間，後來被所謂少壯軍人一腳踢在旁邊。 蘇聯革命以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學說流傳日本，學術界與知識青年亦有「左」傾思想，不像從前之單純國家觀念可以克服一切。 日本是通國皆兵制，除特別免役，男子無不當兵，大部兵源在農村。他們面對著矛盾，以他們生命換得的國家光榮，為另一部人所享受，所惡用。因工商業特殊發展之故，財富集於都市，人口亦向都市集中，農村甚形困苦。他們心下不平，很易聽少壯軍人指使。 日本雖同英國一樣——君主立憲，皇室不問政；然日本天皇系半神半人，平日不問政是超人之故，國有大事則仍決於天皇御前會議。直到其政變時止，日本是元老政治。元老是維新以來一脈相承的重臣，已退休而負重望，為一般人所知曉，天皇所信任。元老平日住在與實際行政有若干距離的鄉莊，身雖閒散，心以國家大事為常課，左右有各種問題的專家，他自己對國際及本國過去未來的事能密切注意。他的門生故吏滿天下，但不利用為個人利害。元老要做到「寧靜致遠」，亦須保持「淡泊明志」。國家養成了這種人，在要緊時徵求其對問題的智慧和公正意見。不是崇德報功，亦非優遊林下，更不可作土豪劣紳。這種元老要靠本身，亦要有機會，要靠社會容許他能公正，是可遇不可求。在最後一個元老西園寺公望以前，日本的政治一直有賴於元老的貢獻。即使平常更換一次內閣，舊內閣向天皇遞辭呈，報上立刻見到元老奉召入京，天皇聽取他的意見後，他立刻離京回家，不再逗留。 這種家長制度——重臣制度，維持日本政治的安定和維新的完成，使國家有充裕時間提高社會各方面的水準，在日本是成功的。吾人在中國書上見到的政治修養和社會憧憬，在散漫遼闊的中國未生效力，在日本是實現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秩序有大轉變，日本亦然。日本原來的政治重心動搖，而新的重心還未誕生。海陸軍人是日本建國柱石，靠他們，日本揚威武於世界。日本海陸軍出自兩個藩族系統：陸軍由「長藩」，海軍由「薩藩」；雖然各由一個系統包辦，卻不像我們的割據把持，販私運土；他們有不可搖的中心信仰——天皇和國家。日本天皇是萬世一系，故天皇與國家不可分。日本軍人雖不結黨營私，但他們有強烈的功名心，他們的功名心亦與他們的國家觀念不可分。原有的忠君愛國觀念，加上對政治現狀不滿而欲刷新，和個人強烈的功名心；這三件事骨子裡暗含有極右的國權主義，是日本法西斯運動的主因和主力。日本國民性向來能服從，尤其軍人所受軍事教育，故其法西斯運動雖以佐官階級的少壯軍人為中心，必須推戴較高地位之領袖以號召，而執行其政策與辦法。他們的政策——初只是空洞的「刷新政治」。他們的辦法——內則「發動政變」，外則「實行侵略」，以武力造成他們所想望的事實。推出來的領袖不給他們滿意，立刻揮之使去，另戴他人，故日本法西斯有無數立功釀禍的人，而始終沒有堅強的領導人。他們與德國、義大利不同，沒有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他們是從下而上的。這些被推戴被利用的一時領袖，只有替他們支持政局，替他們在國際圓誑，替他們將既成事實合法化，替他們將錯誤作為功勞。佐官階級的人在很短時期都成大將。野心的人借法西斯以自重，平凡者不敢開罪。內閣、政治家被刺者踵相接，莫敢誰何。 在日本從有紀律的「建國熱」到無拘束的「侵略狂」，首當其衝者是我中國。自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是蓄意要報復的。他們的軍備物資，準備不止一個戰場的作戰。日本亦有不少自由思想的人，亦有比較在世界大處著想而同情中國的人，但到他們為自己立國生存，則不論朝野文武，沒有不思向外擴展，到這分際，將不惜阻礙中國的成功。 中國與日本國交，不拼個你死我活，即須在此夾縫中謀兩全。兩國間能見到此而努力的人不很多，而陰錯陽差的事實，則往往隨時隨地而生。大隈重信是自由主義的人，他辦的早稻田大學吸收過不少中國學生，然而為中日間致命傷的「廿一條要求」出於大隈內閣。犬養毅是中國革命黨幾十年老友，他對二次革命後紛紛亡命渡日的人，極力主張准許居留，然承認偽滿洲國卻在犬養內閣任內；距他被暴徒刺死前不久。中國方面亦然，中山先生是最早見到且得到日本同情的人，而中國最大的排日運動出於國民黨。 本來日本在中國久已染指的是我東北，其理由為他們國防、工業和移民的主要線。大隈重信組閣時，日本駐英大使加藤高明回國任外交大臣，向英相格雷辭行，談到日本與我東三省關係的重要，加藤提到日本在東三省投資，培植了不少樹林。格雷答以「日本不但植林，還澆過血」；一言喪邦，格雷此語實啟日本從此積極侵略中國之主因。日本原來所希望者旅順大連租借之展期，各國在中國租界地大都是九十九年為期。旅順大連，乃甲午中日戰後日本已得而由俄國從中欺詐以去——日俄戰後日本再從俄國手裡奪得之物；租借期只廿五年，日本亦想做到九十九年。加藤提出植林，表示此非朝夕之功，格雷承認日本灑過血，是默契其特權。這個消息帶回東京，於是野心者更加小事化大，此即「廿一條要求」所由起。讀者知此時中國為何時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袁世凱稱帝前數月也！袁氏簽此喪權辱國條件，從此遼東半島外，山東半島亦招來了日本勢力。 袁氏稱帝不成而死，繼之者在中國是段祺瑞當政，此即世所周知的「安福系」，勾結日本，借日本大外債，名為參加歐戰而實未出一兵，練兵僅為內戰征伐南方。「廿一條」中一部分在袁世凱時所保留者，段祺瑞時又默許之，此五四運動之由來也。 華盛頓會議以後，日本人處心積慮以準備，中國則傾心歐美，鄙視日本，而並不自求振作。中國人傾心歐美，咎由日本自取。然鄙視日本，影響日本大多數人心裡，使他處處要做到中國人所崇拜之歐美無可奈何他，而使中國人心服。這點，中國人雖錯，日本人是更錯了。 北海之熊之俄國，昔為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所恐懼而誘之東向，日俄之戰日本以地利、人和幸勝。共產蘇聯實為日本肘腋之患，國民黨聯俄容共，與日本是不相容的。這一時期的日本，對中國欲縱又收，忽收忽縱，知中國統一運動不可遏，亦知中國倒向蘇聯於日本不利。中國若在清黨以後，各派不相爭而相合，不但中國有復興之機，對日本亦自有主動周旋餘地。蘇聯是不喜中日棄嫌隙而合作的，共產黨更不喜。無乃日本終無其度量，一著著做得使中國無與可親之道。中國亦不求諸己，不歸楊則歸墨，欲利用日蘇而終為日蘇所利用，坐待癰之養大，不可收拾。 濟南慘案以後，日本派佐分利出使中國。關於佐氏與膺白間談話，和二人對東亞的看法，我大概零星已經說過。膺白認他為能見遠處，知道中日間亦須相忍為治之一人。當時日本以為田中在濟南釀了大禍，使中國了解日本的人不能立足，派佐氏使華以求轉圜。但膺白已經去位入山，中國民氣益憤慨而無可解說，日本亦並非真有覺悟。佐氏在短短使華期中，頗得中國人之認識，向來不求了解日本的人甚喜其態度。佐氏欲來莫干山晤膺白，膺白再三推辭，請各到杭州靈隱參佛，如此相值，膺白亦不肯。佐氏歸國述職，忽以自殺聞；自殺被殺無人知，但幾希之有心人又弱一個。 重光葵繼佐氏任，具體而微。其時日本法西斯軍人已開始行動，在東三省之陸軍釀成滿洲事變，而在上海之日僑與海軍陸戰隊亦肇成淞滬之戰。據重光氏自言，在滬經過中國排日分子道路稽遲及查問，均忍耐不使釀成問題，而淞滬開火前數小時，上海市長吳鐵城實已接受哀的美敦全部條件，日本野心者必欲肇禍明矣。重光葵解職回國時，曾告膺白：「日本軍備始終為兩面作戰準備，實力直在十年前之上」；他解說此乃友誼，非外交官的話，暗示我們勿低估日本實力，「十年前」即華盛頓會議。淞滬停戰，他在醫院待簽約而後割去其傷腿，恐生事之輩橫生枝節。我見過當時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紀錄，因這次接觸而發見對方的人情。聽過人說起一個宴會席上重光葵的演說，他指著桌上魚翅謂：「日本出魚翅而不會烹調，經過中國廚子之手乃成美味。」這外交辭令以示合作有道；然其時他們的外交官已經只有「從惡」與「補苴」之二途了。 塘沽停戰後，政整會委員之一——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說：「日本人除開侵略中國之外，樣樣都好，事事可佩而可學的」；此話中國人未必聽得進，亦已經太遲了。 膺白常常以「英美」「德奧」關係，想望「中日」，雖有爭，各相尊重，而事適相反。試想中日間如能結善緣，互利而利人者，今日之亞洲為如何耶？斯世人道之責任，豈不可以分擔一部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由戰敗而復興，有大轉變。中國亦有大轉變。今日之因，又將為他年之果，殷鑑不遠，一切看彼此及各自的努力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