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六 滯京一年
上海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有信述其過去對制憲主張和政治意見，亦有對攝閣的期望。膺白和他因印書而相識，曾貢獻對中小學教科書意見，這是國民教育基礎，不可只顧目前而作營利看，出國所至，曾購其國教科書寄贈中華供參考，平常很少通信，這次陸君的信如下：
膺白先生道鑒：久不通訊甚念。閱報知公奮起顛沛之中，權攝大政，以公才識，必能於國家有所裨益，企望何似。客歲賄選聲浪初起，上海總商會有民治委員會之組織，弟被舉為委員之一。當時曾提一案，主張國會移就上海總商會開會，迅速議憲，憲成之後，每人酬一萬元，預向稅務司接洽，由關余撥付，蓋與其任野心家賄選，不如由國民購憲也。不幸該會誤入歧途，此案終未議及。今則憲法不為國民所承認，國會亦為國民所唾棄。解決糾紛，無從下手。說者擬用元年革命手段，仿元年約法成例，開各省代表會議重定憲法。弟意此事非不可行，然擬好之後，必用國民總投票手續，以昭鄭重。否則甲一革命，乙一革命，甲一憲法，乙一憲法，他日擾亂必更甚於今日。至於政治方面，第一須行法，曹雖賄選，倘能逆取順守，實行憲法，國民亦未嘗不可恕之，蓋惡法勝於無法，而多數巡督之為患，遠甚於賄選之總統也。第二須堅壁清野，不畏強御。前歲黃陂之入都也，弟曾與某君談：黃陂既為馮婦，須謀所以善後之法。宜不問事實如何，以一紙明令廢督裁兵。就小朝廷之收入，自行維持，無論何方加以壓力，決不接濟分文。其擁有重兵者分命籌邊，如各方不遵命，輿論自有制裁。萬一危險及身，輕則一走了之，重則以身殉國。蓋收入有限，慾壑難填，既不能始終討好，何如嚴厲於始，或尚有幾分之希望也。國事日非，救治不易，即以實業界論，紗業已墜深淵，漢冶萍招商局皆危如累卵，一般工商業之凋敝，地方之糜爛，民生如此，國將安傅？每讀大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輒覺不寒而慄。今公雖權攝大政，未知久暫，然不能不望公掌一日國事，為吾人謀一分福利，祛一分禍害也。弟陸費逵上。（十三年十一月九日）
當時文化界及關心國事之中間分子，寄攝閣以厚望，許為北京最清新欲有作為的一個時期。可惜攝閣只有極短時間，被舊勢力煙霧所罩，不能與一般有心人多通聲氣，未曾謀得絲毫福利，亦未祛除多少禍害，這是無成見的愛國。從此以後，中國在「腐化反動」和「過激極端」的鬥爭下，前者固已成時代的糟粕，然猶能腐蝕國家，後者亦為勢所必至，然甚為國民所恐懼。中國國力消耗在這兩種勢力下，選擇第三條路的人，亦想不起他們的前鋒還有這麼功敗垂成的一幕。國民軍的本身後亦變質，為反動派利祿所引誘，為過激派行動所利用，以至毀譽不一，世莫察其經過，至今言之，可勝嘆惜。
膺白自己從沒有機會參加過選舉和被選的事。我們對國會中不夠分量而弄權的人痛惡，亦對砥柱中流而不可屈的人欽敬。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是以軍警包圍國會，雜以公民請願而來，然民五（一九一六）以後多少次政潮，曾幾度委曲以承認此法統，南北都不得不一時同意。則民元之國會，不問其選舉制度和選舉經過圓滿至如何程度，究竟為多數之國人所公認也。
民國七八年時，我家居天津，學生運動正盛，遊行講演之事甚多。青年們所攻擊的目標：一是政治的，反對政府的賣國行動；一是文化的，反對吃人的禮教。二者我們都有同感，但不以僅僅反對為滿足。「大法未立」，「無法之國，無教之民」「沒有法制等於沒有法子」，膺白雖是一革命黨，然急切盼望從革命達到有法有制。他應邀到學生聯合會講演時，首勸學生回到學校讀書，下一代的學業無成，即欲報國，將何所恃？罷學罷課對國家是莫大的犧牲，可一而不可再。他曾建議青年們做一個工作，假期回里，到民間解說國民投票選舉的權利和責任。一張票，舉出我們的代表來參與國事，這個名字寫下去是絲毫不可大意的。同時且要人民明白國情，這樣的運動是積極的，人人覺醒，壞人有所顧忌，自然難列於朝。他自己在這時期正是做「明白國情」這一工作，雖是一個人獨來獨往，然國民軍最早的動機，不可謂不由此工作影響而來。
臨時執政系由一部分軍閥擁戴，不據法統，亦非革命，其系過渡之局與攝閣同，其動機與對國家之心理則大不同，歷史亦顯異。其召集善後會議等等，不過為完成其政權延長及政權合法，並非真欲公國是於國民，故一開始，即為參加善後會議的分子問題，與中山先生齟齬，而不肯讓步。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國民會議和善後會議中加入社會代表等等，雖然後來在他自己的國民黨，經過內憂外患二十多年而始實現，在當時我們是傾向中山先生的話的。膺白為國民軍不能表示不合作，後來不得不參加這個善後會議，是他一生最守靜默的一次，自始至終沒有發過一次言。
為公我們雖頗失望，但為私如釋重負，無有遺憾。膺白的交卸甚易，他有兩個職務：國務院的交代如上述的清室玉璽送在教育部歷史博物館，交通部的交代曾得其後任批評為老實。交通部是北京內閣中最有積存的一部，當其後任葉玉甫先生髮見積存絲毫未動時，言膺白即不自裕，亦盡可撥作馮軍餉項以示惠市恩，而均未做。
膺白卸職時曾做兩件事：其一，他建議馮先生柬請攝閣同人聚餐一次，攝閣同人不盡與馮相識，此番來去均甚倏忽，有此則共事之情似乎圓滿些。其二，他自己發個通電，他用個人名義發通電向未有過，這次臨時執政所接收者為攝政內閣，但他們並不如此說法，則膺白算交給誰何的呢？不能不有個解說。這個電稿是劉治襄（焜）先生起草，膺白所修改，二人筆跡還很看得出。尤其末段，「……消除兵氛……確立共和……不再種循環報復之因，不再留因循敷衍之習，使內爭永絕於中國，建設開始於甲子」云云，都是膺白所添，是其宗旨和切望。治襄先生是《庚子西狩叢談》筆者，在攝閣系袁文欽所介。後自動為膺白草辭全國道路督辦之文，做得典雅極聲色之致，意含諷刺，稿未留。下為攝閣解職通電：
郛自束髮受書，以身許國，痛心國難，改習兵戎。辛亥之年，神州光復，江南馳逐，忝總師干，謂當翊贊共和，發揚盛治，不料政潮亟起，夙願都非，異國飄流，三易寒暑。民五以還，旅居津邑，閉門卻掃，屏絕外緣，著述自娛，從未一干時貴。前歲經歷重洋，漫遊歐美，復參與太平洋會議，默察世界轉移之大勢，環視友邦競進之急潮，棘目刺心，憂惶萬狀；念吾國適當百川東注之會，若不亟追直起，萬不足以柱此橫流。自顧一身，不惜抑志屈情，重攖世網，冀竭可為之力，以效能盡之心。比兩年中，三仕三已，無益時艱。目睹政象之昏污，紀綱之頹廢，驕將強藩之跋扈，諧臣媚子之貪橫；外而債台高築，國信愈隳，內則時日興歌，怨尤並作；重以水旱連年，四民失業，轉輸百道，傾國家兵，淪胥已迫於目前，支廈殆瀕於絕望。權衡大義，萬不容以匹夫之小諒，致淪宗國於危亡。數月以來，周旋杌隉，綏輯危疑，駭浪驚濤，備嘗艱險。幸逢群帥協謀，各方響應，未逾匝月，興復可期。茲者合肥段公，入京執政，老成碩德，萬眾響風，三奠共和，功在民國。在郛傳棧之責已完，而當軸建樹之功方始。回憶曩日忝參閣席，名位不可謂不高；躐長卿曹，知遇不可謂不厚；今公私雖未能兩顧，而內疚終抱於無窮。除另電宣告解職外，謹當即日歸田，遂我初服，既可安此心於寤寐，而迂迴赴的之苦情，亦或可邀諒於友朋。所望全國賢豪，輔佐執政，迅斷鴻猷，力更前轍，以消除兵氛為要務，以確立共和為指歸，不再種循環報復之因，不再留因循敷衍之習，使內爭永絕於中國，建設開始於甲子。敬布困忱，伏希垂鑒。
馮先生從天津回京，悶不作聲，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國民軍要抵擋撤回的直軍，周旋進關的奉軍和伺隙的皖系。楊村之戰，以為一舉可以得手，所部資格最老的張之江、李鳴鐘連戰都未成功，輪到新進的韓復榘始打通天津，戰鬥力需要再自估計。國民軍三軍各有弱點，而二、三兩軍為其累多而助少；二軍的紀律與欲望尤可議。對方乘其弱點，弄得國民軍本身秩序漸亂。
宴請攝閣同人一事，經馮同意約定了日期，在城內旃檀寺馮的司令部舉行，本不過一種人情終始之意。不料及期客到而主人不在，膺白不得已設辭代為作東。隔日接馮來信如下：
昨晚本擬敬備薄酌，借談衷曲，只以行色匆匆，竟至不果，不情之處，當蒙鑑諒。弟於昨晚八時安抵天台山，覺目曠神怡，有迥出塵寰之概，至為暢適。此間已為吾兄掃除房舍，敬候駕臨，即請惠然蒞止，共領山林樂趣也。（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天台山平常寫作天泰山，在北京西郊，山不甚高，可以步行而上。一座小小佛寺有二三十間房，老和尚之外只一兩個小和尚，馮大概本與相識。我們體諒得到他說不出的委屈和苦衷，故不告而別忽然到此。膺白在城裡亦甚不自在，遂應邀到山做客。我只去過兩次，不是給膺白送應用衣服和藥品，即是去接他回家，每次都只一宿。我極力避免參與他們的事，即以前膺白與之通電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說出。我第一次到天泰山，馮太太尚在天津，她是婚後第一次生產，在戰前已搬家到津的。所以上次馮的去津，大家以為他是回家，不想他去參與會議。在山與馮先生共餐，滿桌都是素菜，每人一碗麵條，面色灰黑，白水煮，上澆麻油，我和膺白向不擇食，對此亦殊難下咽。有一盆白菜，帶點酸辣，馮連連讓客說：這個好吃，這個好吃。我佩服他的刻苦，亦甚同情膺白的做客生活。我第二次去時，馮太太已經分娩滿月，帶著孩子們到山，除新生之女孩，另外的是前房所出。這次的菜與前不同，仍是素食，而乾淨可口。素食當是守廟裡規矩，廚子或由自帶了。我和馮太太談話之際，一個五六歲的女孩進來問曰：「娘，我現在可以去掃地不？」馮太太答應說可以，她拿了掃帚出到院外遊玩。馮太太告訴我，馮先生治家很嚴，要孩子們記苦，與兒女共飯，常常問：你爺爺做什麼的？答木匠。你爸爸呢？答當兵。以勤苦教育兒女，故孩子們以工作為玩意。又說馮先生幼年沒機會上學，故渴慕讀書，看書往往到深夜。一次她見膺白穿件藍布袍子說：「黃先生亦那麼儉？」我說：「他一向喜歡如此，不是向馮先生學，他穿綢的時候很多。」一次我聽說他們有出國之議，還貢獻意見：多用絲綢，提倡國貨。
膺白在天泰山住到馮氏全家往張家口，一日清晨主人到客人門口辭行，客人反而送主人走。這是膺白第一次在本國的山居生活，從此他對山發生更多情意，山亦屢次給他無言的慰藉。在北京時，我們租住香山的玉華山莊，回南方後，我們差不多以莫干山為家。
這時最不幸的一件事是中山先生北來中途即病，是一不治之症，國家正需要他，而延年乏術。國民軍之起，事先與南方無接洽，事後歡迎中山先生北來，不但中山先生，所有革命同志均歡迎。這個意思膺白和馮煥章、胡笠僧、孫禹行都一致相同，三軍如此，攝閣亦然，電請李協和先生參加攝閣是李曉垣先生向膺白提議的。
膺白沒有參加過任何政黨。他不贊成以人為中心，以宗旨為教條。吾人受聖廟教育千年，不能儘量發揮個人天賦之本能，已大違孔子「自強不息」「舉一反三」真義，豈可民國之民而先入為主，強以相從。他不以革命為換一朝代，主張相忍為治，以成績博取民意。他始終愛護國民黨，然與國民黨以外的人亦多為友，尊重各人對國家的意見，他甚至希望中國暫時不要有黨。
他對聯俄、容共和黨都懷疑，但那時若叫他投票舉一治理中國的元首，他定投中山先生的票。中山先生是對建設中國有抱負，對國際有認識的人。我們同情中山先生顛沛數十年，年事日高，未嘗一日能施展其抱負的情懷，亦了解其視國事日非的焦急。民國以來，論事務，膺白是較與克強先生接近的，然對中山先生的理想和眼光，深表敬意。民國七八年之際，膺白幾次到上海印書，每次必到莫利愛路拜訪中山先生。民八（一九一九）的除夕，中山先生知膺白一人在旅館，邀他到寓度歲，席間有沈劍侯（定一）君與膺白辯論，幾至爭執，飯後中山先生請到書房看他的著作，以改變話題。後來有吳承齋君傳說，此日膺白走後，中山先生曾對同志言：膺白到北方出於他的指示，又說：膺白還是個革命黨。這實是十分的好意，而膺白對吳承齋說：他的住處和工作是自己選擇的。
民九（一九二〇）以後我們出國，民十一（一九二二）回來即到北京，沒有再到南方，無緣再見中山先生。西南的情形和聯俄、容共、改組國民黨一段經過，膺白都不熟悉。他總覺得以中山先生這麼一個愛國者，如果給他順手一點，有個機會如意稍展其抱負，在他自己負責時，有疏忽處可能提防得早，改正得快些順些，並且拉回一批黨內意志游移的分子和愛國的青年來。這個責任後來交給蔣先生就難得多了。在這一線希望之際，中山先生突然去世，不僅是中山先生的大不幸，真是國家的大不幸。我這話似乎事後言之容易，稍為盱衡當時大勢的人應有同感的。民十四（一九二五）上海五卅慘案後，章太炎先生來信以中山先生之反對他國之以不平等遇我者，為人心之所同，原函如下：
膺白我兄同志：改革以來倏逾半歲，時局猶昔而外患又起。昨者彭凌霄來，快睹手書，並及厚貺，因知北方近狀。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引為同族……，惟反對他國之不以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滬漢變起，全國憤慨，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時固當專言外交，暫停內鬨。大抵專對英人，勿牽他國，專論滬漢，推開廣州（兩政府本不相涉），則交涉可以勝利。但恐當局借交涉為延壽之術，國民軍恃交涉為緩兵之策，惟以延長時日為務，此則但有消極主張而不有積極為國家計，則犧牲數十命，耗棄千萬錢，皆付之虛牝矣。聞兄不肯就外交委員，為人格計，固應如是，但此次交涉，匹夫有責，督促政府，仍宜盡力，騎虎之勢，無法苟全也。屬書兩紙，此種高麗箋想是中國仿造，不甚吃墨，為書一紙，並以舊書宣紙屏幅相餉，其語亦正與君合也。章炳麟頓首（十四年七月三日）。
膺白曾在民十三年（一九二四）的夏應《申報》六十周紀念徵文，自己選個題目曰：「中俄劃界問題芻議」，文中表列中國曆次失給俄國的土地，面積大得驚人，都是巧取豪奪，中國人應與理論交還的東西。這篇文章在《申報》登出，當時反應甚少。
五卅慘案專對英國，膺白的主張與太炎先生相同。其復太炎信曰「不圖鄙懷，竟符高見」；但他為國民軍辯護曰「緩兵之策，或不至斯，語非左袒」；對外交他是始終努力謀舉國一致的。當時向馮進說者，均主電慰學生，派代表往商辦法，膺白亦以為然，但云勿招東北之忌，必請其聯名電滬，方較妥善；這是一個例子。
在這一段期間膺白髮見了與章氏的戚誼。他與太炎先生相識已久，從未談及家世。我家與章夫人母家略帶些親，但章家一向以為膺白是杭州人。一次，膺白忽然想起有個祖姑母嫁餘杭章氏，在信尾加了幾句：「弟原籍松江，曾祖竹西公長女適餘杭章鑑，不知系君家何人？」很快接到回信，鑑字避諱作〇，言系其祖父，並舉出好幾個表叔行名字皆膺白的父伯輩，問膺白是何人之後。且言：「原委既明，從今以表兄弟相稱。」是一件家事插曲。
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他力疾趕到當時民國的首都，似系歸正首丘，算是國民軍希微的成功。舉喪之日，段氏臨時託故不至。頑固者愈拒人於千里之外，激進者愈相率而追求幻想，浸至釀成「三·一八」執政府前軍警槍殺學生慘案。據在場的人事後傳說，當開會擬往執政府請願時，已經聞有戒備，學生實頗猶豫，其時外面來一人，交一信給台上主席中之一，宣稱系國民軍李鳴鐘之信，聲言保護，眾遂大膽出發，成此慘案。李函後無人得見，疑是藉以激勵，則「以百姓為芻狗」了。
隨中山先生北來的同志，其時左派右派，各不相容。北京城裡，從來未有如此多的同志，亦從來未有如此多的齟齬。其時蔣先生的北伐事業尚未開始，同志們遂格外寄希望於國民軍，各以鄉誼友誼聯絡一軍二軍或三軍，北方的事更加複雜起來。國民軍實際系有願未遂，乃失敗而非成功，但三軍部屬被人捧以向所未有之光榮，爭權利亦無已時。國民軍以外的北方各系遂互相結合，以擊破國民軍為先務。他們的說法，國民軍與南方是一路，南方是聯俄容共，是洪水猛獸。這時廣幫、滬幫的資產階級已一批一批避禍而到天津購地卜居。軍閥若不是腐化而積惡有素，這號召原可動人，但國民已不能相信他們了。
膺白所知南方的情形，多半得之汪精衛先生，大概都關於蔣先生的事。節錄其後來在《感憶錄》所記的文章如下：
我第一次見膺白先生是在辛亥十一月，那時候我由北平、天津回到上海，陳英士先生和膺白先生都詳細告訴我光復上海與光復南京之經過。
第二次見膺白先生在十三年十二月。那時候，膺白先生正協助馮煥章先生等掃除曹吳勢力，歡迎總理北上。
總理於十二月四日到天津，臥病行館，至十四年元旦始入北平。我在這一個月中，數數奉命，往來平津。
那時候，段芝泉先生為臨時執政，膺白先生已退閒在寓了。我和他相見，並詳細告訴他廣州一切情形，尤其將蔣介石先生在黃埔辦理軍官學校的情形詳細告訴，因為我知道這是他最關心的。他聽完之後很感動，並很感慨的說道：「許多年來，各位同志都在南方幫著總理，努力奮鬥，北方事情不免丟下。因此我便潛在此間，盡其心力，稍稍布置，只是零丁孤苦的情味，真是說也不盡。」於是他把許多年在北方的工作，歷歷告訴了我，我聽了十分感動，覺得這時候的膺白先生，比起辛亥年間勇敢負責的精神，還是一樣，而操心之危，慮患之深，卻與日俱增了。
第三次見膺白先生是在國難發生以後，自此常常見面，以至二十二年五月膺白先生就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這兩三年是我與膺白先生密切共事的時候，其中曲折繁重，決非片言能盡。當二十二年四、五月間，長城各口軍事失利，北平危在旦夕，那時候中國所取的方策，只有兩種，其一是繼續抗戰，其一是設法暫時停戰。這兩個方案各有利害。我們本於「兩害相權取其輕」之義，所以決定設法暫時停戰，而不顧一己之死生毀譽挺然擔此責任的，膺白先生實是第一個人。
有一次，汪自己送蔣先生給膺白的電報來，系用汪的密碼拍發，他說有兩個字再三譯不成文，疑有誤。電言：「北方有國民軍出，知必系膺白在內。回念前情，不禁淚下，請毋忘打鐵約言，並以事大哥者事中山先生。」所言有誤的兩字是「打鐵」，膺白答言無誤。膺白與陳蔣兩先生換譜在上海打鐵浜地方，約言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語系英士先生所擬，蔣先生贈英士、膺白二人寶劍各一，此二語即鐫在其上。所謂「打鐵約言」指此，大哥者英士先生。自癸丑（一九一三）二次革命而後，同志間主張不同，膺白與陳蔣兩公工作亦分道，此寥寥數語，其中實含有無盡情意。膺白當即復電曰：「八年苦志，一旦揭穿，今後生涯，復歸荊棘。」亦托汪代譯發。其時中山先生病已日重，而南北、新舊、左右之爭，亦愈顯露，國民軍日趨下坡之路，膺白用不出什麼力。
臨時執政時，許多委員會中都列有膺白的名字，亦曾幾次要特別安置他，第一件徵求他同意的是稅務督辦，膺白一口謝絕，這是北京第一件無事而厚俸的優缺。中國海關權在洋稅務司之手，督辦不過一個名義，而待遇則因洋員而亦特高。膺白說：這差使無論在誰的政府，他不做的。連下去不征同意而發表他為全國國道督辦，除治襄先生代草的辭呈，膺白在答內務總長龔心湛先生函中，建議併入內務部工作。其函如下：
接誦大函，備聆一切。國道為濟時要政，誠如尊論，弟以材輇體弱，一再呈辭，雖經執政挽留，同人勸勉，而虛糜時日，徒歉私衷。素仰貴部於進行計劃，籌議已有端緒，值此國幣艱難要務停滯之際，可否歸併貴部辦理，以資熟手而策進行。尚乞明示，弟當再上辭呈也。
這件事有朋友勸他接受，上海的全國道路協會亦來電歡迎。彭凌霄先生來信有「今後建設首在交通，公能創立基礎，事業亦至宏大」之語，他終無意使國家添此駢枝機構，而自縛於人事之煩。
林宗孟（長民）先生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事，膺白名亦在其間。林曾特到香山訪晤二次，膺白答覆他的信如下：
日前大駕枉顧香山，暢談甚快。國憲起草一事，彼此為極誠懇之交換意見，備承眷注，心感無涯。別後獨居深念，考慮再三，實為時間精力所不許，未敢貿然從命。所有前上執政請辭國憲起草委員一書，務懇即日代呈，幸勿再予延擱，以免曠職之愆。夙叨雅愛，諒荷鑒原。異日追隨驥尾之機會正多，不必拘於此會，容俟我兄大業告成，再行負荊請罪。
這一年中，似乎每個委員會裡都有膺白之名。他實際負責而且甚努力的是關稅會議，以為這是國家的事，非一派一系的事，義不容辭。關稅會議發動於華盛頓會議；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華會關稅條約規定：「本約實行後三個月內，在中國開關稅會議，研究裁厘加稅問題。在裁厘加稅以前，許中國抽二五附加稅及百分之十奢侈稅。」因法國不批准華府條約，直至民十四（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方在北京開會。法國不批准華會條約，系藉口金法郎案，金法郎案者，法國退還庚子賠款的用途及條款，賠款以金價支付，經中國幾任總統幾任內閣議未實行，未實行之故為國會反對。
我必須補述一點各國退還庚子賠款的事。原來各國退還庚子賠款都規定用途，大抵用在文化事業，如美國庚款之用在派遣留美學生，早期清華大學即其一端。與其他中英、中法、中比等庚款基金董事會，均由中國人和退還國代表共同組織。名為退還，然中國國民並不減輕負擔，款仍照出，不過由海關總稅務司扣交董事會。在退還國似甚慷慨，在中國人仍擔重負，惟中國方面董事大都在教育界文化界，比軍閥用以打內戰總不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系參戰國之一，曾得緩付庚款幾年。戰後各國幣值大跌，英美諸國仍照原來金銀比價計算。德奧等戰敗之國則真的退還庚款，然中國政府用以作幾種內國公債基金，亦仍照金計算。庚子條約對八國聯軍是同樣利益而不同分配，折算有幾種規定。中國國會，在條約中解說出以紙法郎付還法國部分的理由。以紙法郎，中國不難頃刻還清這債務，而所謂退還後之用途，則一事不能成就。法國退還庚款用途，除與他國之同樣文化事業，有一條幫助已歇業之東方匯理銀行復業案。金紙問題雖未決定，但海關已以金計算，扣出法款存儲。
此事成為政治問題，在法國則庚款不解決，不通過華府條約；在中國則法國不通過華府條約，無法召開關稅會議，加稅以裕歲收而濟財政之急，而海關已扣存之法庚款亦不能動用。當時中國系協定稅則，不能自主，海關稅務司系外國人，皆庚子事件之後果，其慘酷使中國經濟無法翻身。
法庚款退還蹉商至數年之久，自民十（一九二一）之顏內閣始，至民十四（一九二五）之段執政始決定。法國於此年七月批准華府條約，中國於十月開關稅會議。膺白是這個題目經過時外交部長（民十二〔一九二三〕）之一，曾送出當時經過院議府議的照會。誤解的人亦拿他放在問題之內，我為此曾細看外交部關於此案的單行本。他既未經手法國退還庚款條件之商榷，亦非使用法庚款之人，他不與一個庚款法郎有關係。動用海關扣存之法庚款者，北京之段執政和北京政府勢力所不及之南方獨立各省；使用法庚款於文化事業者，中法間之董事會；均因本身或當時利害關係而反對或不反對，膺白無預於這些事。我們對庚款的看法，是國家的恥辱，國民的膏血，用之要如負千斤重擔。我家在上海祁齊路相隔不遠之地，有一日本人主持的研究所，是日本庚款所辦，規模甚大，去參觀過一次，不問其組織內容。至法庚款之解決，他不以其前任與後任之辦法為錯誤。
民十四（一九二五）的關稅會議開到民十五（一九二六）臨時執政出走而中止。其所得成就為：（一）假定關稅自主之期，為民十八年（一九二九）一月一日；（二）原則上許收兩種附加稅。膺白為關稅會議全權代表之一，他所擔任的第三股是對日。當時日本代表團的重心是其專門委員佐分利貞男，為幣原外相之親信，二人皆具世界眼光，而知日本的強盛，不可抹煞中國。膺白與佐氏的會晤，不但促成日本對中國關稅自主原則之首先贊成，後雖變卦，終難反覆。（見《感憶錄》王芃生文）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到長江時，佐氏奉其政府命南來視察，到南京事件為止，日本的態度是同情南方的。
當吳佩孚決心要與馮玉祥對抗時，馮曾電吳並通電全國，自己解除兵柄，請吳亦將所部交與國家，二人同赴歐美。此電系李曉垣起草，膺白改筆，原文如下：
子玉我兄大鑒：民國以還，內爭不已，此興彼仆，覆轍相尋。追本窮源，皆由一二賢豪自負太過，未解共和國主權在民之真諦。往往以一人之意志，強天下人以從同，稍有異議，輒以武力相加。敗者固心有未平，勝者復氣有過盛。於是相鼓相盪，起伏無窮，戕賊民生，斫喪國脈，目的何存，百思不解。本年兩粵八閩，三湘四川，自殺經年，民無喘息。猶不知止，復傾舉國之兵，以南征浙江，東逼三省。天災之後，繼以人禍，吾民何辜，遭此荼毒。竊念弟與吾兄，私情固甚深厚，然武力政策，無論為國家計，為人民計，實萬萬不敢苟同。此次陳師承德，目睹民艱，勒馬懸崖，情難自已，故有旋師回都倡導和平之舉。抵京以還，首捕李氏彥青，其餘府中媚子，府外諂臣，亦早星散。凡此諸端，皆吾兄曩日痛心疾首，力足以為，而礙於情絀於勢未能斷行者，弟不過一一代行之而已。未蒙鑑諒，屢電嚴責，天下洶洶，禍將復作。現在合肥段公，以三奠共和之元老，受全國一致之推崇，翩然蒞都，總執國政。善後諸端，復通電申明，由會議解決，與當年兄在漢口所主張之廬山國民會議，初無二致，想荷贊同！吾兄堅苦卓絕，廉潔自持，私心折服，不自今始。深願彼此以國家為重，勿因區區一二人間之誤解，使舉國人民危懼而不能一日安。故弟已決定解除兵柄，除另呈執政准予辭職外，望兄亦平心靜氣，將所統部隊完全交付國家，與弟共渡歐美，為異日效忠民國之備。犧牲一人之政見，服從多數之民意，不得謂之怯。解除兵權，為廢督裁兵之倡，不得謂之恥。且從此和平可現，統一可期，循環式之內爭可以永絕於神州大陸，則其智、其仁、其勇，尤足以昭示百世，吾兄明達，當亦謂然！剖腑陳詞，佇候明教。弟馮玉祥叩敬。
此時堅決不肯放手，似乎吳甚於馮。至十五年（一九二六）春，馮在包頭，遣人送信來曰：
膺白總理仁兄如握：張師長來，得讀大教，敬悉種切。時局日亂，人心日壞。子玉以討賊軍而變為聯賊軍，真國之不幸，吳之不幸也。弟下野與出遊均在必行，惟手續尚未妥耳。便中尚乞幫忙指示為禱為盼。弟馮玉祥拜啟。（十五、一、卅一）
馮交卸國民軍之後，段政府初未准其出洋，授以三省宣撫史，膺白為他擬致段吳兩個電去，馮復電曰：
辱承關愛，銘感良深。時局鼎沸，已入混戰時期，不惟自審才力毫無匡濟之方，而在野閒雲更不作出山之想。子玉剛愎性成，此次幸獲勝利，其氣焰熏灼必更加甚，決無為國為民之思想。擬不發電，以免自惹糾紛也，吾兄以為如何？馮玉祥元。（十五、三、十三）
這時國民軍已成不了之局，馮若遠離，更將不堪。十五年（一九二六）春，馮由包頭經庫倫到蘇聯去，吾家已由京遷居天津，與他消息隔膜。偶有舊人來津，傳些生活狀況，一次帶來一白手絹，以水洗出有字跡，亦僅寒暄而已。馮行後，國民三軍之失敗如破竹，至南口失守而全體瓦解。其失敗之因由於外者固多，由於內者實亦不少。我們私下論許多人如腦袋裝了汽油，升騰無有止境。段政府本存異視之心，儘量敷衍，南來同志驟失中心，多方借重，使三軍部屬之受誘受捧，有非長官可以約束。馮之一軍地盤在西北，所爭尚不顯著，孫之三軍力量甚小，而必欲得河北，以得罪奉系。時奉系的李景林在天津，實頗有友好之意，韓達齋（玉辰）先生與有舊，奔走甚力。郭松齡之變，天津倘有表示，局勢當不同。郭之失敗，殺姜登選是首失人心；李之游移，終與國民軍決裂為河北；皆小不忍亂大謀之實例。二軍之事更多，胡笠僧先生未死前頗知大體，亦尚能約束。一次膺白為二軍一件要求未成之事抱歉，請林季良（烈）向胡解說，得其回信曰：
膺白兄鈞鑒，季良來，小事成否何必介介，惟望吾兄主持國是大政方針不亂，弟無論如何必為兄等後盾，余由季良兄面陳。敬請鈞安。弟翼上。
胡死後，二軍有關人員竟有為段政府作探者。馮在張家口時與各方議事，往往與議的人未歸而北京均已先知，馮之機要室發電亦屢泄漏，後有陝籍某議員入閣即為供給國民軍消息而得。有一時期，馮有一軍用電話直通吾家，雖偶有來電，膺白終未使用去電，即張家口之行亦非請不去。以下是馮部劉參謀長菊村（驥）的一封信，他是劉杏村之弟，馮部中與辛亥有關的人。
膺白先生勛鑒：時局震撼日劇，非得一有定識定力之人，不足以燭利害於機先，而定危疑於俄頃。自在張垣規定召集會議，以我公肩此重任向前進行，國事泯棼庶幾有豸，不料公甫去後，即有人紛來此間，乘間抵隙，幾至發生變化。頃與督辦竭力研究，仍照預定計劃進行，庶善後辦法克臻完善，幸督辦嘉納，原議不至動搖。所有與各方接洽情形，並望隨時詳示，以便進言贊助，稍盡一得之愚。驥以此舉關係本軍及國家前途者甚巨，故敢縷奉陳，惟垂察焉。清密電碼一本呈上，祈察收是幸。蘇孫、奉郭、湘趙，均已派定代表，原電已轉尊處矣。劉驥拜啟。（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某次，二軍的重心河南將有事，事先電告其在京重要代表，電須親譯，而接電者有煙癖，沉睡誤事，電落人手。種種致敗之道，難以盡述。
十五年（一九二六）之冬，馮已從蘇聯回來，派人送信到天津曰：
膺白我兄同志如握：別來渴念已極，朋儕中有真知識而志願救國者，以弟眼光看來，我兄實為第一人。此非妄語，尤非諛詞也。現在先將已往無知識之過失一筆勾去，而奮然不顧的努力革命，以三民主義為主義，毫無掩飾的作去。至對於時局，則惟有「擊吳、和閻、聯奉、親日」八字作根本。我兄對於國內外大局知之極詳，尤盼指示盼幫助也。現住包頭，最近當往平涼，出潼關，知念密聞，並請為國珍重。愚弟馮玉祥拜啟。（十五、十一、初四）
馮往蘇聯似與徐季龍（謙）先生同行，回來後，他自己和全軍都加入了國民黨。函中所言八字根本方針甚兀突，後來沒有機會聽其解說。膺白在天津，不久應邀南歸，那是民十五（一九二六）年底，國民革命軍時代了。亦曾周旋蔣馮合作，後章另詳。
自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至此，國民軍首都革命由發動以至失敗，事與願違，疚心多於慰心。漁翁得利，以致全盤皆非；積習難除，國民軍亦仍以自己為先。這段經過世莫知真相，甚或傳惡不傳善。雖然，幾件事是明顯的：因首都革命而中山先生和許多同志們到了北京，革命二字在北方不再生疏。北洋軍閥愈分裂，多少為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和統一減少阻力。清帝出宮，完成辛亥之功。故宮成為博物院，使中國文物最古最大庋藏，從此公開為民有，永為國家民族之光。則非當年故意造作以訛傳訛「逼宮」等惡名所可一概抹煞的了。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