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七 南歸
二兄大鑒：久未會晤，渴念殊深，如有公暇，務乞駕來一敘為盼。
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一月廿二日）
二兄大鑒：渴念既殷，欲言無由，特屬岳軍兄面達一切，尚祈不吝教益，共底於成，是為至禱。敬頌大安。弟中正手上（十五年十二月廿八日）
以上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先生由廣東北伐，抵達長江，武漢已下，正擬東征，戎馬倥傯之際，給膺白的兩封信。那時我們家在天津，張岳軍先生親自送信到津後，面述蔣先生傳語，並與膺白討論當時國民革命軍形勢。膺白斟酌公誼私交，兩不容己，遂決定南歸。其時京漢、津浦、滬寧諸鐵路線都在直奉軍閥勢力下，他坐船由海道到滬。在滬觀察及準備幾件他可效力之事，即換船到漢口與蔣先生晤面。他們之間，差不多十年不見了。
膺白這次南歸完全為國家和朋友，他一點沒有為自己。膺白深悉中俄外交關係，以及俄國所占我們自東北以至西北廣袤千里的土地。前章記過上海《申報》六十年紀念徵文，他自定的題目為「中俄劃界問題草議」，列表舉出失去的土地面積方里，意在提醒下一代。
膺白南歸時北方的局勢大概如下：
一、馮玉祥的「國民軍」。被直奉聯軍所迫，向西北總退卻。馮下野赴蘇俄，全軍瓦解。馮由蘇俄歸，整頓舊屬，加入國民黨，所部仍在西北。
二、張作霖的「奉軍」。張宗昌等「魯軍」附麗之，舉足輕重。「直軍」吳佩孚部之在京漢線者正不利，不得不向奉張屈服。稱霸東南之蘇、浙、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自贛省為國民革命軍所得，浙省內部不穩，內外受敵，亦向奉軍低首乞援。沿津浦線之直隸、山東、江蘇，都入奉魯軍之手。
三、吳佩孚、孫傳芳如此，「直軍」已成強弩之末。但不屈於國民軍，亦不屈於國民革命軍。
四、閻錫山的「晉軍」向少出境，閻曾隸同盟會，在丈夫團之內，山西還有溫靜庵（壽泉）先生亦屬丈夫團人。
五、其他隊伍。或屬於此，或隸於彼，即段祺瑞之「皖系」，亦已不成勢力。
六、北京政府，仍為國際所承認的中華民國政府，用紅黃藍白黑五色國旗。段祺瑞為臨時執政，其來由於幾派軍人勢均力敵不相下，收漁翁之利；其去亦因幾派軍人勢力之有消長，「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有人論他夢想以往的權力，而未悟以往的錯誤，似近確論。北京最後一段時期，為張作霖所號稱的「安國軍」，他支配北京政府，號召反對共產。
我家在民十四年（一九二五）底已搬天津，先搬兩個孩子：熙治和外孫女曉敏。膺白和我支持到國民軍退卻，無須再為國民軍而敷衍段執政時，然後出京。我家仍住天津意租界。這時直隸省督軍名褚玉璞，似為張宗昌一系人物，我們與這派人無一點關係。省政府的民政廳長柯君是《新元史》作者山東柯劭忞之子。柯君的太太無錫薛氏，諸姊妹與我及程遠帆太太陶虞笙均同過學；程太太帶蔣夢麟先生出京，即搭乘柯太太車上包房，有護兵守門，柯太太不知其為蔣夢麟也。此事經過前後均由程太太告我，夢麟先生到津亦曾來吾家。我們與柯家並無往來，然因褚能用書生，因此對省政府少恐懼心。膺白在天津有過幾年歷史，社會上人緣還好，我們都能靜得下來，深居簡出，在家讀書，這次我有自己的書桌，不再為侍坐的書僮了。
我們並不知道直隸省政府檢查信件的職員中，有一膺白辛亥時舊部徐季實（繼奭）在內，一次他查到一封由上海來的信，覺得不妥，暗送在津另一舊同事朱達齋（豪）轉到吾家，他自己避嫌不敢來。因此我們在津與外間通信很少，重要的信都專人送。以上蔣先生的兩封信前後日期隔一個月，想見欲言無由之深意，以及當時通信之慎重，然「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信箋」，居然到了天津。
南軍北伐，從來沒有到過武漢，蔣先生實是第一人。太平天國時不過掠掃兩湖，不如這次蔣先生之整軍經武而至。我們看到這張信箋時，一切其他的顧慮全部丟開，不勝奮發，不勝期待禱祝。
膺白所直接做的準備工作，大概如下：
一、財政。北京政府已瀕於破產之境，上章述民十四（一九二五）在北京所開的關稅會議因政局而中止。民十五（一九二六）胡馨吾（維德）先生將組閣，曾派黃伯樵君到津，與膺白商如何完成關會，俾得實行定議，以解財政之厄。膺白托伯樵面答：「關會所議定之二五附加稅，為中國近時期內財政惟一續命湯，宜留作建設生產，不可用以維持殘局。」馨老首肯其意；當時膺白寫交伯樵的二頁便條尚存，復影於後：
一、關會事務乃全政治之一部分。國家必須有根本一貫的大政方針，庶幾一氣呵成，厘可以裁，債可以理，而財政基礎即於是乎定。否則厘不果裁，而自主仍托空言，舊債雖理，而新債不難繼起，異日再發生整理問題時，將以何為擔保？埃及慘禍僅六萬萬元之無擔保債務而已。言念及此，寒心實甚。
二、為今之計，宜將關會經過及根本內容，徹頭徹尾與各省共商，或亦促進和平聯成一氣之一道。合則併力進行，庶成固不必居功，敗亦不至受過。否則事成以後，依然戰爭，依然起債，不出三五年，中國財政真正陷於絕地。爾時良心責備，其何能堪，且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唱高調者或將以承認某種借款為我罪也。
三、一二兩股進行過半，大致就緒。三股提案，弟出京前早預備草成。異日交通恢復，行旅自由，再當詣京請罪。
以上三條不過大概，望善為說辭。此二紙並盼擲還為幸。弟郛又啟。
伯樵後南歸任國民政府漢口市工務局長，此紙當屬他尚在北京時事，我無從查出其的確日期。岳軍先生與伯樵二人是膺白攝閣時首先電邀北來之人。岳軍先生後任河南省警察廳長，河南是國民二軍範圍，他做到二軍失守為止，與膺白亦已年余未見。伯樵在北京交通部，我們出京，他還留著。關稅會議所議「附加稅」，後來事實上在國民革命軍北伐期中，先後在廣州、上海各大埠徵收，國民政府成立始併入正稅，而為自主後之新稅則。國民政府初期所發各種「庫券」，亦都以該項附加稅為擔保的。
我家在北方幾年中，人事上與中國銀行關係較深，這關係從不涉及私人利害。上章曾述過民五（一九一六）袁氏稱帝，令中國銀行停止兌現，上海中國銀行副理張公權先生獨不奉令而儘量兌現，此舉影響社會、經濟與人民利益頗巨，膺白忻慕這行動，自此與之交厚。吳震修（榮鬯）先生清末與膺白共事軍諮府，辛亥又共事於廿三師，民二（一九一三）英士先生預定出國考察工商，他是擬議的隨行人員之一，已先到東京，後以馮又微（耿光）先生之故，服務於中國銀行。又微先生系前清軍諮府廳長，民國後為中國銀行董事長。
每逢政潮起伏，銀行界神經最銳敏，中國銀行則總由吳震修先生來訪膺白，膺白必儘量解說他所見到的來根去脈，往往不到一小時，吳君得到推演的概觀以去。膺白第一次任教育部長時，教育部因欠薪太久，將公事裝送國務院而關門罷工，已半年以上。隸屬於教育部之國立八個大專，大半沒有校長。沒有校長的原因，是五四運動以後學生干涉校務，擁甲擁乙不同，舊校長不交代，新校長難到任，而欠薪亦然。許多難題中，發部與校之欠薪是解決辦法之一。膺白頗擬向中國銀行借一筆款以濟同僚，以為憑他若干年來的「無私」人格，從未開過口要借錢，這次一定成功，結果弄得很僵。中國銀行問：是膺白自己要借？抑為政府借？如為政府，須總稅務司給以擔保。中國財政靠關余，關余者海關稅扣去外債以後的剩餘。關余是中國輸入超過一現象，財政築基於此，近於自殺，言之可憐，而海關洋稅務司操予奪之權，當時的總稅務司安格聯無異太上財長，更可傷心。膺白回答中國銀行：個人用不著借錢，公家則急如星火。然終究不能通融辦理。這次他赴漢口以前，中行允他在漢口中國銀行可以信用透支壹百萬元，供蔣先生餉項，他手裡有給漢口中行經理汪翊唐（時璟）的憑信。
二、外交。膺白在關稅會議熟識了日本幣原外相之股肱佐分利貞男氏，他們深談過不少次，我家搬天津後佐氏還來過幾次。所討論多關中日兩國各自百年之計，膺白希望日本人在大處著眼，以中國之和平統一為利，勿再利用中國之繼續內爭，中國分崩日本未必有利；題目雖甚廣泛而原則如此。國民革命軍北伐，日本政府派佐分利南來視察，他是同情中國改革，頗存期望於革命軍的一個人。國民革命軍進南京之日，不幸有軍隊搶劫外人之事，在後面《寧案》章中當再述及。其時停泊在南京下關之英、美兵艦均開炮，獨日艦奉命不許炮擊是其一例。
三、軍事。膺白反對內爭，他自己屢說屢寫，我複述亦不止一次，能縮短戰禍最所希望。細察北洋軍閥雖成尾聲，然直奉合作，則北軍勢力尚在國民革命軍之上。長江流域及近海一帶人民，鄉土觀念較輕，且受北軍駐防侵略有年，厭惡北軍之心理，有助於國民革命軍者甚大。出長江後，北上至黃河流域，這些有利條件逐漸沖淡，反之加強了北軍的鄉土觀念，故用兵亦漸困難。膺白之意，在北方之閻錫山、馮玉祥兩個力量，或思想、或歷史、或友誼均可與國民革命軍合作。若蔣先生能引閻、馮為同調，這個中心力量可以減少內爭而早致統一，這是他一廂情願的希望，對此亦相當努力，可惜僅奏一時之效。萬不料後來為打閻、馮，耗去自有內戰以來最大的國力，且引奉軍再入關，糜爛華北，空虛東北邊防，而有日本侵略滿洲之事，這已是膺白居莫干山之時了。膺白亦早沒有知道國民革命軍內部粵、桂種種派系，派系是我們本性上厭惡的兩個字。
四、社會人心。一般人皆渴望中國進步，而進步須從和平統一開始。北洋軍閥為和平最大障礙，無法對之再存希望，亦眾所周知，然同時畏懼恐怖國民黨聯俄容共政策之後果。國民革命軍自廣州北伐到武漢，軍事節節勝利，但所到之處，人不安居，不樂業，於是招致其他各地之躊躇，反足以延長軍閥之命運。民國十四十五年間，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產價格，呈空前絕後之暴漲，初則廣幫，繼則滬幫，紛紛北來。我家在天津英租界牆子外有地數畝，忽然獲利倍蓗，這筆意外收穫後來經營成為莫干小學的基金，是我們親身所歷的一例。那時的北方，不但軍事，亦是中產階級準備的最後立腳處，那時的中國人還不知道逃避資本到外國為生之理。膺白覺得明示政策，使國民有所了解，是極重要的事。從漢口、南昌到上海，他一直努力這件事。他不是黨員，不能在黨發言，只能對蔣先生說。蔣先生幾次要他入黨，他每次拒絕，拒絕的理由即為不贊成黨的辦法。現在想來，他究竟何者為是：入黨而發言作主張？抑只能對蔣先生說說；為社會人士留個公道？他自己和我都取後者。我們在漢口、南昌時，只知黨內一派人如何使蔣先生為難，不甚深知黨究竟是如何積重難返之勢。後在上海，膺白有一次晚間到蔣先生處，臨行關照帶鋪蓋，預備堅決陳說，時間不夠，即留宿在蔣先生處。張公權先生看見並還記得這件事。
膺白由天津經滬到了漢口，電囑我南下。此時熙文夫婦已返滬任事，我攜曉敏同行，而留熙治在津，托妹性元照料。我這次南歸，海航江航都坐洋商船，這在本國還是初次，以前我只坐過招商局的船。我從天津坐「通州」輪到滬，放下曉敏，換船到九江，我已經知道膺白在廬山了。他下山來九江接我，我們看看市面，甚為蕭條，在旅館一宿，次日即上廬山。若干年後，我始知我在九江坐的轎子，原來是周靜齋（雍能）先生借坐的，周先生其時為九江關監督。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包租著牯嶺仙岩旅館全部，一所樓房，一所平房。平房除客廳飯廳外，有兩組臥室，較大的一組本是蔣先生住，小的一組膺白住。我到山時，蔣先生已經搬住另一獨立之屋，我們就住了他空出來的一組。和我同來的許靜芝君住膺白原來的房間。因飯廳客廳都在這所平房，且有火爐，故在樓房的人常來聚在一起，蔣先生亦來同吃飯。旅館裡的侍者屢次將蔣先生和膺白的飯巾圈放在相接座位，蔣先生倘比另外的客人先到，總把已擺好的座位擺動，將一套飯巾圈搬到遠處，這種小節上他都如此精細。膺白差不多一天到晚在蔣先生處，不能吃飯再坐在一起了。護兵或副官中有前廿三師的舊人，稱膺白為師長，有人誤會師長就是老師。幾位老同志一點不感覺有異，新的人不免竊竊私議。鄧演達每天坐在走廊里看書，我見的是本德文書，走廊是出入必經之處，他看見我總要問答幾句，「黃先生在何處？在蔣先生處？」等話。眾人游山，膺白未偕行，他時常招呼我上轎下轎。那時國民革命軍婦女都不示弱，亦不是講禮貌時代，我猜他或者聽聽我的論調和消息。在仙岩旅館同住而常見的有譚組安（延闓）先生、戴季陶（傳賢）先生、張靜江（人傑）夫婦、顧孟余（兆熊）夫婦、何香凝和廖夢醒母女、褚民誼和醫官秘書等。後來蔣先生和膺白不每次和我們同吃，有時吃了先走，故晚飯後大家留在飯廳談天，那裡有一隻大火爐取暖。譚、張兩先生有時到蔣先生處，不去而和我們在一起時，有說有笑，他們兩位是在旅館年紀大一點的一輩。季陶先生告我，在山與辛亥有關的人，以他和我二人年紀最小。他喜歡講故事，有渲染，加一點工架，我笑說：倘入史館，要寫「戴先生世家」。有一次晚飯，鄧演達鬧酒，想鬧醉大家，結果他自己大醉。譚先生的酒量最好，舉重若輕，他告訴我們，少時陪長輩座，奉命喝酒，故訓練有素。我那時還不大懂得漢口方面情形，雖然我有一點讀歷史方法，時事經過我知，可因前後線索而了解記住。我並不喜歡自己的便宜處，反而時時防範自己，膺白不說我決不問。
在牯嶺過陰曆年，不知哪一位發起，不要吃旅館的西餐，請太太們做中國菜，那日每一個太太都出了力，擺一長桌的菜同吃。過年以後，漸漸的分批下山，第一批譚組安先生走，第二批張靜江先生走。人們當時稱譚、張兩位為譚主席、張主席，稱蔣先生為總司令，但亦稱譚先生、張先生、蔣先生。張先生是行動不便的人，他已經坐上藤轎，蔣先生還趕到裡面拿出一個枕頭來，墊在他背後，我當時看了不勝感動。那時的蔣先生亦是世界上一個最年輕的革命領袖，不但英俊，而且在朋友間友愛謙虛。隔一日蔣先生自己亦下山。我們一批最後走的人，同車從蓮花洞走的是孟余先生夫婦，季陶先生和鄧演達先生。其時安徽、江蘇、浙江還都在北軍之手，正是勁敵當前，而武漢已開始內訌，蔣先生時時憂勤見於面色。我只知其下山系赴前敵，為保密規矩，連其他各人到何處都不相問。膺白與我是到漢口的。事先只知道一件事，季陶先生的任務是往日本。在車上，他和鄧演達坐在一起，別人問他，他說和擇生同往漢口，並說他的鋪蓋行李都是擇生的當差代為料理，擇生者，鄧演達的號。我暗想戴先生東行的消息不確，難道要西至漢口再向東行？直到過了大半的路，戴先生忽然肚痛，將到九江，他說不能再走，請鄧演達叫當差把他的鋪蓋行李放下。這段盤馬彎弓之計，至此方才明白。
膺白在漢口一次演說稱中山先生，次日報上大加攻擊，謂為大不敬，我問該如何稱，說稱「總理」。膺白兩個朋友的兄弟，後來都遇害的：李曉垣的弟漢俊，耿伯釗（覲文）的弟仲釗，此時都在漢口。漢俊死後，太太不白冤不肯出武昌城。仲釗死後，太太出家為尼。我們同情兩個哥哥的傷心，痛惜兩個弟弟的慘死。曉垣先生因此學佛，我們因勸他而反被他勸得亦學佛，這是後來的事。我們所住旅館德明飯店，據說本來設備甚好，此時幾乎水電皆不周，將關門情況。耿仲釗先生還是第一個來看我們，他問旅館裡有何不便，我幾乎訴苦，忽然想起這是小資產階級習慣，而即縮回不說。他請我到婦女會演講，我不知應該說什麼，而且我有偏見，男女同隸於四民，沒有男子會何以要有婦女會，故亦遜謝了。李家的弟弟我沒有見，膺白和他談過。當時國民革命軍每個軍隊里，都有政治部主任，大概是仿蘇聯辦法，後來首被清除的是這批人。
我們在漢口先住旅館，後搬市政府工務局的宿舍，伯樵、仲完是我們的主人。市長劉塵蘇（文島）夫婦原亦住在那裡，他們搬出，空出的房間讓我們住。蘇聯的一個歌舞劇團剛到過漢口，大概其中的女主角馬露西很漂亮，輕鬆的談天就是舞團和馬露西的事，仲完還有其照片。街上常聽到「打倒列強，打倒列強，國民革命成功，齊奮鬥」之歌。有人聽錯廣東音「齊奮鬥」三字為「吃飯茶」，說革命成功大家有飯吃有茶喝。一個社會在窮則思變的時候，人們心理往往一面興奮，一面恐懼。伯樵為市工務局長，常有人來報告「逆產」可以沒收，其時大家正要覓屋，仲完很怕伯樵被引動，她曾不安而私告我：「逆」豈可隨意加人身上？沒收私產亦不可隨便。工務局到底沒有做這些事。仲完自己卻做一件極孩子氣的事，她大概受蘇聯舞團的影響，買了一個廣東貨黑綢繡五彩花四圍纓絡的台毯，對合成三角形可作圍巾。我一到她要我承認這是我送她之物，她當時亦在做事，自己有收入，不必用伯樵薪水，因伯樵不贊成這裝束，故推作是我所送。
和我們同住在市工務局宿舍的，除伯樵、仲完夫婦，還有吾弟君怡，和塵蘇夫人廖世劭之姊世勃。世勃是我北洋女師同學，且是好友。一日，她由婦女會工作回來告訴我，每次擬標語計無所出，該打倒的東西已都寫了出來，這日寫了幾張打倒蚊子蒼蠅的標語。打倒人類之敵，或社會之敵，要緊在行動不在寫說，而行動的方法和後果，都要算計得有條有理。這些泄憤式的標語，打草不驚蛇，徒長自己虛驕之氣，養成許多浮躁不負責任，以消極為積極的人，國家受累很久。
那時應酬場中，最時髦而顯得重要是提起鮑先生、鮑夫人；鮑先生就是蘇聯顧問鮑羅廷。據聞政治會議最後的決定由他，他並不出席會議，開會要決議時，主席起來打電話給他，然後定議。有一次幾個熟人坐著談天，我不知如何談到土耳其，膺白急用眼色止我。我少時讀書，世界上有兩個不可救藥的老大帝國：一是中國，一即土耳其。對土耳其的革命，我一向瞻望著以卜我們自己國家的命運，老早看關於凱末爾的書。鮑羅廷未來中國以前，先在土耳其幫他們革命，土耳其革命成功，厭惡蘇聯壓迫，將鮑趕走，所以提到土耳其是犯諱的。那時要人們紛紛送子弟往蘇聯去，不去的嘴裡亦說著要去，沒有兒子的想送侄兒去。市上百業蕭條，一件小事我甚奇怪，色彩極「左」的婦女還要在被打倒之列強店鋪買應用品，不禁感到身體力行之難。然國民革命軍治下，婦女地位之提高，是一件大事。職業婦女亦日漸多起來。
蔣先生和總司令部在南昌，而膺白到漢口，他到漢口的任務為何？他沒有分析告訴我，他的動作和方向，大概是外交和經濟。此時國民革命軍的方向是東征而不是北伐，一到上海，這兩個問題不但不能避免，而須面對。且為國民政府成立最要緊的事。這兩個問題亦分不開，國民黨若要改變一面倒與蘇聯的辦法，日英兩國是不能不首謀諒解的。此事不但共產黨和左派所不喜，即右派亦未必能統籌全局，注意到此。蔣先生是當家人，見到最早。上述戴季陶先生赴日之事，即轉風試探的一例。有蔣先生要膺白到日本的信，已是到南京後的事，後將照錄，膺白無暇，亦未肯去。辦日本外交是外難應付，內不討好的事，辦之無益，不理則有害，而為國家，則系近在咫尺不可逃避的一個題目。在漢口，膺白見過日本總領事高尾。
我們將離開漢口的一日晚，世勃在寓叫廚房添做幾樣菜請我，平常，同寓的人各以便分吃，這日都被請同座，只膺白一人預有他約，他知世勃是我好友而難得相聚，堅請勿改期。吃未半，有人來叫伯樵出去，過一會伯樵回來又叫我出去，原來得到密報，激烈分子本日會議將有不利於膺白，決定動手。已問過市長劉塵蘇，不能證為無事，請教衛戍司令陳真如（銘樞），亦表示無力。在此情勢下，他要我整理一包膺白應用物品，趕往膺白席間，阻其歸寓。我們商量到何處去，伯樵建議只有日本同仁醫院。得我同意，他去接膺白住院，再來接我。世勃不知就裡，難得敘舊，絮語甚歡。我到醫院已近午夜，與膺白相見，不期說出一句同樣的話：「不料在北方多少年不肯做的一件事，今日竟在國民革命軍下做了。」除亡命期間，我們沒有臨難託庇外人宇下之事。第二天早上，陳真如先生到醫院來訪。這天夜裡我們坐船到九江，過了幾日，到南昌，住在總司令部做客。
總司令部在舊江西督署，是一所散漫的大衙門兼住宅，我雖住過幾個星期，沒有參觀全部。岳軍先生為總參議，只在蔣先生處吃飯偶然見面。經過機要室，陳立夫先生在那裡，我是初見。廖仲凱夫人何香凝住一風景較好花廳，時正病著，因此常走過去問候。她從漢口請來一個日本醫生，自己應對說流利的日語。她告訴我：早年在日本，同盟會開會，她管進門各人所脫的鞋，藏起來防警察注意。我知她能畫，請她畫，她說仲凱先生死後無心動筆；我始終不知仲凱先生死因。我只出過大門一次，是訪李協和、俞詠瞻兩家，本地的膺白朋友家，順便經過南昌市面。我們住在督署一個大廳，大廳的中間是開會所用，上面掛著中山先生和朱執信、廖仲凱幾人的放大照片，在世的人只蔣先生一張照片。膺白以為中國規矩沒有生人死人相片同掛的例，請將蔣先生一張除下。大廳的東邊用板壁隔成兩間房間，一作臥室，一為書房，歸我們用。每日有三次豐盛飯食。自膺白南來，蔣先生撥給他兩名副官，一隊衛士；衛士經他幾次要求，減為十人；副官不肯離他，後來一直跟到上海、南京。膺白每日在蔣先生處吃飯時多，早上總是裡邊開出西餐來，故我們的飯食大概是副官和衛士吃的。房間內四壁和書桌都用全新白竹布代替粉刷，用畫圖釘釘住，想見本來的不潔。我看見北方國民軍生活，與此時比較，氣魄是不同的。大廳的西邊一間似系陳布雷先生所住，我見過他幾次拿稿子來與膺白商看，字寫得很小，人非常斯文拘謹，還很年輕樣子。
蔣先生住的地方在後面，我看見的亦不過二三間陳設很簡單的房，我雖然無須特別通行證可以進去，除請飯不大到後面。蘇聯顧問和黨內的人逼得蔣先生緊的時候，靜江先生和膺白二人常陪著他，有時膺白到很晚才回來。一次屋子裡只有他們三個人，蔣先生在很氣憤的時候忽然起身向里走，急得靜江先生連呼：「膺白膺白」，要他追進去，防有意外。
在南昌，來我們住處最多的，除北方國民軍舊人，有蔣雨岩（作賓）、郭復初（泰祺）、陳果夫和五舅湛侯等；蔣、郭兩位每次同來。坐得久的人，因地方小，我自然亦在一起。當時決定到上海後，郭為上海交涉使。我宿聞郭之名，此時始知其在北方曾參黎元洪幕，他幾次提到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的「首都革命」，是稱譽口氣。後來他在中途因事耽擱頗久，不早到上海，蔣先生已到，他還未至，遍覓他的情形有人可證，不得已先發表一個屬員代理。這件無心之事，弄到他一直和膺白過不去。果夫先生知道蔣先生要膺白先到上海，上海得到後安排人事，有空白委任狀交膺白手，故在我們將動身前常常來，我當時未注意，後來想起是討論人事。他說話聲音很低且慢，亦很客氣，不露骨說。人事這件事是政治上重要的棋，尤其在中國，人事重於一切，而膺白最隔膜，他的失敗往往由此。五舅曾是果夫的教師，他好像比我們先到南昌，是蔣先生叫他來的，在此以前，他是浙軍第一師陳公俠（儀）的參謀長。論歷史，浙軍第二師周恭先應該較易接近，此時大概亦已在接洽，於後孫傳芳之潰敗不為無力。我們在漢口時，伯樵深怪五舅不能使陳公俠早向革命軍，陳之駐地似在蘇北。我們在南昌，朋友來看膺白很容易，向蔣先生說話，或者代達，或者代約，膺白走了自然有點不便。我們動身到江邊上渡船，看見五舅帶了行李先在船上，膺白責他不可如此孩子氣，不久蔣先生的信亦到說：「請湛侯速歸，不然與之絕交」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