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五 攝政內閣
國民軍進北京城，曹錕去位，曹去以後如何維持暫時的局面，是當前不可緩的問題，而事先卻未計議過。歷來膺白與馮煥章談論，只涉及大體的國事，沒有聽見過他自己對中央政權的意見，膺白更是一向只言政治，不言政權。此次在馮出發赴古北口以前所約，只有兩點：反對內戰；與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如何完成？亦僅抽象的一句話。膺白在高麗營所見預擬的通電，系針對吳佩孚，是誰手筆？未曾問過，我未見其內容。膺白所擬的國民軍三軍通電，馮完全同意而後發。馮雖系苦學出身，是北方當過局面的人中，文字通順的人，了解自己發電的內容。分析國民軍通電內容：一、國家建軍為禦侮，非自相殘殺；二、執政者應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三、國民軍為弭戰主張，而將為國為民效用；四、如有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為縮短戰期，不恤與之干戈周旋；五、至於政治問題，由全國賢達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簡言之，國民軍是反內戰，以武裝求和平，軍隊應屬於國與民，政治則待公開商討，沒有成見。膺白的心理和願望是如此，而馮亦是首肯的。<
膺白本是閣員，不必依附國民軍以增祿位。他的官興不濃，在中國做官，第一是敷衍人事，這是他最不擅長，最以為苦的一件事。這次單槍匹馬，過著緊張生活很久，很需要休息。直系的人很忠厚，許多人雖系新交，沒有對不起他私人，亦殊心有未安。在事先我們討論到未來時，他常常表示，事成以後，決不擔任政府的事，以明心跡，這亦是我所最贊成的風格。以膺白為國之忠，自處之淡，他效力的路子很寬，大可「有所為」「有所不為」，自由選擇其工作。這些，我們二人在園內散步，談到而同意，不止一次。
國民軍三軍：一軍馮玉祥，二軍胡景翼，三軍孫岳，在北苑會商：曹錕退位後，目前最簡單的方法，是暫由現內閣攝政。第一個商之現任國務總理顏惠慶，顏不肯，且辭總理職。在馮玉祥《我的生活》書里，記有：事先很想與顏合作，曾試探幾次，而顏不搭嘴。書中所記其他方面事實，角度亦有不盡恰合者，究竟如何不可知。當時顏既不肯，直系的閣員隨曹以去，剩下的只海軍部李鼎新，與教育部膺白二人。先商膺白，膺白不願，遂請李，李已經答應，忽然變計，於是膺白不能不擔任。吳佩孚撤前方之軍，以與國民軍作戰。使馮軍自古北口歸來之後隊，不得不越過北京而向京津之線迎敵，膺白更義不容辭須積極地為國民軍支持後台。攝政內閣在倉卒中組成，於十一月十日成立，全體名單如下（有者系在京且到任的人）：
國務總理 黃郛
外交總長 王正廷
財政總長王正廷（兼）
交通總長黃郛（兼）
海軍總長杜錫珪
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曾
內務總長王永江、次長 薛篤弼代理
教育總長 易培基（署理）
農商總長王乃斌、次長 劉治洲代理
參謀總長李烈鈞
實際這個攝閣共五個總長，兩個代部的次長，七個人所維持。參謀部之李烈鈞在南方，得電即坐船北來，未到而攝閣已辭職，他後來往張家口為馮氏客。二李均同盟會丈夫團同志。張耀曾做過司法總長，是法制專家，辛亥舊識。王正廷是在京幾位外交家之一，因中俄會議誤會，賦閒在家，亦屬辛亥有關的人。膺白請李石曾先生繼其本職教育部，石曾先生薦易培基自代，易先生與膺白系初識。薛篤弼、劉治洲二位皆馮舊屬。薛早在顏閣代理內務部，膺白曾詢馮，擬以薛真除，馮言：「子良年不過三十，前途正長，勿乘一時。」閣員中不論膺白新知舊識，馮未曾推薦一人，已在閣之舊屬亦未許進階。在人情上膺白甚為老實，而馮當時實亦極力抑制自己部屬的。
攝政內閣第一件事，做得幾乎起大風波，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與溥儀出宮。清帝移出宮禁，本屬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原條件中的事，民六（一九一七）復辟，更可為取消優待條件的理由。出仕民國的清朝遺臣，心存對故主的不安，要民國之民代償這份缺憾是不合理的。亦有民國武人政客，貪圖從廢帝給他們封建心理上一些升華，更足以滋長廢帝野心，而於民國不利。民國財政困難，元年條件中之優待費每年四百萬元，積欠未嘗照付，清室實亦未得實惠，以出賣古物維持局面，徒為一班寄生蟲從中利用，於民國於清室兩虧。故修改條件至可以照行的程度，是切實辦法，而非過分。攝閣任內，其所訂之優待費是照付的，在那時財政十分艱難之中，攝閣守信義，未絲毫延宕遲疑。
以下是張鎔西（耀曾）先生記述修改優待條件情形，及他的草稿，和膺白的改筆，均見《黃膺白先生故舊感憶錄》。
民國十三年，國民軍實行首都革命，組織攝政內閣，這是膺公和我共同擔負政治責任的第一次。我對於班師北京的計劃，事前本未預聞，不過我當時極端反對曹錕的賄選總統，人所共知，所以國民軍領袖諸公，主張邀我加入攝政內閣。我因膺公再三邀約，又因當時北京仍在曹吳兵力包圍之中，革命前途尚未穩定，不可不努力贊助。當向膺公聲明，須等曹錕退位，方可就職，膺公慨然允許。但是在改組內閣前，就邀我商詢攝政內閣法律上各問題，托我草擬曹錕退位及攝閣等命令。在攝閣期間，關於法制的重要文件，膺公多交我起稿，內中最有關係的一件，就是修改清室優待條件，此項辦法是膺公提出國務會議，共同商定原則，交我即座起草後，由膺公斟酌修改，發交秘書繕正，交李石曾、鹿鍾麟、張璧三位先生攜往清室交涉。後來公表的條件，就是根據這草稿稍加刪減的。當時膺公笑著對我說：「這個草稿必是將來可紀念的文件，請帶回善為保存。」所以我現在將這原稿印在這裡，作個紀念資料。閱者可注意旁邊修改的字句，就是膺公的親筆，其中第三條膺公添加「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幾個字，我最為佩服。因溥儀出宮本是原條件已規定的，加此數字，所以表明此次之舉動是要厲行原條件，而非特別苛待，大可緩和北方舊勢力的急激反動。攝閣期間雖然不過一個月，但是關於統一全國和革新政治，膺公均有具體計劃和我詳細談過，其抱負甚為偉大，可惜並無實行的時間罷了。
修正清室優待條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貫徹五族共和之精神，不願違反民國之各種制度仍存於今日，特將清室優待條件修正如下：
第一條大清宣統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尊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權利。
第二條自本條件修正後，民國政府每年補助清室家用五十萬元，並特支出二百萬元，開辦北京貧民工廠，儘先收容旗籍貧民。
第三條清室應按照原優待條件第三條，即日移出宮禁，以後得自由選擇住居，但民國政府仍負保護責任。
第四條清室之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民國酌設衛兵，妥為保護。
第五條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民國政府當為特別保護。其一切公產，應歸民國政府所有。
溥儀出宮之事，是馮所提議而膺白所贊同，其辦法則經過攝閣會議。這件事有人罵為胡鬧，有人論為過寬。下附章太炎（炳麟）、彭凌霄（程萬）兩位遠方朋友的信，都是擁護而且有建議的。
北京黃膺白、王儒堂、李小垣、張鎔西諸君鈞鑒：讀歌電知清酋出宮，夷為平庶，此諸君第一功也。優待條件本嫌寬大，此以項城素立其朝，不恤違反大義致之。六年溥儀妄行復辟，則優待條件自消。彼在五族共和之中而強行篡逆，坐以內亂，自有常刑，今諸君但令出宮，貸其餘命，仍似過寬，而要不失為優待。再者：畿輔莊田，豪奪已久，雖似私產，其實非以金錢買取，即仍襲明代勛戚莊田者，其始孰非吾民之有？事實既為強占，土田應還人民。苟利百姓，豈宜屯澤？願諸君勿恤遺臣誓言，而虧國家大義！章炳麟。
膺公總理賜鑒：攝閣成立，公膺總揆，成十三年改革未竟之功，建中樞和平統一之業，豐功偉烈，舉國騰歡。國人苦兵亂久矣，公乃罷兵息民，首革武力萬能之命。廢帝隱患深矣，公乃廢為庶民，永免復辟再生之患。此兩大事業，功在國家，名垂後世。竊謂今日時局，百孔千瘡，幾至無從下手。管見所及：一在整飭官方，苞苴賄賂之風，宜嚴懲也；一在劃分軍區，使與省區不相混合，民政庶可舉也。一斑之見，聊當芻蕘。萬鄉居有年，聿觀新化，中心愉快，不可言宣。稍遲擬來京進謁，多年老友，或不遐棄也。彭程萬敬啟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近畿的舊勢力則藉故大嘩。天津來人說，段祺瑞聽到此事，氣得將身邊痰盂一腳踢翻，大罵攝閣不解事，將公開反對。一位未受請託而自動由京到天津向段解釋的莊思緘（蘊寬）先生，寫兩個名字密示段說：「煥章者此人，膺白者此人。」段始連說「前世因果」，怒氣漸消。好事者研究這兩個名字，有猜袁崇煥，有猜黃道周，問莊先生，他笑而不言，他雖精佛學，未必能洞察輪迴，指出前身，當以段氏常與他研究佛學關係，以此平段氏之氣，而消弭一時糾紛。唐少蓮家與莊家同鄉而有戚誼，這經過是他告訴我的。
一波甫平，攝閣又不自知趣，做了一件大起反感的事，卑無高論，老生常談，卻是當時迷不知返的實際狀況，為在上者所風行，一般人思振起而不可能。攝閣擬了兩道明令：一件是禁菸，一件是正俗。其禁菸令曰：
鴉片流毒，中外共知，迭申嚴禁，前據浙江山西等省呈報，肅清之功指日可期。近年國家多故，遂致奸商密運，愚民暗種，功止虧於一簣，事遂畫於半途，蟻穴潰堤，殊滋痛惜。近據瑞士日內瓦萬國禁菸會議中國代表電稱「各國對中國禁菸現狀極多疑慮」等語，若不迅速籌維，嚴定辦法，外損國信，內戕民生，受害遺毒，永無底止。著責成內務部暨各省軍民長官妥籌切實禁絕辦法，克日施行，期於永杜毒萌，作新朝氣……
其正俗令曰：
國家設官，所以舉政正俗，凡膺一職之守，允宜專誠服務，修身作則。比年習尚澆漓，紀綱陵替，往往身列仕版，不免沾染嗜好，賭博自豪，廢業失時，顯犯刑章而不顧，甚或冶遊狎飲，玷辱官箴，自非痛與湔除，何以刷新吏治？各署長官當整躬率屬，首厲清操……務使弊絕風清……
這兩件極平淡消極的令，實切中當時在上層活動，興風作浪，許多人的私生活，行政、立法、輿論各界都有之。即國民軍本身，除馮約束極嚴，當時的一軍將領生活尚勤樸外，二、三兩軍亦有難免。入關大吏每日用汽車滿載雛妓，由衛兵陪著「花車」風馳過市情形，當年住過平津的人類能言之。進見大吏，最好是陪打牌，出入以萬計，陪者總輸，輸則不得不付現，偶爾贏，則由出納員付以支票，出門不敢去兌現，只能撕掉支票。這些都是目擊者的傳說，其情況令人難以置信。
以上兩令，不過是一種清明振作之呼聲，亦頗有人許為民國以來北京未有之正氣，而反對的人又罵說：「這些小子們敢開玩笑，快抓他們下來。」莊思緘先生又去說了幾句公道話，他說：「這幾個人誠然不識大體，但他們是書呆子，其心無他，平日亦確自守甚嚴，北京自有內閣以來，他們算是極想做好的人。」張敬輿先生從天津打長途電話來，叫膺白「少惹事，莫再提這種不急之務」，是他對膺白說話很不客氣的一回。明令抽回，未登公報。這件事似非馮所預聞。
記到莊思緘先生，我要連帶想到另外一位老者王鐵珊（芝祥）先生，他兩位在清末都在廣西出仕，而掩護過不少當時在廣西的革命青年，趙厚生君在廣西辦《南風報》是其一。王鐵珊先生是民國第一次內閣唐紹儀所提出的直隸都督，袁氏通過而又失信以與馮國璋，唐閣因此全體辭職。王是革命黨所許可的人，唐閣之辭為王之直督問題，亦即為袁與革命黨破裂第一聲。他又是民國第一次發表四個陸軍上將之一。膺白是第一次發表的一批陸軍中將之一。攝閣時，鐵珊先生以息影已久之人，受任為京兆尹，他是北通州人，馮先生駐近畿時甚敬事之。以下是鐵珊先生就職後一則廣告，文曰：
王芝祥啟事芝祥忝任京兆，視事以來，衰老之年，應與各方接洽事項甚形繁賾，枉顧諸公，恐以忙冗，接待未周，茲訂於每日下午二時至四時為接見來賓時間，如有要事面商者，隨到隨見，以資商洽。
老人之熱心與敬事可知也。膺白亦有啟事曰：
黃郛啟事鄙人勉竭駑鈍，暫維現狀，軍事粗定，百端待理，辱承親友枉顧，未能一一延見，殊深抱歉。再此次承乏各事亦出於倉卒權宜，值此財源枯竭，不得不力求減政，現承各方推薦賢才，一時實難設法，萬勿遠道而來，徒勞往返，如有機會，再行奉約，所惠薦牘，恕不作復，區區苦衷，尚祈曲諒為幸。
攝閣時，凡武職之因政變而空缺者，即將其職裁撤。例如熱察綏巡閱使王懷慶去職，令曰：「熱察綏巡閱使一職，著即裁撤，其所率各軍殘部著熱河都統米振標妥為收束。」又如「河南督理一職著即裁撤」「特派胡景翼前往河南辦理軍務收束事宜」「特任孫岳為河南省長」。雖都用國民軍的人繼任，然或轉文職，或稱收束，其用意亦可知也。
關於溥儀出宮，除上述修正優待條件，有二令：其一令警衛司令、京兆尹、警察總監曰：「清室溥儀為履行修正優待條件，本日已移出宮禁，希飭屬保護並出示曉諭。」其二為開放宮禁，實即故宮博物院之先聲。《感憶錄》馬叔平（衡）先生文，記故宮博物院經過如下：
吾國博物館事業，方在萌芽時代，民國以前，無所謂博物館。自民國二年，政府將奉天、熱河兩行宮古物移運北京，陳列於文華、武英二殿，設立古物陳列所，始具博物館之雛形，此外大規模之博物館，尚無聞焉。有之，自故宮博物院始。雖籌備設施，由李石曾先生等負責，而創造完成之者，則為膺白先生。先生於民國十三年任攝政內閣時，以清室優待條件，經張勳復辟之後，實有修改之必要。因於十一月四日召集攝政會議，商討此事。翌日由警衛司令鹿瑞伯先生鍾麟，警察總監張玉衡先生璧，國民代表李石曾先生煜瀛，商請清廢帝溥儀移出宮禁。遂以明令組織善後委員會，辦理接收公產並保管事宜。其令文曰：「修正清室優待條件，業經公布施行。著國務院組織善後委員會，會同清室近支人員，協同清理公產私產，昭示大公。所有接收各公產，暫責成該委員會妥慎保管，俟全部結束，即將宮禁一律開放，備充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之用，借彰文化，而垂久遠。此令。」（十三、十一、八）於是故宮博物院之得以成立，遂基於此矣。清室善後委員會為副國民之期望，加緊籌備，於翌年（十四年）十月始得就緒，即以雙十節為成立之日。先生於開幕時親臨演說。
膺白對故宮，除溥儀出宮時，國務院的封條及以上決議，及介紹前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同禮）先生參加整理故宮書籍，其他善後委員會之人選，博物院之組織等等，均不與聞。博物院成立以前，我們都未到過其地，其後去過三次，我皆同往。第一次即馬文所記開幕典禮。第二次系應請柬參觀，瀏覽一周。膺白曾以玻璃櫃所列溥儀筆墨頗無聊，陳列無裨文化，有傷忠厚，向招待的人提議。其人亦言最初頗費斟酌，後因中外還有人捧為帝王象徵，故不得不公開以表示真相。第三次系關稅會議時招待外賓茶會，我們只應酬而沒有陪同參觀。抗戰前，凡博物院出版的影印品，我家都得到一份。張作霖進人參自稱「臣」的一張相片，我們亦得一份。國民政府在南京，每逢北方多事，曾幾次要膺白到北方去，最不露痕跡的名義為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膺白對古物及藝術均無素養，謝不肯當。除決定以故宮供大眾文化用，原則以外，他沒有什麼貢獻。
不識大體之輩，群相造作，使溥儀走向極端，供人利用，無形中，都負有對不起國家的責任的。至於道聽途說，以清帝出宮為有政治以外作用，則更是常識以外的想法了。攝閣又曾撤銷民國九年（一九二〇）七月以後因政治而被通緝者的明令。內有一條「前軍務處傳令通緝吳敬恆一案著即撤銷」之令，我不知稚暉先生幾時在北方有此事也。
段祺瑞入京，時稱「執政」，公布「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制」，事系天津軍事巨頭會議所決定。安福系活動已久，奉張撐段之腰以抑制國民軍，致馮玉祥到津不得不屈服。吳佩孚之寧釋舊怨而不放新仇，馮部實用最大之力以迎擊而打通京津之線，凡此均出意料之外。馮出京赴津，攝閣無人知。段將入京，攝閣見報見通電而始知之。馮在其《我的生活》書中所記「首都革命」有一節如下：
民十三十月二十三日我到了北苑，知道城中的事情業已辦妥，這時胡笠僧和孫二哥（岳）也都來了。第二天便召開會議，商議正式組軍之事，當決定推我為中華民國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笠僧和孫二哥為副司令，分任第二第三兩軍軍長。這時雖已收復首都，完成了革命的第一步工作，但知道洛吳尚有十幾萬可供驅使的部隊，他必然不甘屈服而作最後掙扎。正當會議未散的時候，果然接到報告說：吳佩孚已從前線撤回一部勁旅，正在回攻楊村。因又念及山東督軍鄭士琦此時所處地位至關重要，他若被吳拉攏，則至為可慮，若我們能與之聯絡，則吳佩孚前後受敵，立可使之潰亡。鄭士琦為段祺瑞皖系的人，為了應付當前軍事上嚴重的困難，孫二哥便臨時提議請段祺瑞出山，以示與皖派聯絡，俾使魯督鄭士琦出而截阻直系援軍北上。大家亦以為一則目前困難非此不能打破，二則中山先生是否北上尚不可知，一時只看見了軍事的成敗，而忽視了政治的後果。孫二哥這個提議竟得全體一致的贊成，真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哪知由於這個臨時動議，竟斷送了此回革命的全功。
這件事關軍事，而孫禹行所提議擁段出山之計，當時我未聽膺白說過。十三年（一九二四）十月二十二日與二十三日，正是膺白從高麗營與馮同到北苑，他雖不問軍事，然若擁段之計已定，則不必再商去曹以後辦法，京津之間朝發而午至，徑請段入京主持可也。
段在天津所發通電說：「各方袍澤，力主和平，拒賄議員，正義亦達。革命既百廢待興，中樞乏人，征及衰朽……不得已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入京執政。」這個通電是二十二日所發。段在十一月十八日有電給膺白曰：「北京國務院黃膺白弟台鑒：文欽來，具道都中困難情形，執事苦心孤詣，力任其難，殊深欣慰。當茲國事未定之時，務望堅持鎮定，勉維現狀為盼，段祺瑞。」未有一語道及執政之事。實則都中困難之事，正無不由天津所領導發起者也。
段到京時，膺白代表攝閣迎之於車站，到他府學胡同私邸，報告他：國務院所保存的清室大小玉璽一共十五方，他的秘書長梁鴻志在旁應曰：「送執政上房吧！」北京的上房就是內室。膺白回到國務院，與同人商決，這是國家之寶，有歷史意義，全部送交教育部的歷史博物館保存，這是攝閣最後辦的一件公文。
若沒有這安福系臨時出來的岔子，中國統一或不需要經過後來這場極辛苦的北伐。國力、內政、外交形勢都要不同。膺白原是維持暫局，並無戀棧之意，但他曾對馮說：「國民軍若只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今去一直系，而擁一皖系，對國家過去之責任，此有更甚於彼者，其有何說！照中國政治道德，膺白自己不得不避嫌，勿持異議。他後來還要為國民軍，表示與之相安，在京浮沉一年，至國民軍失敗，始不敷衍而出京。
以下章太炎先生又一封信，看得甚為清楚的。
膺白我兄同志：周參議來，得誦手書，時事搶攘，不能為澈底改革，此亦形勢制之。前者驅遣清酋一事，差為快心，曾有快郵代電，勸以莊田還民，惠布德澤。今聞各軍已舉合肥為臨時執政，則斯事亦不可望。目下煥章諸君與雨亭並屯畿輔，勢成兩大，故使閒人得出而籠罩。行政委員之選，業已中止，而吳齊又橫舟長江，以護憲軍自命，且雲尊段討馮，則以段之背後尚有奉軍，非齊輩所敢攖，而視馮為脆弱易勝故也。竊觀馮胡諸軍氣象新穎，而兄等四內閣又皆民黨舊人，新舊對峙，皎皎者易遭忌嫉，此亦人情所必至，願努力向前而已。職位雖有屈伸，志行豈為變易！自今以後，北方數省恐與長江將分為二，西南本自為一區，殆如鼎峙，故鄙人早以分國為言，如欲勉強統一，非委員制無以翕聚，然今竟不能行，知天固不欲使中國混一也。唯可變者局勢，不可變者吾同志之素心，豐城雙劍，終當會合，願勿因是灰心也。肅復，敬頌公綏不具。章炳麟白。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