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四　首都革命

我們很早聽說馮煥章先生治軍紀律嚴明，與士兵共生活，叫得出每一士兵的名字。在天津時，從張敬輿先生處知他刻苦慕學，很愛國，辛亥革命時在灤州有起義活動。這歷史和風格頗引起膺白的好感和興趣，首都革命之願，像這樣一個北方軍人，該是最適宜的同志，可惜不在一處，無緣熟識。膺白所作兩本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書出版，馮看後甚為欣賞，買了幾百本分給部下讀，其中有人後來遇見膺白，背得出幾段警句。這是馮從混成十六旅旅長到督陝、督豫，聲譽最盛時期，我們正在歐洲旅行。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秋天我們從歐洲回國，正值直奉戰罷，直系得勝，舊國會又在北京召集開會，黎元洪復職為總統，王寵惠組織內閣，張紹曾為陸軍總長，政象似乎又有南北可以溝通的朕兆。膺白到了上海，被南京教育界的朋友請去講演，被北京的朋友催去見面，只出席上海職業教育社一個講演會，即比我先動身離滬，我在滬等候行李，約定仍到天津卜居。 在我們出國的期間，上海金融界出過一件事情，交易所的暴興和暴落。這個風潮影響了中國當時正萌芽的紗布業，亦拖倒了我們幾個棄官從商以有限積蓄在上海謀生的朋友。我們在紐約時，一天李國欽先生帶來一大卷中國報紙，他指著滿封面形形式式的交易所廣告，很不屑而嘆息，特別點出一個曾為內閣次長且在青年會服務的人，做一個交易所的董事長，說：「你們看！你們看！」這是我們初次聽到中國有交易所這件事。李先生是在美國經商致富，但頗不以上海這種投機做空事業為然。膺白對商場向少關係，我們亦不留心商業廣告，聞言只有淺淺印象。豈知我們到上海之時，正值許多人因交易所而破產，非北即南，不得不回向政治謀生活。產業不發達本與政治混亂互為因果，然這次投機風潮，牽涉到商界以外的中產知識階級，則在中國為初次，不獨影響中國產業之正途前進，亦且加速中國政海變遷。 上章記我們到天津之日，張敬輿先生在車站接我們，張先生這時已有入閣消息，不久他入京為陸軍總長。膺白同我商量，仍欲居家天津，我們在天津意租界五馬路租定了屋。我剛剛布置好了一切，而膺白受命督辦全國財政會議事宜，重又搬家北京，這是民國以來他第一次在京受職，岳軍先生為其總務處長。王（寵惠）內閣為直系尤其洛派所支持，亦為辛亥南京政府之人在北京組閣第一次，其與洛派如何關係，我們海外初歸，並不深知。膺白與亮疇先生是公誼多於私交。洛派是指直魯豫巡閱副使吳佩孚，時駐洛陽。 這個全國財政會議並未開成，一因中國政治分割已久，各省與中央少休戚相關之誼，派出代表甚慢，江蘇似系響應最早的一省；二因王內閣不久辭職。下面一封葉玉甫（恭綽）先生的信，是手邊僅有的涉及財政會議材料。信長捲紙一束，由日本寄來，當是直奉戰後交通系失敗避居海外時發，並似來信得膺白覆信後之再來信，其中頗有民初財政史料。膺白覆信我未見，函中「遠遊感想」及末段「讀書」云云，當為去信語。沈君即吾弟君怡，由交通部派赴德國留學，在葉長交通部任內。 奉誦復書，語長心重，猥承指導種種，尤切感荷。所云遠遊感想無人可以傾吐，弟前次歸國，即滿抱此種悲觀，固不待今日而始有此現象也。至財政會議一事，論理本應早開此種會議，以為解決財政困難之方策，第今日各省曾有何人感覺有扶持中央財政之必要者！當局者無論矣，一般人民以平日感情太乖，亦絕對不欲問其死活。除少數經濟界中人，知今日政府財政與國民經濟亦有不可解之關係，未甚淡視外，他固絕不措意也。十年以來，吾輩枉負經濟財政之重名，其實所懷抱者，何嘗得盡百分之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本金科玉律，乃自項城時即絕對不措意及此，徒以威權尚盛，勉得補苴，然雖不足以雲理財，尚可以雲籌款，且用度亦尚有節。（此語公當信之。項城時，中央每月五六百萬為止矣，即西南戰役，有如合肥時代之用巨資乎？至外傳帝制用款，除軍事外，實不過數十萬元，以較今日種種無名之費渺乎小矣。）地方未盡虛耗，而籌備及整理之舉，亦頗願施行，蓋項城所知者系無財不可以為悅，故凡足以裕財之計，無論治本治標皆願從事也。（如整理幣制一事，公知今日墨西哥之「光鷹」及「站人」所以絕跡之故乎？蓋民二、民三時，梁三水力持先認定一種銀元為標準，而逐漸淘汰其他雜幣之說，乃選用北洋造之一種龍元，而毀其餘模，並准商民自由請鑄，不收鑄費，仍於上海市面造出此種龍元之單獨行市，使逐漸與英洋齊價，故不三年而外幣幾絕跡。逮周緝之繼任，立即取銷不收鑄費之議，事為大阻，不然吾國銀本位之根柢早已立定，或乘歐戰時已可行虛金本位矣。）其時周氏以善於搜括，故頗得袁氏信任，其式雖舊，然猶欲力守前清末造之規模。（如對徵收官則嚴定比較，對滯納則力主清查之類，雖決不足語乎財政，然猶有彼之管理財政方策也。）逮洪憲以還，合肥當國，高掌遠蹠，不親細務，而財之與政，乃分而不可複合。自是以降，棼亂如絲。去歲靳氏當國，討論財政，仆其時滿腹新感想，如公今日，乃力陳須先活動國民經濟之理由，乃同僚皆目笑存之。厥後仆屢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靳屢言「有錢則萬事皆有辦法」，始終齟齬，遂成隙末。此段歷史外間知之者稀。今日全國與吾輩差池者無論矣，其謬相推重者，或在乎能以籌款之一點，或竟以為「吾輩有錢，自己可拿出若干，以濟公家之急」，乃絕無承認其對吾國財政整理之有特別研究者。吾儕之自炫固無謂，乃亦不必也。吳子玉去年使人以財政求教於三水，三水告以整飭直魯豫三省吏治，以期收入增加，渠等乃大失望，蓋彼等以為三水將教以如何借款及搜括之法也。彼等皆存一不顧子孫之計，如何能與言財政之正軌。彼等胸中又恆懷一「項城時代梁某能籌款之影子」，不知其時籌款之法，本非以搜括搶掠為事。即以公債言，三四年之公債至今成績何如者？五年即非吾輩所辦矣。且項城所出不妥之主意，經吾輩打銷者，不知若干；且日日誘之進行治本之策，渠亦多所了解且願從事。（蓋袁因以天下為家，反而肯以天下為重，其動機雖未合，而事實卻如此也。）如非洪憲之一番蹉跌，早已大有規模矣。今日各省長官及中央當局，肯為一年之計者恐已甚稀，如何能與言及此。故欲望全國財政之有辦法，須中央與地方財政均有辦法，欲中央財政之有辦法，又須地方財政之先有辦法。蓋中央無土地人民，勢不得不倚賴各省，各省自己先無辦法，如何能不擾亂中央之財政。今試問各省財政何至於無辦法，大約不外下列數因：甲、地方不安，乙、吏治太壞，丙、舊日財務系統之解紐，完全不知考核厘剔為何事。如山東之縣知事，大抵皆由督軍省長及省議會串合賣出，江浙之厘差等，亦強半皆然，否則副官差弁出而任徵收，至兵匪之蹂躪，致負擔力之銳削，更人所共知矣。河南一省依輸出入之狀況而論，每年民間富力必增二三千萬元，而吳氏日日憂貧，豫人復怨聲載道，此何故耶？即以上數因也。閻百川號為能治事，然不知人民經濟及市面金融為何物，至今晉人不加富，而新政且以無款而窮於措施，實則山西何至是乎？故各省財政狀況不改善，彌論其與中央如此睽乖，即十分擁戴中央，渠亦手足無措。今日欲各省財政之改善，只有二途：一、各省長官能專任一有識力手腕之人，使之理財不掣其肘，則本省之財政自裕，除自給外，不必定截中央之款；二、各省省民能進而監督用人理財各事。至二者在今日孰為有望，皆不易言也。至開一種會議，清清楚楚的分家，中央求各省之諒解，使知有存此中央之必要，及內外債之信用之宜保全，此其事遲早當辦。但目下此種會議能否開成，及能否有效，殊未可必也。仆等向來主張加稅裁厘，而以關、鹽、煙、酒、印花與交通及其他官業收入，劃歸中央，其餘統歸地方，如此，則中央除每月支出官俸政費七八百萬元外（官俸行政費軍警費應不得過五百萬元，余以充直轄之教育費，亦不甚儉矣），尚可以其餘分年歸還積欠，而於地方無損。至各省應用全力整理地稅，必足自給有餘。此種劃分恐遲早必如此辦法，蓋地稅非劃歸地方不能整理，而此一大財源如不整理，收入必無望大增也。執事苦心孤詣布置此事，極所佩仰，似不妨姑盡己責，不求近功，但使與會者能輸入若干之智識於胸中，或轉相傳播，則其功能即屬不小矣。至承示二端，第一事弟已行之，在此無事，惟讀書耳。其二則夙懷至今，未敢稍懈，雖真龍無幾，而好之自如。近日頗感覺宣傳之必要，故恆作長函，述其所懷，尊意注重講演，正合鄙意，蓋無論何政策，不得一般了解，殊難實行也。沈君聞志趣向上，極慰。但報載德對外國學生增收學費至三萬馬克，恐受影響，如何如何，敬復，即頌大安！ 膺白先生 不知名上 民十一年十二月三日 這時直系領袖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駐保定，而指揮全局者為直魯豫巡閱副使吳佩孚，駐洛陽。曹雖系不讀書武人，然性忠厚，人言其為第三師師長時，某次戰敗，眾已盡退，曹獨倚牆從容，一部下促之始走。吳與張敬輿都主張在廬山召集國是會議，謀南北之統一。張寄膺白信言：「廬山國是會議之提議，雖尚未見諸實行，已有披靡一世之概，中國統一之期，當在不遠，深望大駕早回，共圖中華之新建設。（十一、一、廿六、寄美國）」歷來兩系相爭，未得手的一方常不惜遷就過去或未來的政敵，北方相爭時聯南方，南方亦然。王內閣、舊國會、黎氏復職，雖亦多少由此形勢而來，然謂當時無人有心為善，亦未可言。無奈武人之氣勢，國會之賣弄，不擇手段，每況愈下。少數之善，在野時幾希之善，均入狂瀾與共倒。 曹錕急要做總統，亦不擇手段，以吳佩孚得其信用之專，而無可奈何，不能勸阻，終成賄選。最可惜者，吳並非主張賄選之人，卻逼成擁護賄選之勢，以聲罪討伐而窮兵為戲。他被人稱為吳秀才，私生活甚嚴肅，自擬關岳，對曹錕始終不二。聲言不入租界，確未見他住租界。膺白最後一次到北平，歲時存問，他絕不以國民軍之故，略提往事稍露形色，與其他失意人物之悻悻然者不同。生活亦不裕，不失為胸中自古其道德標準而守之不失者。膺白認識他，亦由張敬輿而起，吳張結兒女姻，吳派遲程九（雲鵬，實系真媒）來請膺白為大賓，先送蘭譜。 膺白許願在北方竟辛亥之功，然時時以國家為前提，不以革命為究竟。現在，社會不以他為異己，當局看他作書生，他可以加緊努力了。北洋軍閥雖已分裂，然地盤廣大，根蒂深久，對國家為禍不為福，去之卻亦無法。皖系曾與日本結深緣，誤國家眾所周知。奉系則入關而爭，不惜放任後顧之敵，退而自守，又厭惡其索償與掣肘，忽視外敵，與我們根本難容。首都革命之願，於是寄在直系，直系雖顢頇，而無國際背景。膺白與馮煥章先生共事時，除基督教，尚不聞其與國際有接觸。 膺白到過洛陽一次，吳子玉先生邀與同飯，同往郊外試炮，聽其言論，甚為失望。他說：「科學吾國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關西去，格致之學被他帶走。」試炮時，自稱其目測之准，遙指一點，說若干米，試之果然，左右嘆服。這樣自封自是態度，當大任是可憂的，與新世界亦距離太遠了。十年後，他還告訴膺白：堯辟四門即國會。 吳甚厭惡馮，抑制其發展，馮兩次失去已得之地盤，而隊伍則反擴充，由陝西而河南，到北京郊外的南苑北苑，就陸軍檢閱使一個空名閒職，所部餉項無著，張敬輿是其在二十鎮時老上司，吳抑制馮，張則幫他。在張組閣及陸軍總長任內，准馮之隊伍正式編為一個師，三個混成旅，並指定崇文門稅關及京綏路局兩處，為馮軍餉項所出，馮於是反而得到在近畿練兵機會。 南苑與北京間汽車一小時可達，膺白與馮見面機會漸多，漸漸熟識起來。他請膺白去作定期講演，膺白每兩星期出城往南苑一次，每次講演兩小時，馮自己與全軍營長以上官佐同聽。膺白這時在北京很忙，在內閣、北大（膺白在北大講軍制學的稿系岳軍先生代筆）、師大，擔有職務或功課，但從不卻馮氏之請。往南苑的路極不平，我們的車很舊，兩小時往返路程，兩小時不斷講話，他夙有胃病，顛簸而歸，常捧著肚子叫痛，許久說不出話。我幾次勸他告假，他說：「這個集團可能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須認識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認識本國及世界局勢，或者少誤國家事。」無論如何忙與累，南苑之行不怠，自然而然，與馮常常談起時事來。一次，馮說到李漢老如何云云，膺白問其人是誰，馮笑曰：「您老在閣不識此人？」蓋曹之嬖人李彥青字漢卿，要人無不與之結歡者。馮亦請過膺白閱他的兵，黎明騎馬越阜躍溝，同看操。膺白最後一次在馮軍講演畢，請馮開一名單，定一日期，他要請其聽眾馮之部屬到吾家吃頓便飯。膺白一向不私下結歡有力者之左右，恐亂人秩序。這點，好處在有力者對之無疑慮，壞處其左右以為他目中無人。這日請的是晚飯，但客人很早已從南苑到來，且傳述馮關照的話：「黃先生不是空閒著的人，他為愛國肯來指導我們，北京城裡有地位的人誰還像他那樣，你們早點去，謝謝他。」這是僅有的一次，在我們糖房胡同寓所，請馮部屬，從來沒有請過馮自己。 北京城裡通常應酬很多，打牌是常有的事。太太們請客更是請打牌，帖子上寫著下午二時，我以為是請中飯，按時而往，上過當，鬧過笑話。後知不打牌盡可遲去，然七點鐘該是晚飯時候，不能再遲，到則見滿屋一桌一桌的牌，人多則分作幾間，往往到八點九點還不開飯。大家心在牌上，可憐燕翅全席大半敷衍了事，有庶務科算賬。亦有放著鴉片煙盤提神消遣。混在其中，日日往來，話即好說。在勢之家，素不相識之人，逢著拜壽道喜，只要肯隨俗，即可上門，如此相熟。我本非怕出門之人，經過這些，視酬應為畏途，朋友說我生「怕見人」病。我家亦不能舍正事而款待多方。請客無此鋪張，索然寡歡。心以為非，不敢表示，不參加之事須小心設辭，不然故意立異，在小節目上不隨俗是非常得罪人的事。膺白應飯局亦務必周到，朋友告訴他：寧可到而不吃，不可不到。有一次赴五個飯局，空腹而歸，此種生活，我們常常叫苦，覺無地自容。他僚友某君，一次很認真要我勸膺白從俗，他說：「誰家誰家，來者不拒，賓至如歸，廚房同時開得出幾桌酒菜，議員記者隨時光臨，情不疏隔，自然攻擊減少，笑罵不生。」他說：「外面稱膺白為窮總長，不請客，不聯絡感情，這樣如何做得開，實大大影響其政治生涯。」我謝他好意，但說：「烏煙瘴氣必同歸於盡，正想盡力維持一點清明空氣，不擬勸也。」膺白在職時，除在署秘書外，家裡有一人專為他答覆介紹人事的信。他的朋友唐少蓮（凱）先生素稱忠厚，常常擱筆大笑，要求之離奇，與措詞之幼稚，出意料之外也。參眾兩院議員之信尤多，不必相識。岳軍先生在北京的一段期間，住在吾家，代膺白見客。岳軍先生見客後，用小冊記明事故，有許多人仍要見膺白自己，而事故亦多半為請託。一日早餐時，二人面紅耳赤而散，我奔走其間相勸。岳軍先生要膺白耐煩，人事周到，誤會可少，原為膺白。膺白最不長於人事，無辦法而敷衍，不肯。夙有胃病，飯桌上甚易動氣。這實是民生凋敝到極點，群向政治機關謀生，而少數集團猶是杳無止境地醉生夢死。賢如蔡孑民先生，其介紹北大學生書信之多，不可勝數，青年出路之難可知。膺白回國初次任職，第一個引用的北大李君即蔡先生所介紹。 膺白在教育部時，一次不知內閣同僚中何人生日，同人公宴唱堂戲，事後庶務來收賬，總計七千餘元，每人攤派二百餘元，門房問我是否送教育部。教育部是最苦的一部，薪水常欠，我願在家裡付出。不久，又來一份「同人公啟」的堂會通知，請簽名，我叫門房退回，說已另外送禮。我退回公啟以後，正恐過分得罪了人。事有湊巧，次日見報載馮玉祥啟事一則，大意言同僚有慶，分別送聯致賀，時勢艱難，不再參加公份等語。這是北京城裡少有的話，頗煞風景，卻令人稱快。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戰正開始。此時直系當朝，奉係為敵，皖系賦閒，在南方則粵係為尊。奉皖粵有三角聯盟之說，信使往還。 一天夜裡，膺白回家特別遲，他告訴我在船板胡同馮先生寓所談天。膺白沒有到過馮的私宅，我亦初次聽到馮住船板胡同。這日，他們先在另外一處地方晤見，馮邀他到私宅，談話只他二人。從行將開始的內戰談起，膺白反對內戰，「萬惡之內爭」一語，在其文章和言論中屢見不鮮，馮所深知。馮語膺白：「吳二爺腦筋里沒有民國的民字，這樣窮兵黷武下去怎麼好？」吳二爺即吳佩孚。於是他們談到深處，漸漸具體，擬以一支精兵倡議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馮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孫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時都帶著兵，可商合作。」後孫以大名鎮守使調入京，與曹兵分守城門，馮或與有力。 戰事開始，直軍分三路迎敵：吳佩孚由洛陽到京，任總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關；王懷慶任第二路，出喜峰口；馮玉祥任第三路，經古北口向熱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門僻路。這時顏惠慶內閣新成立，膺白復被邀擔任教育部，他已經與馮有約，自知不久將與直係為敵，不願留此痕跡。他辛亥對軍諮府幾個朋友和長官，常覺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顧之事，故堅辭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調解部校罷工罷學風潮有效，此時前方有戰事，後方更為吃緊，一再勸他。請他到總統府，曹當面告訴他：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馮與有交情，挽馮再勸，膺白第二次擔任教育部總長實出於馮之勸，其理由為在內閣消息靈通，通電通訊亦較便。故雖就職，屍位而已。 馮出發赴前線，留密電本一冊給膺白，曰「成密」。約曰：此去前線，一路荒僻，諸事隔膜，請膺白隨時打招呼，惟他的招呼是聽。膺白問：「在京誰參與秘密，可以相商？」馮答無人。問：「何不告之子良？」子良者薛篤弼字，時在內閣為內政部次長代理部務，實系馮之代表。馮言：「子良膽小，且留京有代他請餉請械之事，若預知此舉，氣將不壯，反為不妥。」 前方第三路總司令與後方教育部總長通電頻繁，幸未被人懷疑，這是若干年來，膺白言論態度甚公，從未為一派一系獻過私策說過私話之故。他雖南人，不存南北之見，北人喜其直，稱為少有的南方蠻子。成密電本歸我保管，來往電均我親譯。膺白復電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報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機鋒暗示，措辭十分小心。自民五（一九一六）浙江參加護國之役，膺白又一次為主力參與決策之一人，而我先後為其保密之跑腿和錄事。 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欽（良）送一親筆信來。膺白與段向少往來，安福系當國之際，膺白在天津寫作，未嘗入京，其秘書長徐又錚及其參戰軍邊防軍將領，與膺白大都是同學，亦未見面。段的原函如下： 膺白總長閣下：關心國事，景仰奚似。大樹沉默，不敢稍露形跡，是其長，亦是短也。現在縱使深密，外人環視，揣測無遺。驅之出豫，已顯示不能共事，猜忌豈待至今日始有也？當吳到京之時，起而捕之，減少殺害無數生命，大局為之立定，功在天下，誰能與之爭功也？現尚徘徊歧途，終將何以善其後也？余愛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於內，力省而功巨。二、連合二、三兩路，成明白反對，恰合全國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顧慮，即他二、三處代為周旋，亦無不可。宜早勿遲，遲則害不可言。執事洞明大局，因應有方，尚希一力善為指導之。人民之幸，亦國家之幸也。匆此布臆，順頌時祉。 余由文欽詳達。 名心泐戌月一日 由袁文欽面達之語為：從前用人不當，以後不擬再從政，有機會則周旋各派，報效民國云云。（《感憶錄》袁文，代表請段合作是答禮，袁識合肥在先。）首都革命事前的文字，為安全我都不保存，此信寫得極露骨，當時膺白甚詫異，我更想不到出自一個自命不凡的前輩，故獨保留。後來段復執政，則知政治之為物，即老成亦不顧一切了，誠需要特別修養也。段與馮系同鄉，是否與馮亦有信，馮未提過，此信亦未給馮看。 戰時，府院會議以外，尚有特別召集，每電話來，若只言時間地點，未言所召者誰，膺白應召我常捏一把汗，逾時不歸心更惴惴，如此故作鎮靜地一天一天過去。直軍前方不利，戰事日緊，這時在職之家，家人不便離京。我想著在天津租界的慕川七外叔祖家，幾位老太允為照顧孩子，遂托吾妹性元帶著熙治及外孫女曉敏，同去暫避，說是客人回家，不露痕跡。她們三人走後，我身邊輕鬆，減少牽掛。十月中旬，馮派一劉子云君來京，劉已知機密，看京津情形以為事不宜遲，而馮尚猶豫不決，要求膺白一封親筆信帶歸，以堅馮之心而速其決計，膺白寫信交劉。此事甚險，萬一泄露，諸事都休，但畢竟發生最後效力。馮接函後來電，暗示準備就緒。十月十八日膺白去電曰：「吾儕立志救國，端在此時。」馮復電曰：「來電遍示同人，眾意僉同，准十九日晚起程。」此日參加決定的馮軍同人，有照相題曰：「十月十九日灤平國民軍起義」，後來送給膺白一幀，以作紀念。 行動既定，預計若無挫折，十月廿三日馮軍前鋒可入北京城，膺白約定先一日到密雲縣高麗營與之會晤。馮之班師計劃系全軍向後轉身，去時殿軍變為班師之前鋒，鹿鍾麟之旅首先入城。兵士晝宿夜行，四日而到京，一路無人知曉。四日中，留後之人，仍日日將預擬之戰報發電向政府報告。 廿二日上午，膺白照常到教育部辦公，出席閣議，回家午飯，飯後他照例要休息一小時。此日回家時，即囑車子開回給次長用，兩名偵緝隊員隨車同往。戰時，警察廳的偵緝隊派員保護在職大吏，每家兩名，隨車出入。吾家以住宅狹小為辭，而教育部與我家相距甚近，故兩人食宿都在部內。我非與膺白同行，向不獨用公車，教育部只有一輛公車，膺白常讓給次長用。這點習慣，此時給我們以極大方便。偵緝隊員和車子都不在家，膺白飯後不睡午覺而是換裝，他換著平日騎馬裝束，外罩呢袍以當外套。我叫自家車子開出，聲言要到東城買物。上車時，膺白要搭車順道往北京飯店訪友，車至北京飯店將他放下，當著車夫說明俟我回家候他電話去接。我到台基廠一家洋行，挑選羊毛禦寒之物，故意耽擱時間，估計膺白已到預定之地，找著預雇之車，然後回家。一切經過順利，只可惜僱車不知要走長途，屢次停車修理，膺白在半夜始到高麗營。一望無際的露營，幸有相識衛兵陪到其中一個篷帳，馮先生已經先在，膺白已十小時以上未進飲食。 馮先生出示預擬的文告通電，膺白看後表示異議。原稿僅將內戰罪名加在吳佩孚一人身上，對曹錕仍稱總統。膺白說：「國民軍倘不過為清君側，未免小題大做了。」馮以為然，臨時請另擬稿。帳中無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門借座，世傳之國民軍三軍通電，實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寫，其文曰： 國家建軍原為禦侮，自相殘殺中外同羞。不幸吾國自民九以還，無名之師屢起，抗爭愈烈，元氣愈傷。執政者苟稍有天良，應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乃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於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並作一時。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受良心之驅使，為弭戰之主張，爰於十月廿三日決意回兵，並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將為國為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戰殃吾民而禍吾國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現在全軍已悉數抵京，首都之區，各友邦使節所在，地方秩序最關緊要，自當負責維持。至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會商補救之方，共開更新之局，所謂多難興邦，或即在是。臨電翹企，佇候教言。馮玉祥、胡景翼、孫岳、米振標、張之江、李鳴鐘、鹿鍾麟、劉郁芬、宋哲元、蔣鴻遇、孫連仲、孫良誠、岳維崚等叩漾印。 這個漾電有兩份膺白親筆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麗營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過無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參加攝閣為外長，臨時寫以供了解國民軍宗旨，為對外解釋之用，系用王宅信箋，甚清楚，沒有勾改。 我從東城買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這一段緊要時間。這時在城內預聞真相的人，剩我一個，而膺白之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跡。萬一城中有備，不但事敗，且將擾民。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勛三舅家，後園與吾家相連，只隔一座牆，平時兩家同意，開一門以便往來。戰事起，我提議將門取消，以資謹慎。我的用意，實怕萬一連累。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夢漁，繞大門來看我，他是我家園藝顧問，種什麼花樹常請教他，年紀比我輕。他走時，我輕輕托他出去打一電話來，說膺白不回家吃飯。他信任我，不問理由。傭人進來報告電話，開飯我獨吃。飯後，袁文欽君來訪，膺白的車子是他代雇，他猜測必有事故，告訴我他家在六國飯店定有一房，隨時可用。戰事緊時，凡在天津租界無家的人，都在交民巷使館區，不論醫院旅館，定房間備臨時避難。我謝袁好意，答以無需。我舒坦其外、緊張其里的生活已久，此千鈞一髮之際，不可虧一簣之功。膺白已久出不歸，車子在家候訊去接，兩個偵緝隊員隨時可由教育部回來，我必須層層節節造出理由來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個局面。袁君行時已逾十時，我又托他來一電話，說膺白事畢搭朋友車歸，不必去接，請我勿候。接電者進來報告，我關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門，於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離去，整個兩層樓只我一人。添衣取暖，包好應用之物一小包，準備隨時可以獨自蹓出，與應付非常時的腹稿，這時我始想到自己。如此徹夜暗坐，時時試探電燈有無，以測城內有否出事。直至天將明時，聞遠遠軍馬聲歌聲，乃摸索至三樓屋頂，遙見穿灰色制服臂纏白布之兵士緩緩而來，知大勢定矣。辛亥起義，各處以白布纏臂為號，國民軍之白布臂章上寫「愛國不擾民」字樣。 我假寐片刻，電話門鈴不絕。下樓，偵緝隊員首來報告，「胡同口都站有馮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盤問而來，弟兄舉動很文明」等語，北京話「文明」是有禮之意。教育部湯次長（中）我本未見過，問膺白不在家，定要見我。許多與政局有關無關的人，以為馮軍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紛來探聽，不見膺白都要見我，我不能說假話，但亦避免說真話。此事經過以後，我要用許多功夫，再回到一個主婦地位。膺白後來還有攝閣等事，我的工作則興奮至此為止。 首都革命的經過，江問漁（恆源）先生曾在膺白去世後不久，民廿六年（一九三七）的三月，預先電約題目，到上海祁齊路吾家向我問答兩小時，甚滿意謂有新的聞知。惜其時我將遷居杭州，文件已裝箱，未能取證，曾請其如發表乞先示稿，亦允諾。不久抗日戰起，遂不再提。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