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三　再度出國

民國九年（一九二〇）我們將出國之前，接張岳軍伉儷從上海來信，他們自四川回滬，新搬了家，油漆過，要我們去小住。岳軍先生回他本省做警察廳長，是在熊克武主政時期，這時熊已下野。岳嫂前年獨自帶著兒子去川相會，船在中途擱淺，受過很多跋涉之苦。我們已經幾年未晤，接信欣然願往做客。他們讓新漆好的房間給我們住，自己住兩面板壁漏風的一間。在滬的四川朋友常輪流請吃美麗川菜館的菜，不每次請女客，然我與膺白都開始喜歡川菜的清淡，以後多少年我家叫館菜請客，常用川菜。 膺白這次出國的名義是考察戰後經濟，路程是從日本而美國，而歐洲。所領旅費供我二人作半學生生活，足夠有餘。我們的旅行方式，在小邑預先約定一位在當地留學的朋友請作嚮導，大都市則煩勞使館。這次與亡命時不同，要添些衣服治些裝。亡命以前亦曾預定出國而治的裝，都已用舊或尺寸不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有許多禮節放鬆，禮服亦改樣，晨禮服可從早上穿到傍晚。那時中國女子服裝是黑裙短襖，還沒有旗袍，亦想不出將裙襖做成同樣顏色材料，這點直到我在外國方想起來。膺白對國際「歧視」——有些實是「奇視」異族異服——很敏感，勸我整備西裝，我儘可能用中國材料。岳嫂看我仍穿民國元年（一九一二）的灰背呢面大衣，定要將四川帶出的一件貂統送我，我感謝她，不敢受。我這次治裝費很充裕，她乘亂離鄉，僅帶出有限行李，不為奢侈而為正用，我何忍據為己有？我問回來時要我帶點什麼，她要我在瑞士買一手錶。瑞士的表店林立如美國糖店，美不勝收，膺白只注意實用和準確，他自己買一隻銀手錶，而以重價買一隻標準鍾，為這隻鍾走過不少趟鐘錶店，在離埠以前，天天去鐘錶店對時間。這隻鍾後來帶回中國並不特別準確。 我們又一次決定海陸並進的動身方式。民國二年（一九一三）與陳英士先生約定同游歐美，英士先生由上海坐船到日本，而我們由東三省經朝鮮到東京會齊，因二次革命而中變。這次決定我由上海帶行李坐船到日本，膺白回天津取消租屋，坐車經東北、朝鮮，到東京和我相會。他不知何以與東北如此緣慳？在天津已經上了車，張敬輿先生送他行，張家的傭人替他提皮包，他要拿錢酬勞，一摸錢包沒有了。時在夜半，立刻報告車站站長，站長認識他們二人，謂車上小偷有幾路，案重而查得緊，三日內當有線索。敬輿先生知膺白所有出洋匯票盡在此包內，勸其下車改道。我還沒有在滬上船以前，接其來電囑向銀行掛失，銀行補給副票，但註明其作用要在正票未去兌現時。這點挫折使我們行旅生了戒心，而膺白重又由津到滬，與我同船東渡到日本。 日本的旅館有兩種：日本式席地而坐的稱為旅館，吃日本菜；鋪地板而不須脫鞋的稱為「霍的兒」。日本人用英文不像中國，他們對名稱常譯音不譯意。「霍的兒」的食堂，西餐日餐隨客點，為行動方便，我們這次住在「車站霍的兒」。日本人從前笑中國人喜歡吃，這次東京的陶陶亭中國菜館，三塊錢起碼的一客菜常常滿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特別繁榮，暴發戶揮金如土，社會風氣改變，新思潮流入知識界。我們無意中遇到一個在日本傳道的英國牧師，能說很流利日本話，他出示我們一封過激派給他的信，我那時對這思潮還茫然，並不十分注意，事後方想起來，「奢侈」和「過激」兩個氣候，使後來有「極右派」抬頭。 日本有兩種與人不同欲改難改的生活：一是文字，一是房屋。他們的文字自唐代得到中國的漢文，實系漢文為骨幹而和文作附麗。對文化工具，他們比我們更多一個包袱，他們比我們先謀改良。席地而坐的習慣或亦受中國的影響，日本式房屋建築輕便則因其常有地震。這個「住」的問題連帶到「衣」，使主客不易忘形。中國菜不分食，人以為病，現在多用一份公筷公匙很易解決。中國文則白話僅改文體而未改字體，我們的書法，言藝術則極美，言功用則廢時。這點我常想看日本人如何改良其文字。 膺白這次到日本沒有會晤什麼軍人。我現在想其理由有二：一、膺白這次旅行目的不是考察軍事。二、到過中國的軍人，自民五（一九一六）至此時，終安福系當政幾年，膺白均未與見面。民六（一九一七）我們搬天津的第一年，日本天長節曾有帖子來，具名是「日光」，名字已不記得，膺白未去，以後即無往來。 日本女子與我們同輩的還很拘謹，她們即使學外國文，亦在學本國文以後。她們本國的禮貌太認真，尤其女人放在男人後頭，故社交的活潑輕鬆，比中國人更難，我因此亦常被放在後頭。膺白獨自出去而放我一人在旅館時候很多。來客和去訪，都在上午。一日，膺白已經出門，水野梅曉先生來訪，他是中國通之一，在中國教過書，是個和尚，日本的和尚是有家室，不異服異食的。他坐著同我談天，談天的資料易通，不得已時用筆補助，看去很自然。這時旅館侍者陪進一個客來，我起身招待，鞠躬如禮。日本人的鞠躬殷勤，和現成的一套禮貌話，可以有一段時間，我不露馬腳。坐下去後，客人滔滔地講，我茫然無以對答，很窘，幸虧水野先生救了急，這個客人是個銀行家。日本的銀行家實業家，接物溫和懇切。平常我與膺白同見日本人，他先替我說明不諳日語，不使我為難，這次無人先容，而有和水野先生坐談姿勢，以為我能招待從容，結果不但我窘，客人亦窘。我有很好機會學日語而不肯用功，一部分受政治影響，我不可以再加強國人的誤會了。在當時的中國朝野空氣，不親日而屈於日，即是排日而鄙棄之，我懶怠了學習。膺白的日語當時人稱為第一流，我更不敢在他面前嘗試。 當時旅行世界，有幾處地方，中國人絕對難於入境，如澳洲。可以去的地方，則以美國入境為最難。一半要怪美國，他們自己得到的新大陸，怕東方廉價工人去喧賓奪主。一半要怪中國，人口多而事業少，謀生的勞工沒有國法保護，私自偷關進口。同樣的廉價日本工人農人亦受限制，但日本移民由日本政府保證，不須美國特別防範，故日本人到美國，不如中國人受盤問之嚴。 我們同船到美國的，在頭等艙有十幾個留學生。留學生坐頭等艙位，大概只有到美國，其不得不坐頭等艙之故，即為入境不致發生問題。許多人到歐洲，坐二等三等艙，勤工儉學有坐四等艙或甲板的。蔡孑民先生夫婦到歐洲，坐經濟二等，實即三等較好地位。以蔡先生的學問，一再出去看而學，以蔡先生的地位，坐經濟二等，是堪作楷模的，後者尤很少人知道。蔡夫人周怒凌曾與我同學，故知道他們生活的樸素。 我們這次坐的船名「南京」，載重一萬一千噸，在太平洋航路中算是小的。五年前我坐同一僑商公司的「中國」號回國，我堅持坐那條船，這次是膺白特意決定仍坐中國船。實際這船公司不全屬於僑商，而且將近停業。但回想五年前，中國人抵制日貨拒乘日船，美國船排斥華工以至停航，居然有僑商臨時集資購買舊船開航，中國人在無可如何時，會努力以適應需要，亦居然持續了這幾年。這條「南京」船身狹長，故顛簸得非常利害，連膺白不暈船的人有兩天不能起床。同船的幾個青年，和我們同樣精神坐這條船，一二十天功夫大家相處很熟。將到舊金山時，有幾個人似乎有點憂形於面。舊金山是當時的美國大門，不像現在以檀香山為入境處。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海關要查所攜款項，至少為美金五百元。有些自費學生化了很大頭等艙旅費，以圖入境方便，或者身邊帶有教授的介紹信，希望到美後可以找得工作，不免冒著點險。膺白知道了這些情況，願意借給所需的數目。同船最年輕一個王君只十八歲，是攜款最足的一個，拿出他的匯票願為別人擔保。嚴格而受歧視，使同國人生共濟心，宴安鴆毒是抖擻不起精神的。到埠之日，海關已得中國使館接洽，我們可以先下船，膺白要等候每個學生依次檢查無事通過而後登陸。在舊金山旅館，有一學生來訪，在船上時，我曾見他表鏈上掛一翡翠，贊其顏色好，這日他拿一小匣，有同樣的幾塊，定要我留一塊。我告訴他異鄉讀書，前程遠大，有不時之需，請留著自用，而不敢受。當時由清華出來的官費生似不難，然這官費是美國退還的庚子賠款，規定用途而退還，仍是中國老百姓的負擔。自費者如此苦，官費者是懲罰拳匪的賠款，這賠款使中國經濟半世紀不得抬頭。許多人學問以外，帶著美國的物質生活和高人一等的自視方式，回獻國人，對今日局勢是有一部分責任的。 我們上次在美國，住在西岸的卜忌利，未到東部。這次不在西岸耽擱，到芝加哥小停即往紐約。在芝加哥下車即被新聞記者包圍，我暈車尚未清醒，對開麥拉的光很不慣。到旅館甫進房門，招待我們參觀的電話由柜上轉進來不斷，即刻排定了參觀日程，有些地方我和膺白不能不分途參觀以節時間。招待我們「看」的人，沒有注意我們「吃」的時間，上午陪到一點鐘的人剛走，陪下午的人已在一點前到達。在美國，一切力量在民間，社會的活動遠勝政府，美國人活潑直爽，精力充沛，非人所及。我們參觀西北大學時，陪者是一歐戰回來的少將，大約以膺白是軍人之故。送我們上車時，知道我們還要到歐洲，高叫：「不要忘記你們的望遠鏡。」美國人已經在巴黎和會有了經驗，知道情形不簡單。 孟和妹丈給我們介紹袁守和（同禮）先生，我們到紐約他適離埠，由他的哥哥希淵（復禮）先生招待。我們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一個家常式旅館。每次出去參觀，仍回紐約，天氣漸漸熱起來。我們本定秋後到首都華盛頓，從華盛頓出來就上船到英國，華盛頓是出名熱的地方。紐約華昌貿易公司李國欽先生新在紐約的長島買了屋，長島其時還地廣人稀，天氣要比紐約市內涼快，代我們在他附近租得一屋，是一郵局職員的住宅，出租一季。我國駐華盛頓公使施植之（肇基）的小女兒，由一英國女傭人帶領，在李家做客避暑，施公使亦常從華府來長島住幾天。華昌公司在當時紐約最高摩天樓的四十九層，李君是當時稀有讀書留學的僑商而大成功者。我們到歐洲的船票由他代定，他定的最貴最舒適艙位，膺白覺得過分而躊躇，他說一共只一個星期行程，言下所費不過如此，就此定下。 因李君而我們另外常見的一家中國人：馬素先生和他太太及女兒。馬先生其時系中山先生派在美國的代表，他告訴我們所做各種宣傳工作。當時在美國華僑最普遍生意是洗衣作，他說在洗衣賬單的後面寫了宣傳標語，可以多方達到。我問他是否考慮在外國人前醜詆本國，他說無可如何，這是最能普遍的方法。我們到過他家裡，他書房裡的書是四壁達頂的，我沒有見什麼中國書。一次他告訴我：「陳光遠要反過來從先生了。」陳光遠是北洋系，當時的江西督軍，先生就是中山先生。我對西南情形不熟，大致的印象，這時是陸榮廷一派舊軍人不合作之後。我對馬君說：「陳光遠有何可貴？沒有宗旨的人，得之何用？即使來從，將來亦是陸榮廷耳，寧不取。」事體後來如何，在海外離國愈遠，不甚知道，當時年少言輕，但這個看法我始終難變。為政權，遠交近攻，不容有宗旨而見解不同的人，但不惜重用投機而無宗旨之人，國家要吃虧。 忽然六月間美國報上載出召開華盛頓會議消息。會議的題目為：一、限制軍備，二、太平洋問題，三、遠東問題。邀請參加的國家為：英、日、法、意與美國共五國；遠東問題加邀我中華民國。開會的日期為這年的十一月十二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紀念的次日。膺白於七月中草一文曰《華盛頓會議發起之內容及將來之趨勢》，寄上海刊載於九月五日至七日新聞報。會議主要目的為限制軍備，實即海軍軍縮，尤其是停止英、日、美三強的海軍競爭。美國召集，為美國沒有參加當時的國際聯盟。邀中國參加，為中國不承認日本乘歐戰而協迫中國所得的權利，拒簽巴黎和約。中日問題不決，即太平洋問題不決，太平洋問題不決，則軍備無從限制。中國雖屬附從被邀參加會議之一部分，然而是主要關鍵。 政府來電聘膺白為華盛頓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要他緩期赴歐。我們向船公司更改挪後了赴歐船期，在會期以前到華盛頓。膺白與袁守和先生商，請他作私人秘書，袁君答允挪遲讀書一季，同到華府。我們的小公寓裡，有一間袁君經常的辦公室。半年中我除開照例酬應，就是在家當廚子。膺白喜歡吃魚，而且要吃淡水魚，我熟悉了華盛頓的魚市，買得著近乎淡水的魚。那時美國在禁酒時代，燒魚不能無酒，我用五加皮及蚝油代替，五加皮可當藥品進口，一瓶要價美金五元。袁君對時勢及華會情形均極了解，我不須再當書記。膺白在國外，非常注意本國留學生，並不是想將來放在夾袋中，而是如何不糟蹋下一輩，使下一輩能儘量貢獻於國家。我和膺白有同樣感覺，儘管在國內，對國立大學這幾年罷課鬧學覺得有點過分，但在國外，國立學校出身的人顯然不同。我們都有點偏愛國立學校，懍然於基礎的國民教育，和本國文化涵養之必要。 膺白與華會，除他事先一篇文章，在他身後的《故舊感憶錄》內有袁守和先生的《對於膺白先生參加華盛頓會議之回憶》，及王芃生先生的《我對於膺白先生的幾點追憶》兩篇文章。王先生是始終研究日本問題的，他的文中說：「近年來日本對外的一切舉動，也可以說是對華盛頓會議的一大反動。在華會閉幕以後的十年當中，中國若是急起直追，本有過很好的復興機會，不幸不曾好好利用……國力轉遭著過大的消耗，坐視著旁人的強大，因此造成了近年來最嚴重的國難。」又說：「在特別關稅會議中，日本代表在原則上首先承認中國關稅自主，聽說是膺白先生的側面策動和遊說，感動了佐分利等日方要人，有過不淺的因果。後來日本雖然變卦，而終不敢公然反齒。」佐分利是華盛頓會議日本代表團的專門委員。關於這點，我在後文有關民十四（一九二五）關稅會議，和民十六（一九二七）北伐時，尚有述及。 袁先生是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學圖書館的最早一輩，圖書館屬目錄學，在歷史系，他熟悉中日間山東問題。他的文中最後所列山東條約第七點，有淄川、坊子、金嶺鎮等礦區地名，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濟南慘案，日本猶據為僑民利益，而作出兵山東理由之一。我看見濟案時前方報告及後方通知的電報中，有此項地名。 在華盛頓會議前，北洋軍閥為欲征服南方，一次一次地達成對日外交禍因。膺白在其言論和文字中，大聲疾呼「萬惡之內爭」，促國人警醒，而向世界大局看。不料這些惡因的後果，事隔十年，不可收拾。最顯著者，當國民政府將統一中國而謀中國的建設時，日本加緊對中國的擾亂。民國十六七年日本在山東出兵，有濟南慘案。民國廿二三年日軍進入長城，有《塘沽停戰協定》。這兩件焦頭爛額之事，皆由膺白當沖。 在華盛頓會議，中國與日本如原告與被告，被告強而凶，受人忌，原告弱不爭氣，受人憐。除公眾酬應，兩造交往極少。膺白在這時認識日本駐美大使幣原，和日本代表團的佐分利。立於東亞地位，看世界，不期而有相同處。亦與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神尾談過，神尾還在我們小公寓裡吃過一餐我燒的便飯。民國廿四年（一九三五）春，中日關係日趨險惡，神尾同著朝日新聞訪問團到南京，他一個人特來莫干山訪膺白，那日他比預約遲幾小時到山，後知其由京杭國道到庾村，警察查無護照，未許上山，故折向杭州日本領事館辦得護照而來。他吃飯時還提起在華盛頓的一次。 我寫稿時，聽到電台里美國記者勃林克雷由日本歸來的報告。他的報告：《朝日》是世界最大流通額大報之一，日本左派最近反美風潮，《朝日》足以左右輿論，《朝日》本身並不左傾，然因對政府不滿，故不加指導。神尾頗似恂恂儒者，尤其他到莫干山的一次，半路被阻退回再來，未露一點不愉之色。這時膺白已為中日問題心餘力絀，固辭其華北職務。惟恐天下無事之輩正在掀動風波，而兩國有心人，頗忍耐不敢以小事化大，順筆略舉一例。 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的元旦，我們在大西洋船上，接到華府許多朋友的賀年電。這條載重四萬五千噸的船，是從德國人手裡交給英國，這次在冬季極大風浪中，不誤到埠日期。我本極易暈船，亦僅臥息一日，照常進食。王寵佑先生和我們同船到英國，頭等艙只我們三個中國人，被安排在一張小圓桌共飯。我點菜時說起昨日的斑鳩很好，他笑我暈船不出來還能細吃斑鳩，這是我生平旅行最舒適的一次。只有一星期，時覺來日苦短。船抵南安普登，有使館陳君來接，同坐車到倫敦。火車與輪船大大不同，受戰事影響，破舊不堪，此不但英國，參戰各國均如此。 我們只在倫敦小住，顧少川（維鈞）公使尚在華府，由朱鼎卿（兆莘）先生招待，應參觀之處都有人陪伴。這時英國國家畫苑正出賣名畫《藍童》於美國，《藍童》出國以前，每日有許多人去參觀惜別，買其照相。我同膺白都沒有音樂藝術修養，但覺由美國而英國，而歐洲大陸，是一步進一步，不可言說，不禁神往。聽說藝術品在戰時都謹謹珍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尚無飛機轟炸，故戰場外毀傷尚少。藝術音樂，是表現一個民族內心之美，美的表現是至高亦至公，中國從前藝人常有爭高低之見，講門戶派別，這與美學相矛盾，希望以後不再有了。 范靜生先生長教育部，曾與膺白討論過社會教育，膺白沒有什麼具體貢獻，卻提到了兩件事：其一是國民體格訓練，其二是教科書。為百年之計，不可任營業者趨時投機，而準確尤為必要。一山之高，一水之長，幾個書局或幾種課本不同，讀者將何所適從？他建議教科書國定，而分配各書局發行，則不奪其利。關於體格，他說學農的不舉鋤，學工的不動機器，師生以紙上知識授受，下一代還是一個個文弱書生。他說今後國民的標準體格，要能「負荷歐戰全副武裝防毒面具而跑步」為及格。范先生即托他注意這兩件事，並要求買一套帶歸。我們在倫敦參觀水晶宮時，那裡正陳列有最新武裝，即打聽得其重量，函告范先生。關於教科書，各國有其立國精神，不相抄襲，我們亦到處買一套，寄上海中華書局陸費伯鴻（逵）先生。 五外叔祖家七舅敬新在法國學造紙，我們到法、比、荷蘭、義大利，由他相伴。當時全世界卷香菸的紙法蘭西最好，這與健康有大關係，七舅想要到他們的工廠去實習，托使館介紹，迄未成功。王如玖先生在法國學陸軍有年，膺白參觀戰場由他陪伴。凡爾登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法國最劇烈的戰場，有一處全軍覆沒，全村焦土，德軍炮火掩撲濠溝里兵士，這些兵士都立著而死，槍尖還露出一點在地面。巴黎的傷兵工廠，我亦同去參觀，四肢殘缺的人推動機器，腳趾穿針，和被猛烈炮聲震得神經反常，種種慘狀都看見了。法國有極精細地圖，我們托使館向陸軍部請求，購得兩套，一套送給在日本陸大的五舅湛侯，一套自留。巴黎仍是美麗而精緻，我們看了一次莫利愛3的《理想夫人》。一進「渥配拉」的門，其建築雕刻之美，不看戲已經目迷心眩。中國人自以為宮殿雄壯，然和歐美許多大建築，積有各種藝術家之匠心與血汗不能相比。那年好像是大文豪莫利愛的百年紀念，故上演他的作品，是話劇，劇終還有一段戲中戲。幕起是看戲歸來的男女各界觀眾，批評劇本，各有各的看法說法而不作結論，留得結論讓看客自由評論。說到戲，我們的文學家、藝術家、音樂家尚須大大努力，園地正大。抗戰後我們的話劇甚有進步，演員的程度亦進步。范靜生先生與膺白討論社會教育時，沒有聽見他們想到戲劇。看了各國文學家名作上演，修練的道白里有語學、辭學、哲學，和我們的《四郎探母》《二進宮》又怎麼比呢？ 一件使出國遊子快慰的事，報上登載我們到埠消息，總有本國留學生來信或來訪，不須有人介紹。在巴黎，上述的王如玖君不但陪膺白看戰場，還為膺白畫一張炭畫的像。鄭毓秀、褚民誼二位是知道我們與辛亥關係而來的。一次留法同學請茶，一個人手持膺白一本書，到我面前，指著序言裡提著我的話，好像我還沒有見過而要告訴我的樣子，後來知他是吳品今（統續）先生。可惜我們在法國日子不多，除開在日本和美國，中國留學生當時以法國為多。 歐洲大陸的語言，法比是一個系統，德奧一個系統，政治關係亦有點如此。傳說德國干犯比國中立以攻列治4因列治要塞的炮是德國克虜伯廠製品，德國人知道所造的炮，發彈數十小時後將自炸。但法比已預測詭計，早由法國另造同樣形式的炮，安置列治而德人不知。德奧在政治雖同盟，在藝術音樂各自創造。維也納之美，介在柏林與巴黎之間，生活舒適毋寧近於巴黎的。 我們到比利時，膺白定要去看列治要塞，他沒有軍事意義，只有崇拜心理。我們在歐洲所見，不論勝敗各國，經濟的萎縮相同。戰勝國得到戰敗國的賠款，然賠款要從戰敗國人民的汗血攤還，非短期可以成功。與第二次大戰後，美國「仗義」，大批援助歐洲復興之馬歇爾計劃不同。我們旅行所至，到處有寒酸氣，然到處見奮鬥精神。 從荷蘭到德國，荷蘭我們到兩處地方——海牙和阿姆斯登。看見這個「低地」國的海防，是堤防之防，而非國防之防，吾的弟弟君怡，這時正在德國學此。朋友黃伯樵、鄭仲完亦在德國。我們決定在柏林多住一時，伯樵家房東的女兒女婿——育勃斯君家，一個公寓有四間大房，他們把最好的三間租給我們，自己搬在後面小房，和我們共用一個廚房。我們手裡拿的美金旅行支票，一路愈走愈闊起來。德國通貨膨脹，馬克價值日夕變，他們的人民沒有逃避資本之計，只有增加工作和減少享受。我們和房東間相處，竟像《鏡花緣》里的君子國，他們甚為滿意，而我們猶覺歉然。膺白最喜歡房東的小男孩「馬滋」，見他推門進來，總要抱他坐一會，預備了糖、水果等類，想留他在我們處玩。他們的規矩，小孩拿到東西須先給母親看，然後才吃，馬滋得到糖果，反而急忙要回去。後來房東太太知道膺白喜歡孩子，讓他吃過再來，叫我們不要寵壞他。德國的兒童教育極認真。一日，房東太太帶著三個孩子到醫院割喉蛾，電車來去，回家時一手抱著馬滋，一手牽著兩個較大的女孩，孩子們自去睡半日，自到廚房嗽口，問他們好，都很有禮貌答謝。一日我買一條魚，切中段一塊送給房東，房東太太再三推讓，接受後她告訴我，她的丈夫最喜此，然已幾年未嘗了。育君本在海軍，戰後德國不許有海軍，改業玻璃商。這樣儉省的一家，他們大女孩課外還請人教鋼琴。我們離柏林之日，育君夫婦抱著馬滋送到很遠的車站，車開猶揮手不已。 我的老師貝安納小姐一再來看我們，我們亦坐火車去過她家裡，上文《到天津讀書》章中已提過其事。這位貝先生始終對我存好意，我的事她總以好意估量。只有一次在柏林，她問我遇見了哪些德國人？有何感想？恰巧上一晚駐柏林中國公使魏注東（宸組）請飯，座中有德國外交部長拉脫諾，我提到其名，她立刻漲紅了臉對我說這不是德國人。拉氏在戰敗後的德國政府，奠定德國工業復興基礎，許多普通工業包含著國防作用，一旦機會到時，很快可變為軍需工業。《凡爾賽和約》限制了德國軍備，解除了他們武器。他一次對軍官們說：「他們毀除你們的武器，這些武器在未來戰爭中都是廢物，未來戰爭將有完全新的武器，淘汰廢物是於軍隊有利的事。」這些言語和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都實現其效能了。因他是猶太人，一九二二年被刺而死，距我們見他不到一年。當時他看到使館掛的一幅畫而談到東方藝術，我慚愧他比我們懂的多。貝先生的成見，當是德國民間一般反猶空氣，後來希特勒利用此空氣，做得慘無人道。我草此稿時，正值新建的以色列猶太國，在南美阿根廷捉到當年納粹政府屠殺猶太人的一個主持人而審問之時。真是一件心理偏見，眾生共業，冤怨相報，慘已！我在柏林時，一次與仲完同出購物，是一家猶太人的店，算賬時發見與櫥窗樣品所標原價不同，女店主老羞成怒，且甚無禮，這是我偶然僅有的一次經驗。 伯樵、君怡二人陪膺白出去參觀，則仲完來陪我。一日接他們電報謂將坐飛機至某處，忽然又來電報說改坐火車。仲完笑謂當是上機時寫遺囑躊躇，故變計。當時坐飛機尚屬罕有，而極慎重，故有此手續。後知他們並未膽小，因擬乘之機只容四個客位，除他們三人，另外系一對夫婦，必須讓出一人，班機不多，故不等候而改計。我只在離德途中，經過德雷斯登5小停，看見君怡所讀書的工業大學，到他寄宿之處。伯樵本在柏林，君怡則請假來柏林相伴的。 巴黎和會對德國的條款苛極，我們曾在一處展覽會看見一張教育影片，上帝賜給德國一個孩子，隨著這個孩子的長大，其身上的背負漸漸增加，均不過用數字表出，但很了解德國國民的負擔。其與世界各國國力比較，亦只用圖和數字表示。戰後德國已沒有國防了，我們所接觸遇見的人，朝夕相處的房東，和我那個固執偏見的老師，都不露一句怨恨之聲。惟其忍耐功夫之高，故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再發，破了既往每個大戰相隔四十年之例。四十年則前一代見過戰爭之慘的一輩已死去，後一代未有經驗的人又有勇氣。然最近兩次世界大戰之相隔不過廿五年，而希特勒者，亦足以鼓勵德國人之報復心。 在德國的中國人，此時最受尊重，手裡拿的是外匯，經費充足，使館請得到現當局要人。我們旅行之際，有使館處，常以得擾幾頓中國飯為滿足。駐德魏注東（宸組）公使不帶中國廚子，反到我們家來吃便飯，屢次不約而來，使主人來不及添菜。除魏公使，章行嚴先生是另一不速之客，他在德國甚用功，似很研究「過激」學說，太太沒有去，我們隨時歡迎他來便飯。一次，他一到即問我：膺白昨日到某處？某處即是他所住方向。我問何以知之？他說，他的房東看見一輛汽車經過，一個中國人資本家似的坐著，當不是注東就是膺白！我不讓他一步，回答說：「回到上海，怕你行嚴先生的資本家樣子，要比膺白多得多！」一次不知誰發起，在柏林的中國人，先生們燒菜請太太們。有些人是太太燒好了交給先生，亦有真會燒菜的先生。不會燒菜的擺碗筷當差，聚餐在參贊張季才（允愷）家。據說行嚴先生上午十一時已到張家，我們到時大概已在下午六點後，見他滿頭是汗，穿了白圍裙。他的作品是兩碗湯：一是牛肉湯，一是木樨湯即蛋花湯。我常常與膺白懷疑，何以許多朋友回到中國就要腐化？我怪北京、怪上海，官氣使人迷，黑氣使人昏。幾個有為的朋友，到了煙容不可掩蓋惘惘然時候，常倒使我們難以為情，不敢向之正視。 在歐陸旅行，一夜可能經過幾個國境，我們可以將護照交託車掌備查，但亦有必須起床經關卡檢查之事。惟一長的鐵路在一個國里的，只有義大利，我們曾到它最南端的拿波里6看有名的大火山維蘇維7瓦解後的奧匈帝國，工業的捷克最站得住，農業的匈牙利經過幾次事變。當時我們很替奧地利發愁，等於去了四肢，只剩腦袋。奧幣克朗的跌價與德幣馬克同，主婦們都手提大皮包，裝滿鈔票買不了什麼東西回家。再想不到卅年後，抗日戰後的中國比他們還要利害。 我們旅行到最後一個國是歐陸高原的瑞士，全世界的永久中立國和山湖洵美的國際公園。它不產鋼，而它名聞全球的鐘表，靠細細的鋼條，用不著很多的鋼輸入，成其生產歲入大宗。在中國市場盛銷的藥品、補劑、顏料、各種化學製品，瑞士產品亦甚多。不但世界上許多國際會議在此地開，亦有許多逃避的寶貨在此地存放。英法德三種語言，每個國民都能應對。這個國，好像用不著什麼政府，他們的行政首長是一個委員會的人輪流充當，出入乘電車與其他職業同。那時只有廿幾歲的我，不問詳情，這一點夠所忻慕。 國內政局已變而將再變，朋友們來信都望我們早歸，看著國際亦確令遊子思歸。我們回到法國，取道馬賽，經地中海印度洋返國，上船以前，在馬賽參觀了法國殖民地博覽會。 我要記此行兩件痴得近乎迂闊的個人小事：一是我穿得最多的一套衣服是五年前的，一是我差不多沒有到百貨公司買東西。民四（一九一五）我們亡命到美，住在西部常年春秋的區域，那時市上最新的機織毛線上衣，幾乎人披一件，而自製的絨繩衫則俗例只老太太上菜市穿，不登大雅之堂。我很喜歡這樣的機織上衣，而未捨得買。我先回國，膺白後到，打開他的箱子時，發見不但有此類上衣，且有裙，不但是線織，且是絲織，顏色是黑白相間。據說我走後，他每出門見我注意過之物，都買一點，放在箱底。我感其意，在國內雖不能用，然都保存著。這次再出，時隔五六年，已無人穿此，為人情和經濟，我穿用得甚為合意。記得游尼加拉瀑布時，有穿這衣服的照相，倘尋得出，當附一張於此。 這時中國還未有百貨公司。我在美國，時時念著兩國貨幣匯率一比二，回到中國有更多的用處，因此到百貨公司而不敢買東西。到歐洲，見物資缺少，生活艱難，我忽動婦人之仁，不忍買便宜貨，儘管商人歡迎外匯，而我固守我的同情心，不放手。膺白戒我勿添行李，而他自己的行李中，塞滿德國的小鋼刀、小儀器、戰場炮殼、火山石頭。我的朋友，得到我極薄的禮品。 船抵上海，殷鑄甫先生帶著大小姐靜姑，坐駁船到大輪來接我們，靜姑還不過十來歲，手裡拿著載有我們抵埠消息有照相的當天報紙，指給我說：「姨，你亦在這上頭。」小孩子還沒有見過相識的人在報上，我們不知道是誰送出的新聞。職業教育社對我們有一個歡迎會，黃任之（炎培）先生請我們在一家館子吃素菜。其時南京和天津的朋友們函電催膺白去，於是膺白先行，在南京他停留講演，我攜行李直到天津與之相會。 天津的金融界邀膺白參加他們的座談會，我只記得膺白提起有中孚銀行聶管臣先生極熱心。膺白談到在歐洲見到通貨膨脹情形，指著座邊一罐三炮台香菸說：「今天價五角一罐，可能明日變為三元一罐。」他豈料廿餘年後中國幣值的低落，比當時德國馬克、奧國克朗同樣慘，而三炮台香菸亦非由五角漲至三元的漸進方式。 張敬輿先生來接我們，問我遊歷感想，我說：「中國事事不如人，所看到的都比中國好，但最可愛的還是我們中國。」出國歸來，而猶你我彼此，自己打自己者，非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