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二　天津三年

我們搬進北京翠花街屋時，有一希望，無論如何在一年內決不搬家，以打破五年來一歲數遷之例。很願在這古樸城中作個太平之民，流連景物興致略過，已在收束身心，務減少無謂的人事應酬。明令恢復膺白的軍階後，例應穿軍服入見黎總統，沒有軍服，向陸軍部蔣雨岩（作賓）次長借，試著大小不合，仍穿便服而去。回國後，他不猶豫做兩條馬褲，然斟酌未做一套禮服。不到幾個月功夫，在政府的幾個朋友，或公或私都受到了打擊，欲效奔走而無能，對政海看得更可怕。我們討論實業不成，又想回到讀書之路。 黎段府院之爭愈烈，無兵之黎，當然不及有兵之段。不知是誰的策劃，黎召張勳入京。張勳是清末守南京之人，被革命聯軍打退，後來盤踞徐州，儼然舉足輕重，所部皆留辮，示不從民國，人稱他辮帥。二次革命後，長江流域雖已盡成北軍勢力圈，然經過徐州更令人有戒心。津浦通車過徐州站停較長時間，辮兵隨意上車，人莫不厭惡。我們往來南北，所乘臥車包房有門，他們隨意開門索報紙，與之則去。這樣的將心與軍紀，是凶非吉，不言可知。黎氏召張勳入京消息見報，我不假思索謂膺白曰：「此董卓也，怕我們在這裡又住不滿一年。」果然復辟禍起。想不到張勳如此無計，亦不知其定計時上了多少人的當，不旋踵而瓦解身遁。然清帝復辟，豈容我們稍存猶豫！我們匆促離京到天津，並無計劃，膺白即日坐船南行，亦無任何聯絡。只有一點信心，江南人民，決不贊成復辟，他擬在江浙二省努力，去處甚多，朋友亦甚多。在翠花街只住十個月，終未達到一年之願。可惜院子內已經搭就涼棚，北京的涼棚最講究，涼棚下歇夏是別有風味的。 這次，家裡增了人口，還有牲口，我須維持後台，不能同行，擬在天津覓屋居家。我對天津雖甚熟悉，但沒有住過租界。天津有八國租界，即庚子為拳亂而來之聯軍八國，各自為政，與上海租界不盡同。住租界誠可痛可恥，不得已而為之，我對之都茫然，而這次則不得不在租界覓屋。競存女學校長陸幼峰君以暑假在邇，留我住她校內，可以從容選擇住處。她們所在的日本租界，我不喜歡，毗連的法租界同樣鬧雜。膺白動身前曾與我往訪他同學唐少蓮（凱）先生，唐家住在河北區，我讀書時唐家已在天津，天緯路女師大門上的門額，即少蓮的大哥企林（肯）先生手筆，企林夫人是膺白母親娘家親戚，還小一輩。唐家提醒我看意租界，亦幫我到處打聽空屋，這時由北京逃難到津的人甚擁擠，屋極難得。一日我居然在意租界二馬路看到一排出租房屋，是兩樓兩底半獨立小洋房，門前有小小空地，後面廚房，樓上亦有兩間小房。七號的一宅正空著，月租七十元，與翠花街相同，然房少而間間合用，我立刻訂一年合同，租下來。 意租界範圍甚小，開闢亦甚慢，無商店市面，在天津稱為河東區。租界當局禁賭獨嚴，家庭打麻將亦在禁例，因此大員們在那裡有很講究義大利建築式的大宅，而不耐久居。聽說一個要人曾被警察請去面交罰款，毫不通融。出租的屋亦比較易空。這是我們在中國第一次住有自來水浴室的房子，把傭人減到男女各一，周老媽媽燒飯洗衣而外，做性元的鞋襪，男傭人蔣俊明買菜打雜，還時時喊無聊。俊明是北方有習氣的聽差，人很能幹，在我家有點大才小用。我和膺白都是不輕易解僱傭人的人，他不辭亦就留他。周老媽媽不喜經手銀錢報賬，故雜用出入一概由他，還用他一個兄弟做做助手。意租界禁賭之嚴，他深知道，故亦不敢抱怨主人不應酬，如此一直在天津相安幾年。 那時全家襯衣都我自做，有時亦做鞋襪。我能憑空剪當時最入時的兩片尖口鞋樣，常有人請教我，孩子們聽了以為我做的一定更好。從搬到北方以來，我開始做手工，以做手工為定心養性初步，漸成習慣。有一次家裡的電燈費特多，我懷疑電錶有毛病，又以為公司記錯了賬。經老媽媽提醒，我改一件舊綢襖用電熨斗久久不停。又一次，一個朋友來訪，我正在學繡一雙花鞋，於是我能刺繡的風聲亦傳了出去。這些，我都是低能而竭力好弄，朋友們半獎半訝。在得不償失和不虞之譽中，我得到的益處是耐得住閒，不怕寂寞。 幾件舊家具由上海搬到北京，又由北京搬到天津，越搬越舊。客廳里五件小型黃楊木彈簧椅，是我在上海舊貨店購來，原為臨時局面，始終捨不得換去。在北京時添置兩把橡木藤心大靠背椅，有很厚木棉墊，做上黃卡其布套，是最舒適的兩個座位。凡初次到我家的客，事先震於我們好整好潔的習慣，常脫口而問，這是你們客廳？我的二妹夫陶孟和亦是發問的一個。我們的飯廳做過客房，床不夠時，長餐桌上亦睡過人。這所小小房子，一搬進去就很熱鬧，有自北京來避難的親戚。膺白不在家，而復辟亦眼看不會成功，大家的氣已松，每日沒有事做，有兩組音樂。熙文懂點京戲，她同學中的旗族故家，家裡都會哼幾句，傳授她一些辭句；那時老生劉鴻聲的唱片大行，我家裡亦都買有。一張《斬黃袍》的唱片，在唱機轉盤上一遍兩遍不停，連我聽到爛熟，有時為唱片討饒，讓它休息一下。六舅敬鈞剛畢業北大，找到順直水利會工作，離我家很近，尋宿舍不著時亦住我家，他能吹簫和笛。嘉興人喜崑曲，我的五外叔祖老年學曲，很少小輩願陪他，只我二妹性仁陪著學過幾段，性仁會的幾段，我和性元亦聽到爛熟。我學簫笛均未成功，有朋友送的玉屏簫更細而難吹，常在水龍頭沖水，望其易於成聲，北方天燥，因此破裂，六舅細細為我補好。這一組音樂比唱片更難聽。 天津市區有兩個車站，新站和老站。我家距老站甚近，往來京津或往來南北的朋友，很容易來看我們，吃頓便飯或住宿一夜。那幾年是膺白身體極健康的時候，興致常好，還沒有生活古怪的名聲，古怪實是身體不好之故。我們樓上兩間臥室，一間我們自住，一間名為熙文的臥室，她一開學即為膺白用功之處，有一張七隻抽屜的書桌和一書架。梁任公先生亦住意租界，他由歐洲回來，一日與范靜生（源廉）先生晚飯後步行而至，要看膺白的書房和整理材料的方法。膺白請他們到此，看他一束一束形狀不齊，套著紙卷，標上記號的參考品，他的方法是很原始的。膺白一切生活都極整齊，惟寫文字最愛惜廢紙，利用廢紙，他以用全家破筆及殘餘抄本信箋為得意。這習慣使我現在整理他的遺墨十分不便，尤其他的電稿，有大可糊窗，有狹長如帶，有正反面俱寫，有不同性質而寫在一起交給譯電生的稿。這定是從小受了他母親惜物和敬惜字紙之教。 復辟僅曇花一現，然北京、天津兩處曾掛出不少龍旗。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平日維持地方秩序不算壞。他藏有清廷龍旗，此時自詡有先見，不必臨時張羅。有警廳為倡，商店自然不能不掛旗。小學生已看慣民國五色旗，嚷著何故滿街「長蟲」？北方稱蛇為長蟲。龍雖曾象徵帝王尊嚴幾千年，六個年頭的民國，新生的一代已別有眼光，龍蛇不分了。 性元轉學女師附小，合我們原來計劃，以後升學等等，均不必操心。她的教師已多是我的同期或後期同學，我送她去考，避嫌不去問訊，過幾日到門口看榜，看到性元名而放心色喜。門房不認識我，問，考上了吧？他不知我在這裡時，性元還未出世。以後每星期六，不是我到女師訪陳蓮峰（翠琬），王迂懷（襄），順便接性元回家，就是她二人與性元同來訪我，成了定期必晤之客，每晤必共飯，幾小時上天入地傾談為樂。我不在天津時，性元的一切由蓮峰代為照顧，性元始終敬事她的「陳先生」。蓮峰是舊式沖喜做親，嫁時夫已病重不治，一生事母又事姑，待人熱心，有甚可敬之事。抗戰後性元由渝歸來，還四處找她，我知其在天津依一侄女，輾轉託人打聽無消息，恐已物故。 我到河北天緯路訪蓮峰、迂懷，膺白常同行去訪他的一位朋友張敬輿（紹曾）先生，張家住河北四馬路。膺白不去，則敬輿先生來訪，來亦必久坐。北方人有盤腿坐炕習慣，據說談得起勁，他會脫鞋坐在那張橡木厚墊大椅上。我不參加他們談話。他們談到飯時，同去吃餐西菜，餐畢膺白回家，讓他自去追求嗜好。膺白曾幾次勸他，雖終未聽，亦不以為忤。後來膺白寫稿事忙，與他約兩星期相晤一次，是他來而膺白不去，曾作一很可笑的約，倘兩星期中不改所勸，則進門他鞠一躬，否則膺白鞠一躬。前者表示認錯，後者表示敬佩。除私生活，他要算北洋軍人中少有南北新舊之見的一個，馮煥章（玉祥）先生是其任二十鎮統制時的營長。辛亥革命，二十鎮駐灤州，有人論他優柔寡斷，不能在北京之背樹起一幟，有人謂其電請清室頒布行憲十九信條，甚有力量。膺白對同志或同學，不論派別，不論先後，極易生感情做朋友，張先生是留日早期同學。半世紀以前與今日不同，二者均屬難得，我亦如此，朋友大概都從同學而得。敬輿先生亦有勸膺白之事，他勸膺白「和光同塵」，即使心裡不以為然，勿使對面的人感覺，他寫信給膺白後面請「謙安」。張家有一件難得的事，兒子收入都交給老太爺。老太爺很會計算，據說他在租界買地，租地造屋成了鬧市，獲利甚豐，而日用開支甚緊，車子壞了修理太貴，老太爺說不要修吧，敬輿先生出門就雇膠皮，膠皮是北方的黃包車。我偶然到張家，太太們都招待殷勤，各房要讓茶讓煙，吃飯定要添菜，訴苦說老太爺規定的例菜是難以下咽的。我吸紙菸是在張家情不可卻時開始，頻頻喝茶以減辣味，很經過一段苦功，如此則盡禮而退。從此我吸紙菸廿餘年，抗戰時一日決心戒絕。 天津租界有一男一女的學校，我同膺白各人擁護其一，而亦互相幫忙。競存女學在日租界芙蓉街，前面已經提過。浙江旅津公學在英租界耀華里，校長穆穆齋（耀樞），浙江鄞縣人，自我介紹來訪膺白。有事見商，膺白無不盡力，要他對學生講演，亦從不推辭。「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是兩千年前浙江所以自強之道，正是今日之教育和經濟，他常對學生說及。他把租界教育看得極重，對在租界辦學之人格外同情。一次我一木箱書忽然不見，是我父親給我的《廿四史》，原來旅津公學擴充圖書室，他自己捐贈一些書，亦替我送了一份。我趕緊從性仁處索回她借去的《漢書》，補足全璧。有一年的暑假，膺白想游泰山，他不要我陪，請穆君同行，他們上山下山均步行，來回坐三等車，請穆君管賬，從天津往兗州曲阜，游泰山，謁孔林而歸，規定旅費不得超過一百元。膺白以這次旅行回復學生生活，得意得很，坐在泰山頂照了一相，在山頂雲中寫信來家，給熙文信自稱「仙父」。他給廟裡道士寫「泰山絕頂之印」六個字，叫他辦點紀念品，蓋上印章，賣給遊客，勝於取出香火簿向人化緣。在經石峪拓了幾張石刻，集句為聯曰：「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後面四個字他後來在政治上頗為用功。要保持獨立的見解，必先去自己的得失心。張敬輿先生看見這副對聯，索了同樣的一副。膺白在山頂寫了「民國泰山」四個字，道士刻好拓片寄來，他的字本不好，刻的更壞，我見了句和字要笑。他另取紙寫曰：「中華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夏，與鄞縣穆耀樞君參岱，見歷朝碑刻林立，獨民國尚缺如，而其時國人正因青島問題，呼號奔走，無有寧日，遂默禱於泰山之靈曰：願民國安如泰山，願泰山常享民國。禱既畢，書此四字，勒石巔右。」我看他寫到兩句的「願」，知他用意，不禁叫好。他原意要寫勒石山巔，被我一喊，脫落山字，怪我前倨後恭，分了他心，失落了字，我急問刻石方向，為想出右字補上，勉強可通。裱成橫幅，亦有人看了喜歡。 從泰山回來，膺白開始寫其《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這本書一連寫了三個來月，十一月初寫完結論和作者趣意，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頗風行一時，得到不少新的朋友和老的朋友來信鼓勵。這是民國以後他初次寫書，向國人申述當前的世界大題目——歐戰，和他自己對國家的意見。想不到這一類書在當時是如此需要，得如此同情，雖然寄賣七折八扣，這本書是賺錢的。教育界如蔡孑民、范靜生、鬍子靖（元倓）諸先生願為他公開介紹，以下節錄蔡先生的來信： 大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詳讀一過，無任佩服。此大戰爭歷四年之久，各國印刷品之關係戰事者何啻千百種，吾國亦參戰分子也，以弟所見國人關於歐戰之著作，翔實而有系統者，惟大著及葉君景莘所著《歐戰之目的及和平之基礎》而已。立於吾國國民之地位，審觀外界以往之動狀與將來之趨勢，而圖所以自立，此兩書所同也。葉君之著，以國際政策為範圍，故尤詳於國際間之宣言及所提條件，足以供關心和平會議者之參考。大著則廣及政府與社會種種造因食果之實例，以定吾國努力改進之標準，故言約事賅，而義蘊尤為宏深，讀者所受之影響必較葉君之作為尤巨也。抑弟尤所感動者，大著於「教育人才之養成」一條，提出國民具備兩種相反對性質四種也。吾國承秦始皇漢武帝以來之習慣，於相對世界，持絕對主義，執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紛爭，社會百業之停滯，無不由此。騖新與篤舊，學理與職業，干涉與放任，在教育齗齗然相持不決者，不知凡幾，得足下之說而推暨之，其裨益寧有既耶？ 這本書的內容，一半以上是敘述歐戰，現在大家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戰爭雖開始於歐洲，而亞洲的日本、中國、土耳其，美洲的美國，都參了戰，其他非亞各殖民地亦隨著各宗主國而動員，在世界是差不多「總動員」的。書中首述戰爭之因，以及戰時的「人荒」「物荒」種種補足和救濟方法，故戰事的本身，亦不比從前之只在前線，而是後方全體總動員的。「總動員」三個字意義，從此給人一種了解。在敘述戰事中，一章《各參戰國之意義及其價值》我最喜歡。他強調比利時的抗戰是德國失敗第一原因。比利時系中立國，德國破壞比國中立，假道以攻法國，是一捷徑，是法國防備的一個弱點，不料比國堅守列治炮台至兩星期之久，比國雖全國淪陷，而法國可以及時調兵。膺白在其文中曰：「春秋無義戰，不圖於廿世紀中比利時見之。」這位因淪陷而流亡而復國的比王阿勃脫，二十年後去世，北京的比國使館舉行一次吊儀，膺白往吊時還引用這段文字。 中國是最「可恥」的一個參戰國，除一批華工，我們無一兵一卒出國門，當政的段祺瑞即世稱之安福系，主張參戰，借巨額日本外債，即世稱之西原借款、參戰借款，練兵征伐南方。我們的戰線是在本國的長江向南，而借款則許日本以後來成種種糾紛的權利，亦即五四運動之所由起。膺白這本書的最後一篇名曰：「吾國興亡之關鍵」，中有「朝野共同之大責任」一和二兩章，蔡先生函所言教育人才之條即在其中。五四運動後，學生罷課遊行不讀書，亦有眼光不遠的人利用青年，時人稱學生為「丘九」，以其勢力比兵——「丘八」更厲害。膺白曾請蔡先生解鈴系鈴，只有蔡先生還可以勸學生回校讀書。五四運動有文化與政治兩面，我後面將有一段記汪伯棠（大燮）先生的事。而運動的中心則在北大，蔡先生是北大校長，不獨北大學生敬服，亦全國學術界所景從。蔡先生一封公開的勸學生回校複課書，寫得情理並摯。當時的人見到青年拋荒學業，是國家莫大損失，同有此心，不僅膺白一人。我只知膺白用「解鈴系鈴」四個字，和聽孟和傳述蔡先生「極以其意為然」的話。 老朋友徐青甫獨責備膺白書價定得太高，要他減價，為讀書的青年著想。嚴范孫（修）先生遣價送信購書一百二十冊，庸白看信十分感動，樓下正有客，他叫傭人拿信給我看，帶紙筆下去，他寫回信。這時我們的飯廳常充臨時書房和書店，我是包書的夥計。我看范老鼓勵膺白，如同鼓勵我，因膺白有客，為省他力，我代他擬了回信的稿。膺白用了我所擬稿，還拿給客人張敬輿看，張看了范老的信敬嘆言：「前輩風度不可及。」後來膺白給他的信，他常疑是我代筆，則是不然的。 膺白寫第二本書《戰後之世界》要吃力得多。改變國境或政制之國，從歷史說到地理和政治，還有戰後新發生各項問題。關於中國，如青島問題、蒙古問題、西藏問題各成單章。其煩累與第一本大不相同，早起遲睡，差不多一年光景。膺白的草稿，其實十分清楚，但兩書都由我謄錄一遍。他寫一章，我謄一章，我們在同一書房，我的書桌只是一張半桌。他要我謄，為讓我做他第一個顧問，我見到須添須改之處，立刻告訴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願充謄錄，以先睹為快，並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會因影響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參考材料，世界有許多未決的問題，疆界亦時常更改。報上一小段的電報，往往要修改一節稿。這些，雖然後來脫稿時尚未定局，而只能註明是哪一天為止的局勢，但寫的人總希望給讀者以最新最確實的分解。他想將畫地圖一事交我，這是他自己的專行，比我快而好，我一試而即縮手，書中幾章最詳之圖，均他親筆。近年中印國界糾紛，頗令我記起那章「西藏」部分之圖。我替他看同時人的作品，怕重複則勞而無功。報上預告汪精衛作《巴黎和會與中國》，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該書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時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氣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報告他汪書已看過，不足以奪彩，無事參考。 膺白草《戰後之世界》甫到半程時，添了兩件外務：其一義不容辭，在天津學界俱樂部作定期講演；其二強而後可，應召往見徐菊人（世昌）總統，兩事均出嚴范老之鼓勵。范老是前輩中愛國最熱誠，而持身最謹嚴淡泊的一位，膺白敬慕而心儀，常往謁，范老亦有時來訪。南開其時尚只中學，正蒸蒸日上籌辦大學。這個從嚴氏家塾蛻化而成的一個北方有名學府，范老實是倡辦人。南開有話劇，膺白與我必為范老所邀而自陪之客。我第一次認識南開校長張伯苓先生即在戲台前，范老所介紹。伯苓先生說見過，隔一會又走過來說，見的是陶太太我的妹妹。我姊妹生得很相像，孟和早在嚴氏家塾讀書，是范老的學生亦是伯苓先生的學生，所以他先認識我妹妹性仁。南開的話劇、樂隊、童子軍，都很好，在中國是初次看見，有戲時，出入都由童子軍維持秩序。我還記得樂隊中奏梵樂，和尚以外奏梵樂是罕有的。話劇系師生合演，似比職業家更多一種書卷氣。 膺白草第二本書時，內外時局益壞，外面是日本在國際的邀功，裡面是當政者誤國的結賬，吃虧的中國百姓，有些人還不知所以然。一日范老自己來，要膺白到學界俱樂部作定期講演，目的為使天津全市中小學教員早些了解世界新形勢。感於范老的熱心，膺白欣然允諾，一共講了九個星期日。戰後的世界地理，天津最早改正，一張世界新地圖，當時以歐洲改變最多，由天津中華書局印行，皆此講演之結果。以下節錄河北省教育廳廳長王叔鈞（章祜）在速記講稿上所作序文，以志其事： 杭縣黃膺白先生素究心經世之學……去歲曾著《歐戰之教訓與中國之將來》一書以餉國人。今年和議告成，復就各國改造大勢，編排論列……范孫嚴先生深佩之。以吾教育界同人生於此際，又有改進國家社會之責任……乃囑章祜及天津勸學所華芷舲所長，約集津埠各校諸同人，敦請膺白先生就其所已搜集編排者，於每星期日蒞學界俱樂部講演，計九次，歷二月余……聽者歷次有加。先生之意，切望聽講同人，以其所受者還以轉輸於多數之群眾……排印此編即本此意。 膺白每次講演，費星期日整個上午，范老坐聽，無一次缺席。學界俱樂部例不備茶與煙，膺白請守規則。范老說：「在清季我反對鴉片，但對兩個人通融：其一是嚴幾道吸而譯好書，其二是譚鑫培吸而唱好戲，都有益於大眾。」堅請膺白自由吸捲菸，台上供茶水。講演所用一張地圖是膺白自畫，以國產毛邊紙兩頁湊成，釘在牆上，用毛筆及彩色隨講隨畫。這張親筆地圖我珍藏三十年，本擬與兩書原稿及我的謄稿，俟「文治藏書樓」修葺完成改為公立圖書館時，一併陳列。時不我許，在我一九五〇年出國前一併忍痛拋棄了。 徐菊人先生為總統，提倡文治，范老是其舊交。一日范老來，要膺白到北京去見他，膺白已多年未到京，與東海素昧平生，寫稿正忙，頗有難色。范老說：「東海是民國第一次文人當政，無論如何他不至於主戰，宜多輸以新知識，促成其文治主張。」膺白入京前一日，范老囑咐：「東海健談，喜打斷別人說話，此去不管他接話離題與否，要說的話務儘量說出而歸。」這是膺白識東海之由來。是范老在中間，把國家看得如此重，心如此熱，受介紹與被介紹的人未必都對得起他。膺白一生亦常自動介紹他所知道的人才於當局，一個人起勁於中間，本人不定知道。此意或者從范老學來。我最後一次見范老在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夏，范老住北京西山臥佛寺，我家住香山玉華山莊，合家同去謁見，范老牽著熙治手，一路問話，送到大門。在此以前六七個月，為溥儀出宮，組織清室善後委員會，以清室近支人員和民國共同組織，劃分清室和民國公產與私產，屬於民國者即後來的故宮博物院及圖書館。這件事，開會通過明令執行由攝政內閣，清帝出宮後，即貼上國務院封條以昭慎重。攝閣是膺白所主持，但奔走此事組織善後委員會和人選，系李石曾（煜瀛）先生的努力。最初有人想到范老是雙方所信服，擬請范老主持，范老不允。我看見范老復石曾先生的信，款稱世仁兄，信說：「人各有志，毋相強也。」汪伯老為清帝出宮，事先曾來信勸膺白，但我不記得范老有信，後亦從不提此事。范老曾為膺白書一對聯曰：「中令常讀魯《論》半部，將軍惟喜《春秋》一書。」以孟和之故，亦稱姻兄。民十五（一九二六）後，我家南歸，有便人北行則函問起居，不久范老物故，知己之感，膺白終生不忘。前輩模楷，難狀什一，因天津講演及與東海關係，瑣瑣兼記及此。 東海欲將圖治意見筆之於書，要膺白擬稿，意甚急，不及待膺白自己的書完稿。經吳世湘（笈孫）秘書長几度接洽，擬定一張分工起草的名單，由膺白總其成。膺白允隔旬入京一次，食宿於總統府集靈囿，專為書事，此書名曰《歐戰後之中國》，有英法兩種譯本。我未見各人的擬稿，僅聽有葉叔衡（景莘）先生的經濟材料。關於教育部分，本請孟和，孟和給膺白信說：東海為其先人舊交，他到英國留學得東海之助，然不願受任何名義，有所知當貢獻。膺白將孟和信呈東海，東海喜曰：「故人有後。」東海自己只有女兒，沒有兒子。膺白只受食宿招待，不受名義待遇。故有後來得東海助出國考察戰後經濟之事。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膺白同時寫兩本書。其中一本不是自己的口氣，在我看來他甚矜持而不暢。又有定期演講，又五四運動後各界請臨時講演，他亦務不推辭。學生會的代表，還有朝鮮青年，來訪他都不拒。因此看速記，擬函稿等事，都交給我。兩個人忙得寢食不遑，酬酢都廢。膺白不復與張敬輿出吃西餐，我的朋友蓮峰、迂懷，亦成為他的聽眾，而不作我的食客。膺白惟一的嗜好騎馬，本來常在清晨，後來一早先伏案，把騎馬放在午飯後，筷在手裡就喊套馬，吃飯極快，我力勸。他告訴我少年時吃飯，在碗內以筷畫一十字，一碗四口。這些原因使他從此得胃擴張病。我們家在天津始終未裝電話，亦有很久時期不用車，一半為儉，亦一半為靜。後來那個能幹的男僕有心要做成一件生意，他說家裡有的是馬，不拉車並不省錢，有一輛車一家人可坐在一起，經他的手，我們買一舊車。膺白不大耐煩坐這轎車，前面兩個馬夫，車裡兩個或三個人，一匹馬的負擔太大，走得亦慢。有時出門和我約好，我先坐車走，他坐電車趕上，半路相值，揮手得意。天津雖與北京相距不遠，亦有很多退隱的大吏在此居家，但官氣較少，洋化亦不如上海，這是我們前後三次卜居於此最大理由。膺白所騎馬大半是蒙古種，由朋友們賣給他，或送給他。通常只保養兩三匹。張敬輿先生送過他一匹阿拉伯馬，因飼養太貴而賣掉。陝北鎮守使井松生岳秀送一匹陝馬，格最小，他教我騎過。 我家在天津住得最久之三年，自民六（一九一七）至民九（一九二〇），搭頭搭尾是四個年頭，這時國際是大戰，中國則內戰。北京的政府，人稱安福系，安福系者，北洋軍系中之皖系，當國時有他的國會和議員，所在地為安福胡同故名；皖系者，北洋軍人元老之一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是袁世凱以後北京當政最久之人。皖系並非盡安徽人，實系北洋的一派。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月四日，由北京大學生開始停課遊行的一個運動，人稱「五四運動」，發動時有政治和文化兩方面。我和膺白雖未列名入隊，我們是百分之百的共鳴。膺白書里嘆息痛恨於內爭，稱為「萬惡之內爭」，記述安福時代中日換文，中國答允日本要求曰「欣然同意」，他說：「我不知誰欣然而誰同意？」這幾個經手簽和約的人，就是五四運動開始攻擊的第一目標。這年的雙十節國慶，膺白被請至青年會講演，這日當局恐群眾滋事，將幾處交通隔斷。從我家到青年會須過一橋，天津的橋本可展開以便高檣之船通行，但開橋有定期不誤交通。這日不在定期時間因戒嚴而斷了橋，膺白到橋邊而路不通，他出重價僱船渡河，及時趕到。這一次，他對眾公開自承是革命黨，以書生面目代表革命精神，與眾相見。 我們都以為五四運動是從政治運動而到全國性的新文化運動，我們兩人都不會寫白話文，但膺白的文言文已甚通俗。我們以為寫白話不是使文字降低，而要使語言提高。中國的文言文似不講文法而實有文法，語言則有條理的人甚少。我們都隨時想打破舊壁壘，但亦很留戀我們以為是的舊包袱。我們都有宗教意義，而始終不能迷信，因此舊書里的「天理良心」「心安理得」是我們無可如何中的自修尺度。膺白在這時已認識太虛和尚，但他們不談出世而談人生。中國人有一種觀念，不在新文化運動標題之列，而必須掃淨的「封建觀念」，我們覺其習氣難除，影響至大，二人都十分努力，跡近怪僻。我們解釋封建觀念，為勢力之空間擴張，與時間延長，私心因此不能已，權利更放不下。 五四運動的爆發，由於北京大學生攻擊政治，火燒趙家樓某總長住宅，集矢於安福時代交好於日本的人，帶頭開口的實是比我們前輩的汪伯棠（大燮）先生。幾年來，伯老每次由京到津，必通知膺白，膺白必到日租界秋山街其家相晤，每晤必談數小時不已。嘆息安福系坐失機會，不乘歐戰圖自強，而反專事內爭；不乘金賤銀貴之時以興工商業，而反借折合大虧之日本外債；不乘勢脫去帝國主義者所加我之枷鎖，而反陷溺於野心勃勃之日本。他曾促伯老注意：英日法間有默契容日本在東方之坐大，指出其所見到的蛛絲馬跡。蓋自在新加坡見到日本海軍的陣容，知日本將以日英同盟故，代英國維持其在遠東勢力，知日本必在未來之和會索其代價，而中國不自振作，必為犧牲。我還見過膺白給伯老的信。在《戰後之世界》書中所提致某當局書，即是伯老。伯老是這時期內閣中，膺白惟一見面之人，見面均在天津。一次兩人談到焦急無法，伯老頓足言：「老段跟又錚真是前世一劫。」這是杭州人最懊惱時一句怨話。老段即段祺瑞，又錚是段最信任之秘書長徐樹錚，與膺白在振武學校同班同學。當時安福系當政新練參戰軍邊防軍將領，亦大半是留日同學，然都未相見，膺白與徐又錚僅民五（一九一六）歸國後初到北京見過一次。九年後段任臨時執政，事先一再表示不再重用安福系舊人，然安福系大半一一出現。最顯著未出仕之一人為徐又錚，在段任臨時執政初期，他週遊海外，是公家所派抑私費旅行我未得知。他歸京後，一日到糖房胡同我家，與膺白談數小時甚歡，事後膺白批評他不復如從前驕氣，甚進步，甚有條理，這是他在廊房被刺前一日。冤哉！怨乎？這種冤怨相報，我們一向反對，俟其失勢而後報之，更為可鄙。唐少蓮先生時為膺白秘書，是同學中最忠厚之人，報告聞有長途電話到京取上將禮服入殮，膺白為之嗒然若喪久之，與少蓮先生唏噓嘆息不已。 膺白識汪伯老是在日本讀書時，伯老為駐日公使，一次膺白得到有關軍事的重要書籍，恐為警察注意，乘雨披雨衣挾書徑入使館，請見伯老，陳原委。伯老曰：「此國家之事，請放心，必負責。」不但代為保存，且代為內運，由此相知。同學中後有知其事者，許膺白之機警，不知成就其事者實為伯老。民國八年（一九一九）五四運動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巴黎和會，我國代表不知中國政府曾與日本有密約，允其在山東築路，迨日本代表宣稱其事，始來電問。伯老時為外交委員會主席，接電問有無其事，座中某總長垂首認其事，伯老憤極，謂必須通告國人，喚起覺悟。據此，前輩的愛國熱誠與膽量，豈少於吾輩？伯老寫的字與嚴范老一樣工整拘謹，民國後一入仕一不入仕，其提攜後進無界限，甚相似。膺白一生親到船埠設祭，視靈柩登陸，只伯老歸葬杭州的一次。民十四（一九二五），吾家在北京香山，伯老曾幾度來做客，每住旬日，膺白在廊下散步，他端椅坐在一旁與談。膺白出門則與我談，談過幾點對歷史的懷疑，老人見解之新，使人折服。伯老亦是一個居家持身極嚴肅之人，夫人早故，未續弦，家僅一子一媳。在我家他很快活，出入一小僮相隨，吃素，廚子有時未備全素之菜，他欣然隨意吃肉邊菜，不讓我起來張羅，一面說：「好的！好的！」碗飯從容而盡。他的相貌與日本的犬養毅氏相像，日使芳澤謙吉的夫人是犬養毅氏之女，一次托人來照他一張相去。不記是哪一年〔似為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黎黃陂要伯老組閣，伯老要膺白長財政，黃陂另已有人，膺白自動向伯老請退。過了幾時，一日伯老遣價送來一包字畫，附函曰：「家藏浙省先賢遺墨轉以相贈。」字畫共十種，我只記得一幅奚鐵生的花卉立軸。這些，都在抗戰時與其他朋友相贈，我一併獻之國庫了。 我們在天津的幾年是一生最快樂時期，有時兩人同埋頭斗室，有時分道努力。膺白對學生運動是贊成而又反對。上面述過他請蔡孑民先生勸學生回到讀書之路，他自己被請到學生聯合會講演，或學生到我家訪他，都如此說。後來我們知道，開會和講演，政府都派有人旁聽，他們說膺白是當時被認為簇新之人，許多話若出於別人之口，要給青年們噓下來的。吾妹性元參加遊行講演，她還在女師預科，我問她講些什麼，她告我同學們均就地取材，見十字路口崗警，對汽車伸臂導行，對黃包車則喝聲「打住」，即責以欺貧媚富等等。我問膺白如何貢獻青年們，她說，他勸他們要積極向國人解說國事，民主國的民要爭一張選舉票，天下為公，選賢與能，這選的權在吾民，有了選舉權而後，千萬要認清事和人，不可盲投，投下去國家性命攸關。然若對國事沒有真箇認識，即有選舉權，亦將不知如何投票而不錯，故增加學問、知識、修養，是愛國必經之路，豈有不用功讀書而能得之者！故愛國要緊，讀書也要緊。他的話大概是這一類。 我調停過一次女師的大風潮。一個國恥紀念日，學生要停課請名人講演，校長說，愈是國恥愈要多讀書。學生自由不上課，校長到宿舍一一催喚，此來而彼去，講堂里終空無人，校長牌示開除全體學生，限期出校。性元歸來，我知其事。校長的話本不錯，而這舉動有點冒失，女學生本地沒有家的將如何？我請膺白往訪教育廳長王叔鈞，婉諷齊校長璧亭轉圜。我是家長又是校友，我們集合在津校友出面調停，請校長收回成命，學生立刻回校上課，表示悔過。爭執的一點是校長要學生先寫悔過書，後來由校友會請求先回校上課，而後補悔過書。事實上，雙方氣都平後，悔過云云即不再提起。為這點，我幾乎和一個十分要好的朋友陳蓮峰發生誤會。蓮峰其時任女師舍監，她看得同學們不要讀書，鬧得太不像樣，而我則自己是鬧風潮打抱不平過來人，雖然鬧得不同，不免同情少年。師生要每日面對，授受學識道理，非如法官問罪，白紙黑字寫悔過書，何以為情？這是我堅持後補的用意，實系消弭於無形的方法。教育廳已很了解，校長不至於過分，別人沒有知道，我則胸中已有數。卅年後我在上海，遇到其中的一人，我不認識她而她記得我，見面還提此事。 （原載《傳記文學》第五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