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云回憶 · 一一　遷北京

膺白從肇慶回滬，我們決定搬家北京。我們選擇北京居家的目的並不想與政府生關係，當時心思甚簡單，流浪生活已久，渴望要一個自由安居的家。我與膺白都不大喜歡上海。環顧生活程度不甚高，動靜咸宜，城內郊外有山有水，而是完全中國風味的現代都市，我們所知道的，除杭州外要算北京。北京以政治故，文物均集四方之英，非僅一州之所有，若不自尋煩惱，實為理想住家之地。這些，或者有因後來經驗而倒補出來的理由，然當時印象大概如此。我們惟一較積極的目的，為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到北京時所得觀感，無論南北之見、新舊之見、官僚與改革之見，都是精神融洽之梗，非一朝一夕可以消除，要借日常生活與友誼接觸，而漸漸了解。我們二人，地方觀念、派系觀念都不重，有志於此，願在北方社會做北方百姓。這點想法，雖然過於天真，後來我們在天津幾年，差不多都做到的。 北京的新政府是繼承舊法統。袁世凱做了四年總統而要做皇帝，在龍袍寶座已經備好，封爵已出，御製的各地勸進書紛至之時，忽然民四（一九一五）十二月廿五日，雲南一聲起義，蔡鍔提一旅之眾，直入四川，全國景從。本來袁氏稱帝以前，北洋軍隊和他的心腹文武，已滿布全國要津，只余西南一角，地僻力薄。他用極相信的一個心腹陳宧做四川將軍，足以鎮懾。蔡鍔率軍入川如破竹，各處響應護國之際，陳宧亦電袁請取消帝制，這是袁所萬想不到，痛心的致命傷。袁取消帝制而仍為總統，以後的爭持是護國軍要他退位，由副總統繼任，而他和他的家族左右尚思戀棧。袁世凱是一奸雄，他是不肯示弱的人，無路可走，稱病，中西醫藥雜投，如此內外夾攻而忽然病死。他死，順理由副總統黎元洪繼任，除通緝少數帝制餘孽，一切實力還都在北洋系軍人之手。北洋系軍人有三個巨頭，人稱王龍、段虎、馮狗，以狀其性格。王士珍無政治野心，後來常在緊要關頭暫維局面，或任和事老。馮國璋不過貪俗，做江蘇督軍後做總統，沒有自命不凡的抱負。段祺瑞在辛亥革命時，曾領銜將領勸清帝退位，事系受袁氏指使，然袁氏稱帝他不贊成。後來還有一次張勳擁廢帝復辟，跡近兒戲，是他就近討平，以是有三造共和之稱。他長陸軍部有年，舊例，對後輩陸軍學生可看作門生。他的性情有點剛愎，對民國由革命而成的觀念甚狹窄。他與北方很多人，都以為民國是由北洋許多識大體的軍人，請清帝讓位而成的。 袁世凱去世以後，繼任的黎元洪，有人稱他樸厚，有人評為庸俗，然他身邊亦頗有能文之士。袁欲稱帝，封他為武義親王，他沒有接受，這點頗得護國軍的好感。黎為總統，段為國務總理，大權由總統府移到了國務院。為召集舊國會問題，段第一表示異議，護國軍爭持而卒召集。這箇舊國會即是民元（一九一二）所選出，民三（一九一四）為袁所解散的一個。由民意言，距選出已五年，且程度不齊，很少可以真正代表民意。以法統言，比後來的所謂新國會到底合法。 段祺瑞內閣里有國民黨參加的三部：農商（谷鍾秀）、司法（張耀曾）和半個財政（次長殷汝驪）。前二者總次長均國民黨人，後者只一次長。當時各部均只一總一次，而財部有二次長，其一實為鹽務署長。這個政府，總統府與國務院之間關係如此，國務院內有一部分國民黨人，還有一個國民黨議席占多數的國會，國會有八百個議員，其不平伏而參差可以想見。人情偏袒弱者，黎雖非革命嫡系，而國會與他自較接近。府院之爭，國會是袒黎的，亦即國民黨在黎的一邊。我這裡所言國民黨，還是民元宋教仁奔走所成的黨。 有人以為討袁護國是南方，南方是革命黨，亦即國民黨，並不全對。護國第一軍蔡鍔是革命黨，亦是梁任公的學生，他首義發難，經過極艱苦，而任公以文章反對，實開其先。任公且親到西南，他是進步黨即世稱之研究系。蔡之參謀長石陶鈞，則即上章所述先我離舊金山，而在美與克強先生同處之人。護國第二軍李烈鈞是很顯著的革命黨。當時，凡同盟會同志皆自以為是國民黨，不一定有形式。浙江為護國第六軍，主持的人曾否入黨，我未注意。據我所見，反對帝制而護國，是「人自為戰，人同此心」的一件事。 我們在滬準備搬家時，入閣和國會的朋友們都已紛紛北上。我不知平常本省對本省籍的議員如何照顧，這次浙江是似乎很負責任的。北上的朋友們都勸我們早搬，我們托在京的親友覓屋，來信說覓屋甚難，議員有如此多，文武新官亦不少。帝制餘孽僅通緝為首若干人，並不甚嚴，本人向天津租界一走了事，家眷不必全動，屋不空出。留在香港讀書的熙文已經放假回來，我們急於在秋季開學前搬好家。松江一個族兄來說，松江的中小學辦得認真，比上海好，幾個侄孫女可與熙文為伴，本學期何不在松江入學，有本家照應，則搬家不必如此急。膺白在亡命時，曾自教熙文功課而不克持久，他覺得疏忽熙文學業已久，想到北京好好開始，不再移動。我亦堅持這次是真姓真名之家，要合家同住同享。民五（一九一六）的八月中，房子實尚未定，但已在進行，我們將行李交輪船運至天津，三個人和小狗「跋涉」坐火車到津。「跋涉」是我們新添的家當。膺白有犬馬之好，我雖不喜，勉從其意，到站由熙文牽蹓。 到天津後，商定膺白獨先赴京，接洽租屋，我們在津候行李到，入京進屋。不數日，來信言屋已租定，正擬入京，而膺白親來接我們，我知他甚忙，此舉似可不必。他拿出兩份電報給我看，是二妹性仁發來，由絨線胡同殷鑄甫先生轉，第一電言「父親病，盼速歸」，第二電言「父病系中風，由德醫克禮和江逢治二人診治」。膺白告我，他已電復性仁，候其續電，無續電，父病或已有轉機。他與我商，想不到此次未擔任職務而亦很忙，殷先生曾將電報壓住一個黃昏，待一件事畢而告訴他。他說，如果我能先到京，將家安頓好，決定熙文的學校，然後返滬，則可以從容多住，不須後顧，為日不會多，在他們則得到不少方便。倘我急於回滬省父，則由津折返，可少走一段路程，因此親自來面談。 此時一家尚在途中，實在還沒有家，連一個得力的老媽媽，已經在我離滬前，回到父親家裡。搬家和用人，我在與不在將大不同。我對事務並不能幹，但這次是需要我的時候。去年在美，我要回國奔喪省親，膺白十分同情，讓我遠走，此次我不能為他們作旬日稽遲。我答允先入京安排家事，並催促即日動身。我們搬進翠花街住屋的第一日夜半，接我父親去世之電。嗚呼，距我在滬叩別不到半月也。我匆匆復返滬，租界章程，三日內必須出殯，我到滬之日，父親已停靈錫金公所。由周家寄父的關照，公所特將三間房打通成一間，父親停靈之處如大廳一樣，衣衾棺木喪儀，均由寄父母指示弟妹，不絲毫疏忽。後來君怡獨自坐船運父親靈柩回里，亦由周家老家人蔣兆元到碼頭照料。父親去世，母親服尚未滿，寄母想起俗禮，喪不加喪，夜間電話通知老媽媽，告弟妹等先除服而後再成服，一切周到仔細。 我回嘉興奠母親之靈，去年我為奔喪歸國，實未回過嘉興。這次在嘉興，我們手足共商家事，決定父親開弔期在次年清明，屆時膺白當可同我南歸。君怡在同濟開學期近，我們不可久久沉埋在這傷痛環境，應快快努力前程。性仁最有擔當，母親喪時，她在悲痛中記得母親合意的一件綢衫，親手改作母親入殮時貼身襯衣。這次她願意留在嘉興經營父母葬事。我要性元跟我北上讀書，周老媽媽再到我家工作。當我提議性元北上時，尊長中有恐北京習氣，於性元教育不宜者，亦有慮我行蹤甫定，憑空添一弱妹，照看不易者。七嬸表示妹在嘉興，她可照料。七叔已故，七嬸自己有兒女未成年，如何再加重她責任？我同性仁說，父母葬事了後，即性仁亦宜離鄉外出，則性元一人將如何？父母一生最同情失怙恃的孩子，我與性仁幼時，常受教訓，退讓而友愛父母不全的叔伯姊妹，如何委沒有雙親的弱妹於他人？至於我在北京的生活，縱不能如父母那樣振作，亦決不至於腐化，遂決議帶性元同行。 我們去謁見外祖父母，繼外祖母已病癱不能動，這年冬天與外祖父相差十日先後去世，這次是我最後一次謁見了。性仁在嘉興經營父母葬事，嘉興風俗下葬在冬天，還要顧到附近鄉人的風水迷信，有許多麻煩之事，大寒天她親自在墓地。在嘉興，男人辦這類事都有點為難，她那時還不過二十來歲。我父母墳上，有一地主留下來的廢冢，答應搬去而未搬。我手足看法相同，雖在地下，何必不容人？父母的意思定如此，一直沒有動它。 性仁有疑難，向外祖父請示，外祖父去世，則請示蔚南五外叔祖，她就住在五外叔祖家，尊長都愛護有加。外祖家、五外叔祖家和我父母家，本住在一條街上。性仁去看外祖母，一日外祖母叫她走近榻前，手不能動，神志很清楚說：「二官，安姨你照應點！」敬安姨母比性元大不到一歲，是外祖父母最小的女兒。這時我母親已經去世，而年長的舅姨們均不在嘉興，舅敬中與姨敬和遠在法國。性仁記牢外祖母的話，常常同我提起，我們想性元的前途，必同時想著安姨。我生平沒有做過媒，獨安姨與楊公兆丈婚事是我撮合。兆丈系君怡同學好友，始終稱我大姊，安姨通信，稱我「長小輩」而自稱「小長輩」。她的手巧極，自建築圖樣至各種裁剪均不學而能，今雖地角天涯，我還看見過報上一段性元的文章，記述安姨所設計的各種「人型」展覽。性元三子皆患軟腳病不育，生第四子時，從醫院即將孩子送安姨家。因為小著兩輩，不能寄名，故稱「公」和「婆」，公和婆寵愛這孩子如己出。這孩子今已屆成家之年，安姨夫婦帶到他能走，將上學而後回家的。 外祖父有一次出門遺失一件東西，老人同小孩一樣，盤旋不肯說出。被性仁知道，走去安慰他，外祖父想不到性仁已經這樣成熟，眼淚直下，不出一語，只呼「聲寶、聲寶」。「聲寶」是外祖父叫我母親的名字，他一時拿性仁當我母親看。 我的確亦曾顧慮到性元在我家有不便。曾函商天津競存女學校長陸幼峰君，幼峰是我同學。競存規模不大，有點家庭式，我過津曾住校做過客。競存出身的學生，大概無問題考入女師。女師是我的母校，職教員中有好幾個是我同期，我希望性元將來進女師。我與幼峰商，性元住宿競存，她年僅十一，不懂國語，新遭大故，周老媽媽是從小帶她的人，我請幼峰暫用作校工，若不在預算之內，工資由我另付。幼峰迴我信說：當視吾妹如其妹，而不允用周老媽媽。我雖終攜性元直到北京，然感激幼峰之不徇情。我平常議論堂皇，而輪到自己，即要求如此通融！與幼峰友誼始終如一。 我為搬家與父喪，一個月間，往返南北兩次。將離滬時，到七浦路周寄母處辭行，寄母囑大妹婉青陪我到克禮醫生處配方吃藥。克禮醫生握手即言我有熱度，試之果然，囑快快回家休息。婉青一路埋怨，她疑我發熱已不止一日，還趕來趕去，稱我是個蠻人。我回到七浦路即住下，到退熱，醫生許我動身而行。 一個家甫成，而一個家則散，父親最重祭祖，即避亂倉皇，不廢禮。初搬上海，性仁忘攜香爐燭台，父命開燈，用碗米炷香成祭。而父母之祭，則中斷十二年，至吾弟君怡成家而繼續。君怡結婚，由禮堂回其一樓一底之家，先祭祖。弟婦的母親應家姻伯母預先關照弟婦，祭祀先請大姊，大姊不在場則請二姊。我三姊妹讓家婦先行禮，均樂。君怡喪其長子，生五女而始得一子。我常勸說，我們這一代不應再有男女差別觀念。對父母，則盡父母之禮也。 我到北京，急急安排熙文、性元二人的學校，沒有功夫拜客，其間大大得罪了一個朋友。這朋友在爪哇教書，嫁一華僑，這華僑不是巨賈而讀過中國書，夫婦二人回國謀差，住在同安會館。北京的會館很多，是同鄉人組織，便利同鄉人，不需房租。會館的規模不同，依這一鄉人在京的資力而分，大體皆不差，這是舊社會的互助精神。同安是閩南小縣，亦有一個會館。住處雖不需租金，伙食當由自備，夫婦二人謀事甚急。那朋友尋昔日師友，有人告訴她，這個新政府里有我家許多熟人，找我當最有辦法。她來信約我見面，我在匆迫時回答，稍緩再約，來訪，門房告訴她我不在京。她以為我勢利不念舊人，將我去信退回，附了一紙罵我。我去道歉，說明一個月間所遭遇，她始釋然。在北京居家，受託謀事，是最苦最為難一件事。 翠花街的屋不過一個中型四合院，因我家急於要屋，屋亦乾淨，以月租七十元租得，當時不算便宜。上房有五間裝有地板的屋，向南，和一塊鋪磚的四方院子，最是合用。在花市買得盆景，夾竹桃、柑橘之類，皆耐久不費事，菊花種類尤多。北京有靠種花為生的人，亦有真能賞花的人。家裡有幾盆花，不算奢侈。我參觀過「花農」的地窯，冬暖夏涼。想去而沒有到過供給首都蔬菜花果的郊邑豐臺。我們住定下來，已在秋冬之際，故第一期買的是耐寒之花。這樣本地風光的四合院，我還是第一次，很喜歡它的安和靜，很坐得住。北方少雨，常年陽光，負暄廊下，更屬樂事。其不便處，傭人更多。我們後來搬天津住新式樓房，只用男女工各一，在北京則加倍尚嫌不夠。 中央公園是我們差不多每日必到之地。民國以後，真箇還給人民之物，不論其為點綴市容或為大眾享受，這公園要算一件值得大書的大事，一天不知有多少市民進出，無須門票。那時的內政部，是袁政府時代的，功不可沒。北京可流連處甚多，而公園則在中心，本是皇宮的一部分，貼近所謂「三海」。民國後清帝仍居宮內，即後來故宮博物院所在，是從前的「大內」。三海作為總統府，此外有定期開放的「三殿」等處。惟這公園是政府經營而人民享受的，內中亦有飯店、茶肆、球房商營之物，而花草樹木是政府管理，管得甚好。我們最喜歡一入大門即見的柏樹林，干逾合抱，而樹甚矮，三四百年北風吹來的流沙，掩蓋了地面樹幹的一部，故成了矮胖子。後面亦有一大片松林，早晨常有人在林下打拳練武。春天的丁香、海棠、牡丹、芍藥，亦皆分林分圃，不怠人工。膺白每天要到一家球房打球，現在稱為保齡球，那時都稱「地球」。他不但是那家球房的常客，還是發必中的選手。可惜他沒有尋著一人與之對壘，可憐我不能不勉強湊數。他的球如射火箭，我的球如踱方步。球房雇客中常常只我一個是女人，覺得這玩意甚拘束。近年美國這種球運大興，在各種球戲中居第一位，女人不打壘球足球，而參加這種球的很多。在影片中所見選手，分數不比當年膺白更多，而我若遲生四十年，亦還可以加點勇氣而充數的。 陸軍大學將畢業的一個楊君，要賣掉他兩匹馬，希望用他的舊馬夫王七，膺白如條件接受過來。一匹專作坐騎，一匹兼拉車，那時我們出入有一輛馬車。坐騎和拉車性質不同，王七頗持異議。林烈敷（競）君從西北旅行歸來，他是江南青年中第一個有志於西北，隻身游新疆的人，除他的《新疆旅行記》，還帶回他的一匹馬「崑崙」。後來他不得已必須賣馬，希望保留「崑崙」名字，膺白亦照議接受。像林君這樣志願，我如今看美國西部拓荒影片，如果在美國，不是為國家開疆闢土，亦可為個人發財致富。膺白有機會總想助成這種志願，無奈除開英雄主義率師遠征，很少有人注意到邊疆民族和社會的人。廿六年（一九三七）抗戰初期，我在莫干山辦臨時中學，星期日請在山避難的人為學生演講，曾請林君講西北情形，講到親切時，他繪影繪聲，幾乎趴在地上學他們的拜。膺白曾經介紹林君於馮玉祥，開發西北，惜因時勢未能久於其事，中國像這樣少年有志而忽忽老去的人不知多少！我寫稿時，尚接林君來信饋食物，覆信時告他：「寶馬崑崙，已入拙稿。」現在林君已去世有年了。 我們在北京第一段時期是騎馬、打球、跑公園，是亡命生活後的反動，自以為無拘無束，而且免俗，究竟是無業游民。膺白是民國第一批發表的陸軍中將，那時的將官人數還甚少。二次革命後他的軍銜被革去，黎元洪繼任總統後又明令恢復。俸由本省支付，閒員俸有折扣，浙江省政府月寄三百元，北軍入浙後亦未改，直至他後來入閣改文職為止。這點收入，家用已足，由我經手，有時積得剩餘，供我二人隨願之捐款。手邊還有一點錢，想投資實業而都不懂。我們有兩點原則：一、不願在錢的本身上盤重利；二、不敢利用別人之款，怕對不起人。如此，只是小本經濟。書箱裡檢出在巴拿馬博覽會所得各種小冊子，當時膺白最喜歡看的，農產加工和節省人力的生產機件。中國的人力雖便宜，但人是最不易安排的東西。這時我有兩個堂舅在北京，五舅湛侯對農業極有興趣，而還在陸大讀書，他自己後來辦農場事必躬親，不勸我們外行人貿然放手。三舅仲勛能計算，但他的興趣在金融而不在經濟。談來談去，未有結果。為種葡萄，買了煙臺張裕公司各種紅白葡萄酒，張裕的出品永為我們自用和宴客之物，直到其歇業為止。人工孵雞的小冊，後來還帶到莫干山，其時美國已經不知有多少更新的發明了。 浙江本省地醜德齊的幾個人不相融洽，招致北兵入境。北京的政局亦是人事多於政治。一日，浙籍議員宴客於畿輔先哲祠，主客合起來有好幾桌，主人不全認識所請的客人。膺白是客人之一，而他認識每一個遠來的客，這天多喝了酒，大醉。想起了許多舊事，如英士先生當選浙江參議員，他勸其如約出洋，在宋案發生前不久，此時已經成仁。最遠的來客廣東姚雨平先生，辛亥時率領粵軍，曾在徐州和膺白同住一室，隔壁是豬棚，豬叫不能成寐。許多故事湧上來，他醉後大哭，攻擊政治。起初有人以為他借醉演說，後知是真，打電話要我去接他回家。我和仲勛舅及族侄堯年，三個人去把醉子哄回家。俞寰澄（鳳韶）先生是席中人，次日一早就來看他，在《感憶錄》文中曾提起這事，俞先生其時為中國銀行副總裁。 這年十月底的一日，是我們結婚四周紀念，年來僕僕風塵，無暇記到此日，這天我們預定往西山玉泉。忽接黃克強先生逝世之電，電由誰發已不復記憶。膺白不勝悽然，意欲南下參加喪禮，即將皮包內我的行李取出，罷西山之行，而匆匆趕到車站。去年此日，我在太平洋中船上，今年他在南行車上。我失雙親，他喪良友，皆屬可悲之事。 我們初以為在北京不做官，即是在老百姓一起，而實不然。我們往來的朋友都與政府有關，不但膺白，我的師友之家亦然。北京社會，就是在政府的人，和供養這些人的人所合而成。即教育機關，年年畢業出來的下一代，亦要在此中謀出路。這些，我們後來雖司空見慣，此時還屬茫然。 有兩件事，中產以下家家受影響，而時時發愁。其一是「中國」「交通」兩銀行的鈔票在市面貶值打折扣；其二是財政部開始不能如期如額發出各機關的經費。粉飾太平，帝制揮霍，與調兵遣將，三四年已將民二（一九一三）得到的五國銀行團大借款吃空了。護國軍起義以後，袁政府命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中國當時有三種銀行：其一是外商銀行，其二是民營銀行，其三是官商合資銀行。中、交是第三者，政府以為有權可及。當時中國的幣制系銀本位，發鈔票，而庫存有法定之現銀，隨時可以兌現。發鈔票不止中、交二行，外商及民營銀行準備充足者，都有紙幣流通市上。袁氏命令中、交兩行停止兌現，可以增發紙幣，信用一失，而中、交之票遂不復能與其他隨時兌現之票格相等。我們在北京，聽領薪之人，計較搭中、交票幾成，商店標價，亦說明是否中、交票。此與後來抗戰後一般的通貨膨脹不同，即市面有價格不同之紙幣，而受者發者都有伸縮爭論之餘地。當時的中、交票，大概六七折、七八折不定。 我要提起一位膺白的朋友，當時上海中國銀行副經理張公權（嘉璈）先生，他與經理宋漢章先生議定，不奉令而無限制兌現。這舉動使上海人民不受損失，使中國銀行基礎不動搖而益增信用，足以打擊袁政府，而長護國軍聲勢。膺白從此與之訂交，二十年中，相助之事不一，而從不涉及私人利害關係。民十六（一九二七）後，國民政府與中國銀行間有相成相剋處，膺白屢在中間為雙方所責成。下面兩份電報，一為民廿四（一九三五）統制金融，公權先生被調離開中國銀行時致蔣先生之電，繫到莫干山請膺白代發，膺白在後面附加己見，說得極為婉轉，與他向來自己率直態度不同。至撤退「大陸」時止，掌財政經濟者為宋子文、孔祥熙兩先生，而膺白猶思為朋友委屈求全，他下筆時甚為斟酌。另一電是汪精衛先生請張為實業部長，而公權先生未曾從過政，不知應迎應拒。兩電皆膺白之稿，公權先生皆未見。公權先生為中國有數之銀行家，國際亦如此認他，膺白論他為銀行家中不營私產的人。他從此脫離中行而從政，似乎喪職得職，為國家則是可惜的。民五（一九一六），中行卓然有樹立，民廿四，中行交與政府，皆在公權先生手。故將史料提早二十年，加入此節，似不兀突。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頃接公權兄電稿一件，彼因無密本囑代拍發，文曰「委員長蔣鈞鑒：前在首都親承訓誨，歸後秉承孔部長會同各銀行，設法安定市面籌劃財政，雖金融未見寬舒，幸未發生事故，堪慰廑系。孔部長屢以中央銀行副總裁相屬，只以璈與中國銀行歷史悠久，即時擺脫，深恐影響行基，躊躇未決，奈孔部長一再敦促，因思當此經濟國難時期，苟利黨國，捐縻在所不惜。顧又慮在金融尚未安定以前，設以個人進退影響行務，間接及於財政金融，益增鈞座焦慮。萬不得已或由璈暫行兼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一俟渡過難關，再行完全擺脫。曾將此意婉陳孔部長。嗣晤宋部長，承面告鈞意，欲璈即時脫離中國銀行。鈞座既有此意，璈無不唯命是從，不日當即辭去中國銀行總經理職務。好在宋部長已允擔任中國銀行董事長，主持尤慶得人。自惟庸鄙，中央銀行關係甚重，深慮不勝重任，辱荷知遇，尚祈電示方略，俾有遵循。再孔部長傳諭囑璈與達詮作民相機赴日一行，現已函約一日友來華，先探詢彼方經濟方案內容，再行請示核奪，合併奉陳。嘉璈叩」等語。按上述電文，張對此次調任中央銀行似已別無異議，惟彼致兄函內有：銀行服務過久，精神倍感痛苦，早有相機別謀之意。此次以總易副，尤覺對中央行務，無從抖起精神去做之語。言外之意，似尚不免有面子觀念。查此公自九一八後，態度尚稱得禮，在滬言論，時以應擁護中心勢力以渡國難為主張，自去夏牯嶺返滬後，對於吾弟認識尤深，故如弟意決調彼往中央銀行者，逆料彼必遵辦。但兄意猶有顧慮值得事先審慎者，即在平時個人易一地位本屬極平常之事，然當此金融界極不安定之際，彼與中國銀行有廿年歷史，該行又非一基礎未定之小行，操之過急是否相宜，此應審慎者一也。夫國家當此極度困難之時，對於金融自不能不謀相當統制，但統制亦自有其道，兄對此類事項平素較少研究，向不敢謬參末議。自白銀問題發生後，不得不搜集各種材料略加研究，覺統制金融與其著重人事方面打算，不如著重方法方面之較為穩妥，此應審慎者二也。愚慮所及，不敢緘默，但不過對弟個人開陳鄙見，借供裁奪時之參考，極不願為外人道也。還乞察照為幸。郛叩。（廿四、三、廿七） 重慶蔣委員長勛鑒：公權昨忽來山，談一小時即匆匆轉京，謂汪先生電約赴京擬勸其就實業部事。彼因中央銀行問題已極困難，忽又發生實部問題，實令彼莫知適從，特來商榷，兄因不知內中詳情，未便妄參意見，僅勸其斟酌取決而去，特再電達參考。弟對此意思何若，能從速示及，或可稍稍代為授意也。郛叩。（廿四、四、五） 本稿寫畢，以此節寄公權先生看，得其回信，且承同意發表，故將原函錄在卷首，以代序言而相作證。